法律热点问题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法律热点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与公司法、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环境法乃至国际法都有一定联系。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且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热点法律问题。法律纠纷通常发生在两方主体之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而言，这两方主体一般是企业法人和企业利益相关者。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第一篇：法律热点问题论文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热点及内容分析

摘要：从文献计量与内容挖掘的角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CNKI数据库中图书馆法律领域4289篇文献进行作者合作关系网络、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并结合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梳理出图书馆法律研究领域30年来的整体变化趋势、核心作者和研究团队、科研机构等外部特征，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用以揭示我国图书馆法律研究的主题内容和发展趋势。结论显示，该研究领域仍要加强作者、机构、学科间的深度合作，跨界协作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研究主题以六个方面聚类，借助多维尺度分析进一步探讨各研究主题的发展方向，为促进图书馆法律事业发展提供相应指导。

关键词：图书馆法律;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热点

图书馆法律研究一直是图书馆界与相关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前，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与公共文化法制环境不断完善与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颁布实施，逐步健全和完善了新时期文化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作为党的十九大之后颁布的首部文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是第一部国家层面上的图书馆专门法，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图书馆立法实践与探索道路的肯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法律落地的背后是图书馆界与法律领域专家学者对图书馆法律框架、图书馆政策体系、法治环境、图书馆设置、运营、服务、保障等相关议题做出大量基础性研究。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立法前后30年图书馆法律主题文献进行研究，从文献计量与内容挖掘的角度梳理图书馆法律领域的研究脉络，利用关键词共现网络、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主题聚类分析及多维尺度分析揭示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内容与热点问题。

1研究数据与方法

1.1研究数据

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以“图书馆法律”为主题，检索时间设定为1990—2020年，文献来源类别选取中文期刊，共检索到4476篇文献。为保证数据的可研性，剔除了书评、会议纪要、人物访记等与图书馆法律主题无关的文献，最后共筛选出4289篇。

1.2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对网络关系结构及属性进行量化的一种研究方法。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文献的作者、机构、关键词等文献外部特征提取相关数据，从文献特征关联角度建立关系矩阵并构建相应的社会网络图谱。根据网络的整体特征及中心性、层次聚类、多维尺度分析的具体指标来分析图书馆法律领域的发展态势、核心作者与团队合作、高水平科研机构等情况并结合文献内容特征分析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2图书馆法律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

2.1时间分布

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献数量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主题领域的研究状况与趋势。为清晰展示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特点，利用Excel绘制出1990—2020年以来图书馆法律主题文献的时间分布图，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该研究发文量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上升、衰退回落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缓慢发展阶段(1990—1999年)，这一阶段研究热度较低，整体趋势缓慢。文献的年发表量均未超过50篇，年平均发文量仅27篇，说明该主题关注度并不高，尽管如此也有学者意识到图书馆专门法律的缺失对图书馆发展产生制约，引发了对图书馆事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关注。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4年)，这一阶段的发文量从2000年的91篇激增至2014年的296篇并经历了2次(2010年、2014年)較大峰值。期间经历了图书馆立法启动(2001年)、立法工作停顿(2004年)、立法工作重启(2008年)，从研究《图书馆法》(立法规划二类项目)到研究制定《公共图书馆法》(立法规划一类项目)。图情界对公共图书馆法涉及的思想、理论、学术、方案等方面开展支撑研究，对图书馆法基本问题和重要制度开展专题立项，研究成果丰硕。

第三阶段衰退回落阶段(2015—2020年)，这一阶段发文速度明显降低，由于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8月，2020年的发文量并不完整，因此认为发文峰值出现在2019年。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相继出台，虽然发文数量下降，但是受中央政策影响，对公共文化服务和全民阅读的立法相关研究仍是重点关注内容，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开发等主题热度依旧不减。此外，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法》引发了公共图书馆法研究的新一轮热潮，2018-2019年的文献主题多集中在具体法律内容的解读、评价及法律社会影响分析等为主。

2.2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利用Ucinet6.0构建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图。如图2所示，图中节点代表核心作者，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大小及连线的粗细代表合作的紧密程度。从图中可以发现，该研究领域共形成7个主要合作团体，团体合作较为紧密的是陈传夫、冉从劲、周淑云这一团体，其次是贺延辉、马海群、王英以及王婷、张立彬这两个团体。其中陈传夫与冉从劲之间连线最粗，且数值最大说明两人之间合作最紧密，合作次数多且发文量也多。从子网类型上看，图中仅形成3种类型：单点型，共有34位作者属于该类型;双核型，指两人合作发表论文形成的自网络，共有10人两两合作形成5个双核型子网络;发散型，网络中有一个重要节点，其他节点均与其连接但不形成闭合的子网络，共有2个发散型子网络。此外，核心型，网络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其他节点均与其相连相对闭合的子网;桥梁型，某一个或两个节点是两个子网的两节点…，这两种类型的子网未出现，可以看出图书馆法律领域核心作者合作关系网络整体连通性较差，整个网络是以简单的单节点、双核型、发散性子网络为主，未形成大型复杂的子网且核心作者团体较少，各个节点间连接简单，关联性较差，可以看出该领域核心作者并未凝聚成具有规模影响力与引领力的合作团队。

2.3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对1990—2020年期间图书馆法律领域论文进行机构统计并筛选发文10篇以上的研究单位，共43家机构人选，如图3所示。研究机构分布主要是高校图书馆19家、高校院系11家、公共图书馆10家以及研究中心3家，分别发表310篇、300篇、211篇、55篇论文。

构建机构合作网络如图4所示，43家研究机构形成了4个机构合作团体，其中湖南图书馆与南昌陆军学院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形成三个双核型子网，根据连线及数值可以看出机构合作并不紧密。发文量排列前三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国家图书馆成为关键节点构成了合作较为紧密的桥梁子网，其中节点最大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中心性最强与之合作紧密的是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子网中合作最为紧密的机构是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对机构合作网络进一步研究可发现，机构合作以同单位机构合作为主，多以高校图书馆与高校院系合作具有合作对象单一、规模简单的特点。网络中核心节点辐射能力强，能够跨地域、跨单位合作形成复杂的合作子网，但是同时也发现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机构同质化严重，缺少法律研究机构参与合作。

2.4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利用关键词共词网络可以揭示学科领域的科学结构与演化趋势，揭示特定主题的热点研究方向和研究前沿。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并将原始关键词进行清洗后共得5143个关键词。本文选取频次在20次以上的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共71个，构建出71x71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而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5所示，進一步分析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的热点。图中节点大小与该节点度数成正比，连线粗细与节点之间的关联强度成正比。较大的节点依次为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与之紧密相连的是著作权、著作权保护、知识产权等节点，可见著作权保护一直是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的重点。密度是测量网络结构形态的重要指标之一，利用Ucinet6.0计算关键词网络密度，得出整体网络密度为0.295，网络密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网络越紧密取值越大，在实际网络图中能发现的最大密度值约为0.5，因此可以看出关键词共现网络中节点关系较为紧密，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热点比较集中，例如著作权、法律保障以及资源建设与服务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等。

2.5关键词网络中心性分析

网络中心性是根据节点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的差异判断其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及权力影响。中心性的度量指标有：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结果见表1所列，文章选取前10个关键词展示。

关键词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越大，接近中心度越小，说明这些关键词连接其他关键词的媒介能力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表中关键词图书馆中心性最强与其他关键词联系最为紧密，围绕图书馆延伸的关键词如数字图书馆、著作权、高校图书馆、法律著作权法等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关联性也较强，说明这些关键词是图书馆法律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对该领域内与之连接其它方面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具有较强的辐射性。

3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SPSS20.0软件进行层次聚类分析，绘制聚类树状图，如图6所示。聚类分析依据关键词关系远近进行分类，能够更直观展示高频关键词亲疏关系，从而得出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主题热点聚类。如图6所示，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热点可分为6类。

聚类一：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及策略。此类研究包含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法律风险、策略、文献传递、利益平衡、信息资源共享、高校、著作权问题、信息资源建设、数字化、法律问题共12个关键词。信息资源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及保存容易产生知识产权方面的风险。信息资源的数字版权症结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与版权保护的尴尬、传播影响力与版权价值的背离以及惯性消费与版权机制的矛盾三大方面。有学者提出应当从版权意识与管理制度内外完善、传播伦理与融媒功能交互制约以及渠道建设与数字技术契合三个层面有针对性地建设。网络信息资源方面应从公共政策、法律、管理以及经济学等多视角构建均衡的著作权利益关系网络的对策，从而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均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建立和完善涵盖图书馆法、标准化法规、知识产权法、出版法等与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相适用的法律体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学习、共建良好的法制环境是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聚类二：法律图书馆及法律信息资源研究。此类研究包含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网络、资源共享、法律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员、法律地位共8个关键词。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图书馆的发展与变革、法律信息资源服务探索、法律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法律图书馆反映了国家法治建设的水平，在法制建设、法学研究、法律实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律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当今法律图书馆发展方向，馆际合作促进了资源共建与共享。在法律信息服务方面高校法律图书馆以法律学科导航为基础，对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加工，围绕法律热点、焦点问题和科研教学重点提供系统、全面的法律信息服务。公共图书馆则与众多社会公益事业单位一样承担着普及法律知识的社会职责开展相应的社会普法教育。

聚类三：图书馆著作权相关法律问题及法律保障。此类研究包含信息安全、云计算、著作权保护、数字水印、数字著作权、数字图书馆、著作权、知识产权、数据库、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复制权、隐私权、公共借阅权、合理使用、法定许可、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环境共19个关键词。该类研究主要集中在著作权的侵权与防范、著作权法对信息资源的法律保护、技术保护等方面，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应用于发展，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问题与信息网络传播也不断引起重视。图书馆侵权主要发生在自建资源建设、资源引进以及资源利用与开发过程中的侵权问题。责任主体集中在图书馆、读者、数据商三者之间。也有学者从图书馆服务角度对图书馆镜像服务、参考咨询、网络链接、文献传递等服务过程中侵权风险进行研究，提出采取风险评估机制、利用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获取合法授权、著作权声明与读者教育等规避图书馆著作权侵权多种措施。《著作权法》自1990年颁行历经三次修改，图书馆界一直对著作权法保护保持高度关注并对图书馆涉及到的延伸性集体许可、“三步检验法”适用范围、孤儿作品、图书馆合理使用兜底、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如吉宇宽对图书馆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定许可规则的现实需求和法理依据进行探讨。韦景竹等人在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图书馆合理使用规则在对象、行为等方面都比较狭窄。石超对《著作权法》中“孤儿作品”局限性提出由国家版权局授权、国家图书馆统筹管理、构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相结合的救济路径等图书馆使用孤儿作品制度实施措施。技术保护方面，图书馆可以基于合理使用目的，充分利用接触控制措施和版权保护措施，实现著作权保护。如秦珂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与时间戳等核心技术应用于图书馆数字版权管理实现版权确认、版权交易、版权维权等重要的版权保护功能，开辟数字版权价值评估新路径等创新价值。

聚类四：图书馆立法研究理论基础及相关内容：此类研究包含读者、权利、法律关系、保护、法律责任、服务、管理、图书馆、立法、法律共10个关键词。图书馆立法工作一直是图书馆界关注的焦点，从2001年立法工作启动，直至2018年《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布，近20年立法经历，期间一度陷入停顿，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法律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不足。图书馆界意识到图书馆立法理论是立法工作的基础保障由此逐步开展相关立法理论研究，立足于解决立法进程中对立法架构、法律属性、基本原则、立法对象等方面的分歧。维护各方权益、保障社会大众实现公平正义的信息权利是图书馆法律的价值追求。有学者从图书馆各方权利表达的概念、形态、构成进行系统梳理。魏白莲认为“图书馆权利”体现的是一种服务理念，是捍卫读者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权利的价值理念。“读者权利”涵盖了平等获取权、知情权、隐私权、图书馆使用权、文献保障权等国家法律和图书馆赋予其利用图书馆的一切权利。法律关系是一切法律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中心问题，理清图书馆法律关系，也就从根本上建构了图书馆法律理论的主要内容。白永红从法理角度对图书馆法律关系的性质、主体、客体及内容等要素、概念等进行静态分析。韩淑举提出在国家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框架内对国外图书馆权利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移植实现中国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关联。此外，也有学者围绕立法基础、法律环境、法律实践等方面展开相应研究。

聚类五：公共图书馆法及阅读推广相关研究;此类研究包含读者权利、图书馆权利、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全民阅读、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数字化图书馆共9個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法作为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图书馆专门法在立法之初就备受关注，早在2004年立法启动开启了图书馆界对《公共图书馆法》基本问题和重要制度相关研究，2008年立法工作再次启动，汇集图书馆界全体力量围绕立法背景、性质与功能定位、设置与体系建设、管理体制绩效评估、读者权益与图书馆服务等相关议题研究涉及公共图书馆设置、管理、服务、保障有关的主要问题，为法律的框架体系设计和条文起草提供思想、理论、学术、方案等方面提供支撑。立法后的研究集中在条例解读、法人治理、服务体系、服务效能实施路径、权益保护以及《公共图书馆法》与其他文化法之间的比较等方面。2017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2018年颁布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法》也将“全民阅读”写入其中，与全面阅读相关的热点如虚拟阅读、数字阅读与移动阅读、阅读社区也相继展开。

聚类六：图书馆立法事业发展与法律体系建设;此类研究包含图书馆法、图书馆立法、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事业发展、法律保障、俄罗斯、有偿服务、美国、中国、日本、法律体系、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共13个关键词。研究集中在图书馆发展变革、图书馆立法事业发展、法律体系、中外图书馆法对比与研究。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图书馆的跨界融合、数字人文、智慧图书馆与智慧服务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向。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技术与人文共同推进智慧图书馆发展，新一代技术推动智慧图书馆实现路径不断升级，传统人文精神的融入增加了智慧图书馆发展的人文内涵。在图书馆立法事业发展方面，不少学者对中图书馆事业发展路径、经验与问题以及图书馆立法事业进程、政策体系、法律制度做了系统回顾与梳理。法律体系方面，构建以宪法为核心，以国家基本法律为指导，图书馆专门法为基础，图书馆相关法为关键，图书馆行业自律规范为补充的图书馆法律体系。在此框架下，学者针对性的对公共图书馆的阶层构造、图书馆战略规划及评估定级相关展开研究。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为借鉴国际立法经验对国外公共图书馆法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4多维尺度分析

利用SPSS20.0软件将关键词在二维空间中聚类，进一步揭示研究主题的发展状况与演变趋势，如图7所示。战略坐标图以向心度为横坐标，密度为纵坐标，x轴向心度越大，表明越核心，Y轴密度越大，表明越成熟。

由图7可知，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及策略研究领域主要位于第一、二象限。该领域关键词数字资源、文献传递、利益平衡、信息资源共享、著作权问题、法律问题位于第一象限具有较高的密度和向心度，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说明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研究状况也比较成熟。其余关键词虽处在第二象限，向心度较大，研究较为核心，说明与其他研究主题有广泛联系;法律图书馆及法律信息资源研究信息资源研究领域位于第二象限，其密度较高，向心度较低，说明这该领域研究已自成立一体被深入研究，但目前表现并不活跃且缺乏后续进展，所受关注较少;图书馆著作权相关法律问题及法律保障研究领域位于第一和第四象限，密度分散向心度较高，这说明该领域出于较为核心位置但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欠缺;图书馆立法研究理论基础及相关内容这一领域主要出于第三象限，关键词之间距离分散，与其余主题联系不强，若没有后续关注，则将沦落边缘位置，该主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共图书馆法及阅读推广相关研究位于第二、第三象限。全民阅读、阅读推广、图书馆服务出于第二象限，关键词联系较为紧密，但向心度和密度均不高，说明在图书馆法律领域中该主题研究并不成熟。公共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位于第三象限的其他关键词分布较为松散，该主题的研究成果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中后期，反映出该领域影响力不大，未形成主流的研究范式;图书馆立法事业发展与法律体系建设研究领域位于第三象限，关键词美国、中国、日本、法律保障较为紧密，但研究成果若不再累积则该主题影响力将逐渐减弱。图书馆法、图书馆立法、图书馆事业关键词内部联系松散、不稳定，在后续发展中易分解或演化成其他相关主题。

5结论与展望

图书馆法律事业前行发展一直是图书馆界孜孜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相关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利用Excel、ucinet6.0、SPSS2.0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4289篇样本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图书馆法律领域研究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上升已呈现逐渐回落态势，领域核心作者并未凝聚成具有规模影响力与引领力的合作团队，研究机构群规模较小，同质化普遍，辐射力不强。该研究领域仍要加强作者、机构、学科间的深度合作，跨界协作构建高水平研究团队。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及策略、法律图书馆及法律信息资源研究、图书馆著作权相关法律问题及法律保障、图书馆立法研究理论基础及相关内容、公共图书馆法及阅读推广相关研究、图书馆立法事业发展与法律体系建设等六大类别。这些研究类别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持续关注，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挖掘以期可持续发展下去。公共图书馆法及阅读推广相关研究需加强自身理论与实践应用，不断扩宽研究范围形成主流研究范式。图书馆立法事业发展与法律体系建设研究，该领域研究需围绕主题共性结合相关研究方向，逐步稳定主题内核，促进该领域成熟发展。

作者： 顾婷

第二篇：企业社会责任的四大热点法律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与公司法、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环境法乃至国际法都有一定联系。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且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热点法律问题。

法律纠纷通常发生在两方主体之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而言，这两方主体一般是企业法人和企业利益相关者。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会呈现不同的特征。依据利益相关者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法律问题分为内部法律问题和外部法律问题。内部法律问题发生在企业法人与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外部法律问题则发生在企业法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

内部法律问题相对单一，主要是劳工问题，即企业法人(或企业所有者)与员工之间的法律问题。它包括平等雇佣、生产安全、员工福利等，多数都是传统劳动法领域研究的范畴。对于那些采取股份制形式或者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形式的公司，还面临着另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那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下存在的问题，经营者受所有者的委托负责公司的经营和治理，他们应当如何处理对所有者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是此类问题的焦点。

外部法律问题则相对复杂，因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有许多，既包括以自然人或法人身份存在的供应商、客户、消费者、债权人等，也包括法律主体相对模糊的社区、社会、自然环境等。企业法人和不同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会存在一定的利益纠纷，从而引起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问题。如果是一家化工厂由于管理不慎，造成当地的水源污染，危害当地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那么这家工厂也需要对损害的发生负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是企业与社区、自然环境之间的法律问题。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范围很广，与公司法、劳动法、物权法、合同法、环境法乃至国际法都有一定联系。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许多值得研究、且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热点法律问题。

热点一：公司利益服从于股东，还是服从于利益相关者

这恐怕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最早也是最激烈的争论了。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目的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谋求除此以外的其他利益都是错误的。公司法理论也据此明确规定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所有人(即股东)的信托责任，如果公司管理层做了一些有违信托责任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是不道德的、有违公司法精神的。100年前，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准备在福特汽车公司中推行较高的员工福利标准，却遭到了其他股东的反对，然而福特决定一意孤行，终于被其他股东推上了法庭。他们认为福特提高员工福利必然会削减企业利润，从而损害股东利益，违背了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最终，法庭判决股东胜诉，福特无权实施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损害股东利益的政策，其依据的就是企业性质的理论。

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一信条，因为它不但要企业符合伦理道德，还要求企业运营公开透明、保护自然环境、提高员工福利，这些看起来都与企业盈利的性质相违背。于是，围绕“公司利益是为了股东还是为了利益相关者”这一话题，法学教授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这场论战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始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之间。一个教授认为公司只应该为股东服务，另一个教授认为，公司既应当为股东服务，也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论战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一个清晰的结论。一直到现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停止。只是有一些新的声音认为，公司的确只需要对股东负责任，然而如果不兼顾利益相关者，公司就不能最大限度地最大化股东利益，所以公司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然而，即使对于那些赞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学教授来说，仍有不少问题让他们困扰。譬如，既然他们认同企业社会责任，那么，公司法的基础是否需要改写?如果是，如何改写?另外，如果公司要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话，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的范畴?哪些利益相关者需要关注?哪些不需要关注?关注到何种程度?其优先次序又是如何?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仅能承担一定限度的责任，对股东如此，对债权人如此，对利益相关者也应如此。因此，如何清晰界定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及衡量其优先次序和大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

热点二：商业与人权问题

人权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色彩的词汇，它从一开始便与法律、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通常，人权问题会发生在一个自然人和一个主权政府之间，指的是自然人作为公民甚至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被一个主权政府所剥夺或削弱。人权与商业发生联系，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事物。自企业社会责任被广泛推动后，商业人权的问题逐步为人们所重视。

最早的商业与人权问题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非洲种族冲突、政府腐败问题非常普遍，一些在非洲设立工厂的美国公司在国内遭受极大的舆论压力，公众要求美国公司从非洲撤资，一方面避免参与损害人权的活动或在经濟上间接支持此类活动，另一方面给当地政府施压，迫使其改进国内人权状况。在公众压力下，一大批美国公司终止了在非洲的生意，一直到80年代非洲种族问题有所改善才返回非洲国家继续经营。此后，商业与人权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背景下，商业与人权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尤其是对人权的概念进行了延伸。在企业社会责任中，人权不但仅仅存在于自然人与主权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考察的是企业是否尊重了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从这一新的人权定义出发，商业与人权就囊括了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当利益相关者是员工的时候，商业与人权问题会关注招聘过程是否存在歧视，劳动过程是否存在强迫行为、是否存在负债劳动现象，员工的健康安全是否得到保障，员工是否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等;当利益相关者是社区民众时，商业与人权问题会关注社区民众土地是否被侵占、社区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或专利权是否被侵犯;当利益相关者是政府官员、供应商或客户时，商业与人权问题会关注企业商业行为中是否存在贪污与贿赂，使用者是否被充分告知产品的安全特性等。

为此，国外不少公司已经明确提出了公司的人权准则，并将其作为公司经营行为规范的一部分内容。而一些人权研究或行动机构也将工作对象从主权国家转移到知名跨国公司，专门研究跨国公司的人权政策。这可能成为未来人权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然而，外国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商业与人权理念的时候通常会遭遇不少阻力。因为人权在一些国家仍然是比较敏感的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问题。因此，有人建议用其他词语代替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人权问题，如改为商业与人的尊严。

热点三：如何界定产品责任的边界

产品责任的问题由来已久，此类案件通常发生在消费者和生产厂家之间，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判例。如一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被麦当劳的热咖啡烫伤，而向麦当劳索赔，并最终获得了48万美元的赔偿。此类案件与企业、顾客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中比较热门的法律问题。此类案件的焦点，通常在责任认定上，即到底是商家应该为事故负责，还是顾客自己应该承担责任。要明确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清晰界定产品责任的边界，但这往往十分困难。

产品责任还有一个延伸边界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公司会生产产品所有零部件，多数公司都是通过外包生产或订单采购的形式获得零部件的，然后再组装和贴牌销售。这时候，产品责任就散落于产品生产的整条供应链上，由于一级供应商下面可能还有二级、三级供应商，这样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作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品牌厂商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呢?这一问题也没有明确结论。然而，最近欧盟所实施的《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则将产品责任全都推给了品牌生产商，即品牌生产商需要对产品生产的全部过程负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报告组织GRI推行的新标准G3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则进行了相对宽松的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对供应链的所有权和实际控制权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无需承担全部责任。

在国内，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人体健康等问题越来越重视，有关产品责任的案件将会越来越多。最近的红心鸭蛋、多宝鱼等事件都属于这一类。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明晰产品责任的边界将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核心问题。

热点四：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问题

企业要向利益相关者负责，必须制定必要的信息披露机制，以便向利益相关者说明企业运营的情况，说明是否遵守了企业的各種社会承诺。而良好的信息披露机制依赖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因而，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问题也可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的范畴。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许多公司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称企业公民报告、企业社会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报告中会说明企业经营与环境、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通过实施怎样的社会责任战略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表现等。关于该报告的撰写，目前国际上有一些比较通行的标准，例如全球报告组织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根据该指南，企业不但需要披露企业的环境、社会表现，还需要说明公司有怎样的管理手段和制度来保障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国际上其他一些机构也开始鼓励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的发展。譬如联合国全球契约与纽约证交所联合发布责任投资原则，呼吁上市公司和股票投资者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伦敦证交所也发布公告，称将逐步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必要的环境、社会信息;最近，深圳证交所也发布了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指南，鼓励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有关的信息。

然而，关于“要不要强制信息披露，哪些信息需要强制披露，哪些信息可以自愿披露”等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毕马威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将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结合才会产生较好的综合效果。此外，采取怎样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尤其是企业信息披露，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可能成为公司治理制度研究的一个方向。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学解析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最初是要求企业追求“好”的东西，而这种所谓“好”的东西是具有极大的价值取向的，包含了企业所在的社区或者社会的伦理和宗教偏好。譬如某地方可能认为企业捐资助学就是好的企业，而另一个地方则可能认为企业要不涉足罪恶产业才是好企业。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喜好是不能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的。因此，最早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其实和法律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依靠的是伦理和道德的约束。

后来，企业社会责任得益于环境变迁和制度变迁，获得逐步发展，这种变迁使得最初的、局部的价值取向变为广泛接受的、普遍存在的“主流”价值取向。例如，本来一家公司雇佣多少男职员和多少女职员并不是要紧的事情，然后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女权主义兴起，于是在招聘中能够将女职员一视同仁的公司就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他公司则被人们批评;种族问题、环境问题亦是如此。如此一来，人们慢慢建立起一套共同的关于企业价值取向的假设系统，全社会在公平招聘、企业环境管理方面有了共识。

这时，企业社会责任才得以大行其道。因为这些理念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公认是“正确”的，凡是违背这些理念的则被认为是“错误”的，会遭到唾弃和惩罚。这个时候的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超越了社区、宗教这样的小团体，纯粹依靠伦理和道德力量显然已经不足以唾弃和惩罚这样的“错误”，于是便出现法律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局面。

可见，用法律来管治企业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到一定阶段，伦理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足以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的时候才出现的。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出台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人们认为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应该诚信，应该对股东负责，否则就不是一个好的公司管理层。一开始，人们觉得舆论的力量、现有的体制足以给高管足够的压力，然而安然事件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于是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出台萨班斯法案，从法律层面改善公司治理制度，避免同类事件的上演。

环境变迁和制度变迁都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过去几十年，欧美国家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出台了大量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从许多方面对企业实施约束，让企业不得不去遵守一些社会规范。这些法律法规就形成了今天企业实践社会责任的法律基础。

此类法律法规有两个特点。

第一，法律法规只规定了一条不能践踏的底线，因此其所提出的都是最基本、最低的要求。否则，如果设置一条高标准的法律使多数企业都做不到，那就达不到制定法律的本意了。因此，对于那些满足了法律法规要求的企业，只能说他们尽到了法律所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务，却不能说他们是优秀的企业公民，甚至可能距离优秀企业公民还有很遥远的路。以员工福利为例。法律只能强制企业遵守劳动法、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等;而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则还需要考虑如何帮助员工有一个好的职业发展，如何支持员工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等。后者显然是不能写在法律条文里面的。

第二，由于环境变迁和制度变迁产生的法律法规通常会有滞后性，必然是先有了问题才出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法规。前文所说的美国萨班斯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倘若没有安然事件，或许就没有这个法案了。真正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应该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因而是可以走在立法的前面的。

由此可见，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上，伦理是企业公民的根本，法律是不可触及的底线。要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首先要对企业伦理、企业使命有足够的认知，然后还必须处处遵守法律，最后还需要超越法律，以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自律。而这种企业社会责任自律就是前文所讲的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秀的企业公民可以使之与股东利益统一起来。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法学问题的实质有两层含义：设定法律底线约束企业公民行为;设计良法激励企业向优秀企业公民的转变。

(作者单位：郭沛源 商道纵横)

作者：郭沛源　崔　征

第三篇：我国当前十大教育热点问题

教育热点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刚刚出现的新问题，也有长期被社会高度关注而又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亦称难问题。这些教育热点问题往往与民生密切相关，因此备受社会各界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基于这一目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对当前我国十大教育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教育热点问题入手，努力用科学的教育理念，生动鲜活的案例，解读我国教育热点问题产生的症结和原因，全面总结国内外相关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积极寻求解决教育热点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途径，力图形成促进教育自我完善，科学发展的有效机制。同时，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化解矛盾，引领教育研究的方向，对推动教育的改革创新与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十大教育热点问题

热点一 如何改革高考招生制度问题

高考招生制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教育全局与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必须长期坚持;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离新课程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离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还有较大差距，有待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改革的关键在于高考管理体制，有必要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的新思路，实行“教”、“考”、“录”三者相对分离，以便理顺教育价值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综观社会各界、学术界和教育实践领域关于高考改革的观点或意见，其共同点在于，均主张在传统考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和更加公平的高考招生制度体系，实现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的跃升，这是当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面临的关键环节。

比较中外高考改革状况，我国的高考招生制度在考试形式的灵活性、考试内容的科学性等方面有所滞后，尤其是高考体制有所不顺，必须改革和创新。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的突出问题是不利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具体体现在：第一，高考导致中小学教育的唯“分数”现象，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第二，“一考定终身”不利于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也不利于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第三，高考太重知识基础，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第四，高考导致学生的思维方式被僵化，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

在我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和公正性，必须坚持统一高考;为了实现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的跃升，必须改革高考的管理体制，实行“教”、“考”、“录”三者相对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高考模式;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矛盾以及考虑到考生、教师的适应性以及多种部门的协调性，高考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第一，必须坚持统一高考。高考是人才选拔质量、公平选拔人才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保证，关乎着国家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持续稳定。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项基本制度，我们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我国的高考，坚持统一高考不动摇，绝不能盲目废止或变动高考。

第二，改革高考管理体制，实行“教”、“考”、“录”三者相对分离。为了理顺高考与教育的关系，提高高考在选拔人才和造就人才方面的效能，必须改革高考管理体制，明晰政府、高校、考试机构和中学等各自的责权关系。

第三，高考改革要稳步推进。因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关系到社会和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避免急风骤雨式的激进改革，否则会造成更多矛盾、更大混乱。此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考虑考生、教师的适应性以及多部门的协调性，要避免否定式的改革方式，更不能推倒重来。

热点二 如何解决农村教师问题

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师主要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低，教师津贴补贴拖欠严重;农村中小学教师县镇超编和乡村缺编(包括结构性短缺)现象并存，边远地区教师严重短缺且补充困难;农村中小学教师结构性短缺与师范院校毕业生无法入编并存;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职称有待提高;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流失现象突出，边远农村地区教师流失更为严重;农村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缺乏保障，教师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清退农村代课教师难度大、遗留问题多。

农村教师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基层政府挪用教育经费并存;农村学校编制过紧与缺乏退出机制问题并存;倾向“城市化”的县域教育发展政策助长了农村教师的流失;师范学校教师教育职能淡化与农村教师职后培训滞后并存;农村中小学教师管理有待健全;代课教师产生的原因及清退工作障碍性因素。

解决农村教师问题的目的在于建设一支以解决农村教育症结为出发点，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队伍。农村教师问题涉及政府、市场、教师教育机构、中小学校与教师个体等诸要素的关系。农村教师问题的解决依赖政府、市场、教师教育机构、中小学校和教师个体等要素的共同参与，并通过退出规则、吸入规则、价值规则和提高规则四个基本规则维持其运转，达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目标。

关于如何解决农村教师的问题，国外有些做法可以借鉴。由于在美国、印度和日本农村教师岗位缺乏吸引力，教师短缺问题是三国农村教育中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三国农村教师总体情况看，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使三国农村教师队伍呈现出一些问题。一是农村教师素质普遍比城市低，二是农村教师数量缺乏，三是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成本高、机会少。美国和日本都提高了教师的工资待遇，来吸引教师或高素质教师到农村工作。除了使用提高教师工资和待遇等市场手段外，日本还采取了行政干预措施，如定期流动政策。教师工资改革和行政干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缓解了教师短缺问题。印度在解决农村教师缺乏方面的措施是积极的，但是目前印度处在农村教育数量扩张时期，农村教育规模扩张需要增加大量农村教师，再加上农村教师本来就缺乏，所以解决教师缺乏问题，就显得更加严峻和急迫。

近年来，我国政府解决农村教师问题的政策主要包括免费师范生政策，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农村高中教育硕士培养计划，师范生实习支教等。

免费师范生招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也呈现出一些问题。一是部分免费师范生学习没有动力。二是免费师范生对未来非常担忧，表现出困惑和迷茫。三是免费师范生不愿意回到农村从教。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免费师范生政策设计没有对准农村优秀教师短缺的根源;免费师范生政策设计有失公平;免费师范生政策缺乏执行和实施细则;免费师范生履约的“三重合同”缔约方权利义务不平等;师范生计划培养和市场选择的直接冲突。对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建议如下。第一，变目前的免费为无息贷款和奖学金，取消强制性协议;第二，出台更多鼓励师范生到西部、基层工作的切实有效的优惠政策;第三，建立退出机制。

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取得一定的成果。第一，短期内缓冲了边远农村地区教师短缺的问题，优化了教师年龄结构;第二，缓解了边远农村地区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第三，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活力;第四，创新了农村教师的补偿机制。因此，从教师的补充上来说，国家实施的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缓解了农村学校合格教师不足的矛盾。但是，特岗计划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压力大难以确保工资待遇和编制;二是特岗教师分布侧重初中，难以解决农村小学教师短缺的现状;三是特岗教师的心理落差大。他们难以适应农村环境，教育效能感低，个人人生价值迷失，失去前进的动力。 四是特岗计划给农村学校带来了的一些波动。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特岗计划政策目标“治标不治本”;二是政策设计不符合地方政府财力状况，造成实际操作困难重重;三是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

因此，解决我国农村教师问题可采取下列措施。(1)制定适合农村学校情况的教师编制标准、职称名额;(2)建立切实具有奖励作用的农村教师特殊津贴制度;(3)中央、省级财政统筹农村教师工资;(4)师范院校和地方政府双管齐下，确保农村教师培养质量和入编上岗;(5)建立政府教师培训经费支付制度，建立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制度;(6)改革农村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和方法;(7)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和县域内交流制度;(8)与代课教师签订劳动合同，妥善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热点三 如何发展职业教育问题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影响：我国主流文化教育思想是“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学”，求学，求的是圣人之道，讲求的是“大道不器”、雄才大略。“技”“艺”都属于至于雕虫小技，这似乎是在教育领域之外的。这从深层心理上影响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二是社会现实劳动分工中存在的劳动环境、工资待遇等问题的影响：职业教育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劳动者，而我国一线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差、劳动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直接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三是职业教育有关管理与政策的不完善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办学体制、招生政策等所导致的重职前教育轻在职培训、中职与高职的脱节等问题使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到有潜在需求的人群;四是职业教育本身存在种种问题所导致的质量不高的影响，如我国职业教育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工学结合模式推行困难等问题导致一些职业教育质量不高，也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我国在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方面，采取了八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即确立职业教育的地位;加强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调整教育结构，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的增长;建立并完善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体系;重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职业教育体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造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舆论氛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日韩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一是在理念上，把职业教育视为终身学习的重要部分。不仅仅存在于专门职业教育机构中，同时也渗透在基础教育中，也生长在各个职业领域中;职业教育是全民教育的重要载体，职业教育要为每一个有需求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化的潜在的需求者开放，不仅仅要开放，而且要吸引。二是在作用与地位上，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平等。决策者也不断地推出政策措施，致力于二者平等地位的实现。如倡导技术优秀，与学术优秀平等;学分互换，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更加通畅的转换等。三是构建符合本地实际和职教规律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四是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各国政府认识到，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各国研究者和决策者，最终都强调只有通过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打造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才能最终改善职业教育的形象，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五是改变职业教育的形象。各国认为，改变职业教育的形象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所必需。欧盟各国鼓励技能上的“优秀”，通过采用世界一流的标准、通过技能竞赛或学分互换等来彰显受职业教育者的优秀。这对于改变职业教育的形象与地位有积极影响。韩国把“职业高中”更名为“专业高中”，以提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以扭转公众对“职业高中”的刻板印象。

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政策建议：当前最为重要的当务之急的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措施，主要有七个方面：一是真正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二是切实提高技能岗位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地位;三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四是提高质量，满足学生与社会的需要;五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六是改善职业教育的形象，让全社会都了解职业教育;七是满足各类人群尤其是处境不利人群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热点四 如何解决择校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大中城市中择校现象的逐渐显现和扩大，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择校问题进行规范治理。在政策的总体思路上，概括来说经历了一个从禁止择校到“堵”、“疏”结合再到以均衡发展破解择校问题的转变过程。

最初，择校及其收费问题被认为是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表现，政策上要求学校不得搞‘计划外’招生，向学生收取高额费用。从1995年开始，政府强调对择校生高收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并认识到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和“择校生”问题，不单纯是收费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进而提出继续采取措施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逐步缩小校际间办学水平上的差距，是解决“择校生”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依法开办民办学校，以满足一些家长的择校要求，口号就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然而，在随后出台的政策中，一方面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另一方面又提出在一些大中城市经审批可允许少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近期内招收“择校生”，择校费等收入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使用。政策本身的自相矛盾使得治理择校的初衷无法实现，将社会上择校需求向民办学校引导的设想在现实中也严重走样。21世纪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的呼声日高。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贯彻了教育公平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精神，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效治理择校难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以均衡发展化解择校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

一些地方和城市在解决择校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值得重视。如安徽铜陵、浙江杭州、辽宁沈阳，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效遏制择校热方面所探索出的经验可圈可点，各有特色，但也应深入反思，不宜盲目模仿。

我们应当对义务教育阶段公众的择校需求与公众对现实中择校的不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应当反思公众究竟是反对择校，还是反对目前失控、无序以及越来越远离教育本义的择校?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从而，治理择校的政策也不应以消除择校为目标。注重优质教育的生成而非单纯扩充，提供可选择的优质特色教育，使人人各得其所，各择其校，才是真正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热点五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校功能的拓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国外高等教育改革建议的不断引进，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高校的冲击，传统的高校教学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传统的教学在异化和改变，行政化的问题和政绩观的影响使得高校教学更加关注表面现象，而使受教育者的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漠视。对此，需要教育界和全社会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清醒的认识，严重的偏向需要及时加以调整和改善。

以往关注高校的教学问题，主要是管理者、评价者和教师的兴趣，对于受教育者的感受和反馈不仅忽略，而且缺少沟通的途径。本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汲取了国内外相关探索和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试图引起高校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改善，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追求世界一流的努力之中不至于走偏，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在本科教育阶段就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除了外界的影响之外，高校本身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发展和改善高校的本科教学，首先要抓住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最本质的矛盾关系，即学生和教师之间教与学的基本关系问题。而其他相关的教学途径和方法的问题、考试评价的问题、学生的学籍管理与学生权益的保护问题、教学和实习的安排问题、学校教学制度的完善问题等，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枝干问题。只要抓住并理顺了主要的矛盾关系，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与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相关的首先是认识问题，即要适应变化，改变原有的大学发展思路和教学模式，以适应高校发展的多元变化。在高校本科的教学质量问题之中，学生的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目前在高校中，对本科教学的有关规定虽有一些明确的要求，但总的来看还比较传统和简单。如对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对教学方法的因专业而有所不同、对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的关注、对学科教学前的准备性指导、在学业测试中对能力和独立见解的鼓励、对教学中质疑讨论的鼓励与安排、对名学者和权威教授参与本科教学、对多角度的教学评估等，多没有明确的导向和规定。

一所高校的师生关系和学风特色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极为巨大。而相对于有分数衡量的学科教学成绩，专业实习、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学生能力的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等，就不易量化和被真实地感觉到。

关于教学安排的系统与整体思考，包括在常规教学、辅助教学、隐性教学等方面的配合与互补，应该在大学四年的教学计划中做周密的和可以多元拓展的变革，以适应大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特点。

鉴于对上述问题的梳理和分析，建议：第一，在改善高校教学质量的探索和改革中，进一步推进民主评价，强调以人为本，增强教育服务的意识。

第二，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性质与功能，明确高校的办学思路和教学质量的追求。调整“双肩挑”等要求教师的政策导向，使高校教师能用心教学，通过高质量的教学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应关注专业设置、课程改革与教学评价等方面的导向作用对教学质量提高的影响。对于不同专业的培养方向，相关的课程和教材选择也应有所区别，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本和通用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提高难度来打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在高校学生主体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调动是最为重要的，要从根本上改变“要他学”的状况为“他要学”，应该是高校首先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四，在继承传统和确立改革方向方面，应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近些年来，我们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教材、教学方法和评价工具，尤其在使用数量化的精细评价方面，高校的力度是比较巨大的。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最核心的目标要指向提高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和质量，而水平和质量也不仅仅是学术学习的维度，还有社会适应性、创造力、社会服务能力和意识等。

第五，要认识到从思想转变到制度完善，再到文化建设，才能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作为高校教学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学和被动地应付教学，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要从领导者、管理者的角度首先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找到真正能够唤起师生自主参与教学改革的动机与热情的途径和方法。

第六，改善和优化高校本科教学的质量评价，增加学生、教师、社会和行业的参与，使教学评价工作的服务性、专业性、系统性、参与性、互动性、诊断性、建设性、可信性等均得到保证，真正发挥促进高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七，鼓励高校因校制宜的教学创新探索，加强相关成功案例的研究与推广，特别应在提供经费、政策支持、培训教师、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更新内容、探索教学方法、完善学籍管理、优化实习和就业指导、健全教学组织、改善评价、进行毕业生追踪调查等方面给予导向性的支持，使高校的教学质量提高有更开阔的探索和发展空间。

第八，关注发展趋势，树立正确的高校质量观。要认识到，提高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不仅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仅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使高等教育更符合社会和学习者的需要。

热点六 如何改革教师评价制度问题

教师评价问题，尤其教师评价制度的建设与改革是当前教育改革中被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制约我国教师专业化进程的一个瓶颈问题。

我国教师评价制度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确立而不规范到制度化，再由制度化到不断完善的三个历史阶段。现阶段，由于我国存在行政化与应试弊端，教师评价制度不利于教师专业自主发展，教师职业倦怠现象严重。改革现行教师评价制度十分必要。

按照教育阶段划分，教师评价可以分为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评价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师评价两部分。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教师的职能和作用各不相同，现实中这两类教师评价标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兼顾高等教育阶段教师评价制度化过程中共性问题，重点分析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现行教师评价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师在评价中缺乏自主权，制度设计中就没有话语权，评价实施中教师权益没有保障，合理利益无处诉求。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应试教育使得教师工作的压力过大，行政化要求不合理，教师职业负担和心理负担过重，教师工作量过大，长期超负荷劳动，多方压力指向教师，使得广大教师不堪重负，职业倦怠情绪严重，教师厌教，教师队伍不稳定。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职业倦怠会对教师自身及工作危害极大。教师会士气低落，时常抱怨，工作效率下降，与同事的关系恶化，甚至会发生缺勤和离职的情况，同时会出现教师的流失，势必对教育事业产生负面影响。

在教师队伍中推行绩效评价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不被业界人士接受;二是评价量化标准难以确定，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人的发展是不能够或者不完全可以量化的;三是绩效工资改革中，教师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难以解决;四是难以保证教师最低收入不低于公务员，并不断提高;五是难以保证绩效评价不以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为依据;六是绩效评价不能减轻教师负担，反倒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对于改善和根治教师职业倦怠无益;七是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体，对于自身评价制度的设计以及是否应该实施绩效评价往往没有发言权，利益诉求没有表达的途径。这些均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

我国推行教师绩效评价，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已成定势。如何使这一评价制度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服务于教师队伍建设，服务于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我国实施绩效工资需有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第一，要有可为广大一线教师接受并认同的标准。这一标准的产生和实施都要有能够真正代表教师利益的群体组织监督和参与。在教师绩效评价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主体不能缺位。第二，要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主体性，保障教师评价的主体地位。因此，要发展并培养教师行会，并赋予其一定的政策空间，使得教师这一教育评价中现实的弱势群体有自己利益诉求的代表。第三，对于教师进行绩效评价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教育系统中的权力部门。已有研究表明，提高教师工资起点，保证客观，不设上限，这些是对教师实施绩效工资制度的必要条件。

热点七 如何加大政府教育投入问题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17年来，虽然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绝对数在增长，但由于人们对教育投入总量不到4%，甚至总比例有所下降的现实值得关注，而且不断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争论，在2007年“两会”期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曾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2008年以来，在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期间，如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2010年5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会议强调，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

政府是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教育投入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没有较大的教育投入，教育公平无法实现。我国的教育投入一直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很低。这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按照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确保证教育经费的增长，是解决教育投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切实有效地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是教育改革和发展必要的物质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的落实不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少数地方党政领导仍然对教育发展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二是各级教育经费负担责任的划分不合理，一些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力薄弱，难以保障“三个增长”。三是教育法制不健全，政府教育投入的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监督工作不够有力，缺乏依法保证教育投入的具体措施。

在现代国家中，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提供的，非义务教育政府也提供资助。而政府之所以要资助教育，特别是应该完全承担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是基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考虑。

我国公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政府收入多头管理、支出重经济轻民生。应该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政府收支统计和管理制度，将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纳入统一预算。在强化政府收支统筹的基础上，继续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教育支出的比例。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财政责任过多下放到基层政府，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过低。因此，必须创新政府教育经费分担体制，建立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

整体上来说，关于教育投入的问题，我们始终应该坚持“合理”、“合法”两个原则。“合理”，就是科学地设计一个合理的投入制度，并指定各项标准;“合法”，就是一旦建立制度，和确立了标准，就要始终依法而行。我们提出建立政府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的理念和思路是：(1)保障教育投入须有法可依。为保障教育投入的稳定来源和增长，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法律法规，使法律责任具体化、规范化，增强可操作性。教育投入有法可依的另一方面是要有标准可依。如制定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标准要遵循保障基本支出的原则;承认地区差别的原则;通用和简便的原则。(2)政府行为必须到位。要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根据现行财政体制，按照各级政府财力水平的具体情况，从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出发，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责任。政府履行自身责任，行为必须到位。(3)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应依法加强和改善对同级政府教育投入情况的监督。既要对预算进行监督，也要对预算执行过程和决算进行监督。要在明晰教育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细化教育行政处罚办法，增强可操作性，加大处罚力度。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教育法庭等，保证司法尊严，维护教育权益。

热点八 如何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主要指大学生就业比例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特征表现为：高校扩招与就业率下降并存;企业与大学生就业的信息不对称;本科生对雇主满意程度为70%;第三产业就业率相对较低;女生收入低于男生;个别专业严重供大于求;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职业教育学校就业率更高更稳定;金融危机影响大学生就业;大学生就业地域选择倾向于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蚁族”群体日益庞大;最能容纳就业的仍是中小企业;大学生的薪资期待较低;大学生创业热开始升温，但创业较被动，就业环境越好自主创业比例越低。这14个问题反映出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特征。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社会各界有不同反映。大学生希望企业放宽对工作经验的要求，而且能给予培训机会;希望拓宽就业渠道，消除就业歧视;期待高校结合市场的需要深化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增加实践教学;社会加强就业教育和就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期待高校转变人才培养观念。高校呼唤理性的扩招政策和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社会希望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托扶，使得政策切实可行并且落到实处。政府千方百计保就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工作高度重视。

面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扶持大学生就业出台了一些积极政策，包括拓宽就业门路，畅通就业渠道;完善就业服务;增加就业投入;实施就业援助;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鼓励自主创业;改革高校体制——教育部要求高校按社会需求进行新一轮改革等。大学、企业和社会也采取了些措施，如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对促就业的企业开优惠政策，拓宽就业门路，落实和扩大就业援助，完善就业服务，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成效明显。

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前者主要有：自我认识不足;知识结构单一，实际能力欠缺，人文精神缺失;就业观不科学;就业心理脆弱;创业意愿和意志薄弱，创业准备不足。后者主要有：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促进就业的社会政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高校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和教育体系不合理，存在着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方面;大学生缺乏系统的就业教育。大学生就业难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大学生就业教育是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焦点。2007年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对就业指导教育课程、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作了规定，提出了规范化要求。

各地也积累了一些大学生就业教育的成功做法与经验：就业指导教育的重要性正逐渐受到重视;就业指导教育的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就业指导教育的内容得到不断完善;就业指导教育的过程逐步全程化;就业指导教育的理论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

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存在社会价值观念淡化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凸显的问题。随着与社会现实的碰撞，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也在转变：工作地点对大学生择业的影响力正在减小，毕业生们不再盲目选择到大城市就业，大学生们对薪资的期望值也普遍降低，选择跨专业就业的人数在增加。

大学生就业教育的主要问题：部分高等学校对就业指导教育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就业教育的课程内容体系不完善;就业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就业教育方法手段比较单调;就业教育的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有待提高;就业指导教育的个性化指导不够;就业指导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不够;就业指导教育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就业指导观念存在误区;创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

国外大学生就业教育已有一些成功经验。如欧盟重投资、促就业，拟斥资190亿欧元促进就业;英国推行“国家实习计划”; 美国多方政策促创业，积极鼓励学生创业，奖励企业补贴学生;加拿大推行校企合作，增长实际能力;日本拓宽招聘途径，打造信息网站，力促雇用信息公开化;韩国政府建立扶持基金、开展就业与创业培训、建立大学“创业支援中心”、奖励大学生创业、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务农。这些成功经验无疑对我国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有启迪。

大学生就业教育的科学对策与建议如下。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就业教育对策与措施建议的指导思想，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探讨建立大学生就业的长效机制。具体建议有，政府积极引导，加强宏观调控;大胆创新，转变教育思想，完善高校教育体制，培养满足市场需要的人才;完善就业教育;加强宣传，促进用人单位树立良好的用人观;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增强大学生心理素质，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优化市场结构，协调其与政府、高校的信息沟通;完善创业教育，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热点九 如何发展学前教育问题

目前，我国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率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与城镇地区。其主要的问题是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滞后,这不仅成为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凸显的一块“短板”，同时也成为当前我国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民生重大需求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主要问题有：农村学前教育的普及率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迄今没有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农村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欠缺，普惠性优质资源少;政府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的责权不清，管理不利;农村学前教育、教学“小学化”倾向严重;农村学前教师队伍素质低且稳定性差;农村幼儿园保教质量的评估监控力度不够。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弱势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精神贫困与家长教育消费理念欠缺;政府责任未落实，规划、督导等制度性偏差等。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改革的关键在于打破城乡不平等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真正实现城乡学前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把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变成现实。

农村学前教育未来发展思路与设计前提，是准确定位学前教育事业的性质、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经费来源和确定普及各类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要坚持优先发展的原则、坚持体制与机制及模式创新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原则、坚持主动服务的原则，加快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与普及。

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建议对策：第一，把学前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探索建立“县乡结合,以县为主”的农村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发展和管理学前教育的具体责任。健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建立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工作的管理力度。第二，完善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分担学前教育和托幼服务成本的机制，建立补偿救助制度。合理调整布局,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机构，实施乡(镇)中心幼儿园标准化建设工程。第三，加强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制订幼儿教师的资格标准和工资标准，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第四，深化学前教育改革,推进素质启蒙教育,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建立和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加强对农村学前教育的督导评估。加快学前教育立法进程，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与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热点十 如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

“减负”的内涵和类型主要有五种，即减轻课业负担、减轻活动负担、减轻心理负担、减轻身心负担、减轻多重负担，形成这些负担的根本症结在于体制障碍，即一种制度安排，在于由巨大的就业压力造成的一种不良的社会、学校、家庭联动竞争与博弈机制的存在，这种竞争与博弈机制就是人才选拔与考试制度，它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学校教育的走向，引发恶性竞争。教育系统内的学业负担只是这种不良机制的产物，其发生的机理是竞争与博弈过度;其根本动因是人们想通过竞争与博弈获得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而人才选拔与考试制度是实现社会分层的“过滤器”，只要社会分层存在，这种“过滤器”就有存在的可能，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高考制度不断改革而依然无法改变现状的根本症结所在。

减负是一个复杂的教育、社会问题，不是单一的教育系统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对社会、学校和家庭进行综合治理。人力资本竞争与博弈、用人制度缺陷、社会评价误导是产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社会历史根源;传统人才观、功利主义教育价值取向是产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思想基础;教育质量低是产生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教育内部原因。

国内“减负”已取得若干经验。一是解放思想，制度创新，建立政府在减负方面的问责制;二是整体推进，综合治理。因为减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必须要立足长远、系统考虑、整体推进。全国许多地区都在进行这样的改革。三是减轻负担，不减质量。各省、市为给学生“减负”，加强了对学生课业负担的综合治理，很多学校在“减负不减质”的现实前提下也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一些地区和学校“减负增效”已经取得了令各界满意的效果。四是深化课程改革，改变教学模式。强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着眼于深化教学方式改革，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五是改革教育评价和考试制度，允许一些有条件的大学进行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将学生的平时成绩和综合表现与考试成绩结合以来考虑，避免了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局限。六是政策保障，落实减负。为了从根本上“减负”，2010年国家教育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减轻过重课业负担，保证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的政策措施。

真正实现减负，要认真研究并处理好减负与就业、减负与升学、减担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减负与择校、减负与学生自主发展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减负的具体对策措施主要包括正确认识学生负担过重问题;制定完善的减负政策，减小政策代价;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提高高中入学率;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切实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养;课程改革应积极稳妥地进行;建立现代教育评价体系;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等。

二、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我国教育中出现的热点问题不仅是教育大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大发展、大转型时期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要靠教育的改革创新来破解，还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政策调整和相关社会制度的创新来改善。

第一，教育的热点问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自觉与期盼。

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要求改革教育的呼声很高，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自觉与期盼。由此可见，问题是时代的呼声。自觉的关注问题、回应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的重要前提。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学界和政府对教育问题的自觉关注和回应，并下大力气解决问题，为教育保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活力，从而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第二，教育热点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深层次教育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反映。

教育热点问题是当前我国教育的生动实践所提出的、真切地摆在我们面前的真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些问题是长期被社会高度关注而又难以解决的难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影响极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

教育发展必然要应对新问题。我国 “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特点，决定了我们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国初期，我国教育从改造旧教育到建设新教育经历了不断探索与变革的历程。进入21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迫切要求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高素质劳动者和拔尖创新人才，而我国当前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和复合型人才相对短缺;城镇化和人口都市化趋势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高期望值导致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超越了小康社会的现实，甚至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等等，都使我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事实表明，每当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问题必将应运而生，有待我们去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其被解决的过程，往往也成为教育向前发展的动力，是教育发展从一个高度达到另一个高度的过程。

教育热点问题是深层次教育矛盾的反映。我国教育领域目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教育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矛盾、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的矛盾、教育的民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矛盾等等。在这个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各种矛盾并非处于同一层次或同一水平，其中必有一对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比较而言，在我国当前教育领域的众多矛盾中，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的矛盾(以下简称“教育的供需矛盾”)更为根本，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要解决好这对矛盾，就必须对教育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改革和创新。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观念、教育经费、社会环境、独生子女政策、教育系统内外的体制机制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良性发展，其中体制机制最为根本，是产生上述若干热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教育热点问题也是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反映。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且农村人口比重较高，而工业化水平还不高，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主要在于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发展不均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一些教育热点问题，实质上也是深层次社会矛盾的反映。因而，某些教育热点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教育问题，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差异，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居民在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鸿沟。在这种很现实的情况下，人们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愿望非常强烈，导致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严重超载，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高考制度的改革之所以难有突破，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之所以屡增不减，根本原因应追溯到深层次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发展不均衡造成的社会矛盾。落后的社会生产必然制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或者说，落后的社会生产在客观上制约着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并导致教育的服务能力相对不足。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是我国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带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同时也是教育领域和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正确对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怨天尤人和消极无为将无济于事，只有积极思考和行动，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当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破解教育热点问题要靠改革与创新。

教育热点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与创新，必须努力冲破传统教育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着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

1.更新人才培养观念：破解教育热点问题的前提

人才培养观念是人们对于人才培养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看法或根本观点。人才培养观念是一切教育行为的先导，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前提。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中“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有些家长根本不管孩子应该学什么、适合学什么，认为只要考上好学校就行，分数越高素质就越高。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对辖区内学校的评价主要以高考中考成绩为依据;相应地，校长对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家长对学校的评价都围绕考试成绩做文章，从而导致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由于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我国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精神，我们要树立人才培养的“五个观念”：一是要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二是要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三是要树立多样化人才的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四是要树立终身学习观念，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五是要树立系统培养观念，促进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在上述“五个观念”中，有的其实是“老”观念，如第一个观念是新中国教育方针一贯倡导的核心教育观念，第一、第二、第四个观念也是多年来我国素质教育重点倡导的观念。之所以仍然称之为“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是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多种缘故，这些观念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中小学“应试教育”倾向愈演愈烈，严重妨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有必要超越现实，坚决纠正应试教育倾向，牢固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的观念、终身学习的观念。“五个观念”中的第三、第五个观念真正体现了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同时也触及了教育改革的深水区——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旨在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

更新人才培养观念的核心是始终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的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为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破解教育热点问题的重点

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的简称，主要是指人才培养的教育结构特征及其运行机制。

建国后，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创建与发展是一个不断超越传统和勇于创新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才培养观念的不断更新，我国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和成果。近年来，我国的招生和考试评价制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教育结构方面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相关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教学方式的改革正在探索和实验中，并取得积极成果。但我国现行人才培养模式离新课程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有待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我国现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第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应试教育模式至今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各级各类教育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有待加强。第二，课程设置缺乏多样性和选择性，学业负担的安排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学生及学生个体的身心承受能力，做到因人而异。第三，教育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缺乏灵活性，教育教学过程基本上还是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破解教育热点问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我们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思路是：一是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二是注重知行统一，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增强学生科学实验、生产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成效。三是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上述三个要点反映了时代对创新才培养模式的新要求，提出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内容和实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途径。

3.消除体制性障碍：破解教育热点问题的关键

自1985年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教育系统内外均存在尚未消除的体制性障碍，或称内生性体制性障碍与外生性体制性障碍。外生性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用人制度、教育投资体制、教育的外部管理体制。同时，教育系统自身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体制性障碍，主要包括：教育管理体制障碍、教育评价体制障碍，以及来自教育体系的障碍。教育系统内外部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瓶颈。

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第一，政府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不利于因地因校制宜地发展教育和办出特色;第二，各类教育制度设计不够灵活多样(如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不利于多样化人才和杰出人才的遴选和造就;第三，各级各类教育的宏观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等还没有形成衔接合理、四通八达的立交桥结构。

要消除教育系统内外的体制性障碍，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推进教育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有效地缓解教育的压力及化解教育领域的一系列矛盾。以我国的国情而论，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尽量缩小城乡物质文化差异。此外，改革社会用人制度、理顺教育投资体制、加强教育的外部管理等，也将成为破解教育热点问题的重要外部条件。

其次，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着力破除制约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建设多样化教育。多样化教育主要表现为衔接合理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多样化的质量观和管理模式等。多样化教育有利于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的活力，形成不同特色;有利于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多样化的人才;有利于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

最后，要尊重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首创精神，支持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要使改革真正成为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强大现实力量，发挥地方和学校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关键环节。因此，要鼓励地方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同时要认真总结各地各校成功经验，组织交流、积极推广，为全面推进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和保障。

(责任编辑 王永丽)

作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