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制度范文

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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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明朝宦官制度范文

中国古代宦官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宫中专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专权、干预朝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有重要影响。

沿革宦官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来源不一，有自宫，因罪被宫，进贡，拐卖、挑选后被强行阉割而成等。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以曾经阉割称为阉宦、刑臣,以任职宫中称为内侍、中官,以官职称为军容、太监，以服饰称为貂,尊之为公公,贬之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汉时，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宫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汉朝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均拥有丞相之实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可代替皇帝裁决政务,宦官还出任兵部尚书、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充当节度使等,宦官典军成为定制。其势力的强大,以致唐朝后期从肃宗到昭宗十三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皇帝与官僚联合反宦官的斗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均以朝官惨败而告终。宋朝童贯掌兵权20年，有“媪相”之称。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

明朝皇权空前膨胀，宦官制度发展到顶点，其机构的庞杂,人员的冗滥,为史上仅见。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元辅”;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掌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以侦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宦官掌握,终至开门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显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其命运仍操纵在皇帝手里。

清代宦官制度比较严格，规定不准领军，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

己的权力系统。宦官干政的程度已远逊于前朝。

历代宦官机构设置宦官员额在各朝均无严格的限制,其统属、机构设置、职掌,历代繁简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时称巷伯、司宫、寺人等。战国赵有宦者令，秦有监。秦汉时有宦者令，属少府。东汉以后，由宦官担任的职务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画室、玉堂、丙等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钩盾等令。皇后官属大长秋以下，太后官属长信、长乐少府，全部用宦官，属少府。南朝梁宦官属大长秋。北齐有长秋寺掌诸宫阁;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内侍省。隋朝内侍省设内侍、内常侍等，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大业三年 (607)，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参用士人。唐朝内侍省又称内侍监、司宫台、北司，全部用宦者，设监、少监、内侍等，下属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宋朝于内侍省外增置更为亲近的人入内内侍省,称前后省。南宋时合并为入内内侍省,职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称有内客省、延福宫等使。元丰改制改为通侍、正侍等大夫。辽内省有内省使、副使等。内侍省有黄门令、内谒者等。金朝内侍省隶属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总数最多时达到10万，宦官机构有二十四衙门,即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内府供用诸库,甲字等十库，御酒、御药等房,盔甲、安民等厂,提督东、西厂,京营。二十四衙门的太监还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备、织造、镇守、市舶、监督仓场、诸陵神宫监，以及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为十三衙门，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隶属内务府。宦官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

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点是：

① 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实行宗法世袭制。帝王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众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皇帝时刻防范臣下不忠，担心皇位被篡，深居宫禁，成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他。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后代，必然紧紧依附于皇权，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故宦官在历史上的乱政虽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却与封建王朝相始终。

② 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皇权的旁落。皇帝独揽大权,如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走向顶峰，宦官专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加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刑财狱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③ 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缺乏儒学的熏陶，只知仗势求个人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奴才，

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擅权为祸更烈。

④ 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弹性，宦官职务的考核、升降、俸禄待遇、职掌虽有一般规定，实际上并未严格遵行。宦官虽然有官品，实际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极少数宫外有第宅，年老被恩准退休外，大多数均衣食于内庭，终身供职。生杀予夺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为宫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篇：明朝厂卫制度

明代厂卫制度初探

明代的“厂卫”制度

——部分节选内容发表于《万科》周刊2009年六月刊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监察、特务系统是极端发达的。其始作甬者，为太祖朱元璋。太祖通过废中书省、收兵权，从而掌握了军政大权。但仅此仍嫌不够，另外还设立了一整套监察系统。虽然此举并无创新——早在秦国就设立了专司监察之事的御史大夫，以后历代皆袭其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检察机构扩大为御史台。至唐宋朝，则分为三个系统，即御史、谏官及封驳——但太祖治下的监察系统则远此为甚，极其发达!如都察院(先设御史台、后立都察院)、通政司、拱卫司、察言司、锦衣卫(拱卫司为其前身)、巡检司等，延展到其后世子孙创立的东厂、西厂、内厂(又称内行厂)。这就是“厂卫”的由来。

先说都察院的组织设计。都察院下设监察都御史，仅为正七品。各道监察御史，正九品。洪武十六年，都察院升为正三品。洪武十七年，再升为正二品，设立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都御史司职弹劾百官、提督各道。具体而言，即拥有三项权力：三劾权、职官考察权、司法监督权。所谓三劾权，即：“凡大臣好佞、小人构党，威福作乱者，弹劾;百官贪冒、破坏纲纪者，弹劾;学术不正、上书乱言者，弹劾”。

这种设置中，耐人寻味的是，监察都御史仅是七品小官，品级和县官一样，但却拥有极大的权力——无形之权。皇帝依靠他们来钳制大官，以小制大，以内制外，赋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的权力。这套系统实际上就是皇帝的耳目，是替皇帝监视群僚的机关。如此，也算是大象无形了。

如上述，太祖仍觉不足以掌控百官。又先后设立了检校、察言司、锦衣卫。前者无正式官署，后者为十二卫中第一卫。前者中最著名的头子有高见贤、夏煜、杨宪、宋思颜等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亦即特务工作。上述几人得势后，连李善长等开国重臣也避之远远，丝毫不敢招惹。

察言司设置时间较短，史中记载不详。只知洪武三年七月，“革察言司”(注1)而已。不过望文生义，可知此司仍为刺事机构。

至于锦衣卫，则规模颇大，其人数最多时达至六万人。该卫于前身为拱卫司，于洪武元年设立。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打击权臣的需要，改为锦衣卫，为上十二卫之首(注2)，故能贴近皇帝本人，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听命于皇帝。说的准确点，这支队伍并非国家的队伍，而是皇帝老倌的私人军警系统。

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其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

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实际上，锦衣卫相当于独立于国家司法系统之外的刺事(侦缉)系统、纠察系统、检察系统、监察系统、监狱系统、武装序列。使皇帝拥有直接且绝对的权力，凡事均可不经法司，无疑足以使百官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具体到锦衣卫的确切职责，据《明史·职官五》云：“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又云“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太祖屡兴大狱，诛杀功臣，大多基于莫须有的罪名，设若交给发司依法办理，有可能旷日持久，且根本无法治罪，而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相当于绕开正统体制，另辟奚径。诏狱，主要是指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之案。这样来看锦衣卫职责，就十分明了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具特务机构性质。所以锦衣卫的核心任务就是屠诛功臣，罗织罪状，置之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史谓：“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而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事实上，如果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其弊端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凡事不可极端化，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其祸国殃民的本领就容易被激发出来。因为他太容易利用职务便利制造冤狱，以打击异己。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笼罩在恐怖气氛中。至若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官民，死于锦衣卫酷刑的正直官吏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无节制的滥捕冤杀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而此例一开，有明一代，其弊终难去矣。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笔者亦持此说。

沿袭到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始创更加严酷的东厂(注3)。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后，其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原因有二，其一者，建文未死的流言一直存在，经过历代学者的考究，发现未死隐匿的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特别是前朝旧臣——或许因为建文帝性情仁柔、温和，尚未失掉人心的缘故吧!——总之，为了巩固政权，成祖比其父太祖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极端专制机构，于是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将原来又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改为又司礼监直接掌管，“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其内。而史讳之”(注4)，相当于将宦官队伍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成为自己的嫡系力量，无须接受任何制度的制约。第二件，鼓励告密。有平民谓丁珏者，就因告密而“立授”为刑科给事中，“„„立擢之。由是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告密的对象，甚至包括皇亲国戚、开国元勋。此风在后期方有所收敛。第三件事就是另设东厂，其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其嚣张程度，史中有“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击”的记载。如此，厂卫乃成。

东厂的组织架构做如此设计：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亦即民间所称的“番子”。起初，东厂只负责刺事(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稍南有狱一处，凡重犯皆系之，轻犯干连则在署外之店也”(注5)，自成系统。其刺事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要犯，东厂都要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皆有东厂派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言行。重要衙门的文件，即使如兵部的各种塘报、边报等军情，东厂都要一一查看。刺事对象延伸到极限，就连皇太子、公主、驸马也不能幸免，“文皇尝夜遣小中官潜入(梅)殷第，察之”(注6)，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例如油盐酱醋的价格，也无一不在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送内廷。如此可见，厂之地位，优于锦衣卫。

东厂番子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里面，并非完全出于公干，更多的是为了谋取私利。彼等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其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所谓“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这些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使国家进入恐怖之中。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属于后来居上者。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密切，又身处深宫大内，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东厂除侦察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其范围之内。加之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谓为“监军”;或去征收税赋，谓为“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所以，厂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设立了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一时权倾天下。

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注7]。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人闻之无不谈虎色变，视宦官如虎狼。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尽夺内阁之权，军国大政不经内阁，而是直送刘瑾私宅办理——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意即白本是给武宗看的，红本是给刘谨看的，送白本只是履行一个程序，实际决定权全在刘谨之手。所以，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到了最后，刘谨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只是到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才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俱被撤销。刘瑾的家财有

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这个结果比之于当初创设特务机构的初衷，可谓滑稽之极，因为它是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再说说厂卫的首领构成。

除了锦衣卫外，厂公或督公基本都是宦官。“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为何如此?细究起来，宦官这个群体似也可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接触起来更为方便，皇帝也认为他们更贴心、更信得过，往往引为心腹，所谓宁予家奴，不予外臣。其次，宦官既已“去势”，在社会上无地位、无尊严，只能依靠皇帝，所以他们往往更忠心，更会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有时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不太买皇帝的帐。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有些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基本可以胜任，也不会象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急需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系统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例如，在成祖起兵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总是觉得他们比较可靠。故此，厂卫领袖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诸监之首，是特务系统最高指挥机关，“掌印太监”为其最高首领。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差遣，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自然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要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如此可见，厂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严密的特务体系。厂卫均可不经法司，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冤死者相属”，致使朝野上下动容。

至于厂卫的组织架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除锦衣卫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领导机关司礼监领导任免，然后由皇帝终裁。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成祖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有了厂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过于严密的监察网、过于发达的检察系统，已使百官不能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工作死板而僵化，整日惊恐万分也就无心尽责任事，这种状态显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

通观明代厂卫制度，在协助皇帝强化个人独裁统治这一层面上，确有臂助之功。但此种制度弊端甚广，掌握火候的难度极大，故此以后各朝均大为失控。具体而论，其主要流弊有四。其一，由内臣提督东西厂，贻害最深。

厂卫首领，如果均由外官充任，似乎会有另外一种结果。而不幸的是，最重要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厂——都由宦官执掌。本来宦官干政就是极其危险的祸国之根，再把这种极端的国家机器交由宦官把持，实际上促使两者合流，使两种本来就很凶险的因素融合成为一个极大的隐患。换言之，这种机构的设置，相当于给了宦官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在这个势力范围内，名正言顺的进行干政。加之，历朝各代，因为随侍左右，宦官都是极其擅长体察上意的，进入一流境界者，自能摆弄皇帝于手掌之间。如英宗即位时，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直呼“先生”而不称名。其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朝政败坏萎靡，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如此，既已“挟帝有术”，手中再有了厂卫这种无所不能的强权工具，倾国倾城也就太过自然了。也因此，有学者谓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其实始自明代，而厂卫制度又是最根本的源头，此论不无道理!

其二，废相集权，中枢机构缺位，厂卫乘虚充任，至为大错。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撤消，废丞相不设，大都督府分为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皇权进一步加强。其后历永乐、洪熙、宣德，逐渐形成内阁制度。内阁参赞机务，但首辅无丞相之名，实则一大参谋结构而已，一切重大决策悉决于皇帝批红。与此同时，宫中宦官形成以司礼监为首的一套机构，他们通过厂卫这种绝对专制制度控制朝臣、进而控制内阁、再利用代皇帝批红的机会，从而实际上已代行内阁大权，利用这条看似直接、实则迂回的路线，从而权倾天下。

其三，失控的监察体系、绝对的专权体制、极度的中央集权，足以导致社稷的覆灭。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体系外，另设一套平行的统御系统，如果期以适度的彼此钳制，似无不可。但毫无规矩可言、毫无法制可循，完全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厂卫的好恶为好恶，使权力绝对的集中，使权柄强化为兵器，使国家机器工具化，则必然使这种初衷不复存在，成为已入晚期的社会毒瘤，最终结果只能是整个国家的恶化、灭亡。因为这种结构的设置，实际上是推翻了原有的制度体系，更是对本就薄弱的法制体系的任意践踏。试想人人被监视，草木皆兵的背景下，岂能还有心思做事?再遥想当年崇祯一手断送大明江山、及至自缢于煤山之时，是否想到这种结果的因子，实则乃由其远祖亲手种下?

第四，人权陨落，与大势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

太祖大肆屠杀功臣，看似是为了给其后世子孙铺平道路，那是比较动听一种说辞罢了，实则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很不幸的是，他的后裔也大多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变态、冷血、残忍、嗜杀、愚昧、固执，视他人生命如草芥。这种性格背景下，自然需要厂卫这样的打手，即屠夫机构。朱元璋之嗜杀自不必说，其子永乐大帝颇享盛名，但也首创了屠十族的惨剧，令人发指。而如果将该时视角转移至西方，与厂卫制度的设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早于其时，即于十三世纪就已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横行绝对独裁的“诏狱”和惨无人道的“廷杖”(指皇帝当廷责杖朝臣的肉刑，公侯如朱文正、朱亮祖，大僚如工部尚书薛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英国更早于同期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凭借厂卫更加集中，民主被摧残干净，与历史发展进程大相背离。

最后不能不提及厂卫制度的现实意义。

国内民营企业领袖出身草莽，但亦不乏擅长学习、以史为鉴者。从历史中寻找管理良方、从典籍中汲取经营方略，并无不妥。但是，确有一些领导人，或许出于缺乏自信，或许过于狭隘，总是担心企业失控，但又喜欢以史为师，故此对于历史中的一些糟粕也不免拿来乱用一番，以强化个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则明显过于滑稽和幼稚。企业当然应该有一套严密的内控体系，以使组织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走偏。但基于此点，就重用“内臣”(家属、亲戚、故旧、同乡)、防备人才，采用设置眼线、广布暗探的方式来侦缉外聘高管，则未免走火入魔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种模式的结果是虽然强化了独裁控制，但最终结果却是自毁长城，极端的得不偿失，属于拙劣之术，殊无借镜的必要!

须知，大明朝的快速堕落，厂卫制度“功不可没”!

第三篇：论明朝官吏考核制度

引言

在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一直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制度。它伴随着官吏的出现而产生，最初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尧舜禹时期，当时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原始考课法。而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化，到明一代，封建社会进入成熟期，各种制度都进入总结完善阶段。官吏考核制度也不例外，明朝产生了更加完备的考核制度，其特点是考满与考察相结合，反复强调秉公考核。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加强官吏管理制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确立及概况

历史上，明朝的官吏分为九品十八级。按照品级高低分为高级官员和中下级官员，即四品以上为高级官员，五品以下为中下级官员;按照任职地区划分，可以分为京官与外官。京官是在京师中央机构担任职务的官员，外官是在各省地方机构中任职的官员，在各个机构官员设置上，又分为正官，首领官和属官。明朝官吏考核事宜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在吏部设考功清吏司,“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而都察院“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这就逐步形成了考满与考察相结合的考核制度。 [1]

[2]

(一)考满制度

1.考满制度的确立及原则

考满是指给官吏规定一定的任职期限，期限届满之后，对其在任期内的德业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分别等次决定对官吏的去留及职务升降的制度，该制度主要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政绩。考核通过之日，由有关部门量其功过，分为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其目的在于“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作为升降去留的依据。对此，丘浚在其《大学衍义补》中有清晰的记述：“官满者，则造为册，备书其在任行事功绩，属官则先考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考核焉，亦书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状，书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 [1][2]《明会典》卷13吏部12《京官考察》。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2《吏部》。

1 三曰不称，既书之，引奏取旨，令复职，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计三考所书者，以定其升降之等”。[3]

考满制度有两个原则：其一，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即依照明朝政府对国家机构设置以及官吏管理的具体办法决定官吏的升降去留。为严格官吏考核秩序肃清吏治，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官吏管理条例，如《到任须知》、《责任条例》，加强考核立法，以做到有法可依，秉公考核。其二，重视实绩。即主要是以官吏在任职期间的政绩为依据，重视官吏在任期间的德业表现。具体方法是将官吏的政绩考察清楚，记录在册，以此作为官吏升降去留的依据。

2.考满的程序方式

考满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是定期性的官吏考核制度。洪武十七年，有“三年一考，九年通考”的说法，这种说法被认为是明朝的考绩之法。除此之外，丘浚也说过：明朝考核，“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4]这说明，在明朝，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吏，通常都要经历

三、

六、九年的考满。

考满有京官考满和外官考满之分。京官考满。《明会典》有记载：京官四品以上“九年任满，黜陟取自上裁”,“凡在京堂上、正佐官考满三年、六年，俱不停俸，在任给由，不考核，不拘员数，引至御前，奏请复职”。这就说明京堂上官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无须考评，九年任期届满，由皇帝直接裁决其升降去留。京官五品以下各衙门首领官、属官，先由本衙门正官考核，再报都察院、吏部复考。外官考满。洪武二十六年定“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俱系正官、佐二官。三年考满，给由进牌，别无考核衙门, 从都察院考核，本部复考，具奏黜陟，取自上裁”。这说明外官考满也是按照品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5]

(二)考察制度

1.考察制度的发展演变

明朝的官吏考察制度，是与考满制度相对称的一种官吏考核制度。所谓考察制度，是指由中央人事管理机关、监察机关等对官吏的德、勤、能、绩以及身体状况进行考查甄别，并按规定查处渎职和严重不称职官吏的制度。

[3][4]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1《正百官·严考课之法》。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1《正百官·严考课之法》。

[5]《明会典》卷13《吏部》12《在外司府州县》。

2 官吏考察制度在明朝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奠基阶段。早在洪武元年就已经开始考察官吏，到洪武十年开始设巡按巡察。次年始命吏部考察朝觐官，这就是朝觐考察的开始。至此，对外官的考察制度开始形成，但对处分办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中央官吏的考察也还没有制度化。二是发展完善阶段。弘治年间后，考察制度的方法开始变得严密而详备，到了万历年间就已经达到了极其详备的程度。其表现如下：第一，京官考察制度逐渐完善。弘治时期规定京察六年一次，明确规定了考察的具体方法，使其制度化和定型化，传之后世。第二，考察查处标准和办法以及考察责任、程序等逐渐明确化、确定化。如在查处的标准方面形成了“八法”。第三，官吏考察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实施，也取得了相当良好的效果。史载“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6]三是因循衰坏阶段。这一时期，考察制度基本沿袭旧制，但其实施情况并不理想。虽然其仍然在实施，但是由于统治者的腐化衰败，考察已经由“黜贪存良”的大典逐渐退化成上层官僚之间互相打击陷害的工具。

可以说，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对官吏的考察从未中断。我们在探究明朝考察制度时，不能将考察制度是否贯彻执行与贯彻执行的状况相混淆。客观来看，虽然明考察制度一直在贯彻执行，但其状况并不是一直都好。总体来看，自太祖洪武年间到英宗天顺年间，考察制度得到了较好的实施;约从宪宗成化元年到张居正改革失败，考察制度的实施状况时好时坏;从万历年间到明代亡国，考察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其实施出现了严重的不公，逐渐丧失了其在吏治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2.考察的程序方式

明朝官吏考察制度分为京官考察和外官考察。其中明朝对京官定期性的基本考察制度为“京察”，京察制度在弘治十七年规定为每六年举行一次，以后都遵循此规定。明朝对京官的考察分为四品以上和五品以下两种分别进行。四品以上的官吏“自陈以取上裁”，[7]但吏部在官吏自陈之前，应按季度开写记载京官政绩状况的材料，供皇帝查阅。对五品以下京官，在宪宗成化四年以前，一般由所在衙门的堂上官考察，按规定的内容和格式注写考语，上报皇帝定夺。成化四年，规定五品以下的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共同考察，以后都遵循此制。明朝考察 [6][7]《明史·选举志三》。《明史·选举志三》。

3 外官即地方官的制度是朝觐考察和巡察。朝觐考察也叫外察，就是在朝觐之时对地方官进行考察的制度。洪武二十九年规定每三年一次朝觐并同时对地方官进行考察，朝觐考察成为定制。巡察，亦称廉察，是指由监察官吏或受皇帝指派的官吏巡视考察地方官吏的制度。它是经常性的、不定期的考察，具有随机性、灵活性等特点，成为对朝觐考察制度的重要补充。

明朝通过考察对官吏进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奖励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赐宴，赐物，赐敕。另外，在朝觐考察时，政绩优异的地方官还可留京供职，以示奖励。而相对于考察奖励制度而言，明朝对考察惩戒或处分的立法则更为详备。处罚的主要方式有责令致仕，冠带闲住，罢为民，降调。为了完善官吏考察制度，明代统治者还建立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考察救济性质的考察拾遗制度和辩白申诉制度。所谓考察拾遗制度，就是对在考察中应当查处而未被查处的官吏，在考察结束后，由有关的官吏或衙门对其进行查处的制度。辩白申诉制度，是指对于考察结论和处分确有诬枉或不公的，允许官吏本人及有关的大臣论辩奏白或陈述申辩的制度。

此外，考察制度与考满制度虽然同属考核官吏的制度，但二者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考核的作用和功能不同。考察是为了纠察贪赃枉法的官吏，及时将这些不称职之人清除出管理队伍，留下清廉优秀的官员，保证官吏队伍的廉洁性。而考满主要是考查那些任期届满的官吏，以考查结果作为对其奖惩任免决定的依据。其次，考核的方式方法不同。对官吏的考察有定期性考察和不定期性考察之分，如对地方官的“朝觐考察”和对中央官吏的“京察”为定期性的，而监察官吏对地方的“巡察”或“廉察”为不定期。而考满只存在定期性考核，不论是地方官还是中央官吏，都要经历

三、

六、九年的考满。最后，考核的具体标准、程序及结果不同。以考核的结果为例，考察是以依照“八法”作为标准，而考满的结果“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三曰不称”，[8]即考核结果分为上、中、下三等，为称职，平常，不称职。

考察与考满虽存在诸多区别，但两者殊途同归，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考满以考察制度的结果为依据而进行，同时它又是对考察制度的重要补充，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有考察制度，就会过分强调考查官吏的过错，使考核制度失去客观 [8]《明史·选举志》。

4 公正性。反之，如果只有考满制度，仅仅以九年通考的结果决定对官吏的升降去留，就会不利于吏治管理。

二、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保障措施和该制度的实效

(一)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保障措施

官吏考核制度的实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官吏制度的好坏。明朝为保证考核制度的实施, 建立了一系列保证该制度实施的措施。

1.设置详尽的考核机制

在明朝，吏部主管官吏考核，而且各级机构中的正官和监察官在考核中发挥重要作用。弘治八年四月，科道官在上疏中说“我朝朝觐考察,最为精密。盖委之抚按，俾报其贤否;又参之布、按二司及直隶州、郡之长,俾究其实;部、院又迹其岁报殿最,以为去留之据。如有不当,科道得以劾之”。[9]萧凉在述及明代考核程序时亦说“内外臣工, 六年有察，三年有觐，内则有科道以司纠弹，外则

[10]有抚按以行举劾，耳目极密，闻见极真、信足凭也”。这种考核机制相互制约，防止了官员以权谋私，保证了考核制度的顺利实施。

2.严惩贪污贿赂行为

官场风气败坏多源于请托、贿赂。在明朝就十分重视打击这种行为，防止贪污贿赂，保证官吏考核的公正性、平等性。规定“凡内外官遇该考察，有央求势要属托者，即以不谨黜退”。[11]进而申令：“来朝觐官到城外，在京官不准私出相见。入城之日，不许乘夜潜谒巧托责缘，及私令家人往还透漏消息。其私求嘱托、节奉明禁，但其势要官员无故而为人荐扬伸理者，所荐之人，虽素称贤能，其为钻刺可知，定以不谨论黜”。[12]

3.令监察官揭发检举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整而严密，在官吏考核中，监察官对于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等破坏考核秩序的不良行为加以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揭发检举。成化十六年,令对朝觐官并在任官，严行考察,“或有不公者,听科道纠之”。天顺八年定：“凡考察有诬枉者，令部、院会同内阁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职并在外布、按二司官 [9] 《明孝宗实录》卷99。

张宣：《西园闻见录》卷31《考察》。 [11]《明会典》卷13吏部12《考察通例》。 [12]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54《选举考·考课下》。 [10] 5 有不公者，许科道指实劾奏。南京考察不公者，许南京科道劾奏”。[13]嘉靖六年，又令科道官于考察拾遗后，互相纠劾。

4.允许申辩制度

对考核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允许进行申辩，既可以由本人申诉，也可以由他人为当事人争辩。这主要是为了保证被考核者的权利，保证考核过程的公平。弘治六年六月，明令“今后朝觐考察中间，果有黜不公者，许其伸理，若本无冤抑摭拾奏扰者，仍照例参问治罪”。[14]嘉靖时，令朝觐考退官员，果有执法被诬夺职，许大臣言官即时论辩，吏部查访可否，具奏定夺。隆庆时，吏部尚书高拱亦强调“其被害亏枉者，许人指言，研审得惰，仍为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混，飞语不得遂其谗，奸人不得终其毒”。

5.建立访单回馈制度

访单是一种调查表，由吏部制作。在考察官吏时，将其发给调查人员，请他们在访单上填入调查官吏的事迹，尤为不法行为，为匿名填写，及时上交。《万历野获编》中载“今制，匿名文书，禁不得行。唯内外大计，吏部发出访单，比填注缴纳，各不著姓名。虽开列秽状满纸，莫知出于谁氏”。[16]

6.惩治舞弊官员

明王朝严法治吏，重典惩贪。对于在考核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严惩不贷。既提倡官吏检举揭发，又及时调查，严厉惩处。正统十一年四月，明确宣布“若考察官任情好恶，颠倒是非，俱重罪不贷。”景泰三年十月，又申令“考察不实者坐之”。[17]

[15]

(二)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实效

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实施, 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奖励勤于政事、政绩卓著的官吏，查处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的官吏。明朝考核制度把考察勤劳与懒惰作为重要的内容，考满则分为上中下三等，称职者升职，平常者不升不降，不称职者则被降职。考察设八目，老、病者致仕，罢软无为者冠带闲住，才力不及者降调。这样的制度规定使官吏队伍不断更新，一 [13][14]《明会典》卷13吏部12《考察通例》。《明孝宗实录》卷77。 [15] 高拱《掌铨题稿》卷18。 [16]《万历野获编》卷11《考察访单》。 [17] 何乔远：《名山藏•典谟记》。

6 批批年轻有为的官员得到赏识和重用，有利于提高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

其次，奖励公正廉明、洁己爱民的官吏，惩处贪污腐败、违法违纪的官吏。《大诰》中载：“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吏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至府。府亦拘至”。

[18]

并且明定：受贿一贯以下杖七十，赃至六十两即处死刑，枭首示众。进而把清查贪污贿赂作为考察官吏的八目之首。无论是定期的京察十年一次或六年一次，或则是外察三年一次，或则是不定期的考察，都把查处官吏的贪污贿赂作为重要任务。明朝“严法治吏，重典惩贪”的政策，有利于激励官员廉洁奉事、守令畏法，从而澄清吏治，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最后，重视官吏任职期间的政绩，以其在职时的所作所为作为考核依据，决定官员升降去留。明朝的各级各类衙门都有自己的考核项目、标准和具体考核办法。如有关于府、州、县官的考核，要求必书农桑、学校之绩，“以任内户口增、田野辟为上”。[19]正统三年，又定“有司亲民官给由牌内须开往任前并任内逃民数目及招抚复业多少，以凭黜陟”。[20]这样一来，官员都会十分重视自己的政绩，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为明朝政令的贯彻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明朝官吏考核制度废弛的原因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明朝官吏考核制度废弛的原因

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官吏考核制度无法再继续发挥作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本原因在于考核制度本身的缺陷

考核的时间比较短，任务却十分繁重。以朝觐考察为例，每次朝觐官员数千人，来自全国各地，而考察时间却只有半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的，这就与实际不合。另外，明朝考核针对同样的情况，处理结果却不相同。京官四品以上，“大臣不注考”九年任满，黜陟取自上裁。京官考察“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这就反映明朝政府对高级官员的放纵。而且到了明朝中后期，对于贪官酷吏的惩治力度大大减小，已经大不符合之前的重典惩贪，严法治吏。

[18][19]《大诰》问赃缘由第27。

《明会典》卷13《吏部》12《在外司府州县》。 [20]《明会典》卷13《吏部》12《在外司府州县》。

7 2.直接原因在于考核的结果名不副实，导致奖惩失去了依据

就明朝官吏考核制度本身而言，其制度完备详实，循名责实，奖惩分明。然而在官吏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官员行贿受贿，以权谋私而徇私舞弊，导致考核结果不实，无法作为奖惩的依据。这种结果的不实，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要是被考核的官吏，有些政绩不佳、犯过错误的官吏，因害怕考核导致自己被罢黜或降职，还有一些官员滥用职权，从而为了一己之私阻挠考察。高拱在《本语》中说，考察之时，“不肖者造作言语，鼓弄风波，顷陷善人，以图衙门有人而可免己”。其二是来自考察官，考察官员属于朝廷命官的一部分，他们与被考察者同朝为官，或是明哲保身，不愿意揭发某些官员的不法行为。或是不履行职责，不做调查核实而随心所欲的做出考核结论，应付了事。更有甚者，考核结论由他人代写，恣意妄为，这就使得考核结果根本无法作为评价官员的依据。

3.主观原因在于权臣把持朝政

明朝宦官弄权，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势，操纵考核过程，把考核制度作为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宗时，刘瑾与内阁大学士焦芳串通一气，“凡瑾所言，与芳如出一口”，黜陟之事，任意妄为。每当遇到考察之时，“有等不才官员，往往预投内阁，以致举措乖张，人心不服。遂有三年之考察，不过为内阁首恩义”。[21]

明朝的官吏考核制度，程序完备而详实，措施具体而严密，并设立了专门负责考核工作的机构。该项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澄清吏治，端正仕风。但是在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弊端丛生，考核制度也逐渐败坏，直至覆亡。

(二)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明朝的考核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十分完美，而是出现过一些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的控制之下，官吏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并不对人民负责，官吏考核的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比如，考核标准比较笼统，甚至有一些十分荒唐。另外，考核制度效用的大小要视皇帝或者负责考核的官吏是否开明、个人好恶的情况而定。除此之外，明朝官吏考核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更无从谈及人民的监督，缺少监督必然会使制度流于形式， [21] 桂萼：《申明考察疏》《明经世文编》卷181。

8 纵使是再完备合理的制度一旦缺少监督也会变成纸上谈兵，无法起到实际的作用。到了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官场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成风，世风日下，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都日渐衰败，官吏考核制度也逐渐显现出种种弊端，无法再继续发挥其肃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但是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尚不足以影响考核制度的整体效果，该制度在大部分地区仍得到有力的实施。明朝官吏考核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的官吏考核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之，我们在评价明朝的考核制度之时，不可偏废某一个方面，我们应该兼顾两者，既看到该制度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其消极作用而加以借鉴，为我所用。

四、当代对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借鉴

纵观我国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考核，可以看出，比较明智的统治者或领导者都把建立考核制度作为建设国家和巩固政权的基础，通过严格的考核来优化和更新官员队伍，凡是不重视官员考核的统治集团，官吏队伍就会因循守旧，导致政局颓废。明朝就十分重视官吏考核制度，当时对官吏的考核，且不论其效果如何，其目的必然是优化官吏队伍，促进行政部门的廉洁和高效。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明朝的考核制度进行借鉴和参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今天所用。

首先，应该努力实现考核主体专业化、独立化，最终实现考评主体问责制。其一，加强立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考评权的归属问题，确立考评权的独立性。对于高级官员的考核，应设立单独的、独立于行政系统、直接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的考评部门。

其二，设置专门负责官员绩效考核的机构，实现考核主体专门化。近几年，我国在国家机关中逐渐设置了专门负责考核官员绩效的部门，但是这种机制仍然不是十分完善，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和发展。

其三，逐渐实现考评主体问责制。主管考核的机构及其官员，明确划分其职权，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互不干扰，有利于各负其责，避免出现责任不明问题和相互推诿的现象。另外，应该完善立法，对于考核过程中的过失等不法行为给予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其次，从考核对象的角度来看，应根据其具体特点将被考核者进行分类，差异考察。应根据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设计不同的考核程序内

9 容和考核标准。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很大差异，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种差距不断拉大。这就很有必要根据地区的不同制定适合其现状的考核程序。比如同一个主管官员，付出同样的努力，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其对于当地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绩效水平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如果不能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异考评，就会影响公务员考评的公平性，也就无法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官员产生有效的激励。

最后，对于考评的结果应该高度重视并运用。考评结束后，结果要及时反馈给被考核的人，考核者应该及时与之沟通交流，指出其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和计划。而且，应该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定职称，薪酬待遇等奖惩方面的主要依据，以此来激励被考核者继续努力工作，警示政绩不佳者努力改进。现在来看，我国政府中，很多部门对于考核的结果不是十分重视，也没有及时反馈沟通，大大地削弱了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改变过去封闭考评的做法，逐步实现开放式考评，并建立严格规范的考评程序，积极采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从法律层面来看，还必须加快公务员考评的立法建设，从法律上保证考评的制度化。

结语

当今社会，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改革。考核制度可以说是保证公务员队伍实现最佳效益的重要措施。因此，我们应对官吏考核制度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2.[清]龙文彬：《明会要》卷3，中华书局。1956。

3.[清]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5，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4.[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 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术》,中华书局，1979。

6.靳力，张鑫：《略论明朝官吏管理制度的构建》，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7.王兴亚:《明代管理渎职及其惩罚》，载《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15期。 8.王兴亚：《明代官吏考核制度论略》，载《黄淮学刊》1995年6月第11卷第2 期。 9.刘志坚，刘杰：《试论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载《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5月第38卷第3期。

10.吴秋红，刘清：《明“严法治吏，重典惩贪”及失败原因论》，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年11月。

11.赵玉霞：《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载《理论学习》 2004年第6期。 12.张红：《论明代官吏制度》，载《鸡西大学学报》 2010年6月第10卷第3期。

致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到了行将结束的时候，四年来的学习积累也到了行将收获的时刻。转首回顾，有许多的不舍更有许多的感激。首先，要感谢所有曾经授业解惑于我的恩师，在此难以一一列举，但感激之情我将长存于心。四年来各位老师始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教诲我们严谨治学、积极生活。特别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宫宏祥老师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给我的关怀和帮助，为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指导我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同时感谢四年来与我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同学，与他们之间的友情是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最后，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养育了我，严格要求我，无微不至地呵护我，时时刻刻地挂念我。感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始终站在我身边，用他们深沉无私的爱支持我。

第四篇：明代宦官政治（精选）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明代宦官的总体概况

历数中国古代各朝，唯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而尤以明朝为最。作为皇权卵翼下祸国殃民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威福远达官门之外，渗透到各地各部门，人数竟达数万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多的，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这些都算是宦官一门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的能够挟持皇帝，有的被称为“站皇帝”，有的被称为“九千岁”，那么究竟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机构有二十四个，还有好些附属机构。朝政上他们甚至可以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分庭抗礼，地方上他们还可以监督封疆大吏，军队中可以监军。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完全的参与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下面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洪武建文朝概况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祸国乱政的劣迹，他曾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所以他对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还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威慑。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以致事无巨细都得有皇上一人来处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将一些事交给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当政的中后期，宦官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参与税务，参与茶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还增设宦官机构，后来的二十四衙门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础。

建文朝时由于朱允炆严格遵从祖训，所以宦官势力没有兴起。

宦官势力的抬头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属于谋逆性质的，窃取机密，宦官充当耳目，“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郑和。

宦官称谓在此时得以扬眉吐气，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间以监正、监丞之类。永乐初“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跃身为“太”字辈了。

在任职上更是开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监军、宦官分镇地方、进一步插手经济而且还开始利用东厂进行特务活动。臭名昭著的东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关于东厂，后面再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文宗在位仅仅十个月，倒是没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儿子宣宗在位时，却做出了一件贻害无穷的事，那就是：设立了内书堂。

内书堂就是宫内较小太监读书识字的地方，内书堂的设立也就改了太监不得识字的祖训，这样也就为以后太监参政提供了方便。内书堂的第一任教授还是为大学士，叫做陈山。其实为那些小太监讲学的人书评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阁等这种有学问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内书堂有副对联很有特色，上联：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其实明宣宗还是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叫太监识字也只是想让他们帮自己处理一下政务。毕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们老祖宗朱元璋那样的劳模，一天处理几百件政务，所以就不得不找点帮手了。宣宗对太监实际上是

很好的，他曾赐几个太监免死诏，还送给太监银牌，那些银牌可有诸如“忠肝义胆”、“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的字样，以示褒奖。不过由于明宣宗还是个勤政的皇帝，太监虽受宠，却还不敢放肆，也未专权，但是宦官掌权的苗头开始萌发。

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这段时期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黄金期，这时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呼风唤雨的一股势力。

先是英宗朝正统年间有挟持皇帝以致发生土木之变的王振，接着天顺时又有阴谋篡位的曹吉祥(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还有宪宗时期的汪直，武宗时期的“站皇帝”刘瑾。

这一时期宦官的情况和明初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宦官开始把持朝政，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后人曾这样评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时所说的明朝太监的拙劣事迹其实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这时已经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个个方面，后面还要细讲，这里不再多说。

宦官事业的低迷期

如果你认为宦官的势力会一直膨胀下去，那么你就错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监管宦官最为严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却没有一个权宦出现，与他对宦官的严格控制是不无关系的。这是与嘉靖皇帝的自身经历有关的，由于他出身王爷，正是由于皇帝无子，他才得以入继大统。而他早些年当王爷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宦官的种种劣迹。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个性，使他不会像那些皇帝那样信任宦官。他总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实上嘉靖帝认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监远没有前朝的太监风光，当然更好没有他们后朝的太监啦。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嘉靖朝过后便迎来了宦官们的春天。

宦官势力登峰造极

穆宗时期太监没有太大作为，转机发生在万历朝。先是有“大伴”冯保飞扬跋扈，而万历皇帝本人极力往各地派遣盐盐税使，为自己大肆敛财，因而这时期的宦官势力实际上是相当的嚣张。顶峰发生在明熹宗年间，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岁”魏忠贤。

天启年间，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收受贿赂，拉帮结党无恶不作，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也给明王朝敲响了丧钟。而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这一恶势力团伙，但是由于崇祯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来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宦官的恶劣形迹又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机构

既然明朝宦官能够在这样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国柄，那么他们的机构也必然叠床架屋，异常庞大。前面提到过培养小宦官的内书房，其实那只不过是宦官机构的冰山一角。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机构。

廿四衙门

 司礼监惜薪司

 内官监钟鼓司

 御用监宝钞司

 司设监混堂司

 御马监兵仗局

 神宫监银作局



 尚膳监浣衣局尚宝监巾帽局印绶监针工局直殿监内织染局尚衣监酒醋面局都知监司苑局

“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

除了这二十四个衙门外，还有很多部门，比如文书房、中书房、提督东厂、御前近侍、提督京营、南京守备等等，这几个只是宦官衙门中上层的机构，其他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盐酱醋方面的宦官部门还有很多。这些机构中我们着重讲两个—司礼监、御马监。

宦官第一官— 司礼监

司礼监，在宣德年间成为宦官系列中的总领，排于二十四衙门之首，该监人员编制最多，职责范围最广，职权也最大，是名副其实的太监第一职务。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到后来，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逐渐发展为一人。掌印太监同大学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视元辅”，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而其宠信程度，则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辅之上。其实这只是司礼监最为重要的职务，另外司礼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廷议，以对阁臣或众大臣的议事进行控制和监视。

南京守备是司礼监的外差，其地位相当高，守备南京的公侯伯都得听他的指挥。排座次时，守备太监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侧左。

司礼监下还有文书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的机要部门。“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这样司礼监得以掌握国家军政大事的一切机密动态。

司礼监还掌握着宦官衙门的升迁降贬、外派、撤回、惩办的权力。

司礼监所有权力中最为关键、与中枢决策系统关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厂卫。

第二“司礼监”—御马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御马监)掌乃御厩兵符等，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就是说，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御马监相当重要的的一个职能就是统帅禁兵。这一职能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另外，御马监还具有财政职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管理御马草料场上。至成化时期，由于御马监管理草料场的经验，皇庄后来也由御马监来经营。这样，御马监由于具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权力成为太监机构中的第二热门。

宦官政治的具体体现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另外还设了其他一些机构。但是这样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后来又设置了内阁、殿阁大学士，以后发展为内阁制度。但是内阁毕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机构，而只是类似于一个智囊团的性质，因而他们得到的权力也只是票拟。随之而产生的另一项权力则是批朱，这一特权则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

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司礼太监批朱时“间有偏旁偏讹者，亦不妨略为改动 ”有这样的权力，有就是改动票拟之权。这批朱权就成了司礼监压制内阁的有力武器。

二、操纵厂卫

众所周知的东厂，其实只是司礼监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

二、三人担任厂公，人称“督主”。东厂作为一个特务机构，由于直接听命于皇帝，权势非常之大，这一点仅从东厂一把手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如若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东厂督主同为一人，那么此人势力绝对如日中天，非同寻常。

与东厂相呼应的则是锦衣卫。虽然锦衣卫设立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锦衣卫的地位逐渐屈居于东厂之下。锦衣卫的官员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这样司礼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锦衣卫了。比如英宗时期王振为司礼太监，而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就是他的私党，可谓政出一门。

三、插手财政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而在明代，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权却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预。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这便是宦官插手财政的开始。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大，税务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万历时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万历皇帝贪婪的性格，加之皇宫大兴土木，军费又大量增加，他不断的向各地派遣矿、盐税使搜刮银两。而宦官为了中饱私囊，也不遗余力地增加税务的项目，提高税务的比率，也就是所谓的增税、滥税。

在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而其中又以丝织为主，而监督织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揽了下来。在宦官职务中有“织造”一职，而且有提督太监南京、苏州、杭州各一员。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个地方是绝对的经济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织造所管有基本上以丝织为主，而丝绸又是值钱的东西，所以宦官把持这个职务，使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又加深了一步。当时舆论有这样的呼声“今天下之为民害者，熟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已”，这主要是宦官借织造之名，加大所需织造的数额，营私舞弊，敲诈民财。关于宦官插手财政的方面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统兵监军

关于宦官统兵，大名鼎鼎的郑和就是因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赖的。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也正是由于王振亲自统兵的结果，而汪直更是喜欢统兵打仗。至于宦官监军，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明末时期，每有战事，将领所到之处则必有监军之太监。而那些太监非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处处掣肘军事将领，因而所打之仗也多败绩。《国史旧闻》中指出宦官监军的四处弊病：侵蚀军实、避敌殃民、遏制大将、谎报军功。

五、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但是随着宦官势力的扩张，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他们所把持。《明史•职官志》中有“镇守，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

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另外职官志中还设有南京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等职务。由宦官担任地方镇守和守备，地方行政必然会受到干预，加之宦官的恶劣本性，地方百姓则会严重受到他们祸害。

宦官个例分析—站皇帝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自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则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如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但他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刘瑾是怎样一步步控制大权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任，所以他极尽所能的讨好明武宗。第二，刘瑾掌握了权力最大的宦官机构—司礼监。这样他就能够横行无忌的干预朝政，包括欺压内阁，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礼监强大的权势，它能够在几乎所有的朝臣头上作威作福，并且时不时的打压不服从他的官员。

还有就是刘瑾设立“内行厂”，这是一个比东厂还要黑暗的特务机构，它监视的层面比东厂更广，甚至东厂，也在它的监视之下，而且用刑比东厂还要残酷。内行厂完全就是一个刘瑾用来打击异己，监视官员和百姓行动的特务机构。

掌握大权之后，刘瑾开始了各种非法和不轨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极度的敛财，大肆地收受贿赂。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后来，刘瑾被另外一虎—张永和大臣杨一清算计，被明武宗一举拿下。当武宗得知刘瑾要谋反后，被处以凌迟刑，共行刑三天。刘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宦官政治的影响

宦官横行，宦官势力的蔓延，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分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由于宦官只听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倾轧内阁和六部的权力，这样就导致皇权的进一步集中。

宦官的恶劣行迹，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由于操纵着厂卫，这些特务便会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净是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避开。明朝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疆统治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作为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而魏忠贤秉政后，两党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杨涟上书揭发魏忠贤的24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他命其党羽炮制《三朝要典》、《东林点将录》等，将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统统杀掉。可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极力将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力量一直持续到明亡。这也极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

宦官对经济的破坏则更加严重。他们插手财政，扰乱正常的经济政策。作为矿、盐税使，他们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作为织造，他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正常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被他们打破了，这样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脚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百姓无法生存，农民起义便会揭竿而起。

宦官监军，加快了军队的腐败，加之设守备、镇守之处又多是边塞要地，导致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明末发生农民战争后，由于各处军队皆有宦官掣肘，导致将领无法有效统帅军队，使农民军得以较为顺利的发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对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诸如撤销丞相，设立四辅官、殿阁等等，这样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处理朝政和其他宫廷事务。这样，宦官的参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预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权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撤销了丞相，这样一来，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皇帝的任务骤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会找人帮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当初就是怕相权过大才撤销的，跳来跳

去就选择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惯例，皇帝所选妃子一概选自民间，这样后宫的素质必然不高，因而对皇子的教育也就会相应的弱化。这样，与皇储接触最多的宦官对皇储的影响就会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对宦官的过度依赖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是历朝历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它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不论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厉害，他们无不是拉着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们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或是对皇权造成了威胁，立即就会被皇帝除掉。王世贞曾经说过，“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就是像魏忠贤那样，势力权倾朝野，生祠遍立中国，真是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启帝一死，照样还是被崇祯帝一举拿下，最后自缢身死。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午发根除的积弊。

参考书目:

《明史》张廷玉等著网络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纲主编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与三案》温宫义著

第五篇：《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导学案

第15课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七年级历史下册学案白喜娟第17课时

教师寄语：才华是血汗的结晶。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

学习目标：

1、识记明朝的建立，归纳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了解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

2、分析明朝加强君权的目的，并认清明朝是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一个时期，表明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3、从概念上理解何为“八股文”并正确分析理解“八股取士”的影响。

学习重点：明太祖和明成祖加强专制君权

学习难点：八股取士

课程导入：

明朝的建立者是谁?你对他的身世经历了解吗?你知道明朝的都城先后在哪里吗?明朝为什么会迁都呢?

你知道明朝在地方上分管民政、刑狱和军政的机构是什么吗?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明朝有丞相这个官职吗?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明朝设立的特务机构有哪些?你一定知道科举制度吧，明朝的科举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是朱元璋的儿子吗?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当时他为什么要迁都?他的措施有哪些与前两位皇帝相似?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1、明朝建立：时间建立者都城建元他就是

2、明太祖加强中央集权：

(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皇权。

a.在地方，废除，设立，分管。 b.在地方，取消，废除，提高，使其直接对。

(2)制定和颁布，完善。

(3)完善，实行，以。

3、明成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1)实行。(2)设立。

4、明朝迁都：(1)时间(2) 在位皇帝

(3)都城从迁到

(4)作用：有利于，有利于，

有利于。

5、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有：

(1)(设立于时)

(2)(设立于时)

(3)(设立于)

6、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文章体裁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叫，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

二、合作探究

1、阅读材料“ 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改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副)之，而殿阁大学士久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职官志》

请回答：

(1)这是哪个朝代的官制变化?文中“帝”指谁?

(2)“六部”指的是什么?他们对谁负责?

(3)材料中“帝自操威柄”是什么意思?

(4)上述史料所说的机构变化起了什么作用?

2、阅读下列材料明朝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年间，有一天，大学士宋濂在家中宴请宾客。第二天，明太祖问宋濂，昨天请了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宋濂如实回答。明太祖听后说：“你说的全对，没有欺骗我。”说完，拿出一张图。宋濂一看，是昨天家中宴请宾客的座位情况，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请回答：(1)监视大学士宋濂的是什么人?他们由谁直接指挥?

(2)这段材料说明了明朝统治的什么特点

三、拓展延伸

中国历代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请写出秦、西汉、元、明这四个朝代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主要措施或政治制度。秦朝：

西汉：

元朝：

明朝：

(2)小明同学想探究秦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管辖的措施，他主要应依据

A.影视作品B.民间传说C.《史记》《资治通鉴》D.秦始皇兵马俑

四、达标检测

1、明朝时，掌管地方政权的机构是()

A、六部B、中书省C、行中书省D、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