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新生代农民工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随着社会转型加速与消费社会的全面来临，消费认同成为理解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与认同取向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出发，以空间转换和身份寻求两个维度为主线，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行动逻辑和社会意蕴。

第一篇：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分析

摘要：现代性是深刻冲击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变迁，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代性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也有积极地适应和调整。同时，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结，农民工拥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现代性通过教育、传媒、城市生活的经历等途径渗入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更接近于市民，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目标的追求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现代性的实现，还存在结构性的缺失，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横亘着许多刚性的制约因素。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这将影响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向与路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渗入;缺失

作者简介：贾楠(1982—)，男，河南南阳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郭强(1965—)，男，河南商丘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言

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描写过现代性冲击下人类社会的状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通过马克思的描述可以看出，现代性是深刻冲击现代文明的人类历史的巨大变迁。“人类在这几百年里发生了以往历史时期的所有变化都不可比拟的全面彻底转变，而且各个前现代国家还在加速向里面奔去，‘内置’国家还看不到走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前景”。“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

现代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中国的社会变迁中，随着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联结，农民工拥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来源于现代性对农民工的改造和影响，也来源于农民工对现代性的适应和反馈。农民工是一种职业和身份，是社会对于进城打工农民群体的界定，这一概念结合了农民与工人，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可以说，农民工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了“现代性”的因素。虽然现代性的概念提出是基于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现代性”概念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学术界对其界定、解释、探讨和论争也大多立足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但作为方法论工具，“现代性”可以说明和解释其自身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

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多数学者认为外出流动和城市体验能够促进农民工现代性的形成。郭正林、周大鸣通过对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认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周晓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蔡志海认为，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受到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从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上逐步地转变为现代型，农民工的现代性在流动中产生。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教育水平、相关制度安排等对农民工现代性实现的影响，王正中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但户口不能自由地迁入城市，不能享受市民待遇，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极大地阻碍了农民的现代性发展。江立华认为，由于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隔离，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是完成了由农民向工人转变的社会角色转变、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的资源获取方式转变和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位置的转变，尚未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尚未融入城市社会。在这些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关注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分化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问题。王东、秦伟认为，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已经在农民工群体中发生了代际的分化。许若兰、许传新通过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人格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但更倾向于现代性的过渡型人格中。姚上海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中一个庞大的新型社会群体，其现代性培育和全面发展，对于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至关重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培育的有效路径，推动这一群体的现代性培育进程，才能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与和谐发展。

从总体上看，许多学者对农民工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影响农民工现代性实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对于农民工现代性总体特征的把握以及中国现代性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学术界还没有做出很好的解答，尤其是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使得关于农民工的现代性研究面临新的挑战。针对这一新的发展状况，应该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特征作为突破口，以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的共同演化、融合和发展为主线，分析和展望农民工现代性演进的方向和路径。

一、形式现代性与实质现代性

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状况，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单一同质、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是祛蒙昧性与祛传统性的历史描述和生活境况;另一方面，现代性扫除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

农民工的现代性是指他们在适应城市生活时所形成的一套新的行为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实现了由农业向非农职业的转换。但是农民工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进城和进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层面，其中进城(职业非农化)是外在的空间迁移，而进化就涉及比外在空间迁移更为深层的内在心理变化。“现代性产生的表层原因虽然来自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体验和流动经历，但深层的机制却体现为农民工在对先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解构的同时，开始重构从流动经历和城市生活体验中所获得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解构和重构同一的过程。”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和提高是多方面的，需要社会的帮助，打破现实和陈规的束缚，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努力，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和自身所蕴涵的能力，以获得独立的人格，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性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概念出发，其基本特征是“人们主观心智上的‘除魅’和人们现实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理性化’，把人世的理性主义与人世的禁欲主义结

合起来，正面地排斥各种世俗诱惑，作为上帝的选民在世间以‘职业人’的身份保持合理性而禁欲的生活方式，这种与其他宗教迥然不同的信奉加尔文宗的清教徒对待世俗社会生活的态度，最终成了改变世俗生活方式的力量源泉。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世俗伦理体系缺乏超验的领域，但具有清醒的人世理性主义，其理性以适应现世为目的。”正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即具有十分强大的人世理性，因此，西方所谓“理性化”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并不明显，反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对于“形式现代性”——器物现代性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实质现代性”——人的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它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逐步现代化。这个进程迂回曲折，但它们最后还是汇合成一个相近的目标。在我们的概念中，形式现代性即是整个现代性进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生变化的非人格的物质性的存在，包括经济上创造的物质财富、政治和社会的相关制度等。

现代性的物质化进程绝不单单是自己孤独地前行，它毫无疑问地将现代人裹挟在其中，激发人的体验，驱使着人不断地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汪安民认为：“现代人和现代化进程之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的复杂的经验关系：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同样，这个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最后，贯穿在现代时期的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相反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所有这些，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与其说是现代性裹挟着人并激发了人的体验，不如说是人在现代性中得到了锻炼和启示，并不断地适应和改造着现代性。我们所指的实质现代性，即人的现代性，具体指的是经过了现代性的洗礼，通过对自身主体性的反思、对现代性的反思，学会并与现代性共同进化的人。这样的人的出现，意味着实质现代性。

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现代性的演进路径来看，形式现代性的影响先于实质现代性，形式现代性改变、塑造着农民工，农民工对于形式现代性不仅是被动地接受，也有积极地适应和调整。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褪去身上的传统性，增添了现代性。可以说，实质现代性具有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实现的可能。然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形式现代性的影响与实质现代性的实现中间横亘着许多刚性的制约因素，现代性的渗入与缺失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

二、现代性渗入新生代农民工：途径及影响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即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身上存在着与他们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的不同，这种不同，不管是社会的影响还是自身的变化，都能够反映出现代性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刻画的痕迹。这种痕迹的刻画，来源于形式现代性，但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实质现代性的启蒙与实现。

(一)途径

1.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提高

从教育水平上来看，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仅占10%。而根据2009年的数据，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其中，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在21—25岁之间年龄组的达到31.1%。从职业培训水平来看，新生代群体与传统农民工群体相比优势更加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达到36.9%。这些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文化和职业技能拥有较大的优势，已有较大提高。

2.现代性信息的冲击

截至2009年，我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建成光缆网络线路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目前，我国99.1%的乡镇和92%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5.6%的乡镇接通了宽带，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我国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网络的普及、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通信技术的进步，都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他们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传媒网、移动电话网等渠道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增强。这也将降低他们获取工作、精神与物质文化生活、政治参与等方面信息的成本。

3.经历与城市同龄人趋同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从幼年开始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像父辈一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迁移，他们更多的时间是生活在城市中，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还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大多数时间也在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就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他们也不熟悉农业生产。据学者调查的相关数据，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务农时间为11.94年，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而第二代农民工平均务农时间为2.15年，大都没有或缺乏务农经验，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农经验。新生代农民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这也与城市同龄人趋同。

(二)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提高，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工作和生活有着与传统农民工群体不同的、更高的要求，体现出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群体特性。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的比重在制造业为30.3%、服务业为21.7%、建筑业为22.9%;而在200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为39.1%、服务业为25.5%、建筑业为17.3%。在短短的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比重分别上升了8.8%和3.8%，建筑业从业比重则下降了5.6%。数据对比可以发现，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因此，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与在建筑业中的比重有了差异化的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拥有较强的自主和自觉意识，他们认为应该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第一代农民工中26.97%的人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只有18.94%。第一代农民工中40.13%的人认为“农民工不宜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同等的社会待遇”，第二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增加到56.82%。

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在向城市转移过

程中，仅仅是工作和空间上的转移，文化和心理的变化较小，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尽管身份并未得到彻底改变，但是在心理层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在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对工作目标的追求等方面都已经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2.3亿职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几近一半。报告还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即：“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时代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双重性”是指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边缘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我国的社会现代化能否最终实现，要看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是否能够实现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从形式现代性向实质现代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是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转变的桥梁与纽带，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其中的先锋力量和主力军，他们可以将现代性的体验带回乡村，在实现自身现代性的同时改变和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对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这一作用的产生必须要有现代性与农民工的互动与融合，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这种互动和融合的进程却会被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阻碍，难以顺利进行。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现代性渗入与缺失的悖论——结构化的缺失

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传媒中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处在形式现代性的浸润之中，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沿袭老一辈“挣钱回家”的传统，城市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之处，他们学习、适应并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但其自身实质现代性的实现却困难重重。问题的核心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性，而现代性并没有接纳他们，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结构化过程”缺少了规则和资源的再生产，而这种缺失使形式现代性的渗入与实质现代性的缺失并存。

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rule)和资源(resource)”，它们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

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中的“规则”主要是由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种有意义的符号构成。正式制度是指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遵守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规范性制度，也就是支配性规则;非正式制度则是对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影响的各种心理、习俗以及文化等，即规范性规则。此外，“规则”还包括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文化性符号也就是各种表意性规则。在吉登斯看来，“资源”也可以划分为两种，即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则是指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权威性资源则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和各种社会资本等等。他认为，社会结构就是规则和资源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结构并非外在于行动者，而是行动者可资利用的东西。行动者运用规则和资源，同时又生产出规则和资源，这一过程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吉登斯指出：“个体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不断地复制着这种结构。所有的社会生活本身都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它来自于行动者通过自身的活动方式复制其社会存在的条件，而这些活动就在时间一空间的语境中构成了这种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在城市打工和生活来利用国家现代化进程(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化)带来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生活在城市中，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而努力。通过在城市的打工和流动，他们更多地利用城市的价值观和资源，拥有比上一代农民工更加开阔的视野，并更新了对自身的认同和目标。这是现代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和渗入，但这只是现代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结构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这一进程的另外一方面，即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现代性的影响和要求，却受到了阻碍和忽视。

学界的相关研究认为，留守农民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上较接近“传统性”，而在农民工中，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更接近于“现代性”，或者说是正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进入城市、获得城市体验是农民接触现代、培养个人现代性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感觉到农民身份的作用在减弱，特别是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意义在减弱。据调查，想改变农民身份的新生代人口超过半数(占52.4%)，绝大部分不想改变农民身份的人(占65.4%)认为现在“是不是农民，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还有13.7%的人认为现在“当农民挺自由、挺好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中，在现代性的辐照下，他们自身能力和技能的提高，使他们懂得利用国家和社会赋予的规则和资源，进一步建构自己的目标，然而在刚性制度的面前，这种追求多少有些乌托邦的意味。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否则，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形式现代性的一时彰显，而实质现代性无法实现，将会陷入可悲的“内卷化”命运——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疏离，逐渐褪去了身上的“传统性”，却又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的“现代性”，他们必将缺乏应有的社会归属感，这不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现代性，也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如果将这种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性不能融合的状态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作出表述，“半城市化”十分恰切。有学者认为，这种“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化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如不及时纠正，会使得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失去融入城市的能力。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传统农民工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个体的农民工并不起眼，但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影响了中国的经济，进而会导致中国社会的结构改变。但传统农民工并没有能够融入城市，融入他们建构的、同时也影响他们的现代性之中，而只能是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漂泊和迁徙，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状态已经有了实质现代性的启蒙。从形式现代性到实质现代性的转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至关重要，不能让这一过程仅停留在“过程之中”，这样的停滞，后果是可悲甚至可怕的。当然，这种现代性的建构也有自身的规律和路径，遵循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体现农民工的主体性，将是必由之路。

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建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成以上，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与现代性的共同

进化，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要把握中国现代性的方向和特征，要关注现代性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还要探索现代性与农民工的结构化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质现代性的建构成为可能。

(一)在中国现代性背景下的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建构，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与现代性的共生和共存，正是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征，也是中国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之一。

中国现代性不能是西方现代性，要有中国特色，不仅如此，还要避免现代性的陷阱。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现代性的展开并没有像其原初所承诺的那样“使人类社会更加美好”，而是一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中，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二者如同天平的两端，不可有所偏颇，但事实上的非均衡发展使科学现代性逐渐占据上风。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从20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将这些观念输出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种理性进步路线的影响。而在这一西方现代性指引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期望中的增长，一些国家即使获得一定增长，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资源生态破坏，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甚至“负发展”的尴尬局面。历史警示我们，现代性片面地发展，会掩盖社会价值与个人自由的诉求，“现代性”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存在。因此，中国应早日预防、阻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扩张和蔓延，并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和借鉴，建构中国现代性。发达国家的西方现代性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样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性追求和建构的目标。

中国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有着明确的关联，中国不可能如西方一样地发展，正如西方的发展模式跟中国的发展模式差异一样：“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之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是，科学技术，相似的产品和机制，从食品、服装、住房、运输到满足人际交往的各类消费品，都无法消除中美两国在社会结构、政治史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差，两国在生态人口状况和传统上的差异如此巨大，要同化这两种文化是无法做到的。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

中国现代性必须注入传统文化，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绵延就没有文明存在的可能，承继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功能或者关键特征。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常常以毁坏传统文化作为现代性的机制，而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联可能更多地呈现在农民工身体内对传统文化的绵延上。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建构，并非是要把他们同身上的传统进行切割，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性建构。

(二)体现农民工自身主体性的现代性建构

相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意愿来说，市民化能力是制约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的“瓶颈”因素。内在的个人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能力，如适应非农产业就业和城市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等。

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且“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毫无疑问，在人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知识化的作用异常重要，工业的夕阳化、信息的虚拟化使得社会知识化的程度和进程必须强化。而社会知识化最广泛的基础就是农民，农民阶层中最能联结城市与乡村的就是农民工，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关系结构化的纽带。具体而言，第二代农民工具有城市化的强烈愿望，如果能够提高其自身能力，通过职业培训，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本，从而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无疑可以解决其自身转移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结构化”问题的解决

许多学者认为，国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和政策来提高农民工现代性的整体水平，通过改变结构性因素，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来消除当前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对农民流动的制约;通过发展新农村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待遇，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等来加快农民工现代性的进程。

但从社会学来讲，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性的结构。这种结构化的实践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联结城乡的农民工大流动只不过是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一次大事件和具体行动化过程。当然，这种来往穿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一种大流动和穿越构成了有机中国，而不是城乡的彻底断裂，因此，才会有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和随后出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新生代农民工正是结构化进程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它表明现代性与农民工正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迈向实质现代性。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结构性”问题必将在他们与现代性的实践中逐步解决。

作者：贾楠 郭强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加速与消费社会的全面来临，消费认同成为理解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与认同取向的独特视角。本文试图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出发，以空间转换和身份寻求两个维度为主线，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行动逻辑和社会意蕴。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试图通过消费来烫平自我与市民的身份差异，从而为消弭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差异，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找到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渠道。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 消费认同 身份寻求 主动市民化 主体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研究”(14CSH02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研究”(14BSH038);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特设博士生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社会学研究”(14ZHFD06)。

[作者简介]杨发祥(1972-)，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消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周贤润(1982-)，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消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

农民工的认同问题，就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对人生与生活意义的寻求，这是事关“我是谁”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①身份认同对于农民工群体之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对这一群体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意义具有重要的意义。②随着社会转型加速与消费社会的全面来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总体性社会的阶级认同到当今社会的消费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展现了这一群体从农民到农民工、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替嬗。新生代农民工在车间政治之外，以消费为媒介，折射出他们独特的身份张力。本文从空间转换和身份寻求两个维度，着重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行动逻辑，通过身份物化与情感治理，反思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社会意蕴。从消费遮蔽到消费抑制，从消费浮现到消费认同，开启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新机制，从而大大加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一、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是发生在转型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乡村到城市务工，使“农民工”这一特定的称谓逐步走向历史前台，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并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迈进。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大潮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正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新环境、建构新目标的过程，并逐步出现了以消费认同为旨趣的代际转向。

1. 消费内卷化：农民阶级的消费遮蔽

消费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和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国家建立了一整套对资源集中和统一配置的制度规范，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产品供给体系。这种生产性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消费品普遍短缺，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无法释放。农民阶级的消费遮蔽，使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消费内卷化的特征。

(1) 职业身份与农民的阶级认同

“农民”这一称呼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称，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身份古老而又“稳定”的阶级。“从世界范围上说，从事农业生产职业是农民的本质特征，是最基本的”。①在我国，农民还没有被纳入到现代职业体系中，它更多是作为一种身份概念，表明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来重构中国的社会结构，农民的阶级属性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一套比较稳定的以政治身份为特征的新的分层体系逐步明朗。“阶级成分在新中国土改完成后近30年的时间里，日益成为农民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关系模式与交往规则，以及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表征，这一具有表达性的‘政治符号’比任何实体性的东西更为稳定，并且这一‘符号化’的身份系统沿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得到强化”。②在1958年，公安部《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把全体社会成员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并对这两种身份采取两种不同的治理政策，标志着城乡二元身份体制的分野，从而构建了中国社会阶层城乡二元分割的基本框架。农民被户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票证制度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流动的自由，处于社会分层体系的最边缘地带。在资源高度集中和配置主体单一的情况下，农民没有自主选择和改变自我身份权利的可能。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并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产品，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阶层的职业特征。单位制和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唯成分论，使农民阶级自觉地有别于工人阶级和干部队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化为一种文化传统，这种职业身份使农民的身份认同首先表现为阶级认同。

(2) 消费品短缺与农民消费内卷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借鉴前苏联的做法，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遵循“集中精力搞建设”的目标性逻辑，实行抑制性的消费制度安排，规制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从生产、分配到消费都严格执行国家计划”。③“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以及如何消费，并不完全是个人自主的事务，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决定。”④资源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福利。低工资、高就业和稳定的物价体系，保障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对农村推行的粮食的“统购统销”和产品定量供应政策，在客观上抑制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过快过高增长。“当时的社会存在一种集体性的道德意识，即一种强求一律的社会心理，集中表现为吃‘大锅饭’或者说平均主义。”①农民的生产和消费都受制于国家计划的直接控制，农民产品的主要货源皆由国营企业来掌握，农民消费品严重短缺，基本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证供应。“由于产品供应短缺，居民生活所需的消费品基本上实行定量供应，即使有钱也无法买到定量配额以外的商品。”②广大农民的合理消费和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不得不采取节衣缩食的消费选择，是一种没有消费的“消费”。在消费品短缺和国家抑制型消费体制的政治规训下，农民的消费结构长期呈现出一种内卷化的样态。

2. 消费的文化随迁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抑制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出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既承载着工人和农民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又有乡城两栖性，在城市更多的是“工人”身份，回到农村则回归“农民”身份。然而，“个体并不能因此就可以集两种不同的认同于一身，因为我们不能说自己既是工人又是农民。”③第一代农民工怀着进城赚钱的梦想，最终选择是把打工的钱带回家乡，叶落归根。在他们身上，乡土本色依旧，消费的乡土文化随迁，消费的自我抑制倾向明显。

(1) 家庭预算单位与生存性消费

第一代农民工离开他们长期生活的“乡土世界”进城务工，目的是为了改善家庭的消费生活。他们在选择外出打工时，大多都已成家。他们与家人长期身处两地，仅有农忙时回乡帮助农业生产，或春节时返回老家过年。他们往返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消费生活具有明显的乡土印记。尽管受城市消费主义和生活空间的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消费更多体现的是在农村老家的消费，是一种家庭化的消费取向，家庭与子女使他们有着“使命感”。在中国传统“家本位”观念的影响下，第一代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以家庭为预算单位的利他性特征。对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研究表明，这种消费取向支撑着中国人注重的家庭整体利益和农民家庭成员间的一种天然“利他主义”倾向。高比例的汇款是中国农民特殊的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对于家庭关系认识的必然反映。个人节衣缩食，为家庭积累财富，这在多数中国家庭中是很平常的事。第一代农民工更注重于家庭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家庭某一个成员的个人利益。④一般来说，他们在维持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同时，通常将在打工中所得的工资报酬寄回老家，供家庭子女教育、补贴家用、改善家庭生活等。加之他们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体力活，工资收入较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时有工资不能保障，使原本微薄的工资收入更加稀少，扣除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汇款后，日常生活消费比较拮据，不得不将消费压缩至最低限度的日常需求，导致他们在城市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都远远不足。在这种“生存-经济”视角的分析叙事下，⑤第一代农民工怀有强烈的乡土情怀，在城市不倾向随意性的消费，俨然是一个生存论预设讨论下的“生产的工具”或“生产的主体”。除了偶尔的同事吃饭喝酒消遣，他们的消费非常节俭，主要是以生存性日常消费为主。

(2) 内群认同与消费的文化随迁

基于生存理性的驱动，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使农民工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相并存的身份类别。从进城找工作方式看，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依靠“亲缘关系网络”等原始性的乡土网络资源。重视亲缘、地缘关系，成为农民工的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①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农民工靠情感维系的圈子并没有根本的改变，②这种“亲缘关系网络”的继续维系和建构，影响着农民工对生活世界的建构。在打工地，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更多地依靠血缘、地缘关系，这种传统性的天然关系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与当地市民关系甚远，存在较大的心理差距。这种熟人关系的交往运作，使他们更多倾向于内群体认同，对城市社会与市民认同度较低。受“生活圈子”和认同内生性的影响，大家都在同一心理选择上相互保持一致的消费习惯。当他们在做出某一消费选择时，往往都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的示范对象与评价规范来进行消费。通常情况下，第一代农民工的交往和生活都以传统农村社会中的消费模式为主，不会选择去昂贵的地方消费，除了工厂或工地提供的食宿外，他们一般的聚餐都会选择有老乡亲朋在外面租赁的房子里煮饭做菜，“进馆子”是少有的事，外出游玩大多是选择没有收取门票的场所，尽量减少消费。他们的消费习性大都未发生实质改变，主要还是以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为主，而且每到春节过后返回打工地时，他们又会把家乡的传统“腊味”、“辣味”等带入到打工地，保持着农民居家过日子的食用消费偏好。作为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衍生现象，消费的乡土习俗和价值规范被当作一种文化同农民工一起随迁到城市务工地。这种消费本土性(本土化饮食偏好与饮食文化) 伴随劳动者从“边缘”向“中心”的迁移过程，就是他者文化向“中心”迁移的过程。③

3. 消费浮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

作为当下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一个身份相对模糊的人群。在中国正逐步迈向消费社会之际，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经历和成长环境等方面，有着明显不同于其父辈的生存逻辑和生活期待。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的有效机制，消费认同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基本向度。

(1) 预算单位个体化与享受性消费

同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教育程度、价值取向和社会诉求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个体化时代，“个体身份认同越来越由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来确定，而不是由类似家庭或社会阶层等外在的社会团体来定位”。④面对所谓的“消费主义”和现代性的入侵，作为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劳动群体，能快速掌握这一新的扩张。⑤除传统节假日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时间是生活在打工所在城市，主动“脱嵌”于传统农村生活，对城市自由化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在社会生活上全面呈现个体化的倾向。首先，在日常生活消费上，他们不满足于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求生存和温饱，而是投入到更舒适的享受性消费中去，以彰显个体的自我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成长环境相对于其父辈更为优越，他们较少考虑把外出打工收入寄回老家、补贴家用，消费的预算更多以个人(自我)为主，消费方式正在悄然转型，表现为消费结构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行为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心理从后卫转向前卫。⑥其次，在符号消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对时尚和流行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消费示同，彰显个性化、风格化的消费“情结”。他们试图通过类同于城市性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来获得社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因而常常外出聚餐，进出KTV与大型商场，穿着更具时尚化，甚至出现各种怪异发型、时尚品牌、奇装异服等。最后，新生代农民工试图在消费领域打破二元性的身份地位，以个性化的物化消费，来重塑自我的认同选择和消费倾向。他们个体化的消费选择，是为“努力再造为更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consuming subject)，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建构”①。总之，随着预算单位个体化，新生代农民工试图通过消费来建构一种“个性化”、“符号化”的意义世界，改变大众对自己的刻板印象，淡化自己与城里人的社会差异，从而实现身份认同的一种“自我转型”。

(2)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

任何试图脱离个体处境及社会现实的身份建构，都是不存在和不稳定的。消费社会的迅猛来临，推动了社会成员的消费大众化，加快了社会成员身份的自我建构。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的方式和手段，消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和身份建构的重要媒介。在消费社会中，主体的认同建构试图在“万物皆商品”的情境下，通过消费对象、生活格调、品位、惯习和文化资本来实现。面对当下这样一个被“物”所包围的消费社会，“物”的消费又恰恰是一种凝聚和寻求与他人的联系，并在其过程中相互建立和表达自己的同一性，从而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商品的这个“物”的象征性拥有，来展现自身的身份地位，进而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消费的涌现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酷热的现实面前对自身身份的幻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承诺了通过消费进行的自我建构，可以超越固定身份的刻板局限。”②强烈的代际差异和文化震惊，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原有的所属群体及其生活场域渐行渐远，出现自我身份感和价值选择的张力。流动社会中的消费自主性和个体化的消费选择，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流动生活中自我存在感与主体价值的再造途径。消费的大众化，使身处城市社会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消费的积极行动者。在各种社会资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主动选择在消费中寻找和思考生活的意义感，逐渐从原来的束缚中走出来，获取一种身份的自我存在感，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的行为表征。从阶级认同到内群认同再到消费认同，标志着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初步完成。

二、 身份寻求与关系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行动逻辑

在制度-结构视域下，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主要聚焦于身份差异与文化心理的冲突与融合。作为与消费社会同行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则主要以消费认同为突出表征。消费社会与生活消费、关系建构与情感消费、身体在场与体验消费、趣味区分与符号消费等消费实践，则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行动逻辑。

1. 消费社会与生活消费

生活消费是观察和理解一个群体日常消费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也是解读这个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在消费社会，受现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认同取向都发生了深刻转型。消费所具有的自主性和平等性特质，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表达身份地位选择和认同归属提供了有效渠道，使他们成为消费社会的积极实践者。“他们通过灵活的消费实践重新定义了社会地位并改造了在城市中的身份”，“这种身份观念宣称一个可以通过其经济行为和消费来获得某地的权利，这就挑战了源于出生地的户口身份”。③在基本生活得以满足后，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享受生活，越来越接近市民化特征，城乡融合的社会特征逐渐外显。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生农民工对时尚化的潮流较为敏感，“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受众对时尚型产品的消费动机就是模仿上等阶层的习惯、嗜好、行为，从而追求较高社会阶层地位和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新奇需要的热情”④。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消费上的自主性行动，表明他们试图通过消费来达成身份物化，从而表达其社会归属与身份建构的努力。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与其父辈的消费示异，展现两代农民工的代际消费差异，这种异质性的消费结构恰恰是新生代农民工展示自我的一种常态化机制。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又通过与市民阶层的消费示同，展现城乡居民的共同消费品味，这种消费趋同正是他们身份想象和群体建构的动力。

2. 关系建构与情感消费

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活动之一，消费是维系人们社会交往的桥梁。消费总是在一定位置和范围中的消费。短暂而又陌生的地方，以血缘、地缘、亲缘为生活纽带和交往基础难以获得真正的“复制”，而业缘关系的建立在高流动状态下又难以真正地长期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的这种短暂性甚至功利性特征，使新生代农民工每每流动到一个新地方，都离不开情感的支持和慰藉。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共同的生活境遇与集体记忆，只有通过情感消费实践，建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类熟人社会，才能在一个新的共同体意识中获得一种本体性安全感。由于职业和空间的高流动性，新生代农民工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或新地方，都急需建立和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原初的社会关系网络面临中断、扩展或重组，新的关系网络又不得不重建。在与家庭成员和老乡的日常交往中，彼此信任的维系还可以依靠初级群体的情感纽带。随着交往主体异质性的介入和交往范围的扩大，情感消费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关系建构来获取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同的新向度。情感消费既是对现有关系网络的维系，更是对社会网络延展和再生产的空间化实践。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生活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中，工厂流水线“生产时空”和宿舍体制的刻板分割，钳制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自由。对他们来说，外面的“餐馆”、KTV、购物中心等所谓“高大上”的消费场域，正是他们寻求身份归属并实现情感交流的理想选择。

3. 文化变迁与身体消费

吉登斯(Giddens)认为，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①消费社会中，身体作为体验消费的载体，逐渐从隐匿走向开放，从边缘走向中心。“现代社会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身份越来越被客体化，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与身体有关的实践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实质上，身份仅仅是意义世界作用于社会个体的重要媒介，身体被频频拉入人们的日常视域，倒不是身份本身具有了新的属性或功能，而是日常世界的意义系统维持和拓殖的需要所致。”②当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后，地理空间上发生位移和转换，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体系面临着解体或重组，自我认同的参照对象也发生了变动，身份的自我焦虑成为一种常态。囿于户籍身份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意义与社会价值难以有效彰显，个体只好围绕“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身体的城市化，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③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一个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的时代，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工作的忍耐性较弱，对自我个性化的追求更为强烈。受车间政治的影响，他们在生产(职场)空间，受到不同形式的身体规训，如着装统一、身体形象良好，甚至加班不定期性和劳动纪律严格。然而这种刚性的结构性约束，无法阻止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体消费方面的突围。他们不断通过时尚的打扮、美丽的外表、性感的身体、怪异的发型等身体消费实践，开展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性探索，诠释一种新的身份想象。这样，经历过文化震惊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通过体验式的身体消费，表明一种身份在场，这正是文化变迁的魅力所在。

4. 趣味区分与符号消费

消费社会是一个符号充斥的社会。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消费不是附加在资本循环上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意义符码”，这种“意义符码”将自己的控制施加于社会的物品和个体上。①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实践，不仅仅限于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在于其背后所隐含的符号价值，因为它象征着某种身份地位和生活风格，消费实践象征着阶层地位与认同的符号象征意义。这样，符号消费就通过对商品的消费实践来展现个人或群体的趣味和认同。符号消费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与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相一致的象征性物品。通过消费来获得一种心理的自我满足感和认同感，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从而在社会文化层面寻找更多的社会认同，希望能够获得社会身份的外在认同。正如齐美尔(Georg Simmel)所指出，个体心灵在物质文化的强大压力下，只有通过远离物化的世界才能得到生机，超然于日常生活的平庸之上，进入一个他者的审视空间，更深刻地审视现代都市生活，从而获得新的审美体验。②作为一种象征性消费实践，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符号消费来展现自己的生活风格、消费品位、时尚个性，突出表现为对品牌和时尚的追求，从而成为他们趣味区分的主要标志。新生代农民工身处城市社会的底层，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城市社会“物”的丰裕，使他们从一个个“禁欲”式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带给他们一种物质的满足感。而他们对符号消费的追逐，则体现出他们对“物”的象征性消费。这种强烈的身份诉求和现实关怀，传递着他们对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性表达。

三、 身份物化与情感治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社会意蕴

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大众化，遮蔽了消费者的身份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经由对物(商品)的消费实践，展现其心理层面的身份想象，成为消解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的社会机制，稀释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危机感。“通过积极的消费实践，一个人可以获得重生，可以使土气的外表获得‘大跃进’。”③这种身份的模糊，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情感治理的入口。在消费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把消费作为“新的自我形象与新的身份认同”，通过主动市民化，烫平了现有社会中的不公平感，从主观上消弭了这种不平等的阶层差异。

1. 身份物化：阶层趋同与不平等消弭

消费不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而且也是消费者进行“意义”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④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长期处在社会的“底层”。囿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这个称谓也被贴上了体制身份的标签。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开始积极表现出弱化自己的农民工身份的倾向。“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⑤通过对“物”的消费，各种身份标识转变为一套社会的“意义符码”。“通过各种物品，每个个体和每个群体都在寻找着他或她自己在一种秩序中的位置，始终在尝试着根据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竞争这种秩序。通过各种物品，一种分层化的社会开口说话。”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自主性增强，他们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场域等都更加现代化。一个被“物”所包围、并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看待自身的阶层身份参照依据。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凭借这种认同方式的变革，获得与市民身份的外在趋同，从而获取社会对他们更多的平等的尊重和社会承认。可见，在城市日常生活与主流文化的当下，消费是一种身份建构和工具性表达的有效策略，便于在“自我”身份地位和“他者”阶层意向间架起一座趋同与平衡的桥梁。在当今高度商业化的消费大潮中，各种商家的营销手段和大众媒体的合谋，使整个社会被“物”所裹挟，不约而同地激发城乡居民追求一种“个性化”、“符号化”的意义世界。这种具有社会意义或象征性的消费实践，自觉与不自觉地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和职业身份背后的地位差别。新生代农民工正是试图通过消费来烫平人们对他们身份差异的主观判断，消弭阶层鸿沟。可见，身份物化便成为阶层趋同和不平等消弭的重要入口。

2. 情感治理：身份突围与主动市民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作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机制，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重点在如何推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着力点在如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所谓市民化，“直白的意义上，就是农民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转变，接受现代文明的城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过程。”①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和阶层划分的符码。消费方式是身份认同建构和维持的原材料，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选择相应的消费方式，通过对不同消费方式的选择，个人能够实现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社会身份群体的目的。个人身份与消费方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即身份影响消费方式，同时消费方式又在主动塑造身份。②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认同和模仿市民的生活方式，追求时尚“标新立异”，试图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期通过消费消除自我“农村人”的外显痕迹，淡化自己与城里人的社会差异，突破城乡身份的体制性樊篱，通过主动市民化实现一种身份突围。与此同时，城市消费文化的渲染，唤起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欲购情结，消费成为社会交往和情感表达的有效工具。新生代农民工把自身融入到市民社会阶层的身份结构中去，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建构和自我塑造，以消费来解构和重组既存的身份秩序，实现自我身份的转换。随着消费的主体性逐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在逐步增强。消费社会的情感、身份、符号等主流的话语体系，激发了他们关于市民身份的想象与渴望。可见，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消费所建构起来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阶层趋同的意义，在形式上熨平了阶层不平等的主观感受，消费成为情感治理的重要渠道，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之一。

(责任编辑：徐澍)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nsumption identity; identity seeking; active citizenship; subject construction

作者：杨发祥　周贤润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研究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普遍处于“文化福利”缺失状态。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通过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文化市场等福利主体共同努力，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体系。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文化生活

自20 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就在神州大地翻滚涌起，到1995年，农民工人数已经超过5 000万，2000年至少1.2亿[1]。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2.21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也在发生着明显变化，从“农民工时代”进入“新生代农民工时代”，以80后和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他们往往不再满足于挣钱谋生，希望过上体面的生活，心理上追求融入城市由此带来了对文化生活需求层次的变化[2]。2004年，文化部下发《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首先在政策层面上提到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到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保护农民工文化权益，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农民工服务的重要内容，各地相应地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意见”。但总体上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服务缺乏整体规划和制度安排，大部分政策措施停留在“送温暖”的层面，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举措。

为了构建提高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全体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长效机制，“文化福利”概念应运而生，其概念的主线即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应提供更多的免费的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全体公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福利的构建成为当务之急。

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现状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的现状，课题组在江苏省南京市与苏州市进行了实证调研，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文化福利主体缺位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福利的供给主体应是一个多元的组合，具体可以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单位、社区等。就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来看，其福利的主体应该包括政府、单位、社区以及文化市场四大主要的供给主体。从调查情况来看，政府、单位、社区、市场针对新生代农民的文化福利供给均处于不足状态，文化福利主体严重缺位。

政府是文化福利的首要责任主体，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供给上理应承担制度保证与财政支持的责任。然而，目前在很多城市，政府公共财政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本来就不足，公共文化建设基础薄弱，尚不能满足本地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农民工的需求更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另外，政府文化福利供给未遵循普惠的原则，往往具有排斥性。比如，在南京市政府曾经提供“旅游券”的公共福利，但是福利的享受主体仅是本地常住人口，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政府的公共文化福利补贴。

单位是职业福利的供给主体，也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供给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许多企业对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关心不够，没有为改善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相对而言，国有企业以及规模比较大的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对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服务还比较重视，而在一些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其提供的文化服务设施相对简单、贫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

社区是文化生活的阵地，是文化福利供给的支撑性主体。社区本应针对流动人口尤其是没有固定单位的零散就业人员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服务。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很多社区对于流动人口的信息掌握很不完善，根本不具备流动人口文化服务的工作基础。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往往是社区文化活动的“看客”。很多社区居民与工作人员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只是“外来者”，在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中忽略了这一群体的需求，甚至没有邀请其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

市场是文化福利供给的重要补充。然而我国文化市场目前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喜闻乐见的高质低价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很少。当前的文化市场几乎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或是中产阶级以上为主体服务对象的市场，文化服务市场无形中给消费者冠上了“阶层标签”。一些文化产品生产单位把经济利益作为自身追求的唯一目标，商业化气息浓烈，而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一张电影票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场演唱会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些文化产品远远超出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

(二)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无钱”“无闲”处境制约了其获取文化福利资源的能力。文化消费是弹性消费，只有当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数额时，消费者才可能从物质消费上升到精神文化消费。就整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基本位于平均水平之下，这样的收入水平如果仅凭个人力量，在大城市很难有较高质量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获取往往是在一个人在利用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进行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普遍超出标准的40小时，甚至有部分受访者的工作时间每周超过70小时。农民工大多从事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经历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后，他们能够用于支配精神文化生活的闲暇时间本身就不多，很多农民工干脆选择“睡觉”等体力恢复型的活动，获取文化福利资源时间与精力均不足。

另一方面，文化福利资源的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错位。城市里已有文化福利资源，多数是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而建设的，没有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喜好和消费能力，特别是公共文化设施商业化、高档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无形壁垒影响甚大。政府与社会对于文化资源的供给基本依循城市文化模式，缺乏固有的乡土文化气息，而作为享受文化主体的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接受有个文化适应的过程，甚至在面对城市文化时会出现“文化震惊”心理，很难迅速接受与自己固有文化反差较大的文化成分，进而产生排斥心理，这样让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离自己的生活很远，缺乏吸引力。

(三)文化福利供给方式单一

福利的供给方式是指福利主体将福利资源传递给福利客体的具体形式，可以包括传统的现金给付、实物供给，也可以包括服务提供、凭单兑换等新型方式。现金给付是指通过货币形式发放的各类福利补贴;实物供给是指直接发放各类实物物资或者提供相关福利设施;服务提供是指开展各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满足福利对象需求的服务;凭单兑换是指将福利补贴从货币形式转换为凭单或凭证发放给相关福利对象，福利对象可以此凭单兑换相应数量的商品或服务。

从调研情况来看，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供给，最主要的形式仍然是传统的实物供给，即文化设施的提供，但这些文化设施普遍是最基本的甚至非常简陋的设施。比如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他们生活的附近文化设施缺乏，最主要的还是“小区健身器材”“小网吧”等，一些中高端的文化设施的使用比如“电影院”“文化馆”等对于大部分居住偏僻、远离市区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显然要付出很多的金钱与时间成本。

文化福利作为一种虚拟福利，更多地应通过文化服务来提供，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单位或者社区曾经组织过一些文化活动，即使曾经听说有些文化娱乐活动，他们也表示自己“从没参加过”或者只是“偶尔参加”，文化服务具有“小众化”倾向，对于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吸引力。

对于其他的供给形式，比如现金补贴，几乎没有农民工群体曾经享受到政府或单位针对文化方面的补贴或者资助。而对于凭单兑换，很少有地方政府或者组织进行这样的福利创新，即使偶有类似的实践，比如南京市的“旅游券”，也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流动人员排斥在外。

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的构建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领域，文化福利主体缺位，文化福利资源获取困难，文化供给形式单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各方面力量的文化供给远不能满足该群体旺盛的文化需求，其文化生活基本处于“非福利”状态。构建与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是维护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护和优化劳动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一)明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构建的基本原则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应遵循普惠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普惠性原则是指文化福利资源的供给应针对全体公民，而不以城乡、户籍、收入等为条件，体现了社会福利的公平性的特点。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理应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文化权利。政府的文化福利供给应一视同仁，不应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流动人口排斥在外。特殊性原则是指文化福利的供给应具有针对性，应照顾到不同人群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兴趣取向等因素。所以，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福利供给也应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特点，为他们提供“有兴趣享受”或者“有能力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

(二)强化文化福利主体的责任

根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的构建要求政府、企业、社区、市场等福利主体通力协作，共同发挥作用。

1.加强政府投入，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性与财源性主体的功能

政府作为政策的主导方、行动实施的监督方以及财政的补贴方，应从宏观层面推动文化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政府在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方面首先应优化相关政策，倡导关心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良好风尚。比如可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在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权利和劳动权益基础上，明确企业规章制度，将“企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履行情况纳入能否享有政府优惠政策的考评标准之一，吸引企业强化其精神文化服务工作。其次应强化政府监督，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权益。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用工情况的法律监督力度，对于违反劳动法未签订劳动合同、超时用工、虚报员工培训情况的企业予以严厉查处。每年举行“企业社会责任”评比活动，将企业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情况列为重要的评比指标，敦促企业优化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员工的文化生活质量。另外，政府本身应加大文化投入。比如政府可定期给新生代农民工发放“文化消费券”鼓励农民工群体进行文化消费，或者通过政策优惠或政府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为农民工提供文化经营活动。

2.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营造用人单位和谐的文化氛围

用人单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直接领导者与服务者，其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企业投入，配备和完善企业文化生活硬件设施。在企业内部，配备或完善免费的读书阅览室、网络中心、健身器材等文化硬件设施，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终端利用不便的烦恼。第二，开展丰富多彩的员工关怀活动，比如可以以员工的基本生活、家庭和睦、能力提升等为出发点，开展员工生日会、读书会、职业技能大赛等活动。第三，培育专业力量，开展针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服务。比如可开展心理调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等心理服务工作。第四，有条件的企业可开办“企业大学”，提升员工知识技能。建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中心，自主性地、针对性地设计出如IT技术运用、外语培训、知识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等实用的培训项目或课程，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和科学文化水平，打造高素质的年轻工作者队伍。

3.充分发挥基层社区文化基础阵地的作用

社区是文化福利的重要支撑，以社区为基地，补充和扩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首先，深入开展社区调查，了解社区流动人口文化生活现状。发动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走访农民工家庭，了解其家庭各个成员的基本信息与他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个性需求，搜集其对社区服务内容和质量上的意见与建议。在综合考量社区实际拥有的资源后，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居民信息档案，制定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关爱计划。其次，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文化服务站，具体的功能可包括组织丰富多彩的、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文娱体育活动及电影、录像放映等活动，书刊免费阅览，完善社区文化服务设施，举行“老乡团”“亲子会”等农民工特色活动，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第三，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设置专门服务农民工群体的社区社会工作者职位——“新市民社工”，将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交给专职社工负责。“新市民社工”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可包括：定期探访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与发展需求;整合社区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及家庭提供所需的服务，协助其解决困难提升社会功能;建立社区支持网络，鼓励社区参与，共建互帮互助的关怀社区;争取政府、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支持，通力协作，共同增进其包括文化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等。

4.加强和谐文化市场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的构建应从源头上，即文化市场上，提供出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又能够消费得起的文化产品。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市场具有多元化、节能化、规范化的特点。多元的文化市场即应提供质优量多实惠的文化产品，将新生代农民工乃至更多的贫困群体纳入到文化市场的消费中来，为他们提供更多免费的、实惠的文化产品，针对他们的喜好，举办一些简单易懂又具有文化艺术的展览，例如针对建筑行业的农民工，进行节能、环保建筑材料或是建筑模型的展览，让文化艺术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节能的文化市场是指防止文化资源的浪费，政府应该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充分将文化设施、文化场馆充分利用，切实发挥其功能。规范的文化市场是指应该严格打压违法乱纪的文化市场，保证文化市场和谐、健康的氛围，防止不良的文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负面影响。

(三)创新文化福利资源供给方式

除了传统的文化设施的建设与文化产品的提供以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福利可创新出多元化的供给方式。

一是凭单兑换。政府在进行财政预算时，可以预留一部分经费作为农民工的文化补贴，在进行流动人口情况摸底的基础上，以定期定额的“文化消费券”将文化补贴按人头分摊给每位农民工，比如每季度50元。农民工持此“消费券”可在政府规定范围内的任意一家文化场所(比如公园、博物馆、旅行社、KTV、电影院等)抵扣等面值的文化消费。

二是服务供给。依托单位、社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可开展各类文化服务，具体可包括娱乐休闲服务，比如“电影进社区”“秋季运动会”“艺术体验小组”等;就业创业服务，比如“劳动竞技大赛”“青年创业基金”等;家庭与人际服务，比如“新居民子女服务中心”“社区同乡会”“青年相亲会”等。

三是心理援助。从广义上来讲，心理援助也可属于服务供给的具体形式，但是心理援助的需求更显著，而且更具有专业性。此类服务要求整合社会资源，建立社区心理工作室与咨询热线，专业心理咨询师进社区，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在农民工聚集地，比如企业集宿区，建设“社区青年之家”，同时选择一批活跃、有威信、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农民工给予专门的心理培训，成长为朋辈咨询员，让他们在农民工群体中宣传心理知识，有效舒缓心理压力。

三、结语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尊重、平等、人际交往、自我实现等有着更多的需求，更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他们渴望与城市居民享有均等的福利。文化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下，应充分发挥包括政府、单位、社区以及市场等福利主体的功能，创新多元化的福利资源供给形式，构建与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培林，等.主编.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吴炜.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福利支持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12(4).

作者：易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