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精选6篇）

篇1：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向纵深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新兴大国的崛起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正在起引导作用。然而，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究竟面临着什么挑战？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运作？“中国方案”如何回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关切？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于理解或者促进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关键词：全球失衡 治理 合作共赢

一、全球治理的背景与挑战

虽然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受关注，但对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仍然缺乏统一的观点，全球经济治理尚没有一致的概念。重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治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难以简单地进行定义。然而，综合世界经济发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大致包含三层要素，即全球经济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如何治理。尽管世界各国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但大国巨大的体量及较强的实力注定了全球经济运行通常由大国主导。这套国际规则与制度并非总是最优的，它是某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通过自身综合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形成的，更多体现强国的意志。

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发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为世界带来巨大好处，那为何当前会出现去全球化的问题呢？观察当前反全球化的相关现象，全球失衡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但世界各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并不相同。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较大，这也就不难理解金融危机以来为何发达大国更热衷于推动去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大国对中国等国商品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显然与发达大国在全球化中收益下降有关。2016 年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酵突出了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权责分配矛盾问题，欧盟一体化虽然推动了欧盟经济的发展。虽然欧盟与全球化并不一致，但欧盟代表着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发展，客观上也揭示了开放合作的问题所在。

二、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以遏制去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业界关心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了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中国希望自身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发展，希望其他经济体能够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借此保障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共同受益，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充满较高的期待。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外部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近年来正在加速探索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通过自贸园区战略探索国内高标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自贸园区战略将着力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如何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二是通过自贸区战略深化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向或者多边开放，推动区域经贸规则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合作共赢治理体系的构建。三是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伴随着相关战略的稳步推进，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日益清晰，全球失衡的问题理论上有望从“中国方案”中逐步得到解决。

篇2：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摘要]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大国既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又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符合世界大势的客观进程。在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状态，难以提供全球治理公共品的背景下，新兴大国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治理的重要特点之一。同时，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能力发展极不平衡：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深入，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僵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具体化阶段。中国需要与其他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各领域发挥各自特长，协同作战，互为补充。

[关键词]全球性问题 全球化 中国方案

对未来10年全球治理的走向产生重要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影响。

化成为当代全球治理议程中最受关注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呈现马赛克的两大议题。然而，除了G20（20国化趋势。全球治理在全球范围内激发集团）一举跃升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了公众参与的热情，跨国非政府组织要平台和重要机制，并在协调内政方和公民社会团体从私有机构如跨国公面取得些微进展外，全球气候变化谈司到科学家网络，从环保主义者到政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府间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一.全球治理的新发展 治理的参与日趋活跃，极大丰富了全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问题球治理的参与层次和参与机制。当前日趋增加和恶化，并使得任一政府间的全球治理出现了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组织或民族国家政府都难以单独应类的决策和执行系统，其中既有垂直对，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均取得了的超国家、国际、国家、次国家等不比较大的进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同层次的决策权威，也有平行决策系发展中国家，都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统之间的横向联合，并出现了一些新目标表现出更多关注。与此同时，越型的合作关系，如公私伙伴关系和私来越多非国家行为体则在更大的范围私伙伴关系。

内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项议程。尤其最再次，全球数字革命，随着新技近10年以来，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和术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参与机制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从总换代，使得当今世界已经名副其实地体上看，国家依然是实现全球治理的进入了信息化时代。2011年初发生的最重要行为体，而且新兴国家和发展“阿拉伯之春”，以及当前的叙利亚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局势，无不凸显了数字革命的巨大力到了很大提升。

量。由于信息的传递空前便利，使得

首先，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改变任何国内政治事件都会遭到即时的围了全球治理的整体格局。包括中国、观甚至参与，从而深刻影响了世界政印度、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治的变革，甚至成为驱动世界变革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增强，一个力量。这种情况不仅深刻影响当历史性地打破了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治 今世界变革的诸多方面，对于全球治理的局面，加速了全球政治的多极化 理的决策环境和实践环节亦将带来深 远的影响。进程。以G20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新机二.中国“十三五”规划与治理方案 制的兴起充分体现了这一进程，并将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是推动全球治理变局的重要积极力量。中国和平崛起也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应当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特殊的谋划，为确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从中国健康发展和世界合理化发展的全球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与合理定位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要深刻认识当代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多元基础、发展动力、演进逻辑、内在缺陷、问题根源和解决途径，准确预见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趋势和价值导向，继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以思想上的超前建构为实践上的合理设计提供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导。

第二，善于依据全球治理格局未来定位统筹国内大局，自觉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努力深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国际关系演进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在发掘中国传统优秀治理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治理理论和发掘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统一中推进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善于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外交和国防治理，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国理政新境界，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自觉履行发展中大国的世界责任，以内促外，努力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制订规则的能力，确立中国话语权。一方面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勇于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善于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努力占领发展和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和亚投行等机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中国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健康互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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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2012（2）：107-112 [4]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治理

篇3：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角色

许勤华认为, 就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 在G20前的国际能源合作框架还无法应对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能源问题。无论是IEA还是欧佩克, 其规则都相对松散。而在联合国主导下的能源合作机构中, 只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唯一专业能源机构。

“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找到利益相关各方的共同利益, 实行集体行动, 采取切实可行的能源政策, 这也是当前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采取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是当初工业化国家应对第一次能源危机而成立IEA的主要目的。如今面临着全球能源安全的挑战, 即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供应及价格的不稳定性, 国际社会更应建立采取集体行动的应对机制。”然而, 目前在世界上很多至关重要的国际组织中, 在最为重要的能源领域, 却没有一个有中国全面参与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国缺席国际能源治理与中国作为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的地位严重不相符。这就需要有一个像G20这样的全球能源治理平台发挥中国能源大国的作用。”许勤华如是说。

为什么是G20呢?得先简单了解一下其来龙去脉。G20于1999年9月25日在华盛顿成立, 由七国集团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 、金砖五国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 、七个重要经济体 (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阿根廷) , 以及欧盟国家组成。其GDP总量约占全球的85%, 贸易额占全球的80%以上, 人口约占全球的2/3。G20的宗旨是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 以寻求合作并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自2008年以来, 每年召开领导人峰会1~2次, 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的重要身份参与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

许勤华说, G20既包括俄罗斯、沙特等能源生产大国, 又包括中国、美国、欧盟等能源消费大国或国家集合体, 较容易在IEA和欧佩克等能源机构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塑造一套新型的全球能源治理的理念、原则和机制, 是中国可以并必须用以发挥作用和影响, 既服务于国内能源革命又贡献于人类能源文明的最佳平台。在2014年布利斯班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就能源议题做主体发言, 并代表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牵头发布《G20能源合作原则》。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将能源问题列为会议优先议程之一, 并召开了G20历史上第一次能源部长会议。

篇4：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仍是解决发展问题。

二十国集团（下称G20）杭州峰会，正值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重大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有摆脱低迷，金融市场动荡等系统性风险始终相伴，重大创新不足导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事件，让区域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与此同时，各国经济政策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对于经济增长策略，各国有整体目标却缺乏全面协调;为应对危机，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量短期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过度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延缓了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一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制约着本国的经济增长。

旧模式面临诸多挑战，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思路。中国在此时挑起G20主席国的重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G20杭州峰会的主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向世界承诺：G20杭州峰会，中方将同各方一道，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集众智、聚合力，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共同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所谓全球经济治理，其核心还是要解决发展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紧扣发展脉搏的中国经济，在当今低迷的全球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提供自身的实践经验，并直面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引领发展潮流，为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一份中国方案，是中国作为主席国为本届G20作出的重要贡献。”卢锋说。

强化结构性改革

主办一场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并非易事，要取得预期成果更难上加难。去年底中国接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以后，协同各方在杭州峰会召开前分别举办了贸易、能源、就业、农业部长会，同工商、青年、妇女、劳动、智库、民间社会等各界代表广泛对话，并举办了3次协调人会议、3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副手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为杭州峰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仅在财政金融领域，便就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绿色金融、气候资金、反恐融资等议题展开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各方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共识性文件。

中国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政策协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推动制定“杭州行动计划”。其中推进结构性改革，可谓中国经济适应发展新常态的一大“法宝”，也正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的最大看点之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有周期性原因，但主要是中长期结构性因素，比如生产率增速放缓，缺乏新的增长动能，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过去多年，G20更多还是把宏观调控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卢锋说。虽然不断出招，但相机而动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将全球经济拉出低增长困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反而在不断递减。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命题，中国在近几年走出了坚实步伐：明确不搞强刺激，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增强经济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动力方面发挥出明星作用。

这一判断有数据佐证。今年前7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7.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8%，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3.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主要由外贸和投资驱动的结构，正在向消费主导的新格局转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为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深刻改变的历史关口，提供了先行先试的经验。而G20也面临着由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转型的关键节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结构性改革成为了G20政策框架的主打设计。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倡导的跟国内在做的，达到内外统一，并用自身经验为全球提供改革智慧，这是一个大国引领作用的真正体现。”卢锋说。

7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确定了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鼓励创新、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等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条指导原则，被视为G20结构性改革议程的“顶层设计”。

卢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此基础上各国还制定了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的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包括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卢锋曾作为财政部专家参与了部分指标体系的设计工作。

“财政部对量化指标非常重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卢锋说，“因为只有通过指数化的数据采集，G20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各国结构改革实际取得的进展。”

在量化指标的基础上，G20还将提供各国结构性改革表现的排名。透明化的指标体系将在国内国际层面上为各国带来社会压力，从而能够让结构性改革得到切实推动。

实际上，G20会议在2010年就把结构性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以后每次峰会都在逐步强化。“但没有一次G20像本届一样，把结构性改革摆在这么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受到这么大程度的重视和关注。” 卢锋说。

在成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共识的达成，“证明了大家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创新”首入议题

在结构性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中，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本届G20峰会的主题，与中国确立的以创新为首的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吻合。

作为G20创新议题的重要铺垫，8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5-2016）》黄皮书（以下简称“黄皮书”）发布。

这一由科技部、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攻关的报告，对2013至2014年间G20中的1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进行分析和评价，共有10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上升，9个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得分下降，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平均得分上升了0.6分。

黄皮书指出，近年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创新竞争力在G20中排名第9位，这也是G20集团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发展中国家。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慎明表示，“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创新列入G20峰会讨论议题，加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的合作，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是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创新议题下，G20杭州峰会着力制定创新增长蓝图、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框架，通过推动各国创新增长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潜力。

作为G20机制的重要配套活动，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是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其核心工作是向G20峰会提交政策建议报告，供G20成员领导人决策参考。

今年的《B20政策建议报告》特别就“创新增长方式”这一重点议题，提出了实施G20智慧（SMART）创新倡议，也即创新可持续性（Sustainable innovation）、平台大众化（Massive public platform）、网络可访问性（Accessible network）、改革彻底性（Revolutionary reform）、技术创新性（Technological innovation）五个指导原则，简称为“SMART”原则。

这一倡议主要内容是通过实施设立G20交流项目、建立“G20创新签证计划”、成立G20科技创新基金、打造G20技术创新分享经济平台、构建“G20大脑平台”等5项计划，建议建立一个供政府、私营部门、院校和研究机构共享资源、知识和成果的开放性网络，以推动技术创新为目标，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G20“创新增长方式”专题会议上，与会各方支持中方倡议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并就总体框架和成果要素交换意见。各方深入讨论了《G20创新行动计划》、《G20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和《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文件，就有关框架和成果要素达成原则共识。

本届峰会后，G20将开启“结构改革”和“创新增长”双轮驱动，主脉络从“危机应对”扩展到主动谋划可持续发展，对G20成员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持久弥坚的影响。

贸易投资联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放缓，尤其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世界经济。究其原因，金融危机影响显而易见，但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阻、全球化进程减缓等也难逃其责。

G20杭州峰会召开时面对的外部环境，包括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恐怖袭击迭起、反倾销浪潮，等等，一系列复杂事件让全球经贸往来成本骤升，不确定性增强。

在这一背景下，G20更需要东道国高瞻远瞩，引领议题向既定目标前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需要开放包容。“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充满矛盾与风险，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多样性，允许、鼓励探索多元化的全球治理机制。”

如何让趋于碎片化的全球经济重新走向充满活力与联动的轨道？中国至少从两个维度做出了努力。

首先，在G20机制建设上，中国推出G20贸易部长会机制化建议，得到G20成员的积极支持，成立了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并于2016年7月首次召开了贸易部长会议，将贸易和投资首次列入G20重要议程，发布了首份G20贸易部长声明。

未来，G20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每年还将召开3到4次会议。这表明，杭州峰会后G20贸易部长会议将长效化，平行于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辅佐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其次，于7月召开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表了首份《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对于消除贸易壁垒、便利化投资都有着重要意义。

迟福林表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标准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大趋势，但新兴经济体参与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客观上很难采取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标准。“不宜在短时期内过度提高门槛，这容易形成新的投资贸易壁垒，把新兴经济体排斥在经济全球化之外。”

不同标准的对接在本届G20峰会上也得到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余翔认为，《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的最大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投资政策制订的多边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全球投资规则的总体框架。

基建互联互通

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亚太及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早在2014年召开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要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让脚下之路、规则之路、心灵之路联通太平洋两岸全体成员。

随后会议提出实施《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决心在2025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

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复苏乏力，以投资促增长已成为 G20 各方共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成为 G20的重点议题之一。

财政部亚太中心执行副主任周强武曾在《G20议程财金渠道亮点展望》一文中表示，近年来，虽然G20成员纷纷推出促进基础设施等生产性投资的国别和区域计划，但总体上看，“现有融资渠道和模式没有充分调动全球储蓄，G20 成员的投资计划之间还缺少协调，难以形成合力。”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长期缺乏动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基建资金严重缺乏。”卢锋说。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机构的逐步成立，对外投资将持续铺开，基础设施投融资成为中国与 G20 各方重要的利益交汇点。

在此背景下，2016年G20投资议程聚焦基础设施投资，推出了三大支柱成果：一是鼓励多边开发银行（MDBs），通过制定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的量化目标、推广多方合作融资模式，撬动私营部门资源等方式，采取联合行动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二是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三是探索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和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制定了推动基础设施及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认为，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推动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服务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使全球经济通过基础设施的联通更加紧密地联动。”

篇5：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方案

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总书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并将于15日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

自XX年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以来，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丝路基金的设立和壮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设立、与沿线国家在多个领域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等使“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解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难题的中国方案。中国也正以自己独特方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利用黑奴贸易和鸦片交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凭借工业革命技术优势利用坚船利炮敲开各国大门，靠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政治上经济上巨大利益，实现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进入21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高举普世主义价值观，奉行干涉主义，大肆推行西方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四处煽动颜色革命，造成世界持续动荡不安，也造成自身发展受损，影响力下降。实践证明西式发展道路、全球化解决方案已落伍和过时。

篇6：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需面对挑战

尽管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是多赢, 但依然面临未知与挑战。对此, 杨雷说, 能源问题是全球化的共性问题, 特别是在这个更加强调共享经济的时代, 在能源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其言外之意很明显:解决全球能源治理难题, 需共同面对, 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回顾IEA的发展历程, 其职责一路演变, 从最初的应对能源安全到逐步推行全球市场一体化、维护市场规则, 再到现在越来越推崇清洁能源发展和能源转型, 积极迎接更加低碳、高效能源时代的到来, 这是与时俱进的。没有与时俱进的是, IEA迄今只有29个成员国, 有人说它仍然是发达国家的能源俱乐部。近年来, IEA和中国相互融入的需求都很强烈, 但也有挑战。从IEA方面看, 仍然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条款制约, 只有OECD的成员才能加入IEA, 而中国并非OECD成员国,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发达国家, 所以IEA能否修改章程, 从而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敞开大门就非常重要。”杨雷说到。一方面, 中国与IEA的深度合作决定于IEA能否进行改革;但另一方面, 也有国际上的专家提出, 即使IEA修改了章程, 中国是否真的就会加入?能否履行相应义务, 如一定程度共享石油储备体系、提高数据透明度到IEA标准?等等很多担忧和质疑之声。因此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解疑释惑, 增加互信, 找到现实可行的路径。

IEA当前面临什么样的改革形势?杨雷认为IEA的改革目前有两个维度。一是改革其组成体系。IEA是国际能源署, 不是“OECD能源署”, 应该吸纳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非OECD能源消费大国。未来, IEA需要体现更多参与性, 不能只是“发达国家能源署”。二是改革更加凸显全能源领域的专业化。IEA是能源署而非只是油气署。IEA对传统油气的研究已是顶级水平, 但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的需求, 催生出多种多样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种类及业态。IEA作为一个国际机构也要迎合现实的发展需要, 如IEA在近10年来也陆续成立了可再生能源、能效、煤炭以及技术等部门。可再生能源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 要在整个能源系统里实现持续发展, 不只包括技术和发展方向的探讨, 还会涉及与传统能源的协同发展, 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接入也要有经济性等, 这些都很实际, 要求有系统性的协调和融合, 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都要兼顾。IEA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例如, 能源领域多年的研究积累, 其每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行业的“旗帜”。当然, IEA也仍在不断接受实践检验——成为权威的专业机构, 也是IEA不断的追求。

IEA的改革在进行当中。法提赫·比罗尔当选IEA署长极具历史意义。“比罗尔本来是IEA的专业雇员, IEA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雇员成为署长的情况。我认为, 比罗尔成为署长也意味着IEA将更加强调其专业化属性。”杨雷表示, 中国第一次派驻官员任职IEA, 从大的角度讲, 这意味着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我也会努力成为这样一个体制性转化的桥梁。”事实说明, IEA和中国都表现出诚意和共同面对挑战的决心。

链接:全球能源治理的历史沿革

现行全球能源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70年代为第一发展阶段。在此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占据统治地位, 生产和出口石油的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成为被控制、被掠夺的对象。当时的全球能源治理是以殖民主义性质的“石油租借地”制度及完全由西方国家控制的石油定价制度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当时的全球能源秩序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国际制度安排。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冷战结束, 为全球能源秩序第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西方国家完全垄断世界石油市场的局面被打破。1960年欧佩克建立, 随着20世纪70年代发生两次石油危机, 国际油价完全由西方发达国家和“石油七姐妹”决定的时代结束。国际能源秩序的“单中心”格局逐渐被发达的能源消费国和发展中的能源生产国相互对立的“双中心”格局所取代。这是国际能源秩序演进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1974年, 发达的石油消费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框架下, 发起成立了IEA。这是发达国家反制欧佩克的重大举措。从此, 无论是发展中的石油生产国, 还是发达的石油消费国都加强了各自的联合, 更加注重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竞争和合作, 以维护对己有利的能源游戏规则。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为全球能源治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冷战结束,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 能源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国际能源秩序面临新一轮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 国际能源秩序开始从“双中心”向“多中心”格局发展。出现了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大国及中国、印度等非国际能源机构石油消费大国。第二, 石油定价机制出现多元化趋势。长期以来, 纽约和伦敦石油交易所在决定国际油价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 在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纷纷成立新的石油交易场所, 如伊朗国际石油交易所、俄罗斯石油交易所。它们对国际石油定价机制的重要作用正在逐渐显现。第三, 美元主导的国际石油金融体系面临重大挑战。2006年5月委内瑞拉总统表示, 委正考虑以欧元为出口石油计价。2006年7月俄罗斯提出在其与他国的石油交易中将逐步采用卢布定价制度。2008年的由美国扩散到全球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冲击了美元在国际石油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第四, 与能源有关的气候和环境问题成为大国间合作与竞争的新焦点。第五, 争夺核能和平利用及新能源开发规则制定权的斗争进一步展开。第六, 建立全球能源共同安全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