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

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精选6篇）

篇1：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

“两联两扶为民富民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总结

######人大工作委员会

（2012年11月19日）

白银区######地处白银市区中心地段，因市区主干道人民路纵贯其间而得名。所辖区域东以公园路为界，西至西山公园，南到国道109线，北接四龙路，总面积10.2平方公里。办事处下设人民路、水川路、五一街、五星街、中心街、西村六个社区居委会，现有常住人口19315户43732人。目前，街道共有市级人大代表1人、区级人大代表9人，帮扶困难群众14户。

“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我街道人大工委紧紧围绕市、区人大的总体要求和全区“双联”行动的总体安排，坚持在街道党委办事处的领导配合下，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内容，将街道“六项行动”与“人大代表在行动”相结合，积极组织代表开展培训学习、入户调查、法制宣传、调研献策等多项行动，增强代表履职能力，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一、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明确活动任务要求。

街道人大坚持把“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与“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紧密结合，成立了由街道人大主任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中倡导人大代表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的通知》，为每一位代表发放民情日记本，要求代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记录下自己联系的贫困户

反映的问题，掌握来自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倾听群众呼声，关注社会热点，进一步明确了活动的任务要求。

二、强化培训，创新载体，“六项行动”开展为“人大代表在行动”搭建平台。

街道人大以加强自身建设为出发点，始终把代表培训和学习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先后组织代表系统学习区委“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会议精神和我街道《“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实施方案》，以 “六项行动”为平台，积极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

“六项行动” 一是：“富民引领行动”，协助联系户制定一项致富计划，采取访贫问苦、问计于民的方式，帮助联系户深入分析贫困原因，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出一个见效快的脱贫致富计划，为帮扶户认真制定了三年帮扶规划和帮扶规划，使帮扶计划有节奏，有目标的逐步推进，真正让帮扶户感受到“四联四帮”是一件利民、富民的好事。二是：“破解难题行动”，街道人大工委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积极协调联系帮扶单位从资金、办公设施、办公条件等多个方面给予帮助。截止目前，帮扶单位通过多方协调已解决社区办公电脑3台、办公桌椅4套、文件柜10组、办公经费18400元。有效缓解社区办公条件差、办公经费少的问题。三是：“助学助童行动”,积极响应区总工会的号召，大力开展“金秋助学”活动调查摸底工作，以入户走访-2-的形式对困难家庭及子女上学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目前已登记15人，同时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四是:“扶贫信贷行动”，街道人大工委针对联系户创业资金申请困难的状况，提出今年将合理利用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创业贷款和妇联提供的妇女小额贷款，优先解决一批创业能力突出的申请者，为困难居民享受国家创业政策提供条件。目前通过街道审核上报妇女小额贷款195人，创业贷款98人。五是：“维稳安民行动”，街道人大工委以社会管理创新为突破口，以“六五”普法为载体，积极发挥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受理调解矛盾纠纷53起，调解成功52起，成功率达98%。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更多的群众得到法律援助，并拓宽了法律援助的申请渠道，方便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今年，共办理法律援助13件。六是：“文化扶智行动”，我街道人大工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结合“四联四帮为民富民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联系文体局、工会组织和帮扶单位，进一步加强职工书屋建设，争取一批科学文化和实用技术图书，通过培训和引导困难居民自学，开启智慧，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创业就业，增强脱贫致富的能力。目前通过街道参加就业技能培训175人次，创业培训150 人次，引导培训378人次。新增就业1866人，领取就业失业登记证再就业人数596人，有组织输出383人，自谋输出330人，为下岗失业人员成功介绍职业302人次。

三、组织代表走访入户，收集整理议案建议。

街道人大工委紧紧围绕街道党委中心工作，立足街道实际，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代表及群众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积极倡导代表进村入户走访调研。全街道各代表小组累计进社区入户走访6次以上，参与召开座谈会5次。通过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充分摸清了贫困户的底子，在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的存在的困难，同时将这些困难、问题整理汇总，形成代表意见建议，提交街道人大工委研究。全体代表着眼影响贫困户发展的瓶颈问题、群众最急需的热点、难点问题，参与制定了贫困户小康发展规划，确保了发展规划符合帮扶户实际，反映广大群众的共同诉求。

四、积极衔接帮扶单位，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街道人大工委积极联系在双联行动中帮扶我街道的区法院，充分利用集日聚会等节日，组织在各中小学、街区开展法制宣传活动，通过召开座谈会、印发宣传单、张贴标语、悬挂标语等多种方式，面向群众宣传《代表法》、《人大工作条例》、《宪法》，《刑法》、《交通法》、《计划生育法》、《婚姻法》、《劳动法》、《土地法》等实用法律法规。通过各种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法律知识的知晓率，提高了法制意识。

五、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我街道“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在区人大的精心指导下，在-4-

街道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与区人大的要求相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是部分代表仍然没有把开展“双联”行动与和发挥代表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个别代表深入联系群众不够，没有充分掌握联系村社的社情民意；三是对联系户的救助和帮扶力度不够大，帮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认真贯彻落实“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的各项要求，强化工作措施，加大宣传力度，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宣传学习，提高代表思想认识。切实加强对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代表在行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有关精神的宣传，把代表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区、街道两级人大的安排部署上来。通过召开座谈会、培训学习，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使全体代表进一步明确“双联”行动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提高对开展联村联户“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重要性的认识。

（二）发挥代表作用，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充分发挥代表联系群众优势，引导代表积极联系贫困户，掌握关系群众生产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收集并整理形成议案建议；充分发挥代表视察、评议监督职能，有效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行使职权，推动白银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

（三）坚持统筹兼顾，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正确引导人大代表采取多种方式，有计划、分步骤地帮助困难群众解决脱贫中的困难和问题。坚持劳动技能培训、剩余劳动力输转、基础设施建

设、优先优惠政策落实多措并举，增强贫困户的“造血”功能培育。帮助贫困村社理清帮扶思路，持续推进“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健康有序开展。

篇2：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

料

乡镇人大代表行动主题活动总结材料

乡“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按照市、区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乡为了认真落实全市开展的“五个重庆建设、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更好地发挥我乡区和乡代表在五个重庆建设中的作用，积极组织代表积极履行职责，服务发展。区、乡代表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动员，引导和激发全乡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五大工程“和“500亿万州“建设工作中来，为实现区135目标而奋斗，全面完成我乡目标任务推动我乡社会经济再上新台阶，确保万州又好又快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

献。我们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行动。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全市“五个重庆建设、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开展后，乡人大高度重视，按照市、区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把“代表行动“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及时研究制定了专门的实施方案，并召开动员会议，成立了以区人大代表、乡党工委书记为组长，区人大代表、乡人大主席，乡人大代表、副乡长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代表行动“领导小组，并督促各代表小组成立了“代表行动“工作小组，迅速启动“代表行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加强宣传，保障到位

为在全乡营造大力支持“代表行动“的浓厚舆论氛围，乡人大通过标语、横幅、悬挂过路标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并加强了对外宣传报道工作，将开展“代表行动“的有关情况及时在上级媒体或万州电视台、三峡都市报等本地媒体进行报道、在区人大常委会《人大工作通讯》

上进行转发和摘编，做到广播上有声、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字，极大地激发了区、乡人大代表参与“代表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乡人大还成立了“代表行动“工作办公室，充实了工作人员，乡财政专门拨出活动经费，做到了各项保障到位。

三、精心组织，效果显著 乡人大结合实际，积极组织区、乡人大代表开展有影响力的视察活动、富有实效的监督工作、有一定见地的专题调研工作，并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为“五个重庆“建设、加快建成重庆第二大城市和民生大事提供了智力支持、资金支持、项目援助，收到明显成效。

一是抓视察，助推民主法制建设。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作用，乡人大主席团制定了定期组织区乡两级人大代表视察民主制度建设的制度，规定主席团每季度组织一次视察，通过视察，达到了强化监督，抓

好典型，有力的推进了村级民主法制的建设。为扎实推进“百千万普法示范工程“，争创“普法示范乡镇“，乡人大组织了40多名区乡人大代表对辖区内7个民主法制示范点进行了视察，听取了各村支部书记对该村民主法制建设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重点对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得到了人大代表的好评。二是抓监督，助推行风评议工作。乡人大主席团积极组织区代表、乡代表参加有关执法活动，督促政府把“五大工程“落到实处，抓出成效。乡人大为了进一步了解乡行风评议工作开展情况，更好的行使人大监督作用，组织人口计生办、财政所、农服中心召开了座谈会。会上，各部门负责人针对前段时间查找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对所查找出的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措施。乡人大对前段时间各部门的行风评议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要求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行评工作实施方案，抓好后阶段的整改验收工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

领导，落实责任，按评议的步骤不走过场把行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三是抓调研，助推新农村建设。乡人大主席团结合我乡实际，围绕惠农政策落实、农民新村建设、畅通工程、安全饮用水等民生工程，积极组织开展针对性的、有一定见地的专题调研工作，撰写“五个重庆“建设，万州“五大工程“建议性的调研报告。代表通过参与“代表行动“，提出了高质量的建议，帮助协调解决影响“五大工程“、“500亿万州“建设的有关问题，促进了全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乡大大主席、区代表提出了“核发农村房屋两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金点子，得到了区人大的好评。村、村新村建设正式启动以来，代表积极开展调研，并积极参与新村建设，先后接待因新村建设上访的拆迁户3人次，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四是抓参与，助推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乡人大根据全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努力寻求人大代表工作与经济

社会建设的最佳切合点，制订好代表小组工作计划，认真落实好人大工作举措，不断提高人大代表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参与度和贡献率。乡人大经多方协调，从山西省引进投资总额达7000多万元，建设新型脚手架生产项目，并组建晋海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该项目已落户到乡村组，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破土动工，预计3个月后正式投产，年产值将达8000多万元，实现利税3000多万元。今年3月，区、乡代表在九池村发动干群200余人，种植柑橘、桉树等250亩，17500株；在黄梅村发动群众250人，种植桂花、银杏、香樟、紫薇等1200亩，万株。玉树大地震发生后，乡人大举行了捐赠仪式，现场收到捐款8600元，通过宣传发动，目前共收捐款21510元。并开展了送温暖活动，先后进农家2568户，解决问题45起，帮农户提致富建议348条，送慰问金2500元。乡人大还组织社事办、社保所、卫生院医生参加，开展万名代表送健康活动，发放价值

篇3：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

一温奇的行动观:有意义的行动是遵守规则的行动

自维特根斯坦之后,从社会语境的视角上来关注行动的研究要追溯到温奇。温奇研究的初衷是源于他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三者关系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当时社会上普遍流传的一种社会观念的批判:那时的英国社会,很多人都相信,社会科学比不上自然科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逐渐从哲学中脱离出来,甚至,它取代了原来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尚未与哲学脱离。因此,人们相信,社会科学要想进步,必须遵循自然科学、而非哲学的方法。

在温奇看来,要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就要对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予以澄清;要澄清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本性分别给予澄清。其中,在论证哲学的本性时,温奇主要是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理念: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澄清语言的混乱。一方面,他认为当我们在进行某种“语言游戏”时,必须要遵守某种规则;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存在私人语言这回事。因此,维氏认为,我们的语言是社会的,即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对温奇来说,继维氏对哲学的本性进行了澄清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对社会科学的本性予以澄清,这使温奇开始注意到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概念——行动。尽管在温奇的著作《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一书中,出现最多的是“行为”(behavior)这个词。然而,从温奇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在温奇那里,行动与行为的区别并不大,大多数情况下温奇使用的是“行为”这个词,但有时也用“行动”这个概念,二者反映的是一个意思,都指的是人的肢体运动。从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温奇对行为的理解看做是他行动观的一种体现。

同维特根斯坦相仿,在行动的研究上,温奇也是从概念分析入手的,特别是对行动的意义进行了讨论。在温奇之前,韦伯曾经对“有意义的行为”(meaningful behavior)的概念进行过分析。在韦伯看来,行为的意义主要取决于行为的理由,也就是说,只有当行动者在有了某种理由、能够形成对周围环境的某种刻画时,即行动者有了某种动机的时候,才会有行为的产生。因此,韦伯是把“意义”看做某种主观被意向的东西,认为有“有意义的行为”的概念是与动机(motive)、理由(reason)密切相关的。

对温奇来说,首先,他并不否认,有理由的行为必定是有意义的行为。但是,温奇认为,尽管有些行为是无理由的,却仍然有意义。关于第一种情况,温奇给出了一个关于投票选举的范例:在英国政府大选中,某人N之所以把票投给工党,是因为他认为工党政府最有可能保持英国工业的稳定。针对第二种情况,温奇认为,在无理由的行为中,可能行动者有理由,但是他却无法用语言把这种理由描述出来;或者,行动者根本就没理由,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因此,行动无理由并不代表行动无意义。温奇同样举例说明:

假设无论N受到了怎样的压力,他都不假思索地、毫无理由地坚持为工党投票。假设他的父亲和朋友总是把票投给工党,而他只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做而已。(必须将此例与N投票给工党的原因是他父亲和朋友总是这样做的例子分开。)这里,尽管N的行动没有任何理由,但是他的行动仍然是有意义的。他所做的不是简单地在纸上做个记号,而是投票。[1]49

其次,在温奇看来,既然不能以“理由”作为判定行为是否有意义的标准,那么,就要给一条判断行动新标准。温奇是以行为是否遵守规则作为判断行为是否有意义的标准的。首先,温奇认为,有意义的行为是象征性的:它伴随着某种其他的特定的行动,即承诺行动者在未来以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行动。[1]50其次,温奇强调,只有按规则行事,承诺才有效。因此,温奇认为,对有意义的行为概念的分析,必须赋予规则概念以核心地位。对“遵守规则的行为”的论证构成了温奇行动观的核心内容。

对于“遵守规则的行为”的理念来说,温奇的论述是比较零散的,他没有明确地说明“遵守规则的行为”的具体含义。然而,国外学者贝雷尔·多夫·勒纳(Berel Dov Lerner)基于对《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一书文本的阅读,对“遵守规则的行为”的特征进行了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特征:(1)可错性,指的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来运用规则,都能想象得到规则被(反事实的)错误运用的情况;(2)理解力,遵守规则的个体必须清楚地知道在遵守规则时他们都做了什么;(3)反射能力,行动者能够在新的环境下对规则进行应用。[2]

第三,虽然温奇没有具体说明“遵守规则的行为”的含义,但是,温奇强调,只有当行动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才算是遵守规则的:即使是最私人的行动,也是如此,这样才是有意义的行动。[1]50这样,温奇便将“社会语境”与“有意义的行为”、“遵守规则的行为”三者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意义的行动必须是遵守规则的行动,并且,必须是社会语境下的行动。

温奇对行动的理解带有一种浓重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色彩。如果说,维氏是通过对语言的意义的论证,说明了哲学的本性的话,那么,温奇则是试图通过对行动意义的讨论来论证社会科学的本性。在这方面的论证上,温奇是成功的。特别是,他通过对有意义的行为必然是遵守规则的行为的论证,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两种规则体系,只不过有时人类行动的规则不像自然界的规则表现得那么明显而已。因此,社会科学应当与自然科学享有相同地位。

然而,就温奇的行动观本身来说,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表现在对概念的使用上:首先,如前所述,温奇在对行动与行为概念的使用上是混淆的。在他的论述中,没有给过行动与行为一个明确的界定。他多是用行动的概念来论证行为,显然,这是与通常我们对行动的理解相悖的。其次,有人批评说不知道温奇要讨论的是“有意义的行为”(meaningful behavior )的本性还是一般的“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的本性,因为有时他在前面论述中提到的是“有意义的行为”,到了后面就变成了“人类行为”或者是“特殊的人类行为”(specifically human behavior)。[3]

二吉登斯的行动观:结构二重性

如果说,温奇对行动的意义进行了澄清的话。那么,吉登斯则试图给出一种对行动的机制的描述。在吉登斯看来,在温奇的行动观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温奇将有意义的行动等同为受规则支配的行动的做法不适当,[4]53理由如下:

首先,吉登斯认为,温奇没有对行为的意义进行区分。他认为,在温奇的行动观中,温奇通篇都在强调规则的概念,但是,至于规则是什么,温奇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在温奇那里,无论行为的对或错,只要它是受规则支配的,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对于这样的说法,吉登斯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行为的意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层面的意义,一种是道德层面的意义。然而,在吉登斯看来,温奇只对语言层面的意义进行了讨论,却忽视了道德层面的意义。

其次,同对待意义的态度一样,吉登斯认为,在温奇的行动观中也没有对规则进行区分。一方面,吉登斯认为,温奇并未明确指出规则应当是谁的规则。另一方面,吉登斯强调,行动者在面向社会规范时建立的行动取向可能不止一种,知道行动的意义并不等同于承担它的义务。

第三,吉登斯认为,在温奇的行动观中,他把“行动的意义”和“行动”本身混淆了起来。在温奇看来,在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内在关联,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这只属于一种理想状态,不能代表实际情况。

第四,吉登斯认为,温奇试图为排除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性提供一种合理的理由。温奇认为行动是用来表达观念的,而观念之间的关系是概念的而非因果的。因此,温奇认为,不能把某人遵从命令看做是一种因果性的体现。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这根本就是两个问题。

最后,吉登斯认为,温奇借用他的行动观,过分夸大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吉登斯认为,温奇对行动的分析只是基于一种语言分析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涉及行动本身。所带来的后果,便造成了温奇对行动及其相关概念使用上的混淆。因此,吉登斯认为,要重塑社会语境下的行动观,首先就要对行动及其相关概念给予澄清。就吉登斯而言,他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操作的:

其一,从语言层面对行动概念予以澄清。吉登斯首先赋予了行动概念一个时间的维度,他是把行动看做一种经过经验的连续流[4]81,并且强调,行动应当是分阶段的。其中,行动代表着那种正在发生的实践活动;经过行动者的反思被认定的行动为“举动”(act)。在未经反思的行动阶段上,行动是与“能动”(agency)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后者的主体性、或者说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更强一些。此外,从表现形式上看,行动主要是由行动者的一系列动作(movement)来完成的,但动作仅代表一种机械性的运动。

其二,从社会道德层面对“行动”概念予以澄清。吉登斯认为,行动主体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说不清楚行动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却通过他们的行动构筑了自身的社会生活。因此,吉登斯强调,作为社会的一员,行动者需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并不断依据自身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因此,吉登斯基于对道德的理解认为,行动=道德责任=道德正当性的语境。

行动的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研究的基础,其作用是用来描述行动机制的。对吉登斯来说,他认为行动的机制的核心是行动与结构的关系。然而,传统的行动观在看待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时,一直存在着两种“结构二元论”的倾向:一种是结构与行动的二元论、一种是社会与个体的二元论。其中,第一种结构的二元论又分为两种类型——“强行动弱结构”和“强结构弱行动”。

在吉登斯看来,传统的结构二元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把行动与结构、社会与个体四种要素割裂开来。对于行动与结构的二元论来说,虽然“强行动弱结构”强调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以就自己的行动给出合理的理由,但是却忽视了结构的重要性。如,强制性问题、权力问题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问题等。“强结构而弱行动”的观点则是把行动者的行动都看做是被动的,纯粹受外在力量支配的,忽视了行动者本身。此外,吉登斯认为,社会与个体是无法完全被割裂开的。因此,上述观点均不可取。

基于上述批判,吉登斯试图重构一种“结构二重性”理论,取代结构二元论对行动机制的描述。首先,吉登斯认为,结构是一种系统,特指社会系统或具有结构属性的共同体。此外,吉登斯强调结构的形成源于实践,因此结构还有“结构化”的含义。其次,吉登斯认为,行动不单是行动者个体的行动,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在结构二重性的理念中,一方面,吉登斯强调,行动与结构是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体行动构成的;反过来,社会结构又对个体行动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他还强调,行动的结构化过程还包括意义、规范和权力三者的互动,具有双重性质。

通过吉登斯对行动机制的改革,把行动与结构放在了同等的位置上,并通过道德约束加强了二者之间的互动,突出了行动的实践意义。然而,有人质疑,首先,吉登斯用结构代替规则的做法是否有必要,因为结构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概念;其次,吉登斯过高地估量了人的自省能力;第三,他忽视了“文化”的理念[5];第四,尽管吉登斯强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经验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尽管规模更大但吉登斯的论述只不过是一种重申,却没有什么新意,[6]如此等等。

三柯林斯的行动观:行动树理论

近来,继吉登斯从宏观上给出了一种行动机制的描述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试图建构一种更加微观的行动模型,他称为“行动树”(action tree)理论。该模型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过程:

首先,柯林斯确立了判定行动的新标准。长久以来,在人工智能方面,柯林斯一直有一种疑惑,即,人与机器到底有何不同?对他而言,他认为人和机器的差异最直接的是体现在行动上,这使他最初对行动问题产生了兴趣。然而,通过对哲学家的行动观进行回溯,柯林斯发现,自己理解与许多哲学家的行动观存在分歧,特别是在行动的判定标准上。

传统的行动观主要是以意向性为判定标准的,认为行动具有意向性、而行为不具有。然而,对柯林斯来说,首先,他认为行动主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意向性的存在。或者说,意向性并不一定都是有意识的意向性。其次,即便是有意识的意向性也需要考虑意向指向不成功的情况,包括与原有的意向相悖的、事与愿违的情况和虽然有意向性、也付诸行动了,但是行动不成功的情况。比如,我用力推门,但是门却没有被推开。因此,柯林斯认为,我们不需要行动者在行动时意识到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只需要行动者在想的同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就足够了。[7]20

既然传统的意向性标准不够确切,那么,就要重塑行动的新标准。在对待该问题上,柯林斯是从社会语境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的行动是一种“生活形式”下的行动,是具有社会性的。并由此,给出了一条判定行动的新标准,即语境标准——行动具有语境依赖性,而行为则是与语境无关的。

其次,柯林斯在确立了行动与行为的属性之后,进一步对行动进行了分类。他首先是从行动与行为的关系入手进行思考的:在他看来,相同的行为可以代表不同的行动,或,相同的行动可以被许多不同的行为例示。[8]例如,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笔体写出同一个的字来,尽管笔体不同,但字的含义并没改变。反之,即使我们用的是相同的笔体,写的却不是同一个字,那么,尽管笔体是一样的,但字的含义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改变。

如果,可以用相同的行为可以代表相同的行动的话,那么,柯林斯认为,介于行动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动,它总是以相同的行为代表相同的行动。他把这种行动称为“特殊行为行动”(behavior-specific action),或类机器行动(machine-like action)。比如,生产线上的工人在拧螺丝钉时,每次都是重复同一个动作,并且每次都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这个动作,就好像机器人一样。

在从宏观上区分了行动、行为与特殊行为行动之后,柯林斯借鉴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挑选了生活常见、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六种行动进行考察,分别是:打高尔夫球、敲门、开门、给椅子喷油漆、选举投票和写情书。基于对上述六种行动的考察,柯林斯进一步将人类行动分成两种类型:单态行动(mimeomorphic actions)与多态行动(polimorphic actions)。所谓“单态行动”,指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试图或希望用相同的行为完成的行动[7]806;除单态行动之外的行动就是多态行动。

第三,在对行动的分类基础上,柯林斯还进一步思考了行动的关联。他认为,行动之间是存在关联的,并且,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有时,行动之间可能是种包含关系,有时则并非如此。鉴于行动关系的复杂性,柯林斯认为,有必要从行动的关联入手,进一步讨论行动的构成,重构行动图谱,即“行动树”。

如果我们把“行动树”看做一个坐标系的话,那么,该坐标系的纵坐标就是行动路径(action paths),横坐标就是行动层(action cascade)。所谓“行动路径”,指的是行动者用一组行动来完成某一高阶行动的过程。以“开门”为例,完成该行动需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走到门旁边;第二步,用手推门。如果说行动路径代表的是个人行动的话,那么,“行动层”则代表的是不同的行动者为了完成相同行动所共同付诸的行动。同样以“开门”为例,假设“行动者Y叫行动者X‘开门’”的话,那么,无论是对行动者X还是Y来说,他们的行动都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行动,即“开门”。这样,这两个行动者的行动的组合就构成了一个行动层。对于“行动树”来说,“行动路径”就好比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干,“行动层”则好比是树干上的枝丫,它们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一棵关于行动的大树,柯林斯形象地把它称做“行动树”。

四对三种行动观的评价

纵观从温奇到以吉登斯和柯林斯为代表的三种行动观,可以看出,温奇主要讨论了行动的意义、吉登斯主要讨论了行动的结构、柯林斯则主要是在社会语境的框架下讨论了行动的分类。

提及与行动有关的话题,哲学史上的讨论有很多,可以追溯到很远。在柏拉图那里,他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行动,但是他谈到了诸如走、跑等动作;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开始有意识地涉及对行动的讨论,例如,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到了“自愿行动”的概念,认为人的德性主要取决于行动。

到了近代,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关注行动问题,主要是发端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在“语言游戏”的理念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的使用。例如,当我们在说“把手举起来”这句话的时候,在肢体动作上必然存在着一个把手举起来的动作;否则,说“把手举起来”这句话就是没有意义的。通过对语言意义的阐述,维特根斯坦为行动研究搭建起一条从语言到行动的桥梁,语言与行动不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通过“语言游戏”的理念被联系在了一起。

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启发,之后的行动研究主要以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提出的“言语行动理论”(speech act)为主要代表。

奥斯汀在汲取了维特根斯坦“意义在于行动”的观点基础上,认为“说话就是行动”。从该前提出发,最初奥斯汀认为语言具有记述与履行两种功能,根据语言的上述功能,奥斯汀将语言划分为两种类型——记述式话语与履行式话语。但是,不久奥斯汀发现要想把记述式话语与履行式话语区分清楚并不容易。于是,他放弃了对语言的讨论,转向了对行动类型的讨论:首先,奥斯汀将通过语言可以完成的行动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以言表意行动、以言行事行动和以言取效行动。其次,奥斯汀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又给出了不同类型行动的子行动。其中,奥斯汀将以言表意行动分为发声行动、发音行动和表意行动;将以言行事行动分为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行为式和阐释式五种类型的行动。

通过奥斯汀对行动类型的一系列细致的分类,基本搭建出了“言语行动理论”的理论框架,至于“言语行动”概念本身,则最早见于塞尔1969年的著作《言语行动》,他认为“说话是在完成一种言语行动”。[9]塞尔对行动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塞尔基本上是延续了奥斯汀对行动类型讨论的思路,对“言语行动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精致化处理。特别是,他对奥斯汀的行动类型的划分进行了修正,例如他用“发话行动”和“命题行动”来代替奥斯汀的“以言表意行动”,这样就将行动分为四种类型——发话行动、命题行动、以言行事行动和以言取效行动。到了后期,塞尔对行动的研究则专注于对行动者的“意向性”问题的讨论上。他认为,意向性是心灵的一种特征,通过这种特征,心理状态指向,或者关于、论及针对世界上的情况。[10]通过塞尔对意向性的讨论,为行动概念本身的确立提供了一条重要标准——行动具有意向性。从塞尔之后,对行动的研究更加强调对意识、意向性及心灵的讨论。

与上述观点相比,首先,以温奇、吉登斯和柯林斯为代表的三种行动观的共同之处在于,反对以意向性作为判定行动的标准。他们均认为,行动者的心理活动是很难捕捉的,并且,即使能够给出行动者行动的理由,但是,实际情况是否属实也是很难预料的。其次,上述三种行动观都侧重从行动的过程来把握和理解行动的内涵。特别是,吉登斯和柯林斯都把行动看做一种流动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吉登斯只是强调了行动的流动性,但是却没有解释行动是如何流动的;柯林斯通过将行动分层解释了行动的流动过程。

此外,吉登斯与柯林斯还分别对行动的结果(result)和后果(consequence)进行了考察。吉登斯主要区分了两类行动的后果:一类是不具有意性,导致行动者在无意中用其他的行动代替了原来的行动;另一类是有意向,但是行动却带来了意外的效果。例如,某人开灯是为了使房间亮起来,但却无形之中吓跑了小偷。在柯林斯看来,行动的结果是对已经完成事件的描述;行动的后果则是由该行动所引发的对其他事件的描述。例如,在“约翰把门打开了,于是冷空气进来了”这个事件当中,约翰的行动的“结果”就是他把门打开了;这个行动的“后果”就是冷空气进来了。

第三,三种行动观都强调行动的语境依赖性。以温奇为例,他认为,行动要遵守规则,而规则是取决于社会语境的。吉登斯强调,结构二重性的理念适用于小范围语境下的行动,而非大范围的语境。[4]3柯林斯则将“语境”作为判定行动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四,在三种行动观的演化中,“行动者”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温奇的行动观中,毫无疑问,行动者指的就是人类。然而,在吉登斯的行动观中,一方面他承认,行动者个体是实在的;另一方面,他强调,个体并不一定是一个有身体的人的概念,个体是一个能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在柯林斯看来,行动者不但包括人、还应当包括机器等其他主体,他甚至认为机器之所以无法完全模拟人的行动,主要是因为机器不理解人类的文化。

总之,与传统的行动观相比,上述三种行动观的最大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语言分析的视角,从社会语境的视角下来理解行动,并不断将行动研究逐步推向更加微观的实践层面。透过这种视角的转化,赋予了行动概念新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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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earle John R.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16.

篇4：人大代表帮扶在行动

凝结奉献 多重帮扶

时家店乡高家村隋长生和陈贵生两位老人喜迁新居，村里的人大代表都忙活得满脸乐开了花。

按照有关规定，如果五保户建房可以享受国家补助每户30000元，当村里通知两位老人时，他们却露出了无助的目光，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钱也没人帮着张罗建房。看到两位老人的实际困难，村里的人大代表主动请战，他们号召人大代表集资40000多元为两位老人先垫付了建房的工程款，后又组织人大代表和党员为两位老人义务献工，以村书记和人大代表为首的几个人还组成了义务帮工队，每天轮班帮助两位老人建房跑腿、出力。经过努力，新房终于建起来了，两位老人不禁流下了热泪。

真情送暖 贴心帮扶

时家店乡煤窑村的董老爷子，大清早起来就开始忙了起来，又是打扫庭院，又是清理屋子，又是烧水，不到10点老人家就在门口眺望着，等待着什么人。没多久，时家店乡的人大代表徐光伟走到了老人身边，看着老人见到他那幸福的笑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多亲的亲人。

实际上，县人大代表徐光伟是和董老爷子结成了帮扶对子。徐光伟把老爷子当亲人一样看待，从他第一次踏入老人的家以后，每当年节时候，他都提前看望老人家，平时在工作之余都要到老人家那去给送口好吃的。通过他的帮助老人有了生活的信心，也和徐光伟结成了浓厚的情谊。

俗语说：“帮一饥，不能帮百饱”，为老人提供生活来源，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又成了徐光伟的头等大事。通过多次和老人攀谈和对老人家的实际情况了解，根据老人家里的目前情况，经过多次研究，徐光伟决定出资金和技术，帮助老人发展绿化树苗产业，这样既可以保证老人长远的生活来源，也可以解决老人家的退耕还林地无人管护的现象。

输血变造血 带动帮扶

县人大代表、兴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绍本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自己主动要求帮扶时家店乡鹿林村的发展，投入10万元，用于村里建设，使村容村貌得到了改观。环境优美了，基础设施、健身娱乐设施都建起来了，可是村里却缺少这些设施的维护资金。

经过调研，人大代表刘绍本认为应该改变帮扶方式，把以往输血方式改变成造血方式，应该帮助村里创建一项产业，使村集体收入有一个长期保障。鹿林村停耕还林地比较多，村民因为停耕减少部分收入，大家都在观望，想要复耕。每年村里看护林地就是一项很大的支出，结合村里停耕还林的现状，刘绍本和村里商量，准备给村里投入100亩地的高档次绿化树苗，村里可以采取让还林户出工出地，然后实行五五分成的办法。这样既可以解决村里集体收入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新农村建设后的场所设施维护资金的来源问题。

篇5：人大代表行动工作总结

一、全区学前教育基本情况

全区共有各类幼儿园40所，其中公办园4所，企业办园5所，公建民营幼儿园6所，民办公助幼儿园1所，集体办园1所，民办园23所,在园教职工650多人，学前幼儿6000多名。

二、目标完成情况

2011年完成情况：新建农村公办幼儿园2所，分别是石林镇好孩子幼儿园、鹿楼乡故县新村幼儿园；新建城区公办幼儿园2所，分别是福祥幼儿园和福盛幼儿园，它们都是公办民营；改建2所幼儿园，分别是小精灵幼儿园和鹤煤集团公司机关幼儿园。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56%，一年毛入园率已达到88%。培训园长45人，省市级骨干教师24人，幼儿教师132人，共计201人。

2012年完成情况：新建1所，是石林御盛小区幼儿园；扩建5所，分别是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第一小学附属幼儿园、石林镇中心幼儿园、鹿楼乡中心幼儿园、石林镇柳江小学附属幼儿园。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已达到66%，一年毛入园率已达到90%。培训幼儿园园长35人，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培训126人；完成国培计划29人；教育教学技能培训102人；共计培训292人。万和幼儿园和小精灵幼儿园春雷路分园被评为“鹤壁市示范幼儿园”，鹤煤机关幼儿园被认定为“河南省示范幼儿园“。

2013年完成情况：改扩建幼儿园4所，正在进行中，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已达到73%，一年毛入园率已达到92%，3所幼儿园正在积极创建“鹤壁市示范幼儿园”。

三、重视日常管理，提高保教质量

（一）、加强教研，强化培训，促进学前师资专业化发展

幼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不高是困扰幼儿园办学最突出的问题。为此，我们每年对在职幼儿园教师通过集中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同时将学前教育教师培训纳入全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划，以幼儿心理研究、保教保育常识为主要内容, 坚持每年暑期开展园长、幼师全员培训。

同时，积极开展教学观摩、优质课评比、教学基本功比赛、绘画等教研教改活动。实行教师岗位聘用制，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培训、教研活动和实行聘用制，极大的提高了幼师队伍专业化水平。优化教育教学工作，组织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教研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全区性各类幼儿活动和幼儿教师业务比赛，促进学前教育内涵发展，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并督促指导各幼儿园必须根据儿童的成长规律和身心特点，合理确定适合幼儿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防止和纠正“小学化”、“保姆式”的教学行为。

（二）、创新体制，特色办园，全面提高学前教育保教质量

创办学前教育的初衷是“让幼儿开心、让家长放心、让社会称心”，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努力做到优质服务。在全体学前教师中全面推行“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让幼儿在园开心度过每

一天。

一是规范保教行为。全区幼儿园按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使用教材，统一幼儿在园“一日活动常规”，有效防止学前教育保教“小学化”倾向。

二是丰富幼儿活动。组织幼儿散步、做早操、玩游戏，举行才艺大赛，如讲故事、绘画、舞蹈、小制作、双语口语大赛等。召开亲子运动会，举办文艺演出、节日庆祝活动等，寓教于乐，让幼儿在活动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

三是密切家园联系。各幼儿园建立《幼儿成长情况反馈卡》，正确引导家长认识幼儿教育，分享孩子成长进步的快乐。创办于2011年3月的鹿楼乡故县社区聪聪幼儿园就很有特点，它由故县社区居委会（故县新村）投资360余万元兴建，占地面积4085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是一所融幼儿活动室、寝室、洗漱间、卫生间、教师办公室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幼儿园。园内设大、中、小、托，7个教学班，现有学生200名，教师13人，是故县村福利性公办幼儿园。实现了村学前3年教育的计划目标，为祖国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加快了故县新村发展建设的步伐。普惠性、公益性是故县幼儿园的亮点。

在扩大园所规模的同时，我区注重创新机制，探索了名园办分园、品牌输出园、合作承租等灵活多样的办园模式，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到目前为止，小精灵幼儿园通过举办分园、品牌输出等手段，已经发展到4家分园，品牌效应凸显。

(三)、严格审批，规范管理，努力打造平安和谐校园

作为学前教育的具体管理者，山城区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河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幼儿教育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依法加强幼教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定期召开学前教育工作联系会。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我们每周都要召集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每两周召开园长会，定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和研究安排下一阶段工作，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省市区的政策法规、法律文件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河南省幼儿园办园标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重点，以会代训，不断提高园长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是严格幼儿园审批标准，促进幼教事业规范化发展。在申办报告及可行性分析，幼儿园章程，园长、教师及保育员条件，办学条件及场地设施，材料审核及考察评议方法等环节上全面规范，严格要求，把好关卡，对全区幼儿园进行重新评估审批，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2012年民办幼儿园的审查结果已在2013年3月18日的《鹤壁日报》上进行了公示。引导家长把孩子送到正规幼儿园接受教育，使幼儿教育规范化建设得到空前加强，办学活力全面激活，形成了幼教事业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三是开展年审评比活动。抽调示范性幼儿园管理班子骨干成员及相关

专家组成年审组，在自查自纠自评的基础上，以实地考察、查看资料、座谈访谈等方法，对全区幼儿园园舍与设施建设、园务管理、师资队伍和卫生保健工作进行全面考核。通过年审，规范行为，强化管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同时对年审不合格者予以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取消办学资格。

四是合理布局，提高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变化，山城区教育局未雨绸缪，在举办者申请办学时，根据全区学前教育办学实体布局调整规划，按照均衡发展的原则，指导其合理选择园址，防止疏密不均影响办学效益。在新建居民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一批高质量幼儿园，像福盛幼儿园、福祥幼儿园、石林陶瓷园御盛幼儿园等，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新型农村社区配套建设普惠性幼儿园，如故县聪聪幼儿园等。以公办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为依托，辐射带动周边村小幼儿园，在石林镇中心幼儿园附近又新建、改建了好孩子幼儿园、小太阳幼儿园等。

五是狠抓安全管理。定期对幼儿园园舍安全及安全管理措施进行查访，同时结合公安、消防、卫生部门经常性开展幼儿接送车辆、消防设施、幼儿饮食、疾病防控、校园周边环境等安全专项检查，把幼儿园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2012年共计下达取缔通知书12份，整改通知书 5份。净化了幼儿教育环境，规范了幼儿教育市场。

（四）、部门联动，加强监管，保障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好学前教育发展统筹和指导工作，基本完善和落实了幼儿园年检制度，规范了办园行为。

一是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及时转发省市幼儿园分类评估管理办法、安全工作应急预案、集中整治等相关文件，组织人员不定期对学校及幼儿园进行了督导检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二是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制度，建立幼儿园信息管理系统，对幼儿园实行动态监管。加强了对幼儿园班级规模、班额编制、幼儿一日活动的组织安排、教材使用等情况的检查，防止和纠正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保证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了幼儿教育整体质量。

三是严格执行收费政策。各幼儿园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坚持发放家长一封信，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物价部门检查。

四是加强安全管理。加强了对幼儿园周边环境、接送车辆、校舍设施、室内外活动场地、消防设施、教玩具等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建立了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位一体的安全防范体系，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五是健全了卫生防疫制度，对幼儿园的饮食卫生、食品采购、疾病防治以及教职工的身心健康状况等定期检查，防止了不合格食品流入幼儿园。要根据在园儿童数量，配备专兼职卫生保健人员。经常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演练，教给师生员工必要的安全防护知识和逃生方法。

两年来，我区学前教育事业得到稳步和谐发展，幼儿入园率逐年提高，在园幼儿健康成长，逐步缓解了山城区“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区学前教育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是农村幼儿教师数量不足而且教师素质有待于提高；二是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在办园条件改善方面投入不足，影响着办园质量的提升。

篇6：澄溪人大代表在行动

——记县人大代表、澄溪镇党委书记郑小波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是县人大代表、澄溪镇党委书记郑小波常提起的一句话。作为县人大代表、澄溪镇党委书记，郑小波同志能够积极履行代表职责，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无论在植树造林、120亩征地拆迁、矛盾纠纷调解，还是为民办实事的明月山自来水工程、通村公路建设等各个方面，他总是主动挑起担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其扎实的作风、优秀的表现，真正体现了一个代表的先锋模范，成为了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赢得了广大选民的高度赞扬。

“建设宜居澄溪，人大代表亲力亲为”

这些年，澄溪大力发展经济，走工业强镇之路，从而忽视了环境的治理，使得澄溪的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原本山清水秀的澄溪，而今烟雾缭绕。作为县人大代表、澄溪镇党委书记的郑小波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何尽快治理澄溪的环境，成为了压在他心中的一块沉甸甸的巨石。2008年，借助 “五个重庆” 建设的契机，澄溪镇大力实施退耕还林。为尽快落实造林大事，郑小波代表深入走访广大农户，了解情况，宣讲造林好处，但因老百姓保守情绪以及对政策的不了解，对造林抵触情绪阻力大。面对老百姓的质疑，郑小波代表没有退缩，而是想尽办法，多方争取支持。一是在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大会上提出“五个澄溪建设 的建议”争取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二是深入村、社组织召开户主会议达10余次，为了让广大农户达成共识，经常开会到半夜1、2点钟。看到他工作的耐心，以及对群众的诚心，老百姓感动了，“他作为一个代表都这样热心，这是事关我们子孙后代的事，应该行动起来”，群众的认识发生转变，形成了共识。三是为了进一步调动老百姓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掀起全镇植树造林的高潮，在他的号召下，组织成立了人大代表造林突击队，亲自指挥组织驻镇的县代表和镇代表积极参加造林，尤其是每年的植树节，全然顾不上吃饭，一心扑在植树上。

村民周体珍说他：“你何必这样苦干，老百姓不种就算了”。他笑笑回答说：“我是县人大代表，更是澄溪的一员，创建森林城镇，建设宜居澄溪，作为人大代表义不容辞，有责任。”这就是人大代表的形象。

“打造森林澄溪，人大代表义不容辞”

“森林工程不仅是生态建设问题，更是经济问题，还是致富之路、和谐发展之路。”对此郑小波有着深刻的认识。为了高效地开展工作，他组织澄溪镇成立了以镇长陈胜中任组长的森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13个村（居）委也分别建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工作机制。澄溪镇党委、政府的决心，坚定了群众建设森林澄溪的信心。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城周森林屏障、高速路沿线森林工程、水系森林工程、万亩柑橘标准化果园基地建设进展迅速。

澄溪镇自2008年实施森林工程以来，在人大代表、党委书

记郑小波的带领下，期间共发动群众2万人次，投入资金120万元，新造林1.28万亩，栽植各种苗木89.1万株，其中：通道绿化50公里，折合面积1200亩，栽植天竺桂、三叶树、速生桉等苗木7万株；水系绿化5公里，折合面积75亩,栽植垂柳等苗木1万株；绿色村镇建设9900亩（其中：场镇绿化600亩，坡地绿化4500亩，庭院绿化2000亩，退耕还林荒山造林2350亩），栽植各种苗木60.6万株；城周森林屏障400亩，栽植苗木4万株；校园绿化300亩,栽植各种绿化树种2.5万株;速丰林基地建设1400亩，栽植苗木14万株。

“推进富民强镇，人大代表尽心竭力”

为更好地推进森林工程建设，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郑小波代表提出结合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利用澄溪镇优势林地资源，大力发展林业经济，助推澄溪经济发展。一是采取“农民供土地、业主出资金、双方共管护”的造林模式，即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业主投入树苗、管理、肥料、技术等，同时业主雇佣当地群众进行种植和林木管护等工作，按本地的务工价格支付工资。二是大力发展速丰林、经济林、中药材，在调整品种结构、全面提高品种质量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成为全市乃至全国的重要原材料基地。如已建成的永兴2000亩百果生态园，预计年收益达200万元。三是大力发展林下种养殖业，种植南瓜、黄豆、中药材等，发展林下养鸡、养兔子，如在建的重庆茂牧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林下养殖，预计年收益达75万元。四是大力发 3

展生态旅游业。利用森林、花草资源开发生态旅游、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同时带动周边产业。如已建成的龙凤山庄休闲、山乡谷休闲农家乐等，预计年收益达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