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通用7篇）

篇1：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我们坚强 我们执着 我们默默无闻 我们低调行事 我们讲贡献 我们讲奉献 我们讲团队精神 我们讲成功分享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充满激情 充满自信 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是我们共同的理念 严肃而活泼 紧张而有序 是我们工作的写照

即使身负重担，也要从从容容 即使满眼泪水，也不忘给别人喝彩

这是作为蚂蚁的骄傲，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篇2：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表达我的心声。我演讲的题目是：《我幸福，我快乐，我们是一群小学一年级教师》。我们不是学者，不能用深遂的思想表达我们的价值；我们也不是诗人，不能用优美的诗句讴歌我们的职业。我们只是一群普通的小学一年级教师，但是我们都有一颗滚烫的心，一腔温暖的爱，一份慈母的情。所以，今天我要用这份深深的爱，浓浓的情唱出我心中最美的赞歌——我们愿让自己美好的青春在奉献中闪光！今天，我想借这一方演讲台，讲讲我身边的人和事，讲讲我们书小的师魂――或许，她或者她只是教师集体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然而，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微不足道的教师，才撑起了书小最根基最艰难的基础教育。下面，我作为一年级老师中的一员，向领导和老师和同学们谈谈我们工作的点点滴滴。大家都知道一年级的小娃娃最难教，无忧无虑的他们从幼儿园刚过渡到小学真是无拘无束，课堂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中的习惯，学习上的方法都要从头教起。但是我们在开学初毫无怨言的一个个自告奋勇选择了一年级老师。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书小最根基的教育，爱学校就要在学校有需要的时候勇挑重担。如果把每一位一年级学生比作一粒希望的种子，我们书小就是一片孕育希望的土壤，而我们这群一年级则是播种希望，播种太阳的使者。

我们一年级组是一个年轻，有活力，有实力的团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组长吴晓慧老师敢想敢做，认真负责，组织能力强，有开拓精神；刘晓老师大方自信，多才多艺；韩玲玲老师温柔大度，吃苦耐劳；杨异彩老师做事有板有眼，踏实认真；王晓雷老师才华横溢，颇有灵气。数学组里我们的老大姐张雪琴老师经验丰富，兢兢业业；，李小燕老师聪明机智，点子极多。侯亚飞老师思路清晰，做事有条理；安慧平老师认真负责，做事干碎利索；张瑞娟老师对人亲热，关爱学生；最后是我们的小妹妹陈亚婷老师

乖巧机灵，更是孩子们心中的好朋友，好姐姐。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团体中，我们为每天全身心投入到工作而幸福。我们的敬业精神是在书小这个大熔炉里炼出来的，我们的业务水平正在一次次历练中提升。我们为超越自我而兴奋。我们这个集体是一个有活力的集体，蒸蒸日上的集体。

我们组的吴晓慧老师今年既承担着我们的教研组长还是学校的轮滑社团的总教练，每天早出晚归已经成了她的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我的电话忘在学校急着要用回来拿。当时天灰蒙蒙的已经看不见路了，她还在整理材料，孩子在一边写作业。我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走啊!孩子也该饿了?”她淡淡的笑了笑说：“没事，这周我们教研学习的材料我还没整理出来，反正孩子也要写作业，写完我们一起走。”就只这样，为了我们每次教研学习都有好主题，为了我们每次教研都真实有效。吴晓慧老师在背后默默付出着，毫无怨言。有时，她在网上或书中看到一些有创意的文章，就和我们商量讨论。看到有助于一年级学生学习的细微之处，觉得有可鉴之处，立即号召我们团队到班上试一试。正是懂得了这些学习材料的来之不易我们每次教研活动都认真开展，为了上出一节精彩的教研课，我们小组的成员为这节课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倾力相助、通力合作，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团队整体素质的提升。

学校有活动时，为了一次精彩的演出，我们会毫无怨言地放弃个人休息时间，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书小集体的荣誉；在这学期的秋季运动会和美文诵读比赛中，我们每个班级老师们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合作精神、集体荣誉感和作为一名合格教师高度的责任感。为锻炼学生体能，提升学生素质，我校在10月中旬开展了秋季运动会。根据学校部署我班承担一年级组运动会开幕式展示工作。为了能让孩子们在开幕式中有精彩的表现。接到这个任务我们班的安慧平老师先根据上届运动会的经验教训谈了他的计划和想法，然后我们开始精心编拍节目，利用课间锻炼时间和体育课加班加点组织学生认真排练节目，一个星期的训练时间我们争分夺秒从不浪费一分钟，对学生进行队列指导，比赛前夕，为了突

破每一个细节，我们还在年级内进行了彩排，开展了比赛。

最后当看到一年级小朋友踏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操场，做着标准有力 的动作时，我们心潮澎湃，我们努力了，我们看见努力的成效了，一年级的学生进步了，我们一年级的老师也在一次次磨练中成长起来了！

常言道：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充满艰辛，甚至孕育着痛苦的过程，如同一个生命的胚胎，要经过母体十月的孕育，直至分娩的阵痛，才有那一声生命响亮的啼哭，我们一年级组老师的成长，也经历过一段这样的轨迹。我们组的韩玲玲老师常年教初中，初来乍到的她到我们学校却首选了一年级语文加班主任。我看到刚开学时，没有交一年级经验的她每天忙得团团转，每次下课都满头大汗。她开玩笑说：“我天天在课堂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能不出汗吗？”是啊！回想去年自己刚来的时候不也和她一样嘛！遇到事情不知什么问题找教导处，什么问题找德育处，什么问题找后勤，对与学生一些突发性问题是自己单独解决，还是请示领导？那时对学校教学常规并不了解的我们，每天手忙脚乱，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稍不小心，就会有事想请没做到位，或该交的资料没有交，或是领导来巡视的时候，还在调试操作不很熟练的展示台和电脑，或因为教室里吵吵嚷嚷而弄得不知所措，听见铃声就冒汗，看见有意见的家长就发毛。一天下来，整个人被弄得焦头烂额；晚上，又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忙得不知干什么才好，是备课，是写反思，还是搜集办板报内容？亦或是做拼音卡片和课件？早上，我们最迟进教室，下午，我们最迟出教室。晚上，走得最迟的还是我们。开学第一个月下来弄得筋疲力。万事开头难，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其中的含义

郭校长一次例会中的教导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的新老师要学会合理的计划和安排每天的事情。做到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把要做的事情一件件记下来，哪些是重要的，时间紧的事，我们先来做。不太紧的我们缓着来。做完一件划去一件。这样工作就不会有漏洞了。”听了领导发自肺腑的教导，是我们这群迷航的侍者好像在黑夜里找到了明灯。于是我们开始学会有计划的做事。对那节课

感受深，上完课趁热打铁赶紧写反思；要办黑板报我们就提前整理各种素材，建立文件夹保存起来。用到那种题材我们就有现成的了；学校有活动，需要家长配合完成的。我们就号召家长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渐渐地我们的工作开始觉得得心应手起来。我们的业务水平正在一次次历练中提升。我们感受到成长的喜悦，我们为超越自我而兴奋。工作中，我们没有回头想过今天一共工作了多少小时，是否需要休息了，是否照顾到了自己家的孩子，只知道还有很多事等着去完成；我们也没有往前想过这样加倍地努力是否到头来却见不到成效，只知道目前的状况离学校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还必须不断地努力„„作为老师辛勤的工作之余我们也收获着快乐和幸福。

我是快乐的。那天中午放学雨下的很大，我没带雨伞冒雨走在送路队的人群中。这是突然身后有一把雨伞盖在我的头上。我转身一看是我们班的梁策轻轻说声：“老师别感冒了，打我的伞吧！”那一瞬间，除了惊讶，更多的是一种欣慰！我也是幸福的。那次我外出学习几天回来，学生们围上来不停地问：“老师，您这些天去哪里了？我们可想你了。”“老师这是我给你带的苹果，快吃吧！”此时，浓浓的师生情意深深地感动着我。教室里，老师们不断变着“花招”，用自己独特的教育艺术在吸引着孩子们，引导着孩子们快乐地学习。有的老师生病了，但仍带病坚持工作。

下课了，老师们在与学生谈心，交流，沟通，关注着每一个孩子，琐碎到孩子的起居饮食，心情的微妙的变化。

操场上，老师们不失时机地接近孩子，与孩子们一起游戏，一起做操，就是为了了解学生思想，培养师生感情。

走廊上，值周领导和老师们不时的关注学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放过发现的任何问题。

等等，这样的场面太多了……

篇3：音乐合伙人:我们是一群无脚的鸟

他们就像歌词里那只无脚的鸟,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直在追逐,一直在梦想,没有脚,所以不敢落地停歇。

一直在追逐:赐给我们一些幸福吧

冲动青春:为女友弃学来重庆

这是一支和《中国合伙人》有着同样组织架构的队伍,主唱张尧,节奏吉他谭扬帆,主音吉他与和声钱柯。三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在重庆的音乐圈里闯荡。

张尧是辽宁锦州人,今年23岁,队长,是乐队里最年轻的一个。问及为什么给乐队取名“窑子乐队”,答案是没有原因,只是为了好记。或许每个人都要经历青春,张尧的青春,因为一时冲动,从印度陡转到了重庆。

“2010年,我还在印度读大学,朋友就给我介绍认识了我的女朋友。她是重庆的,我们确定关系后一个星期,我什么也没顾,学也不上了,就来了重庆。”张尧说。

他们是一群为音乐痴狂的人,当聚光灯照亮舞台,吉他、贝司、架子鼓齐鸣,或劲爆、或深情。人前,他们是时尚、个性、不羁、神秘的代名词。眼前的东西总是容易看见,而背后的故事,却往往深藏在一角。

从陌生到音乐合伙,创立自己的乐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追求、奋斗、牺牲和收获。他们说,做音乐很苦,看不见未来,我们就像一群无脚的鸟,渴望上天赐给我们幸福。幸福是什么?边走边唱,可能会找到答案。

音乐合伙人:全非科班出身

重庆的生活,并不像张尧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他找了许多工作,都不如意,最后,还是选择了到酒吧跑场驻唱。

“我从小就学习手风琴,到重庆,手风琴几乎是一个空白,我觉得可能是见得少吧,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张尧说。

两年的时间里,张尧靠着跑场驻唱在重庆生活。在重庆,和张尧一样的半路音乐人有很多。渐渐地,他负责起“重庆街头卖艺委员会”表演方面的工作,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现在的队友谭扬帆。

2012年底,在重庆音乐圈摸爬滚打两年的张尧终于看清了方向,打算坚持走音乐的道路。但是,张尧之前的合作伙伴一直不固定,他就经常拉老谭到酒吧合作。2013年4月,他和老谭成了固定搭档。5月份的时候,钱柯也加入了他们,组建了现在的窑子乐队。

钱柯长发飘飘,一眼看上去就很有艺术范儿,但实际上,队里的三个人,都是半路出家,而非科班生。

谭扬帆介绍,他是西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张尧在印度读工商管理,没毕业就来了重庆,钱柯也是西安欧亚学院法律系的。在今天看来,以往学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玩着共同喜爱的音乐。

音乐之苦:像无脚的鸟不能落地

“窑子乐队主打民谣风格,把现实的生活,写进歌曲里,把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写进歌曲里。”张尧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坚持走原创路线,而民谣风,就是叙事风,叙述的是他们三个人在重庆的故事。

“做音乐真的很苦,你甚至会觉得看不见未来。”张尧说。

2013年6月7号,重庆遭遇了大暴雨。不知道用多愁善感来评价音乐人是否合适,但就在暴雨的那天,他们创作了深爱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些幸福吧》。

“傍晚下过一阵暴雨,一只无脚的鸟不敢落地,看不到希望就只好独自歌唱。上帝啊,赐给我们一些幸福吧,让那只无脚的鸟一直飞翔;上帝啊,赐给我们一些幸福吧,就像那暴风雨从未来过一样……”

窑子乐队的成员说,其实,他们就像歌词里那只无脚的鸟,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直在追逐,一直在梦想,没有脚,所以不敢落地停歇。但是,未来在哪里?谁来赐给他们一些幸福?上帝永远不会给出答案。

·独立音乐人·

她并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要专门做音乐,或者是上班。感觉迷茫期快要过了,应该改变自己。

沉淀后的决定:曾经浑浑噩噩不知自己要什么

最初的梦想是数学研究员

四支乐队当中,黄晶是唯一的女队长、女主唱。第一印象,她是一个文静的女孩,交流中,猛地发现,她如此有主见、如此有想法。

黄晶自己透露,其实,21岁之前的她还真的就是乖乖女,听父母的话,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四川大学药学专业。只是到了大三的时候,她才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法一下子变得很多。

“大三的时候总觉得很迷茫,有很多想法想要表达,一开始就是想写作。后来发现,文字的东西可以用旋律更好地表达出来,我就开始写歌。”黄晶说。

为了写歌,黄晶在业余时间学习了吉他。黄晶说,其实她最初的梦想是做一名数学研究员:“或许是自己的叛逆期比其他人来得晚,所以到大学里才算是爆发了,对未来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辞去骄人工作专心写歌

毕业后,黄晶在成都华西医院做临床药师。在别人眼中,这是一份稳定、收入不错的工作,有的是人羡慕。但是,因为和做音乐的时间有冲突,她还是坚决地选择了辞职。辞职之后的日子,黄晶一直在成都做民谣,每天都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家里写歌,一个人到酒吧驻唱。

“觉得太孤独了,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真的太孤独了。”

黄晶坦言,那个时候,自己都可以感觉得到变得很内向,也不出去和朋友打交道,整天就沉浸在自己写歌的世界里,生活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其实,我并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要专门做音乐,或者是上班。去年年底,感觉迷茫期快要过了,应该改变自己,而且,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好好陪一陪父母。”于是,黄晶毅然选择回到重庆。

“独立音乐人”组建五人乐队

“当我自己有了主见之后,我就想重新来认识自己原本就很熟悉的环境。”

再回重庆,黄晶已经不是当初的黄晶,她找了一份医药公司业务发展专员的工作,边工作,边为自己的音乐做一些铺垫和打算。

“我最先认识的就是黄若谷,年龄和我差不多大,我们认识快半年了。”

黄若谷今年26岁,在和黄晶搭档之前,是愚人船乐队的吉他手。三个月前,黄晶越来越强烈地想要找到自己的音乐伙伴,组建自己的乐队。最终,在黄若谷的介绍下,邓伟、黄韬等人加入了进来,黄晶担任主唱和原创,其他人负责吉他和贝司等乐器。

黄晶给自己定位的是独立音乐人,虽然她是最小的成员,但她坚持认为,团队里的每个成员,都是要经过仔细交谈、认识,才能确定下来的。除了黄晶之外,其余4名成员都是男生,最年长的已经36岁,都是重庆乐队圈子里的“老手”。

“排练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我们就一个一个挨着来试,但最终他们一般都会听我的,因为我是写歌的,我最知道需要什么感觉。不过,他们的意见,会给我的创作融入新的元素。”黄晶说。

最满意的歌《骑单车去海边找你》

到目前,黄晶已经发表了80多首歌曲,以民谣风格为主。两个月前,她还和华纳签了版权协议,是华纳的专属词曲作者。而谈及她最满意的歌曲,她觉得还是《骑单车去海边找你》。

“大学上药理课的时候,天气特别好,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外面是几棵大树和荷花池,阳光透过树叶和窗户照进教室,斑驳的树影非常漂亮,一时兴起,写出了这首歌。”

黄晶说,那时的自己还很少女,歌曲里海边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但可以肯定,他特别让人安心。

·什么乐队·

和另外三支乐队相比,“什么乐队”显得更成熟。成熟不是因为乐队成立得早,而是,乐队里的每一个人。

关于音乐的梦想:音乐是一种信仰

从“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

地力是乐队的主唱,白皙的皮肤,高鼻梁,深邃的眼眸,是一枚标准的维吾尔族帅哥。地力和吉他手张赤,贝司手小伟,还有鼓手小冉都是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的校友。乐队从2008年成立至今,已经经历了数次变动,地力见证了这一切。

“最开始只有我和亚夏两个人,后来亚夏毕业离开了重庆,乐队就交给我来打理。”地力说,那时候的乐队,什么都没有,乐器没有,多的人也没有。生活费就600块钱,演出的时候去借别人的乐器,排练借别人的场地。但我们相信,以后什么都会有的,所以取名叫“什么乐队”。

小伟、张赤和小冉原本都是学校其他乐队的成员,排练的时候,大家相互串门成了很好的朋友,一个一个加入到乐队里。2010年,小伟加入乐队,乐队最终确定的四名成员,一直走到今天。地力,终于实现了最初的构想:从什么都没有,到什么都有了。

地力曾放弃中央音乐学院

地力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在一家公司做软件开发,因为和音乐的时间冲突,辞职选择单干,接一些小项目。或许是维吾尔族天生对音乐的敏感,地力带动整个乐队,创作着不同于其他乐队的歌曲。

“我们的音乐比较独立,带有一点英伦、民族的元素,都是比较自由的风格。”什么乐队的歌曲大多是维吾尔族语言,听不懂,但地力的歌声,会让你立刻联想到空旷的沙漠,联想到无疆的原野,耐人寻味。有的时候张赤和小伟他们也不知道地力唱的什么,只是跟着节奏和旋律去感受音乐的魅力。

“主要是我的汉语不是很好,所以基本上都是用维吾尔语唱的。”之前,还有歌迷当着地力的面说,别和他说话,说了他也听不懂!

地力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让每一个队员都很钦佩。实际上,在来重庆之前,他已经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只是由于家人的阻拦,最终选择了放弃。地力说,现在看来,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依然可以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心,还有音乐之外的一技之长。

“有工作,也可以玩音乐,如果吃不饱饭,就写不出歌,写出来了也唱不出来。”地力玩笑着说。

原班人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什么乐队来说,他们正遭遇从未有过的艰难时期。小伟在广西老家,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他来说,要做出决定,真的很艰难。

“即便是他要走,我们的乐队也还要继续,我们不能霸占他的幸福,但发自内心来说,不想他走。”地力说。其实,地力的父母也会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他回家。他让父母给他三年的时间,他想好好在重庆的音乐世界里,闯一闯。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也真心喜欢音乐,把音乐当成一种信仰。”地力说。从去年参加2012迷笛全国乐队邀请赛,获得第六名的成绩,什么乐队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看到了差距。所以,他们一直在坚持,想要做得更好。

小伟已经决定离开,2013年重庆仙女山音乐文化节,将会是小伟、也会是什么乐队原班人马在重庆的最后一次演出。

什么乐队2008年创作的主打歌曲《perfect day》是他们的代表作,被收录到专辑《地下重庆4》里面。其实,正如歌名一样,完美的一天,什么乐队一直在期待。

地力说,什么乐队坚持原创,拒绝翻唱,所以很少受到酒吧的欢迎,但他们希望原创的每首歌曲,都能给大家带来自由感和快感,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听,都会有成就感。

·飞机司令乐队·

组建乐队,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帮朋友,没有多大的仪式,凭借的只是对音乐共同的激情。

音乐让人富足:友情本身大于音乐

校园乐队的年轻力量

或许现在的人都喜欢念旧,飞机乐队的成员,总是让我忍不住怀念青春。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都有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岁月。

于谦,一个可爱的小胖子,乐队的经纪人,不参加演出,专门负责乐队的演出管理;鼓手刘萧,刚刚考上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没有大多数女生的娇柔,而是一种酷酷的感觉;主唱谢子,清瘦阳光,给人一种精干的感觉。或许是因为经历得太多,谢子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加成熟。

“我们都在小强的琴行里做兼职,经常一起练习,一来二去的,大家都发现挺聊得来,又经常见面,就熟悉了。”

2012年11月,期末考试的时候,谢子萌生了组建乐队的想法,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帮朋友,没有多大的仪式,凭借的只是对音乐共同的激情。

瞒着父母到北京流浪卖唱

谢子说,自己从小就喜欢音乐,到高中的时候,家里人并不支持。

“2009年,我17岁,当时特别叛逆,和父亲很难沟通,就不想呆在家里。”谢子借口肚子不舒服请假,背着父母和另一个朋友到了北京,去寻找自己的音乐梦想。

如果没有到北京流浪卖唱,谢子永远不会知道,北京的音乐环境,远远比他想象的艰难:“在重庆唱歌,至少你不用给老板钱。而在北京,一个新的乐队,你想要进场,还得先给老板交钱,至于挣钱,那就是后话了……”

为了一次演出费用,谢子和朋友与老板大打出手,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终生的印记。谢子说,其实很感谢这一段经历,让自己成熟长大了很多。后来实在是没钱了,他选择了回到西安,继续读书参加高考。

谢子告诉我们,他的成绩总体不算很好,但是英语还比较好,高考145分。究其原因,一方面,他喜欢美国大片,喜欢国外的乐队;另外一个方面,他高中的英语老师特别漂亮,也激发了他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所以,现在即便是创作英文歌曲,他也能轻松应对。

想在西南片区先开巡回演唱会

“我们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是开心,合得来,友情本身是大于音乐的。”

刘萧说,前不久,她才去看了《中国合伙人》,在那部电影里,合伙人有利益上的纷争,但他们这一群人很纯粹。现在乐队的收入很少很少,还不够他们日常排练费用的开支。但可以看到,大家都玩得很高兴,都在努力地把音乐做好。

乐队里,谢子的实力稍微要强一些,目前,他已经和北京雅玳唱片公司签约。大家都表示,毕业后不想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一辈子,想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点一点地拼搏。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想在西南片区开乐队的巡回演唱会。

“音乐真的是精神上的东西,可以让人感觉到富足。”刘萧说。不过,几个人都是外地人,毕业后会怎样,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离开了重庆,离开了你,又怎样?”许多外地人,离开了重庆,心中多少会有些感想,谢子坦言,重庆女孩真的特别好。

篇4：“我们是一群孤独的坚守者”

圆脸长发，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语速很快、爱笑，让人很难将眼前这个穿着深蓝色针织开衫的女人和“灭绝师太”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谓联系起来。

阿里巴巴内部有着浓郁的武侠文化，很多员工都有一个花名，大家彼此称呼花名，而非姓名和职务。郑俊芳从毕马威到阿里巴巴5年来，一直按照外企的风格，以英文名Jessie示人。直到去年12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成立时，这个花名和首席平台治理官的职位，一同落到了她的头上。

如今，郑俊芳将“灭绝”二字去掉，将花名改为“师太”，并印在了名片上。

郑俊芳

从公司的副CFO，到如今负责平台治理，对于郑俊芳来说，不仅在专业上，同时在心理上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作为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她很荣幸能带领这个部门，因为“这是一群孤独的坚守者”。

“假货早已存在，只是电商让它们充分暴露”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国际反假联盟（IACC）这次暂停阿里巴巴会员资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郑俊芳：在IACC，会员分为几个层级，有权利人、律师事务所、卡组织，此外，还有一般会员，按我的理解就是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三家电子商务平台性质公司。

其实，按照IACC章程，对不同群体有不一样的规定。IACC之所以建立电子商务平台这个群体的会员，是希望大家互相沟通交流，有互相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更好地共同打假。

我们作为一个没有投票权的会员加入IACC，引起了一些权利人的反对，认为我们不是能坐在同一个桌子上的群体。权利人的不同声音，迫使IACC对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三家电子商务平台性质的互联网公司，作出暂停会员资格的决定。

中国新闻周刊：阿里巴巴在5月18日发布了回应此事的声明，其中用了“政治斗争”一词，是否有所指？

郑俊芳：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关注，专家、消费者、网民都从不同维度思考和评论。其实，和国内协会有理事会一样，IACC的董事会也是由各会员单位的代表组成，来自各个不同品牌。

我们所说的“政治斗争”，就是不同品牌之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每个权利人在打假这件事情上的认识不同。我通常会将权利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心在打假，想尽一切办法，团结一切力量，投入巨大成本来打假。另一类是天天嘴上喊着打假，但其实没有什么实际付出，喊的初衷就是“我作为一个权利人，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帮我们完成就好”。在我看来，这次事件其实是对打假认知不一样的两个群体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一同被暂停资格的还有其他两家电商企业，是否和人们对电商的固有印象有关，认为电商就是为售假提供渠道的平台？

郑俊芳：我从来不认为电商就假货泛滥，假货的根源还在线下，而且线上线下其实零差异。从权利人角度，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知道假货有多严重，不光中国，这是全球都面临的问题，IACC成立的时间比阿里巴巴成立的时间都早，如果假货不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IACC也不会存在。而且很多品牌公司也一直都有知识产权保护团队，并非因为电商才存在。

但为什么给大家这种感知或认识呢？因为电子商务是个相对新型的产物，它带来了便利性的同时，也把货品都集中在了一个平台上，不像原来分散存在，加上技术搜索的手段，很好寻找。

假货市场同样是追逐经济利益的群体，也会享受互联网的便利，所以线下本来存在的制假利益团体，也一样会跑到这个平台上来，就使得大家有个假货泛滥的感觉。

中国新闻周刊：但同样是国内电商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电商，特别是淘宝受到的质疑似乎更多一些，这是因为经营模式的不同所造成的吗？

郑俊芳：在零售过程中，阿里巴巴有两个重要市场，一个是B2C市场，比如天猫，另一个是C2C市场，比如淘宝。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市场，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位，平台上面的群体也完全不同。但总有人混淆视听，拿别人的B2C市场和我们的C2C市场比，这能比吗？

当然也有人会说，既然这样，阿里巴巴为什么不关闭淘宝？

而C2C市场不一样，它是中国这么多年来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假设将来真的有一天，互联网企业、电子商务能够改变重塑商业，包括柔性工业链，C2C市场一定会有非常大贡献。

当然，C2C肯定会有弊端，因为它的商家群体更大，如果说B2C市场卖家是以数十万计的，C2C市场卖家就是数千万计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数量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就是阿里巴巴是靠草根的C2C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纵容了售假行为，现在做大了，就打算放弃这些草根商户。对此，你怎么看？

郑俊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对于诚信经营的商家，无论大小，都是我们要尽一切能力去服务和保护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既有着庞大的客服团队，也有着庞大的纯粹服务商家的团队。包括在整个过程中，权利人也时常会对我们不满意，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公平的环境，不能因为商家小就做有罪推定。

所以，我们不会说今天阿里巴巴做大了，就要放弃这些草根，如果一定放弃草根，今天我们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努力去沟通，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个市场。但我们要放弃的是那些知假卖假，不诚信经营、赚取暴利的商家，他们不是我们平台保护和欢迎的对象。对于这些商家，我只想说：“请你离开！”

“这不是我们一己之力能完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早在2002年，阿里巴巴就建立知识产权维权通道，但真正参与到打假行动可能从去年建立平台治理部开始，是什么促使阿里下这样的决心？

郑俊芳：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某件事情促使我们打假，这其实是种误解。打假不是平台治理部成立才开始的，打假团队也不是去年才成立的，在阿里巴巴，他们是一群孤独的坚持者。

但原来在面对打假这事情时，我们没有跟公众很好地沟通，让大家了解和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给大家的感觉是，去年12月平台治理部成立，才开始打假。

阿里巴巴发展到今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审视，避免出现大公司病。平台治理部的成立，就是希望让各个相关方在与阿里巴巴沟通的过程中能够一键触达，一键对接。打假这件事情绝对不仅限于平台治理部，我们更像是一个统一对外的接口，在公司内部还有大平台治理、小平台治理，大平台治理开会的时候要把好多部门串在一起，因为这个问题足够复杂。

因此平台治理部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接口，大家能清晰了解有什么问题找哪个部门，由我们协调所有集团内部问题，这才是更主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一个假货的产业链包括生产、流通、销售等，作为一个电商平台，在线上销售环节打假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但目前来看，阿里巴巴很多是在线下生产环节打假，这似乎超出了企业的权限。

郑俊芳：从法律应该承担的义务来说，和线下公安、工商合作打假确实不是我们的义务，马老师（马云）也在多种场合说过，阿里巴巴可能不是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而是使命驱动的公司。从成立开始，每时每刻都没有放弃我们身上的使命。

我们也知道，有时多做多错，不做别人会指责你，做得多了别人还是会指责你，多做有什么用？但对阿里来说，我们还有一点偏理想主义，还是相信社会一定会进步，而且我们相信今天阿里做得这么大，作为一家中国企业，我们也有社会义务、社会责任，跟社会相关各方联动，共同解决假货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假货是阶段性的产物，一定是社会各方协同在一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经过这个阶段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即使不被理解，还在坚持继续往前推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三季度，阿里巴巴即将上线“权利人共建系统”，在你看来，这套系统未来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俊芳：这套系统首先一定是服务给阿里巴巴平台上的权利人，用于一键投诉，当整个能力建立起来后，我们最终的梦想是让这个共建平台未来成为权利人工作的平台，通过大数据能力，把这个平台输入给权利人。

这个平台一旦建立，无论是和政府部门合作，还是和协会合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能力输出，这个输出如果能够链接不同平台，对权利人来说将是一种更高效的打假模式，这不是我们一己之力能完成的，一定要和政府、协会等相关部门合作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在阿里巴巴刚刚发布的《2015年知识产权年报》中，呼吁权利人、政府、联盟、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在这个过程中，相关各方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俊芳：面对假货这一社会共同问题，相互抱怨和指责没有任何作用，大家应该共同站出来，理性探讨未来怎样各司其责，一定要拥抱互联网趋势，判断怎么共同来打这场仗。

比如今天的政府部门，如果对假货的管理只是抽检这一个手段，如果继续按照这个思路不改变，解决不了问题。阿里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一年成交3万亿元，当平台这么大，这么多消费者来购物时，也带来了庞大数据，我们可以识别跟踪，用大数据力量，做到打假有的放矢。

原来线下的售假者，都靠城管协警来管，轰走了再换个位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我们要做到精准打击，用大数据力量追踪到职业的、团伙的、影响力足够大的、制假售假能力强的团伙，只有重拳出击，才会有效果。

如果政府能抛弃掉原来的惯性思维，大家一起合作，比如去年我们和浙江省双打办合作的“云剑行动”，我们依靠资金流、现金流等大数据手段，识别出3500多个团伙，把这些信息输出给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他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在线下精准找到团伙，上门打击，大幅提升办案效率。

而在公安审讯过程中，我们也能了解到他们是怎么作案的，把这些信息加入到我们的模型里，进一步强化模型，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我们跟公安工商之间都用这个模式联动，不同环节打击效率会大幅提升。

协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平台，聚集了行业内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企业，这些企业对行业的理解非常深，同时也汇集了行业内的专家，也有某些行业标准，所以协会可以聚集大量行业管理资源。我们希望通过和协会一起，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形成合力。此外，协会还可以依靠行业自律，使一些标准的制定更快落地。所以我认为未来协会在行业自律和行业联盟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多年来，阿里巴巴在打假上的资金投入有多少？

郑俊芳：坦率说我们的投入分为好多方面，没有特别准确地计算。大概分为几个部分。

一是神秘抽检。因此我们付钱给神秘买手，让他们帮忙购货，然后送到检测机构检测，还要请公证处公证。因为我们要做好所有的证据留取，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的整个过程都要经得起商家质疑。神秘抽检已经进行过好多年，仅去年一年，就购买了9800多万元的假货。

二是技术投入。我们大数据的运算能力和运算成本都很高，主要是因为数据量实在太大。包括每天所有的商品变化，无论是新商品上架，还是原有商品信息的编辑修改，对任何变化都要时时扫描，用我们的模型先把一道关，不光对文字，还包括图片、logo，用几百个维度计算，有问题就会被拦下来，而且必须是毫秒级反应，不能让商家等待太久。因此整个计算能力消耗巨大，这是很大的投入。

三是在整个处理处罚过程中人力的投入，包括权利人投诉后小二的投入，商家投诉申诉后小二投入。因为权利人投诉我们要处理，商家有申诉权，我们也要处理，也要探责。

四是保证消费者权利兜底的投入，比如有时候需要急速退款，有时候商家跑路了，我们会有兜底赔付，这些都是代垫资金，有可能收不回，造成大量损失。仅去年一年，给购买到假货的消费者退款就达7800多万元。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初步估计一年不会低于6亿元。

“消除水位差才是解决之道”

中国新闻周刊：从目前看来，阿里在打假方面已经逐渐形成一套体系，在你看来，打假的难点在哪里？

郑俊芳：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假货。不是拿一个简单的价格标准，因为价格因素受多个因素影响，不能因为便宜就能判断是假货。在法律上最有权利判断的只有权利人。

因此未来一定要通过大数据解决，从技术上通过建立比较强大的模型能力，识别可能的假货，当然，这是不断学习不断完善不断矫正的过程。

但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不光对权利人来说重要，对卖家来说一样重要。所以我们平台最重要的是公正公平，不能倾向于任何一方，这才是努力的方向和要确保的根本基石。因此用大数据识别之后一定要确保准确性，不能误杀，这对商家来说是不负责任。因此我们试图用创新的方法，用创新的维度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除此之外，从整个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来看，打假还存在哪些痛点？

郑俊芳：在我看来，最大的痛点就是：假货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假售假的收益太高，单跟风险成本来比太有吸引力了。

另外就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有些制假售假即使被抓到也很难定罪。被我们发现、查处、轰走的，甚至跟公安、工商部门合作打掉的假货案子也不少，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制假售假团伙越来越专业，他们会采取一切手段规避法律风险。

这就形成了一个水位差，一方面，制假售假收益这么高;另一方面，培养一个新的品牌效益低，投入高，还未必能成功，人性的趋利本能就驱使大家都往制假售假处跑。所以我们也想了一切办法提升成本，降低收益，来降低这个水位差。这个水位差不降低，对整个社会都会有影响。

篇5：远离父母的我们，是一群失忆的人

文/关东野客

25岁，80后，一个东北人在北京，在这里生活三年，却始终像一个局外人，旁观这座城市，似乎并没有融入这座城市，这里的感觉，快速、紧张、欺骗、拥堵、还有漫天的灰蒙，那并不是雾气，是比较大的浮沉颗粒而已，通常，一整天都难以见到太阳，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此时，却愈加的想念一千三百公里之外的故乡。

曾几何时，也曾希望过，农夫、山泉、有点田，这样的生活，后来发现，我并没有农业本领，虽是农村出身，却也丢了这技能，可能真的种田时，连草和苗都分不清，后来知道“理想”这个词，虽并不清楚，自己的理想究竟什么样子，但只知道，理想都在远方，所以，毅然决然的选择北上，整个80后的青年人，似乎都认为只有离开故土，才能成功，然后，离开故乡，寻找理想，但这个距离似乎太过遥远，在还没看清理想样子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似乎丢了些什么。

从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故乡，突然离开，似乎不舍和牵挂，并没有我想象中来的强烈，可随着时间的增加，曾经认为自己不会想念故乡，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改变了，如同北京的冬天，渐冷入骨，温度一点点的透入衣服、皮肤、血液、最后深入骨髓，似乎经常的会想起故乡，在饭店里吃的某一道菜，或是电视里，提到东北的点点滴滴，都会让我驻足停留，几日前的感恩节，提到最多的是“失陪一族”我有些哑然，没想到自己，不知不觉间竟也成了，媒体话题中的一员，想起此事时，却也发现，自己还真是不折不扣的失陪族。

在北京三年，回家的次数，竟没超过四次，虽然有网络可以沟通，但却少了坐在家里的熟悉和安稳，每次回家的时候，必是春节，经历一场战争一样的春运，到家后，我妈必然欢喜的很，买菜、买肉、买鱼。我也跟着去，我爸虽并未说什么，却也是总是，想着给我买儿时最爱吃的罐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记得起生活的味道，吃饭的时候，舌尖上的味蕾，似乎想留住嘴里的味道，就是因为太熟悉，下一次吃到的时又太久远，所以，我妈希望我多吃，而我想慢慢吃，虽然很好吃。

曾经在脑子里算过，假设我的父母能活到100岁，我平均每两周，回老家看他们一次，一共能看到1272次。对于漂泊在外的人，这个数字会更少。如果我一年回去一次，却只有53次，这似乎让我难以接受，所以，无论以后梦想和理想什么样子，要么把父母接到身边，要么买了票，回家。无论在异乡的城市为了理想付出多少，回到父母身边才是最终的选择。

我一直认为，远离故土的人，并不是在他乡生活，而仅仅是活着，只有当你踏上故乡的土地时，这里的气息、温度、以及你熟悉的一切才会瞬间进入你的大脑，才会让你觉得，自己真实的存在，这里有你熟悉的人，和你的童年，以及你的一切，就像失忆的人，突然记起所有往事，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都经历这样的感觉，奇妙且伤感，而离开父母的我们，仅仅是一群失忆的人，早已忘了生活的本质。

现在有太多的人远离故土，却又不知道如何弥补亲人，认为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把对家里父母的关切和热情，都一起释放，买最好的礼品，最好的补品，最好的衣服，似乎只有这样才让心里好受一点，在城市的时候，每天为工作而辛苦，可能愿意跑半条街替领导买一杯咖啡，肯为自己的部门经理，亲自送一次报纸，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呆在父母的身边，做一次饭，或是买一次菜，当我们在网络里遇见熟人或者志趣相投的人，(感恩 )可以花大把的时间泡在网上，却很少顾及到身后的亲人，如今社会里的人，清楚的知道，亲人就像长在大树上的枝杈，无论多久相见，都是根深蒂固的亲人，在自己的浅思维里，认为并不需要维持什么，甚至认为，父母以及亲人对自己的付出，就是理所当然的。

当更多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别人好，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社会的特定风气，人际关系就会异化，领导甚至都可以暂时放在其次，首当其冲的是现阶段对自己，最有用处的人，只要认为这个人有用，就会想尽办法对他好，逢年过节，对于亲人的祝福短信，大多是群发转发，真正有几人会亲自编写，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对自己最有用的人，精心构思，时间久了，社会关系，就会形成一个圆圈，你如何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如何对待你，更多的人会想爹亲娘亲，都不如对自己有用之人亲。

这些现象，是我在北京三年，遇见最多的，所以，我一直固执的相信自己内心的想法，在这个喧嚣的城市，让自己坦然勇敢的活着，把最柔软的东西，放在心底，静谧生长。我相信他们都是善良的，为了理想，有时候必须妥协一些什么。我想他们都是那群失忆的人，远离故土太久，远离父母太久，走的远了，慢慢的丢了自己，我相信只要他们回到故乡，站在故乡的土地，站在父母面前，那个原本真实善良的自己，一定会重新回来。

无论我们为了什么理由出发，都不该在行走的时候，忘记出发的地点，或许我们在旅途中看到过许多我们未曾见过的景物，但我们应该，找一个时间，打一个电话，放下所有事情，奔赴故乡，无论多远，只要心里有牵挂，仅仅是一步之遥。

篇6：我们是这样一群孩子作文300字

我们是这样一群孩子，当别人在网上杀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们在冷冷清清得白色教室拼命的写，拼命的做！

我们是这样一群孩子，当别人踩着漂亮的靴子的时候，我们穿着呆呆的帆布鞋戴着厚厚的眼镜穿梭在一幢又一幢的教学楼中。

我们是这样一群孩子，当别人都赶着追非主流的时候，我们穿着一层不变的学生装匆匆走过！

我们是这样一群孩子，当别人冬天穿着漂亮的小洋装裹着美美的围巾的时候，我们穿着厚厚的毛衣和棉袄笨拙而无趣！

我们是这样一群孩子，不是引领潮流的人，所以，我们只是我们！原谅我们这样的`一群孩子。

新干二中 高一四班高一：蒋凯

第2篇

篇7：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蚂蚁

我来自桂林中心小学，今天我带给大家的演讲题目是《我们是一群追赶太阳的人》

说起教师这个职业，大家也许会说，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真轻松；每年四个月的假期，太舒适了！其实只有当您真正走近了教师的生活，才会发现这份工作原来竟然是这般的艰辛与繁重。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教师的工作不分昼夜，经常与忙碌相伴；教师的职责事关学生的安危，时常与担忧为伍。当一名教师不容易，当一名还要兼顾家庭、孩子、丈夫的女教师更不容易；当一名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子女占据了在校学生人数80%以上的学校的女教师，更是格外的不容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无缝衔接”是桂林小学实行的一种全新的安全管理模式。更细、更实是它的要求，校内、校外是它的内涵。于是，每位教师早晨7点半必须赶到学校迎接学生，下午5点半将学生安全地送出校门。每天早出晚归近十个小时的工作，女教师们都戏称自己是一群“追赶太阳的人”。然而，能够在十小时之后正常下班的日子，远远少于不能按时下班的天数。校门口，为了陪伴学生耐心地等候暮归的家长，夕阳将教师的脸颊染得通红通红；夜幕中，为了护送无人接送的学生，路灯将教师的身影拉得悠长悠长……

当，当，当，12点的钟声在深夜显得格外的响亮。杨园春老师在写完第68本家校联系卡后，终于放下了钢笔。她捶了捶已经酸胀的腰背，甩了甩有些麻木的臂膀，熄灯走进了卧室。突然，一阵炸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刚刚进入梦乡的杨老师。电话中传来小明妈妈的哭声。原来，小明的父母刚下夜班回家，发现儿子小明不在家中，于是急忙地拨打了班主任的电话。杨老师一面安慰小明的父母不要着急，一面打电话向班上学生查询。电话一个一个地拨打出去，信息一个一个地收集回来，小明的下落依然无人知道。想到还有十几个学生家中的电话没有打通，杨老师怀揣最后的一线希望，拿起手电筒，冲出了家门。看着形单影只，步履匆匆地奔走在寂静的大街小巷中的杨老师，寒星不解地在她的头顶上眨眼，北风也不停地在她耳旁呜咽。凭着自己家访时留下的印象，杨老师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家门。当时针停留在凌晨三点的位置上时，杨老师终于在一位同学的家中，找到了正酣然入睡的小明。在爸妈的责骂声中，小明愧疚地低下了头。满身疲惫的杨老师却宽容地说：“孩子知错就行了，让他接着休息吧。”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亲情是健全人生的牛奶，关爱是滋养心灵的鸡汤。因为缺少父母的亲情与关爱，“留守儿童”极易蜕变为自闭、冷漠、孤僻的问题儿童。于是，桂林小学的女教师们敞开了自己温暖的怀抱，义务当起“留守儿童”的“代理妈妈”。“宠爱”、关心着每一位“宝宝”。有人说过，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桂林小学的女教师们，把母爱的光辉撒遍到每一个学生的心田。

既然上天给予了我做母亲的缘分，那每一位学生都是我心中的太阳；既然教书成了我今生惟一的职业，那爱生如子就是我应尽的职责。桂林小学95位女教师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默默地践行着。

朋友，当您听完我的叙述后，也许会说，这些事太琐碎了，这群女教师太普通了。不错，这些女教师的确没有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普通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琐碎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和谐，我们的事业才更加兴旺，我们的家庭才更加温馨，我们的生活才更加美好！我们始于辛劳，终于清贫，但我们精神世界依然精彩，因为我们是一群“追赶太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