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职守罪申诉状

玩忽职守罪申诉状（精选6篇）

篇1：玩忽职守罪申诉状

申诉人黄某某，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于广东省某某市某某县，公民身份证号码XXXX，本科文化，原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交通管理总站副站长、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中队负责人，住某某市XX区XX村XX号。

申诉人黄某某不服广东省某某县人民法院(20XX)某某刑初字第XX号刑事判决书和广东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X中法刑二终字第XX号刑事裁定书，特提出申诉。

申诉请求：

1、依法对本案予以再审。

2、依法判决撤销广东省某某县人民法院(20XX)某某刑初字第XX号刑事判决书和广东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X中法刑二终字第XX号刑事裁定书。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均认定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交通管理总站对某某客运站具有管理职责，与客观事实不符，申诉人黄某某无“职守”可玩忽，根本不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黄某某调任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交通管理总站副站长，负责全面工作，对某某客运站负有监督管理职责。被告人黄某某在接任交管总站负责人后，工作中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认真对某某客运站进行检查，从xxxx年6月至本案案发都未发现客运站未按规定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客运站长期处于无证经营状态，导致冯某某犯罪团伙长期在某某实施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二审裁定认定“根据黄某某的供述，以及某某县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言，某某县交管总站实际履行对某某客运站的管理责任，黄某某作为某某县交管总站的负责人，原判认定其对某某客运站负有管理的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述认定皆与客观事实不符，申诉人黄某某对于某某客运站并不具有管理职责。

1、根据《某某县交通局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可知，某某县客运管理站和某某县交通运输局某某交通管理站对某某客运站行使管理职责，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交管总站没有对某某客运站有监管职责。

某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是确定某某县国家机关编制和职责的法定机关。它在xxxx年12月12日制定了《某某县交通局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简称《三定方案》)。该方案规定：“保留‘某某县交通局某某交通管理站’，为股级事业单位，编制9名，······，主要任务：负责管理某某镇、马踏镇交通运输管理及征收辖区内交通规费。”“保留‘某某县客运管理站’，为股级事业单位，编制130名，······，下辖某某、某某、某某三个客运站，三个客运站人员由其统一调配。主要职责：加强客运市场管理、维护正常运输秩序、保障经营者和旅客的合法权益。”从该方案的以上内容可以明确得知，某某客运站是属某某县客运管理站和某某县交通局某某交通管理站管理。

2、根据《三定方案》可知，某某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对某某客运站没有管理职责。

《三定方案》规定：“新设‘某某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为股级事业单位，编制6名，······，主要任务：负责运输市场管理、搬运装卸、汽车摩托车维修、运输服务业管理和运输管理费等征收管理工作。”从该方案的以上内容可以明确得知，某某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的职责仅仅是运输市场管理、搬运装卸、汽车摩托车维修、运输服务业管理等，并不负责管理某某客运站。

某某县交通运输管理局也在xxxx年3月13日出具《证明》证实“从xxxx年12月12日某某县编委印发《某某县交通局直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后，我局至今未正式发文明确某某客运站系县交通局交管总站管理，会议上也没明确讨论决定过某某客运站系县交通局交管总站管理。特此证明。”

某某县交通运输管理局在xxxx年3日13日向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关于给予黄某某从轻处理的请示》上称：“黄某某同志系我局干部，主要从事行政执法工作，该同志为人踏实，工作积极，深得同志们的拥护。某某客运站管理落后不是他个人所致，与我局前期管理不当有关。近期告状信多系诬告陷害行为，是冒名告状，县纪委已作调查。恳请市法院从轻处理。”证明了某某县编委作出“三定方案”，明确某某客运站是属某某县客运管理站管理，不属某某县交通局交管总站管理。身为某某县交通局交管总站副站长的申诉人黄某某，是不应对某某客运站的混乱管理负上责任的。

由上可知，除了某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上述文件规定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文件规定某某客运站属某某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管理，某某县交通局内部并没有开过大小会宣布某某客运站是由交通管理总站管理，更没有任何领导直接向申诉人黄某某交代对某某客运站进行管理。

3、“运输市场管理”并不包含对客运站的行政、业务管理内容。

何为“运输市场管理”呢?国家交通运输部门及其他有权机关并没有对此进一步明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客运站的行政、业务管理并非属于“运输市场管理”范围。打一个比方，工商行政部门对企业市场予以管理，但对企业的行政(包括人事、劳资、财物)、业务(包括运营计划、业务具体操作)是无管理权，只是对企业进入市场经营后予以监管。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交管总站对某某客运站的管理权仅是对其站场运输经营的秩序、日常的运输经营监督等行使市场监管权，而对其是否获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以及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等具体行政管理事务，交管总站并不予以具体管理，而是由某某县客运管理站具体负责。

4、原审判决和二审裁定采信了8个证人证言，以此认定某某客运站属某某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管理，是依据不足的，与某某县编委文件规定相违背，不应采信。

(1)从人数比例上来看，案中8个证人分别是某某县交通运输局职员肖某、吴某祥、崔某龙、严某儒、刘某富、陈某鉴、全某、刘某，某某县交通运输局有200多名干部职工，而8个证人只是某某县交通运输局200多名职工中的其中8人，不能代表整个某某县交通运输局。

(2)从证据的证明力上来看，上述8个证人的证词与《广东省交通运输管理条例》以及某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三定方案”是相违背的，他们无依无据作出如此证词，显然没有证明力。在证据采信上，书证的效力高于证人证言，因此在证人证言与某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三定方案”不一致的情况下，只能采信某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三定方案”。

(3)从证人的身份来看，上述8个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肖某是某某县客运管理站站长，吴某祥、崔某龙、陈某鉴、全某曾分管过某某县客运管理站，严某儒是某某交管站站长，刘某富是某某客运站站长，他们都是某某客运站的具体管理者，对某某县某某客运站管理混乱以致造成冯某某犯罪团伙长期以某某客运站作为据点为非作歹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为了推卸责任，在没有任何文件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向司法机关提供某某县某某客运站是某某县交通局交通管理总站管理的不实之词;证人刘某是后来才进入某某县交通局工作，其根本不知道某某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有此“三定方案”的文件。

因此，上述8位证人的证言本身没有证据效力，但原审判决和终审裁定恰恰就是采信了这些没有依据的证词来定案，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5、二审裁定认定“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实际履行对某某客运站的管理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1)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履行的是“运输市场管理”，并不是“管理”客运站。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履行的主要内容包括的是确保运输的驾驶人员，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应当具备相关专业技术或者岗位技能，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参加考试取得合格证明;确保用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车辆和机具、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保持技术状况完好之类，并不包括对某某客运站的管理在内。

确保某某客运站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的是某某县客运管理站、工商、税务部门的职责，并不是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的职责。

(2)由上可知，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对某某客运站不具有管理职责，申诉人黄某某无“职守”可玩忽，其行为不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二、假设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对某某客运站具有管理职责，申诉人黄某某的行为也没有使公共财产、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行为人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根据证据材料显示，冯某某等人主要涉嫌的犯罪行为有：第一起强迫黄某运为其提供服务，涉嫌强迫交易罪;第二起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一次，涉嫌妨害公务罪。这两起犯罪发生于xxxx年度，这时申诉人黄某某还没有调任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副站长，因此这两起犯罪与申诉人黄某某无关。第三起强行索要杨某富等人财物一次，涉嫌敲诈勒索罪，虽然发生在申诉人黄某某担任某某县交通管理总站副站长期间，但这起行为均是针对个人实施，侵犯的是个人的财产权益，难以说明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

由上可知，第一个行为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第二个行为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这两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暂且不论损失是否达到重大的程度)，但这些损失与申诉人黄某某无关。第三个行为侵害了个人的财产权益，不会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就算可以，也不会达到重大损失的程度。

所谓“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通常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玩忽职守，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引起当地群众严重不满，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在当地甚至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存上述情形，因此所谓“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无从谈起。

三、从申诉人黄某某在本案中的具体行为表现来看，他也不犯玩忽职守罪。

1、原审判决查明的谢某某xxxx年5月23日承包某某客运站起到xxxx年6月间，没有按法律规定和承包协议书的约定为某某客运站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进行工商、税务登记，该事实的发生与申诉人黄某某无关，该责任应由相关责任主体承担。冯某某第一次承包某某客运站是在xxxx年5月23日，某某县交通局应严格按照《广东省交通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发包给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但当时申诉人黄某某还不是交管总站负责人，根本与申诉人黄某某黄某某无关。xxxx年6月，申诉人黄某某才调任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交通管理总站副站长，负责全面工作，因此，在xxxx年5月23日谢某某承包某某客运站起到xxxx年6月前，某某客运站的具体经营情况及所造成的后果，与申诉人黄某某无关，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应由相关责任主体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冯某某等人的犯罪活动主要发生在至xxxx年间(一审判决也肯定这一事实)，此时申诉人黄某某仍未担任交管总站副站长职务，对此申诉人黄某某不负法律责任。xxxx年6月申诉人黄某某任交管总站副站长后，冯某某等人已很少从事犯罪活动。因申诉人黄某某只负责运输市场管理，没有发现、打击犯罪活动之法定职责，加上某某客运站不属申诉人黄某某管理范围，冯某某等人在申诉人黄某某任职后又很少犯案，申诉人黄某某对此无渎职过失。

篇2：玩忽职守罪申诉状

概念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行刑法第397条所规定。

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玩忽职守的行为，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所谓玩忽职守，是指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有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构成要件

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本罪在主观方面是一种过失。

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4、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本罪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擅离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行为有：

1、不以职守为己任，思想上不重视，态度上不严肃;

2、擅离职守，不坚守岗位，逃避职责义务;

3、不认真执行职责权限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

4、不完全执行职责权限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义务;

5、其他玩忽职守的行为;

6、造成严重后果。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备这一特定身份的人不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四、本罪在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 形下仍然不以为然，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故意行为。

刑法规定

一、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本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案标准

(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三十万元，但间接损失造成一百万元;

(3)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

(4)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

(5)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

(7)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玩忽职守罪的主要形式表现为：

（1）擅离职守，即行为人在行使职责过程中，违反职责要求，擅自离开职责所要求的岗位，以致没有履行其职务。

（2）未履行职守，即行为人虽然在工作岗位，但没有履行法定的职责，没有按法定的职责行事。

（3）不认真履行职责，即行为人应该且能够履行职责，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务，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守，主要表现为履行职责不尽心、不得力、不认真、马马虎虎、粗心大意、草率从事、敷衍搪塞等。

（4）在行使职权中，徇私舞弊，未依法行使职权。

由于玩忽职守罪在形式上表现为上述形式，在侦破玩忽职守罪时，还应注意玩忽职守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所具有的如下特点：

（1）犯罪主体为行使管理国家机关职权的工作人员，有的还具有相当的行政职位，对国家法律、政策较为熟悉，反侦查能力较强，关系网复杂。因此，侦查取证难度较大。

（2）犯罪集中发生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管理国家职能过程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玩忽职守罪发生的部位相对较为集中，即就是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部位，但因国家的职能范围较为广泛，玩忽职守罪的发案领域非常广泛，既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经济管理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司法领域和行政执法领域等。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行为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这表现为：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有的玩忽职守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几千万元、几亿元甚至数十亿元；造成人员伤亡严重，有的一个案件就造成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的死亡；往往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4）发生犯罪的原因较为复杂。许多玩忽职守罪往往涉及决策、指挥、执行等多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表现出多个环节。对所造成的后果又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并且各个原因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是直接原因，有的是间接原因。因此，实践中往往涉及的行为人较多，认定和查处起来难度较大。

（5）玩忽职守罪与其他渎职犯罪越来越多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如往往与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犯罪相互交织，使查处任务加重。

四、玩忽职守犯罪线索来源及初查措施

玩忽职守案件的线索来源渠道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

（1）控告和检举，具体包括两类，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控告和检举和公民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控告和检举；

（2）各级人大、党委及政府部门交办的玩忽职守犯罪线索；

（3）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公安、法院及其他机关移送的玩忽职守犯罪线索；

（4）涉嫌玩忽职守罪的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5）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暴露出来的玩忽职守罪线索以及有关新闻媒体披露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玩忽职守罪线索；

（6）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权发现，包括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发现和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在履行监督职责中发现并移送的玩忽职守罪犯罪线索。

检察机关渎职侵权检察部门通过上述渠道得到的玩忽职守犯罪线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认真地审查，以确定有无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事实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审查时可围绕如下问题进行审查：

（1）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结果是否达到了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

（2）损失结果是否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行为所致；

（3）行为人是否有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审查，决定是否需要初查或立案侦查。

如需要进行初查，初查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和方法，并可采取如下措施：

（1）调取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

（2）进行现场勘验、检查；

（3）查询有关犯罪嫌疑人身份等证据；

（4）询问，包括与调查玩忽职守罪案件事实有关的一切证人，也包括玩忽职守犯罪事实查清可能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

（5）技术鉴定、辨认；

篇3：玩忽职守罪申诉状

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自2012年3月10日任蒙山县新圩镇安全生产员, 其职责是负责新圩镇安全生产日常工作, 检查督促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 及时发现、排查隐患。任职以来, 其在对辖区昌盛红砖厂的多次安全生产检查中, 马虎对待, 不认真细致, 一直把该厂从它处运来的页岩制砖原料堆料场视为自然界的小山坡, 对该堆料场因铲车铲料作业后形成的高约5米、近于垂直的断面这一明显的、重大的安全生产隐患视而不见, 导致了2013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 堆料场断面发生塌方, 把正在工作中的民工莫某某完全埋在塌下的原料中, 造成其死亡的后果。

经侦查, 证实安全员黄某某的职责是监督、检查本辖区内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和执行情况, 查处各种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督促检查企业即时排查安全隐患、整改事故隐患等等。根据该乡镇安全生产大检查记录证实黄某某曾多次参与对该红砖厂的安全检查, 检查记录均填写为正常。此外, 经公安部门调查证实, 莫某某是被松散的泥料塌方掩埋, 颅脑损伤而死亡。

二、黄某某案涉嫌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问题

在本案中对黄某某涉嫌犯罪行为的审查就需要围绕玩忽职守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

1. 对犯罪主体的分析:

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刑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受国家机关委托中从事公务人员行使职权时, 有渎职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中, 黄某某是事业编制人员, 同属该乡镇政府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而该乡镇政府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 因此, 黄某某的乡镇安全员的身份是符合本罪的主体要求。

2. 对犯罪客体的分析:

该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违背了执行职务的勤政性规定, 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制活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莫某某对安全员的本职工作严重不负责任, 在检查中因为工作不细致, 对明显的安全隐患没能发现, 而误以为是自然界的小山坡, 致使这一隐患终于酿成惨剧。黄某某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 违反了职务的勤政性, 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同时给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 黄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也符合本罪的客体要求。

3. 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分析:

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后果应该预见, 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作为该乡镇安全员, 对该砖厂的安全生产活动负责检查督促责任, 虽然多次参与检查, 但其工作马虎, 不负责任, 疏忽大意没有能预见该砖厂堆料场铲车作业后形成的泥口断面高达4至5米, 呈近乎垂直的状态的这一重大安全隐患。黄某某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 因此其主观方面符合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4. 对犯罪客观方面的分析:

一是行为人黄某某负有与案件发生的有关职责。根据该乡镇的任职文件及部门职责材料可以证实黄某某是该乡镇的安全员, 且负有发现砖厂隐患之责。二是有玩忽职守行为, 玩忽职守行为分两种一是不履行职责, 二是不认真履行职责, 本案中行为人黄某某多次参与对该砖厂的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虽有履行职责, 但是工作马虎, 疏忽大意, 敷衍了事, 即不认真履行职责。三是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 该案件民工莫某某被掩埋死亡。四是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探析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被引起的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二是因果关系的顺序性, 三是原因和结果的相对性1。在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般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 发生时间先后顺序, 找出引起现象所对应的原因, 并确定因果链条。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有其自身特点。

1. 玩忽职守罪是不作为的结果犯。

玩忽职守罪属于结果犯, 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就必须厘清玩忽职守行为与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危害后果之间是不是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玩忽职守罪客观上表现是行为人不履行职责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首先应该确认行为主体具有明确对应的职责, 即特殊的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根据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而产生的, 需要特定的人履行的职责。如警察具有保卫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 当交警求助时, 必须履行该职责, 及时出警救援。如果其拒绝履行出警义务或者拖延出警, 致使危害结果发生, 那么该行为就与危害结果有了因果关系。

2. 玩忽职守罪的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之间, 不时夹杂一些中介因素, 导致认定因果关系的难度加大。

玩忽职守罪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治理活动, 往往不直接作用在危害后果的载体上, 且不必然直接侵害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掺杂其他中介因素。这些中介因素既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自然力, 被害人的行为, 或者更多的表现为第三者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2。我们可以把玩忽职守犯罪的行为模式概括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务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导致危险状况存在-借力“中介因素”-危害结果发生。不难看出, 不作为引起的一种危险状态, 因借力于各种中介因素而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故不能单一从玩忽职守行为来认定因果关系, 而离开对其他中介因素的考虑。

3. 玩忽职守罪存在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因果链条。

一因多果就是行为主体的一个行为致使了多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一果多因则是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同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之所以要厘清各个原因力大小和地位, 就是要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 确定各个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轻重, 罪与非罪, 罪轻罪重问题。如某某商场特大火灾致死多名人员伤亡案, 一方面施工人员违规操作, 一方面工商部门、城建部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 一方面消防部门检查督促不到位, 这些单位皆因没有履行好本身的责任, 导致事故的发生。

4. 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具有法律性。

认定玩忽职守因果关系时, 要从客观事实因果联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即首先对于行为与结果之间先作事实因果关系认定, 要坚持客观联系原则, 找出引起现象的原因, 并客观地对促成危害结果发生的各种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 由此分析主体的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确定原因力的大小与排序。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链条往往不止一个, 往往是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 我们可以分析出多个因果关系链条, 并确定内因及外因, 以及各个原因力的作用。再根据相对性原则, 结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 只要这种因果关系是符合犯罪客观构成要件, 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就属于刑法上玩忽职守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 应当成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弱, 但是刑法所设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行为人负有额定的工作职责, 在应履行而且能够履行情况下没有履行, 最终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 即使这个玩忽职守行为只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个原因力之一, 但该行为也被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

综上所述, 我们认定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可以分三步走:第一, 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本质逻辑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某种危险状态存在-介入因素-危害结果发生-归责;第二, 不履行、不认真履行不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 借力中介因素, 危害结果才得以发生, 而不履行、不认真履行的行为是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当为的行为;第三, 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责之人, 属于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规定的特定义务人, 不作为义务人的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 但因具备法律性被纳入刑法评价视野。

结合本案, 我们首先确定事故事实后, 所要解决的找出因果链条和原因力大小。显然莫某某是被松散的泥料塌方掩埋, 颅脑损伤而死亡, 这个是内因。其次确定外因则是找出谁应该对长期留在厂区堆料场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塌方的危险负有排除的职责。从黄某某作为镇政府安全员的身份以及每次都参与这一地点检查的事实可知, 虽然其他参与检查人员也有责任, 但作为安全员的黄某某更为明显, 责任更大。最后认定履行该特定的职责是否具备客观可能性, 本案这一隐患的排除, 只要工作认真, 就可以发现, 正确履责, 就完全可消除隐患。因此危害结果与黄某某玩忽职守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摘要：黄某某作为兼职安全员玩忽职守一案是普通渎职案件, 但因一些乡镇将安委会工作流于形式, 未能认真对待, 该案的立案和侦查受到各方的关注, 同时也对该县各单位肩负安全生产责任的工作人员起到了警示作用。通过对案件构成要件分析, 结合理论, 对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因果关系进行探析。

关键词：玩忽职守,构成要件,因果关系

注释

11 张明楷著:《刑法学》, 中国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第173页。

篇4：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探析

[摘要]黄某某作为兼职安全员玩忽职守一案是普通渎职案件，但因一些乡镇将安委会工作流于形式，未能认真对待，该案的立案和侦查受到各方的关注，同时也对该县各单位肩负安全生产责任的工作人员起到了警示作用。通过对案件构成要件分析，结合理论，对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因果关系进行探析。

[关键词]玩忽职守；构成要件；因果关系

一、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自2012年3月10日任蒙山县新圩镇安全生产员，其职责是负责新圩镇安全生产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及时发现、排查隐患。任职以来，其在对辖区昌盛红砖厂的多次安全生产检查中，马虎对待，不认真细致，一直把该厂从它处运来的页岩制砖原料堆料场视为自然界的小山坡，对该堆料场因铲车铲料作业后形成的高约5米、近于垂直的断面这一明显的、重大的安全生产隐患视而不见，导致了2013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堆料场断面发生塌方，把正在工作中的民工莫某某完全埋在塌下的原料中，造成其死亡的后果。

经侦查，证实安全员黄某某的职责是监督、检查本辖区内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查处各种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检查企业即时排查安全隐患、整改事故隐患等等。根据该乡镇安全生产大检查记录证实黄某某曾多次参与对该红砖厂的安全检查，检查记录均填写为正常。此外，经公安部门调查证实，莫某某是被松散的泥料塌方掩埋，颅脑损伤而死亡。

二、黄某某案涉嫌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问题

在本案中对黄某某涉嫌犯罪行为的审查就需要围绕玩忽职守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

1.对犯罪主体的分析：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刑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受国家机关委托中从事公务人员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中，黄某某是事业编制人员，同属该乡镇政府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该乡镇政府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因此，黄某某的乡镇安全员的身份是符合本罪的主体要求。

2.对犯罪客体的分析：该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违背了执行职务的勤政性规定，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制活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莫某某对安全员的本职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检查中因为工作不细致，对明显的安全隐患没能发现，而误以为是自然界的小山坡，致使这一隐患终于酿成惨剧。黄某某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违反了职务的勤政性，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同时给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黄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也符合本罪的客体要求。

3.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分析：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后果应该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輕信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作为该乡镇安全员，对该砖厂的安全生产活动负责检查督促责任，虽然多次参与检查，但其工作马虎，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没有能预见该砖厂堆料场铲车作业后形成的泥口断面高达4至5米，呈近乎垂直的状态的这一重大安全隐患。黄某某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因此其主观方面符合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4.对犯罪客观方面的分析：一是行为人黄某某负有与案件发生的有关职责。根据该乡镇的任职文件及部门职责材料可以证实黄某某是该乡镇的安全员，且负有发现砖厂隐患之责。二是有玩忽职守行为，玩忽职守行为分两种一是不履行职责，二是不认真履行职责，本案中行为人黄某某多次参与对该砖厂的安全生产检查活动，虽有履行职责，但是工作马虎，疏忽大意，敷衍了事，即不认真履行职责。三是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该案件民工莫某某被掩埋死亡。四是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探析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被引起的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二是因果关系的顺序性，三是原因和结果的相对性1。在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般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生时间先后顺序，找出引起现象所对应的原因，并确定因果链条。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有其自身特点。

1.玩忽职守罪是不作为的结果犯。玩忽职守罪属于结果犯，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厘清玩忽职守行为与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危害后果之间是不是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玩忽职守罪客观上表现是行为人不履行职责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首先应该确认行为主体具有明确对应的职责，即特殊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根据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而产生的，需要特定的人履行的职责。如警察具有保卫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当交警求助时，必须履行该职责，及时出警救援。如果其拒绝履行出警义务或者拖延出警，致使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该行为就与危害结果有了因果关系。

2.玩忽职守罪的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之间，不时夹杂一些中介因素，导致认定因果关系的难度加大。玩忽职守罪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治理活动，往往不直接作用在危害后果的载体上，且不必然直接侵害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掺杂其他中介因素。这些中介因素既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自然力，被害人的行为，或者更多的表现为第三者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2。我们可以把玩忽职守犯罪的行为模式概括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务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导致危险状况存在-借力“中介因素”-危害结果发生。不难看出，不作为引起的一种危险状态，因借力于各种中介因素而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故不能单一从玩忽职守行为来认定因果关系，而离开对其他中介因素的考虑。

3.玩忽职守罪存在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因果链条。一因多果就是行为主体的一个行为致使了多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一果多因则是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同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之所以要厘清各个原因力大小和地位，就是要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确定各个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轻重，罪与非罪，罪轻罪重问题。如某某商场特大火灾致死多名人员伤亡案，一方面施工人员违规操作，一方面工商部门、城建部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一方面消防部门检查督促不到位，这些单位皆因没有履行好本身的责任，导致事故的发生。

4.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具有法律性。认定玩忽职守因果关系时，要从客观事实因果联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即首先对于行为与结果之间先作事实因果关系认定，要坚持客观联系原则，找出引起现象的原因，并客观地对促成危害结果发生的各种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由此分析主体的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确定原因力的大小与排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链条往往不止一个，往往是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我们可以分析出多个因果关系链条，并确定内因及外因，以及各个原因力的作用。再根据相对性原则，结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只要这种因果关系是符合犯罪客观构成要件，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就属于刑法上玩忽职守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應当成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弱，但是刑法所设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行为人负有额定的工作职责，在应履行而且能够履行情况下没有履行，最终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即使这个玩忽职守行为只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个原因力之一，但该行为也被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认定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可以分三步走：第一，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本质逻辑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某种危险状态存在-介入因素-危害结果发生-归责；第二，不履行、不认真履行不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借力中介因素，危害结果才得以发生，而不履行、不认真履行的行为是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当为的行为；第三，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责之人，属于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规定的特定义务人，不作为义务人的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因具备法律性被纳入刑法评价视野。

结合本案，我们首先确定事故事实后，所要解决的找出因果链条和原因力大小。显然莫某某是被松散的泥料塌方掩埋，颅脑损伤而死亡，这个是内因。其次确定外因则是找出谁应该对长期留在厂区堆料场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塌方的危险负有排除的职责。从黄某某作为镇政府安全员的身份以及每次都参与这一地点检查的事实可知，虽然其他参与检查人员也有责任，但作为安全员的黄某某更为明显，责任更大。最后认定履行该特定的职责是否具备客观可能性，本案这一隐患的排除，只要工作认真，就可以发现，正确履责，就完全可消除隐患。因此危害结果与黄某某玩忽职守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注释

①张明楷著：《刑法学》，中国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②杨志国：《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司法认定模式研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9期。

篇5：玩忽职守罪申诉状

——邱永祥玩忽职守申请再审案

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否正确履行了职责及是否由此造成了重大损失。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申诉人违背职责要求，工作严重不负责，导致监仓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严重危害了国家监管工作的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

一、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人（原审被告人）邱永祥，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惠州市惠城区公安村B幢801房，原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三级警督。因涉嫌受贿罪于2004年5月12日被刑事拘 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已刑满释放。

原审法院查明，邱永祥从2001年1月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分管惠州市惠城区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冠名惠州市看守所）的安全保卫和深挖扩线工作。自负责该工作以来，邱永祥对监仓进行的安全检查，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年26次、2004年1－2月共2次。除2003年基本按规定每月组织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外，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规定的次数。在组织的58次安全检查中有40多次均在监仓查获违禁物品。惠州市“3.31”专案组于2004年3月31日晚对看守所进行清仓，又清查出大量违禁物品，包括3678元现金、毒品一小包（经化验检出海洛因和咖啡因成分，净重为0.08克）、避孕套17个、刀片16片、电话充值卡2张等。

看守所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2001年11次、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其中邱永祥2001年参加了9次、2002年参加了20次、2003年参加了14次、2004年1－2月份参加了3次。但邱永祥在组织召开的看守所狱情分析会议上，对包仓管教在会上汇报反映的监仓内存在的在押人犯持有手机等违禁品、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针对监仓内出现的问题，既没有召集过安全组成人员开过安全会议，也没有向看守所长和公安局主管领导 书面汇报，更没有制定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加以解决，召开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特别是由于邱永祥对监仓里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打击不力，防范措施不力，致使监仓内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问题。2002年以来在押人犯在监仓内使用的手机就有11部。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方勇在监仓内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苏某、罗某、朱某忠等人犯亲属的钱财达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二、原审法院审理情况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邱永祥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期间，除2003年基本按规定每月组织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外，对监仓进行的安全检查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1－2月，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规定的次数。且在组织历次安全检查中由于清仓不细致、不彻底，导致监仓内存在大量违禁物品，清仓工作流于形式，造成监仓内违禁物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被告人邱永祥违反《看守所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召开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监仓内还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问题。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由于邱永祥明显的失察渎职行为，致使方勇在监仓内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苏某、罗某、朱某忠等人犯亲属的钱财达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严重危害了监管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认定被告人邱永祥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邱永祥提出上诉。2005年5月30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作出（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邱永祥不服终审裁定，提出申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后以（2005）惠中法刑二再字第2号刑事裁定，裁定维持该院（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裁定。邱永祥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7年11月8日广东高院以（2007）粤高法立刑申字第94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其申诉。

三、邱永祥申诉的主要理由

申诉人邱永祥申诉提出，广东省三级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扩大了玩忽职守罪的界定范围，将平时工作中的缺点当作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四、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原判决、裁定应予维持。邱永祥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发不立案通知书。理由为：邱永祥任职期间，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职责，严重妨害了监管安全和秩序，给公安机关工作带来被动和负面效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原判认定其构成玩忽职守罪并无不当。

五、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申诉人邱永祥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期间安全保卫工作是否到位，其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后果是否达到了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构成标准。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二部分渎职案件中规定，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此可见，本罪的客观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人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出现了违反职守的行为。一定的职守,一方面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一定的职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有一定的职责和特定的义务。因此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违反职守的行为, 既是引起重大危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行为人构成玩忽职守罪并应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没有违反职守的行为或行为没有违反职守,则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对职守的违反要么是不履行职守型，即行为人应该履行并且能够履行，但不履行职务；要么是不正确履行职守型，即行为人应该并且能够履行职守，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守，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守，主要表现为履行职守不尽心、不得力。二是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正确掌握“重大损失”的标准,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关键所在。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玩忽职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第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第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的;第三,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第四,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第五,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第六,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第七,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第八,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该规定对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标准从量和质两个角度进行了设定，对重大损失如何认定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造成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财产损失这类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失,可以直接适用量的标准进行认定，对于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达到何种程度才是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司法解释对此是模糊以对，这就出现了对某种后果是否为重大损失的莫衷一是。对于何种程度的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应综合各种因素、情况全面考量。

本案中，申诉人邱永祥任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作为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 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申诉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根据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的安排，申诉人分管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的安全保卫、深挖扩线工作，其对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都负有安全监管的职责。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人邱永祥并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责。

1、申诉人邱永祥负责的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位。首先，申诉人没有组织安排必须的安全检查，而且安全检查中清仓不细致、不彻底。申诉人所负责安全工作的看守所为三级看守所，依公安部公通字[1997]第21号《公安部关于印发〈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的通知》，该办法的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三级看守所的安全工作应按《公安机关看守所安全大检查与值班巡视暂行规定》的各项要求得到落实”。其中，《公安机关看守所安全大检查与值班巡视暂行规定》（公通字[1993]第69号）第三条规定，“看守所安全大检查每月不得少于2次，重大节日或者必要时应当随时检查”。根据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领导参加安全检查次数统计表，申诉人对看守所组织、参加的安全检查在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3年26次、2004年1-3月共3次，申诉人除了2003年基本按照规定每月组织了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份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每月组织两次以上的规定。《广东省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还专门规定每逢重大节日前夕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清除隐患，杜塞漏洞。申诉人连每月必行的安全检查都没有到位，遑论重大节日前夕的安全检查。

根据2000-2004年惠州市看守所安全检查情况汇总表，从2001年1月-2004年3月，几乎看守所组织的每次安全检查的清仓中，都会有违禁品的查获。尽管考虑到每个时期都会有新进人员从而可能带入违禁品的因素，依然无法否定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的结论。这也证实邱永祥组织实施的清仓工作不细致、不扎实，导致监仓内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另外，安全检查情况汇总表除了违禁品被销毁的简单记载，既没有对发现违禁品的监仓及违禁品具体内容的标注，更没有对违禁品来源渠道、责任人的追究查处情况记录。在安全检查的清仓中发现了违禁品，正是发现问题从而解决、杜绝违禁品再次出现的机会，但申诉人既没有深入分析现有违禁品出现的渠道和原因，也没有对可能再出现的违禁品设制预防、杜绝的措施、途径，导致了清仓工作的不彻底。

其次，申诉人组织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第十一条第（九）项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狱情分析会，落实对重点在押人员的监管措施。《广东省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二条安全工作第（十一）项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一 次狱情分析会，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动向，查找监所设施存在问题，制定和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通过公开和秘密手段，密切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变化，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每月召开至少一次的狱情分析会是必须的，但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发现问题，分析研究、制定对策，及时迅速的解决问题，落实监管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止事故的发生。

根据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领导参加狱情分析会议次数统计表，看守所于2001年召开了11次狱情分析会议，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申诉人邱永祥2001年参加了9次，2002年20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据此，看守所落实了每月召开至少一次狱情分析会的规定，申诉人也基本参加了每次的狱情分析会。但狱情分析会流于形式，实为走过场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上述规定明确要求狱情分析会要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可申诉人只是为了召开狱情分析会议而召开，并没有将其作为看守所安全监管、治理的重要方式去运作。其在狱情分析会上对包仓管教在会上汇报反映的监仓内存在在押人员持有手机等违禁品、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针对监仓内存在的问题既没有召集过安全组成员开安全会议，也没有向看守所长和公安局主管领导书面汇报，更没有制定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加以解决。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 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及2002年以来长期存在在押人员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的问题。

2、申诉人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位，造成了严重后果，达到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标准。

首先，监仓内长期存在违禁品，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前已述及，由于申诉人邱永祥没有依照规定开展安全检查，即使进行，清仓工作也存在不细致、不彻底的问题，导致看守所监仓内基本上每次安全检查清仓都会查获一批违禁品，出现了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的恶性循环。2004年3月9日清仓检查之后，专案组在3月31日的清仓中居然又发现了大量的违禁品，包括人民币、通讯录、毒品、淫秽物品、刀片、避孕套、电话充值卡等。看守所是对在押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的专门场所，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看守所的各项规章制度，而看守所也要维护好在押人员的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大量违禁品的存在不利于在押人员的改造，也给看守所的安全保卫工作带来隐患，为脱逃、自杀、伤害等恶性事故发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监仓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及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问题。申诉人邱永祥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对已发现的监仓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没有向 上级汇报，也没有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导致监仓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的问题。由于卷宗没有提供详细材料，尚无法得知看守所监仓内存在手机的部数，但可以明确2002年以来，监仓内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从而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专案组清仓中发现的手机充值卡也可以佐证。以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为例，方勇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申诉人对方勇等重点在押人员疏于教育、严密监管，致使方勇在仓里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等多人亲属钱财达30000多元。在押人犯持有手机长期与外界联系、牢头狱霸现象，亦使监仓的安全保卫工作疏漏百出，严重危害了监管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尤其是重刑犯方勇的行为，充分反映了监仓安全保卫工作之薄弱，致使其触犯刑法构成犯罪。这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给看守所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被动和不良影响。

由此，邱永祥对其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不认真、严肃对待，履行职责不尽心、不得力，导致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问题繁多，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又有监管不力，在押人员严 重违反监规乃至出现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邱永祥的行为引发的严重后果，极大危害了国家监管工作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在对玩忽职守行为定罪量刑时,既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又不能轻视或否认其他情节的作用。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然可以构成玩忽职守罪。申诉人邱永祥在负责惠州市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期间，违背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履行的勤政义务，履行职守不尽心、不得力，严重危害了看守所的监管秩序与安全，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玩忽职守罪。申诉人以原判认定事实存在不实且即使属实，其行为亦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为由提出申诉，理由不成立。

篇6：玩忽职守罪申诉状

(2011-09-07 17:51:37)转载 标签： 分类： 转贴的精华

杂谈

我从事的就是这个高危岗位，怕人呀！

下面是一篇有关税务人员职务犯罪方面的论述，作者是扬州税院的专家，论述的角度当然是站在维护税务人员亲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但是，现实社会是什么样呢，从最近几年我们当地发生的几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结果看，案件审判结果和作者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每发生一起虚开专用发票案件，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国税干部职工被检察机关追究玩忽职守，特别是近期，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没有办法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目前，检察机关对税务人员的责任追究办法就是逐条对照总局制定的税收管理员制度及省局、市局、县局制定的各项日常税收管理规定，即使你工作做得再细，业务再精，也难免有疏忽之处，这就成了玩忽职守的罪证。如果真的对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一定损失，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仅仅由于工作中的疏忽，便被套上了“玩忽职守”的罪名，天理何在？又有谁关注基层的执法风险，谁替基层这种潜在的执法风险说上一句公道的话呢？

下面这篇文章分析的很好，但是人家根本不按照你的这种理论去认定罪与非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核指标，有自己的任务，我们能乃其何

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来源：税务研究 | 作者：郭勇平|

内容提要：当前税务系统的税务人员犯罪以职务犯罪为多，在职务犯罪中渎职犯罪又比较严重，渎职犯罪中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在整个税务人员渎职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本文从法理的角度对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及其主观、客观要件的认定进行了剖析，以期对规范相关法律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务犯罪 涉税渎职犯罪 玩忽职守罪

在认定涉税渎职犯罪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司法机关对涉税渎职犯罪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认定犯罪的标准比较模糊，主观随意性较大，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税务机关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高检会[2005]5号）的精神实质。据统计，在涉税渎职犯罪中玩忽职守罪占有相当的比例，还有不少的案件开始是以其他犯罪立案侦查的，如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及受贿罪立案侦查后又以玩忽职守罪起诉。究其原因，有的案件是开始定性不准，而更多的案件则是在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定为玩忽职守罪。有些同志认为，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不需要有故意就可以定；在客观要件上只要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玩忽职守罪。这样就把玩忽职守罪当成了一个“口袋罪”，当其他罪名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向玩忽职守罪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玩忽职守罪的认定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一、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所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4.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活动。

二、认定玩忽职守罪要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一，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的界限。

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相同点都属于违法行为，都表现为行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和义务，没有恪尽职守。不同点是只有因玩忽职守而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玩忽职守行为主要是由党的纪律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的，只有少数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由刑法来处罚，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造成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第二，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

工作失误是行为人由于政策不明确、业务能力和水平低或者当事人已尽了有关的职责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等原因，以致于决策失误，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的行为。两者都是基本属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但两者存在区别：

首先，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工作失误表现为行为人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义务，而玩忽职守犯罪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义务。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应该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怎样理解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主要是看主体在程序上是否履行其职责，而实体上是否真正履行了职责则属于工作态度的问题。比如，在认定一般纳税人的过程中要求税务干部审核纳税人的身份证件，这里的审核我们理解应该是形式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审查。即只要税务干部实施了审查就可以，至于是否查出其身份证件的真伪，这不是税务人员的职责。有两个案例在认定当事人犯罪上值得商榷，一个是山东菏泽市“谷亮玩忽职守案”和吉林白山市“李丽颖玩忽职守案”，这两起案件都是税务人员自己发现了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为时已晚，当违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之日税务人员也同样受到了玩忽职守罪的追究，所以有人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

其次，导致发生严重结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误，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因而计划不周，措施不当，方法不对，以致在积极工作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守罪，则是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严重官僚主义，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关于玩忽职守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但在很多案件中司法机关指控所采用的措辞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故意”的错觉，如“被告人明知他人的偷税、虚开行为”，“却不检查”，“也不汇报”。这种表述实际上是指控当事人在主观心态上表现为故意，而既然认定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就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四、关于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税务干部来说，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如何认识，有下面几点：

第一，所谓税务人员的“职责”究竟以什么为依据？

这里所指的“职责”是刑法意义上的“职责”。而刑法又是处罚最严厉的法律，其处罚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在认定“职责”时，必须慎之又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非常复杂纷繁，所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都必须在程序上作出内部程序性的规定，以保证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家税务总局各司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县局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局的各个处室又有很多规定，是不是这些规定里的所有的“职责”都可以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很显然，是不能作为依据的。那么，怎样的“职责”才能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犯罪，并对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的立法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从法理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职责”应当以《立法法》所列举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准，而不是任意的以某些规范性文件甚至普通不规范文件为准。而在目前司法实践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依据税务部门的内部规定来追究税务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如何认定已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

所谓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和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不是偶然的“一果多因”的联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违法犯罪分子刻意欺骗税务机关、虚开发票、骗取税款或偷税而造成的损失，虽然与税务机关征收管理活动在逻辑上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不构成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国家遭受损失的法律责任应由违法分子承担而不应由税务人员承担。偷骗税和打击偷骗税的斗争始终存在，偷骗税的问题有些可防范，有些是不可防范的，税务干部即使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职责，也不能完全杜绝和防范偷骗税的发生，也不能保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百分之百不被虚开。如果发生了不可防范和不可预测的偷骗税行为及虚开行为，再将这些行为造成的损失都要由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承担，使正常履行职责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受到株连，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不应该的。因此分析和研究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就成了认定玩忽职守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税务人员的渎职行为一般不认定为玩忽职守罪

2005年12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明确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2.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表述“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构成卫生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而《刑法》第四百零四条、四百零五条对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第四百零四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因此税务人员的渎职犯罪应主要以特殊税务渎职犯罪来追究。

近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先后发生的多起渎职案件，多属于税务人员在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所致，应属于社会不法分子骗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普通发票）或偷税的案件。由于不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列举的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范围之内，均被检察机关以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之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多数案件由于认定徇私舞弊行为的证据不足故检察机关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但如果对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我们发现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意图。

当然，也不是绝对地说，税务人员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由于税务人员明显的过失而直接导致税款的巨大损失，而且这个巨大损失和税务人员的过失之间还要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而不是因为违法犯罪分子采取隐瞒、欺骗、虚假的犯罪手段，偷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就反过来认定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

参考文献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