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

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精选6篇）

篇1：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

玩忽职守罪的名词解释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

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

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

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

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玩忽职守罪的刑法处罚

犯此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此条第2款规定，徇私舞弊犯此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以下有期徒刑。此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玩忽职守罪的司法认定

一、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

因工作失误往往也会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在这一点上与此罪相同之处。但两者有严格的区别：

(一)客观行为特征不同。工作失误，行为人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而玩忽职守罪则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

(二)导致发生危害结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误，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因而计划不周，措施不当，方法不对，以致在积极工作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守罪，则是违反工作纪律和规章，严重官僚主义，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在当前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造成某些严重的损失是难免的，这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必须与玩忽职守罪严格区别开来。但对于那些在国家法律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借口改革，盲目决策，管理混乱，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绝不能以工作失误来蒙混过关，逃避罪责。

二、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界限

滥用职权是行为人意识到自己在行使权力，不该用而用，该用而不用，因而超越职权而滥用职权的行为;而玩忽职守则为行为人意识到自己是履行职责，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履行职责或不认真履行职责。因此，完全的擅离职守不会理解为滥用职权。只有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职权才会与玩忽职守发生竞合，不易区分。关键还是要看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即滥用职权者认识到自己是在滥用职权，明知不该用，该用而不用，因此，对危害结果则是采取放任的间接故意;而后者则意识到自己在履行职责，该履行而不履行或不认真地履行，其对危害结果，则是出于过失。有时候，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的行为结伴而行，这时要认定其性质，则更要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程度，如出于间接故意，则属滥用职权，否则则为玩忽职守。

三、应该正确处理法条竞合关系

刑法除规定了此罪以外，还规定了特殊的玩忽职守罪，如司法工作人员失职致使在押人逃脱的，也是玩忽职守的行为，过去也曾当做玩忽职守罪处理，但由于刑法对该行为作了特别规定，故应严格适用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

篇2：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

——邱永祥玩忽职守申请再审案

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人是否正确履行了职责及是否由此造成了重大损失。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案中申诉人违背职责要求，工作严重不负责，导致监仓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严重危害了国家监管工作的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

一、基本案情

再审申请人人（原审被告人）邱永祥，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惠州市惠城区公安村B幢801房，原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三级警督。因涉嫌受贿罪于2004年5月12日被刑事拘 留，同月27日被逮捕。现已刑满释放。

原审法院查明，邱永祥从2001年1月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分管惠州市惠城区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冠名惠州市看守所）的安全保卫和深挖扩线工作。自负责该工作以来，邱永祥对监仓进行的安全检查，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年26次、2004年1－2月共2次。除2003年基本按规定每月组织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外，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规定的次数。在组织的58次安全检查中有40多次均在监仓查获违禁物品。惠州市“3.31”专案组于2004年3月31日晚对看守所进行清仓，又清查出大量违禁物品，包括3678元现金、毒品一小包（经化验检出海洛因和咖啡因成分，净重为0.08克）、避孕套17个、刀片16片、电话充值卡2张等。

看守所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2001年11次、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其中邱永祥2001年参加了9次、2002年参加了20次、2003年参加了14次、2004年1－2月份参加了3次。但邱永祥在组织召开的看守所狱情分析会议上，对包仓管教在会上汇报反映的监仓内存在的在押人犯持有手机等违禁品、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针对监仓内出现的问题，既没有召集过安全组成人员开过安全会议，也没有向看守所长和公安局主管领导 书面汇报，更没有制定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加以解决，召开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特别是由于邱永祥对监仓里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打击不力，防范措施不力，致使监仓内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问题。2002年以来在押人犯在监仓内使用的手机就有11部。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方勇在监仓内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苏某、罗某、朱某忠等人犯亲属的钱财达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二、原审法院审理情况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邱永祥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期间，除2003年基本按规定每月组织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外，对监仓进行的安全检查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1－2月，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规定的次数。且在组织历次安全检查中由于清仓不细致、不彻底，导致监仓内存在大量违禁物品，清仓工作流于形式，造成监仓内违禁物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被告人邱永祥违反《看守所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召开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成为走过场，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监仓内还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问题。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由于邱永祥明显的失察渎职行为，致使方勇在监仓内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刘某某、苏某、罗某、朱某忠等人犯亲属的钱财达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发生，严重危害了监管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认定被告人邱永祥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邱永祥提出上诉。2005年5月30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作出（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邱永祥不服终审裁定，提出申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后以（2005）惠中法刑二再字第2号刑事裁定，裁定维持该院（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号刑事裁定。邱永祥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7年11月8日广东高院以（2007）粤高法立刑申字第94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其申诉。

三、邱永祥申诉的主要理由

申诉人邱永祥申诉提出，广东省三级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扩大了玩忽职守罪的界定范围，将平时工作中的缺点当作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四、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原判决、裁定应予维持。邱永祥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发不立案通知书。理由为：邱永祥任职期间，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职责，严重妨害了监管安全和秩序，给公安机关工作带来被动和负面效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原判认定其构成玩忽职守罪并无不当。

五、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申诉人邱永祥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期间安全保卫工作是否到位，其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后果是否达到了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构成标准。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二部分渎职案件中规定，玩忽职守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此可见，本罪的客观方面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人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出现了违反职守的行为。一定的职守,一方面标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一定的职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有一定的职责和特定的义务。因此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中违反职守的行为, 既是引起重大危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行为人构成玩忽职守罪并应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没有违反职守的行为或行为没有违反职守,则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对职守的违反要么是不履行职守型，即行为人应该履行并且能够履行，但不履行职务；要么是不正确履行职守型，即行为人应该并且能够履行职守，但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其职守，以致错误地履行了职守，主要表现为履行职守不尽心、不得力。二是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正确掌握“重大损失”的标准,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关键所在。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玩忽职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第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第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的;第三,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第四,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第五,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第六,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巨额外汇被骗或者逃汇的;第七,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第八,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该规定对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标准从量和质两个角度进行了设定，对重大损失如何认定做了进一步的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造成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财产损失这类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失,可以直接适用量的标准进行认定，对于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达到何种程度才是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司法解释对此是模糊以对，这就出现了对某种后果是否为重大损失的莫衷一是。对于何种程度的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失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应综合各种因素、情况全面考量。

本案中，申诉人邱永祥任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长，作为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 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申诉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要件。根据惠州市惠城区公安分局的安排，申诉人分管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的安全保卫、深挖扩线工作，其对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都负有安全监管的职责。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人邱永祥并没有很好的履行职责。

1、申诉人邱永祥负责的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位。首先，申诉人没有组织安排必须的安全检查，而且安全检查中清仓不细致、不彻底。申诉人所负责安全工作的看守所为三级看守所，依公安部公通字[1997]第21号《公安部关于印发〈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的通知》，该办法的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三级看守所的安全工作应按《公安机关看守所安全大检查与值班巡视暂行规定》的各项要求得到落实”。其中，《公安机关看守所安全大检查与值班巡视暂行规定》（公通字[1993]第69号）第三条规定，“看守所安全大检查每月不得少于2次，重大节日或者必要时应当随时检查”。根据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领导参加安全检查次数统计表，申诉人对看守所组织、参加的安全检查在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3年26次、2004年1-3月共3次，申诉人除了2003年基本按照规定每月组织了2次以上的安全检查工作，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份均没有达到公安部对有关安全检查每月组织两次以上的规定。《广东省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还专门规定每逢重大节日前夕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清除隐患，杜塞漏洞。申诉人连每月必行的安全检查都没有到位，遑论重大节日前夕的安全检查。

根据2000-2004年惠州市看守所安全检查情况汇总表，从2001年1月-2004年3月，几乎看守所组织的每次安全检查的清仓中，都会有违禁品的查获。尽管考虑到每个时期都会有新进人员从而可能带入违禁品的因素，依然无法否定监仓长期存在违禁品的结论。这也证实邱永祥组织实施的清仓工作不细致、不扎实，导致监仓内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另外，安全检查情况汇总表除了违禁品被销毁的简单记载，既没有对发现违禁品的监仓及违禁品具体内容的标注，更没有对违禁品来源渠道、责任人的追究查处情况记录。在安全检查的清仓中发现了违禁品，正是发现问题从而解决、杜绝违禁品再次出现的机会，但申诉人既没有深入分析现有违禁品出现的渠道和原因，也没有对可能再出现的违禁品设制预防、杜绝的措施、途径，导致了清仓工作的不彻底。

其次，申诉人组织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第十一条第（九）项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狱情分析会，落实对重点在押人员的监管措施。《广东省看守所等级评定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二条安全工作第（十一）项规定，每月至少召开一 次狱情分析会，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动向，查找监所设施存在问题，制定和落实相应的防范措施，通过公开和秘密手段，密切掌握在押人员思想变化，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每月召开至少一次的狱情分析会是必须的，但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发现问题，分析研究、制定对策，及时迅速的解决问题，落实监管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防止事故的发生。

根据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领导参加狱情分析会议次数统计表，看守所于2001年召开了11次狱情分析会议，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申诉人邱永祥2001年参加了9次，2002年20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据此，看守所落实了每月召开至少一次狱情分析会的规定，申诉人也基本参加了每次的狱情分析会。但狱情分析会流于形式，实为走过场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上述规定明确要求狱情分析会要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可申诉人只是为了召开狱情分析会议而召开，并没有将其作为看守所安全监管、治理的重要方式去运作。其在狱情分析会上对包仓管教在会上汇报反映的监仓内存在在押人员持有手机等违禁品、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针对监仓内存在的问题既没有召集过安全组成员开安全会议，也没有向看守所长和公安局主管领导书面汇报，更没有制定出针对性防范措施加以解决。致使看守所有的监仓长 期存在违禁品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不安全隐患及2002年以来长期存在在押人员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的问题。

2、申诉人安全保卫工作不到位，造成了严重后果，达到玩忽职守罪重大损失的标准。

首先，监仓内长期存在违禁品，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前已述及，由于申诉人邱永祥没有依照规定开展安全检查，即使进行，清仓工作也存在不细致、不彻底的问题，导致看守所监仓内基本上每次安全检查清仓都会查获一批违禁品，出现了违禁品屡清不绝、清而复有的恶性循环。2004年3月9日清仓检查之后，专案组在3月31日的清仓中居然又发现了大量的违禁品，包括人民币、通讯录、毒品、淫秽物品、刀片、避孕套、电话充值卡等。看守所是对在押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的专门场所，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看守所的各项规章制度，而看守所也要维护好在押人员的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大量违禁品的存在不利于在押人员的改造，也给看守所的安全保卫工作带来隐患，为脱逃、自杀、伤害等恶性事故发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监仓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及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问题。申诉人邱永祥召开的狱情分析会议流于形式，对已发现的监仓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牢头狱霸现象不认真分析研究，没有向 上级汇报，也没有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导致监仓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与外界联系和牢头狱霸殴打、虐待、敲诈勒索其他在押人员等的问题。由于卷宗没有提供详细材料，尚无法得知看守所监仓内存在手机的部数，但可以明确2002年以来，监仓内长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机从而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专案组清仓中发现的手机充值卡也可以佐证。以在押人犯方勇（已执行死刑）为例，方勇从2003年初起长期在监仓内使用手机，仅有证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两个手机卡与监仓外界联系就达3446次。申诉人对方勇等重点在押人员疏于教育、严密监管，致使方勇在仓里长期随意虐待、殴打人犯的牢头狱霸行为得不到制止，并最终导致方勇在仓里以殴打、威胁等方法通过手机勒索人犯徐某某等多人亲属钱财达30000多元。在押人犯持有手机长期与外界联系、牢头狱霸现象，亦使监仓的安全保卫工作疏漏百出，严重危害了监管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尤其是重刑犯方勇的行为，充分反映了监仓安全保卫工作之薄弱，致使其触犯刑法构成犯罪。这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给看守所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被动和不良影响。

由此，邱永祥对其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不认真、严肃对待，履行职责不尽心、不得力，导致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问题繁多，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又有监管不力，在押人员严 重违反监规乃至出现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邱永祥的行为引发的严重后果，极大危害了国家监管工作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是认定玩忽职守罪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在对玩忽职守行为定罪量刑时,既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又不能轻视或否认其他情节的作用。没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然可以构成玩忽职守罪。申诉人邱永祥在负责惠州市看守所安全保卫工作期间，违背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履行的勤政义务，履行职守不尽心、不得力，严重危害了看守所的监管秩序与安全，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玩忽职守罪。申诉人以原判认定事实存在不实且即使属实，其行为亦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为由提出申诉，理由不成立。

篇3：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

该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在办理该案中, 关于该案的定性有很大的争议。一部分干警认为赵某涉嫌了滥用职权犯罪, 这部分干警又有两种观点: (1) 赵某在办理补录户口的时候明知材料不全, 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但仍然要求王某为其登录户口, 系主动利用其职权、积极作为实施的违规行为, 其主观罪过为直接故意; (2) 赵某作为公安民警对违规办理户口可能造成逃犯洗白身份的结果应当预见, 而放任了这种结果的发生, 为间接故意。另外, 这两种意见都认为, 赵某收受了2000元的好处费, 系徇私, 而只有滥用职权才会有徇私的情节, 玩忽职守不会有徇私的情节。另一部分干警认为赵某涉嫌玩忽职守犯罪, 这部分干警又有两种观点: (1) 赵某是在不清楚张某涉嫌抢劫并被网上追逃的情况下, 违规办理了户口, 并非为张某逃避法律责任办理的户口。赵某系因为疏忽而根本没有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其主观罪过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故而赵某涉嫌的是疏忽大意的玩忽职守犯罪。 (2) 赵某作为公安干警, 应当预见到不按正常操作程序办事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 应当是赵某的主观心理应当是轻信其行为不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 其主观罪过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赵某涉嫌的应当是过于自信的玩忽职守犯罪。另外, 这部分干警都认为, 只有当赵某明知张某是逃犯的前提下, 再帮助其办理户口, 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

关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之区分的论题, 是困扰理论界、实践界多年的议题, 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各地法院的认定尺度也不一致, 严重影响法制统一和司法效率。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 笔者亲身经历了多次关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区别的论题之争, 诸多司法工作者对两者的区分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故而笔者借这个案列在此澄清关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犯罪中几个比较流行的误解。

其一、认为行为人对违法行为持故意态度就是滥用职权的观点。这种观点错误比较明显。刑法经典理论将行为人的罪过按照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区分为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 并非是按照行为人对其行为所持的心理态度来进行区分。故而, 区分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犯罪的关键是渎职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认知而不是对行为的认知, 只有渎职行为人对其造成的危害后果持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是滥用职权犯罪。另外, 依据罪责刑相适应的理论, 有些渎职行为人虽然明知其行政行为违法, 但是认为并不会造成危害结果, 这种行为将其定性为滥用职权行为显然与其轻微的主观恶性不符。例如, 某交警在某次偶然的执法中看到有客车超限、超载, 但是觉着其行为不严重, 一般也不会造成危害后果, 就放其通行, 结果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在这个案例中, 该交警对其违规放行有认识, 故而其对违规放行的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但是认为不会造成危害结果, 该交警主观恶性积极轻微, 将其行为定性为滥用职权犯罪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显然不符。当然, 如果该交警如果长期收受好处, 长期违规, 主观罪过就转化为间接故意, 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

其二、认为渎职行为人积极作为的就是滥用职权犯罪, 渎职行为人不作为就是玩忽职守犯罪的观点。如前所述, 区分滥用职权犯罪与玩忽职守犯罪的关键是主观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 并非是行为是积极作为还是消极作为。实际上, 积极作为也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犯罪, 消极不作为也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犯罪。例如, 某县安监局工作人员长期收受好处, 明知某煤矿的严重违反安全生产规定进行采矿, 但对这种行为不进行查处, 最终导致重大煤矿事故。该工作人员是典型的不作为, 但是其对重大煤矿事故的危害结果是一种放任的状态, 这种行为也构成了滥用职权犯罪。

其三、认为可以从文义上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进行区分的观点。《关于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 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 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 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种观点照搬《关于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的规定》的文义, 认为存在越权行为的渎职行为就是滥用职权, 在权限范围内的渎职行为就是玩忽职守。这种认识也是很错误的, 虽然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是须知, 法制统一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大前提, 不能本末倒置, 不能脱离法律基本法律理论和立法背景来解释文义。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 但由于一些行政、经济法规和补充规定一些主观上对结果存在故意的越权行为或者放弃职守的行为按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使玩忽职守罪的罪过形式变成故意和过失都可能构成。鉴于这种混乱局面, 1997年刑法将玩忽职守罪一分为二的目的就是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和故意不履行职权行为从以过失为特征的玩忽职守行为中分解出来, 从而明确滥用职权行为与玩忽职守行为之间的犯罪性质。由此可见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之区分并非简单依据法律条文的文意进行区分。

其四、认为罪状相似的情况下, 凡是徇私舞弊的都是滥用职权犯罪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凡是行为人徇私舞弊且超越职权, 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 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 或严重不负责任, 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都是滥用职权行为 (1) 。持有这些观点的侦查人员认为行为人在徇私舞弊的情况下, 主观方面明显表现为追求一种结果而放任另一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故而认为凡是徇私舞弊的情况下, 都可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为故意。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徇私与主观故意之间并不能划等号, 某些行为人在徇私后, 确实也为行贿的主体开了方便之门, 结果也造成了危害, 但是主观上并未期待危害结果的发生也未对结果是否发生持放任的态度, 行为人只是认为轻微的违法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都不会发生什么危害后果, 这种状况下, 行为人就不是故意犯罪, 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

总之, 区分滥用职权犯罪和玩忽职守犯罪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 即行为人对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产生。而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应当是过失, 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 即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轻信能够避免的一种心理态度, 或者应当预见到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在前面的案例中, 赵某作为一名基层派出所领导, 应当知道违规办理户口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但是赵某轻信其远房亲戚的话, 办理了户口。赵某是在完全没有认识到张某是个逃犯的事实的情况下替张某办理的户口, 故而赵某不存在主动帮张某脱罪的嫌疑。另外, 从常理上推断, 赵某作为一名派出所领导, 也不会为了区区2000元钱替张某脱罪。赵某在作为基层派出所领导, 应当预见违规办理户口可能会产生危害后果, 但是轻信其违规行为不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赵某的心理状态是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 其主观罪过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赵某涉嫌的是玩忽职守的犯罪。当然至于赵某的行为究竟够不够成犯罪还需要看这个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构成。

摘要：本文从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案例及其该案列引发的一些争议出发, 试图来纠正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罪的一些流行的错误认识。

关键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误解

注释

篇4：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探析

[摘要]黄某某作为兼职安全员玩忽职守一案是普通渎职案件，但因一些乡镇将安委会工作流于形式，未能认真对待，该案的立案和侦查受到各方的关注，同时也对该县各单位肩负安全生产责任的工作人员起到了警示作用。通过对案件构成要件分析，结合理论，对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因果关系进行探析。

[关键词]玩忽职守；构成要件；因果关系

一、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自2012年3月10日任蒙山县新圩镇安全生产员，其职责是负责新圩镇安全生产日常工作，检查督促辖区企业的安全生产，及时发现、排查隐患。任职以来，其在对辖区昌盛红砖厂的多次安全生产检查中，马虎对待，不认真细致，一直把该厂从它处运来的页岩制砖原料堆料场视为自然界的小山坡，对该堆料场因铲车铲料作业后形成的高约5米、近于垂直的断面这一明显的、重大的安全生产隐患视而不见，导致了2013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堆料场断面发生塌方，把正在工作中的民工莫某某完全埋在塌下的原料中，造成其死亡的后果。

经侦查，证实安全员黄某某的职责是监督、检查本辖区内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查处各种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检查企业即时排查安全隐患、整改事故隐患等等。根据该乡镇安全生产大检查记录证实黄某某曾多次参与对该红砖厂的安全检查，检查记录均填写为正常。此外，经公安部门调查证实，莫某某是被松散的泥料塌方掩埋，颅脑损伤而死亡。

二、黄某某案涉嫌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问题

在本案中对黄某某涉嫌犯罪行为的审查就需要围绕玩忽职守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

1.对犯罪主体的分析：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刑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受国家机关委托中从事公务人员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中，黄某某是事业编制人员，同属该乡镇政府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该乡镇政府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因此，黄某某的乡镇安全员的身份是符合本罪的主体要求。

2.对犯罪客体的分析：该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违背了执行职务的勤政性规定，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制活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莫某某对安全员的本职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在检查中因为工作不细致，对明显的安全隐患没能发现，而误以为是自然界的小山坡，致使这一隐患终于酿成惨剧。黄某某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违反了职务的勤政性，影响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同时给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黄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也符合本罪的客体要求。

3.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分析：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后果应该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輕信可以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作为该乡镇安全员，对该砖厂的安全生产活动负责检查督促责任，虽然多次参与检查，但其工作马虎，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没有能预见该砖厂堆料场铲车作业后形成的泥口断面高达4至5米，呈近乎垂直的状态的这一重大安全隐患。黄某某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因此其主观方面符合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4.对犯罪客观方面的分析：一是行为人黄某某负有与案件发生的有关职责。根据该乡镇的任职文件及部门职责材料可以证实黄某某是该乡镇的安全员，且负有发现砖厂隐患之责。二是有玩忽职守行为，玩忽职守行为分两种一是不履行职责，二是不认真履行职责，本案中行为人黄某某多次参与对该砖厂的安全生产检查活动，虽有履行职责，但是工作马虎，疏忽大意，敷衍了事，即不认真履行职责。三是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该案件民工莫某某被掩埋死亡。四是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三、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探析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被引起的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二是因果关系的顺序性，三是原因和结果的相对性1。在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一般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生时间先后顺序，找出引起现象所对应的原因，并确定因果链条。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有其自身特点。

1.玩忽职守罪是不作为的结果犯。玩忽职守罪属于结果犯，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厘清玩忽职守行为与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危害后果之间是不是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玩忽职守罪客观上表现是行为人不履行职责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首先应该确认行为主体具有明确对应的职责，即特殊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根据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而产生的，需要特定的人履行的职责。如警察具有保卫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当交警求助时，必须履行该职责，及时出警救援。如果其拒绝履行出警义务或者拖延出警，致使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该行为就与危害结果有了因果关系。

2.玩忽职守罪的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之间，不时夹杂一些中介因素，导致认定因果关系的难度加大。玩忽职守罪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的治理活动，往往不直接作用在危害后果的载体上，且不必然直接侵害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掺杂其他中介因素。这些中介因素既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自然力，被害人的行为，或者更多的表现为第三者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2。我们可以把玩忽职守犯罪的行为模式概括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务规定的责任的行为-导致危险状况存在-借力“中介因素”-危害结果发生。不难看出，不作为引起的一种危险状态，因借力于各种中介因素而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故不能单一从玩忽职守行为来认定因果关系，而离开对其他中介因素的考虑。

3.玩忽职守罪存在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因果链条。一因多果就是行为主体的一个行为致使了多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一果多因则是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同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之所以要厘清各个原因力大小和地位，就是要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确定各个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轻重，罪与非罪，罪轻罪重问题。如某某商场特大火灾致死多名人员伤亡案，一方面施工人员违规操作，一方面工商部门、城建部门怠于履行监管职责，一方面消防部门检查督促不到位，这些单位皆因没有履行好本身的责任，导致事故的发生。

4.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具有法律性。认定玩忽职守因果关系时，要从客观事实因果联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即首先对于行为与结果之间先作事实因果关系认定，要坚持客观联系原则，找出引起现象的原因，并客观地对促成危害结果发生的各种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由此分析主体的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确定原因力的大小与排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链条往往不止一个，往往是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我们可以分析出多个因果关系链条，并确定内因及外因，以及各个原因力的作用。再根据相对性原则，结合犯罪构成要件来进行分析，只要这种因果关系是符合犯罪客观构成要件，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就属于刑法上玩忽职守罪客观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應当成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依据。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弱，但是刑法所设定的因果关系是基于行为人负有额定的工作职责，在应履行而且能够履行情况下没有履行，最终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即使这个玩忽职守行为只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一个原因力之一，但该行为也被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

综上所述，我们认定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可以分三步走：第一，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本质逻辑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某种危险状态存在-介入因素-危害结果发生-归责；第二，不履行、不认真履行不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借力中介因素，危害结果才得以发生，而不履行、不认真履行的行为是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制度规定的当为的行为；第三，不履行、不认真履行职责之人，属于法律或者国家机关规章规定的特定义务人，不作为义务人的行为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但因具备法律性被纳入刑法评价视野。

结合本案，我们首先确定事故事实后，所要解决的找出因果链条和原因力大小。显然莫某某是被松散的泥料塌方掩埋，颅脑损伤而死亡，这个是内因。其次确定外因则是找出谁应该对长期留在厂区堆料场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塌方的危险负有排除的职责。从黄某某作为镇政府安全员的身份以及每次都参与这一地点检查的事实可知，虽然其他参与检查人员也有责任，但作为安全员的黄某某更为明显，责任更大。最后认定履行该特定的职责是否具备客观可能性，本案这一隐患的排除，只要工作认真，就可以发现，正确履责，就完全可消除隐患。因此危害结果与黄某某玩忽职守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注释

①张明楷著：《刑法学》，中国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②杨志国：《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司法认定模式研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19期。

篇5：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昨天对外发布。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还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即对刑法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的认定作出规定，导致死亡1人以上即可定罪，谎报瞒报事故将加重处罚。司法解释自今日起施行。

□权威表态

“不入腰包的犯罪”也是严重腐败行为

渎职犯罪给人感觉是“不入腰包的犯罪”，危害似乎不如贪污贿赂等犯罪。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对此表示，渎职犯罪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且还是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

裴显鼎表示，司法解释通篇体现出对渎职犯罪要严加惩处之意，“严惩渎职意义重大，因为渎职犯罪主要是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不作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履行的职责不作为；另外一种是乱作为，不应该干的事情偏偏滥用职权。这两种现象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基本上形成了渎职也是严重腐败的共识。”

据了解，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中包括37项罪名，目前这份司法解释涉及了其中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项罪名，对于其他罪名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两高已经在着手制定。

□出台背景

定罪量刑标准不明渎职犯罪易被轻判

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孙军工昨天透露，2011年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611件，生效判决人数4828人，较2010年案件数量同比上升2.72%，生效判决人数同比上升12.23%；2012年1月至11月，全国法院共审理渎职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决人数4426人。

孙军工表示，当前办理渎职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争议问题多。渎职行为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时，才构成相应的渎职犯罪；犯罪行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更重的刑罚。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等情形，除个别罪名之外，绝大多数罪名还没有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此外，渎职犯罪是较为特殊的一类犯罪，在具体认定和处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复杂性，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如何区分领导人员和执行人员的责任？对于以上级决定或者“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能否追究违法决定人员的刑事责任？因此，实践中一些地方在定罪量刑标准掌握方面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甚至出现重罪按轻罪处理、轻罪按无罪处理的现象。

孙军工举例说，某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抓获盗窃小轿车的许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时任该县禁毒大队大队长的农某严重失职，致使许某当晚挣脱手铐逃跑。许某逃跑后，又在实施盗窃时将被害人唐某捅伤，致其抢救无效死亡。但因对农某的失职行为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只能以玩忽职守罪对被告人农某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

孙军工表示，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高法和最高检制定了这一司法解释。解释的出台对提高全社会对渎职犯罪严重危害性的认识，促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科学决策，以及加大司法惩处力度将发挥重要作用。

发生事故瞒报谎报加重处罚

【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专家解读】北京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赵运恒称，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赵运恒表示，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标准不一，一旦有具体案件，违法人员经常倾向于立案标准较高的玩忽职守罪。而且，什么是“情节特别严重”也并不十分明确。

司法解释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规定，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的法律仅仅规定了立案、起诉的标准，并没有对量刑作出规定，容易导致很多地方放纵犯罪，重罪轻判。司法解释量化了量刑标准，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更准确地追究犯罪。

赵运恒表示，司法解释还针对近年频繁出现的不报、迟报、谎报事故作出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前出现不报、迟报、谎报，大多只会追究行政责任，最严重的也就是免职、撤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在有了这条司法解释，肯定有助于更好地遏制瞒报、谎报等情况，增加事故处理的透明度和救援的及时性，有效减少损失。”

集体研究实施渎职不能免责

【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专家解读】孙军工表示，对于多人特别是上下级共同实施的渎职犯罪，违法决定的负责人员往往以仅负有间接的领导责任为自己开脱罪责，或者以经“集体研究”为托辞推诿责任，实践当中有的只追究了具体执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抓小放大”的现象违背了问责机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犯罪。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从严打击渎职犯罪，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并规定了量刑标准，有望改变这种“抓小放大”现象，让渎职犯罪中的“大鬼”“小鬼”都依法受到应有惩处。

食品药品监管渎职从严惩处

【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流入社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专家解读】孙军工说，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有效遏制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必须依法严惩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犯罪，为此，司法解释第九条强调对于这类行为依照渎职罪的规定从严惩处。

篇6：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

(2011-09-07 17:51:37)转载 标签： 分类： 转贴的精华

杂谈

我从事的就是这个高危岗位，怕人呀！

下面是一篇有关税务人员职务犯罪方面的论述，作者是扬州税院的专家，论述的角度当然是站在维护税务人员亲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但是，现实社会是什么样呢，从最近几年我们当地发生的几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结果看，案件审判结果和作者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每发生一起虚开专用发票案件，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国税干部职工被检察机关追究玩忽职守，特别是近期，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没有办法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目前，检察机关对税务人员的责任追究办法就是逐条对照总局制定的税收管理员制度及省局、市局、县局制定的各项日常税收管理规定，即使你工作做得再细，业务再精，也难免有疏忽之处，这就成了玩忽职守的罪证。如果真的对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一定损失，那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仅仅由于工作中的疏忽，便被套上了“玩忽职守”的罪名，天理何在？又有谁关注基层的执法风险，谁替基层这种潜在的执法风险说上一句公道的话呢？

下面这篇文章分析的很好，但是人家根本不按照你的这种理论去认定罪与非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核指标，有自己的任务，我们能乃其何

对认定税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罪的几点思考

来源：税务研究 | 作者：郭勇平|

内容提要：当前税务系统的税务人员犯罪以职务犯罪为多，在职务犯罪中渎职犯罪又比较严重，渎职犯罪中涉嫌玩忽职守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在整个税务人员渎职犯罪占有相当的比例。本文从法理的角度对玩忽职守罪的构成、罪与非罪的界限及其主观、客观要件的认定进行了剖析，以期对规范相关法律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务犯罪 涉税渎职犯罪 玩忽职守罪

在认定涉税渎职犯罪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司法机关对涉税渎职犯罪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认定犯罪的标准比较模糊，主观随意性较大，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税务机关在开展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中协作配合的联席会议纪要》的通知（高检会[2005]5号）的精神实质。据统计，在涉税渎职犯罪中玩忽职守罪占有相当的比例，还有不少的案件开始是以其他犯罪立案侦查的，如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及受贿罪立案侦查后又以玩忽职守罪起诉。究其原因，有的案件是开始定性不准，而更多的案件则是在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定为玩忽职守罪。有些同志认为，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是过失，不需要有故意就可以定；在客观要件上只要有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玩忽职守罪。这样就把玩忽职守罪当成了一个“口袋罪”，当其他罪名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时就向玩忽职守罪靠。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玩忽职守罪的认定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一、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所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理应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履行公职中时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3.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4.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活动。

二、认定玩忽职守罪要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一，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的界限。

玩忽职守罪与一般玩忽职守行为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相同点都属于违法行为，都表现为行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和义务，没有恪尽职守。不同点是只有因玩忽职守而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玩忽职守行为主要是由党的纪律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的，只有少数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由刑法来处罚，从而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造成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

第二，玩忽职守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

工作失误是行为人由于政策不明确、业务能力和水平低或者当事人已尽了有关的职责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等原因，以致于决策失误，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的行为。两者都是基本属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但两者存在区别：

首先，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工作失误表现为行为人不认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义务，而玩忽职守犯罪表现为行为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义务。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应该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怎样理解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主要是看主体在程序上是否履行其职责，而实体上是否真正履行了职责则属于工作态度的问题。比如，在认定一般纳税人的过程中要求税务干部审核纳税人的身份证件，这里的审核我们理解应该是形式审查，而不是实质性审查。即只要税务干部实施了审查就可以，至于是否查出其身份证件的真伪，这不是税务人员的职责。有两个案例在认定当事人犯罪上值得商榷，一个是山东菏泽市“谷亮玩忽职守案”和吉林白山市“李丽颖玩忽职守案”，这两起案件都是税务人员自己发现了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为时已晚，当违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之日税务人员也同样受到了玩忽职守罪的追究，所以有人说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席。

其次，导致发生严重结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误，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体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业务素质较差，缺乏工作经验，因而计划不周，措施不当，方法不对，以致在积极工作中发生错误，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玩忽职守罪，则是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严重官僚主义，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等行为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关于玩忽职守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即行为人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损失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态.但在很多案件中司法机关指控所采用的措辞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故意”的错觉，如“被告人明知他人的偷税、虚开行为”，“却不检查”，“也不汇报”。这种表述实际上是指控当事人在主观心态上表现为故意，而既然认定当事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就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四、关于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税务干部来说，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如何认识，有下面几点：

第一，所谓税务人员的“职责”究竟以什么为依据？

这里所指的“职责”是刑法意义上的“职责”。而刑法又是处罚最严厉的法律，其处罚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因此，我们在认定“职责”时，必须慎之又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非常复杂纷繁，所以全国各级税务机关都必须在程序上作出内部程序性的规定，以保证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家税务总局各司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县局有很多规定，各省、市局的各个处室又有很多规定，是不是这些规定里的所有的“职责”都可以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很显然，是不能作为依据的。那么，怎样的“职责”才能作为追究税务干部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据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犯罪，并对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的立法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从法理上来看，刑法意义上的“职责”应当以《立法法》所列举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准，而不是任意的以某些规范性文件甚至普通不规范文件为准。而在目前司法实践认定玩忽职守罪的过程中有很多都是依据税务部门的内部规定来追究税务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二，如何认定已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

所谓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危害行为和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不是偶然的“一果多因”的联系。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违法犯罪分子刻意欺骗税务机关、虚开发票、骗取税款或偷税而造成的损失，虽然与税务机关征收管理活动在逻辑上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不构成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国家遭受损失的法律责任应由违法分子承担而不应由税务人员承担。偷骗税和打击偷骗税的斗争始终存在，偷骗税的问题有些可防范，有些是不可防范的，税务干部即使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职责，也不能完全杜绝和防范偷骗税的发生，也不能保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百分之百不被虚开。如果发生了不可防范和不可预测的偷骗税行为及虚开行为，再将这些行为造成的损失都要由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承担，使正常履行职责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受到株连，被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不应该的。因此分析和研究造成的损失与税务人员行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关系就成了认定玩忽职守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税务人员的渎职行为一般不认定为玩忽职守罪

2005年12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明确规定“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2.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7.海关、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者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的主体要件，但玩忽职守涉嫌前款第1项至第9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表述“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规定的特殊渎职罪构成要件的，按照该特殊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比如，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管职责，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构成卫生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而《刑法》第四百零四条、四百零五条对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即：“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第四百零四条）；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案（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因此税务人员的渎职犯罪应主要以特殊税务渎职犯罪来追究。

近几年来，全国税务系统先后发生的多起渎职案件，多属于税务人员在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所致，应属于社会不法分子骗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普通发票）或偷税的案件。由于不在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列举的特殊税务渎职犯罪范围之内，均被检察机关以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之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从目前发生的案件看，多数案件由于认定徇私舞弊行为的证据不足故检察机关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但如果对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高检发释字[2006]2号），我们发现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意图。

当然，也不是绝对地说，税务人员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由于税务人员明显的过失而直接导致税款的巨大损失，而且这个巨大损失和税务人员的过失之间还要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而不是因为违法犯罪分子采取隐瞒、欺骗、虚假的犯罪手段，偷税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就反过来认定税务人员构成玩忽职守罪。

参考文献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