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差异（精选6篇）
篇1：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差异
论中国与法国的酒文化
——商务学院
09级涉外旅游1班
崔晨
“酒反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东西，它向我们展示了宗教、宇宙、自然、肉体和生命。它是涉及生与死、性、美学、社会和政治的百科全书。”
--马丁•夏特兰•古多华
在现代，酒是人们熟悉的含有乙醇的饮料，并且深得人们的喜爱。成为人们用餐、休闲和社交活动不可缺少的饮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酒作为宴会饮品。不同种类的酒，其特点风格不同，不同国家的酒，更能体现其不同的民风。
在中国制酒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在中国相传杜康乃为酒祖，就古书记载，他发明酒也是相当偶然。有一次，杜康把剩饭放在空桑之中，日子久了，饭自然发酵，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味，并流出一种液体，杜康取而饮之，感觉其味甘美。杜康受此启发，发明了酒。杜康善于酿酒，其酿制工艺颇为讲究。《杜康纪闻》记载的“五齐六法”据说就是杜康酿酒的秘方。它要求造酒用的黑秫要成熟，投曲要及时，浸煮要清洁，要取用山泉之水，酿酒器物要优良，火候要适当。民间传唱的一首酒歌据称是杜康所传，歌词称：“三更装糟糟儿香，日出烧酒酒儿旺，午后投料味儿浓，日落拌粮酒味长。”这就是说，在酿酒过程中，对何时投料，何时开火，都非常讲究。
作为酒祖，后人对杜康还是相当尊敬的，有关杜康故里，称杜康村，共有两处，均在洛阳。一处在洛阳老城西。民国时期李健人写的《洛阳古今谈》称，杜康村，在洛阳城西，又称杜村，即杜康故宅。一处在汝阳县，此处杜康村的最早记载见于明万历《直隶汝州全志》一书，该书称：“杜康村，（伊阳）城北五十里，杜康造酒处。”这里有杜康庙、杜康墓等遗迹。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
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它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酒，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可以这么说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飘散着酒香的历史：从《诗经》到《楚辞》，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无不飘逸着酒的芬芳，翻开《二十五史》有关酒的记载更是无处不在。早在商周时期，周公在洛阳发布禁酒令，即《酒诰》，但并未完全禁止饮酒，而是把酒与周礼紧密相连，故周代的五礼均离不开酒。现存的《诗经》据说是孔子删定的，但孔子删定之前的“诗”其实就是在洛阳收集保存的官方文献。在这些诗篇中，与酒有关的占了大部分篇幅。据统计，《诗经》305篇中，涉及到酒及人们饮酒时的心情的篇章总计48篇。后来在中国，酒的精神有发展为以道家哲学为源头。中国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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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的精神精髓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交替，西方美酒渐渐传入中国，并被我们所接受，进而了解。其中最为被大众所接受的是葡萄酒。
其实早在我国古代西域，也就是现在新疆一带，就以盛产葡萄和葡萄酒而闻名，《史记》和《汉书》上都有记载“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旦”，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将葡萄和酿制技术带入中原及河西一带，葡萄酒遂名动一时，尤其以凉州地区的葡萄酒为贵。东汉时期陕西扶风有一个读书人叫孟佗，拿一觚凉州出产的葡萄酒贿赂宦官张让，后来便被张让封为凉州刺史，后世读书人提到此事，大多都很愤慨，如刘禹锡讽刺到“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苏轼更是直白“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觚得凉州”。有汉一代，葡萄酒十分珍贵，仅仅局限于上层官宦之家，魏文帝曹丕在《葡萄酒赋》中对葡萄酒更是赞赏有嘉，到了唐代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从宫廷贵族之家走向了民间，于是唐代诗人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凉州词》名动古今。到了元代葡萄酒的销售，在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的量。自明以后烧酒（白酒）流行，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遂湮灭不闻，直到1892年张裕的创始人张弼士先生在烟台建立葡萄酒厂，中国的葡萄酒业才又重新起步。
在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葡萄和酒的象征意义在宗教上随处可见。耶稣创造的有关酒的第一个奇迹是在佳娜的婚礼上，他把水变成了美酒。耶稣说：“我是真正的葡萄，我的父亲是种植葡萄的农民。”对耶稣的门徒来说，酒是上帝之子的鲜血。在圣体圣事等仪式上，葡萄和酒受到了教士们的普遍青睐。在中世纪的艺术画中，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表现得像一串压榨机下的葡萄。直到18世纪，人们还认为喝下去的酒会在体内变成血液。在疫病流行时，所有的人都会喝酒避邪。
在西方葡萄酒最早起源于波斯（今天的伊朗），是用新鲜的葡萄或葡萄汁经发酵酿成的酒精饮料。通常分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两种。前者是红葡萄带皮浸渍发酵而成；后者是葡萄汁发酵而成的。后来随着战争和商业活动传到了希腊罗马等欧洲国家。被称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境内遍布群山和岛屿，土壤相对贫瘠，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谷类作物产量低，仅能满足食用，很难有富余的用来酿酒。而更喜欢沙砾土壤的葡萄，以其耐旱性和对地中海式气候的适应性而在希腊广泛种植，葡萄酒满足了西方人对酒类的需求。
很久以前伟大的人们把葡萄树枝从希腊传到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再由此传入法国，在法国葡萄的种植和酿酒技术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改良、提升和发扬光大。葡萄酒文化不仅表现了法兰西民族对精致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法国文明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法国葡萄酒是伴随着法国的历史与文明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葡萄酒文化已渗透进法国人的宗教、政治、文化、艺术及生活的各个层面，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大国，法国葡萄酒文化也影响着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情趣。在伏尔泰的小说中，我们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克拉里•艾黎克斯亲手倒出泡沫浓浓的阿伊葡萄酒，用力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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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瓶塞如闪电般划过，飞上屋顶，引起了满堂的欢声笑语。清澈的泡沫闪烁，这是法兰西亮丽的形象。”
较为著名的葡萄酒大多产于五大酒庄。在1855年，对波尔多地区的美多区和苏玳区内的葡萄酒生产者所做的一个分类。在1855年以前，英国几乎包办了世界上各种重要的大型展览人，拿破仑便决定在自己的首都－巴黎，办个万国博览会，当时主办单位为了要把葡萄酒推上世界舞台，方便不是那么懂酒的人来购买，便要求波尔多区对Gironde河所生产的红、白酒来做一次分级。分级制度於是产生，一级酒庄比二级酒庄好，二级酒庄比三级酒庄好„„等以此类推，但同级中的酒庄便不再做排名。于是便出现了五大酒庄，这五大酒庄分别是：拉菲酒庄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奥比安酒庄Chateau Haut-Brion、拉图酒庄Chateau Latour、木桐酒庄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玛歌酒庄Chateau Margaux。
在法国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应出对酒的尊重。品鉴葡萄酒要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调动各种感官享受美酒。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轻的酒在饮较长年份的酒，按照味觉规律的变化，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而对葡萄酒器的选择上，也是围绕着如何让拼饮者充分享受葡萄酒的要求来选择的。让香气汇聚杯口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让酒体充分舒展开的滗酒器、乃至为掌握葡萄酒温度而为品饮专门设计的温度计，无不体现出法国人对酒的尊重，他们的饮酒礼仪、饮酒文化都是为更好的欣赏美味而制定的。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工农业生产、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和作用。其实无论是中国的茅台还是法国的波尔多，其背后都蕴藏了本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一个有一个的故事。它放荡不羁却又婉约细腻，在浓浓的酒香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潜移在美酒中，默化在人心里，无声地传承了文化发展，坚定地守护了国家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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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差异
2000年第2期 美国唐学会
秦寰明
与我们现在已经写的或将要写的有关这个大帝国的记载相比，一个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精神。
伏尔泰
当德国的康拉德•豪思孟(Conrad Haussmann)在其1920年出版的《“兰露”——三千年中国诗选》(“Im Tau der Orchideen“ und andere chinesische Lieder aus drei Ja hrtausender,1中引用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上述名言作为该书的书前题辞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此是深有会心的。书名“兰露”出自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记得初读此书，其封面设计曾给笔者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封面四周的边框里每一边都镶嵌了一个同样的名字：“李太白”。大概在豪思孟的心目中，李白是足以作为中国诗代表的伟大诗人。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为其1909年出版的中国诗译本取名为《玉琵琶》(A Lute of Jade)，他的封页的这个标题下面特地补题了一句：“With lutes of gold and lutes of jade:Li Po”(以金镶玉饰的琵琶——李白)。李白《江上吟》有“玉箫金管坐两头”之句，《江夏赠韦南凌冰》有“玉萧金管喧四筵”之句，《上崔相百忧章》有“金瑟玉壶”之句，克兰默的书名或借意于此。1922年，安东尼•卡斯特罗•费若(Antonio Castro Feijó)的《中国诗选》(Cancioneiro Chinês)在葡萄牙出版，此书系从法国俞第德•戈蒂那(Judith Gautier)的《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转译，所收作品包括李白、杜甫、苏轼等多位诗人的作品。同年英国乔丹•赫伯特•斯泰布勒(Jordan Herbert Stabler)将费若此书转译成英文时，书名径题《李太白之歌》(Song of LiTaiPè)6也是以李白诗代表中国诗。1929年，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与江亢虎合译《唐诗三百首》出版，取名为《(群)玉山(头)》(The Jade Mountain)7，取李白《清平调词》“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之句。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著名作家赫门•黑塞(Hermann Hesse)在评论1907年出版的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国诗歌的德译本《中国笛子》(Die chinesische Flte)时说：“这是一部中国各世纪的优秀抒情诗选，构成其峰顶的是李白。他的豪放气质使我们想起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恋歌诗人。”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卢西亚岛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曾谈到中国诗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李白的作品。
年来阅及数量不少的西方有关中国诗的材料，深深感到当西方人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从中国的文学了解中国的精神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中国诗是中国文学的最权威的代表，而李白，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中国诗的代表。尽管中国最先传入西方的是《诗经》，但那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为西人所译介，远不如李白之声名广播。西方人从李白开始了解中国诗，接受中国诗的影响。在西方，对中国稍有知识的人，言中国诗往往首及李白，李白的声名远在杜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西方人的眼中，李白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因此，李白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中起着中国其他诗人所不可相比和替代的作用。我们的讨论拟从这个角度切入。希望本文对国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白学史或李白影响史的研究有所裨补。不过，李白传入西方，时间既久，国别又多，以笔者阅历及语言之限，难以尽得，而文章的篇幅也有一定的限制，故本文以英、美及法国为评述的中心，时间的下限则大致至二十世纪中期为止。即便如此，挂一漏万及错误之处，仍所难免。尚望方家教正。 一、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家对李白的初步译介
李白的名字，在西方有过许多不同的拼法，根据美国学者艾龙(Elling O.Eide)《李白传》(手稿)的统计，至少曾有过以下若干种：Lii Bor,Lii Taybor;Li Bo,Li Taibo;Li Pai,Li Taipai;Lei Pak,Lei Taipak;LèPih,Lè Taépih;Lype,Ly Taipe;Li pé,Litapé;Lipe,Lithape;Lipo,Litaipo。从我们下面所引用的材料看，则除上面所列举之外，早期西方还有些不同的拼法，如：LeeTaypeh(James Wilkinson)，L i tsao pé(J.B.Du Halde,法文版)，Li tsau pe(J.B.Du Halde，英译版)，Lypê,LyTaypê(JeanJosephMarie Amiot)，Letaepih(Sir.John Francis Davis)。现在则一般拼为Li Po或Li Bai。李白的名字之为西方人所知，肇自十八世纪初。1761年托马斯•珀尔西(Thomas Percy)整理编译的中国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好逑传》出版，1774年该书再版。根据1774年的版本我们知道，此书的原译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商人，名叫詹姆斯•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他曾长期住在广东。在他的《好逑传》译本手稿的空白页上，他记下了五位他所知道的中国杰出诗人，第一位就是李白，其他四位是董其昌、高士奇以及两位难以由其拼音详知其所指中文名字的近代作家。他注明列出这一名单的时间是1720年。这份名单被附印于后来出版的《好逑传》书末。1735年，法国著名学者杜哈德(J.B.Du Halde)出版了他的极有影响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 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y chinoise)。该书述及中国诗歌时说：“在唐代，诗人李太白和杜子美不让于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阿那克里翁(Anacreon)是古希腊宫廷诗人，诗多醇酒与爱情。贺拉斯(Horace)是古罗马诗人兼诗论家，他继承古希腊诗学模仿说的传统，强调寓教于乐，论诗偏于理性，对后来古典主义很有影响。杜哈德所作的这个比类，已表现出西方对李白杜甫一豪逸一谨严的风格差异的初步认识以及“醇酒与爱情”的李白观，后者曾在西方延续了很长时间，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李白较易为西方所接纳的一个原因，尤其在李白初传西方的阶段。我们现在尚无法知道这个比类是杜哈德自己所作还是得之于他人，比如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因为从他的这部书来看，他并不熟悉李白。书中在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曾列举了中国古时候用来教育幼儿的一些故事，其中就有大家熟悉的“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但他似乎不知道这故事中的李白(Lipe)就是他在介绍唐代诗歌时所举的大诗人李太白。以上两例，是笔者所见西方人提及李白的较早记载。
1776至1814年，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等人的《北京耶稣会士杂记》(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 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12在法国陆续出版。这也是一部对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汉学影响巨大的著作。在该书第五卷(出版于1780年)中，李白、杜甫得到了专门的介绍。在这篇出自钱德明之手、长达八页的“李白”专章中，撰者从李白的出生、取名、幼年的读书诵经、习诗作赋，到出川入京，以诗见赏于贺知章，贺为之引见于玄宗，赋诗沉香亭，得罪高力士，高进谗言于杨贵妃前，玄宗遂赐金让其离京。尔后李白浪迹各地，常纵酒豪饮。后又因入永王李瞞幕，罪在死刑，幸得郭子仪营救，改流夜郎。遇赦还。遂至采石，寄迹于此，偶因醉，落江而死。其所述主要在李白生平，虽沿中国史书传闻之旧。以今观之，颇多谬误。但在西方人的著述中，对李白作如此长篇介绍，此为最早。文中说，李白与杜甫的诗，“与其他有名的诗人相比，就像光焰万丈的火炬与一般的火把相比。”(第396页)唐代韩愈《调张籍》有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与钱德明同时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随园灯词》其七有云“寻常灯火休相比，李杜光芒万丈长”，此诗见《潜研堂诗续集》卷三，有四部丛刊本。钱德明或取其意，但也表明了西方人对这一评价的认可。由于钱德明长期在华，他的这篇李白传又是在西方出现最早的，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常为人们所引用。1829年，英国汉学家德庇时(Sir.John Francis Davis)以论文形式发表了他的《汉文诗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根据其修订本(1870年出版，此时此文已增订补充为书)，该书第二部分谈中国诗的风格时对李白生平作了简单介绍，并且推荐了钱德明的李白传。
无论文化的传播还是学术的研究，其方向都是逐渐向宽泛走向专门化。杜哈德偶及李白杜甫；钱德明对李白杜甫作专章介绍，但重在生平；德庇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诗这一专门的文体上，但还只是概略的通论性质。到法国汉学家圣-德尼(Le Marquis Marie Jean Léon dHerveySaintDenys)则开创了对断代诗歌——唐诗的研究。1862年，他的译著《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出版。这是笔者所见西方第一本唐诗断代外译本。可以说它是西方人对唐诗作家作品进行较为认真严肃的研究的开始。下面的几个特点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一，该书采择有据。译者所依据的主要是《唐诗合解》(王尧衢)、《唐诗合选详解》(刘文蔚)、《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详注》。这与此前西方人对唐诗偶有涉及、多述传闻不同。其二，体例周详。该书前冠长序，首先详述中国诗歌从《诗经》到唐诗的源流变化，对唐诗作了高度评价。然后讲述中国诗歌的形式特点。所选诗人，前有小传。每一作品，后有注释。译者这样做，很可能是借鉴中国古人选注诗歌的方法。其三，有选家自己的眼光。全书共选唐代三十五位诗人九十七首诗，以李白冠全书之首，选诗也最多，计二十四首。其余如杜甫、王勃、杨炯、骆宾王、宋之问、孟浩然、高适、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戴叔伦等，亦多名家名篇。以李白冠领唐诗，这在《唐诗合解》或《唐诗合选详解》中没有这样明显的倾向。可见这是圣-德尼自己的看法。
稍后于圣-德尼，在英国有翟尔思(Herbert A.Giles)。翟尔思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和《中国文学史》Chinese Literature。前者分上下两册。上册选文。下册选诗，共选有二百三十余首诗，其中李白仍居其首，选二十二首。杜甫次之，白居易又次之。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中外最早的中国文学通史之一。尽管在翟尔思之前，1867年曾在上海出版过怀列(A.Wylie)所著的《中国文学札记》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或被认为是西人著中国文学史之嚆矢，但严格讲那只是一本有关汉籍的目录学著作，中有对中国文学史的简要叙述，述及李白和李白集。1880年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著有《中国文学史概论》，惜未寓目，但至少在西方影响不大。真正让西方人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清楚地看到李白的身姿的是翟尔思的《中国文学史》。该书第四部分第一章“唐诗”，对李白生平和创作有专门介绍，虽然还很简略，但开先之功不可没。 二、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戈蒂耶、庞德等人的创造性译作使李白在西方的影响迅速扩大
如果说杜哈德、钱德明对于中国诗人的介绍，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工作；圣-德尼、翟尔思对于中国诗的译介，已推进为汉学研究之事；那么，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一些非汉学家或仅有很少汉学根底的知名文人或作家对于中国诗的译介，则更多是出于对东方文化和诗歌的倾折。他们的译作大多不甚忠实于原作。甚至可以称之是一种创造性的译作。但他们的译作影响广泛，似乎使学院派望尘莫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们改变了中国诗在西方社会寂寞无闻的状态。此中，法国的戈蒂耶和美国的庞德可为代表。
俞第德•戈蒂耶(Judith Gautier)是法国著名唯美主义诗人、对东方诗歌颇有向往的特欧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儿。她从小就培养了对东方文明的爱好。十七岁时，她父亲为她聘请了一位叫TinTunLing的中国人作为她的家庭教师。她从此开始学习中文和翻译中国诗。五年后(1867年)，她的中国诗译集《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 ade)出版。在该书后来的增订版的前言中，她评杜甫诗：“杜甫的崇拜者不仅认为他与李白比肩，而且甚或认为他超过李白。他的诗，虽短少奇异意外之处，但逼真如绘，适如他视之为师长和朋友的李白的作品一样。这些诗，因其更真率，更清晰，更富于温和的情感和对被悲苦所袭的人的怜悯，故更易于翻译。”(第5页，1928年版)评李白诗则云：“李白的诗采用一种简练和独特的形式，择难而行，举重若轻，风格奇异多彩，精于选择意象，富于引喻、暗示和反讽。就像欧玛尔•海亚姆(笔者按：Omar Khayyam，波斯诗人，以四行诗称，有《鲁拜集》)，他任情醉饮，视酒为唯一的安慰。”(第3页，1928年版)似乎对李白的评价并不高于杜甫。但在实际效果上，书中收李白诗十九首，居第一，杜甫居其次。所选李白诗，如《陌上赠美人》、《乌栖曲》、《乌夜啼》、《采莲曲》、《渌水曲》、《少年行》、《清平调词》、《玉阶怨》、《送友人》、《静夜思》、《江上吟》、《春夜洛城闻笛》等，大多篇幅较短而富于色彩感、韵律美，在西方人眼中，这些诗一定是异国风情十足，无疑最引人注目。而且，李白诗也最能体现戈氏全书的特点。此书以类选诗，在初版《白玉诗书》中每一类都有一句中文题句”，第一类“爱情”，题“黄金柳叶浮水”，第二类“月”，题“玩月谈情诗词”，第三类“秋”，题“秋诗游景快乐”，第四类“旅怀”，题“游花船观娥词”，第五类“酒”，题“谈酒作乐提(题?)诗”，第六类“战争”，题“织锦回文给诗”，第七类“诗人”，题“诗家胜百君王”。在对中国所知未深的西方人看来，这里的东方情调鲜明丰富，易于感受。而在西方人心目中“醇酒与爱情”型的诗人李白，自当是此中的主角。因此在戈氏此书中李白诗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同时，戈蒂耶是本文汉诗译者中敢于最大距离离开原诗的译者之一。例如，李白的《江上吟》，在圣-德尼的译本中尚是忠实于原作的一句一句的翻译，到戈蒂耶手里则只是略取其意，稍取其词，典故均不予译。这里我们把李白的原诗和戈蒂耶的译诗同时列出以便对比。
李白《江上吟》原诗戈蒂耶的法译(1928年版)
木兰之NFDA3沙棠舟，Mon bateau est débène;ma flte de jade 玉萧金管坐两头。est percée de trous dor.
美酒樽中置千斛，Comme la plante,qui enlève une tache
载妓随波任去留。sur une étoffe de soie,le vin efface la tristesse 仙人有待乘黄鹤，dans le coeur.
海客无心随白鸥。Quand on possède de bon vin un bateau
屈平词赋悬日月，gracieux et lamour dune jeune femme,on
楚王台榭空山邱。est semblable aux génies immortels.
兴酣落笔摇五岳，
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
汉水亦应西北流。
我们把戈蒂耶的法译再回译成中文，其文如下：
我的船是乌檀木所制；我玉笛的孔镶嵌着金。
就像有种植物能去掉丝绸上的污淖，酒消解心头的悲恼。
当一个人有好酒、精美的船和年轻女子的爱，他就像仙人。
可见戈蒂耶只是取了李白诗中“木兰之籱”、：、“玉箫金管”、“美酒”、“载妓”这些词面所表示的情事，由此最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透露出对功名富跺的藐视。而李白诗的中心内容：通过“楚王台榭”的不保和“屈平词赋”的永存，反映对文学生命的珍视与自信，在戈蒂耶的笔下荡然无存，而变成了一首及时行乐的颓废之作。但正是这种“轻浅”的“改作”，却迎合了当时法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诗学趣味以及他们的对于东方文化的口胃。由于不求忠实于原作，在《白玉诗书》中有若干首题名李白的作品至今找不出它们的原诗。1890年，纽约哈泼尔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s)出版斯图亚特•莫瑞尔(Stua rt Merrill)的《散文的粉画》(Pastels in Prose)，这是一个法国散文选译本，选译了多位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法国作家的散文，戈蒂耶亦在选内，但选入的竟都是《白玉诗书》中的译诗(从上面所引的《江上吟》我们可以看到戈蒂耶的译诗采用的是类似散文诗的形式，故被当作散文选入)，其中李白诗有六首，编译者特别注明“拟李太白”(af ter Li Tai Po)，也就是说选译者把戈蒂耶的这些译作当作戈蒂耶自己的作品(拟作)加以收入了。如果从翻译的角度来看，《白玉诗书》
颇有可以非议之处，但它的社会影响是连戈蒂耶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想到的，此书不仅在法国多次重印，还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1918年詹姆斯•怀特尔(James Whitall)的《中国抒情诗》(英文)Chinese Lyrics、安东尼•卡斯特罗•费若(Antonio Castro Feijó)的《中国诗选》(葡萄牙文，Cancioneiro Chinês)、以及根据费若此书再转译成英文的乔丹•斯泰布勒(Jordan H.Stabler)的《李太白之歌》(Song of L iTaiPè)，译诗数量或有多寡，但其祖本都是戈蒂耶此书。1907年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根据圣-德尼的《唐诗》和戈蒂耶的《白玉诗书》译出德译本《中国笛子》Die Chinesische Flte。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从 贝特格的这个译本中选取了李白、孟浩然、王维、钱起的诗共八首诗写成六首歌词，谱成了 著名的合唱交响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其中用李白诗最多。根据日本大野实之助的研究，其所用李白诗为《悲歌行》、《题元丹丘山居》、《江南春怀》、《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等五首。不过《大地之歌》中《青春》这一首歌词原本于戈蒂耶的题名为《瓷亭》的译诗，其原作究竟是李白的哪一首诗，一向未有着落，大野实之助认为是对李白《题元丹丘山居》和《江南春怀》两诗的合译，这还是可以讨论的。总之，李白的名字随着戈蒂耶的《白玉诗书》传遍欧美大陆。乃至戈蒂耶七十二岁去世后，人们在悼念她时还说：“在永恒之春的花树下，她正与温文而雅的李太白从容交谈。”
二十世纪初，在英语国家流行最广的中国诗译本之一。是埃兹尔•庞德(Ezra Pound)的《神州集》(Cathay)。21庞德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1912年，年轻的庞德刚刚在英国开始崭露诗歌的才华，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mest Francisco Fenollosa)的遗孀玛丽•费诺罗萨(Mary Fenollosa)物色他作为整理她丈夫遗稿的理想人选。费氏曾两次较长时间居于日本。在1896-1900年第二次赴日期间，曾向日本学者森槐南(Mori Kainan)学习汉诗，做了详细的笔记，对所学汉诗注以日本读音，或加逐字英译，不过没有全篇英译。其中所学李白诗最多，共有四十九首诗，记了两本厚厚的笔记。这些笔记随同费氏的其他遗稿到了庞德手中，庞德对这些汉诗作了自己的选择。他从中选译了十九首(其中有十二首是李白诗)，题名为《神州集》，出版于1915年。集前庞德题注说：“大部分作品来自于李白。”
从《神州集》开始，庞德似乎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又翻译了《诗经》、《论语》、《孟子》(部分)、《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对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着特别的兴趣。但他始终只是作为一个诗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在译《神州集》前，他可能读过圣-德尼的《唐诗》。但他不通汉语。在《神州集》中，李白的《江上吟》与《侍从宜春苑奉诏赋„„》两诗被当作一诗加以连译，不知是他不通汉语的原因，还是他明知是两诗但却出于某种考虑而故意放在一起翻译。他的翻译，虽不似戈蒂耶那样与原作离得那么远，但也仍不能合于汉学家的所谓忠实。然而，《神州集》的成功又是不可否认的。《神州集》出版后，西方的评论家用“最美的诗”、“至美的境地”、“新的气息”等词来称赞它。著名诗人、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略特(T.S.Eliot)甚至说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神州集》之所以能够成功，究其原因，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神州集》的选诗有着较为一致的情感主题或主题思想，而这个主题又是那样紧密地扣合着当时的时代精神。美国研究庞德的著名专家休•肯纳(Hugh Kenner)联系《神州集》出版时正值欧洲一战之际，而《神州集》选篇以《诗•小雅•采薇》、李白《古风•胡关饶风沙》、《古风•代马不思越》三首战争诗分布开头、中间及后部，同时联系其它的一些外证，认为《神州集》是一本战争诗集。儿玉实英(Sanehide Kodama)则指出庞德对《诗•采薇》的翻译与费诺罗萨的译文不一致：如“戎车既驾”一句，费氏动词用“tied”，意为“系上”，而庞德则改为“tired”，意为“倦了”，这样，“马匹已被系上了战车”就变成了“他的马匹倦了”；再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一句，费氏译为“为何我们要休息?我们必须征服敌人，哪怕在一个月中有三次战役。”而庞德则译为“我们没有休息，一月三次战役。”根据这些不一致，从而进一步肯定《神州集》的反战倾向。然则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在费氏笔记中有李白《战城南》一首，显系反战之作，而庞德不取。但庞德的选篇，确实透露着此书宗旨的某些消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费氏记有十四首，庞德只取《代马不思越》、《胡关饶风沙》两首边塞诗和《天津三月时》一首刺权贵诗，而对于其它内容的诗均所不取。费氏所记李白乐府诗共十首，庞德取《长干行》之写离别之苦，《玉阶怨》之叙宫怨，《静夜思》之传思乡之情。在李白集“古近体诗”这一大类中，费氏记有二十五首诗，庞德仅取《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江上吟》、《登金陵凤凰台》之感慨身世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送友人入蜀》之叙离别之情。从以上的取舍情况看，我们认为庞德的主旨并非明确在反战，但意在借这个译本表达身处战乱和异国、伤时事、感遭际的忧思愁苦之绪。其人物景事仍不乏异国的情调，而其情感内容则相当贴近生活，扣合着当时时代的脉博和一般人的心弦，与西方诗歌常有的“神性”与夸饰不同。
其二，《神州集》之得到时人的喝彩，还因为它艺术上的成功。庞德不仅在形式上一反老派翻译家如翟尔思等用英语格律诗翻译中国诗这种做法，改用英语自由体诗的形式，无削足适履之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正在探索的意象派的诗路，在这些中国诗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标本。一反传统英语诗歌偏重叙事或直接抒情议论的特点，而直接处理描述对象，专注于意象的营造和并置、叠加等艺术安排，以描述性短语为主，使句法与意象的凸现相谐，音节语言上不求铿锵雄辩而求简约传神，这些在英语诗的新的艺术尝试，可以在费诺罗萨提供的中国诗中找到创作的例证和久远的传统，可以在费诺罗萨由中国文字而引发的诗歌美学理论(主要见于由庞德整理、后来以《中国文字作为诗的一种手段》［The Chinese Writte 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为题发表的论文)中找到理论的启迪。庞德在1918年《今日》(Today)杂志第三期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诗》(Chinese Poetry的文章，从其中对李白《玉阶怨》的分析或能看出他对这种艺术方法的理解。他说：“我从未发现任何一个西方人把这诗读一篇就能得到很多，但通过仔细的检验，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已在此。不仅仅是凭借暗示，更是凭借一种精确的约简程序。让我们想一想产生这首诗需要什么样的情境。„„首先，‘玉阶’，故场景是在一个宫中；其次，‘罗袜’，故所述是一个宫妃，而不是一个仆人或偶在宫中的普通的人；第三，‘侵罗袜’，故此女已然久等，而非乍到；第四，‘玲珑秋月’，故失约的男方没有借口说这个晚上不宜于约会；第五，如你问我们怎么知道她在等一个男的，这个，诗题为‘怨’，„„读者可能不是不熟悉这种类型的中国诗。差不多每一个撰文谈过有关中国语文的人都提及这种短小隐微的诗的存在。在最为精确的程序上与它们对比，我们发现最具活力和最澄彻的诗，我们发现一种直接性和现实主义„„。”
《神州集》这本以李白诗歌为主的译集，适合着当时西方的社会生活和诗歌艺术发展的需求应运而生，很快传播开来。李白(在《神州集》中用的是李白的日文译名“Rihaku”)的诗歌也因此而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诚如罗纳德•布什(Ronald Bush)所说，由于《神州集》的出现，“李白一跃而成为甚至比他在中国传统中更为突出的形象。”
稍后于《神州集》，在美国还有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和弗洛伦思•艾思库(Florence Ayscough)于1922年合译出版的《松花笺》(Fir FlowerToblets)。这个译本同样是以李白为大宗，全书译诗119首，李白占83首。艾思库在书前介绍中谈到李白诗中有一种普遍的抒情性，而杜甫诗则因很难翻译而较少出现在西方的中国诗译本中，这道出了到那个时代为止在西方李白声名大于杜甫的一个原因。艾米•洛厄尔是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后期的领袖，对中国文字的象形性、绘画、诗歌的特点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兴趣，并将其认识施之于具体的翻译实践上。其译法曾引起一些汉学家的批评和讨论。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ot)在同年的《通报》(Toung Pao)上撰文对此书进行了评论，并重译了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后来，奥地利汉学家厄温•冯•扎赫(Erwin von Zach)对伯希和的翻译提出自己的看法，伯希和又撰文予以回应。作家与学者虽不能尽合，但他们共同张扬了中国诗、尤其是李白诗的影响。 三、二十世纪上半期外译李白专集和李白研究专著的出现
应该说，在李白诗歌向西方传播的同时，西方学术界对于李白的研究就已经开始。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约瑟夫•艾德肯斯(Joseph Edkins)，他可能是最早撰写并在刊物上发表李白研究论文的西方的人。1888年他在《中国评论》(Chian Review)第十七卷第一期上发表题为《作为诗人的李太白》(“LiTaiPoas a Poet”)的论文。同年又向北京东方学会递交并宣读了他的论文《论李太白及其代表作》(“On Li Taipo,with Examples of his Poetry”)。此文后来发表于《北京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Pek ing oriental Society第二卷［1890年］)。他的论文总是扣住一系列具体的作品 展开论说，并时而与西方诗人进行比较，在前文中他分析了《公无渡河》等三首诗，对李白喜欢表现激动、惊惧、悲怆的题材和感情，诗意丰富多变，笔力无施不可，不受格律束缚，备为惊叹。在后文中他分析了李白《静夜思》等二十二首诗，时有新见。例如，他分析《独坐敬亭山》一诗中：“当众鸟皆去，诗人把这山当作自己的一个同伴。他描绘这山满意地看着他，就像他同是这样满意地看着这山。写出如此诗歌的诗人是有着理想主义的因素在他心中的。虽然他非常现实主义，但他并非只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与自然有着神交，而这，也可以在华兹华斯和拜伦那里找到。”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诗无论如何都是偏于现实的。何况李白此诗是仅仅四句的小诗。但论者却从作者与“敬亭山”这一自然的“相看两不厌”的无间的交融中，敏感到一种理想主义因素的存在，并进而与华兹华斯和拜伦相联系，这样的见解至今读来仍有新鲜感。他分析李白的《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认为这是唐代诗人受佛教影响的一个好例子。分析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指出作者对道教文献的熟悉。但他认为尽管李白揉合三教，却始终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诗人)而存在。这些看法都值得我们参考。
但像艾德肯斯这样的研究者，在十九世纪末可谓寥若晨星。文化的传播还未为身在西方的学者准备应有的条件，特别是书籍的提供和社会的重视。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中国诗的外译本的不断推出，出现了李白诗选的外译专集，尤以德国以及德语地区较为突出。而在英语国家，影响较大的是日本留美学者小?薰良(Shigeyoshi Obata)的《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这个选本是英译李白诗选的最初尝试。激发其译作的原因之一是庞德《神州集》的成功。全书共选译李白诗一百二十四首及杜甫等有关李白诗八首，书后附译李阳冰序、新旧唐书本传。后来再版时又附了所译李白诗的中文原文。译者在前言中批评了此前西方对于李白的传闻和作品理解上的许多错误。在向西方介绍李白的著作中，此书最早涉及到了李白坎坷身世的现实内涵和作者的爱国精神。译者在书前的介绍中说：“壮年的李白，有着像普通中国人一样的谋取高位、为国效力、经邦济世的抱负，尽管他有自然的爱好和禀性。但他无任何指望赴朝廷商讨军国大事于帝王之前，只能写诗，以狂放的外表掩盖内心的苦恼。后来，当在战乱中被招入永王幕中，他雄心复萌。然所得仅是被压抑在失败和放逐的痛苦之中。他晚年凄凉，承受着年岁和悲哀的重负，精神崩溃，筋疲力尽。但他的爱国热情仍在心中燃烧。他焦虑地注视着国家的危险困境，„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虽仅数语，却似空谷足音。而由于选篇较多，覆盖面较广，亦较有利于让西方人看到李白的全貌。因此此书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它出版于二十年代，再版数次，流行了数十年，有一定影响。关于此书在翻译上的具体优劣，可参看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一文。在1930至1933年之间，美国著名作曲家哈里•帕奇(Harry Partch)曾从这个选本中选取十七首诗，将其谱写成了小提琴曲。
李白自从传入西方以来，可以说是声名直上。但也有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著名翻译家、东方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在1918年向中国学会宣读、并于次年在伦敦正式出版的的《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这篇论文中，首先引述了我国唐人和宋人对李白的批评，认为李白诗有两个缺点，一是长篇欠安排，往往开头精彩，后半则不免重复。二是读李白大量的诗，便能感到他的诗缺乏多样性。同时也赞同宋代王安石所说李白诗十首之中九首写妇人与酒的说法(第3页)。其所据材料均见于王琦本卷三十四附录四丛说。进而，韦利认为李白的最单调和令人生厌的特点，是作为与自然的永恒不变性相对立的反映人事短暂性的机械重复，差不多半数以上的诗包含着江河东流不复、人事时时变化的内容。对这种短暂性的执著是有可能升华到伟大的神秘主义的诗歌境地的，但在李白，却仅仅止于对这种明显的事实的无休止的复述；又认为李白诗歌的长处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不在思想的美而在词汇的美；批评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太多用典(第3-4页)。在谈到李白身后声名的沉浮，韦利认为，李白身后声望的提高是出于偶然。在宋代遭到一度冷落之后，到十六世纪，许多流行的选本出现了。这些选本给他以过多的篇幅。这样，主要局限于从这些选本得到关于诗的知识的公众给予他一定的推崇。韦利感叹从那个时代起，中国的严肃的批评家就已经死了，以至于这种评估至今仍被接受。但如有一打代表性的英国诗人能读懂中国诗的原文，他们将无一会给予李白以第一或第二的地位(第5页)。韦利的《李白的生平与诗歌》(The Potery and Career of Li Po)1950年在伦敦出版。这是西方英语世界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一本关于李白的评传。从撰写第一篇李白论文到出版这本评传，经过了数十年，但韦利对李白的看法并没有改变。而且不仅批评其诗，更批评其人；不仅误解其人，更误解其时代。譬如，他在书中把安史之乱称为“革命”(rev olution，第67页)。把李白的幽州之行系于天宝三载，猜测李白是想去安禄山部下谋个文官职位(第28-29页)。这些都与事实不符。安史之乱爆发后，韦利认为李白的态度是事不关己。理由是李白在《与贾少公书》中说过“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的话(第72页)。此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同文中李白还说自己将“扶力一行”，“报国荐贤”。又如，韦利列举了盛唐十三位诗人，唯一只有李白未参加进士考试，便猜测李白害怕自己知识不够，或怕醉酒难以终场，而官员也不会推荐他(第98-99页)。这些都是臆测。他认为在李白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是自负的、冷漠无情的、放荡的、不负责任的和不诚实的(第102页)。李白走入异域异质的文化圈，受到误解并不足怪，但大家如韦利竟走得如此之远，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当然，此书也有若干可取之处，如对于李白诗歌中道教成份的理解和道教术语的阐释。关于韦利的这本评传，詹NFDA4曾有专文评论，可参考。尽管如此，韦利此书仍然表示着西方对于李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自觉研究的新阶段。
四、西方诗人(以英、美为例)对李白的题咏
李白作为中国诗歌的代表，随着中国文化的西传进入了西方文化人的生活，也进入了西方诗人的视界，成为他们题咏东方文明和中国诗歌的一个象征。这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李白在中国文化西传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我们仅以英、美诗人为例，以见出这种影响的存在。
从十八世纪以来，李白频频出现于西方诗人的笔下，他们或引述，或题咏，有长篇，有短章。就长篇而言，笔者所发现的最早以李白为主人公的长诗，是英国诗人约翰•司各特(John Soctt)作为1780年前后的长诗，题为《李白；或者好官：一首中国牧歌》(“LiPo:or The Good Governor:A Chinese Eclogue”)。司各特创作这首诗，主要是受他的前辈诗人威廉•科林斯(William Collins)的影响。科林斯在1742年发表了他的《波斯牧歌》，1757年重印时改题《东方牧歌》，一组四首。在那个时代，所谓东方主要是指中近东而非远东，故科林斯以波斯为东方。司各特曾专门撰文评论科林斯的这组诗，同时自己动手亲自创作了同题《东方牧歌》一组三首。第一首写阿拉伯人的爱情故事。第二首写东印度的人为的饥荒。第三首即写中国，而以李白作为中国政治的代表或者化身。当然作者并不了解李白身世，根据作者的自注我们知道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而那上面对李白只是稍一提及。钱德明等人的《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大概是最早向欧洲介绍李白的书籍，但与作者写作此诗同时或者稍后，作者未必及见。其所据或当还有其它一些传闻材料，然不详。杜哈德的书中，描述了带有理想化的、或者至少与当时的欧洲相比较为完善的中国的政治和为官制度。司各特据此以李白为人物把它具体化和形象化。诗中写李白是一个王子，又是一个地方官。而根据杜哈德的书，在中国皇族子弟若非关注臣民的福利，他将失去他的荣誉。于是一开始出现于长诗中的李白面对政务繁杂，颇感焦虑厌闷，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思索，终于振作起来，去为百姓办案理政。诗也暴露了现实中贪婪严重、贫困日甚、老弱病残成为猎物、佩带着正义神徽的手保护掠夺者、并且坐地分赃的现象。同时出现了李白梦见孔子的场景：
Where old Confucius revrend form reposd
Loose Oer his limbs the silks light texture flowd
His eye serene etherial lustre showd
“My son ,”said he,as near his seat Idrew,...
可敬的孔老夫子神情泰然：
丝质的轻纱宽松地披在臂上，
他目光安详眼神微妙：
“我的孩子，”他说，当我靠近他的身旁，……
以及由孔子描绘的乐土景象。作者当然不知道李白曾是“凤歌笔孔丘”的人物。在这长达一百十余行、以英雄偶句诗体(heroiccouplets)写成的诗歌中，作者把对东方中国政治伦理的向往，倾注或寄托在李白身上。我们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早期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李白还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
如果让历史跨越两百年，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著名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同样以李白为主人公，写下了共十二章、四百二十四行的抒情长诗《李白来信》(“A Lette r from Li Po“)。从诗的注我们知道，诗中所用材料主要依据小?薰良《李白诗集》和韦利《李白的生平与诗歌》，作者以李白越过三峡寻亲朋访旧爱和给失去的孩子写信引起全诗。诗中所用李白诗意，涉及《月下独酌(天若不爱酒)》、《寄东鲁二稚子》、《荆州歌》、《自代内赠》、《侠客行》、《江夏赠韦南陵冰》、《古风(庄周梦蝴蝶)》、《江南春怀》、《蜀道难》、《清平调词》以及杜甫《饮中八仙歌》等诗和一些史传材料。所有这些，构成了长诗的背景和抒情的引发点，并随着诗歌抒情线索的进展而渐次展开。但作者意不在让李白叙其身世，而意在借李白的故事表现作者的哲学意识和心理感受。这种意识和感受中有相当的成份与《易经》哲学和老庄思想相合。选择李白这样一位身世不平、道教色彩浓厚、东方传奇式的人物，便于容纳和展现这样丰富复杂的哲学内涵。尽管由于研究程度的不够，学术界似乎还未形成对此诗的具体的确解，但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从十八世纪司各特写李白之侧重于社会层面的寄托，到二十世纪艾肯写李白之侧重于意识层面的哲学和心灵的探索，他们都愿意以李白为“载体”，李白的形象在这里伴随了西方诗人对于诗意的追求不断深化和内转的历程。
在西方诗歌中，题咏李白的短章多于长篇。出版于1866年的英国诗人佛郎西斯•多伊尔(Fra ncis Hastings Doyle)的诗集《卫兵的归还》(The Return of the Guards)中有一首诗，题为《沮丧中的诗节》(“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诗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The sun of yesterday which leaves me
No earthly skill can woo to stay,
Todayspale gollom which chills and grieves me No human arm can hold away.
The brids of passage,ever flying past,
In coungless locks stream down the autumn blast;
I mount my tower to gaze far off,and fast
Fill winecups from the waning jar.
这是诗的第一节，诗共三节。细读之，方知是译李白《宣州谢緿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上面的诗节相对于李白此诗的首四句：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
多伊尔并非汉学家，其所本应是圣-德尼法译《唐诗》中此诗的译文。他注明他的这首诗出自中国诗人李白，并引述了圣-德尼对李白的赞语。从他译此诗并收之于自己的诗集中，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个西方诗人与李白诗的内心共鸣。这是笔者所见李白此诗的最早的英译。1913年英国诗人阿伦•厄普尔德(Alan Upward)在美国的《诗刊》(Poetry:A Magazin e of Verse)该年九月号(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组中国题材的诗《取自中国花瓶的香瓣》(“Scented Leaves:from a Chinese Jar“)。诗共二十九首，大多数是不分行的散文诗。其中《玫瑰》(“The Rose”)一首写李白在京以诗为皇帝所赏识，臣下有进谗言者，而皇上未予听信：
When the delicious verses of Li Po were Praised in the Court of Heaven an envious mandarin complained of the poets scandalous life.The Divine Emperoe,whowas walking in his garden,held out a rose and asked him,”Do you smell the gardener smanure?“
当李白的美妙诗篇在朝廷大得赏誉，一位心怀妒忌的大臣进谗言说诗人的生活并不光彩。圣明的皇上当时正在御花园散步，他擎起一朵玫瑰问这位大臣：“你闻花匠施的粪吗?”
皇上的话问得很幽默，似乎颇符合唐代特有的开放和宽容。诗中的李白是一个天才的但却在生活上不够检点的诗人。这多少符合西方对诗人的标准以及他们对李白的已有的印象。厄普尔德的这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很受欢迎。前面我们提到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是美国新诗意象派后期的领袖，她写过一组东方情调的诗，题《汉风集》(Chinoiseries)。其中有《李太白》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They erected a temple to you:他们为你建起了一座祠：
“Great Doctor,“大学士，
Prince of Poetry,诗之王子，
Immortal man who loved drink.”酒中仙。”
I detest wine，我憎恨酒，
And I have no desire for the temple，我也无奢望于圣殿，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在这个环境中
Is fortunate.那是侥幸的事。
But I would sacrifice even sobriety 但我甚至愿意把清醒作为牺牲
If,when I was thoroughly drunk，如果，当我沉醉时，
I could see what you saw 我能看到你所见的一切
Under the willowclouded water,在那柳云般的水下，
The day you died.在你去世的那一天。
诗所写的，是西方人谈到李白就经常谈到的题目：酒。但通过对李白与酒的描写，表现的是作者对李白及其天才想象力的仰慕。曾以与江亢虎合译《唐诗三百首》而著称的诗人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也写过有关李白的诗。在他的一首《致李白》(To Li Po)诗中，他在西方人中少有地突出了李白傲岸不屈的品格，这里是他的诗中间的几句：
You meant,pausing as I do for a dram,你的意思是，如同我为杯酒驻步，
That the Emperor might call and we not come.或许皇上召见而我们不赴。
You were as independent as I am 你像我一样自在
Of purple canopies and bell and drum...不管紫色的华盖与钟鼓……
此外，还有一些诗人也写过题咏李白的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枚举了。西方人题咏李白，应该说也是表现了李白在西方的影响，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研究李白影响史时所忽视的。
五、简要的分析
纵观李白传入西方的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萌生这样的好奇：为什么在中国诗人中唯有李白而不是其他诗人在西方受到如此礼遇?至少与杜甫相比，当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诗时(十八世纪)，中国国内扬杜抑李的风气已然形成。但西方人没有被这一风气所左右，而是几乎一致地选择李白作为中国诗的代表。原因何在?
篇3：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差异
一、从茶和咖啡的起源谈起
关于茶的起源众说纷纭, 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 所提到的证据都不能证明哪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 茶的发源地很多人认为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到世界各国的, 认为饮茶和种植茶叶是中国人首创的, 但也有证据表明印度和非洲等地也有可能是茶的发源地。甚至在国内, 关于最早原产地也有好几种说法, 西南说, 四川说, 云南说, 川东鄂西, 江浙说等, 尤其是发源时间更是众说不一, 分别有神农说, 西周说, 秦汉说, 六朝说等, 而且民间流传的神农水晶肚, 达摩眼皮变茶树神话故事更是为茶的起源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关于咖啡的起源同样是这样, 在无数的咖啡发现传说中, 其中基督教发现说《牧羊人的故事》和伊斯兰教说《阿拉伯僧侣》是流传最广的。不过比较说法一致的是历史学家们都同意咖啡的诞生地是衣索比亚的咖发。1669年由土耳其大使把咖啡传入了法国, 这之后就咖啡文化便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 发展壮大, 可以说法国虽然不是咖啡的发源地, 但法国人却把咖啡的文化浪潮推上了最高峰, 可以说是法国人把咖啡喝到了极致。
关于起源之说, 两者都有着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和神话色彩, 都有着各种猜测和说法, 不同的是中国在茶的起源里似乎一直是主角, 而法国在咖啡的起源中就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了。
二、从种类、制作方法、品尝方法和功效读起
中国人喝茶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 种类繁多, 主要有绿茶, 红茶, 乌龙茶, 花茶, 白茶, 黄茶等;根据不同场合中国有不同的泡法, 比如绿茶需要用较冷的水冲泡, 红茶和乌龙茶要用传统式的泡法即可。喝茶时, 要注意茶叶适当拼配, 要随喝随添, 让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 水温适宜, 可适当配着糖果, 点心, 干果等一起味道更佳。茶有健身、治病等药物疗效, 还具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等功效。
法国人在传承别国的咖啡制作和种类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咖啡的制作工艺, 在法国, 人们能喝到的咖啡种类很多, 各种纯咖啡和各种花式咖啡, 其中皇家咖啡, 用白兰地调制成最具特色。各种咖啡的制作方法区别很大, 有高压蒸馏法、冲泡法和虹吸法等;喝咖啡时, 加入糖和牛奶之前先小饮一口, 品尝一下纯咖啡的香气, 将糖、牛奶等与咖啡混合后, 轻轻地搅拌液体, 然后饮用即可。饮用咖啡可舒缓疲劳, 清醒头脑, 帮助消化, 甚至预防胆结石等疾病。
这两种饮品都是种类多而良, 制作方法多样而考究, 都有强健身体的功效, 这也正是它们同时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吧!
三、从喝茶和喝咖啡的场所和环境
茶和咖啡一样, 人们可以独饮享受恬静生活, 也可以邀亲友齐饮促进感情, 但社会发展到今天, 人们更愿意去茶楼和咖啡馆体验异样情怀, 从满大街的茶楼和咖啡馆的数量上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想想坐在茶楼之上, 品一口上好的绿茶,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忘却人世间的烦恼该是多么美好的享受;而且人们走进现代的茶艺馆, 并不是为了解渴, 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健的需要, 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满足, 是高品位的文化休闲。
同样, 推门进入一家别致的咖啡馆, 品一杯香醇的咖啡, 悠然自得, 欣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充满了浪漫的气息。中国人对茶楼的情感固然深厚却远远不及法国人对咖啡馆的可称为深度依赖的情感。如果说在中国, 咖啡是一种小资情调, 时尚生活的表现, 相对于法国, 咖啡绝对是全民参与的平民活动。在巴黎, 各式各样的咖啡店遍布大街小巷, 咖啡馆如同法国的一个代名词;法国的咖啡馆是法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一旦有需要, 随时随地人们就可以进去喝一杯, 或休息, 或消遣, 或学习, 或会友, 是人们最常出入的场所。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咖啡和咖啡馆的日子对于法国人来说仿佛是世界末日一般。因为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方式, 是法国人的浪漫情怀, 是他们本性使然, 不可能也不会改变喝咖啡的习惯。
因此, 可以说茶楼和咖啡馆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休闲消遣的场所, 它们的兴盛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和生活素养的提高, 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积极向上生活方式和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
四、茶和咖啡与本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中国茶文化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 随着茶文化的发展, 人们听说的最多的无非是茶道和茶艺这样的字眼了。到目前为止, 人们对茶道和茶艺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仍然是见仁见智并无统一而明确的定义。但人们都承认一个事实, 深奥的茶文化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思想和精华, 与儒、道、佛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 儒家之礼, 佛家之养, 道家之闲, 在茶的氛围中都体现的淋漓尽致。茶道的环境也一定要清雅幽静, 亭台楼阁, 松间竹下, 茶室庭院, 使人陶醉其中。人们通过品尝茶和欣赏茶艺的过程, 感受和体验茶所带来的美妙意境, 从而使修身养性, 身心开阔, 达到强身健体, 净化心灵, 预防疾病的作用。有学者说:“茶道是东方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精粹, 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名人对茶都有特殊的偏爱, 乾隆嗜茶成癖, 曾风趣地说出戏语:“君不可一日无茶”;孙中山以茶代酒, 他对祖国茶叶评价颇高;鲁迅饮茶着迷, 他曾说:“有好茶喝, 会喝好茶, 是一种清福……”
咖啡业不仅推动着法国的经济, 而且和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息息相关, 17世纪开始, 在法国, 尤其是上流社会中, 出现了许多因为咖啡而形成的文化艺术沙龙, 到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 文化重心出现到了各种沙龙, 俱乐部和咖啡馆。普洛可甫咖啡馆是巴黎第一家开张的咖啡馆, 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都是咖啡馆普洛可甫的常客, 伏尔泰的几部著作、狄德罗的世界首部百科全书都在这里完成;文豪巨匠如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 左拉等还以咖啡馆的名字创立了文学刊物《普洛可甫》。在蒙马特的学院咖啡馆, 是19世纪巴黎大学时代的标志, 这里长期聚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家, 在这里构建了全世界作家和艺术家心目中的圣地和精神家园。20世纪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毕加索、海明威、凡高、弗洛伊德等曾在这里编制他们的梦想, 度过他们的年轻时代。
法国的咖啡和他自己本身的文化底蕴有着巨大的关系, 正如茶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样, 可以说没有国家民族这片沃土就不可能有独特的饮食文化。而反过来, 出彩的饮食文化又给两个民族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五、从茶和咖啡对中法两国的相互影响和未来发展读起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文化也逐渐趋同, 各国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向外传播, 美国的快餐文化席卷全球, 同样法国咖啡文化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也不例外, 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更适应了咖啡的味道和感觉, 更把其看成是时尚的标志;喝茶好像似乎已成为老气横秋的代名词, 是老年人和隐士的“专利”, 这样的转变可以归因于咖啡本身和法国文化的魅力了。不过, 自2008年1月1日起, 法国在公共场所执行禁烟令, 这将冲击法国由来已久的咖啡馆文化, 在咖啡馆里品一口咖啡, 再吸一口烟的时代也许将一去不复返了。
同样, 自茶作为饮料传到欧洲后, 就立即引起法国人民的重视, 几经宣传和实践, 逐渐普及到民间,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交不可或缺的部分, 法国人最爱喝的是红茶, 绿茶, 花茶。近年来, 特别在法国的一些青年人中, 喝茶成为时尚。甚至, 浪漫的法国人喜欢洗茶叶澡, 有美容护肤, 减肥的功效。茶饮品的多重功效, 无任何副作用, 决定了其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 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咖啡文化的无限魅力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如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关系一样, 我们求同存异, 发挥和利用最大的优势, 加深两国间的交流, 祝愿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摘要：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咖啡对法国人的重要性也正如茶对于中国人一样,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有很多相似性, 但也有不同点, 本文就从不同的方面对茶和咖啡做了详尽的比较。
篇4：中国和法国的文化差异
兰珍珍其人，1984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1993年进入欧莱雅，现任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精通法语、英语和日语，在公共关系领域别有建树。
截至2011年为止，珍珍正式进入欧莱雅香港公司，到今天也有18年了，从最初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助理到今天的欧莱雅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按她的说法，她是“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中国女人”，也可以称之为“行走在法国文化中的中国女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求职经历堪称现实版的“杜拉拉”
穿着廉价西服、内衬红色小毛衣的兰珍珍跨进香港君悦酒店的大堂时，面试她的欧莱雅“大老板”已经在等她，那是1993年某个星期三。兰珍珍从没想到自己会在17年后坐在这家公司的副总裁位置上，为“一碗水端平”而成为2010上海世博会双赞助人之事运筹帷幄。
“我当初来欧莱雅面试的时候，双方确实感受到一种特殊的click(合得来)。”兰珍珍说的是1993年的事，她在这一年加入欧莱雅(香港)公司，3年后就升任欧莱雅(中国)主管对外交流和公共事务的副总裁。欧莱雅在进入中国内地的14年间，年销售额也从最初的1.59亿元人民币飞速增长到2010年的90.85亿元一看上去，这是一个现实版的“杜拉拉”和她的公司共同成长的故事。
事实上，至少在求职阶段，兰珍珍和杜拉拉确有相似之处，而求职之前的经历则要更曲折一些。1984年，兰珍珍从四川外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进入当地一家国有旅行社。两年后，不甘平淡的兰珍珍辞职，从内地来到沿海，1987年到达法国。在国外，兰珍珍开始了第一段婚姻，但不久就因双方的文化差异而陷入困境。1993年，出于挽救婚姻和生存考虑，兰珍珍来到香港求职。
求职的这段艰难历程，兰珍珍日后出版的自传《水天皆有情》中有详细的记录。由于学历、工作经验和年龄都无优势，而且不通粤语，一开始是四处碰壁。兰珍珍决定改用英语和法语直接给目标公司打电话，甚至假冒老板的朋友以获得直接和老板通话的机会。大多数老板的做法是直接把电话挂掉，唯独欧莱雅(香港)公司的老板听完后给了她一个面试机会。多年以后，这位老板在一次聚会上和兰珍珍聊起当初这件事，“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你是骗人的，但是我还是很感动，为你的勇气而感动。因为你敢用这样的方法来求职，说明你很需要这份工作，你一定会把它做好的”。
“我在面试时也觉得这个公司挺人性化的，值得去加入并付出。”兰珍珍对《商务周刊》回忆到，自己之所以能在欧莱雅得以长期的发展，也是源于和欧莱雅的文化有一种默契，“因为都是美的、创意性的东西，而艺术是我从小以来的梦想。我在欧莱雅从事的很多具体工作，其实都是带着一种艺术的感觉去做，即使像对外宣传和公益事业，也可以通过创新而做得很有时尚感。”
回想过去种种，无论是在香港艰难求职，还是与第一任丈夫离异，眼前的兰珍珍都显得太过平静，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她坐在欧莱雅上海11层的办公室里，时不时抚摸自己长长的直发，偌大的落地玻璃窗外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勤奋、创新、执著、脚踏实地
从外表上看，兰珍珍和欧莱雅十分契合，不管是气质还是衣着，而且连她的名字“兰珍珍”，也是那么渗透着女性之美。兰珍珍评价自己是个很勤劳的人，愿意付出，并将勤奋努力看做是自己一个非常宝贵的优点。除了脚踏实地的努力，她还“不太安分守己”，爱走以前没走过的路，爱跟随自己的好奇心。这样的特质，让她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更多的快乐和惊喜。
但勤奋和创意，并不能代替学习能给予人的帮助和补充。进入职场多年来，兰珍珍说，不断地“大开眼界”，是不断地寻求更多东西的动力来源。她说，她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里面。当时中国还刚刚全面对外开放，内地市场刚刚打开，而与此同时，外企各种投资一拥而入，国内急需一些人力资源，兰珍珍通过毛遂自荐的方式牢牢抓住了这次机遇。“如果说有什么秘诀，我觉得就是永远不要去放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脚踏实地，能够执著地看好下一步的方向，然后把每一步走得扎扎实实，你一定能够有个好的职业出路。”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面对提出的关于自身职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兰珍珍这样说道。做公益，是—种心灵上的滋养
前面就提到，她是个有太多故事的女人，她目的鲜明地将第一份工作当做出国的跳板，多次不惜用“谎言”获得面试机会；她仅用13年的时间，从一个助理做到欧莱雅中国区副总裁；她情感经历跌宕，交往多个男朋友，直到有了两个孩子。用中国传统价值观看，她绝对属于女人中的异类。不过，这几年的兰珍珍，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和孩子相处多了的她，在特立独行之外，也渐渐多了几分柔软。曾经刚生完第一个孩子就马上上班、在公司哺乳的女人，开始说出了“在孩子5岁之前，我要把重心尽量放在孩子身上”的话。
而在工作上，她依然是那个不甘寂寞的兰珍珍。只不过，近年来兰珍珍的工作重心放在了企业社会责任上，她和欧莱雅集团为公益项目做出了很多努力。“欧莱雅一进中国，就开始把在华开展公益活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些年，我们每年都开展公益活动，把它作为事业来对待。”谈起欧莱雅在中国的公益活动，兰珍珍言语之间透出自豪感。设立中国女科学家奖，捐助贫困大学生，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关注环保并普及可持续发展观念……她与欧莱雅团队开始试图将工作和大爱结合，更多地在工作中谈论爱、感受爱。
在帮助的过程中，她和她的团队遇上了无数困难，但从没想过放弃。兰珍珍说：“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这是我们的幸运。通过运作、完成这些计划，实现了帮助人群的目的，收获的是充实和崇高境界。这使得我和我的团队，再苦再累再艰难也不曾想到放弃，以最大的毅力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
篇5：浅谈法国的饮食文化
在谈及法国饮食文化，我们先看一下法国的历史地理概况吧：法国先后经历过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卡佩王朝、瓦卢瓦王朝、波旁王朝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历届共和国期间法国爆发过很多次的革命，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历史名人像拿破仑等等。法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
法国是一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之经济发达，给烹饪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物质基础。“法国人是为吃而生存”，这句话将法国人讲究吃的艺术形容得入木三分。那么法国的饮食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讲究调料：法国菜十分讲究调料，常用的香料有：百里香、迷迭香、月桂（香叶）、欧芹、龙蒿、肉豆蔻、藏红花、丁香花蕾等十多种。法国菜中胡椒最为常见，几乎每菜必用，但不用味精，极少用芫荽。调味汁多达百种以上，既讲究味道的细微差别，还考虑色泽的不同，百汁百味百色，使食用者回味无穷，并给人以美的享受。法国菜具有选料广泛、用料新鲜、装盘美观、品种繁多的特点。菜肴一般较生，还有吃生菜的习惯。在调味上，用酒较重，并讲究什么原料用什么酒。他们的口味肥浓、鲜嫩而忌辣。猪肉、牛肉、羊肉(肥嫩的)、鸡、鱼、虾、鸡蛋和各种烧卤肠子、素菜、水果是他们喜爱的食品，尤其爱吃菠萝。进餐时，冷盘为整块肉，边切边吃。法国餐在对菜的配料、火候的讲究、菜肴的搭配、选料的新鲜、不同地区的多元化菜肴以及菜肴烹调的细腻、合理性和艺术性都在其它西餐之上。法国美食在整体上包括：面包、糕点、冷食、熟食、肉制品、奶酪和酒。
第二最求情调：法国人还特别追求进餐时的情调，比如精美的餐具、幽幽的烛光、典雅的环境等等。大一点的餐厅大都布置得富丽堂皇。有的店里还存有16世纪的路易十四时期的豪华家具，精致的银餐具、水晶杯子等昂贵、华丽的餐具。还有的餐馆把艺术收藏品作为店里的主打。墙上的名画是真正的珍品。绝不是牵强的装点门面的一般艺术挂画。也有的餐馆还将自己的收藏爱好放到店里与客人共享收藏乐趣，如果饭店的历史很短，他们也能想办法摆满各式鲜花。与品尝美味是绝好的情景交融。法国人将饮食还赋予哲学的意义，认为个人饮食应符合各自的教养与社会地位并将同桌共餐视为一种联络感情、广交朋友的高雅乐趣和享受。有一位被称为“世界级膳食家”的人曾说：“感受餐桌上的就餐气氛，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国民的整体个性”。看看法国人的美味佳肴以及用餐方式，不由得会让人想起克莱德曼手指下流淌出来的串串音符，浪漫而隽永，让你充分领略法式大菜散发馨香的艺术情调。
第三菜单简单：法国餐的菜单很简单，主莱不过10来种，但都制作精美，点菜的顺序是：头道菜一般是凉莱或汤，尽管菜单上有多个品种的“头道菜”供你选择，但只能选择一种，在上菜之前会有一道面包上来，吃完了以后服务员帮你撤掉盘子再上第2道菜。第2道是汤，美味的法式汤类，有浓浓的肉汤、清淡的蔬菜汤和鲜美的海鲜汤。第3道菜是一顿饭中的正菜，这是法式菜中最为发挥的一道菜。往往做得细腻、考究，令食客难忘。正餐里最多的是各种“排”一鸡排、鱼排、牛排、猪排。这所谓的排是剔除骨头和刺的净肉，再浇上配制独特的汁，味道鲜美，吃起来也方便。法菜中颇为有名的洋葱汤就是用低廉的洋葱加奶酪和面包片熬制的浓汤。法国的奶酪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是由牛奶、羊奶混合加工而成，并有半凝固态、凝固态以及干块状的，又由于其颜色、味道的不同，可有上百种不同的奶酪。在就餐程序中贯穿始终的是美酒，主要是葡萄酒和香槟酒，这是法国大餐中的经典之笔。最后一道是甜食，法式的甜品被认为举世无双，清香、软滑的甜品，使整个就餐的尾声完善而回味无穷。
那么法国究竟有哪些地方性的美食呢？ 像圣杰曼汤 奶油软面包 土豆沙拉 蛋白杏仁甜饼 玛德莲蛋糕 肉酱派饼 咸蛋培根 亚尔萨斯塔 炭火煨牛肉 卡芒贝尔软奶酪 生蚝 苹果倒塔卡恩式烧牛杂 海鲜盘 烤鲑鱼淋奶油白酱汁等等。
法国莱以其美味可口出名，且菜肴种类繁多，烹调方法独特。欧洲的佳肴几乎都是法国人烹制的，这是因为欧洲第一流的大饭店或餐馆所雇佣的大厨师多半是法国人。他们对饮食的讲究程度足以与我们中国人相媲美，甚至把饮食视之为艺术这点上还胜我们一筹。奶油圆蛋糕是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特产甜品东北部的美食中，以海产为最佳。除了海鲜盘之外，蒸淡棻配薯条都是本地名菜。撤满糖粉的松饼是餐后的甜点。啤酒花和菊苣耕种于内地，二者皆可作为蔬菜食用。亚尔萨斯以及洛林尔萨斯有啤酒酿制传统。洛林烹调常用啤酒，亚尔萨斯地区较常用白葡萄酒入菜。亚尔萨斯料理以猪肉熟依为重心，德式酸菜配猪肉和香肠最有代表性。蛋糕派饼也很普遍，特别是奶油圆蛋糕，一种用葡萄干、红醋栗的杏仁奶油味冠形蛋糕，有时还以樱桃酒浸过。海岸线长达480公里的诺曼第在烹调上使用了不少的海鲜。咸水沼泽上所养的小羊因肉质略咸而风味而独具风格。内地所生产的的牛奶可制成牛油、乳酪以及鲜牛油。此地盛产苹果，酿成了著名的苹果白兰地。以美食闻名的里昂是品尝正宗里昂菜的好地方，不论是三星级餐厅的佳肴，亦或是口味浓郁的地方料理家常菜。当地丰富的农产品使本来卓越的烹饪手对推向更高层次，如知名的伯黑斯鸡、墨冯山区的干火腿。法国人习惯用西餐，浪漫的法国菜、浪漫的法国餐，有很多细节值得你慢慢品味。法国人晚上就餐的时间比较晚，大多在晚上8点左右，有的甚至更晚。到了餐馆之后一切经过专家精心设计的、温馨而典雅的气氛立刻会感染你。餐厅的桌椅摆放很讲究，不仅要方便就餐，还要迎合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空间更要得到充分的利用。法国餐厅的服务非常到位，不仅要为第一次光顾的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而且还要记住老客户的姓名及其喜好的餐桌位置。每当这些人来此就餐时，他们都主动上前招呼着客人的姓名，使人备感亲切。
法国餐的每一道菜与饮品搭配是一门“艺术”。餐前1杯开胃酒不可缺少。就餐期间酒的种类，甚至颜色都非常讲究。点肉类食品要配红葡萄酒。吃鱼虾一类的海味要喝白葡萄酒，有些人用餐后还喜欢喝一点白兰地一类的烈性酒。每种酒所用的酒杯都不同。
法国饮食的文化的另一特点：就是咖啡文化，早在1686年，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商人来到这里创办第一家咖啡馆后，巴黎的咖啡馆就一直兴盛不衰。有人说，不到巴黎你绝对不能说自己已经去过欧洲。不进巴黎的咖啡馆，你不能说到过巴黎在巴黎城内外，人行道、广场、花园，几乎无处不是咖啡馆。并且生意异常红火。
法国的咖啡文化源远流长，绝非吃喝消遣般简单。一杯咖啡配上一个下午的阳光和时间，这是典型的法式咖啡，重要的不是味道而是那种散淡的态度和作派。法国人喝咖啡讲究的是环境和情调，在路边的小咖啡桌旁看书、写作，高谈阔论，消磨光阴。本世纪以来，咖啡馆往往成了社会活动中心，成了知识分子辩论问题的俱乐部，以至成了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典型的标志。白色的桌子、篮色的咖啡杯、随风飘扬的遮阳棚，忙碌的服务生、当然还有悠闲的风琴，这些都是法国咖啡馆的特色所在。这些咖啡馆在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蒙马特和蒙帕那斯诞生，而后走向辉煌。法国的文学和艺术新思潮在这里生根发芽。这些咖啡馆也亲眼目睹了法国文化从萌芽到鼎盛在到最后走向衰败。法国饮食文化中还有一个就是葡萄酒文化：法国的葡萄酒文化是伴随着法国的历史与文明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葡萄酒文化已渗透进法国人的宗教、政治、文化、艺术及生活的各个层面，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大国，法国葡萄酒文化也影响着全世界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情趣。法国葡萄酒之所以最好，是因为法国在上述6大因素上的具备天赐优厚的条件。决定葡萄酒好坏的6大因素：葡萄品种、气候、土壤、湿度、葡萄园管理和酿酒技术。同样的葡萄，如果种在山坡上就与山脚下不同，例如，海拔上升则温度下降，采摘时间就得延后，另外，阳光照射时间也很重要，太少则酸，太多则甜，法国政府规定的葡萄从开花至采摘间的日照时数为1300小时；同理，如果土壤不同，质量也不同：土地越贫瘠，葡萄酒越好。土地肥沃则葡萄含糖量过高。湿度也重要：看的见河流的地方才能酿出好酒……
篇6：法国红酒的中国市场前景分析
文章来源：罗纳红酒业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前，主要葡萄酒生产国如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智利、美国等都纷纷来中国开辟市场，中国已成为全球葡萄酒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
有关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国进口红酒数量增长了60%，远远超过国产红酒产量的增长，其市场占有率已从不到十分之一上升至约占三分之一。目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进口葡萄酒品牌上万个。价格从从低端到高端不等，但通过市场表现来看，以中坚阶层为对象的葡萄酒品牌更易获得大众青睐。
近几年来，由于股市频现低迷，楼市渐入寒冬，黄金白银增值缓慢，市场上开始流行一些新兴的投资项目，葡萄酒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宠”。根据市场数据反馈，葡萄酒投资收益涨幅远远将黄金、原油和股票等热门投资品种抛在了身后，如此高的收益也让葡萄酒成为了投资的一大热门。
中国葡萄酒市场潜力近年来更是被业内所认可。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葡萄酒饮用量为0.95升，而全球人均消费量则为8升，法国更是高达55升。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中国葡萄酒市场将成为一场盛宴，今后的几年中，二三线城市的葡萄酒消费市场将大幅打开，至2020年，中国或将成为亚洲的葡萄酒中心。
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虽然潜力无限，但目前市面上品种繁多的葡萄酒品牌让不少有识之士困惑投资哪种葡萄酒才能真正打进市场，实现利润。
法国是传统的葡萄酒生产大国，其罗纳河谷产区更是世界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地之一，罗纳河谷拥有独特的鹅卵石土壤，每日白天鹅卵石吸收过多的热量，到晚上释放热量，使这片土壤里生长的葡萄始终都在恒温下生长，造就了罗纳河谷产区闻名于世的优质葡萄酒。
“罗纳红”源自罗纳河谷产区，是该产区优质的葡萄酒品牌，罗纳河谷特有的鹅卵石是罗纳红的生命质感。罗纳红充分挖掘这一特质，开创了“鹅卵石葡萄酒”的全新品类，更以此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中坚形成精神的共鸣：生的坚强，活的杰出，从而开启法国罗纳河谷葡萄酒在中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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