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屯河区社会环境概况

头屯河区社会环境概况（共3篇）

篇1：头屯河区社会环境概况

浉河区茶产业发展概况

信阳市浉河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处淮河上游、大别山北麓，因一条穿城而过的美丽浉河而得名，享有“豫南明珠”之美誉。全区国土面积1512平方公里，下辖8个乡镇、8个办事处，是中国十大名茶信阳毛尖的原产地和核心产区，是新派红茶“信阳红”的发源地。信阳种茶始于东周，名于唐，兴于宋，盛于清，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评价，“淮南茶，光州（今信阳）上……”；以“五云”、“两潭”、“一寨”为代表的毛尖茶，早在宋朝就被大文豪苏东坡誉为“淮南茶信阳第一”。信阳毛尖以外形细圆紧直，色泽翠绿，白毫显露，内质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香气馥郁持久而享誉海内外，屡获殊荣。1915年，产于董家河车云山茶叶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58年，信阳毛尖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 1990年，“龙潭牌”信阳毛尖在全国绿茶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质量奖金奖；1999年，“五云山”牌信阳毛尖获得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2002年，浉河区被国家林业总局命名为“中国茶叶之乡”，同年，“信阳毛尖”原产地地理标志获国家质监总局批准；2003年“信阳毛尖”证明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2010年，浉河区率先在全市成功开发出“信阳红”茶，改写了北方茶区不产红茶的历史，开启了信阳茶区新的历史。“信阳毛尖”、“信 1 阳红”已经成为浉河区最靓丽的名片，成为向外界展示浉河区形象的一扇窗口。

一、主要成效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浉河区茶园面积发展到60万亩，可采摘面积近54万亩，2015年茶叶产量达到3.1万吨，涉茶产值54亿元。全区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信阳毛尖集团），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家，各类茶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260家。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我们在巩固扩大信阳毛尖名优绿茶生产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信阳红、丹桂信阳红、信阳观音、信阳白茶、信阳黑茶等新茶类；以信阳毛尖为原料的蜂蜜凉茶、茶胶囊、茶微粉、茶含片的研究开发进一步拓展了我区夏秋茶资源的利用。制茶机械、茶叶包装产品初具规模。茶旅游、农家乐正成为茶乡的一大休闲体验特色。

龙头带动明显增强。龙潭茶叶公司、文新茶叶公司、广义茶叶公司进入全国百强茶企业行列，进一步提升了我区茶叶和茶企的知名度。“龙潭”牌信阳毛尖先后荣获“国优金奖”、“中华老字号”、“河南名牌”，信阳红茶业有限公司入选省级龙头企业，浉河港两潭茶叶专业合作社入选“中国十大茶叶专业合作社”，浉河港联农茶叶专业合作 社入选“中华供销总社全国示范社”，茶企业的进一步壮大提升了浉河区茶叶产业化水平。

集群发展加快步伐。编制了《信阳市浉河区茶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12—2020）》，进一步明确了茶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任务、途径和措施保障。着力扶持一批重点骨干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向集团化发展，使之成为全市、全省的领头羊。集群内新上信阳市文新茶叶有限责任公司“三园”建设项目、海军医学研究所孵化基地项目、信阳国际茶城、信阳云龙包装产业园等大型项目，累计投入资金50亿元，目前各项目正在顺利实施。

品牌建设成效突出。全区茶叶企业、合作社已注册商标100多个，知名茶叶品牌15个，其中“龙潭”、“文新”、“广义”为中国驰名商标，“五云山”、“浉河”、“傲胜”、“贤峰”、“南湾湖”、“两潭”、“德茗”、“双碑”、“茶都”为省著名商标，“浉源春”、“天潭”、“绿然”、“豫信”、“九峰”为市知名商标。2016年信阳毛尖区域品牌价值上升到57.33亿元，位列安溪铁观音之后，居第二位。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福建“华祥苑”、“九拓”、“正山堂”等品牌，提高了我区茶产业发展的竞争力。

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我区在全省率先成功研制“信阳红”并推广生产，为茶农带来了亩均增收5000元的显著效益。2013年“信阳红”创制加工工艺荣获省科技创新 三等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信阳毛尖集团研制开发了得正蜂蜜凉茶，区茶业局研制开发了丹桂信阳红，海军医学研究所孵化基地研发了茶微粉、茶含片、茶胶囊。

先进技术推广应用。开展了十万茶农大培训，提高了茶农素质，加大了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到各产茶村面对面为茶农讲解茶叶生产工艺、无性系茶园管理、茶叶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完成无性系茶苗栽种，并发放技术知识手册十万多册，有效提高了茶农科学种茶水平和茶产品品质。

茶文化进一步繁荣。深入开展了茶文化进校园活动，荣获“2011全国中小学生少儿茶艺邀请赛”一等奖。创办了“中国十大名茶论坛”并上升为全国性的茶事活动。已成功举办六届信阳毛尖手工炒茶大赛，有效传承了信阳毛尖传统文化。与“都匀毛尖”主产地都匀市缔结友好合作城市，实现了名茶联姻，促进了交流沟通。先后在信阳、郑州、北京、武汉、福州、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掀起“信阳红”风暴，短短两年时间内“信阳红”红遍全国，提升了浉河茶产业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茶界知名度不断攀升。2009年我区获得“全国十大特色产茶县（区）”荣誉称号； 2010年被评为“中国名茶之乡”，；2011年获得“茶叶科技创新示范县（区）”荣誉称号；2012年我区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茶叶）标准化示范县荣誉称 号，并在“第八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获得“2012年度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示范县”荣誉称号。2013年在“第九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上，我区获得“2013年度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荣誉称号。2009年以来，我区已连续七年被评为“中国十大重点产茶县区”；并当选全国名茶委员会副主任成员单位和中国茶叶质量安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2010年在“中绿杯”中国名优绿茶评比活动中获得四枚金奖，2014年获得了2金2银，而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中绿杯”上，我区再次斩获三金四银；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的2014“都匀毛尖杯”全国手工制茶大赛中，我区选手伍德军、张敦响分获手工卷曲形绿茶特等奖、手工红茶金奖，因组织出色，浉河区茶产业发展服务局被授予优秀团队奖；在2014北京国际茶叶展茶叶评比活动中，我区选送的茶样喜获4金3银，成果丰硕。2015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组织的全国名优绿茶“华茗杯”质量评比活动中，获得3个特别金奖和3个金奖，排在全国参评县区第一位。在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员会主办的“茶人心，茶者行”——“三十座最美茶园”和“十佳茶旅路线”评选活动中，信阳鲲鹏茶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鲲鹏岭有机茶园成功入选“三十座最美茶园”。

二、主要做法

强保障。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大力实施茶叶“富民强区工程”，成立了“浉河区茶产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区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督查茶产业发展。各涉农局委及产茶乡镇一把手为成员，定期研究解决全区茶产业发展存在的体制、资源配置、资金等问题。

重规划。出台了浉河区茶产业发展“6316”振兴工程，对生态有机茶基地建设、名优茶生产、信阳红茶区、茶产业集聚区、龙头企业培育、茶旅游、茶文化发展等重点方面进行了科学规划，使全区茶产业得以科学有序的发展。

大投入。区财政建立茶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列入年度预算，用于茶园基地建设奖补、品牌宣传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及有关茶事活动。积极争取上级扶持，对集中连片面积5亩以上新发展的茶园，每亩奖励50元，为茶农新开发的茶基地每亩免费提供6000棵优质无性系茶苗。区水利、交通、农林业等部门积极支持配合茶园基地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生态防护林等建设。

抓监管。先后制定了《信阳毛尖原产地商标保护》、《信阳毛尖国家地理标志》、《“信阳红”生产技术规范》、《“信阳红”地理标志》、《“信阳红”品牌管理实施细则》、《有机茶园建设和管理技术标准》、《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茶园修剪技术规范》、《茶园农药化肥管理办法》、《生态有机茶园种植管理技术规范》等规范，推广清洁化和标准化生产，狠抓名茶保护和农残源头治理工作。

引人才。一是吸纳科技人才投身到茶乡工作，浉河区已 经选派100多名大学生村干部到茶乡基层工作，为茶乡生产提供服务。二是鼓励乡土人才在茶乡基层发挥专业知识，积极培育种茶、采茶、制茶和卖茶能手。三是引进茶叶专业人才，2009年，区委、区政府引进了6名茶学硕士到茶业局工作。

壮规模。制定了《信阳市浉河区茶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明确了茶叶产业集群发展的目标、任务、途径、措施和要素保障。积极推进科技联姻，以项目促发展。加快推进信阳国际茶城、文新茶叶新科园、信阳云龙茶包装工业园等亿元项目建设；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医学研究所孵化基地，加大茶叶深加工产品研发力度；推动文新三园、广义茶印象园、信阳华祥苑茶叶基地、信阳正山堂茶叶基地、出山店茶果庄园等一批茶旅游项目建设，以茶促旅游。以茶产业集群示范区为平台，出台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全国知名茶企业入驻。

三、主要工作

抓茶园生态化。努力打造“生态茶乡，大美浉河”，坚持以生态化的思维发展茶产业，严禁毁林种茶。建设绿色、有机茶叶生产基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推广使用绿色防控技术，建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推广清洁化加工，开展生态示范区、镇、村建设，建成环南湾湖茶园生态示范带，实现“生态茶乡，大美浉河”建设目标。抓生产标准化。传承保护信阳毛尖传统制作工艺，严格执行信阳毛尖国家标准，建立信阳毛尖初制加工产业体系，由龙头企业、加工业主、茶叶专业合作社领头兴建信阳毛尖标准化茶叶加工车间，组建专业团队负责生产加工经营，提升茶叶生产质量和数量，实现我区茶产业可持续发展。

抓茶农组织化。推广“经纪人+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提高茶农的组织化程度；支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加快上市；培育、发展农村茶叶经纪人队伍，开展“十大优秀茶叶经纪人”评选工作；扶持培育建制完善、管理规范、运行良好的茶叶合作社示范社；建立区级茶产业信息平台，及时向茶农、茶企和茶商提供信息；建立病虫害统防统治、茶树专业修剪、机械化采茶等各类专业服务组织。

抓产品品牌化。支持茶企业实施品牌培育工程，建立以信阳毛尖和信阳红为母品牌，企业、合作社品牌为子品牌的双品牌营销队伍；引导企业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茶和信阳毛尖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工作，建立经销商货源可追溯机制；严格执行《信阳毛尖〃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加强对滥用规范标识、假冒伪劣行为的市场治理；利用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信阳毛尖、信阳红公共商标。

抓销售多元化。一是在传统销售模式的基础上，与区电 商物流办携手，对全区茶农、茶商、茶企进行电子商务培训，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带头入驻淘宝、天猫、京东等知名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茶电子营销，2015年，全区2000余人获得培训，绿泉农业有限公司（公司法人陈星获刘延东接见）、豫信茶叶公司网络销量破千万，文新茶叶月成交量突破2万单，何景明等一批小微企业网上营销年利润突破百万；二是与阿里巴巴联手打造浉河区茶电子商务集群，实施茶电子集约营销。

抓产业集群化。拉长茶产业链条，发展育苗、综合防治、茶叶加工、包装、机械、茶食品、茶饮料、茶日用品、茶化妆品、茶保健品等，形成配套成龙的产业集群。加快发展茶产业相关服务业，如五云、文新茶叶物流配送基地、信阳国际茶城等重点项目建设。

篇2：头屯河区社会环境概况

1 水文地质背景

中上游的硫磺沟煤矿区位于乌鲁木齐山前坳陷的西端, 天山山脉的天格尔山北麓, 区内海拔1000m～2200m, 南部天格尔山山岳耸立, 发育着较丰富的积雪和冰川, 是构成山前丘陵地带、山前冲积扇和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

硫磺沟煤矿区内地层为中新生代及上部古生代岩层, 岩性以砂岩、泥岩及煤层为主, 含水层单位涌水量 (q) 小于0.1l/s·m, 富水性弱, 尤其分布在区域西部的第三系地层, 其岩性以泥岩、泥质粉砂岩、粉砂岩为主。这类岩石透水性弱, 形似挡水墙, 阻隔了地层之间的水力联系。第四系近代冲洪积层主要分布在下游冲积平原和头屯河以东, 在煤矿区只见于沟谷河床, 厚度薄, 故对区内矿床充水意义不大[2]。

本区气候干燥, 降水少而集中, 不利于地下水的形成。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源于区域南部的天山融雪水、融冰水及大气降水。形成之后的地下水流顺地势由南向北运移, 在地势较低处, 一部分地下水储存于具备储水条件的第四系松散物中, 形成第四系孔隙水;另一部分则通过基岩风化裂隙, 构造裂隙补给地下, 形成孔隙、裂隙水, 由南西向北东方向迳流。

孔隙、裂隙潜水运移至地势较低处的过程中, 垂直蒸发或植物蒸腾是其主要的排泄方式。而基岩裂隙水除以泉的形式排泄之外, 由南向北顺地层及构造裂隙主要向准噶尔盆地排泄。矿区范围内在侏罗系地层上建设的矿井疏干排水为主要的排泄方式。

2 煤矿开采现状

硫磺沟矿区煤矿开采历史悠久, 据记载清朝道光年间在万家窑一带就有小煤窑开采。解放后小煤窑逐渐增多, 至20世纪90年代, 生产煤矿近80个, 大多数为年产规模小于3万吨的小煤窑, 采煤方法为仓房式、长壁式、高落式、炮采等采煤方法, 巷道支护为坑木支护, 开采深度多小于200m。

据调查, 目前在矿区范围内, 煤矿达30余个, 除兖矿硫磺沟煤矿 (原昌吉市煤矿) 和屯宝煤矿为大型煤矿外, 其余为中小型煤矿, 区内各煤矿总的年产量近200万吨。硫磺沟矿区含可采煤层为三层, 自上而下为4～5号煤层 (俗称七米槽) 、7号煤层 (俗称三米槽) 、9～15号煤层 (南部该煤层分为上下两层) , 由于9～15号煤层为不粘结煤, 属于低灰、特低硫、低磷、高发热量煤种, 煤层厚度大, 区内厚度一般在32m～38m, 因此成为了煤矿的主采煤层, 主要作为动力用煤和一般民用[2]。

硫磺沟矿区内现有煤矿日排矿井水近5000m3, 除了流淌过程中的蒸发和下渗, 大多只经简单沉淀就排至头屯河中。矿井水主要是开采深度位于侵蚀基准面以下的煤矿排出的, 矿井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含煤地层弱含水层组, 其次是浅部的老窑积水, 个别地段存在大气降水和河水对井巷系统的间接补给。

3 区域水文地质环境现状

3.1 地下水环境质量评述

本区地处区域地下水迳流段, 地下水补给主要依靠大气降水、融冰、融雪水或其形成的暂时性地表水流补给。由于本地区大气降水少, 暂时性地表水水流, 流速急, 历时短, 加之所裸露的含水层表面有风化残积物覆盖, 所以地下水的补给量甚微。

硫磺沟矿区内的地下水由于受构造形态、分布位置等影响, 所以各层组地下水迳流各有所不同, 沟谷内的第四系间歇性砾石地下水, 以泉水、蒸发, 人工排泄为排泄方式。

侏罗系西山窑组含水层组受区域构造的影响流向北西的阿克德向斜轴部, 地下水在运移途中, 矿井疏干排水成为主要的地下水排泄方式。

矿区地下水的化学类型主要有:Cl·SO4—Na、SO4·Cl—Na类型。地下水中以氯化物、硫酸盐及钠离子为主, 分布于煤系地层含水层及以上的含水层中, 主要通过风化裂隙、构造裂隙及采空塌陷裂隙接触融雪水、融冰水及大气降水的补给, 其次为顺层补给, p H值为7.8～8.0, 矿化度一般3.0～10.0g/l, 为咸水, 水质极差, 氯离子含量为70 9.2 0～1 88 8.24 mg/l、硫酸根离子含量9 3 7.4 0～1 3 2 0.9 2 m g/l, 按照G B/T 1 4 8 4 8-93《地下水质量标准》有关规定, 矿化度、氯离子、硫酸根离子均超出三类水的规定标准。近河地段矿化度相对较低, 说明地下水的的运移条件较好[3]。

3.2 水环境质量评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开展的煤田详查工作中, 在头屯河潜水井中采取水化学全分析样进行测试检验, 其矿化度为198mg/l总硬度为150mg/l (CaCO3计) , 氯离子的摩尔百分含量为10.83%, 硫酸盐摩尔百分含量17.99%。而此次在头屯河潜水井中采取的水样的检验结果, 矿化度为413.10mg/l, 总硬度为280.20mg/l (CaCO3计) , 氯离子的摩尔百分含量为10.90%, 硫酸盐摩尔百分含量25.90%。虽然仍属Ⅱ类水标准, 但上述各项指标均不同程度有所提高, 说明水质有恶化的趋势。

4 影响分析

硫磺沟矿区现开采影响范围近20km2煤矿年生产煤炭近200×106吨, 大多数煤矿已开采至地下水位以下, 不同程度地进行矿井水的疏排, 已对头屯河水质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堆积地表的煤矸石, 在温度和含水率适当的条件下, 发生分化解体, 矸石经大气降水的淋滤作用, 会造成对地表土壤的污染, 使有害元素富集, 土壤的盐渍化加重进一步下渗, 将与第四系潜水发生水力联系, 污染地下水。

矿区内地层呈单斜构造, 倾向北西, 头屯河河床又处于矿床露头附近, 目前虽然头屯河对矿床充水影响不大, 但却随矿床的开采和延深, 地表发生塌陷、裂隙、滑坡等, 可能形成头屯河对矿井充水的影响。大量的河水溃入矿井, 之后再人工抽排, 回流至头屯河, 致使河水受到污染。

5 对策与措施

(1) 加大矿井水在地表的处理力度, 建设大型的地面储水设施, 经初步沉淀后, 再对硫酸盐和氯化物进行进一步处理。

(2) 减少矿井水向头屯河的排放量。矿区内的绿化、建设, 以及周边耕地的浇灌以使用经处理后矿井水为主, 还可以用于煤场的降尘。

(3) 对河水与老窑产生联系的河段, 采用打防水墙和帷幕注浆的办法, 对水力通道进行堵截, 减小井下涌水量。

摘要：通过对头屯河中上游硫磺沟煤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的分析, 结合煤矿开采规模的发展变化, 探讨头屯河水质变化趋势, 提出了防止水质恶化的对策及措施。

篇3：重读《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一

《概况调查》的编著者李景汉先生是社会学界屈指可数的老前辈，现任中国社会学会顾问。他于一九二四年留美回国后毕生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早在去定县前，他就已经开始对工厂工人生活、人力车夫生活和各种手艺工人行为组织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北京的穷相》、《京兆农村的状况》、《中国人的普通毛病》等调查报告。以后他又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调查农家生活，写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并于一九二九年五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定县社会调查的准备时期始于一九二四年。是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就已来到这里成立农业科学研究场，提倡平民教育。一九二六年秋选择定县作实验区。一九二九年平教总会由北京移到定县，正式成立“定县实验区”，施行文艺、生计、公民、卫生等四大教育，“用社会调查所得的结果，来推广提倡解决生活问题的教育”(《概况调查》第174页)。从一九三三年起，“定县实验区”发展成为“河北县政设计院”。李景汉先生在定县期间(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始终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埋头工作，先是指导人口、农业等普查，家庭生活抽样调查，个人生活个案调查等，继又着重指导定县经济自给程度及各国经济侵略实况的调查，间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讲授农业调查方法。

《概况调查》作为李先生在定县的最重要的成果问世以后，在社会学界长期被公认为“我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报告”(见孙本文著：《当代中国社会学》第217页)。最近，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及其复活》文中也认为此书“含有深刻的社会学分析”(《国外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

李景汉先生选择位于河北省西部的定县作为一个“大的活的研究室”。这样，定县就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单位，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并以此为单位实地调查全县一切社会情况，大凡地理、历史、政治、人口、家族、教育、卫生、娱乐、信仰、风俗、救济事业、交通运输、农业、生活程度、工业、商业等都在调查研究之列。调查范围之广项目之细在社会调查史上是罕见的。

《概况调查》全书计十七章八二八页，正文前冠以河北省图、定县图、定县城关图、定县自治区图、高头村图、翟城村图等地图十二幅，以加深对被调查社区的空间印象，内穿插照片六十八张，以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形象说明。从内容看，它既包括全县普通概况，又包括定量方面的数据；既包括全县各村的概貌，又包括六十二村及翟城村的典型；既包括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农村借贷和家庭生活费的经济状况，又包括文化、教育、卫生、风俗、娱乐、宗教等社会状况；既包括县衙门的情况，又包括地方团体的情况；既包括天灾的情况，又包括人祸(赋税、兵灾)的情况。因为定县在旧中国至少是北方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这些内容“可以帮助人民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表的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概况调查》第4页)正因于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陶孟和、陈达等，以及和李先生有着交往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翰笙都为该书写了序言，从各种不同角度肯定了这部著作的价值。陈翰笙同志在序言中着重肯定了《概况调查》“可以提供中国北部农业区域的研究资料。”

《概况调查》出版以后，尚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定县地方自治概况调查报告书》等专题报告，以及散见于刊物上的专题调查，如《定县人民出外谋生的调查》、《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定县各国货物输入之调查》、《农村高利贷的调查》陆续发表。这些东西大都偏重于经济方面的调查分析，实际上是《概况调查》的补充和深化。

李景汉先生在定县社会调查结束以后，直至解放前夕一直在清华大学(抗战期间并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担任教授，指导学生调查，编写毕业论文，其中有北京戏剧、电影、报纸、公园、妓女、天桥等调查，与此同时，李先生还兼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从事人口、农业等普查。在此期间，李先生还曾在云南西部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及生活情况进行过调查，担任过呈贡县志的主编，多次出国进修和考察，出席过国际人口学会会议，得为学会会员。解放以后，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担任教授，又在调查研究室担任主任，从事过京郊农村家庭生活调查，同在旧社会调查的家庭生活做比较，写出了《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选入《让事实说话》一书中，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优越性。前年，他又以八十七岁的高龄，重新编著了一本六万字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旨在“作为史料及社会调查方面的参考资料”，同时也表明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抱着无限希望”(见《札记》序言)。李先生的热爱社会调查从事社会调查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二

我国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生前曾对言心哲教授说过：“处今日之世面论古人之非则易，处古人之境，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究应何去何从那实在是一个难题。”从潘先生的感叹中，我们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即在评价一个人或者一部著作时，都不应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概况调查》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它注重从事实出发，学者下乡，科学下乡的学风却也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具体分析一下，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概况调查》中反映出编著者从实际社会调查中总结出的娴熟精巧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技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是局限于在国外学到的所谓科学的抽样方法，也不是拘泥于国外惯用的调查程式，而是从实际出发编制表格，选择标本，进行统计。在步骤上，为了打开局面，消除农民的误解和怀疑，从而得到比较确实的材料。他们首先创办平民学校，作为调查人员与“农民联络情感，解释误会的枢纽”；设计的调查表格力求避免被调查者的误会，“例如标题不用‘户口调查表’，而用‘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不用‘调查员姓名’，而用‘拜访者姓名’”(《概况调查》第131页)。其次采取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方法，即先调查定县的历史、地理等概况，并以县的东部六十二村(东亭乡村社会区)着手进行社会调查，然后推及全县。否则，“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深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名著，也许无济于事，倒许贻害。”(《关于从事定县社会调查的一些经验》，载《清华周刊》第38卷第5期)

第二，《概况调查》一书中有各类统计表格三百十四张，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比较研究的定量分析，俯拾即是。例如第四章第三节通过五千二百五十五家家庭规模的随机抽样，并经过严格测算，得出定县的平均家庭人数为5.8口，接近于西方农村家庭之平均人数的4.5至5口，从而否定了传统结论：中国大家庭制度下每家的平均人数必然远超过西方小家庭制度下的平均人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的小家庭制度尚没有影响中国的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死亡率甚高，尤其是儿童的死亡。”(《概况调查》第139、143页)其他诸如税役负担、生活程度、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乃至农田灌溉等，都是用统计方法随时整理收集的材料，分析各种现象的构成要素。这样就可以避免主观臆断的杜撰，增加调查报告的可信度。

第三，《概况调查》作为一部历史性的资料集对我们仍有参考作用。有的部分可以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参考，如书中较为概括地叙述了民国成立以后军阀混战、人民遭殃的实况：“内战常常发生，人民财产牲畜，损失甚巨，又加以赋税屡增，征收特别捐，人民负担日重”，并指出这“非体恤民生之道”，“一般人民对此也就感觉非常的痛苦。”(《概况调查》第472页、575页)有的部分或可用来编撰县志，研究地方史，或可用来研究中国北部的气候、土壤、水利、畜牧业及农业生产的变迁与发展。至于家庭婚姻状况的调查，教育、文化、民俗的调查，人民生活程度的调查，则系本书的主体部分，可供社会学工作者研究有关问题时作历史的比较。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尽举。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概况调查》的时代与阶级的印记也是明显的。

其一，不管编著者的本来意愿如何，定县社会调查被纳入了“乡村建设”的轨道。创办定县实验区，就李先生等学者说来，目的在于用教育的手段来改革社会。“这种方式，小而言之，是一种以教育为经，建设为纬之文化方式；大而言之，是一种以教育为手段，建国为目的之政治方式。”正因于此，《概况调查》不作阶级分析，许多论断只是在社会改良的圈子里打转转，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立场来看，那么，《概况调查》的根本理论和方法还是处在资产阶级社会学樊笼的禁锢之下，所提出的也仅仅是一些浮光掠影的表面现象，至于这些现象，后面深刻的社会根源则不甚了了。王亚南同志在评价旧中国社会学时指出：“我们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如只是零碎的枝节的困扰在一些个别的社会问题，或者拘囚于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各派矫揉造作的社会类型的观念框架中，我们所见到的中国社会，就被割裂成为彼此孤立或隔离的家族、人口、婚姻、宗教、风俗、传统、文化传播一类具体社会表象，而无法把那些作用在这一切表象背后的共同的社会根源发现出来。这至少是我们迄今尚对中国社会没有理解的基本原因之一。”(王亚南著：《社会科学论纲》第64—65页，东南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六月版)许德珩同志也曾在《社会学讲话》一书中评述美国农村社会学：“他们之机械的肤浅的仅注意于农民的生活、娱乐、健康、贫困之救济，而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农村与都市的关系，来认识所以发生农村问题的原因；不能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来把握农民之贫困，农民的健康和生产率低下的原因。”用这些论断来批评《概况调查》，也是贴切的。因为，这种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社会学研究，自然不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即使有同情农民之心，也无法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更不可能提出根本改造社会，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

几乎是同一历史时期，许多共产党人以及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武器的知识分子，也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也写出了一定数量的调查报告。例如：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陈翰笙同志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主持过上海日本纱厂包身制的调查，还对江苏、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广东境内的二十四个县进行农村调查，着重研究了旧中国农村的土地租佃、雇佣、借贷关系，以及各类农户的生产情况。由于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又亲身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因此写出能揭示旧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和特点的著作，如《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等。这些著作是为《概况调查》所远不能比拟的。

由此可见，我们固然没有理由津津乐道于《概况调查》，更不应把它视为金科玉律，但是，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对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调查及其积累的资料不屑一顾，一笔抹煞，甚至深文周纳，扣上一顶政治大帽子。康生曾经把中国社会学的教授和学者们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甚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成是“帝国主义侦探学”(参见《社会学通讯》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33页)。如今，我们应该对社会学在中国的这段历史重新加以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公允的结论。因为，我们只有根据我国国情，发扬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传统，同时也借鉴旧社会学中合理的因素，随时对变化着的情况进行调查，才能迈上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