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何以成为科学的工具

隐喻何以成为科学的工具（精选7篇）

篇1：隐喻何以成为科学的工具

隐喻何以成为科学的工具

对科学隐喻的认识,是一个从排斥到接受逐步转变的过程.时至今日,许多科学哲学家已经承认了科学隐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在科学认知中,科学隐喻发挥着命名、解释和理论建构三大功能,具有共识性、统一性、完整性和参与性的.特征.

作 者：刘大椿 LIU Da-chun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刊 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6(4)分类号：C02关键词：隐喻 科学隐喻 科学解释

篇2：隐喻何以成为科学的工具

科学技术何以成为人本主义的杀手

人类主体性的确定决定了只有人本主义才能作为人类价值的中轴，科学技术只能是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一种确证，这是人本主义的初衷，然而不加规约的科学技术必然会造成对人本主义的挤压。只有基于人本主义的中轴，对科学技术进行人本主义规约才能消解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压制，惟有如此，人的主体性地位才能在科学技术的再次确证下继续向前延伸。

作 者：伍光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刊 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年，卷(期)：200118(6)分类号：N031关键词：科学技术 人本主义 人择真理 广义经济学

篇3：财务工具何以成为创新杀手

误用折现现金流和净现值

在评估投资机会时,分析人员会将未来的现金流进行折现来计算投资的净现值,而他们在这样做时通常会犯两种不利于创新的错误。第一种错误是,他们假设了一种不进行创新投资的情形,将此情形下的现金流与创新投资能带来的现金流做比较,并假设公司目前的良好状况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是在多数情况下,竞争对手持续进行的颠覆性创新投资,会导致公司的市场份额流失、利润下滑、现金流无法持续保持现有水平。第二种错误和估算误差有关。未来的现金流是很难预测的,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为了应对这种不可知的情况,分析人员通常会预测3～5年内现金流数字,然后算出一个终值用来代表以后每年现金流的总和。然而,这种推算方法往往会放大先前几年所做假设中的错误,而且计算得出的终值,也无法用于与不投资时最可能发生的业绩恶化情况进行比较。因此作者认为,企业在长期成功所需的创新活动上缺乏持续投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套用并过度简化净现值这一分析工具。

误用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

有人认为,评估未来某个创新行动时,管理者只需要考虑创新投资所需的未来或边际现金支出,再把这些支出从可能流入的边际现金中扣除,然后把得出的净现金流量折算成现值。这一原则的数学逻辑没有错——只要以往成功所需的能力还可以让公司在未来继续成功。而未来发展往往需要新能力,因此这种依靠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来获利的想法,会误导管理者,使他们倾向于利用那些可能很快就会过时的资产和能力。另一种相关的误用财务工具的做法,是把资本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当作折旧年限,也会导致管理者不愿投资未来发展所需的能力。

只关注短期每股收益

导致现有公司创新投资不足的第三种财务实践,是把每股收益视为推升股价进而创造股东价值的主要动因。管理者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把重点放在短期股票表现上,而不是公司的长期运营状况上,从而导致他们不愿投资那些不能很快获利的创新项目。

作者认为,目前常见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如阶段-关口创新流程,只会强化上述财务工具和典型做法的固有缺陷。阶段-关口创新流程本身有两个严重缺陷。第一,项目小组通常知道预测数字(如净现值)看上去要多好才能获得资金支持,于是他们会很快调整相关的假设,让一个不看好的项目达到门槛要求。第二个缺陷是,阶段-关口创新流程假设所提出的战略是正确的,可除了渐进式创新项目,战略正确与否是无法预知的。不过,有一些流程有助于评估创新项目,其中包括“探索驱动型规划”。这种规划流程基本上是把阶段-关口流程某些步骤的顺序倒转过来。传统的阶段-关口规划关注的是财务预测数字,而探索驱动型规划突出的是高层管理者最需要注意的方面,即项目取得成功的一些假设条件。它既可以用于创业型企业,也可以用于大型成熟企业。

篇4：隐喻何以成为科学的工具

(有关PePsson教授的培训，见本期专题p12—16页——编者注)

创造性思维与儿童的学习

创造力的激发和体现需要创造性思维(CreativityThinking)，研究者普遍认为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核心。创造性思维能使个体产生新颖的、有价值的产品，并且对问题获得新的解答。创造性思维包括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和联想思维(AssociationalThinking)。3种思维方式的结合是产生创造力的动力和源泉。

创造性思维是人在面对需要作复杂决策情况下，在激情驱动下突现的一种灵感，一种积极的直觉思维；常常又是跨学科的、循着不寻常思路发展的、高质量的综合思维；它是基于已有的、长期积累的知识(概念和模型)和推理之上的思想飞跃；它针对某一特定的目标，并希望对这一目标的实现作出积极的贡献。

学习科学揭示了儿童学习的特征，指出“发展”的概念是理解儿童思维变化的关键所在。儿童是主动的、自我概念发展的主体。他们会主动了解世界，儿童缺乏知识和经验，但并不缺乏推理能力。尽管幼儿没有经验，但是他们善于用已有的知识进行推理。儿童既是问题的解决者又是问题的生成者，儿童试图解决呈现给他们的问题，他们也在寻找新的挑战，他们不但要面对失败，而且要通过对先前成功的建构，精心推敲以及改进自己的问题解决策略。他们持之以恒，因为成功及理解是自我激发的。可见创造性思维对儿童来说应该是思维的自然方式。儿童的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在发散性、独特性等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在成人眼里，儿童所创造的产品未必新颖、合理或有价值，但对比儿童自身而言，却是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对其成长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神奇的魔术水桶与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实验项目高级研修活动中Persson教授的一项有趣的培训活动——神奇的魔术水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境所激发出的儿童的奇思妙想和创造力。

在孩子们的面前放着一个普通的小水桶，当Persson教授从水桶上方的漏斗中倒入红色、蓝色等各种颜色的水时，从水桶下部的导管中流淌出的始终是透明清澈的水，这个神奇的现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孩子们。“这个神奇的水桶里有什么?”开放的问题激发了孩子们的发散性思维，给他们以想象的空间，引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见图1)。

面对学生们如此发散的想法，接下来老师该怎样做呢?Persson教授的回答是：“认真思考和交流这些想法，然后研究它们。”这足以帮助儿童延续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例如当很多学生想到“过滤”的时候，老师即让学生解释他们的画图和想法，很快学生就能得到很多的问题，“什么是过滤?”“哪些物体可以从水中过滤出来?”“什么东西可以当作过滤器?”“水中的红色能被什么过滤掉?”抓住这些问题引申下去，科学探究的目的和任务在学生的心里就能变得越来越清晰，学生也变得越有兴趣，越能主动参与研究。

其实除了过滤，密度、力、蒸发、化学反应等多种科学主题都能从这个有趣的活动找到延伸的途径，把儿童模糊的、错误的想法作为探究的起点，不断地激发学生们动脑思考，动手求证。在这样的过程中，儿童经历着思维的发散、聚合和关联，他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日常经验、寻找可以联系的事物、思索合理和恰当的解释。他们的发散思维逐步迈向聚合思维和联想思维，他们开始理解创造性思维的方式方法，并逐步理解和学会运用。

Morris(2006)指出学生在课堂中的创造力可以体现在：

1.问题和挑战。有创造力的学生具有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不必遵循规则。

2.产生连接和寻找关系。有创造力的学生会从不同角度思考，使通常无关联的事物联系起来。

3.可能性的联想。他们会想象、预见可能性，提出“如果……会……”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考虑事情。

4.探索想法和观点。有创造力的学生会“与各种想法游戏”，尝试不同的新的方法，保持开放的心智，敢于修改想法以达到创造性的结果。

5.对想法、行为和结果进行评判性的反思。他们回顾进展，引入和使用反馈，批判和产生有说服力的观察结果。

让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成为探究教学的有力工具

充满创造力的科学课堂需要有创造力的老师和创新的情境，它能使学习更加有趣、有吸引力、令人兴奋和印象深刻；它发展了学生自身的创造性思维；激发了学生动手验证想法的行为。

想让激发儿童的创造力成为探究教学的有力工具，教师需要哪些有效的教学策略呢?

首先，教师需要创设开放有趣的情境，激发儿童的想象。教师需要倾听学生的想法，鼓励和赞许他们独到的也许并不合理的思路，询问他们从哪里获得这样的想法，并把学生的想法进行分类整理和留存，再从中挑选出适合开展探究活动的主题和线索。让儿童看到他们的想法得到尊重和理解是保持儿童科学好奇心和激发其创造力的基础。

第二，教师需要给学生较充分的时间探索和完成自己的工作。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完成探究任务、体验成功和失败的过程、给儿童更多的主动性是儿童理解科学、提升其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必要过程。在很多课堂上学生动手实验、讨论和交流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教师急于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而忽略了学生的探索与思考。久而久之，学生便会失去探究的兴趣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耐心，而等待教师给出正确的答案和详细的步骤。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开拓精神也就渐渐丧失了。

第三，教师需要创设接受错误、鼓励挑战的学习氛围。通过探究活动学会接受错误，认识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正思想才是真正的科学探究，这点对于保持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尤为重要。科学探究活动中学生经常出现基于其原有经验的错误想法，这为教师提供了搭建接受错误、鼓励挑战的学习氛围的基础。教师对能认识错误、提出问题学生的认可和鼓励无疑是创设良好探究氛围的有效策略，这将促进学生形成实事求是、勇于探求的科学态度，也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和形成。

“科学家们也会遇到问题(就像这个问题：水桶里有什么?)，他们思考出各种不同的想法(假设、预测)，接下来他们探究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探究得出了结论，也引入了新的问题、新的想法和新的探究。”

Persson教授的总结再次引发我们对创造力和科学探究的思考，它们就像一个绳索中的两股，拧得越紧，则越牢固。探究式科学教育是儿童创造力展示和培养的平台，而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则可以成为探究式教学的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韦钰，十年“做中学”为了什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杜,2012

[2]约翰，D，布兰思福特等著，程可拉等译，人是如何学习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杜.2002

篇5：何以成为学者的“天堂”

[关键词]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 发展理念 研究模式

美国东海岸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是一个古朴宁静的小镇,因为有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而闻名遐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立于1930年。1933年起,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哥德尔(Kurt Godel)、赫尔曼·魏尔(Hermann Weyl)、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相继汇聚于此,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圣地以及世界的科学中心。迄今,这里已诞生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全部48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34位是该院教授或客座研究员,另外还有众多沃尔夫奖和麦克阿瑟奖获得者[1]。作为学者们的“天堂乐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并享有崇高声望,对世界各地的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或理论物理领域的大师(如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等)都与这所研究院有过密切的联系[2]。

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发展理念和研究模式的启发,1997年,清华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随后,我国大学开始逐步设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如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1999年)、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2005年)、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2006年)、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06年)、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2006年)、南昌大学高等研究院(2007年),特别是2008年,先后成立了中国高等研究院(位于中央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深圳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大学内部专门成立高等研究机构,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新进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全世界一百多所类似的研究机构中,学术地位最为显要,独领风骚且别具一格。全面介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发展理念、研究模式,并对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对我国高等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立及其发展理念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是世界上成立时间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高等研究院,由新泽西州的慈善家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r)兄妹捐资创立。他们原本希望建立一所医疗学校,但在教育家、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建议下,决定捐助500万美元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附近创建一所“对未知世界进行基础性探索”的纯理论研究的柏拉图式的学院。一开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以弥补现代大学学科建制的不足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一学术研究建制推进的正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所不能充分保证的、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等研究。[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其定位中明确指出:“研究院致力于鼓励和支持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即有助于产生新知识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它将改变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① [4] 始终致力于纯粹的科学探究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最大特点。这种“纯粹性”摒弃了一切功利性的服务职能,它不承担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职能,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the disinterested pursuit of knowledge)[5]。

作为院长,弗莱克斯纳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筹划研究院研究什么,要想做世界顶尖的学术研究,研究方向必须有所取舍。他的原则是:先要物色卓越的人才,然后发展他们擅长的学科,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6]。他到欧洲物色顶尖学者,请来了爱因斯坦,就发展理论物理;请来了冯·诺依曼和赫尔曼·魏尔,就发展理论数学;请来了研究欧洲艺术史的权威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就发展欧洲艺术史[7]。“人才第一”的发展战略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功的首要条件,这种思路深深影响着后续成立的其他高等研究机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谈到,1997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创时,“要往什么方向走,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方面真正第一流的人才来,假如能找到真正第一流的几个人愿意来的话,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发展。”[8]

二、组织结构及研究模式

尽管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和新泽西州立的罗格斯大学及周边的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在1939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楼建成并投入使用之前,一直借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机构的主要成员如冯·诺依曼、范布伦也来自数学系,但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并没有隶属关系,而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实体。

1. 组织结构及其成员

篇6：音乐何以成为歌剧的主导

关键词：音乐；歌剧；主导

中图分类号：J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201-02

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属性。关于歌剧的本质，焦杰在《歌剧美初探》中进行了归纳：（1）歌剧是音乐的作品；（2）歌剧是戏剧的作品；（3）歌剧是音乐戏剧的作品。同时指出，歌剧是熔音乐、舞蹈、戏剧、造型艺术于一炉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体裁，并认为在“音乐戏剧”这一称呼下，方可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任何一种有机结合音乐与戏剧的方式下产生的体裁都可能是有生命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钱苑、林华在《歌剧概论》中也有类似论述。他们将歌剧定义为音乐与戏剧的最高综合形式，是一种把戏剧发展建立在独立音乐结构基础上、以音乐为主导，同时综合舞台布景、造型艺术、舞台表演等的独特艺术样式；并以清唱剧（Oratorio）为例，指出仅有戏剧情节、声乐演唱而无动作表演、造型艺术等其他综合性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不属于歌剧范畴。然而，约瑟夫·科尔曼却有自己独特的歌剧观，他在其著作《作为戏剧的歌剧》序《作为戏剧的歌剧》中，只字未提歌剧的综合性质，认为这不构成其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根本特征。他认为，歌剧是以音乐为中心媒介的戏剧，而“戏”是首要前提，从而构成本书论题的中心内涵。杨燕迪教授在《女仆作夫人》中也认为，歌剧“虽是戏剧，但其中心媒介是音乐，因而它对观众的要求，首先是具备一双音乐的耳朵”。但是，无论16世纪末歌剧诞生之初的“用音乐表演的戏剧”，还是当下的“音乐戏剧”观念，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始终与两个名词紧密相连，即“音乐”与“戏剧”。可以说，歌剧是离不开音乐的，音乐在歌剧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歌剧与戏剧都是舞台空间上的艺术形式，但又不尽相同。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时间上的“时差效应”，歌剧的音乐表现和戏剧的情节进展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同步进行，即是下戏剧高潮点与情节高潮点的不一致，这种适度不平衡的音乐表现与戏剧发展的“时差效应”也能更好地展现出音乐的抒情性特点。相比以语言为主的戏剧（如话剧），歌剧因其媒介的特殊（音乐），用舞台化的歌唱表演而非日常的话语表演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虚拟性。钱苑、林华教授在《歌剧概论》中认为，音乐的这种虚拟空间性使歌剧较之于戏剧，更高于生活，也更富有感染力，“因此雨果的《逍遥王》、萨尔杜德《托斯卡》几乎已被观众遗忘，而听众所拥戴的威尔第的《弄臣》、普契尼的《托斯卡》却久演不衰”。不仅如此，歌剧的空间感亦无需借助舞台布景，可直接通过音乐听觉营造，比如《阿伊达》第一幕第四场中的三重唱，尽管舞台上同时站着安涅丽斯、阿伊达、拉达梅斯，但观众却都很明白，他们彼此是听不见的，他们歌唱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歌剧和戏剧亦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卡尔·奥尔夫就提出，词、曲和场面紧密结合，“能动地掌握和创造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节奏运动的形、神纽带，使音乐、戏剧两条主干的交织发展，在时间和强度上达到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实现了时间—空间、表现—再现的辩证统一”。{1}

然而，戏剧和音乐在歌剧中，谁为主导，谁为中心？这也是关于歌剧本质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歌剧概论》和《歌剧美初探》：“戏剧的发展要建立在独立音乐结构基础上，以音乐为主导的。”杨燕迪教授说：“虽是戏剧，但其中心媒介是音乐。”还有美国学者约瑟夫？科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观念，都无一例外地表明，音乐在歌剧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离开音乐的歌剧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歌剧，由于其音乐的抽象性和完整性而取得自身的独立性”。{2}正如杨燕迪教授所言：“在谈论某部歌剧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某位作曲家的作品，而很难想起脚本作者是谁，比如人们经常会说《魔笛》是莫扎特的《魔笛》，《卡门》属于比才，一提到歌剧中的某个人物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哼起该人物标志性的咏叹调。给予歌剧人物以完整灵魂的是音乐而不是脚本、歌词等表面躯壳，观众只有通过音乐才能更好地了解人物的性格、内心世界。莫扎特在1781年10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歌剧中，诗歌必须无条件地成为音乐的顺从女儿。”科尔曼在《作为戏剧的歌剧》一书中，将音乐对戏剧产生的作用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1）刻画人物，（2）引发动作，（3）营造气氛，并举出许多个案论证音乐在歌剧中的作用。他认为，歌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依靠音乐而非语言、动作等媒介。某些歌剧作品中的人物甚至无需通过言语、动作，便可直接由生动形象的音乐来展现。科尔曼举了一个经典例子，贝多芬《菲岱里奥》中的弗洛雷斯坦在全剧中几乎少有动作，其坚强、刚毅的性格特点主要靠音乐特别是弗洛雷斯坦的咏叹调《在生命的春天》来展现。杨燕迪教授在《女仆作夫人》中进一步论述了如何要音乐来塑造人物，他说：“每当处理人物在极端情形中和危机时刻时的内心波澜和感情冲突，音乐所具有的炽热与深刻，即使陀斯妥耶夫斯基灼烧的内心独白和莎士比亚人物的雄辩诗句也得自叹不如。”可见音乐在歌剧中的分量。

歌剧中的音乐并不是简单的动作配乐，而是具有“直接引发”或“抵消动作”的作用。比如常用转调表现某个突然的动作，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蝴蝶夫人》的读信场景。此外，歌剧中的音乐亦是制造气氛的主要手段，正如杨燕迪教授所言，歌剧中“音乐的笼罩，给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带来了微妙的色调差别和心理暗示”。他还以莫扎特的《魔笛》为例，指出该剧的伟大在于“运用和声的简洁”、“旋律的高洁婉转”、“配器的着意处理”等营造“弥漫全剧的银亮色调”。科尔曼也认为，歌剧中的音乐通过主题发展、节奏变化、音色差异营造诸多奇妙的独特世界。

反之，不符合人物性格特点、与剧情不匹配的音乐即使再优美，也都不是合格的歌剧音乐。钱苑、林华在《歌剧概论》就指出，歌剧音乐区别于戏曲音乐的最大之处就是：歌剧音乐不可随意套用，不同于戏曲有程式化的声腔体系，歌剧的音乐不可张冠李戴，而应为人物量身定做，即使是差不多题材的歌剧作品也应该有完全不同的音乐旋律、主题音调，只有这样，才会塑造鲜明的人物个性，推动剧情的发展，营造独一无二的歌剧世界。罗西尼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有时会为了完成约稿任务、敷衍地套用其他作品的音乐，这种自我复制的音乐显然无法体现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只能是模糊而模式化的。它就无法像威尔第的《茶花女》那样，以音乐来塑造女主角维奥列塔鲜活感人的形象，刻画其微妙的心理变化。{3}

所谓“音乐对戏剧的作用”或者“音乐的戏剧性”都是通过音乐推动戏剧发展的，音乐高潮也是与戏剧高潮同步的。但有时也会出现“戏不够，歌来凑”的情况，比如威尔第的《茶花女》中第一幕的《饮酒歌》就不具备戏剧功能，情节在优美动听的旋律中未有丝毫发展，而观众却得到了很大的心理愉悦和审美满足。焦杰教授在《歌剧美初探》中将这种音乐与戏剧的不同步发展归为情感高潮点和戏剧冲突高潮点的不同。他指出，情感高潮点主要体现在咏叹调及其他形式的独唱曲上，而戏剧冲突高潮点则主要诉诸于对唱、重唱、合唱等多声形态结构。只有当戏剧冲突高潮点与音乐高潮点重叠在一起，两者才会同步进行。前文提到的这种有趣“时差”也生动地揭示了音乐超越戏剧、高于单纯的推动戏剧发展的一面。

再回到歌剧的定义，尽管学者们的表述各不相同，但都强调音乐在歌剧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个主导地位如何体现？单单因为其中有音乐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说音乐剧以音乐为主导呢。歌剧中尚有一些说白、宣叙调，而音乐剧却是从头至尾的歌唱，岂不更应该以音乐为中心、主导吗？其实相关文献中早有答案。杨燕迪教授在《女仆作夫人》一文中解释道：“谈论音乐贡献给歌剧的另一大法宝，即统帅全局的结构作用。”好比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歌剧的情节可以很琐碎，但结构一定要清晰，而能统一其结构、起到统帅引领作用的便是音乐，这就是音乐作为主导的最好证明。从主题旋律的贯穿始终（如威尔第的《茶花女》中贯穿始终的爱情主题、舞会主题，《彼得·格赖姆斯》中贯穿始终的大海主题，不仅推动戏剧冲突，更统一了全剧的结构）到瓦格纳的“主导动机”（其鸿篇巨制——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总时长约17小时，从头至尾达到了奇迹般的统一，其实质就是若干“主导动机”的衍生、变奏、发展），歌剧结构在音乐中得到完美的统一。正如杨燕迪教授所言：“音乐必须始终处于歌剧的中心，但它又应该注意与其他戏剧因素的合作……在理想的歌剧大家庭中，音乐作为贵妇，施政纲领应是‘开明专制。”

注 释：

{1}焦杰.歌剧美初探[J].中国音乐学，1985，（1）.

{2}钱苑，林华。歌剧概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3}引自杨燕迪教授2008年4月24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为研究生们开设的《歌剧研究》课程讲义.

参考文献：

〔1〕杨燕迪.女仆作夫人[J].音乐爱好者，1998，（3-4）.

〔2〕（美）约瑟夫·科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3〕焦杰.歌剧美初探[J].中国音乐学，1985，（01）.

〔4〕钱苑，林华.歌剧概论[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5〕居其宏.歌剧美学论纲[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6〕（美）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篇7：“信仰”何以成为他们的武器?

“9·11事件”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塔利班被赶出喀布尔，“基地”组织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庇护者，执行能力大为削弱，与各分支机构的联系大部中断。

“基地”就此由一个组织变成了一种主义。

本·拉登无疑是该主义的集大成者和象征性符号。

时代风云

拉登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激烈碰撞的时代。

1952年7月，亦即本·拉登出生前3年，以纳吉布和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结束了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但随后，参加政变的两大集团——军人集团和“穆斯林兄弟会”就国家的前途问题发生了分歧：主要由伊斯兰学者组成的“穆斯林兄弟会”主张用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而军人集团则倾向建立世俗化政权。二者终因1954年10月26日的纳赛尔遇刺案而彻底决裂。被誉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之父”的赛义德·库特卜因涉嫌参与谋杀案而被捕入狱。

进入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伊斯兰世界世俗化政权的冲突进一步激化，而且逐渐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相互交织。

1963年1月，伊朗巴列维国王受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垮台的影响和美国的压力，正式发起了被西方理论家称作“白色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所谓的“白色革命”，就字面含义而言，就是要避免由左翼力量领导的“红色革命”和由宗教势力领导的“黑色革命”，自然引起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弹。

当年6月，伊朗宗教组织利用传统宗教节日——阿舒拉节发起了一场反对国王的示威活动，伊朗什叶派精神领袖霍梅尼因支持反国王示威而被捕，次年11月，又因抨击国王给美国军事顾问外交特权被驱逐出境。

就在霍梅尼被伊朗政府流放几个月后，赛义德·库特卜再次被控谋划刺杀纳赛尔而被捕，而且与另外几名“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一起被判处绞刑。库特卜的死，不仅没有削弱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反而成全了库特卜做殉道者的夙愿。后来的事实亦印证了库特卜死前对纳赛尔派来的“招安使”说的一句话：“如果他们杀掉我，我的话就会更有力量!”

库特卜死后16个月，一场战争又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理论家——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拉赫曼十个月大的时候就因为先天性糖尿病而失明。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开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长达两千多页，核心观点就是：圣战是打败伊斯兰的敌人的唯一方法。毕业后，拉赫曼积极利用宗教集会和大学讲坛，传播库特卜的理论，特别强调圣战和殉道者的重要性。拉赫曼的宣传，直接催生了最早一批极端伊斯兰地下武装。

精神“路标”

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潮和伊斯兰世界内外交织的政治斗争，似乎没有对富家子拉登产生多大的影响。拉登给年少时的玩伴和邻居留下的印象是内向、温和，而且不排斥西方文化。虽然有人说他曾过着花花公子一般的生活，但是更多的人作证说，他笃信宗教、拒绝各种现代享受、喜欢过简朴的生活、充满阿拉伯理想主义。

1976年，拉登考入吉达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该大学因为一批被埃及和叙利亚驱逐出境的伊斯兰学者的加入而充斥着伊斯兰高度政治化的理念，他们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殉道者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卜和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想家阿卜杜拉·阿扎姆。虽然本·拉登听过穆罕默德·库特卜和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公开讲座，而且读过赛义德·库特卜的书，但一开始他更赞成赛义德·库特卜的批评者哈桑·胡达比的观点。

哈桑·胡达比曾与赛义德·库特卜一起被捕，当时胡达比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指导。二人蹲监狱期间，曾就“谁是穆斯林谁不是”展开了激烈了辩论。

出狱后，二人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胡达比的《传教者，而非审判者》认为，任何一个穆斯林均不能否定另一个穆斯林的信仰，只要他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证明自己的信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

而库特卜的《路标》则认为，当代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世界支配性的社会政治体系正处于蒙昧、无知的黑暗(贾希利叶)，一种罪恶、非正义、挣扎、漠视伊斯兰神圣指导的状态；虔诚穆斯林的任务是复兴伊斯兰，透过宣教(达瓦)和武装圣战(吉哈德)的方式，彻底改变贾希利叶社会；彻底改变贾希利叶社会、使之成为真正伊斯兰社会是矢志不渝的穆斯林先锋队(塔利阿)的职责；坚定穆斯林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真主的统治(哈基米亚)，即结束所有罪恶、挣扎和压迫，确立安拉对世界最高主权统治的社会。

超越导师

1979年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本·拉登。那场因为苏联突然入侵阿富汗而爆发的战争最终成了全球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总动员和极端思想的大熔炉，而带领本·拉登从胡达比宽容的伊斯兰理念转向库特卜激进观点的引路人则是他读大学时的老师阿卜杜拉·阿扎姆。

虽然拉登读书时听过阿扎姆的讲座，但是与阿扎姆亲密接触还是阿富汗战争爆发以后。二人再次聚首阿富汗之后，共同创立了一个“服务办公室”，为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兵源和资金，而且设立了一个圣战者训练营。

阿扎姆和拉登的活动对阿富汗人最终赶走苏联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无从评估，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活动，参加抗苏活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逐渐熟悉了一个源于阿拉伯语qafayndal的词汇——al Qaeda。

al Qaeda一词现在被广泛译为“基地”，但是根据长期深入“基地”组织内部“随军”采访的英国《观察家报》记者雅松·伯克介绍，al Qaeda的直意可以是“基地”、“营地”、“家”或“根本”，同时它还含有“组织”、“原则”、“方式”、“方法”和“普遍真理”的意思。1987年，阿扎姆曾号召参加抗苏的极端宗教分子说：“每一条宗教原则都得有人去维护，每个人都应该扛起重任和做出牺牲，此为我们的alQaeda!”阿扎姆此时所说的al Qaeda是“根本”的意思。

1988年4月，阿扎姆给一本名为《圣战》的杂志撰文时，正式对al Qaeda一词的含义进行了阐述。阿扎姆此时谈论的al Qaeda就是“基地”的意思，而他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给穆斯林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且发挥“唤醒穆斯林”的基地作用。

虽然本·拉登接受了阿扎姆有关“基地”的理论，但他的理论和行动很快就超越了阿扎姆为“基地”设定的界限。

阿扎姆虽然从库特卜那里继承了圣战国际化的观念，而且他的思想直接催生了一批国际化的恐怖分子，但他本人是反对使用恐怖手段的，特别是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活动，因而他从未把

“基地”与任何军事意义联系起来，而且他所主张的圣战是把占领者从穆斯林的土地上赶出去。

但是，本·拉登不但支持使用恐怖手段，而且认为“圣战”的对象还应该包括“违背教义”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

1988年，当他正式把他和阿扎姆共同创立的“服务办公室”改组成“基地”组织时，虽然名义上沿用了阿扎姆提出的“基地”概念，但赋予它的职能却包括了推翻所有被他认为“腐败无能”的政府，驱逐它们背后的西方势力，最终废除国家疆界。1989年11月24日，阿扎姆遇刺身亡，拉登正式成为“基地”组织的领袖。

至此，赛义德·库特卜和阿卜杜拉·阿扎姆所倡导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被本·拉登改造成了为伊斯兰教教义所不容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以美为敌

但是，对于拉登及“基地”组织的上述变化，美国人当时几乎毫无察觉，因为几个月前，拉登及“基地”组织还是他们反苏的盟友。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王室亦感到了威胁，便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拉登闻讯后，要求会见沙特国防部长。当他摊开地图，向国防部长讲述如何不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就可以击败伊拉克时，国防部长问他，如何对付伊拉克的飞机、坦克和生化武器?他回答：“我们用信仰打败他们。”沙特王室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同意了美国的驻军要求。拉登对此很是恼火，写信指责沙特王室背叛了伊斯兰教义，寻求西方的保护是引狼入室。几个月后，流亡海外的拉登便接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伊拉克的消息。

“海湾战争对拉登的刺激很大。他自认为自己代表了贫穷和正义的穆斯林，凡是欢迎美军进驻的阿拉伯政府均已异化，成了美国的帮凶。海湾战争之后，拉登便与美国彻底决裂了，而且就此走上了反美之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很快就感觉到了昔日盟友所构成的威胁。

1992年12月29日，亦即美军从索马里撤出后不久，与索马里隔海相望的亚丁湾一家旅馆发生爆炸，两名奥地利游客被炸死。后来美国情报部门认定，此次爆炸是拉登发动的第一起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

1993年2月26日，美国俄克拉荷马世界贸易中心北座地下车库发生爆炸，造成6死1042伤。爆炸案主使拉米兹·尤塞夫很快落网。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资料显示，尤塞夫曾于1991年接受过阿富汗“基地”组织的培训。

同年，美国中情局总部大门口发生枪击案，两名中情局雇员当场毙命。枪击者卡西逃到阿富汗后被美国特工抓获。中情局顺藤摸瓜，花了近三年才最后摸清，枪击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拉登。

随后，虽然美国情报部门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对拉登实施搜捕行动，但仍然没能阻止拉登和“基地”组织对美国全球目标的袭击，直至“9·11”事件的发生。

“美国显然是拉登实施恐怖活动的主要对象。他的伊斯兰复兴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第一步，驱逐美国；第二步，各穆斯林国家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李伟说。

何以“惑众”?

2006年9月，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出版了他的回忆录。

穆沙拉夫说，“基地”组织的执行机构遍布40多个国家，主要策划针对阿富汗、伊拉克、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东南亚、北非、欧洲、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行动，目的是：1，让现有的伊斯兰教组织变得更加激进，去没有伊斯兰教组织的地方建立新的组织；2，使其他宗教的信徒皈依伊斯兰教；3，把美国人从穆斯林国家赶出去；4，与以色列和美国对中东的图谋作斗争；5，支持各地穆斯林为追求自由而进行斗争；6，整合所有穆斯林资源，为圣战事业服务。

“基地”组织所奉行的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何以能够产生，而且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追随者?

首先，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基地”组织的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准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埃及和伊朗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两个中心，前者因为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产生了“伊斯兰复兴运动教父”赛义德·库特卜，后者则因为不满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而成就了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无论是库特卜，还是霍梅尼，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追随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向社会提出的问题切中了现实社会的流弊，而且能够利用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资源对之给出自洽的解释和提出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的解决方案。埃及之所以会成为恐怖分子的主要来源地，与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盛行不无关系。

其次，欧美国家外交战略的负效应直接推动了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激进化，而“基地”组织所奉行的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化的产物。拉登从一个胡达比理论的支持者转变成一个库特卜理论的信徒，再到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领袖和坚决的反美斗士，每一步均与欧美国家以武力强行向伊斯兰世界植入自己的价值观、民主模式紧密相连。因此，曾有人评论说，是美苏制造了拉登和“基地”组织。

最后，一系列“圣战”的胜利向极端主义分子展示了恐怖主义的有效性，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追随者。1989年苏军从阿富汗撤离、1992年美军因“黑鹰”坠毁事件而撤离索马里、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2001年“9·11”事件致使美国遭受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均被极端主义分子解读为“圣战”的胜利，以此向信徒们展示了一条实现他们推翻“腐败”政府、驱逐外来势力、复兴伊斯兰社会的有效途径。经过“基地”组织理论家们的包装，被伊斯兰教义所不容的恐怖主义活动亦披上了“圣战”的外衣。

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宣布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之后，瑞士《伯尔尼报》发表评论说，尽管美国取得了对拉登的胜利，但“基地”组织撒下的种子还在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