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论文（精选6篇）
篇1：鲁迅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关键词】 韩国鲁迅研究/东亚鲁迅研究/中国鲁迅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这方面，视野极为开阔并且整体概括能力十分强的朴宰雨教授，始终关注并持续研究韩国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韩国鲁迅研究得到了系统的独立阐释，并获得了独立形态。在他的《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黎明期”提示着鲁迅进入韩国的意义，是后来的鲁迅研究能够发展起来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鲁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着被殖民化的民族历史的痛苦记忆；他概括的“潜迹期”鲁迅研究，则是民族争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达；他非常重视“开拓期”和“急速成长期”，认为这是学术意义上的鲁迅研究形成和发展时期，他是这样分析“急速成长期”出现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在军事法西斯统治与财阀独占的局面之下，虽然收到经济急速成长效果，但是权力与企业勾结，权钱交易，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深化，贫富悬殊，一般民众处于残酷而黑暗的情况，腐败蔓延等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鲁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读中文的一些年轻学生与研究者的强烈共鸣，这班人多站在从鲁迅文学思想、社会实践中借鉴而打开韩国现实黑暗局面的立场，不顾违反禁忌，猛烈开展了介绍与研究工作。”[1](p3)对于韩国七、八十年代变革运动中涌现出的遭罢教、入狱的李泳禧、任轩永与鲁迅深刻的精神联系，他有着更为具体、深入地分析和说明，即“现代韩国变革运动”直接推动了韩国鲁迅研究的发展，体现了与鲁迅精神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构成1990年以后韩国鲁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发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韩国鲁迅研究史，又是韩国学者对鲁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对“研究史脉络”梳理前，写有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的“翻译史概观”，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韩国鲁迅研究与日本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种“历史对话”中发展起来的，这使他对韩国鲁迅研究独立形态的阐释显得更加凿实，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鲁迅为何亦属于韩国？”“鲁迅已经属于过去式？还是属于将来式？”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断言：鲁迅是属于东亚的。
篇2：鲁迅研究论文
关键词：杂文，讽刺艺术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其中充满了自贬、俗化、讽刺、仿词等万紫千红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深刻的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民族魂‛人物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今天我们给它的解释是用艺术的手法对某些错误，弱点进行揭露、批评、攻击，以使大家对这些错误、弱点有更鲜明，深刻，清楚的理解认识。所以说讽刺它是一种手法，而不是文学。它可以是口头讽刺也可是动作讽刺，还可以笔墨讽刺。鲁迅擅长的就是笔墨讽刺，其实讽刺是为了增加语言效果渲染气氛的。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
一、修辞技巧(一)夸张
夸张是将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事，用于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如《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单从标题看，这已经是一种逻辑上的夸张，如何会由这样的前提得出那样奇怪的结论呢?鲁迅自有解释，他说中国女人的脚‚不小则已，小则必求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摇摇摆摆。‛可见，中国人并非中庸，‚其实颇不免于过激的‛。这样的推论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从假设到结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却确有夸张的成分，尤其后面得出的‚孔夫子有胃病‛的推论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文中还写道：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一味溯古求源的有考据癖的人疯狂运用考据来为复古的程度。如果连‚孟子的母亲是小脚女人‛这样的‚古迹‛也能考出来，那中国的历史不知要被这帮人糟蹋到什么地步了。鲁迅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考据癖‛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不惜翻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莫须有的证据的行径。
夸张也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又如《偶》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而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是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提牢/只剩下一把馄饨担。骆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剩下一担
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二)反语
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辣‛应该缓行》里，‚《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外，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杀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呜得意，以创建‚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再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子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那些卖国贼‘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指航明灯；而‚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那些卖国贼喊捉贼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的丑恶面目。
(三)比喻
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往往比抽象的说理更生动、更鲜明、更深刻。鲁迅善于把握住对象的内在精神，扼其要而传其神。如《看书琐记(三)》中将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比喻成厨师与食客关系: ‚厨师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师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帐"。批评家们摆出专家的架势，对作家的作品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说不定他们自身的监赏水平和道德水平就有问题，也许‚挟夙嫌‛，也许‚神经病‛，鲁迅借此取笑了某些批评家吹毛求疵不懂装懂。
类似这样精彩的比喻在他的杂文里俯拾即是，如他把投机文人比喻成‚革命小贩，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把谄媚的汉奸比喻成‚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二丑‛；把利用愚民政策害人民于无形的专制统治者说成‚细腰蜂‛，‚蚊子‛，‚青蝇‛。这些比喻准确深刻，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事物的本质，具有典型的意义，并一度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某种现象的代名词。
《拿来主义》一文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既是评论精当的文艺论文，又是文辞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所论述的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能在于余字的杂文中进行清楚、准确、深刻的论述，主要就得益于比喻的精彩运用。比如，巧妙的将外来事物以及本国的文化遗产比喻成一座旧宅子，然后通过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形象的说
明了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深刻道理，又比如，以‚鱼翅‛和‚鸦片‛为例，说明了对待外来事物的正确方法；‚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档的吃掉，只不过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会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的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一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些方法既加强了文章对道理的表述，也显示了作者的联想能力和分析能力。
他的杂文随有政治特点，但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
(四)仿词
仿词指比照现成的词语，更换其中个别的语素或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的修辞格式。在鲁迅的杂文中，这类辞格的使用也比较广泛，例如：《望勿‚纠正‛》中鲁迅说热衷于标点和校正小说的‚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来听胡适说汪还健在，只好改成‚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由‚已经‛到‚未经‛的仿造，颇见鲁迅调侃的功力，让人不禁想起马克吐温著名的黑色幽默来。又如：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臵之不议不论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婆理‛由‚公理‛仿造而来，鲁迅不明说绅士们如何自以为是，损人不利已而是以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将他们卑鄙可笑的丑态揭露出来。‚黑话‛是由‚白话‛仿造而来，鲁迅笼统地说白话黑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巧妙地表达了鲁迅对文言的反感以及对那些反对白话的复古倒退人的批判和讽刺。此外黑话即是指文言文。黑话词又让人联想到‚流氓盗贼帮会等所使用的秘密的语言‛。文言文原来是和‚黑话‛一样，恐怕那样死钻文章纸堆的人了解这一点后会要瞠目结舌了。
鲁迅杂文中的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遗老‛就有‚遗少‛由‚老头子‛就是‚小头子‛，有‚喜形于色‛还有‚义形于色‛，有‚憨态可掬‛，还有‚平正之状可掬‛，这些仿词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达到了讽刺的效果。
二、词汇的选择
鲁迅曾谈到他的小说语言时说：‚采说书而去致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事实上，不仅小说如此他的杂文也常常采用这样的‚博取‛来达到讽刺的效果。如《暴君的臣民》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死的话‚哎呀‛活的高兴着。‚哎呀‛是人们常用的一个口头语，表示惊愕、叹息、忏悔、伤心等情绪也可表示惊喜、庆幸放心安然等等。此处的‚哎呀‛可指死者死到临头的惊愕，继而叹息，虽包含了大尽的懊丧和怨恨，却已经不明白地死去，呜呼哀哉！活的呢，也许也会对死者来一句‚哎呀‛，但他却是幸灾乐祸的‚高兴着‛。因为事不关已，所以暗暗庆幸。一句‚哎呀‛的口头语的运用，狠狠批判了麻木不仁的民众，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却从未想过要联合起来 推翻它，结果不知何时暴政就暴到自己头上来了。
惯用语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固定的词或短语，其形成比口头语更凝练也更丰富，极富表现力。如在从《新的‚女将‛》他写道：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
副对……做起戏来……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
‚玩把戏‛和‚女将‛都是惯用语。‚玩把戏‛原指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这个词用在俗语里一般含有故弄玄虚，耍伎俩坑蒙拐骗的意思。如‚这个小瘪三最喜欢玩把戏了‛。而‚女将‛通常用来形容很有能耐的女子，有时则含有贬义，暗指女人不像女人。古时‚玩把戏‛时有了所谓的‚女将‛，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女将‛，他们是上海滩的某些太太小姐们。这些太太小姐们穿着戎装护士服，将他们的图片刊登在上海的一些画刊上，一副保家卫国的打扮。她们虽然看起来像要精忠报国，其实只是装装门面，‚做戏‛罢了。正如旧戏里的‚女将‛一样，‚玩把戏‛而已。鲁迅借此讽刺了上海滩太太小姐们的矫情和做作。
在广泛运用俗语的基础上，鲁迅还善于运用古语词。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极为广泛的涉猎和透彻的认识，古代的经史子集逸闻趣事及至诗词典赋、民谣俚语、在他是招之即来，挥洒自如。他在以白话为主的杂文里常常适时插上几句文绉绉的‚子曰诗云‛，往往增强文章的讽刺力量。如《我们现在这样做父亲》里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好了。这才是完成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是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溪‛为业，行辈自豪，那便是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勃溪‛语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溪‛，原始婆婆和媳妇吵架。用‚专以‘勃溪’为业‛描述爱打鸡骂狗的不称职的父母，既显得新奇又很幽默。鲁迅在文中声讨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指出族权父权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他认为父母对子女，‚应该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而不是‚专以‘勃溪 ’为业‛，限制他们的自由，束缚他们的发展。
此外，鲁迅还善于拿来外国文学的养料，‚别求新声于异邦‛，取材异域。如谈所谓‚大内档案‛写道：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因为sandwich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
‚Sandwich‛和火腿是西方流行的食物。Sandwich是用两块面包一夹，中间添一些蔬菜黄油之类的佐料，看上去又鲜艳丰富。火腿则是一根一根面粉加肉的‚直肠子‛，没有什么花样。鲁迅说王国维‚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即指他的秉性像火腿一样耿直而纯粹，王国维对‚国家‛的崇敬和爱护正好抬高了‚大内档案‛的身价，罗振后来把它们卖给日本人时自然可以多赚一笔。这样一来，王国维不就成了夹广告的Sandwich了么？蒋彝潜先生是个例外，对古典文化教育的维护还没有到那种偏执的程度，只因为Sandwich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罗振玉要把‚大内档案‛卖给日本，当然说它们是宝贝了。
三、语法的活用
鲁迅不仅能将平淡简单的词和语素用讽刺效果来对于有些词语则并不变更词的构成语素，而是将它的语法功能变换移位，或是将词语的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调度一下，产生讽刺的效果。如当时外国文学被广泛地引入中国，可是有些译者不考虑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中文表达的习惯，只是单纯地根据字面进行翻译，甚至闹出将‚银河（milky road）译成‚牛奶路‛的笑话，鲁迅因此写道：中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无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厅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不好，不多‚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文中将名词活用为动词，即影射了这件事，讥笑赵景深译出‚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来。在句
式上，鲁迅善于借鉴西方。他常使用‚欧化语体‛，采用语意和语调的转折，使行文起伏跌宕，盘枝错节，逻辑层次清晰，论辩的讽刺性大大的加强。有时鲁迅喜欢带上‚狗尾巴‛，在将道理和自己的态度阐述之后。如：和尚本应该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其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吧，那简直是一定的。
说法海‚怀着嫉妒‛，先是用‚大约‛，在后面加上‚那简直是一定的‛，加重了对法海的多管闲事的诅咒，又让人读来峰回路转，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鲁迅杂文是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记录了从新文化运动到1936年以来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心灵变化史、一部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是鲁迅思想的直接表现，包含着他丰富的人生感悟和社会经验，他在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常常比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尖锐、更透彻。因此，鲁迅杂文是了解鲁迅思想、鲁迅小说等其他作品最好的参考资料。总而言之，鲁迅的杂在对敌人或有害事物揭露、批评、抨击时常常采用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讽刺手法，从而使他的杂文更具有了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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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
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
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
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教学目标：1.学会从文章中寻找专题小论文写作的角度。2.学习运用材料分析论述观点的方法。3.指导学生在阅读写作中体会作者博大情怀。教学重点难点：学习运用材料分析论述观点的方法。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之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怀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
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民族魂‛的代表人物，我们需要阅读他的诗文，走近他，感受一代伟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的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1.阅读教材提供的精读课文，感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等等问题的冷静思考，感知鲁迅先生对青年的深沉大爱，领悟先生从事文学创作所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2.通过引导学生学习精读课文，结合以前学生学过的鲁迅其他作品，体会鲁迅杂文像匕首像投枪的犀利风格，以及鲁迅的讽刺艺术。
3.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鲁迅先生对历史、对传统、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
即使青春是一枝娇艳的花，但我明白，一枝独放永远不是春天，自贬,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诗学,分析,春天该是万紫千红的世界。即使青春是一株大地伟岸的树，但我明白，一株独秀永远不是挺拔，成行成排的林木，才是遮风挡沙的绿色长城。即使青春是一叶大海孤高的帆，但我明白，自贬,俗化,鲁迅,杂文,讽刺,修辞,诗学,分析,一叶孤帆很难远航，千帆竞发才是大海的壮观。
篇3：鲁迅小说人物研究
一、受尽压迫而竭力反抗的人物
鲁迅笔下描绘了一批饱受压迫但竭力反抗的人物形象, 例如祥林嫂、单四嫂子、子君、涓生、狂人、阿Q等等, 这些人物形象在塑造时也有个性和共性的差异。《明天》中单四嫂子看着宝儿纺着纱发出对明天的祈祷, 祥林嫂用自己的美好明天以及自己的儿子来安慰自己, 可以说这都是他们对旧社会压迫的反抗, 甚至阿Q的“精神胜利法”都是对这种压迫的无意识反抗。只不过这种欺软怕硬、夸耀过去、幻想未来的反抗手段是很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种反抗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们的反抗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 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迫害的本质, 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封建迷信的方法来对抗封建压迫, 这种反抗在当时社会虽然没有掀起大风大浪, 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竭力反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狂人, 狂人是鲁迅笔下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 他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复的思索, 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狂人揭露了封建社会残害人的本质, 并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抗议。还有子君和涓生, 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虽然最终他俩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但是他们这种主动反抗的精神是对反封建专制的强力宣言, 也对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二、饱受封建思想侵蚀的人物形象
被封建思想影响侵蚀的人物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例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阿Q几乎集封建礼教、迷信等于一身, 可以说他是一个封建思想的集合体。在文章的开头, 鲁迅就描写了一场因姓氏而引起的风波。旧社会姓氏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因此阿Q借着酒性要和赵家攀亲戚, 这反映了阿Q思想深处的封建迷信, 然后后来在在描写阿Q的恋爱时, 她的封建思想, 愚昧形象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都是受过封建压迫的个性人物, 鲁迅通过这些人物展示出他们受封建思想摧残的不同侧面。例如孔乙己虽然穷困潦倒, 但是仍然不愿意代表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长袍, 还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经常向别人炫耀, 这就体现了封建思想中的“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心里的根深蒂固, 也是他受封建压迫的深刻表现。而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神权、族权以及夫权的压迫下, 始终抱着寡妇不能再嫁的观念, 当她被卖到贺家坳时, 她扯着嗓子嘶喊, 甚至撞香案来表示自己的清白, 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的禁锢。封建思想除了在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中明显存在外, 在农民之间也是存在的, 闰土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
三、麻木愚昧不悟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但是由于封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极其严重, 因此在这多重的压力下, 他们又矛盾的显示出一种愚昧和麻木来。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也是愚昧的, 这就是这些人物的共性。但每个人物让人哭笑不得的斗争又反映了不同的麻木和愚昧, 这又展现了这些人物的个性。鲁迅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个性化的愚昧不悟。第一种就是将革命等同于闹剧或者游戏的, 例如华老栓以及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 华老栓将革命者的牺牲完全忽略, 而看客对于革命者的牺牲采取的不是理解而是赏玩。第二种麻木就是将压迫作为说服自己的理由, 这种“变态”的心理把他们的愚昧无知表现的淋漓尽致。陈士成和孔乙己是这种类型下的典型人物。陈士成乡试十六回都没有成功, 于是在失魂落魄中想象着金钱落入水中而亡;孔乙己以读书为自己的骄傲, 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教孩子们“回”字的四种写法, 他们痛苦一生也在不明不白中结束了。第三种描绘的就是思想被牵着鼻子走的迂腐的人。柳妈的到了阴间会被分成两半的言论深深的刺激了祥林嫂, 于是她拼死拼活筹钱捐门槛, 最终还是在寒风之夜死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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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王元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
一、1930年代末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一位青年学子全家也夹杂其中。当时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舍不得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里。这位青年学子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思想家王元化先生。那时,他仅仅十七岁。
两年后,1939年10月,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景宋、巴人等著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一书。在这本以名家为主的论集中,出现了一个生疏的名字:洛蚀文。这是王元化最初的笔名,名下是一篇很长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鲁迅与尼采》,这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篇从学理上系统探讨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学术论文。之前,1938年8月29日广州《黄花岗》旬刊二卷四期刊出的张震欧的《鲁迅与尼采》,虽然首次开辟此课题,但是仍嫌浮于感想,过于简单,而这篇论文却是长篇大论,相当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尼采的关系。该文讨论的中心,是“鲁迅在他的世界观里是不是吸取了尼采主义?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从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对待人性、理性、个性主义、妇女的不同态度,论述了鲁迅与尼采的根本区别。文章思辨性很强,材料也很丰富,不足之处是在强调鲁迅与尼采的区别时,忽略了鲁迅所受尼采的深刻影响,使该文显得有些生硬和偏颇。然而作者王元化当时还是一位十九岁的青年,诚如该书编者在《编后》中所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于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革命性,估计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的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的分析,却非常的正确。”
之后,王元化受到当时在学术思想界处于权威地位的胡风等人的重视,开始活跃在中国文坛,用方典、函雨等笔名发表了很多鲁迅研究和文艺理论文章。
1949年建国以后,他以更加充沛的热情投入写作,1950年10月10日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从他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的热爱一直是贯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的身上。即使像《阿Q正传》这篇被人歪曲成作者‘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的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用‘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
总之,从1930年末到1950年代初,王元化对鲁迅一直抱着极为崇敬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鲁迅先生引导他从青年时代跨进革命文学,他一直是衷心爱戴鲁迅的青年学子。而这时他从立场、观点到语言,都不是自己独具的,而是从领袖毛泽东那里套用来的,顶多不过是做了一些诠释罢了。
二、1980年代提出“综合研究法”
1955年王元化被打成“胡风分子”,十年“文革”中又遭受迫害,沉默了二十余年,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出山,对鲁迅和鲁迅研究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1981年7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的《鲁迅研究》第四辑上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笔者有幸做过这篇重要论文的责任编辑。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最主要的是主张鲁迅研究要运用“综合研究法”,并引用恩格斯的“分工的奴隶”一语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对鲁迅研究者提出这样的希望:“我们的研究者最好从拘于一隅的狭窄范围走出来,就力之所及争取做到博一点,至少对于和自己专题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科,也花功夫去钻一下,这不仅有好处,也是必要的。试问,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某一作家,能够不去了解他的时代、社会和环境么?——这就需要有一些政治、经济、历史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和前代或外国作家的继承或借鉴关系,和同时代作家的交互影响以及对后代所发生的作用么?——这就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知识。能够不去了解他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时代思潮、思想根源和美学观点么?——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史和美学的知识。我以为,这些知识都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鲁迅研究并不例外,甚至还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鲁迅曾经说过,专家多悖,博学者多浅。倘使抛开上述应有的知识,孤立地研究鲁迅和他的作品,不但难免于悖,而且也往往流于浅薄和空疏。因此,我倡议鲁迅研究尽量采用综合研究法。”
谈及如何写作鲁迅传时,他又建议:
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的《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就需要对鲁迅的对手,如早期代表国粹派的《甲寅》杂志,陈西滢和他所属的新月派,当了过河卒子的胡适,提倡语录体小品文的林语堂和以苦茶名斋的周作人为代表的所谓京派,以及在另一领域内,并非敌对而属同一革命营垒的创造社、太阳社,直到晚年时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的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评述。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甚至变成无的放矢的空话。这是鲁迅生前所担心的。似乎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掌握鲁迅对手的资料,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作出实事求是的深入评述。今天我们可以用清醒冷静的头脑公正地去评价过去我们文学史上那些功过是非了。不能以单纯的顶礼膜拜之情,更不能以意气用事的褊狭之见来代替科学的论断。让我们采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中论述别林斯基与波列伏依、森柯斯基、歇唯辽夫的论争时,以及在论述别林斯基所属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所属的奥格辽夫小组之间发生分歧时,那种忠于历史、尊重事实、公正无私的良史直笔吧。
今天重温王元化1980年代所提出的“综合研究法”,仍然感到耳目一新。对今后的鲁迅研究依然有着深远的启示作用。
三、1990年代对鲁迅局限性的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后,王元化最为突出的思想贡献是对“五四”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反思“五四”,就不能不涉及鲁迅,由此他也对鲁迅的局限性做出了震撼人心的反思。
(一)关于激进主义:王元化说:“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承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王元化未把“五四”视作“激进主义”的滥觞。相反,他确认,“保种图存”的国族焦虑与近代改革的屡屡挫败,致使中国大地自二十世纪初(1903年)便风行无政府主义。作为最早传入我国的西方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实质便是“激进主义”,为了改变现状,主张走极端,即使诉诸暴力,只破坏,不建设,也在所不惜。他注意到深受无政府主义浸润的文化人士除刘师培外,“当时一些和平稳健人物,如蔡元培、马叙伦,甚至太虚和尚”也系此列。此风弥漫到“五四”,启蒙家亦未能免疫。胡适坦承他曾为当时梁启超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之愤词而感动。陈独秀更是将政治激进之正义喻为“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这就让人联想起鲁迅的另一番话,说为了能在黑屋子开扇窗,你偏说要掀屋顶,反倒奏效。这叫“矫枉必须过正”。诚然,后人难以体认先驱在鞭策民族进步时曾肩负何等黑暗,但历史遗训也在提醒读者:纵然把“激进主义”归咎为国史的诡异所编导的悲剧,国人也千万不宜将此史实层面的无奈,夸耀成史识层面的智慧,“以致形成以偏纠偏,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极端”,“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的政治批判运动中”。
(二)关于“遵命文学”:王元化在1998年12月10日日记中写道:读鲁迅,得以下二条”语录:一曰“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并说:“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瞿秋白、冯雪峰等的影响”,“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见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三)关于对“第三种人”即“中间地带”的批判:“第三种人”即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王元化说,鲁迅“参与批评文艺自由与‘第三种人’运动”,源于“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同时把中间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认为中间派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
(四)关于进化论问题:王元化认为“天择物竞”理念经严复《天演论》之译介,曾激励了国人自强的民族尊严,但把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内涵特定的生物学学说,“抽象化”为“新的要比旧的好”这一“思维模式”,这就不是“通俗”,只能说是“庸俗”了。然而,“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这种进化论”,包括鲁迅。虽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下半叶说,他过去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才使他纠正了相信进化论的偏颇”,“不过这种反省只限于指出进化论缺乏阶级观点;至于‘新的必胜过旧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并未改变”。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其转向在瞿秋白看来,或许政治意味甚浓;但若着眼于思维模式,则鲁迅的“阶级论”,不过是把“庸俗进化”,从原先的人类代际关系域搬到社会政制轮替域罢了。换汤未换药。所以王元化在私函中,会不无嘲讽地用两个醒目的引号,来转述鲁迅的名言:“无产者之所以有‘未来’,由于他们是‘新兴’阶级缘故。”
(五)关于“个体”与“集体”问题:早在1988年,王元化就曾疑惑:像鲁迅那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怎么也会在《二心集》期间淡化“五四”所提出的自我意识、人性、人道等普世理念呢?1990年代以后,他进一步认为:鲁迅这样有“革命家”情结的左翼人物,当他面对既拥有军事“实力”,又具备道义感召力,且已经给出荣誉席位,诚邀他一起奋斗、一起夺取政权的红色营垒,条件则是请他收起他曾高扬的“个性解放、人性、人道”,他因而将自己视为理应融入“集体”的“个体”,犹如一掬水汇入江湖之后,所必然会作出明智的自我微调。因为此“集体”不是别的,正是“集团”、“组织”、“阶级”或“多数人”诸冠名的总称。
(六)关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王元化在1998年12月10日日记中写道:“读鲁迅,得以下二条”语录的第二条就是:“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他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全相反?……”他不同意这种“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
(七)关于不宽容论敌的问题:王元化指出,鲁迅一旦自以为掌握的是真理(即“真理在握“),必不容怀疑,更不容别人反对,甚至“就会以真理的名义,将反对自己和与自己有分歧的人,当做异端,不是去加以改造,就是把他消灭掉”。这显然是不妥的。
(八)关于废除汉字问题:2006年10月25日我访问王元化先生时,他当面跟我说过:“关于文白之争,鲁迅说过对反对白话的人要用最黑暗最黑暗的咒语诅咒等很激烈的话,唐弢说如果看看当时的情景,知道当时反对白话的人说得更激烈,就会感到鲁迅骂得并不厉害了。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反对白话的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激烈、恶毒,鲁迅的说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没有一点过激的呢?其实,当时主张白话的人,有很多的说法,像钱玄同就认为中国书不能看,中国人讲的话也坏透了,不准讲中国话,一律讲世界语,或者讲外语。这种主张实际上并不能说明白话都是合理的,像这样的论调几十年反复地讲,没有分析。”王元化主张今天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四、王元化反思的价值与意义
王元化关于“五四”和鲁迅局限性的反思,问世后立即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反对意见轰然而起。主要意见是认为他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吓坏了,退缩进保守主义的营垒,对五四运动和革命历史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我认为:王元化的这些反思,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重要标志。
首先,对鲁迅局限性研究,绝对不是贬损或者否定鲁迅,而是将鲁迅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境界。王元化说:“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王元化对鲁迅局限性的研究,是为了还原真实的“五四”时代,把鲁迅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对之进行否定和歪曲。
鲁迅早就借用郑板桥的诗,告诫要给他写传记的日本学生增田涉说:“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什么“神仙”和“圣人”,而如王元化所说:“鲁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说过,他的身上背负着两个古老的鬼魂,一个是韩非的峻急,一个是庄周的随便。”承认自己只是历史发展链条的“中间物”,希望青年超越自己,而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所以,鲁迅不仅不反对后人指出他的局限性,而且是盼望能够这样做的,只是须入木三分,而不要“搔痒不着”。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不仅是王元化,一些对鲁迅有着长期研究的功力极深的研究家,也在致力鲁迅局限性的研究,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实绩。例如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就指出鲁迅对明末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未曾注意,本身存在小生产者影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并非是对鲁迅的贬损,恰恰是鲁迅研究进入科学化的标志。
其次,王元化对鲁迅局限性的分析是有思想的学术,又是有学术的思想,绝不像有些人那样是不学无术的空想或者缺乏思想的挑剔。1994年王元化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说:“我一直希望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倘不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子毕竟应在知识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不应抛弃自己的本来职责。记得少年时读到鲁迅在抗战前夕所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所能做的仍是运用手中那支笔,这笔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做‘金不换’。这句话很能代表我今天的心情。我们只是想做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而别人没有做的事。”他对鲁迅局限性的分析,正是在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进行探幽烛微、指点迷津的学术分析。例如对为什么鲁迅既反专制,又赞成秦始皇的分析就是这样的,他指出:“这是由于秦始皇在六国纷争后,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这在当时看来,对中国是最为重要的。鲁迅就曾对秦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表示了赞许。我曾经用历史走错了房间来解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专制主义。这是他们想不到并违反初衷的。”从谨严的学术分析出发,辨析一些难解的思想问题,就比空谈要有说服力。
再次,王元化在分析鲁迅局限性的同时,比以前更为有力肯定了鲁迅的价值。这是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随时随处可见的。例如在谈研究《文心雕龙》的体会时说:“我喜欢《文心雕龙》跟鲁迅对刘勰这部书的推崇是有关系的,鲁迅书中有五处论述到《文心雕龙》,都是极其精辟的。比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有‘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四语,鲁迅说刘勰在这里所要阐述的是那些《离骚》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含深哀焉’。鲁迅用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其中的涵义。他说刘勰这四句话,隐寓着悲哀:那些模仿者没有一个人看出屈原的深刻思想。他们不知屈原的成就不仅在文学上显示出华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所发出的正义呼号。我原来是读过《文心雕龙》的,当时就看不出这里面有这么沉痛的意思。读了鲁迅的简短评语后,再读《文心雕龙》就有深层体会了。此外,《文心雕龙》另一篇文章《程器篇》中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已焉’。鲁迅对此评价说‘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化有极其精深的见识。现在为什么不在这领域进行很好的开拓呢?”他对鲁迅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五、余言
当然,王元化晚年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也非尽善尽美。例如他在谈中国知识分子个性消亡一事时说:“‘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后来却成了历史的讽刺,个性消亡了,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螺丝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荡然无存了。许多人是到了三十年代“左”倾化之后,才放弃个性解放精神的。像鲁迅这样伸张个性的思想家,也是在那时候说自己属于遵命文学的。”这一看法有片面性,诚如夏中义先生所说的:
鲁迅也未将自己全部、彻底地上缴,此即笔者屡屡慎用“若干”、“暂且让渡”及“自我微调”诸字眼之故。否则,鲁迅也就不必在1931年如此惊动国人应“温故知新”:“温故”,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朱元璋当了明太祖后,“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知新”,则是上海的工人赚钱开小厂,“对付工人反而达到绝顶”。结论:“记载说明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
鲁迅为何能在《二心集》留下如此“另类”文字?也许是他对史实暨现实的惊人透视力所致,也许是当他给“第三种人”摆脸色看时,也有自己人会给鲁迅摆脸色看。这是最令晚年鲁迅忧伤的。鲁迅将此喻为从营垒朝其背后射来的箭。“忧伤”不是“忧患”。家国之“忧患”是可以大书特书感动天下的,营垒之“忧伤”则不宜向外人道,只是郁闷,或仅在日记与私函偶然流露一二。钱理群对此做过很好的研究。那是一扇可洞悉晚年鲁迅心境的幽邃小窗。笔者只想说,鲁迅晚境所忍受的刻骨忧伤,其实是钱理群的北大导师王瑶(1914—1989)以及王元化,都曾领教的。他们都曾是奋勇追随左翼的热血者。但很快,他们与鲁迅相仿,当他们把献身的赤诚交给“我们”时,“我们”却在太长的时间,仍不将他们视作真正的“我们”。这太让人寒心。这表明,封给鲁迅的那顶“革命家”帽子,无论生前、身后,只是一个名分,是政治清誉,并非组织上、思想上的刚性认同。这样也好,不至于太遮蔽了鲁迅的本色。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鲁迅和许多向往“无阶级社会”和民主、自由的真诚的文化人,在为了大局而牺牲自己个人的见解、兴趣、利益和欲望的时候,却偏又遇上了新的“皇帝”和“奴隶主”的冷脸和鞭子。他们在失望之中,又透出“心境的幽邃小窗”。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鲁迅原本就是一个活在人间的人,一个在特殊时代和特殊境遇中熔炼而成的天分很高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后来被政治浪潮推上了“神坛”,变成了“神”;随着1980年代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他又逐步还原为“人”;又伴随着鲁迅研究的科学化,一步步对他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他开始成为一个“历史的人”。所谓“历史的人”,实质上就是显现了他出现的历史环境、历史原因和产生的历史作用、功绩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篇5：鲁迅研究
那是一个飘渺的神话，却看到现实的影子；
那是一位文学巨匠，却一直辛辣锋利……
序言、补天、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九个章节，从故事中揭示了现实的丑陋，人民的贫苦和对人生的追求。这也是鲁迅一生的真实写照，在这里面更能表现鲁迅对革命的追求和抱负。
作者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都化作一只只锋利的笔抒写在文学史上，但又是锋利的言辞变成了优美的文字，在愤怒之余还有享受的机会，使我越来越想靠近这位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巨匠大师。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奔月》，也最能体现鲁迅构思。后羿的故事本来是说：天上有十个太阳，老百姓被晒得受不了了，这时后羿出来，把九个太阳射了下来，留着最后一个保证人们的生存发展。对于这样一个英雄，鲁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他当年怎么射日，怎样创造丰功伟绩，而是描写英雄业绩完成以后，后羿有什么遭遇。——“以后”，这才是鲁迅所关注的。鲁迅对很多问题都喜欢追问“以后怎么样”。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在五四时期谈到女子解放，有一个共同的命题，是从易卜生《傀儡之家》那里拿来的，就是“娜拉走出家门”：这是五四很有名的一个命题。大家都这么说，鲁迅却要问：“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他回答说：“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他的思考就是这样彻底而特别，老是追问“以后”。现在同样的，鲁迅也要追问：后羿完成其英雄业绩以后，会怎么样，有什么遭遇。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只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
这一段描写是非常精彩的。后羿虽说已经落魄了，但雄姿仍在，可这仍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因为当所有的奇禽异兽被射死以后，他就没有施展自己才能的对象，面临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而且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整天纠缠在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这就导致了他自身精神的平庸化，使他无法摆脱内心的那种无聊和疲倦感。这里写的不仅是一个被遗忘、遭背叛、被遗弃的外在的悲剧，更有一种内心世界的变化所导致的内在生命弱化的悲剧。鲁迅在这里，实际上是讨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先驱者的命运问题，不只是指后羿，实际也渗透了鲁迅自己的生命体验，五四过去之后，先驱者都面临类似后羿一样的遭遇与命运。
无论是《奔月》，还是《理水》，《非攻》，读《故事新编》都会感觉到他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先驱者的命运的问题，一切为民请命者的命运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两种“调子”：崇高的与嘲讽、荒诞的，悲壮的与悲凉的。两种调子互相消长，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而且小说后半部分情节都忽然翻转，把前面的情节颠覆，很像现在所说的先锋派小说和后现代小说。而这样的复杂化的叙述与描写的背后，隐现着鲁迅的怀疑的审视的眼光：他要打破一切人、我制造的神话。
篇6：鲁迅小说研究 论文
究
09 语教3 王振华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 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
（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 2001
4、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