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的近义词（精选4篇）
篇1：二的近义词
【成语】丁一卯二
【拼音】dīng yī mǎo èr
【简拼】dyme
【近义词】丁是丁，卯是卯
【反义词】藕断丝连
【感情色彩】褒义词
【成语结构】联合式
【成语解释】丁：通“钉”，这里指榫头;卯：器物上接榫头的孔眼。丁卯合位，一丝不差。形容确实、牢靠。
【成语出处】元・无名氏《抱妆盒》第三折：“要说个丁一卯二，不许你差三错四。”
【成语用法】联合式;作定语;指确实
【例子】张平《抉择》：“基本上可以说是丁一卯二、十拿九稳。”
【英文翻译】very definite
【产生年代】古代
【常用程度】一般
篇2：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王二开的包子铺是村子里唯一的包子铺。村里人要是想吃包子, 只能到王二家来买。王二卖包子是一笼一笼地卖, 而不是论个卖。一笼6 个包子, 10 元钱, 一口价。
村里人对王二的包子有不少抱怨, 最大的抱怨是价格太高, 一笼包子的数量太少, 馅也太少。那么, 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少?这件事情很难说清。难处就在于, 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和王二一模一样包子的店家。
现在, 中国老百姓关于中国税负水平的抱怨越来越多, 简单的总结就是抱怨税重、福利差和收上去的税没有都花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把中国的税负问题想象成王二的包子, 那对中国税负的抱怨基本上也就是村里人对王二包子的抱怨: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少。
关于税重, 官方的回应一直是: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属于比较低的。证据是, 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0%多一点, 其中税收收入占比还要低, 比起很多发达国家40%甚至更高的税收占比, 中国的税负实在谈不上很重。
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比较。讨论税负高不高, 一个很关键的变量是政府通过收税所提供的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质量及数量如何。
在这个意义上, 6 个一笼的小包子卖10元钱可能都贵了, 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卖20 元可能并不算贵。因此, 直接比较中国和国外的税收占比, 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因为这种比较完全没有考虑缴税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在美国, 很多好的学区, 不仅房价高, 而且物业税也高, 但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在那里居住。原因很简单:他们知道自己缴的税最后会花在学区学校上面, 因此, 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
这就立刻涉及第二个抱怨, 中国的公共产品好比那种“6 个一笼的小包子”, 而不少发达国家, 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 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属于“12 个一笼的大包子”。在发达国家居住过的人都会发现, 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 包括医疗和教育, 不仅收费低甚至完全免费, 而且服务质量也很好。因此, 这些人开始抱怨中国的公共服务差, 觉得中国也应该朝发达国家的方向走。
可是, “6个一笼的小包子”和“12个一笼的大包子”同样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东西。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本问题。如前面所说, “12 个一笼的包子”可能性价比很好, 而“6 个一笼的包子”可能性价比很差, 因此必须考虑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税收负担。但所有的公共产品都不是免费的, 所谓的免费只是不直接对用户收费而已, 政府总是要通过收税的方式来为公共产品买单的。在不比较成本之前, 单纯地觉得包子越多越好, 本身就是错误的。
第二个更深刻的问题。即便没有成本上的考虑, 即便“12 个一笼的包子”单价更低, “12 个一笼的包子”也未必总比“6个一笼的包子好”。
这就像因为肯德基的家庭套餐单价更低, 就得出每个人去肯德基都应该点家庭套餐的结论一样是荒谬的。这涉及一个政府规模和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的问题。教育、医疗和养老在很多国家都是公共支出的大头, 政府是不是应该包办这些?是应该更多地参与还是应该积极地退出?这几乎在每个发达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而不同的国家做出的选择是很不一样的。西欧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就是对福利国家模式, 也就是对高税率和高福利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国家主动或者被动做出的选择都是削减支出, 特别是福利支出。
而中国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和避免重复福利国家的错误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取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公共产品的提供恐怕是太少了。但现在要避免的则是矫枉过正, 因为承诺给予过多的福利, 会给将来留下巨大的财政包袱。
最后, 中国老百姓抱怨的“馅太少”则恐怕是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事情: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还太低。
解决公共部门效率低的最有效办法未必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 (虽然这是应该做的) , 而是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 让市场和私人单位来提供那些不是非要公共部门提供不可的产品和服务。换句话说, 如果10元钱6个包子馅太少, 最有效的做法不是让王二以后上6个一笼的大馅包子, 而是让王二一笼上3 个包子就行, 然后少收钱。
所以, 关于王二的包子究竟是不是价格太高、数量太少、馅太少, 我的答案是有可能、未必和没错。但最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是某一个机构的看法, 而应该是一个社会选择。因为, 国家只能有一个公共财政体系, 而需要服务的却是十多亿状况非常不同的老百姓。
开公司与月饼税
王二开了一家公司, 雇了几十号人。王二是个好老板, 公司挣钱的时候就给员工发奖金, 过年过节也会额外发过节费。当然, 王二自己是老板, 因此最大的红包总是留给他自己的。
王二还是一个很守法的老板, 一直按时纳税, 因此那些奖金、过节费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一分钱也不曾落下。王二员工的收入不算很高, 因此缴的税还不算太多。但王二就不一样了, 他是老板, 一年收入不菲, 因此个人收入所得税也一直缴得很多, 一般都是最高税率45%。
王二的做法合法合理, 但却成了老板圈里的笑柄, 因为没有别的老板像王二那样心甘情愿地把自己45%的收入直接缴给国家, 更不要说给员工发的那些钱也都要缴税。老板们都很清楚怎么避税, 他们把自己的秘诀传授给了王二。首先, 坚决不给自己发工资, 但是全家的开支都从公司支取, 一支笔、一卷卫生纸都从公司走账。车也是用公司的钱买, 拿公司的钱养。反正公司是自己的, 花公司的钱就是花自己的钱。这样做的好处是, 没有工资自然就不用缴个人收入所得税, 而且, 自己一家的开销可以做成公司的成本, 从而降低公司的利润, 最后公司缴的税也会变少, 可谓一举两得。其次, 员工的过节费什么的, 能发实物的尽量发实物, 或者组织员工出去旅游, 或者发购物卡, 总之就是不发现金。不发现金, 财务上就容易处理, 可以不体现为工资收入, 最后既可以逃所得税, 又可以增加公司成本, 做低利润, 公司一样可以少缴税。
王二依“计”而行。这样做的结果是, 虽然王二的员工看起来也受了益, 但是最大头的好处还是给王二拿走了。他现在不仅不用缴个人收入所得税, 就连公司原来缴的税都下降了。
2011 年中秋节前, 一场关于“月饼税”的争论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 中秋节各单位所发的月饼也要和其他工资收入一样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本不是什么新闻, 但一经冠上“月饼税”的名称, 不禁让人觉得国家连月饼都不放过, 税实在太重了。
月饼其实是小事, 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应不应该对实物福利或者说非货币福利征个人收入所得税。这里的答案是:应该征。
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原因。
第一, 不对实物福利征税是对按章纳税的公司和个人的不公平。王二之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成为笑柄, 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没有钻别人都钻的空子。不对实物福利征税的结果是, 任何用现金发福利的公司都会比发实物福利的公司面临更高的税收负担, 这其实是在惩罚依法纳税的人。这样下去, 更坏的结果是, 很多企业都选择钻空子, 这样国家的税就收不上来。
第二, 不对实物福利征税很可能会使收入分配状况更加恶化。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税率是累进的, 也就是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 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但是, 如果不对实物福利征税, 最后得益最多的极有可能是高收入阶层。这个阶层中的很多人是企业主, 他们对于自己的收入用何种方式实现有很大的决定权以及腾挪空间。如果实物福利不用纳税, 那就等于是给这些人开了一个合法避税的口子。对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只是月饼, 而对于这些人就可能是房子、车、奢侈品等等。
其实如果需要向民让利, 有更简单的方式:即把免征额提高一点或者税率降低一点, 完全不需要在月饼要不要缴税的问题上做文章。
篇3：王二的故事
“王二出国回来了没?”
“他也能回来?这个浑球!”
“当初他不是说爱国的吗?该回来了。”
“扯蛋的！他不说爱国谁放他出去!”
以后没人相信王二爱国，所以王二不会回国，这一点毋庸质疑。
二
王二就是我。
毛主席死之前，我还是个知青。后来闹革命，我们被下放到云南，每天在农场干活，再后来其他人都走了，就留我一个，说我还没被改造好。实际上我不过是跟组织上闹过一两次矛盾，他们想整我，就说我夹在书里的片张树叶是他们农场里的树上的，给我定了罪，叫“破坏社会主义大树”。其实这一点很冤，因为虽然我会爬树，但我没那个必要在一天劳累之后再去偷偷摸摸地爬树破坏社会主义大树。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第一，被组织上定义为后进青年的王二如果要破坏社会主义大树，那么农场只要有王二一天，就不可能再有社会主义大树，甚至连社会主义树芽也不会有；第二，王二没有作案动机。因为当时王二负责喂猪，猪根本不爱吃树叶。那些猪要比王二挑食，既然王二不爱吃树叶，猪就更不爱吃。但当时我没有跟他们诡辩，因为那些糊涂蛋认为我是神经病，不可理喻，所以我也不再理他们。
后来，来了一个知青慰问团，把我从农场救了出来。关于树叶的事，我老实交待说这其实是我老家一棵槐树上的，离开了家乡，没什么带的，因为那里实在太穷，穷得连树叶都能当饭吃，这就是为什么王二离开家乡之后那么讨厌吃树叶。临别前，老妈不放心，怕王二到了外面没树叶吃，就趁夜色把村头槐树上的树叶都摘了下来。其实那树上也就剩下一两片树叶，一般这样的树都不可能带着叶子熬过夏天，所以这里不可能有“秋风扫落叶”的情景。王二走前当着妈的面吃了一片树叶，还有一片说是到路上吃，然后就把它夹在书里，到路上就忘了，所以一直记不得书里有片树叶。直到组织上派人来搜我的屋子找证据证明我有破坏社会主义的趋向时才发现它一直躺在：书里。
四
后来我到一个学院去教书，目睹了几个老教授跳楼的事，听说都很有学识，因为申请出国深造，被组织上认为跟外国人有私交，然后就被禁锢在这里。闹革命时被批得十分厉害，都挺了下来，后来又给他们定罪，说他们是卖国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大树上的蛀虫。令组织上吃惊的是，这个罪上午才定下来，下午这几个老家伙就跳楼自杀了，脑浆像豆腐渣一样四溅，震动了整个学院。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出国的事绝口不提。
五
在学院待了8年，有了点成就了，还跟几个知名的教授合作了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学院似乎已经容不下我，几个教授也鼓励我去外国见识见识。
于是我向组织报告了这件事。
那时候组织还在发挥余热，对我的报告有意见。后来知青慰问团的人来参观我校，向组织上提交了我热爱家乡的事，还保证我是爱国的。于是组织上很不情愿地批下了我的出国证件。
1年后，我出国了。
六
在国外，有一次上厕所，随意带了一本书，却又看见了那片早已干裂的树叶，皱皱巴巴，一碰即碎。
我看了很久，甚至忘记了我是在厕所里，我想：王二啊，树叶离开了母体已经如此悲哀，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国呢?
篇4：王二的余粮
春节期间，往往是经济新闻的淡季。但一条中国在去年12月减持340多亿美元美国国债的新闻，却引起了不少的波澜。虽然340亿美元看上去不是一个小数，但媒体的沸沸扬扬恐怕只能算是过度解读。340亿美元，占中国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不到15％，可以有很多技术性的原因，导致这15％的波动，比如说持有的债券到期但尚未重新投出，比如说直接持有的美国国债下降但通过第三方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
最重要的是，给定美元债仍然有这个世界上最深最厚的固定收益市场，给定国家外管局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在国际上新投出300亿-400亿美元的资产，这个世界上估计没有哪个基金经理能够做到用如此规模增加投资，又要求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同时，而不增加美元债持有量的。
话说回来，假设中国真的开始减持美元债了，这件事真的会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吗?其实很不一定，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保持一年3000亿～40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盈余。几个月前，笔者在这个专栏写过一篇《王二的粮食》，解释为什么储备货币并不是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率低的根本原因，现在可以继续那个故事，解释为什么中国在不减少对外盈余的前提下减持美国国债未必会伤害美国。
想象一下：一个岛上住着三个人，王二、张三和李四。王二干得多吃得少，每年下来都有余粮。张三是自给自足式的，一年到头正好吃光花光，不多也不少。李四有点好吃懒做，每年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得找王二借才行。几年下来，王二手上全是李四打下的借条(俗称：外汇储备)。粮食这东西有个特点，没法放，不吃就烂了。所以，王二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借给李四多生产出的粮食也是烂掉，谁让王二自己吃不掉呢(俗称：内需不足)。
李四一边找王二借粮食，一边还老是指责王二，说什么都是王二粮食生产得太多，遏制了自己生产的积极性，王二要是不生产那么多自己又吃那么少，李四不可能这么好吃懒做。所以，李四老是嚷嚷着要告王二倾销。
王二觉得很委屈，又想起李四干的一些别的让自己窝心的事情，一咬牙决定今后不收李四的借条了(俗称：减持美元国债)。然而又有了一个问题，不收李四借条没问题，但每年多打的没吃掉的那些粮食还是在那里。于是王二只能找到张三，说我这里粮食多，要不然借给你吃吧。张三想，王二来得正好，昨晚李四还说要来借粮，要打一张借条，搞得我这里粮食不太够吃了，这样一来就好办了，于是打了一张借条给王二，拿走了粮食。第二天李四来借的时候，张三一手把王二的粮食交给李四，一手收下李四的借条。
从王二的角度说，他的粮食还是多，只是手上的借条由李四变成了张三，实现了不直接借粮给李四的想法。从李四的角度说，虽然从王二的手上直接借不到粮了，但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借到粮。这个岛上其实只有王二有余粮，所以李四最终借来的粮食只能是王二的，只不过经张三转了一把手而已。而张三在这里只是个中间人而已，多出了一堆债务，也多出了一堆资产，一正一反，正好抵消。
虽然这个故事做了很多简化的假设，但事情的根本还是：中国减持美元国债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改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盈余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赤字国这一现实。中国可以在外汇资产组合上做各种优化，但放眼全球，真正在借入钱的主要还是美国人，而真正在借出钱最大的，就是中国。减持，最多是不直接借给美国政府了而已，但到最后，钱还是会间接地流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