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精选9篇）

篇1：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加入WTO的影响，不只在经济领域与对外关系上，更在法律制度上。WTO将从外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行政法治产生巨大推动力。入世对行政法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几乎是全方位的，无论是行政法观念，还是行政法制度都面临着挑战，都需要改革和完善。如果说，在加入ＷＴＯ的进程中，我们曾经历过艰苦的谈判，那么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比漫长谈判更加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如何实现入世承诺,如何使国内的法律制度与ＷＴＯ的要求相融。就此而言，中国的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律制度面临一个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WTO与中国行政法观念的发展

行政法观念是统帅行政法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WTO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行政法观念方面。

WTO规则与我国入世所作的承诺，多处涉及到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其中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影响最深。WTO基本法律原则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非歧视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世贸成员各方平等对待、互利互惠,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公平、公正；第二类：关税减让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世贸成员各方尽量减少和消除贸易障碍和壁垒，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贸易，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取向是自由；第三类：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内容是要求世贸成员各方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公开其法律、政策、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以便世贸成员各方能随时获取相关信息，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公开。上述观念将对我国行政法观念的发展提出根本性的要求：

1．拓展平等的观念，不仅要强调对国内公民或组织相互间的平等关系、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平等关系，还要重视对ＷＴＯ其他成员方公民和组织的平等；

2．强调公平的观念，实施非歧视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等)；

3．确立法制统一的观念，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ＷＴＯ协定的统一实施；

4．坚定权力受制约的观念，要求行政主体在ＷＴＯ规则与国内法规定下依法从事行政管理活动；

5．强化公开的观念，政府应实行信息公开化、活动透明化，以便公众监督，消除腐败；

6．深化服务行政的观念，不仅要有为国人服务的观念，而且还要将服务的对象拓展到成员方的公民或组织；

7．树立有限干预的观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适度、有限,其有限干预不仅应符合ＷＴＯ协定的要求,而且应能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协调、健康与持续发展。

二．WTO与中国行政法制度的发展

（一）WTO与行政组织制度

从ＷＴＯ的精神和我国的承诺看，在以下方面对行政组织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1．政府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市场，进行管理，即政府的职能定位，是行政组织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行政经济”，国际贸易不是封闭的贸易保护而是跨越国界的自由经济，一国政府的职责旨在促进人民的幸福、保护人民的权益，因而它不应是财富的“掠夺者”，也不是追求赢利的企业或市场主体。政 1

府应是服务主体、是管理者，应履行好其应履行的基本行政职能。因此以往那种全能政府的观念必须彻底放弃和改变。

首先，政府是管理者，而不是经营者。这是由政府管理市场的公正性要求所决定的。从自然理性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管理的公正需要建立在管理者的中立基础上，管理者不能同时又是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经营者。行政组织法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政府持股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关系,确保管理主体的中立。

其次，政府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但不是唯一的管理者。凡是能由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的事情，政府不必介入；凡是能由行业组织或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律的事情，政府主要履行监督职能；只有那些只能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情，才由政府直接管理。如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垄断、确保公平竞争、提供社会保障等。再次，政府是管理者，但以服务为其主要内涵。政府应当提供市场运作所需要的政策、信息和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由于我国具有“行政至上”的传统,加上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政府习惯于强权性管理,服务意识淡薄。这种状况与入世的要求不相适应。

2．行政权力需要重新界定。开放市场，减轻管制，降低关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哪些权力必须由政府行使，哪些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必须为个人或市场主体或社会中介组织保留，必须在行政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在经济领域要作适当的退出，许多事情可以转交给社会、企业和个人。在管理方式上，政府要从过去的计划审批转变到服务监督。如果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经济自由将不再存在。严格地说，政府权力界定是与政府的定位相联系的。政府的定位决定了政府权力存在的领域比较宏观，而政府的权力界定则比较具体，直接具有可操作性。行政权的设定,既包括规定权力的内容，如事权、人权和财权等，也包括对权力形式的规定,如立法权、许可权、处罚权、强制权以及信息收集权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要确保ＷＴＯ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确保贸易制度的统一管理，需要我们对现行的地方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进行检讨。由于历史的缘故，我国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一直采用集权模式，地方制度不发达。改革开发以来，地方利益凸现，地方也变得相对独立，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缺乏法律规制。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行政组织法应明确划定中央和地方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制定权和贸易活动的监管权，地方政府在财政、金融和预算活动等领域的职权要有相应的调整。第二，地方平等发展。地方制度中需要融入平等精神。地方多重贸易政策、多重贸易手段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从而与ＷＴＯ的精神相悖。第三，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我国仍然采用集权的管理模式，法律政策的制定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例如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中央政府对地方不履行义务的代执行手段并没有为我国行政组织法所规定。要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必须设置有效的监督机构和加强法律控制手段。行政机关及其职权需要明确、稳定和公开。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组织法不健全,因而行政机关的变动频繁,行政机关的职权没有严格界限,而且交叉严重,从而给相对人带来了极大不便。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对行政机关及职权缺乏应有的公开。虽然从1988年起,我国就已经实行“三定方案”，但“三定方案”既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或规章，只是作为内部文件存在，没有刚性约束力。

（二）WTO与行政行为制度

WTO的规则要求实现行政行为方式的创新与多元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活动中单一化的命令手段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现代行政的发展与入世的现实，要求行政行为在方式上实行多样化、实现创新与转化。在行政的方式上有必要借鉴市场手段、私法上手段和非权力手段，这类手段如磋商与调解的手段、行

政指导的手段、信息化手段等，以发挥行政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行政效能和行政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尽管行政权力手段将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但其管制的范围和程度等将大为弱化。如关于外贸经营权，中国政府对外承诺入世后的三年内将结束审批制，实现依法登记制，根据中美ＷＴＯ协议，中国将在5年内取消所有关于进口的数量和配额限制。而且在每种方式的采取上，应考虑其是否违背ＷＴＯ协定。

（三）WTO与行政程序制度

1．行政程序法典化

通过行政程序法典化，从而使表明身份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听证制度等成为对每一个行政主体的最基本的要求。

2．WTO与公民参与制度

尊重民意，在行政程序中实行公民参与。入世，将使行政程序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行政立法程序上，应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在行政决定的实施过程中应让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参与，听取其意见。

3．WTO与行政公开制度

在行政信息方面，公众享有知情权，有权知悉和获取信息，有关行政机关则负有及时提供或咨询的义务，并“应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准确和可靠的信息”；可以说，行政程序的民主化将从有关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等领域的程序方面逐步扩展到所有行政程序中。

（四）WTO与行政救济制度

完善国内行政救济制度，包括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使国内行政救济制度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尽可能避免启动ＷＴＯ的贸易争端解决程序，从而减少政府间的国际纠纷。在国内行政救济制度方面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离ＷＴＯ协定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突出地表现在：没有相应的司法保障机制来保证ＷＴＯ协定和国内法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没有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措施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因而，国内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及变革也就显得十分迫切。

1．，WTO与司法审查的范围

就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来说，我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范围较窄，仅仅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比英美法系普通法院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要窄得多，美国法院可以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而同属一个法系的英国法院却只能对行政机关的委任立法进行审查，对象征主权的女王和议会立法无能为力；而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并不行使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权力所及的各种行政行为（包括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权由专门的行政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存在对法律、法规的审查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撤销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200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5条至第88条具体规定了规章以上立法的改变或者撤销的职权与程序，并在90条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对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进行审查的具体意见和要求，由人大常委会分送有关部门进行审查。这表明我国也有一套完整的、周密的，反映我国宪政要求的对规章以上的法律进行审查的制度，这与西方国家通过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一样能够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只注意人民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范围和地位，用西方法院司法审查权的概念来解释我国立法对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片面的，同时也与WTO关于司法审查制度不能解释为要求一成员建立与其宪法结构或者法律制度性质不一致的法庭或程序的原则相悖。WTO的这一原则提示我们，法院的司法审查只是监督国家行政、维护国内宪政的手段，但

不是手段的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也的确存在缺漏，尤其是受案范围过窄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加强对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力度。

第一，对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提起司法审查

将抽象行政行为绝对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不仅违背当代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潮流，而且也不符合WTO相关规则的要求。

第二，对行政终局性决定行为可提起司法审查

对于行政部门的终局决定或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使当事人有机会要求司法审查。这是自然公正的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精髓。

2． WTO与司法审查的标准

对行政行为不仅作合法性审查，而且要作实质性合法的审查，即司法审查还要符合客观和公正的实质性标准。

3．WTO与涉外行政诉讼

按照WTO相关规定，国外的企业、公民可以直接援引WTO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以中国政府为被告，在其本国提起行政诉讼；他们也可以援引我国的法律提起行政诉讼；根据相互主义原则，我国的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援引WTO规则，在国内直接起诉外国政府。由此必然会增加我国涉外行政案件的难度，涉外行政案件的各类将复杂化和多元化，涉及的部门将会不止一个。这对我国的法官和律师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篇2：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摘要]WTO具有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司法审查就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制度。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行政诉讼制度受到WTO规则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WTO规则本身对行政诉讼制度的要求，以及检讨目前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WTO行政诉讼发展

WTO是一个有关贸易的全球性组织。它较其前身GATT的特点是“制定了更有力更明了的法律框架，其中包括更为有力而又可信的争端解决机制。”[1](P.3)WTO以其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而著称，除了争端解决机制以外，司法审查制度也是WTO法律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GATT(1994)(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10条、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2条和41条，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第13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3条、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海关估价协定)第11条，政府采购协定第20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司法审查制度是WTO所规定的透明度原则中的重要内容[2](p.31)，同时也为保障WTO宗旨的实现起重要的作用，WTO的宗旨在于通过消除各种国际贸易壁垒实现全球化贸易自由，而各种国际贸易壁垒，主要来自其成员的政府行为，通过成员国内的司法审查体制，给因政府行为受到不利影响的组织提供审查的机会，及时纠正违背WTO规则的政府行为而达到消除各种贸易壁垒的目的，从而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因此WTO要求其成员建立符合其规定的司法审查制度，中国自签署了《加入议定书》后成为WTO成员之一，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现状是否符合WTO要求日益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一是WTO对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提出的要求，二是如何改革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来满足上述的.要求。

一、WTO对行政诉讼制度提出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2条(D)款第(1)项规定“1、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裁判机构(tribunals)、联络点(contactpoints)和程序(procedures)，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协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2.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受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组织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而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在WTO法律文本中对司法审查也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如GATS第6条第2款(a)项规定，“每个成员应维持或按照实际可能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行为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GATT第10条，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23条，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第13条都作了相关的规定，从这些规定里面可以看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有以下几个要求：

(1)裁判机构必须是“独立的”.裁判机构的独立性，是指裁判机构必须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这是WTO衡量成员设置的裁判机构是否符合其要求的最低标准，WTO要求裁判机构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一方面，这是“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一法治基本原则的体现，司法是公正的化身，任何偏私和成见都将使公正付之厥如。正是司法的独立，才使其享有民众信任的声誉，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不分，“

篇3：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在品牌发展方面，北京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潜力。

北京拥有全国最具吸引力的品牌消费空间：北京连续两年成为所有中国城市中最大的消费市场，第三产业GDP占比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高端人士聚居带来较高消费品位。

北京拥有品牌发展的广阔商业空间：着眼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在打造国际商贸中心的目标拉动下，北京商贸领域将全面推进商贸流通“规范化、现代化、特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品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北京拥有品牌发展的智力竞争优势：首屈一指的创意类院校，领先的创意设计人才队伍。

在此背景下，“WTO与中国：北京国际论坛(2010)”将作为第一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的主题论坛，于2010年9月13日在北京天伦王朝酒店开幕。

篇4：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谈判筹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大小,发展中国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简称DSM)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的明珠”,WTO的首位总干事Renato Ruggiero曾把它视为是“对发展中国家平等贸易地位的重要保证”。这样的期待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传统思维,即是引入一个有法律效力的、采取第三方仲裁模式的机制,会使较小、实力较弱的国家获益。

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实际作用的是WTO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它在争端裁定中扮演着仲裁角色。由于它对争端解决过程中所有程序性问题具有决定权,又是机制的“改革发动机”。WTO上诉机构推出了三项主要措施: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允许律师代诉。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维护,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它们实际上的处境依然是弱势。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项主要措施进行解剖分析入手,探寻发展中国家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上处于弱势的根源。

一、 “上诉机构”:发展中国家可以获益但障碍依然多多

在继承关贸总协定(GATT)下的专家组程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其最重要的创新即是“上诉机构”的设立。上诉机构扮演着WTO“最高法院”的角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性”的权威机构。上诉机构的决策实行反向协商一致的方法,即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反对的情况下,裁决结果才不予通过,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上诉机构的裁决是自动通过的。

上诉机构主要行使两方面的权力。首先,上诉机构被授权可以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则。其次,当处于争端中的一国政府对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提出质疑并上诉时,上诉机构拥有最终解释权,并且这一解释会马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某些程序性规定存在缺陷或模糊的情况下,上诉机构的这一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理论上分析,发展中国家应当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受益者。国际关系学认为,公正的国际组织是限制与平衡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即便是实力最雄厚的大国也不敢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而公然对抗WTO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WTO裁决的公信力在争端解决中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有的学者运用统计学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考察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案件数量是否较乌拉圭回合之前有所增加。统计的结果是:1994年前的争端案件总共278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为28起,占10%;而1995至2007年间,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争端306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起的为120起,占39.2%。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要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还面临着诸多障碍。

首先,国际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客观上限制着发展中国家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利益的积极性。发达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诸如撤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单边取消贸易优惠政策等手段威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能不考虑提起诉讼的机会成本。一旦实际贸易损失超过了到WTO起诉的潜在收益,就不会有国家再愿意选择后者。

其次,在WTO提起诉讼所需要的成本较高,这对于那些缺乏经济实力的国家非常不利。完成“提起诉讼→专家组调查→听证程序→最后裁决”这一程序,需要高度专业的法律人才、法律机构以及高效率的国内行政系统。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即便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它们对于最终裁决的承受能力也有可能使它们陷入困局。由于WTO对于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多数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了拥有越大的市场准入价值的国家拥有越高的承受能力。厄瓜多尔和欧盟在香蕉案上讨价还价的困境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原因。

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障碍,WTO的上诉机构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WTO的上诉机构的所有改进行动,根本目的却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WTO上诉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也不断面临挑战。成员国的行为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偏好,因此它们对上诉机构制定的规则永远存在“试图不服从”的可能。因此,上诉机构通常十分关注争端参与国的态度和其国内政治的动向,为此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信息。上诉机构关注的来自政治环境的威胁,包括某一成员国对特定规则的不服从、来自环境、劳工、消费者组织的抗议、特定国家集团的激进行为等。上诉机构尽力收集的信息,包括争端参与国的偏好、国内利益相关者,甚至其它相关WTO成员的信息等等。

由此可见,上诉机构的根本目的是要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需求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两者之间如果不能兼顾,被牺牲掉的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潜在威胁最大的不是WTO上诉机构制定程序条款的权力,而是其对于实体条款问题的裁决权。一旦上诉机构在信息上更多地受到发达国家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就更难实现。

二、第三方参与制度:发展中国家并非受益者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WTO成员国享有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双边争端解决过程的权利,这被称为“第三方参与” 制度。它只需要该成员国提交一份“实质贸易利益”(Substantial Trade Interest)报告即可,可以说门槛很低。

按照上诉机构的规定,在争端解决的初级阶段,即初步磋商阶段和专家小组调查阶段,第三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但是,当整个程序进入到受理阶段后,第三方的权利全面等同于争端双方。这体现在第三方国家可以出席任何听证会,可以通过口头、书面的一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接收一切相关的会议文件并进行补充与驳斥。

在受理阶段,最为重要的磋商机制是听证会。由于在听证会上争端各方进行正面交锋,上诉机构欢迎第三方国家在听证会中积极参与辩论,主要是因为一旦议题涉及WTO规则由于缺陷或模糊而难以解释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方针对该问题的意见就会具有相当的利用价值。

第三方参与权限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却很难从这一机制中受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扮演第三方的角色。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的代表团规模很小,并且专业化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各类事项。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上诉机构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其所设立的“消极观察员”(passive observer)制度,就允许没有提交书面报告的国家参与到听证会中,只是不能发言。此举旨在降低听证会的参与门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距,带来的是天差地别的参与程度。

从这份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频数是非常不平衡的。仅仅9个发达国家就65次以第三方国家的身份参与到争端解决中,特别是四国集团(Quad)仅4个国家就参加了49次,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总和。此外,这些数据还并未将直接成为争端方的次数计算进去。如果按照“参与机会比例”这一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的比例高达94%,欧盟为64%,而发展中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印度也只达到了18%。

对于能够真正作为第三方参与到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国家,不仅可以就具体的贸易利益问题争取自己的权益,更能够对WTO的结构性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可能达成在多边磋商中难以达成的政策性目标。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能够在利益相关的案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必然会失去追求本国利益的宝贵机会。

理性地看,上诉机构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本质上是为了避免WTO规则中的结构性问题,从而避免受到由于成员国在总理事会中采取质疑或不服从行为。然而,这个制度实际上扩大了具有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发达国家参与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是极为不利的。

三、“法庭之友”机制: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随着WTO的贸易规则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试图通过游说WTO成员国政府的方式,参与到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拥有这种诉求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一些劳工、消费者、安全、环境的利益团体,也包括一些行业协会和公司。WTO上诉机构把这些团体被统称为“法庭之友”, 确定它们的主要提案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可以做为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正式文件。

“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东西,始作俑者是美国,极力促使成为一种机制的也是美国。最初,在美国进口虾一案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单方面向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发送了一份相关问题的法律声明,因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国驻WTO代表妥协了。随后,美国驻WTO代表又接收了两个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递送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并作为自己提案的附录提交给了专家小组。在随后的上诉受理阶段,上诉机构力排众议,授权由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决定是否需要接受来自私人团体的相关意见。

上诉机构的这一决定,当时受到很多成员国代表的指责,甚至有个别国家因此质疑上诉机构的权威。但是上诉机构并未让步,强调这是其“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程序性规则”的权力,而且在之后的欧盟—美国钢铁进口案中,继续允许两个美国国内的行业组织向美国代表团提供意见书,并接受了该组织随后直接提交的意见书。

对于上诉机构的这一项新措施,很多成员国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印度四国曾在WTO总理事会上要求撤销“法庭之友”机制。WTO总干事也致函上诉机构,希望今后在类似问题上要“极为谨慎”。

发展中国家如此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很多非政府组织、国内政治行为体统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它们进行政治渗透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程度还只能够达到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这个层面的时候,其究竟能给整个争端解决过程带来多大的影响是未知的。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也许仅仅存在于这些行为体的构成与来源上,但是上诉机构持续地推进这一项改革的行为,肯定会使发展中国家继续担忧下去。

四、 律师代诉制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WTO实际上就是一个规则体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系统和规则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经济资源、专业化人才和国内政治资源的限制,在提出申诉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在涉及争端解决的时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律师来进行书面材料的准备以及对WTO规则的解读。

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WTO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帮助。比如,对那些没有常驻代表团的国家,WTO秘书处提供工作人员的培训并协助建立他们的工作场所。WTO总秘书处长期设置了两名兼职律师,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咨询业务。

私人律师代诉的情况最初出现于欧盟香蕉进口一案中。该案中最小的第三方国家圣卢西亚在听证会中指派了两名私人律师进行代诉,它援引了WTO规则中没有规定一国必须指派其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事实,向上诉机构提出诉讼申请批准这一代诉机制。

圣卢西亚的行为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但是上诉机构在权衡考虑后依然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为一个新的程序性规则。主要依据在于,首先,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一国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构成。其次,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也依赖私人法律顾问的咨询业务,将其作为一种“延伸的协助”。最后,出于对公平的考虑,上诉机构还认为推行私人代诉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争端解决机制中来。

推行私人法律顾问代诉制度,对于缺乏专业法律人员,特别是熟悉WTO规则体系方面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在WTO上诉机构批准这一制度后,一些国际律师事务所也表示有兴趣帮助涉及贸易争端的发展中国家。此外,9个发达国家(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加拿大)决定共同出资在日内瓦建立WTO法律咨询中心,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四国集团并没有在这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其担心由私人律师代理中央政府行使在WTO的权利容易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然而,律师代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受益,是值得考量的。首先,雇用私人律师代诉——即便是在9国的资助下可以获得“打折价”——对于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很多此类国家可能还是不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其次,凭借它们麾下的律师,目前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从幕后的提供“延伸的协助”发展到了可以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层次。显然,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势必对中央政府在国际层面的权威构成一定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国内政治发展的滞后,将会更为被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WTO上诉机构及其推进的三项主要措施,有利也有弊,实际效果也是好坏不一。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丧失更多的自我维权的机会;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引入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伙伴;至于律师代诉制度,看起来像是及时雨,但是它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依然要打一个问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确实是它们争取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平台。作为WTO司法核心的上诉机构,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仍旧处于不利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WTO规则的结构性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世界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王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策略与效益》 [J]. Commercial Research. Vol 378, 2008.10.

[2]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M].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6.

[3]沈大勇,张蔚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导向抑或权力导向》[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 Vol 1, 2008.

[4]谭瑛:《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J]. 经贸观察. Vol 11, 2008.

[5]李源:《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反向协商一致原则》 [J]. Graduate Law Review. Vol 4, 2008.8.

篇5：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林承铎

去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三年的日子,在这个日期以后,中国即将步入WTO的后过渡期,对于知识产权部分的立法以及执法将逐步的完善与改进,这对于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有着必要性与紧迫性,今年的一月五号,在随着富有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自由经济的北京秀水市场闭市通知其执行力度来看,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并且,在全国近一段时期以来加大一系列的打击盗版、保护商标使用权、维护专利权人的权利动作之中,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归纳出几项发展特点:

第一就是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

司法审查的制度也就是被侵害人向专门履行司法职能的司法机关起诉，请求制止行政机关权利的不正当使用。因为在相较于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当中,司法机关在我国被认为是较前两个机关要稍微弱势一些,因为之前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都比较轻司法救济而侧重行政保护,这也是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的特色,但是在中国的综合国情来看,行政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他的优点,例如是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假冒商品方面，行政执法拥有司法救济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优势体现在于反应的时间比较快,并且所需要的财力物力相对于司法救济要少,在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的司法结构当中,有着他一定的优势,但是问题是,假使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没有相对的机关来作为其行政执法的审查机构的话,很可能会走向权力的滥用并且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的权利.

新《专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2款、第55条也有同样规定。新《商标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46条、第49条、第50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新《著作权法》第55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些条款，明确表明了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上的确立。但是, WTO法律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中规定了行政复审与司法审查两种途径,所以,在原有的侧重行政复审的原则上,建立了同步并行的司法审查制度.这个原则相对的也满足了TRIPS的原则,该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第41条中（4）项规定了相应的司法审查条款, 即“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以及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审司法判决的法律问题，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

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在法院未进行诉讼之前,代表司法机构执法权的法官可以颁布的诉前禁令(Conjection)与程序性命令的证据保全制度,也就是裁定被告在一段时间之内为某项行为或不为某项行为的强制性的禁令,但是相对的,假使相对人最后被裁定或判定没有违反知识产权的法令,并且因为诉前禁令最后却导致损失时,有权向提出诉前禁令请求权的请求人提出补偿性请求.

第二就是禁止行政机关权力滥用与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

基本上,禁止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与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体现在民事与行政程序及救济中, 并且在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中也明白地要求各成员国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制度来更良好的履行其诉权保护程序公正和司法救济的协议.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中,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为行政行为过程中过多的针对事实行为而采取的执法手段,应该限制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关并不是司法机关,对于给予当事人司法救济以及对于行政机关所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司法裁量权应该留给司法机关来行使,过多的关注在事实行为来说,常常会让行政机关忽略了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这也是大陆法系比较弱的一点,却也是比较强的一点,假使,能够在事实正义的面前,也适当的关注程序正义的重要性,那么,这也是保护原被告双方两造利益的最大表现.

在提出这两点看法的同时,笔者也希望对中国的知识产权进程提出小小的看法,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之上,中国的知识产权进程,可以改善的空间有:

一、因为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关系比较的复杂,应该对知识产权进行统一的立法,使其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着统一的法源,并且根据法源依据,建立相关的专业法院机构改善目前对于专利以及商标的复审委员会所做出的终审裁定有着司法裁判的法院以及法源依据,并且对于目前比较缺乏的集成电路布图的知识产权保护写入立法当中.

二、对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比较多,不利于于调动创作积极性以及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另一方面,也须防止权利人的权利滥用现象,应该设立完善的禁止权利滥用的措施以及合理的法源依据,更大的也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一系列的立法当中,应当尽量的朝更好的履行中国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以及TRIPS和相关中国参与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来完善国内立法,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在行政、立法、司法当中的实践与国际社会更好的接轨.

第二部分 对于知识产权的相关限制性原则

对于知识产权学界的一些文章与理论来看,大家似乎比较的赞同的是对于知识产权本身认定为私权从而存在的一项专属的所有权.但是,这样的一项私有而专属的权利最初的立法初衷是针对保护知识创新、鼓励发明创造、以及保护特定而明显的商业标记而建立的,这样的一种保护行为通过立法的确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司法机构的裁判权来行使对权利人的保护,最终也是希望该个文化创作、发明创造、商业标记能够最终对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及商业竞争起到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必须对于这样的一种权利做出一定的限制,以免原本合法的权利因为遭到滥用而失去原本保护的初衷.

知识产权,因为其作为一个民法上的私权被确立下来,其权利的滥用自然地就受到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主要是指受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以及公序良俗原则的限制,所以,在著作权法当中就存在着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概念、在专利权法当中存在着强制许可的制度,这些制度与概念,正是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于防止权利滥用的一种限制,从而透过对权利滥用的限制,进而达到不违反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

所以,在解决上述对知识产权限制方面,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第五十一条就明确的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人和其它组织同样也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作为了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纵向的调控了作为民事权利以及知识产权这样的私有权利禁止滥用的原则,并配套以将来的反垄断立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一些国际条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等,来作为横向的调控,不得不感受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家、社会、集体、其它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重视程度要稍大于私有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想必是会有所反对的,因为在自由资本的国家法律当中,私权被重视的程度要大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两种制度下,当私权的限制比较大时,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创作积极性,并且,在权利的使用方面要较多的考虑到社会与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宏观以及微观利益;但是,当私权限制比较小的时候,虽然其保护了知识产权积极性以及私有权的最大化,但是,较低的限制也可能会造成对于合法权

利的滥用,从而间接或直接损害国家、社会、公民的权利.

但是,不论如何,对一项原本从对公民以及集体的创造和开发的专有权利的保护,从而达到对国家、社会集体以及公民的宏观及微观利益保护的立法来说,应该也要对这样的一项专有权作出适当的限制,从而达到最佳的调控,因为法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则,所体现的最终目标就是公平与正义.

反垄断法因为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所以,将来对于知识产权的禁止权利滥用部分的操作手法就会揉合了公法的手段,也就可能会有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介入,这样的立法以及操作手法,在日本的一些判例当中被确立了一个功能,也就是在实施专利权的同时,不仅要顾及对专利权这样的私有权保护,另一方面,也在反垄断立法中加入了当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可侵犯专利制度目的之限制.

另外在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规定，各成员方可以在与该协议的其它规定相一致的前提下，根据该成员的有关法律和规章，采取适当的措施制止或者控制那些可能构成对知识产权的滥用、在市场上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订立许可合同的做法或者条件，例如，独占性回授条件、禁止对知识产权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条件、强迫一揽子许可等,可以理解的是,作为这些国际条约所调控的法律关系,将矛头指向了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关系,从而达到反垄断以及公平交易竞争的商业环境.但是我国的相关反垄断相关著作当中并没有较多的将焦点放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部分,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限制方面,也必须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对于知识产权法的发展而完善,并且在即将出台的反垄断法当中,规范出相关知识产权的部分,使得知识产权作为一项神圣的私权被取得之后,能够在不违背其原始的保护目的而合理的、合法的被实施,从而达到了因为知识产权的合理、合法的实施,其对于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一种最大体现.

(作者为 林承铎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 浅析中国加入WTO对矿产品进出口的影响

★ 论我国加入WTO后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 加入WTO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 加入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的思考

★ 加入WTO对我国保险业的挑战及对策

★ 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 制度廉洁性审查工作总结

★ 加入WTO对中小企业资金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 适应加入WTO财政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篇6：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1、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占世界贸易的份额逐渐上升；17.跨国公司操纵和利用转移价格的目的主要包括：避税、资金转移、增加母公司

2、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

3、发展中国家（地区）再国际服务利润、减轻增加工资的压力和增强在东道国的竞争实力。贸易中的地位趋于上升，但发展很不平衡。

4、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8.按征收关税的目的，关税配额可以分为优惠性关税配额和非优惠性关税配额。

5、国际服务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原因：

1、国际产业结构的演19．关税的特征：强制性、预定性、无偿性。进与调整。

2、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3、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推动。

4、各国20.直接的非关税壁垒包括： 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限制。在金融、税收、法律方面的优惠和保护措施。21．从量税是指以进出口商品的数量、体积、重量等计量单位为标准计征的关税。6.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利。（P237）22.短期信贷担保期为1年或以下。

1、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享受普通优惠制待23．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经历的阶段包括：母国导向阶段、全球导向阶段和东道国遇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优惠待遇。

3、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导向阶段

4、获得在多变贸易体制中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24.在中期信贷中，其贷款期限是180天以内。7.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P46）25.区域经济学一体化特征：地区性、开放性、排他性、以市场一体化为基础、以对外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具体包括：

1、提高本国国民的收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

2、帮助本国的生产者占领本国市场，3、扩大本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的份额，26.进口押金制是指进口商在进口商品前，必须按进口商品金额的一定比例在指定

4、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5、维护本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银行无息存入一笔资金，在规定期限届满时解冻。8．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与发展的原因。（P190）27.保税区是指海关所设置的或经海关批准注册的，受海关监督的特定地区和仓库。

1、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2、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生产28.在国际服务贸易中，贸易主体地位具有多重性。和资本国际化的客观要求，3、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空前发展的产物，29.与国际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市场具有垄断性

4、美国和前苏联在欧洲的对峙是西欧经济联合的重要推动力，5、区域经济一体化30.就技术的产权特征而言，可以分为公有技术和专有技术 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跌序的需要，6、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贸易保护主义31.目前，国际上多数国家在转移定价上采用的原则是独立核算原则 的盛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7、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32.国际技术贸易的内容包括：技术专利、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3.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提出小规模技术9.战后的贸易自由化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贸易之间的区别。（P58）理论(1)美国是贸易自山化的积极推动者.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自由34.贸易创造效应属于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化的实施发挥了重要要作用(2)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反映了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客观35．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依托的优势： 区位特定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要求（3）战后的贸易自由化是有选择的自由化(4)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发达国家化特定优势。还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结合使用保护贸易政策 36.英国里丁大学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10．一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要经过哪些阶段，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未雨37.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是在2001年12月11日 绸缪？（P83）38.WTO是指世界贸易组织(1)倾销的确定 39.最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是指完全经济一体化。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如果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相同产品”的正40．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如果一个国家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相对短缺，该国应生常价值，该产品的销售就被认为是倾销。“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是倾销幅度。正常价值有三种确定方法。①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主观题 可比价格。但如果存在下述情况，则该价格不能作为正常价值:如果该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低于向进口成员方销售量的5%;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相同产品的1.关税的主要特点。（P76）关税的主要特点是: 销售价格低于每单位生产成本加上行政管理费、销售费和一般费用，即低于成本销第一,关税的税收主体是本国的进出口商，税收客体是本国的进出口货物 售。②相同产品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第三国出口的可比价格。选择第三国的标准是:第二,关税是一种间接税。关税在商品进出口的环节上征收，其税负先由进出口商垫向第三国出口的产品应是向进口成员方出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产品在第三国的付 销售也是用于其国内消费;向第三国出口该产品的数量不得小于向进口成员方出口数然后把它作为成本的一部分加在货价上，转嫁给买方或消费者。量的5%;在第三国不存在低于生产成本销告的非正常贸易情况。③结构价格。即产品第三，关税是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调整关税以起到促进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数额的管理费、销售费、一般费用和利润。互惠贸易、调控进出口商品数量和结构、维护公平贸易、在上述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是最主要、最常用的方法，只有在第一种方法由于某种反对贸易歧视、贯彻外交政策等作用。原因不能使用时，才可以使用另外两种方法 第四，关税可以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在出口方面，通过免税、低税为了准确计算倾销幅度，需要对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作出公平的比较。《反倾销协和退税鼓励商品出口，并通过征收较高的出口税防止自然资源的大量外流及恶性 议》第2条第4款规定，对二者的比较应该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应尽可能地在出出口竞争。在进口方面，对不同的进口商品给予不同的关税待遇。如为了保护国 厂价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并对运输费、保险费等一些因素予以考虑和调整，同时应内新建产业，对同类竞争性产品的进口规定较高的税率;为了鼓励某些高科技产 尽可能地就同一时期的销售进行比较。业的发展，对高科技产品进口规定较低的税率等。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比较的方法有三种:①在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的出2.非关税壁垒的特点。（P101）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之间进行比较;②正常价值与每项交易的出口价格进行比较;

（一）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③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单独出口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采用第一种方法

（二）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歧视性 进行比较。

篇7：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

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处于规范的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中,必须调整企业经营战略的定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实施企业集团发展战略和跨国公司战略,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 者：左毅 作者单位：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辽宁,沈阳,110032刊 名：东北财经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年，卷(期)：“”(5)分类号：F270.7关键词：WTO 企业经营战略 创新能力 企业集团 跨国公司

篇8：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在全球蔓延并涉及到实体经济, 中国所面临的外围环境, 从金融到经济、从政治到国际关系都会发生调整。

在这种背景下, “W T O与中国:北京国际论坛 (2008) ”隆重举行, 主论坛集中讨论了全球格局下北京高端产业功能区发展问题。作为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圆桌会议在主论坛的基础上, 就产业升级中的企业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本次圆桌会议具有以下特色:

一、关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与会的理论界、企业界朋友从不同视角讨论金融危机的走势、后果。

二、关注当前产业升级中的实际问题, 如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企业自身的问题等。国家发改委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负责人、来自北京和长三角的企业代表发表见解。

三、国际经验对比研究。WTO特使雷蒙先生从全球治理角度对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发表了看法。来自美国硅谷的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Dr.Robert Gardd和Tate Miller结合美国产业升级经验和对中国的观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篇9：WTO与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提纲)

关键词：后WTO时代；农产品贸易；绿色壁垒；逆差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60-01

1 入世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取得的成就

2001年, 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的农业由于长期分散经营, 缺乏现代化, 科技含量偏低、市场意识淡薄等缺陷, 不被人们所看好。现在,当我们掀开过渡期的保护网后, 却发现中国农业非但没有被冲垮, 反而在严峻的市场竞争面前, 稳住国内市场, 积极主动出击, 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效。

1.1降低进口关税方面

加入WTO以后, 中国承诺农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到2008年要降到15.1%。而实际上中国农产品的关税总水平2005年已下降到9.9%, 提前达到10%以下水平的目标, 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水准最低的国家之一。

1.2敏感商品的关税配置制度管理方面

中国农业对外全面开放市场的各种壁垒也已经基本消除。自2004年起, 粮食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 2005年仍维持同样的高水准, 小麦配额达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食糖194.5万吨、棉花89.4万吨。2006年1月1日起取消豆油、棕榈油、菜子油进口的关税配额管理, 实行9%的单一关税管理。

1.3 国营贸易制度的改革方面

农产品国营贸易比例逐渐缩小, 2005年取消羊毛和毛条的进口指定经营制度。各种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数量达到最高点, 除尿素继续保持90%的国营贸易比例外, 其它化肥的国营贸易比例将逐步缩小。2005年起对外资开放农药、农膜的零售和批发业务, 2007年起开放化肥零售和批发业务。

1.4 停止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对农业的国内支持等方面

2006年12月7日, 经过6天的谈判, 在香港参与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成员终于达成共识,通过了《香港宣言》。在最关键的农产品问题上, 一直摆出强硬姿态的欧盟, 最终与其他成员达成一致,同意在2013年底前, 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将取消所有农产品出口补贴。而中国自加入WTO之日起, 就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 并承诺将国内支持中的“黄箱补贴”上限是8.5%, 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2 后WTO过渡期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

2.1 国际农产品贸易形势日趋复杂

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得中国的农产品面临着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完全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都不同程度地给予出口补贴，这使得中国农产品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运用反倾销、技术标准、进口配额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反出口补贴等多种手段，对进口农产品设置了多种贸易障碍，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遭受较大压力。

2.2 “绿色壁垒”问题突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由于我国在环境标准制定实施及资金投入、环境技术水平等方面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再加上我国出口商品市场又多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以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阻碍作用不断加强。统计显示，入世以来，我国出口农产品遭遇了1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救济调查15起，涉案金额约5亿美元，占同期总案件数和总涉案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5% 和6%。目前，我国有90%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造成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出口受阻的产品从蔬菜、水果、茶叶到蜂蜜，进而又扩展到畜产品和水产品。令人担忧的是，国外贸易壁垒日趋综合化，且范围还在扩大。

2.3 农产品进口压力日益增大, 农产品贸易逆差可能保持下去

入世之后，在中国外贸进出口顺差扩大的时候，中国农业逆差却日益突出。2004年，农产品贸易逆差在入世后三年首次出現，并达到年度逆差46.4亿元，改变了中国农产品外贸长达20 年顺差格局。据统计，2005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558.3亿美元，贸易逆差11.3亿美元。2006 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双增长，农产品贸易逆差由2005年的11.3亿美元缩小为9.6亿美元，下降41.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这 3 年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减少幅度达 79.4%。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干预下，逆差发展趋势得到遏制，短时期内对中国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在减轻，而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

2.4 出口风险的扩大来带新的压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企业对外贸易自主权得到进一步放宽，中小企业的外贸活动也日益频繁。但是出口风险这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贸易企业界的足够重视，而忽视出口风险的直接后果，就是存在大量的逾期未收回的海外应收账款。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估算，大约在1000 亿美元左右，而且每年还会新增约 150 亿美元。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诈骗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有些国际诈骗分子正是利用我农副产品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管理制度不完善、风险意识不强的弱点，频繁地对它们下手，出口风险带来的损失令一些中小型企业倒闭的案例并不罕见。

3 沉着面对新形势和挑战，制定有效对策

市场的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其他市场也将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农产品将更有可能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必须抓住机遇，因地制宜地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3.1 加快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全面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面对西方国家不断提高技术壁垒和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加快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外贸体制。近几年来，尽管在农产品对外贸易体制创新和建设方面有所进展，但还远不能适应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目前，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已经明显受到体制缺位的制约，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并且富有成效的农产品对外贸易运行机制，需要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完善。

3.2 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改善逆差状况

进入WTO以后，我国农业连年保持了较好发展态势，农产品进出口价格保持平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使两个问题逐步显性化：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某些农产品的质量差距；二是农产品出口数量的迅速扩大，将导致贸易磨擦增多。持续的逆差现象也表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实践表明，应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包括加强国外市场调研和销售渠道开拓、调整农产品出口品种及其比重、加快发展有机农产品和加工品，这既有利于破除国外技术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金额，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又可减少国际贸易摩擦，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3.3 打破“绿色壁垒”

要打破“绿色壁垒”，就要加快农村产业组织创新，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抗绿色壁垒风险的能力；提高农产品质量检验检疫标准，促进与环境有关的认证工作，使我国产品标准和相关环境标准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尽快建立健全有效的农兽药残留监控体系，改进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在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走品牌战略之路。

3.4 积极防范出口信用风险

企业要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员工考核和培训，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管理方式，入国际保理业务等。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出口企业信息交换平台，采用信息共享的方式将恶意诈骗的外国公司资料予以公布，防止更多的出口企业受骗上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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