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2024-05-16

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精选14篇)

篇1: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

1、负责主持本部门工作,完善公司行政管理体系。适时制定、完善各项行政办公管理规范、督促、检查、反馈制度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具体措施;

2、对重要档案、文件、资料、办公用品、各类资产、办公软硬环境、员工团队活动等进行规范化管理;

3、提供优质、高效行政、后勤服务,___程度地节约办公资源,降低办公成本,提升办公效益和效率;

4、维护公司品牌形象建设,提升公司公众形象;

5、参与公司绩效管理、考勤、5S管理工作;

6、负责办理公司资质的申报、年审、更新工作,与各行业及资质主管部门保持经常性联络,随时关注行业动态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新规定;

7、协助办理面试接待、会议、培训、公司集体活动组织与安排,节假日慰问等;

8、协助领导做好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9、完成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21、负责协会秘书处办公室日常行政管理、合同管理、档案管理、客户接待;

2、协助做好会员服务及会员管理工作;协助拓展业务资源和维护合作伙伴关系;

3、负责协__文件起草和管理工作;负责内部管理建章立制、执行监督和绩效评估;

4、组织内部会议和培训活动,协助组织外部会议、培训、考察等活动;

5、能够承担财务工作。负责年检报送;

6、收集和分析相关行业信息及动态,为项目策划及执行策略提供相关依据;

7、参与制定相关活动方案,协助统筹活动筹备及执行工作;

8、完成领导临时分派的其它工作任务。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31、统筹规划部门工作,完善管理体系,并有效执行;

2、控制成本,提高有效使用率;

3、负责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负责监督、执行与追踪;

4、绩效考评体系的完善,行政制度的落实检查;

5、领导安排的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41、负责在读学员及家长维护,服务,活动组织

2、负责在读学员续费及扩课

3、负责每月数据统计分析

4、负责校区内部行政工作

6、完成上级交给的其它事务性工作。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5

执行工作流程体系文件(公司制度)

履行组织管控体系文件(部门岗位职责)

办公室内务管理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61、建立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包括(招聘、培训、绩效、薪酬及员工发展体系的全面建立),制定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2、负责日常人事管理工作,包括人员招聘培训和员工考勤统计、劳动年检、人事档案等;

3、擅长各类中高端人员的甄选和选拔,完善公司人才的储备和梯队建设。

4、负责定期或不定期的全公司工资调整工作,以及因试用、转正、转岗、升降职、退休和奖励带来的个别员工工资变动。

5、负责员工考勤、调休、请假、加班管理与统计,按考核规定具体审定各部门职工月工资、季度、奖金和津贴的发放。

6、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审定劳保、医疗、养老、失业和福利等项目和支出水平,为各有关人员办理相应的手续。

7、细化薪酬福利管理规章,加强检查和监督。

8、负责员工关怀、访谈,维护公司人员关系。

9、完成领导交代的其他事宜

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71、企业文化、政策的宣导落地,总部各类通知、文件和信息的传达。

2、负责招聘组队、考勤监督、人事手续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协助店长做好团队建设。

3、负责门店形象、员工工作形象及网络照片形象的监督和管理。

4、负责合同、收据和款项的每日检查,负责成交单资料初审和定期上交财务部门,复核所在门店的收入/成本。

5、负责门店管理费、水电费、租赁税费、办公费用、维修费用等的管理,及租金发票的递交等。

6、负责门店证照、资产的管理和维护。

7、负责门店及协助片区、区域会议材料的准备、会议的组织和活动策划。

8、协助店长执行和监督公司各种规章制度的落地。

9、完成上级在上述职责范围各条款以外的工作安排。

篇2: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2、请休假、考勤管理、社保公积金、薪资核算发放;

3、负责员工录职调转、合同签定、解除等日常人事流程的提报;

4、协助部门主管开展招聘工作,协助部门主管制作人事报表工作,协助部门主管进行培训管理工作;

篇3:论行政滥用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 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 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 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 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 以刑事侦查为名, 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 扣押其财产, 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 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 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 ”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 (1994) 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 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 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 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 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 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 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 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 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 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 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 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 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 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 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 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 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 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 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 在司法审查过程中, 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 “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 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 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 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 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 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 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 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 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 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 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 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 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 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 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 往往被束之高阁, 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 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 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 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 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 如何判断“滥用职权”, 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是否违反法定目的; (2) 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 (3) 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4) 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 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张晓华不服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4, (4) .

[2]最高人民法院.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1996, (1) .

[3]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J].中国法学, 2005, (2) .

篇4: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关键词:救济责任;监督分离原则

一、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公民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职权评判

(一)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的评价

首先,我国司法权与行政权是不对等的,在我国现行的权力体系中司法权是要小于行政权的。而监督这一行为应当更加倾向于是一个较大的权力对一个下属较小的权力的制约。另外,我国的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要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所需要的财产经费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由行政机关掌握,这种情况之下再让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大谈行政诉讼监督行政职权,无异于纸上谈兵。不仅不能够使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反而可能使司法机关在面对行政机关时更加小心谨慎。

其次,司法的被动性导致司法的监督功能有限。司法是被动的,对行政职权并不能主动进行监督,只能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行政是主动的,它可以主动的做出许多行政行为,而这些行政行为中有多少是违法的,又有多少行政相对人会将这种违法的行政行为起诉到法院,法院的审查也仅限于这些,因此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的数量与违法的行政行为的数量可能相差万里。因此,司法的这种监督很难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而此时若将一个这种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监督目的的制度作为立法目的,势必会影响行政诉讼的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反倒得不偿失。

(二)公民权利救济应当是行政诉讼法首要的立法目的

首先,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因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希望法院能够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因此行政诉讼首先应当是救济公民权利,应当首先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显然无法完成以监督为主要目的的安排,因为行政诉讼必须满足诉讼的要求和安排,它以存在争议为前提,以审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成立为中心任务。因此,行政诉讼也要回到诉讼的本原上来,以解决争议为前提进而保护受到侵害的权利。另外,行政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行政权力的扩张势必会伸展到各种社会关系,行政侵权案件将不断发生。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保护公民权利,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进而起到限制行政权力的作用。

其次,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更加强调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越来越高,行政诉讼法更应该贯彻这一宪法的思想。从宪政文明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应当有人权保障的功能,但是人权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加之诉讼的功能只是人权制度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的功能被缩小并具体化到对受到行政活动侵害的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行政诉讼中公民权利救济与官员责任追究的分离原则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甲与乙系兄弟,2002年9月乙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甲从其所居住的五间平房中搬出,停止妨害。在审理过程中甲认为该房是其与其父共同出资修建的,而乙出具了在其名下的房屋产权登记证。甲以前述理由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消房产登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房屋登记证上记载的长、宽及面积与事实不符,便以事实不清为由,撤消了原来的房屋登记证,但判决书中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并未触及。很显然在此案例中双方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救济,判决并未触及甲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以保护公民权利为首要目的,反而是以监督行政权力为目的,导致根本就没有考虑公民的诉讼请求,只能说诉讼流于形式,本末倒置。

行政诉讼确实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功能,但这与将其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有着天壤之别。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行政诉讼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也就是说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行政诉讼的功能而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诉讼是一种事后监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能是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之中所产生的一种附带功能。将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作为行政诉讼的目的,容易导致行政诉讼本末倒置。救济公民权利就是防止公权力在面对单个私权利扩张的过程,因此,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时,就蕴含了对公权力的限制即是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可以说,这种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本身就是在行政诉讼救济公民权利时所附带产生的效果。

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只不过是行政诉讼在救济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将其规定在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中是没有对监督行政职权追究行政责任进行正确的定位。若将二者并列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势必会引起司法裁判人员在行政案件中考虑追究行政责任的因素,甚至可能会往这方面倾斜。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应当在行政诉讼中将公民权利救济和官员责任追究二者分离,以便于司法者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能够毫无顾虑的以救济公民权利为唯一目的。

篇5: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

2、负责在读学员续费及扩课

3、负责每月数据统计分析

4、负责校区内部行政工作

篇6: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2.做好相应的职位说明书,并根据公司职位调整需要进行相应的变更,保证职位说明书与实际相符;

3.制订招聘计划、招聘程序,进行初步的面试与筛选,做好各部门间的协调工作等;

4.根据公司对绩效管理的要求,制定评价政策,组织实施绩效管理,并对各部门绩效评价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及时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使绩效评价体系能够落到实处,并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

5.组织员工岗前培训、办理培训进修手续,各类人力资源数据统计分析与审核;

6.积极维护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同时完成上级交待的其它工作,起积极主导作用;

7.组织制定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及督促、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

8.组织、协调公司年会、员工活动、市场类活动及各类会议,负责外联工作及办理公司所需各项证照;

9.起草及归档公司相关文件;

篇7:行政职权和行政职责

2、负责日常人事管理工作,包括人员招聘培训和员工考勤统计、劳动年检、人事档案等;

3、擅长各类中高端人员的甄选和选拔,完善公司人才的储备和梯队建设。

4、负责定期或不定期的全公司工资调整工作,以及因试用、转正、转岗、升降职、退休和奖励带来的个别员工工资变动。

5、负责员工考勤、调休、请假、加班管理与统计,按考核规定具体审定各部门职工月工资、季度、年度奖金和津贴的发放。

6、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审定劳保、医疗、养老、失业和福利等项目和支出水平,为各有关人员办理相应的手续。

7、细化薪酬福利管理规章,加强检查和监督。

8、负责员工关怀、访谈,维护公司人员关系。

篇8: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一、滥用职权司法审查之缺陷

中国学术界根据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司法审查标准形成不同的分类。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可归结为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两方面,其中合法性标准主要有五个方面:(1)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合理性标准有两个:1)是否滥用职权;2)行政处罚是否显示公正[1]。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只有合法性标准,没有合理性标准,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都属于合法性标准的范畴[2]。虽然行政诉讼法第54条可以看做是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但对滥用职权如何具体审查仍然没有明确,而且目前的司法审查标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1)司法审查标准缺乏灵活性。中国司法审查目前采用的是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严格审查标准,这样的标准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本质区别,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对事实的判断来衡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发挥法院和行政机关各自的优势。由于一些行政事务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特点,决定了在很多时候法院对事实的认辨能力可能并不比行政机关高明,此时确立灵活多变的审查标准有其必要。针对某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只对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而对事实问题的认定,由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的人员去判断更为妥当。2)重视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或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因为中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确立了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种规定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法院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虽然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滥用职权”、“显失公正”属于合理性审查标准,但由于对什么是“滥用职权”、“显失公正”缺乏明确的界定,过于抽象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因此经常被束之高阁,使得合理性审查标准成为“口号式”标准,实践中以合理性标准为依据而撤销行政行为的鲜有前例。由于行政滥用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解释,所以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认定,是实践中较难把握的一个问题。

在刑法层面,刑法条文也没有对滥用职权行为作出进一步的明确,同样给实务界留下了一个审查难题。人民法院要正确作出裁判,必须首先审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而后进一步审查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刑法学理上大多数意见都将超越职权划归滥用职权范畴,笔者以为,这种划分有其缺陷:(1)与行政滥用职权不统一。从法制统一的要求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不宜时分时合,同为滥用职权一语,不能截然划分为行政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与刑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虽然违法与犯罪之间有量和质的区别,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行政滥用职权的社会危害性只要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即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时,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而不必对滥用职权作不同的解释,以视区别。(2)从法律特征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之间界限分明。虽然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都有不正确行使权力的成分在内,但二者界限很明显,滥用职权以行为人有资格行使该权力为前提,而超越职权以行为人没有资格行使权力却超越了职权作出行为为前提。由于滥用职权是在职务范围内行使权力,因而在形式上一般看起来是“合法”的,超越职权则是超越其职务范围行使权力,因在形式上就是违法的[3]。换句话说,滥用职权属于隐性违法,超越职权属于显性违法。因此,笔者以为,还是将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分开定罪处罚为宜,否则容易导致逻辑上的混乱,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二、行政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罪的衔接

行政法上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罪在界定、表现形式和司法审查标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导致司法实践中在不同法域对滥用职权的认定不同,造成实务界的困惑。对普通公众而言,对同一事实行为,不同法律规范认定不同,表述不一,也容易造成他们对法律权威的怀疑。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行政法上的滥用职权与刑法上的滥用职权罪衔接起来,消弥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困惑,树立法律规范对对公众的权威。

1. 统一滥用职权的界定

从行政法学理上和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内容看,行政滥用职权不包括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是并列关系。但在刑法学理上,滥用职权包含超越职权,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这方面看来,行政滥用职权与滥用职权罪很难衔接起来,二者界定的不统一就可能导致在行政法上被认定为行政越权的行为,在刑法上却以滥用职权罪追究责任,让普通公众很难理解。从中国的立法发展历程来看,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行为;从法律特征看,二者之间界限分明,滥用职权是在权限范围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超越职权则是超越了权限范围不正确履行职责;从法制统一原则看,完全没有必要对滥用职权在行政法和刑法上作不同的划分,只要行政滥用职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的程度,即致使公共、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时,就可以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笔者愚见,为使行政滥用职权与刑法上滥用职权衔接起来,应当将刑法上滥用职权罪的界定适当修改,将超越职权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2. 统一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上均未对滥用职权作出具体的界定,也未列举其表现形式,在学理上对滥用职权表现形式的列举不尽统一,而且客观上要对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列举穷尽绝非易事。笔者陋见,滥用职权行为不外乎表现在程序、事实的认定上和行政行为的结果上。因此,滥用职权表现形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违背法定目的、立法精神;(2)考虑不当。包括考虑了不应考虑的因素和未考虑应考虑的因素;(3)程序严重失当。包括故意不正当的迟延或不作为,不正当的步骤、方式、方法;(4)违反同一性,反复无常;(5)结果显失公正,违背一般的社会常理。(6)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

只要有上述行为表现的,在行政法上和刑法上都可以认定为滥用职权。

3. 完善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标准

对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很多时候是法官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去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现阶段,实务界对行政滥用职权和滥用职权罪的司法审查标准各异,方法各不相同。由于滥用职权行为的灵活多变性,加上目前的审查标准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坚持以合法性审查为前提,以合理性审查为辅助,兼取长期以来司法审查中形成的一些经验法则以外,中国目前现行的审查标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以为,首先,应当确立灵活多样的司法审查标准,以适应不同滥用职权行为的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而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为,法院并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判断去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公平。所以,笔者建议对部分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行为,法院只对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对事实问题就审查行政机关的判断是否合理、公平。其次,应当确立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以弥补只审查法定程序的不足。长期以来,司法审查时只对行政机关有无按法定程序行事进行审查,而对非法定程序不进行审查。事实上,法律规定的程序只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最基本的程序,除此之外的一些程序,也需要通过司法审查加以约束、监督,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422.

[2]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77.

篇9:论行政职权约定与行政职权法定

关键词:行政权法定;行政权约定;现代行政法理念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9-0114-02

一、传统行政法理念的行政职权法定

传统行政法理念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权皆为法律所设定,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权。正如有学者指出:“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1]不仅是在理论上,大多数学者坚持行政权法定的观点,立法上也多次对该原则进行了确认。例如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早前的《行政许可法》也规定,行政机关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

对于行政职权法定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学者们大致相同,但也略有区别。如杨小君老师认为,行政职权法定主要包括行政职权来源法定和行政职权范围法定[2]。概括来说就是,行政职权的内容是法定的。还有学者指出,行政职权法定不仅包括内容法定,也包括行政职权行使程序的法定。在当今社会,程序正义被不断强调,行政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首先应该是行政程序的合法,各种权力的行使应该遵循法定之程序,而行政职权法定所要求的程序合法也开始彰显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诉讼价值。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职权法定的表现应该包括:内容法定、程序法定和责任法定[3]。这与行政主体要件的权、名、责一一对应,完善了依法行政的具体内涵。

二、行政职权约定的阐释及确立原因

前面提到的行政职权法定已经是理论和实践都认可的一个行政法的原则,这对于遏制行政权的肆意妄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有重要作用。同时,严格恪守依法行政,能保障行政权力的廉洁与清明,公民可以在先知法律具体规定的情况之前作出选择,对于树立和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确实也能较好地实现服务人民的理念。

但是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略显僵硬化的行政权力难以适应,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行政权力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通过“法外权”扩张来应对危机。而随着服务行政、给付行政的出现,公民对于政府的要求不断提高,政府的职能定位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不得不采取灵活的行政方式和多样的管理手段,政府的服务理念和方式也发生变化。行政职权的来源也突破了单一的法定模式,契约行政开始走向前台,开启了一个行政职权法定与行政职权约定并存的时代。

关于契约行政产生的理论,学者们也多有涉及。有学者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对此作出论证。张弘老师认为:政府或行政机关及公务员为公民服务,本是政府与公民的事先约定,公民在转移公共管理权于行政机关的同时,已约定政府为自己服务为前提,即行政服务说到底是政府事先许诺的一项义务。这些既有早期思想大师的经典论述,也有西方丰富的实践,故如果政府不服务或服务不到位,就属于违约,而违约是要承担责任的,这同样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笔者把行政职权约定下的契约行政简要分为两种。第一种为理论论证下的契约行政。就如前面张弘老师认为的那样,政府提供行政服务是一种事前的约定,一种与公民的契约。笔者基本赞同该观点,但把行政职权或行政服务的出现追溯到社会契约那里,可能会有扩大或者传统理论推倒重建的疑惑,进而陷入诡辩论的嫌疑中去。因为,现代国家的设计基本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不仅行政权力,就是司法权等公权力同样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倘若所有公权力的出现都归结于社会契约,那行政职权法定的原则就难以存续或变为契约行政下的二级概念了。而第二种类型的契约行政是行政主体的实践所为,典型的比如行政合同。这种契约行政突破了行政权力来源的一元化,并没有论证其是否合理,而是更多地看到了其实证价值。行政职权的行使在招商引资或者给付行政中的契约化确实增加了行政权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确实能更好地履行政府的相关职能。但也应该看到契约行政的出现与实践,存在行政权扩张的可能,在腐败频现的社会也为钱权交易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三、契约行政对行政职权法定的影响

必须承认契约行政的出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于传统行政职权法定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突破与修正。公安大学余凌云老师指出:适合命令行政生长和发展的土壤是早期秩序国家所奉行的行政高权性行为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行政主体以消极行政的理念,仅凭其单方意志来支配相对人一方的行为。虽然命令行政亦在政府作为守夜的角色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旦其赖以生长的土壤发生了变化,这种积极作用就直接转化为消极的作用[4]。建国以来,行政权力的集中被不断强化,其严肃性与不可商榷性也被当局看做是理所当然且至高无上的。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强调权力本位的法治理念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后,虽然计划经济被逐步革除,但是强调依法治国的呼声此起彼伏,依法治国的首要要求,行政职权的法定性被看作是确保法治国家得以实现的首要条件,正因如此,行政职权的法定性不仅没有丝毫的松动,相反地在法律框架内得到强化,这对于限制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能”与“无所不管”有积极作用,也确实保护了刚刚被法律重视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但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与国内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要求服务行政与行政主体灵活行政的情况逐渐增多,行政职权法定的僵硬性被新的契约行政理论所突破,行政权力的单方性也开始让位于单方性与合意性并存的现实中。换言之,中国的契约行政的出现更多的是在實践中被发现,而新发现并被广泛关注的这个理论又有力地支持了中国行政权行使实践的需要。

其次,契约行政开始改变中国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使方式和问责方式。在契约行政中,行政职权的行使在这里并不依照法律之规定,也不是行政机关单方就可以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政府和投资方签订的合同具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契约的约定实施行为,不能违背契约,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在契约行政下的主动性有所限制,行政相对人一方的主动性开始加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评价标准、价值尺度也不再仅仅包括法律,双方的行政契约也成为了评价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标准之一。与此相对应的问责方式也发生变化,行政主体不仅在违反法律规定下需要承担责任,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但违反了契约之规定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尤其在当下行政权过于膨胀的环境下,这对于提高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的积极性具有很大的作用。其实,在立法和实践中,这种情形早已屡见不鲜,比如在行政赔偿案件中,行政机关与受害方通过协商赔偿数额、方式最终解决纠纷的实践被广泛采纳。当然,我们也要严防钱权交易的出现,保证不走向另一个极端。

四、行政职权约定突破行政职权法定的必要规则

契约行政要突破依法行政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规则。这是因为行政机关不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行政权力都与行政相对人进行约定,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可以随意说明哪些权力或情形可以进行契约似乎主观任意性过大,不仅不利于保障行政机关的廉洁清正,也势必造成各地标准不一,各自为政,最终损害行政机关的权威。我们不否认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但是有一个抽象的但可以操作的契约行政的适应标准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为此,笔者概括为以下几个标准:

(一)行政契约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有效

在契约行政下,行政法已经具备私法化的趋势。那么,民事契约中要求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且有效的原则当然适应于要求更高的行政契约中。行政契约规定着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之规定是可能无视法律规定的。所以,双方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与有效性首先应该被确认。一方面,要把行政主体做出的意思表示与单个的执法人员的意思表示区别开来。比如,某地的一个国土局的执法人员在没有局里开会讨论的情况下,擅自越权与某开发商签订的土地开发合同就是无效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这其中是否存在权力寻租或交易的内幕,并且确认合同无效也并不违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因为该原则要求的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机关做出,表示的整个行政主体的集体意思而不是单个人的越权行为。另外,有些行政相对人在与行政机关签订合同中,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骗取行政机关信任,这种合同的有效性也难以认定。

(二)约定权必须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

我们强调的行政职权的约定,首先行政主体一方要有约定的资格,也就是这个约定的权力必须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让工商局与对方进行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约定或者让海关与对方进行企业设立方面的约定是绝对无效的,也许在私法上这种越权行为还可以解释为可撤销或效力待定。但是行政法的越权无效原则已经被我们采纳,我们必须厘清不同行政机关的职责与权力,也必须认定越权的行政行为的无效,这不仅在职权法定情况下适应,契约行政中也同样适应。还应注意,上面提到的国税局的某一职员越权没有经过机关同意签订的合同为什么不是绝对无效的呢?因为,单个执法人员的越权与此处的越權内涵不同。单个执法人员只是超越自己执法的权限,而整个国土局拥有这个权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里的越权机关连法定的权力都没有,更谈不上约定权的设置了。

(三)约定权的设立标准不能低于法定权

在契约行政中,约定的权力不能突破法定权规定的标准。这里的标准是一个具体与抽象结合的概念,不单单理解为数量的多少或标准个数的增添。如在行政奖励中,绝不能约定的数额比法定的数额低,而在行政处罚中同一类型案件的处罚尺度也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总体来说要以人为本,不管行政职权法定还是约定,出发点都是让国民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若是约定权下约定的内容加重了国民的负担,转嫁了行政主体的责任或义务,这种约定不仅毫无意义,也绝不能被国民所接受。

(四)约定权的设置必须为了更重要的目的

毕竟行政职权约定是变相地赋予了行政机关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赋予不能是随便且漫无目的的。若是在法定职权就能很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没有必要另辟蹊径地去与行政相对人约定权力。从职权约定的出发点或目的来看,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比如有些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的指导作用,但如何指导,法律没有或者不方便作出规定,这种情况下的行政权约定是必须的,其本质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定的职权。但是法律对某一问题的规定已经十分明确,那么行政机关若要进行契约行政,则一定是为了诸如公共利益等更重要的目的才能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 应松年.依法行政论纲[J].中国法学,1997,(1).

[2] 杨小君.契约对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的影响及其正当规则[J].中国法学,2007,(5).

[3] 张弘.行政法治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4] 余凌云.从命令行政到契约行政[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4.

篇10:行政职责职权内容

2、负责合同、报销送签;

3、负责办公用品派发;

4、协助工作室处理各类行政事宜;

5、负责协助部门文化建设、团建的组织与实施,例如组织生日会、观影、下午茶、旅游等;

篇11:行政职责职权内容

2、 客户出货台账的及时更新、维护。

3、及时完成请款资料制作;

4、梳理并跟进每一笔请款进展;

5、发票日常管理。发票保管及定期盘点,其它发票相关手续办理等;

6、签返单据归档整理;

7、完成我司SAP系统录入,以及各种系统申请、系统操作。完成客户端系统录入。

8、定期组织帐贷会议。

9、每日放货审批。

10、每月反馈各种报表数据。

篇12:行政职责职权内容

2, 职场消防安全管理,定期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排除风险,维护消防器材及设备设施,做好消防培训和消防演习,保证消防安全;

3, 职场机房、配线间、UPS间巡检,机房精密空调&UPS设备维护;

4, 负责职场的安防监控系统维护管理,包括协助录像调取,故障维修处理;

5, 负责职场门禁闸机系统的维护管理,包括日常故障处理,系统功能调试等;

6, 负责职场信息发布系统及海报机的维护管理,包括日常电子海报投放,终端故障维护跟进,系统调试调整等;

篇13:行政滥用职权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

一、城管行政滥用职权的危害

1、法律权威受到挑战, 损害了政府形象

城管执法应该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及捍卫者, 应该代表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利益。但是存在相当一部分城管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 滥用职权, 不仅对于城管执法部门的形象带来了不必要的影响, 更是对国家政府形象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2、加重矛盾, 阻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多次使用暴力进行执法, 这必然对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社会人员的抗法现象也必将随之出现, 而且极有可能出现互相抗拒的情况出现。这样的执法方式背离执法的初衷, 激发或加剧了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 不利于民主法治社会的建立, 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挫伤。

二、改善和防止城管滥用行政职权的措施

1. 提高城管队伍自身素质

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 要保证其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 熟练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 使其经常接受培训, 在热情、周到、及时、高效地履行职能的同时, 积极探索提高执法效率的途径, 提高执法质量。人民群众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信任是从外表开始的。因此, 注重礼仪, 良好的品行和端庄的举止、整齐的穿戴, 形成良好的第一印象是文明执法的良好开端。

2、转变理念是化解城管执法现实困境的理论前提

城管执法人员应该深刻践行科学发展观, 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将执法的目标与促进城市平稳发展的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 减少人的需求与城市管理之间抗拒的矛盾, 时刻将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尊重市民, 依靠市民, 服务市民, 进行“人性化”城市管理。此外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对城市中的弱者进行救助, 提供必要的关怀和照顾, 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 充分体现出社会和谐宽容性的一个方面, 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3. 制定相关制度, 进一步规范执法者行政行为

政策的执行者因执行公务的需要被赋予一定的权力, 防止权力异化, 防止政策执行偏离方向, 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规范给政策的执行者以行为的准绳, 为其指明正确的行动方向, 也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监督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健全明细的制度, 不但可以规范政策执行者的行为, 还可以为为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和责任追究提供必要的依据。

结束语

合理的加强对城管执法人员确立的制约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 根据城管行政的需求, 建立起结构科学, 配置合理的权利运行及监督管理机制, 从根本上杜绝滥用权利行为的出现, 才能保证城市管理与人民需求利益的双重满足。对城管行政权利使用的制约和监督必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同时伴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治国的共同进步, 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化社会的建立。

摘要:依法治国,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是保证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 但是近年来因城管执法不当或不正确带来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针对城管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 从转变理念、提高城管队伍自身的素质水平和制定相关法律法律三个方面来防止其滥用职权, 以此来提高城管综合执法水平, 维护社会安定长治久安。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危害,防范措施,城管执法

参考文献

[1]李登安, 王钰.重塑行政人格——城管和谐执法的新路径探索[J].凯里学院学报.2011 (04)

[2]曹艳敏.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03)

[3]储陈城.城管执法人员涉黑原因探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 (04)

篇14:行政职责和行政职权

关键词:农业信息档案管理;依法行政;内容;原则;职权范围

中图分类号:G271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5.11.073

1农业信息档案管理的依法行政

在伴随着依法行政实施的过程中,负责农业的档案部门行政职能也在从计划经济时期指令性的业务指导模式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行政的管理模式,执行管理职能的各部门,也从原来业务指导一个部门划分成现在的业务指导和法律法规两部门。然而,由于在工作中依然还是受着过去一些思维习惯的制约,这种划分仍然只是口头上表面上而已,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下面的基层单位,这种指令性的业务运行方式依旧还是原来的样子,对于农业信息档案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档案法》的规定中,对各行业的档案管理都有进行监督以及指导的职权,这对农业信息档案工作也是同样的。另外一层的含义,则是上一级档案管理机关对一下级档案管理机关监督和指导。在这个法规里的监督,就是上一级档案管理机关对其下一级的档案管理机关以及从事本行业工作的人员进行监督和检查,并且给予及时的纠正,使他们不至出现违法或者不正当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档案管理内部的监督职权。这一职权的实施也是多样的,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过程中常用的有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有执法争议协调,还有行政执法检查,再就是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制等,在这里面,档案的行政执法检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档案管理的行政行为之一。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并不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而是属于其行政的监督。在这里提到的“指导”仍然是在行政上的指导,是上一级的档案管理机关对其下一级的档案管理机关的行政性指导,并不具备任何的强制性因素。

2农业信息档案行政管理的原则

在档案行政管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合法确准的工作原则,绝不要把档案工作的行政性指导弄成档案行政管理上错误性的引导,我们的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指导行为是不具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假如真发生了档案行政管理工作上的误导,致使档案的行政方面相对人员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则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是要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农业信息档案行政的监督和检查工作的内容

对于档案管理的监督和指导职权的分析情况可以了解到,在《档案法》当中明确规定的监督和指导就是档案的行政部门在平时的工作中所行使的法定职权。档案行政的监督和检查工作是属于强制性的行政范畴,其工作任务主要就是负责各机关、团体和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日常的档案工作,各部门和机构要依法设立档案、做好归档管理保存、保正档案安全性等,解决好信息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档案的行政指导工作不属于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其主要工作任务就帮助各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类的组织做好和解决档案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各部门平时遇到的问题,档案的行政指导主要就是通过业务沟通上进行辅导,并给予多种档案的管理办法以供其进行相应的选择,是不可强制实施的。在档案管理上的行业标准大多是以推荐性为标准,比如现在所用的《归档文件整理规则》便是推荐性操作标准。我们现在对于档案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的问题来讲,实际上就是在解决档案管理中点的问题,比如通过部门档案的工作规范化的管理认证等办法来得以实施,起到了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档案工作的发展目标。

4农业信息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职权范围

在我国,真正能够实现农业信息档案管理在新形式下依法行政职权的扭转,就要从调整开始逐步的推行,并且要明确农业信息档案的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职权范围。

现在,根据已有的档案机构情况来按照我们国家依法行政的职权范围重新进行规划各级职权。就目前来讲,我国农业档案管理部门也都设置了业务的指导部门和法律法规部门,来进行档案的行政指导工作和宣传教育等方面,其主要工作就是指导性的工作,而并非强制性的管理。法规科主要负责档案工作的行政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责任,负责制定各部门档案业务的操作标准、规范实施细则以及政策拟定等。

不断调整农业信息档案内部机构,强化档案部门的内部监管。强化档案管理的内部监督机制,以保障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这是切切实实履行职权的重要环节。同时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下,设立档案监督管理执法科室,或称为档案监督执法大队,专门负责档案的工作情况。

划分县级以下的农业信息档案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现阶段,在县级农业信息档案管理中,从事单纯性的档案管理工作人员还是非常少的,很多地区的农业部门都没有设立专门的法规部门,对于这一情况,也就只能具体的问题具体对待。在不影响其他工作的同时做好档案的收集归档工作,使农业信息档案工作在依法行政下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努力创造和发展好档案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检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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