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初探

第一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初探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感想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毕竟中国还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优势数量，农业也是所有产业的基础，所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很有必要，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智慧的再次体现。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三位一体”农民合作是构建新兴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内涵。所谓“三位一体”源于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后来逐步完善与发展，已经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很多农村都已经开始落实，实行“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即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家庭的分散经营相结合。一些农民让出土地经营权给新型经营主体。自1978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这种小农小户的分散经营，面对市场化、信息化的今天，这种经营模式已经不能让小农创收增收，所以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可以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三位一体”的构想，是在商业化程度高、信息流通便捷的浙江，所以成效很大，但是我国相当多的农村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商业程度低，所以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要修路，“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我过很早就提出的口号，这口号依然适用于今天，只有路畅通了，信息才能灵通，农产品才能方便外销，资金也方便进入。同时 ，修路这一明显的表象特征也能让农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他们自己就能感觉到新时代就要来了。其次，对农民进行再教育也很有必要。现在很多农村因为消息闭塞，广大农民的视野狭隘，所以一定要有配套的教育，才能保证农户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让农民富裕起来。“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改变人生”，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教育，农民不懂得筛选信息，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党和国家的决策，只是盲从，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当然，教育不是喊口号，仅仅喊口号的话，万一遇到失败，反而会造成农民思想上的混乱，从而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要保证农民真正深入到再教育中，比如可以分批次地让农民代表去试点学习。其次，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最主要的是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管是个体经营也好，规模经营也好，什么能让自己的收入翻番，什么就是好的。所以，国家也要有政策的保护，首先要解决让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的出路。他们把土地经营权让出来了，就等于把生计也让出来了，怎么让他们有比种地收益大的出路，是极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需要国家提供有效的信息，或者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不然土地规模经营了，产销问题怎么解决，仅仅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比如我国推行的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服务模式。还要教导农民正确地筛选信息，防止投机倒把的机构进行欺诈。还有就是，国家的政策要保证“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可冒进，毕竟我国的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冒进的话有可能重蹈五六十年代的覆辙。

总体来说，自“三位一体”实施以来，我国一些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风貌，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也许出现了一些挫折，比如由于政府指导和监管不到位，农户主体地位不能保障，农民利益没能充分实现，所以有关政策得不到多数农户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但是必须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或新措施的实施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就像前面提到的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而且一定要全方位全方面地区落实，让农民真正理解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当然只有让农民看到真切的利益，他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调动起来，所以可以用资金补贴、信息提供的方式鼓励那些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搞多种化经营。

在商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分散的小农经营是无力抵御来自外来的强大压力的，正如欧洲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成立了欧盟，出台了欧元，我国的农业要想在工业、商业都取得大发展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施“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发展、农民创收的必然选择。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我国的农村会越来越好。

第二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 李秀中 2014-05-28

核心提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

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一试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广复制。

农业“CEO”涌现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杨柳土地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状况是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耕作。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2∶8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之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年改为1∶2∶7，即提取一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七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

陈永建介绍了这一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执行这一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成本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成本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

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CEO本质相似。王志全告诉本报记者，他每年能够收入8万~9万元。他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到成都打工，做起了装饰。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80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100多亩发展到1500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形成燎原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7903名，他们活跃在全市19个区(市)县的田间地头，在现代农业中大显身手。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一创新快速发展。

2012年以来，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

2013年，成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1200万元，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500万元。给政策，对农业职业经理人领办、新办生产基地给予补贴，支持他们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的20%缴费基数，由财政补贴12%。

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以及良好政策的助推，加速了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同时照顾了家庭，使得一部分农

业能手回流;另一方面，吸引技术人才进入，2013年年底，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有7名30岁以下的大学生竞聘职业经理人上岗。

在解决谁种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因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这些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9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张，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比如，崇州先后试点了“五权”公开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7.5亿元。

显然，崇州试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提供可复制经验

成都崇州的试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瓶颈，吸引罗必良和程国强来做此项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希望通过对这一做法的研究总结，能够在自己家乡进行复制，以及形成全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方向。

罗必良表示，就全国总体而言，30多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一是土地细碎化，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二是农户兼职化，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化，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四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五是生产非粮化。

罗必良表示，上述变化共同表明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他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罗必良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崇州的试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形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

罗必良表示，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其三大交易装置的形成。一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三是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罗认为，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第三篇：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构想。 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围绕这个战略构想进行了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此背景下，重新认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家庭经营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

农户家庭经营、公司农业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通过农村改革构建了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农户家庭经营“小而全”、“小而散”的格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往往绕不开如何对待这种传统的农户家庭经营的问题。进一步说，这种“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能否通过转型提升，有效转化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在大多数常规的农业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并具有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当然，农户家庭经营的这种比较优势往往不一定表现在单纯的经济方面，而是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如许多公司农业经营不愿种植利润率较低的粮食作物，喜欢种植高度出口导向的非食品作物。大面积采用公司农业经营替代农户家庭经营，容易加剧农产品供求结构的矛盾，形成对局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毁灭性破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①。缺乏相关经验导致管理失误等农商企业内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公司农业经营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从国际上看， 20 世纪 80 年代后，墨西哥支持外资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②。当时，墨西哥在降低农产品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放宽对外资投资农业的限制，并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允许农民通过土地买卖、租赁等方式转让土地，鼓励外资和商业资本对农业用地进行投资。由此造成墨西哥农业生产结构转向以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为主，粮食等大宗作物生产在跨国公司的挤压下迅速萎缩，粮食由自给自足转向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链甚至农业的土地经营和技术选择日益受到跨国公司控制。这些农业跨国公司很少直接投资农业生产，而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利润更高的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导致农业利润大量外流，农民只能获得产中环节的小部分利润。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业技术选择主要服从于大规模农场的需要，导致普通农户缺乏获得技术进步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贫民窟。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部分地区向工商企业的土地流转过快，推动了农业“非粮化”提速，增加了危及粮食安全的隐患。部分地方政府变相强迫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工商企业，也容易增加工商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蓄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与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密切相关的生产领域，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导形式，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引导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实现转型提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一，由于农户家庭经营的高度异质性，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农户家庭农场具有运行企业化、经营市场化等特征，它与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容性，往往不是我国“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所能企及的。在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上，既要看到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

第二，总体而言，家庭经营相对于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环节。而随着农业发展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运行中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对食品安全重视程度的提高，公司农业经营的比较优势、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在某些方面迅速凸显，这种状况对于“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更是如此。

第三，即便是在农业生产环节，农户家庭经营也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呈现比较优势。比如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有机农业、设施农业和受天气影响较小的集约型养殖业中，公司农业经营相对于家庭经营的比较优势正在日趋凸显。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而言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局限性。我国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以“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在农业发展上存在着“重生产、轻服务”、“重政策优惠、轻制度建设”等倾向。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和局限性日趋突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制约迅速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妨碍农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增加了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中，“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同质性，缺乏分工协作，加剧了我国农产品成本高、农业经营效益低和农业竞争力弱的问题，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较远。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以“小而全”、“小而散”为主要特征的农户家庭经营，还容易加剧农户兼业化、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老弱化的问题，导致以农为辅的兼业经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形态。由此会推动农业经营粗放化、农业技术选择简约化，甚至会导致农业商品化出现退化，加剧农地撂荒和农机等设施设备的闲置，制约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容易导致农户的农业经营日益偏离农业发展的效率目标，弱化农户推进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动力。

第二，难以实现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妨碍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对大量家庭经营的农户而言，许多影响深远的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活动，包括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农户缺乏参与的动力甚至能力。农户之间“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也往往会导致参与这项活动时面临较高的“动员”成本和“协调”困难。比如，在农作物制种、动植物疫病防治时，少数农户的不参与甚至会导致多数农户的参与“无功而返”。许多地方在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治、实行农产品原产地保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以及推进农产品优质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经营时，往往面临较大困难，与此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难以提高，甚至农业经营粗放化和欠组织化，以及农业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户行为的“理性选择”。

第三，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困难，将农户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如前所述，农户家庭经营的主要优势领域在于农产品生产环节。但是，如果将研究的视野从农业生产环节“切换”到整个农业产业链，特别是农业的产前、产后环节，如农资采购与供应、农产品物流与营销、农产品加工和储藏保鲜、农产品安全和品牌建设、农业金融保险或农产品期货市场等领域，农户家庭经营的比较劣势就会迅速凸显。与此相对应，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优势领域也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环节。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竞争已由产品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在农业产业链竞争中的比较劣势日趋突出，对于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制约迅速凸显。况且，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融合的深化，农业产业链的服务环节日益成为农业产业链或价值链的主导者，成为农业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集成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农业产业链的利润重心也逐步呈现向农业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这会进一步加剧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问题与局限。

一般而言，“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难以实现有效组织，难以联合起来与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农业产业链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工商资本(包括服务业企业)抗衡。因此，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不仅会加大农业产业链协调整合的难度，增加农户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的困难，还会推动农业产业链运行中工商企业垄断格局的形成和“企业控制产业”现象的发生，容易将“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制约农民增收，甚至导致农户在农产品市场竞争和价格决定中日益陷入“被动接受”的地位。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许多地方农民“承担风险多、获得利润少”，与此不无关系。

第四，阻隔农业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对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促进作用，影响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产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战略性调整有机结合的产物。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外在表现;农业需求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引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农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载体。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在产业链协调整合方面存在较大困难，往往导致农产品市场需求的信息难以有效传导给农业生产者，加大农产品供求协调和价格实现的困难与风险，不利于发挥需求结构优化升级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作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运行，由于妨碍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容易加剧农业比较优势的下降，降低农业发展对优质资源、优质要素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农业发展中优质要素的外流。这又会制约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侵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基。在传统农业经营体系下，农业组织创新的滞后，不仅容易削弱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产前、产后环节争夺利润的能力，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工商资本的谈判能力，还容易导致农业组织创新滞后成为制约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难点，增加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成本与风险，妨碍农业产业链整体素质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哪些基本特征?概而言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产物。

我们认为，所谓集约化，是相对于粗放化而言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集约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顺应了现代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消除近年来部分地区农业粗放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单位面积土地上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和投入结构的改善，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力资本、现代信息、现代服务、现代发展理念、现代装备设施等创新要素的密集投入及其对传统要素投入的替代;三是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善，包括要素组合关系的优化和要素利用效率、效益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能力，但也对农业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推进农业集约化，往往是发展内涵型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

所谓专业化，是相对于兼业化，特别是“小而全”、“小而散”的农业经营方式而言的，旨在顺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更好地通过深化分工协作，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的资源利用率和要素生产率。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如鼓励“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向专业化发展，形成“小而专、专而协”的农业经营格局。结合支持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培育信息服务、农机服务等专业服务提供商，也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如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以及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从国内外经验看，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区域规模经济，是发展区域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专业化的深化，有利于更好地分享分工协作效应，但也对生产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更高层次的期待。

至于组织化，主要是与分散化相对应的，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发育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组织创新。第二，引导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横向联合和合作，包括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等，甚至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第三，顺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分工协作水平和纵向一体化程度。培育农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能力及其带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能力，促进涉农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等，增进农业产业链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均属组织化的重要内容。

社会化往往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社会化作为其基本特征之一，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二是农业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农业产业链，换个角度看，也是农产品供应链和农业价值链。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参与，顺应了农业产业链一体化的趋势。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产业链主要驱动力正在呈现由生产环节向加工环节以及流通等服务环节转移的趋势，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引领支撑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这些方面均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社会参与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的社会分享，不仅表现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还表现为随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产业链逐步升级，并与全球农业价值链有效对接。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业产业链消费者主权的强化和产业融合关系的深化，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利益主体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深化，以及农业产业链与能源产业链、金融服务链的交融渗透，都是农业发展成果社会分享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农业发展过程社会参与和分享程度的提高，增加了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通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促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或服务主体的成长、增进其相互之间的联合和合作等，有利于保护农业生产环节的利益，避免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过度向加工、流通、农资供应等产前、产后环节倾斜，有利于保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多数农产品供应链日益由线性的单链转化为非线性的网链。因此，农业经营体系社会化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网络化。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推进网络化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集体转变成本和需求规模经济的存在，旨在提升网络效应。③许多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局部区域内农业经营体系网络化的结果。农业经营体系的网络化，为创新要素有效植入农业产业链提供了多元便捷的通道，有利于提高农业发展对资源、要素的动员和集成能力，促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升级，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强调的重点不同。集约化和专业化更多地强调微观或区域中观层面，重点在于强调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组织化横跨微观层面和产业链中观层面，致力于提高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源要素竞争力，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能力。社会化主要强调宏观方面，也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运行的外在表现，其直接结果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育。在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运行中，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应该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它们是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厦”的“基石”，不可或缺。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初期。基于实践经验，总结新型农业经营体制的主要特征还为时过早。但是，基于国内外经验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通过对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科学扬弃，仍能大致勾画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培育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通过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鼓励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结合改造提升农户家庭经营，积极支持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通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育，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新的载体和带动力量。就总体而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或企业家)的成长放在突出位置。因为无论哪类新型经营主体，其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素质，都是决定其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

发展引领有效、支撑得力、网络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随着农业劳动力老弱化、农户兼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二兼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的形成，将培育农业企业家和发展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解决发展现代农业“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问题。在一个地区，如果有几个精明强干的农业企业家“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选择经营方向，老弱化的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从何着手”、“向何处去”的难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带着农民干”的农业企业家，既可能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专业大户的户主，也可能是农民合作社甚至农业企业的带头人。“少数农业企业家 + 发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 大量老弱化的农民”，不失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国际经验来看，面向农业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简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日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引擎。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其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甚至网络化发展，可以更好地拓展农业发展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甚至产权市场对接的通道，形成农业组织结构创新、新型主体发育与农产品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创新联动发展机制，拓展农产品市场空间和农业要素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更好地抢占现代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还可以借助城乡服务业的有机联系和城市高端服务业密集的优势，更好地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惠、城乡一体。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利于增强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作用，通过促进三次产业在农业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更好地带动城乡协同发展，支撑农业更好地引进高级、专业性生产要素，缓解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培育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需要指出是，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不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都强调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和运行社会化。但是，相对而言，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继续重视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的同时，更多地强调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化，更多地重视专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的成长发育，借此增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其可持续发展机制。因此，在立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运行特点的基础上，诸多有利于服务业产业化的措施，如推进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网络化和信息化，以及引导领军人才、优质要素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都是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的。相对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加有利于持续增加和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从而有效引领并强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更容易形成网络发展的农业服务供给格局和农业服务能力格局，促进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增进农业服务链对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引领支撑能力。

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过程，以及推进现代农业的组织创新，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为节本增效、降低风险和优势互补，为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采取的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之间为增强协同效应和网络效应，更好地对接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增强竞争优势，而采取的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努力。随着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数量的增加，这些新型主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也会日益凸显。较为突出的共性局限主要是组织规模小、层次低、功能弱、服务能力差，甚至同质性强。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发展，面对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跨国公司，增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日趋迫切。因为，随着农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化，农业产业组织如果没有竞争力，农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建设现代农业更是无从谈起。发达国家的农业跨国公司，往往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在农业的大多数领域，我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能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但通过引导农业产业组织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有效合作，仍然有望形成可与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有效竞争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因此，加快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应该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

按照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要求加快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制度和政策环境至关重要。如从近年现实和可以预见的趋势来看，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之外，可供优选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首先，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及联结农户的方式，增强对农户或现代农业发展的服务功能。其次，引导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之间加强联合合作，培育农业产业链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农业组织创新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网络效应，推进农业组织功能的转型升级。第三，通过成立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不但可以增进行业共同利益或解决特定农业产业(链)的共性问题，而且可以为发挥核心企业在现代农业产业链整合中的作用提供平台。第四，通过支持发展现代农业集群或农业产业化产业区，促进现代农业产业链的一体化，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化和网络化发展，培育农业产业链的竞争优势④，提升农业的品牌效应和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集聚效应。

但是，这些可供选择的路径能否有效转换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如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至关重要。这包括在与农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与农户之间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为农民更好地分享发展现代农业的增值收益创造条件;也包括健全农业产业化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联盟、龙头企业集团甚至农业产业化集群、产业区与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健全农民合作社等对农业产业链垄断现象的制衡机制，为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更好地分享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成果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实现突破，必须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节作为支撑。

第四篇：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任务。我们在全省、全国都具有代表性的统筹城乡试点市的xx的调查发现，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5.4%，经营的耕地却高达42.7%，农产品占51.4%，农业产值占56.2%，明显具有规模大、产出高，效益好的特点，但是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农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农业后继乏人。一是新型主体占比偏少。全市家庭经营户占农业经营主体总数的94.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仅5.4%，在数量上处绝对劣势。其中，专业大户和业主又占了新型主体总数的90%以上，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三种新型主体发展缓慢。二是新型主体融合度低。大户、业主、家庭农场不能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是没有法人身份的市场主体。合作社、农业企业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合作松散。大户、业主、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五类新型主体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三是国家扶持力度偏弱。2012年，xx仅有4%的种粮大户获得农业系统财政补贴资金，户均 998.7元，仅有0.27%的合作社获得农业系统财政资金补贴，很多扶持政策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很难落实。四是经营人才素质偏低。经营者以农村内部的能人为主，来自于传统农户，科技文化整体素质不高，缺乏现代农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五是农业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农技推广服务、动植物检疫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村金融保险服务等农业支持与服务体系不完善、不配套，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宣传农村土地政策，消除农民思想顾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了农民6项权能和6项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它使农民拥有的承包地权能更加完整和充分，使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由于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混淆不清，担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会导致其失去土地的承包权，对土地流转不积极。当前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基层干部和农民正确认识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转让经营权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并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经营权流转也不会改变原承包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关系，农户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仍然享有其承包土地的合法财产权利，打消农户的思想顾虑。

二、加快农地确权登记，实现土地有序流转，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新的土地政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又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权是农民最重要的物权。赋权必先确权，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用5年时间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通过法律程序，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固下来，把农民的6项权能和6项权利真正落到实处。我省已经有89个县市区开展了确权登记试点，积累了一些经验。建议全面铺开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争取在三年内全面完成，走在全国前列，为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打下基础。农民权能和权利稳固后，还必须依托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活化这些权能和权利。加快建设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正规交易平台公平、公开、公正的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规范流转，发挥规模效应。同时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

三、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集约经营，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对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加大政策资金项目扶持力度，在农村建大学生创业园，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创业就业，鼓励大学生村官经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二是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对认定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其倾斜。实行以奖代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予以奖励。建立土地流转激励机制，鼓励农村资源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新型主体经营农业的规模变大，风险也就相应变大，应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设立农村土地流转风险基金、灾害风险基金、农作物病虫害保险基金，有效降低投资农业带来的风险。

三是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加大扶持力度，鼓励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支持农民合作社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涉农项目。深入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推进合作社规范化运作，发挥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民有序进入市场、抵御经营风险、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作用。引导农民合作社之间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与联合，组建更高形式的合作联社和高级社。

四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民互惠互利、共进共赢。

四、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保障。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耕、种、收等主要作业环节靠社会化服务，日常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的方式，扩大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户劳动强度，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一是构建新型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政府要加大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增加对新型主体的种粮补贴、农机补助，实施农业风险补贴制度;加强良种培育、推广和标准化技术培训，提高新型主体生产能力;加强自然灾害预防预报和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防控能力，提高新型主体抗风险能力;加强对种子、农药、肥料、农膜、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质量的监管，做好配送供应服务;加强信息服务，指导新型主体实施定单生产并推行大宗农产品上门收购，为新型农业经营降低成本。 二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性服务体系。深化农村改革，发挥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的作用，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农田灌排、地膜覆盖和回收等生产性服务。

第五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调查与思考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对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以农业大市湖北省荆门市为例，对如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使农村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意义重大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所强调的“新型”，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而言的，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农业经营”的涵义较广，既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又包括各类生产性服务，是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活动的总称。这里所说的“体系”，既包括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又包括各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是各类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总的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可以被理解为，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发形成或政府引导，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利益关系下的传统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称。

农村改革30多年来，在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农业经营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探索如何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于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新形势下现代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工业部门，农业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谁来种地”的问题越来越紧迫。小生产与大市场不能有效对接，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畸高畸低，谷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现象愈发频繁，“种什么”的问题亟须回答。农民种田多是从经验出发，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不高，迫切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以及专业化、系列化的生产性服务，“怎么种”的问题非常迫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和创新，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农业经营体系服务“三农”的能力，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农业已进入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从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方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现代方式上来，农业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依赖性和关联度明显增强。农业科技应用，已由以往的农户单独分散应用转变为大面积集约化应用：已由某种技术措施的单项实施转变为多项技术组装配套实施：已由农业经营者一家一户采用转变为需要由服务体系和农技队伍综合实施。面对农业和农民应用农业科技方式和对农业科技需求的重大变化，必须加快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科技应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增强农业发展动力和活力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焕发了农村生机活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也带来了土地细碎化的问题。承包农户规模小，每户耕种田块多，劳动生产率低下。因此，迫切需要加快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克服和解决农业经营中的弊端，从体系上消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适度规模化水平，重新焕发发展活力，凝聚发展动力。

二、荆门市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荆门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是农业大市，总面积1.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00万，其中耕地面积407万亩，乡村人口189.67万人。近年来，荆门市围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积极实施“中国农谷”战略，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初步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全市共有农民合作社3487个，带动农户42万户，年销售农产品总值近40亿元，实现可分配盈余4.28亿元：家庭农场式的经营主体3389个，经营总面积28.3万亩，家庭农村经营总收入5.19亿元;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7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6家，省级龙头企业64家，年产值达600多亿元，带动本市及周边农户40多万户，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户均增收2400元。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及水稻、蔬菜、水果、茶叶的规模种植，家禽、牲猪、草食动物、特种水产的规模养殖，农资配送、农机作业、农业技术和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并通过订单农业、土地入股、保护价收购、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多种发展模式。

虽然荆门市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成效较大，解决了农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依然突出。

(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谁来种地”的问题更加凸显。由于城镇有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

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导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户逐渐衰退，新生代农民不愿回乡务农，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出现了“青年不会种田、壮年不愿种田、老年无力种田”的局面，农业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目渐突出。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了庞大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群体，他们成为了村庄生产和生活的主体。农村除少部分举家外出打工者将土地自发流转出去之外，其他很多农户均以老人和妇女为主要农业劳动者。留守老人和妇女因家务和体质等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因而成为家庭生计的辅助劳力，承担起了务农的职责。当务农成为辅助性生计来源并能够轻易完成的时候，老人种田、妇女种田模式能够维持主粮种植。还有一部分农民如候鸟迁徙般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农忙时节回乡种地，农忙之后立即返城务工，这种称为“候鸟式农业”的经营模式也非常普遍。“候鸟式农业”排除了抛荒的可能性，维持着“去劳动力化”的主粮种植，同时不可避免地呈现粗放式特征。目前，荆门市在农业中从业的劳动力还有50多万人，其中老年人和妇女约占76%，许多家庭因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很多已从商品生产者蜕变为生计型小农。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上为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在奔50、奔60岁的年龄，“谁来种田”成为当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土地规模经营不够，集约化水平不高。分户经营效益差和统一经营能力弱的问题并存。荆门市目前土地流转面积为119.8万亩，占农村承包耕地面积的37.26%;其中适度规模经营面积37.4万亩，仅占流转总面积的31.2%。可见，传统分户经营仍然是当前农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在我国小农经营的格局中，家庭承包责任制“两权分离”的制度构造保障了农户的长久经营权，同时也以集体所有权来约束土地的非农转化并庇护农户的家庭经营权。这种制度客观上也造成了耕地的细碎分散化，增大了耕作成本。在当前农村人口不断流动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所产生的“离农化”带来的粗放经营、撂荒等问题，不仅造成了农地的浪费，而且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荆门市户均耕地6亩，农户经营地块多，土地零碎分散。农业经营以分户经营为主，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限制了先进技术的采纳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交易费用高，市场风险大，带来经济效益较差。虽然近年来新型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快，但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带动效应都还不足，统一经营能力仍较弱。

(三)农村有效抵押物不足，农业融资贷款困难。新型经营主体由于经营规模扩大，对资金的需求远远大于传统经营户，但涉农贷款“卡脖子”、经营大户融资难的问题目显突出。近年来，金融机构虽加大了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但主要是小额贷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无疑是杯水车薪。金融机构放贷必须在效益与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目前缺乏物权属性，农机机械均不能作为有效抵押物，授信担保困难，银行“输血”有限。京山县全兴米业公司以稻谷收购、大米加工为主要经营业务。受抵押物不足的限制，信用社的贷款额度一直在500万元以内，每次因资金问题而力不从心，错过收购良机。钟祥市保蜂蜂业专业合作社成员136户，由于资金短缺，没有能力实现统一收购。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信用社没有授信，无法贷出款来。“贷款难”的问题，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资金来源受限和持续巨额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经营规模的扩大，部分经营主体因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四)农业服务滞后，社会化水平不高。随着规模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农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村级组织普遍缺乏为农民提供“统”的服务能力，公益性服务供需衔接不紧密，新型的社会化、市场化专业服务组织不发达，造成社会化服务严重滞后于农业规模经营的问题。基层农技服务机构人员断层、经费不足、设施落后、体系断网，农业技术公益性服务难以全面落实到位。由于受经费短缺的制约，很多乡镇农技服务机构多年未进大专院校毕业生，进而影响基层农技队伍的充实更新，同时导致在职人员年龄偏大，知识老化，农技推广工作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基层农技服务机构主要是针对传统家庭经营户提供生产技术服务，还是靠“大喇叭灌输、大呼隆培训、大挂图宣传”，很难满足新型经营主体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个性化、全程化和综合性服务。新型经营主体由于经营规模扩大，需要平整土地、挖掘水渠、兴修机耕道、较大的晒场等。由于基础设施投入较大、回报周期长，有些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加之流转的不确定性，因此普遍投入不足。许多生产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由于申请不到建设用地，新购买的农机具只能露天堆放，储藏粮食的仓库和储备农业生产资料的库房紧缺。

(五)政策支持不够给力，抗风险能力弱。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扶持政策不多。如种粮补贴是按原有的计税承包面积发放，农民形象地说“不管目前是种树的、养鱼的还是打工的，都可以享受到种粮补贴，拿钱的不种粮、种粮的不拿钱”。一些粮食经营大户一方面拿不到补贴，另一方面还要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同时，新型经营主体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集中了千家万户的种养风险，相较于多种经营来说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弱，更需要政策性农业保险，但由于目前农业保险存在法律缺位、财政补贴少、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农业保险尤其政策性保险、巨灾保险和再保险等远远满足不了新型主体发展的需要。2012年京山县国宝桥米公司流转了5万多亩土地，以食品安全、有机认证为目标打造优质大米核心原料基地。2013年遭遇特大旱灾，导致部分水稻绝收，几万农民的风险全部聚集到国宝桥米公司身上，损失严重，农业保险不足以承担损失，而当前又没有土地流转特大自然灾害风险保险，严重影响规模经营的效益，加大了企业履行责任的压力和困难，进而影响农民利益。

三、多措并举驱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中的问题，必须综合施策，在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经营组织、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等方面做文章。

(一)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主导力量。必须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在突出位置。

一是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是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高素质、高技能农业从业者。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农民为主体，绝不能排斥农民。要把培养职业农民作为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核心任务，以提升农民的科学素养、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为重点，探索培育模式，强化政策扶持，加大培训力度，造就一支综合素质高、生产经营能力强、主体作用发挥明显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培训，健全农业技能持证上岗制度。选择一批素质较高的农民，通过加强专业知识培训，使之成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鼓励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乡务农，投资创办农业实体。积极推进建立完善创业兴业、信息服务、劳动保障等内容的综合扶持政策体系。新增农业补贴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倾斜。

二是大力发展专业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经营主体，是促进家庭经营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有效形式。依法引导和鼓励各类主体采取直接转包、租赁及委托发包等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条件，鼓励引导工商资本从事农业，投资创办家庭农场。探索试行集体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所有权的抵押贷款，解决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融资困难，促进规模经营的发展。要加大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各类补贴和项目重点要向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倾斜，着力提高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

三是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大经营、分散经营与统一服务的矛盾，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组织起来，要靠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带动散户、组织大户、对接企业、联结市场的功能，应成为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主要经营组织，发挥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作用。推进合作社发展既要重视增加数量、扩大覆盖面，更要注重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进一步增强农民合作社的自身实力和发展活力，提高辐射带动和服务能力。鼓励合作社按产业链、产品、品牌等组建联合社，着力打造一批大社强社。支持合作社兴办加工流通项目，完善生产设施，扩大产销对接，提高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和组织带动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资金互助社，拓展服务功能。

四是多途径壮大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骨干力量，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成，具有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应主要在产业链中更多承担农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的作用，并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生产性服务，加强技术指导和试验示范。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品牌嫁接、资本运作、产业延伸等方式进行联合重组，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素质、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设施农业和规模化畜牧业等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二)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一是始终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不动摇，着力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水平。从产业规律和世界发展规律来看，家庭是农业经营最有效的主体。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多变、生产对象特殊、生产过程复杂，只有在生产成果与生产者自身利益紧密挂钩的情况下，生产者才能真正贴心经营。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经营，没有不以农户为主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搞得再好也还是以农民家庭为主，只不过规模大小有差异。古今中外，没有农业不以家庭为主而搞得好的。因此，从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通过机制创新，更好地激发家庭经营的活力。鼓励农户扩大家庭经营的规模，采用先进科技和现代生产要素，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提高集约化水平。

二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提高农业合作化水平。发展合作经营、合作经济，可以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专业技能少、资金实力弱的农户，通过劳力、土地、资金以及生产工具的合作，发展灵活多样的联户经营。积极引导联户经营的农户，按照统一生产规程、统一管理模式、统一品种种养、统一渠道销售等形式，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对联户经营的农户实行民主管理，劳动成果按投入的土地、劳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比例进行分配。引导同区域、同行业、同类型农民合作社以产品和产业为纽带，在劳动、技术、产品、资本、品牌等方面开展联合与合作，组建农民合作社联社。

三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坚持安全化、产业化、市场化方向，按照三次产业互为促进、协调发展的思路，立足建设现代农业，以一产为基础、二产为重点、三产为配套，精心打造产加销、贸工农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畅通一产向

二、三产业延伸的通道。以龙头企业为关键、合作社为纽带、农户为基础，积极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构建农产品基地规模化、农业种植绿色化、加工企业龙头化、项目建设多元化的农业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农民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龙头”走、“龙头”跟着市场走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是着力构建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高效的生产经营服务。引导公共服务机构转变职能，逐步从经营性领域退出，主要在具有较强公益性、外部性、基础性的领域，以及那些经营性服务机构不愿干、干不来的领域开展服务，如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土壤环境监测、产品质量监管等。重点培育经营性社会化服务组织。要在培育服务主体、拓宽产后服务、创新服务模式上下功夫，从市场准入、税费减免、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要拉长产后服务这一短板，重点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和宣传、农业综合信息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

(三)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建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组织模式，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有利于发挥规模效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增强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

一是探索建立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种养大户等生产经营主体与农户合资组建的互助共同体，成员之间既有劳动的联合，又有资本的联合。要把合作社逐渐建设成为落实农业政策的平台。在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过程中，重点发展能人牵头型和村级组织支持型合作社：在股权组织形式上，探索重点发展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社。

二是探索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组织带动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深度融合。合作社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服务，农户负责农作物的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企业负责收购产品，组织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鼓励龙头企业开展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农民增加收入，实现企业和农户双赢。

三是探索建立和完善农业协会组织模式。农业协会是介于政府和农业经营者之间，并为其提供咨询和协调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建立农业协会，并通过对农民的技术指导、信息共享等服务，提升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确保农业经营者的合理收益。四是探索建立和完善科技带动型经营组织模式。重点是积极发挥农业生态技术和循环利用技术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科技企业领办合作社，通过科技水平的提升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五是探索建立和完善农业产业基地经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农业经营活动在过去横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纵向的分工和联合。通过产业化基地经营模式，降低经营风险。

(四)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着力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是探索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联动推进的机制。坚持一手抓新农村建设，一手抓新型城镇化，把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正确方向，促进中小城市、县城、小城镇协调发展，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城镇化最紧迫的任务。通过建立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措施，使农民工有条件在城市安家落户，让大量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和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成为城镇中安居乐业的新市民，从而为加快农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家庭经营的集约化创造条件。

二是探索风险利益共担机制。通过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明确农户承包农地永久不变，并赋予完整的土地用益物权，使之建立更加规范的农户承包地的流转机制。同时，注重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建立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拉长产业链条。采取设立风险资金、利润二次分配制、支持农民以生产要素入股，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共同体等形式，探索风险共担基础上的合理利益分配制度，使家庭承包经营、企业化经营和合作经营的优势得到充分叠加。

三是探索建设服务型村级基层组织的机制。加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在新形势下，应该以建设服务型的村级基层组织为导向，使这些基层组织成为引导农民、服务农民的一支重要的组织力量。加快转变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经营机制，不断创新为农服务的机制，增强为农户服务的能力和手段。制定优惠政策，发展村社集体经济，让村社集体充分开发利用好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水面等资源，进一步转换集体的经营机制，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机制，创造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民营经济互促共进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