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身份（精选六篇）
多元文化身份 篇1
关键词：胡塞尼,谭恩美,阿富汗,华裔后代,多元文化身份,人物形象
一、前言
卡勒德·胡赛尼于1965年出生在喀布尔, 是一位阿富汗裔作家。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就与父亲逃亡到法国, 后又移居美国, 曾就读加州大学医学系, 毕业后在加州当一名牙科医生。他的第一部小说于2005年问世, 当时引起了世界文坛的轰动, 报刊、杂志纷纷对其发表做出评论:作品感人至深的情节和人物刻画的入微打动了很多读者, 连续131周位居亚马逊排行榜之首, 创下出版奇迹。因小说的影响力, 于2006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与此同时, 第二部小说《灿烂千阳》出版, 出版之前获得极大关注, 再次的好评使他由新人一跃成为了成熟作家, 俨然成为了美国近年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20世纪, 中国作为大陆开放门户, 移民在中国已是常见现象, 国外优厚的福利条件和良好的教育体系吸引着一大批青年的出国梦。谭恩美生于1952年美国加州奥克兰, 是第一代移民的后裔, 母亲在1949年离开上海, 远离故土来到美国。谭美恩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 (TheJoy LuckClub) 于1989年出版, 当年她三十三岁, 曾获得过“全美图书评论奖”, 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
二、胡赛尼和谭恩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细读两位作家的作品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身处两个世界。作品《追风筝的人》中所描述的阿富汗移民阿米尔, 对身在美国却不能融入其中, 心在阿富汗, 却与阿富汗远隔千里;胡塞尼以一个阿富汗人的身份来讲诉祖国对他的恩典以及对他的救赎。对于美国本土生活的人来说, 他们都是局外人, 阿富汗漂泊的移民便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无家可归。作为读者, 你永远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阿富汗人, 一个东方人, 生活在阿富汗的土地上。而在谭美恩的作品《喜福会》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讲述中国母亲移民美国的故事, 你会觉得你既不是东方人, 也不是西方人, 或者说你既是东方人, 也是西方人。胡塞尼不同于谭恩美, 他笔下的人物多为土生土长的阿富汗的人, 故事大部分发生在阿富汗。作品《灿烂千阳》中, 故事中人物全部选择集中在阿富汗本土, 无论是主人公莱拉与玛丽亚姆, 或是逃到巴基斯坦的塔里木, 他们始终挚爱这片土地, 坚持生活在这里。
谭恩美的作品当中, 创作对象多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 更有余力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她敏锐的感受到华人对东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复杂情绪和感情, 他们自身无法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方, 而且任何一方也都不把他们认同为自己人, 更要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无论走到哪里, 内心的冲突都无法避免, 从而成为两种文化的他者与边缘人。《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间的冲突实质上体现了中美文化的碰撞。而在胡塞尼的《灿烂千阳》中, 作者对于极端宗教主义统治下的莱拉给予了很大的同情, 对阿富汗女性坚强勇敢的生命力给予了热情的赞美。《喜福会》中的人物所折射出的是对中国人的歧视及对美国人的赞美和崇拜。在接受了西方社会观念后, 作者用观察、想象中国的角度和方式, 以及力求融人甚至取悦美国主流文化的心态, 对中国事物和传统文化不断翻译、解构和重建, 导致中国文化被曲解甚至出现异态和变形。
三.胡塞尼和谭恩美的多元文化身份
胡塞尼和谭恩美他们都站在东西方文化边缘的交叉地带, 都是享誉世界的畅销小说作家, 他们的作品也同样被搬到了荧屏, 并大获好评。以双重的更加全面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也同样有着以多元的文化身份重新审视故土的本土写作, 我们可以从两位作家身上看到他们对于自己祖国复杂的矛盾的感情, 一方面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故国文化血脉相承, 不可分割, 另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的关注, 希望在异国找到希望、找到方向;对自己的边缘双重文化身份和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新的认知, 他们成了联系东西方的一条纽带。因此, 我们不难看到, 两位作家都深深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 但又有着对于本土生活现象的独立视角。两位作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谭恩美是华裔, 而胡塞尼来自阿富汗, 这样的不同却对两位作家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阿富汗还处于贫困战乱的境地, 人民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对于阿富汗的现状, 作者也不自觉的肩负着向世界诉说阿富汗的处境, 希望更多的人们重新了解阿富汗, 并借自己的创作可以使得更多的人去帮助阿富汗, 帮助阿富汗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此, 作为一位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移民作家, 胡塞尼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特征。而对于中国来讲, 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民主等方面都已取得了成就, 作为中国第一代移民的后裔, 相对在美国所取得的较多的尊重与民族自豪感, 谭恩美以母亲的移民身份以及震撼心灵的故国故事来创作, 在她的创作中, 书写得最多的是海外的移民, 并且有意识的描绘了东西方文化从相互否定、质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的。
胡塞尼与谭恩美在创作人物形象方面的不同归其原因主要有下几个方面。
首先, 考虑到胡塞尼特殊的多元文化身份, 有必要结合其独特的文化背景, 对于阿富汗难民, 且不谈其政治的民主程度, 美国仅其和平安逸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得上是天堂。胡塞尼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来到美国与谭恩美华裔后代的身份是大为不同的。
其次,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 在美国的华人移民远远多于在美的阿富汗人, 所以谭恩美的创作素材更为丰富多样。
再次, 中国和阿富汗的现实状况也大为不同, 阿富汗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尖锐、突出。而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明沉淀下来的中国文化, 是东方文明的精髓, 也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 被华裔后代排斥是作家创作的主要视角。
同样, 胡塞尼与谭恩美所处的族群情况不同。华裔在美国有着相对多的数量,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亚社会, 为谭恩美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素材。而胡塞尼的情况则不同, 从阿富汗移民到美国的人并不多, 可描写的人与事少之又少, 因此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创作的渴望。
最后, 中国与阿富汗所面临的问题有着巨大的差别。在阿富汗, 宗教势力与恐怖势力的强大, 成为阿富汗发展和变革的主要障碍, 所以在某种程度, 胡塞尼在反恐等问题上与美国主流话语是一致的, 所以胡塞尼在文学创作中更多地强调不同文化的借鉴与融合, 这些都是与华裔作家所不同的。
四.结论:多元文化存在的价值
胡塞尼作为一名阿富汗作家移民到美国, 以双重的文化视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客观真实的阿富汗, 向世人揭开了阿富汗鲜为人知的一面, 还有那渴望自由幸福的顽强挣扎的动人灵魂。胡塞尼深爱着自己的祖国, 用自己的笔杆向世人昭示着阿富汗的存在与重要。他会为阿富汗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而奋斗, 为全世界的难民而奔走。而谭恩美华裔后代在构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上不是简单地去认同美国文化, 而是深思自己是如何游离于这两者之间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文化的容纳和认可。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迷茫在东西文化中的边缘人如何慢慢接受自己的双重身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 达到和谐。
他们都在不同层面给我们展示出西方视角下的东方作家, 对东方会有着不同感受和感情, 让读者从更多层面了解东方, 我们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丰富, 会塑造出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边缘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 .[美]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 [M]李继宏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 .[美]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 [M]李继宏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3] .[美]谭恩美:《喜福会》[M], 陈乃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 篇2
【大洋洲作协】日期:2009-06-04 17:36:41 阅读:207 来源:大洋洲作协
前言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正在逐渐兴起，而在这片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对民族和文化身份问题的考察又是其中的热门话题。“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着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1饶芃子也曾多次强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应将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作为文本的研究方法，当中也就包括要重视探索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要重视对他们的‘身份’批评和研究”。2由此可见，从“身份批评”角度切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可能和可行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已经不可能不借助于文化研究，而从文化研究中文化身份的角度来分析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也不失为一种较为新颖且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饶芃子在《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中指出：“从文化身份切入研究海外华文作家的角色及其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家创作上的特色问题，等等，是极具潜力和张力的。”3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着眼点所在。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常被译为“文化认同”，对文化身份的界定，历来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天生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一种是极端相对主义，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爱德华•赛义德反对静止的文化身份观，认为文化身份是历史的建构，“自我身份或者‘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4本文赞成爱德华•赛义德的观点，反对把文化身份看成是单一构成的本质主义观念，因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成是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5同样，极端相对主义观念也是不合理的。文化身份是非常复杂的，因语境的不同，它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民族或国家的层面、种族层面、性别层面、阶级层面等。当不同民族、种族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首先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民族或国家层面；而当谈到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谈到男权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男女之间关系时，涉及到的便是文化身份的性别层面。正是由于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性，有人认为文化身份是无法界定的，其实，尽管语境的不同，我们所指的文化身份层面不同，但这并不是说文化身份不能确定，只是语境没有确定，只要确定了具体的语境，也就确定了具体的文化身份。如果对文化身份不特别加以限制，一般情况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本文中的文化身份就是指民族或国家层面的文化身份。
1848年第一批中国劳工被运抵澳大利亚后，就不断有中国人去澳大利亚定居生存，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一次浪潮。此后，由于澳大利亚实行的“白澳政策”，中国人成为了主要的限制和攻击对象，20世纪初期澳洲境内的华人移民开始锐减。文革结束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禁锢太久的中国人大批地踏出国门，中国境内升腾起了一股“出国热”。随着澳大利亚国内社会环境的逐渐改变和“教育出口”政策的实行，于是，继美、欧、日移民热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移民蜂拥而入澳大利亚，构成了中国人移居澳洲的第二次浪潮。在19世纪中期，大批移民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走出国门，这些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批移民者却是自己主动选择出国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留学生。由于社会环境和移民文化知识的差异，澳洲华文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尽相同。澳洲华文文学于20世纪初开始萌芽，当时悉尼、墨尔本有多份中文报纸并有副刊，但大多是旅澳的中国文人学者之间应酬的诗文联句或游记。在20世纪30至70年代，由于白澳主义在澳洲的盛行，华人难以生存，人口稀少，中文报刊几乎绝迹，诗文联句也失去地盘。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大批东亚华裔难民的涌入，香港、台湾移民的增多以及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新的澳洲华文文学才开始应运而生。特别是大陆留学生潮的出现，他们大大更新了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背景地图，“他们带来了华人世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分化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从‘留学生’演变成为国际移民的曲折经历，在他们中间留下了区别于其他移民——至少是其他来源地的华人移民——的独特记忆。”6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陆留学生潮为澳洲带去了四万多留学生，这四万多的留学生先后在澳洲取得永居身份，他们为澳洲华文文坛增加了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他们中有的在澳洲居留了七、八年，有的五、六年，说是留学，实则打工为主。事实上，这些留学生早就离开了学校，成为了新一代的移民，他们的到来丰富了在这之前的澳洲华文文学，按照目前华文文学界的界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被称为新移民文学。所谓新移民，是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于是，新移民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手段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便被称为新移民文学。7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一般认为，澳华文坛真正成型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在这期间，澳华文学以1989年前后赴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创作的所谓‘留学生’文学（或称‘大陆新移民文学’或‘新华人文学’）为主体。”8由此可见，澳洲新移民文学在澳洲华文文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澳洲新移民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篇幅短小、便于抒情写意的诗歌、散文尤其受到作家们的青睐，而需要付诸匠心经营的小说创作却只受到一部分作家的重视。在他们的努力耕耘下，出现了不少可读性文本，一些作家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表现方面已经颇见功底，如刘熙让、林达、王世彦、毕熙燕、袁玮等等。虽然澳洲华文文坛小说数量不多，但澳华文学比较沉实且艺术色彩较浓的却是小说，它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比一般的散文、杂文来得扎实。因此，蕴含内容更为丰富的小说作品成为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对‘身份’（我国文献有时也译为‘认同’）的关切，是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的主要支柱，因而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中心议题。”9基于身份问题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就主要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澳洲华文文学中新移民文学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考察，来研究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是如何在澳洲新移民作家身上体现的。张奥列是澳洲华文文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曾这样说过：“澳华文学的灵魂是什么？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这里面有焦虑、困惑、痛苦，有思念、乡恋、怀旧，也有感悟、挣扎与奋进。正是这种文化认同的内核，使澳华文学多姿多彩，呈现出南半球大陆的包容色彩，展现了澳华文学的艺术风貌。”10由此可见，从文化认同、身份角度研究澳洲文学的重要性。但综观澳洲华文文学，无论是华人整体写作史，还是单个作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力度都很微弱，从身份角度着眼的论著和论文虽有一些但数量极少。可以说，对澳洲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近开辟、尚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相关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深圳大学钱超英教授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另一部是钱超英编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前一部著作从身份研究的角度入手，对澳洲新华人（即澳洲新移民）文学进行了深刻剖析。论文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钱超英的《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暨南学报》2000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何与怀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旅澳华人作家张奥列的《澳华文学十年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4月），以及旅澳华人作家庄伟杰的《崛起于边缘的跨文化风景——澳洲华文文学如是观》（《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4月）和《边缘族群与“第三文化”空间——以多元文化背景中的澳洲华文文学参照》（《 华文文学》2003年5月）等等。其中前四篇论文都涉及到了对澳洲华文文学身份问题的研究。从身份角度入手去研究澳洲华文文学论文著作比较少，因此，本文就选取了这一角度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突破点。
刘熙让是澳洲新移民作家中的一员，是澳大利亚作协会会员，常用笔名刘澳或刘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原为《北京日报》的新闻记者和专栏主编，1989年赴澳留学后，他开始致力于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去反映新移民的生活。在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生活素材后，1994年二十二万字的《云断澳洲路》终于完成。同年，该小说先在大陆《四海》海外华文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二年就由群众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台湾举办的年度“华文著述奖”中一举夺魁，荣获小说类头奖。接下去，刘熙让在墨尔本理工大学读书之余，又花了四年的心血创作了长达三十三万字的第二本长篇小说《蹦极澳洲》。《蹦极澳洲》出版的同年，又被台湾的专家学者评定为1999年度“华文著述奖”佳作。为了能用英语进行创作，刘熙让以一位非英语背景的华文作家，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职业写作”的研究生班顺利毕业。他是这个研究生班里惟一一位出身在海外的人，惟一的双语作家。接着，他与一位澳洲人合作，将自己的《云断澳洲路》翻译成了英语，而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澳洲黄金梦》就是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创作的。2004年出版的《澳洲黄金梦》更是荣获2004年度台湾“华文著述奖”小说类头奖和“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联邦作家文学创作基金奖。虽然刘熙让迄今为止只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等等创作还未见到，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了肯定，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由于澳洲华文文学整体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其之下的单个作家研究就可想而知。在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时间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里，涉及刘熙让的文章仅仅能查找到一篇，即郭媛媛的《蹦极澳洲的中国骑士--刘奥小说论》（《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国外有关刘熙让作品的研究论文及著述在各种数据库中还没有发现，不过刘熙让已经把自己的三部长篇小说翻译成英语作品出版，在英文版《云断澳洲路》（Oz Tale Sweet and Sour）的封底就有外国人对其作品的肯定评价。可以说，澳洲华文文学的单个作家研究还处于荒漠状态。由于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单个作家作品文化身份研究的缺失，本文选取刘熙让及他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这一面小窗去透视整个澳洲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身份特点。因此，本文着重的不仅是刘熙让把对异乡生活的体验与观察融入到作品中，使读者可以体会到澳洲华人在异乡的成长历程，更看重的是他的创作趋向与澳洲新移民族群的文化身份的探求历程的相似，其作品完整展示了澳洲新移民对文化身份的探求与建构过程。因此，选取刘熙让长篇小说作为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学的切入点是有意义的。
船东身份多元化的是与非 篇3
首先来看看船东构成的现状。近年来，海运市场中除了老牌的专业化船东之外，又出现了一些货主、基金、银行还有港口、船厂进入船东领域，形成了一个船东身份多元化的现象。
对于不同的航运细分市场，船东多元化的影响状况是不同的。比如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它的船东身份多元化的倾向不是很明显，世界前十大班轮公司占市场总额的63%以上。而其它的市场就不一样了，比如散货和油轮，前十大公司分别占了17.8%和22.1%，这就明显呈现了一个船东多元化的趋势。我国干散货船东的比例，专业化船东基本上占了15%。
第二个方面来看看船东身份多元化的成因。
像大陆货物的市场，实际上从它的货物收发地单一，或者是运输组织相对简单这样的因素来说，进入门槛比较低，形式多元化的现象更为突出一些。
再就是行业市场的波动，提供了投资和投机的机会。加上这几年大起大落的现象特别明显，由于大起大落很容易造成一些游资进入。还有就是近几年船价大幅度波动，有一些船东放弃订单，使得船厂及有些金融机构被迫成为了被动船东。
还有就是行业服务需求方的经营战略转变。实际上，在航运市场的繁荣期，运力供不应求，造成货主企业运输成本增加，运价上涨，同时又有一些货主企业供应链安全也受到威胁，从货主企业的角度，他们会从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运输的可控性和可靠性来考虑，从而进入船东行业市场。
综上所述，在进入门槛较低的散货运输市场上，在货主、金融机构、航运相关企业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下，航运市场船东身份多元化的状况就产生了。但是其他船东进军航运企业就像在水塘里放入了一条鲶鱼，打破了行业原有的宁静。
这种现象有利有弊。先来看看船东身份多元化的基本影响。
一个方面就是它会激励专业化船东提升航运服务效率。让专业化船东感到一种危机感，必须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在外部要加强与货主、银行、船舶投资基金的合作，以及船东间的合作，在内部要优化调度与生产组织流程，削减营运成本等等。
第二个方面，船东身份多元化实际上拓宽了融资渠道，形成了多领域、多主体渠道，拓宽了行业发展道路。
第三个方面就是促进航运市场的理性回归。航运业并不是一个高收益的行业，2001-2009年航运业的繁荣昌盛，使得船东对市场失去理性判断，投机情绪严重。所以，船东身份多元化应该会使航运市场尽快恢复到健康、理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四是实现了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应该说，全产业链强调以需求为导向，从产业链的源头做起，形成集原料生产、产品加工、贸易、物流、分销及品牌推广为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货主企业经营航运业会使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得以实现。
那么，下面再来看一看船东身份多元化会带来哪些弊端？
一是运力过剩，使得运价低迷。2013年7月份，全球干散货船队运力达到7.005亿吨，运力增长和需求增长不成比例，造成运力过剩，正因为如此，目前运价难以走出低谷。
其二，多元化造成缺乏网络经济性，降低了运输效益。运输网络质量增升带来了平均运输成本下降，这里包括运输网络扩展，是一个网络幅员经济，船队规模化管理是船队规模经济，船舶大型化且装载率高是船舶大型化经济。作为货主来说，他的自营船队云运输网络有限，没有办法实现网络幅员经济，船队规模小无法实现船队管理的规模经济，货物运输单向性，所以没有办法实现船舶大型化经济。
其三，短期行为会影响行业的长远发展。非专业化船东的经营船队主要是为主业服务或为实现资本增值，而专业化船东经营目标是实现航运业的可持续发展。船队在企业的地位也不一样，非专业化船东主业不是航运业，而专业化船东从事航运本身就是他应该干的事情，所以战略上看是不同的，专业化船东对船运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地位。
其四，从安全角度上，安全是航运业的立足之本，专业化船东已经形成了安全管理体系与应急预案体系。而非专业化船东在这方面就会存在很多的隐患，也存在很多问题。
最后，再分析一下船东身份多元化背景下的专业化船东的发展。
专业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可以发展生产者的技能，可以节约由于工作变化而损失的时间，有利于从事专项作业的劳动者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所以企业应该首先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推动行业的发展。这么多年，船东一直希望造船企业能够联合成立一个船舶研究院，根据船东需求开发产品，第二就是推进新型高效船舶建造和使用。另外，汽车都开始无人驾驶了，无人驾驶船舶也应该引起关注。
第二方面，要以客户为中心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从货主偏好、安全、及时、可靠等方面，以及个别货主特殊的要求，专业化船东都应该满足，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服务，为货主降低运输成本，服务满足货主多方面需求，发展散货物流业务，为货物提供增值服务。
第三方面，利用金融创新，增强专业化船东的竞争力。实际上这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高风险行业，这些年一直都在做融资、规避风险、和船舶基金合作等。
第四方面，是发挥主导力量，推进航运市场健康发展。航运市场大起大落，使船舶成为游资追逐的对象，游资进入，又加剧了航运市场的波动，作为以航运为主业的专业化船东，要用战略的眼光看待市场，成为推动航运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
多元文化身份 篇4
美国工程院院长查尔斯韦斯特指出, “拥有最好工程人才的国家占据着经济竞争和产业优势的核心地位”,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地方高校约占整个高校的90% ,其中工程人才培养又约占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绝大部分,提高地方高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对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因此,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办学宗旨既符合国际社会人才培养导向,又满足社会主义价值观。
尽管如此,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在满足政府、社会、市场等所需的人才标准和人才质量的同时,大学生自身的期望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1]。在崇尚个性与自由的21世纪,在大学毕业国家分配工作早已才成为历史的年代,当代大学生对职业乃至人生的规划不再循规蹈矩地满足社会普遍价值观,现如今“北大学生卖猪肉”“北大硕士卖米粉”等一系列名校毕业生放弃多年来所学专业知识、根据自己的爱好自主创业的报道屡见不鲜。除此之外,某些领域工作的基础性如银行柜员、快餐店长等工种不限制员工在大学所学的具体专业,而关注员工的综合素质,这些工作环境舒适且收入稳定,因此也吸引了一部分大学本科毕业生。当然,仍有大部分学生愿意从事本专业相关的技术工作,以便学以致用。
如此多样化的大学生就业选择表明,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并非高校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最优选择,若能将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可从广度和深度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对象,大学生在被培养的过程中也应当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根据自身特长、家庭背景、职业规划等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1 就社会需求及自身特长而言,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可主要包括应用型、综合型及创新型三种
应用型人才的突出特点是其职业性和专门性,其培养模式可概括为“一专多能模式”,即一门专向多门功能,一种专场多个职能[2]。综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全面发展为主,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后有针对性地培养相应的能力。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以获取知识为基础,以开发智能为手段,以发展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高校人才培养类型[3]。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实行班导师制度,即在辅导员机制的基础上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班导师,大部分班导师由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兼任。班导师通常负责一个所带班级从大一入学直至毕业全程四年的学习与生活。在此过程中,班导师作为与学生长期直接接触的对象,可深入发掘学生的个体优势,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同时作为具有高学历的专业教师,其敏锐的科研嗅觉可为创新人才的发掘做出一定的贡献,从而为人才培养模式的个体选择提供一定的指导,彰显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
2 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可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培养模式
“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现代化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趋势。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特点及优势,如何让其扬长避短、学有所长是保证人才培养成功的关键。
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掌握着所带班级全体学生的第一手学习成绩资料,了解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情况及组织与领导能力,如班委的任命,学校社团任职的学生名单。班导师还可根据每位学生的素质学分选修情况,从而发掘学生的特长,例如经常去听科技讲座反映出该生的求知欲望及科研热情; 又如经常参加人文活动或其他兴趣大赛的同学相对而言会更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此外,班导师还掌握着所带班级的生源信息,据统计,绝大部分学生愿意选择生源或邻近区域工作,班导师可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可将生源地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发展纳入考虑范畴,尊重学生的就业倾向。
而作为专业教师,他可以通过所教授的专业课程以及参与创新实验的情况全面了解学生的科研潜质。
在人才培养模式分类的过程中,需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在尊重学生自身选择的前提下,帮助他们从“应用型”、“综合型”及“创新型”三种人才培养模式中选择最适合每个学生的模式。
3 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可辅助完善多元 化人才培养方案
多元化人才培养方案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还应制定与每种人才培养模式对应的选修课程方案,只有修满专业基础学分并修满一定数量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分,才算完成学业。
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专业教师可根据行业导向、企业需求以及带领学生去企业实地参观的过程中所接触的新的专业知识,为此类学生开设实际应用知识方面的课程,学生通过选修该类课程获得相应的“应用”学分; 同时,可将企业实习转化为学分,例如在本专业的相关单位实习一个月可获得1个“应用”学分,鼓励应用型人才提前熟悉生产线。
综合型人才培养方面,班导师可鼓励学生参加各类企业的暑期实习项目,专业不限,实习结束后根据单位开具的实习证明可获得相应的“综合”学分; 此外,在班委或学生会任职一定期限且表现优秀者可获得“综合”学分,如任满一学年可获得1个“综合”学分; 在校级获得综合型比赛奖励如“文学大赛”、“摄影大赛”等每项可获得0. 2个“综合”学分,校级以上级别可适当提高单项综合学分值。
对于创新型人才,要采取开放式教学,争取做到科研资源要向本科生全面开放,若有些课程在现如今不能做到开放式教学的情况下,可适度采用开放式考核方式———论文形式来发掘具有创新思维的学生; 其次,要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实验及学术会议,动手动脑,耳濡目染地去感受大师风范[5],借鉴博士的学术交流活动学分形式,将其纳入本科生“创新”学分的选修范畴,例如参加10次学术讲座可获得1个“创新”学分; 再次,要对学生取得的成绩予以奖励,以建立他们的信心,例如对创新实验中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或发明专利的学生发放奖学金,并对其承诺在报考本校研究生时优先考虑,同时将学术论文的发表与“创新”学分相关联,根据所发表的论文期刊的等级及作者排名可获得相应的“创新”学分。对于在全国数学建模大赛、挑战杯大赛中获得奖励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选修学分,类型不限。
4 兼任专业教师的班导师是产学研合作 模式下学生与企业的纽带
现如今,高校工科专业越来越注重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以便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这也促成了许多产学研合作基地的建成。作为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专业教师,产学研合作基地的建成无疑为专业教师增加了新的科研平台,让专业教师有更多的机会承担科研项目。作为实时关注且全面了解学生的班导师,可以第一时间将合作消息告知学生,并根据学生自身发展水平推荐他们参与到产学研的项目合作中来。因此,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在依托产学研合作项目来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可发挥其主动性、时效性,为自己、学生及企业三方争取共同的成果。
此外,与企业进行研发项目合作、带领学生去企业参观实习的过程可以让专业教师实时了解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专业教师还可从企业学习到一些与时俱进的先进技术,实时更新知识库,不断改进授课内容,让学生学到更多实际有用的知识。如此一来,学生毕业后便能更加顺利地找到工作岗位,并做好工作初期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作。同时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可作为联系企业与学生间的纽带,将有志于毕业后去企业工作的学生推荐到相关单位进行实习,为其毕业后就业做下铺垫,为应用型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
5 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可基于学生的 兴趣爱好对其引导以提高其综合素质
对于倾向于成为综合型人才的学生,班导师可遵循“以学为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不影响这类学生正常学习的情况下,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团体活动,如参加学校社团、志愿者协会等,以培养他们的沟通协作能力、组织能力甚至领导能力。对于已有明确未来规划的学生,比如立志从事销售或会计行业的同学,可鼓励他们在大学期间辅修相关的第二专业,以便其顺利就业。
6 结 语
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符合“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尽管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推行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但它无疑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让学生将自身优势最大化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有效途径。此外,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在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值得重视,无论是从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培养方案的制定或是培养过程的促进,这类具有双重身份的教师都发挥着长期而积极的作用。利用好兼任班导师的专业教师这一资源,可加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推进,同时也是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取得成功的一个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沫,陈海宁.人才培养模式:高校实现人才充分就业的战略选择[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3):52-54.
[2]陈志刚,杨新海,吴健荣,等.地方高校工程类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1):75-78.
[3]朱宏.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高校教育管理,2008,2(3):6-11.
[4]刘智运.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实施要点[J].中国大学教学,2011(1):12-15.
指示动词与文化身份构建 篇5
关键词： 指示动词 身份构建 文化语用
身份构建（Identity construction）已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等的研究议题，如今也成为语用学者关注的对象之一。Lakoff（1989）认为，在日常会话中，交际者不仅传递信息，而且构建自身形象身份。说话者使用语言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言语行为，构建自己或对方的身份。话语中的身份构建涉及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权力、地位等特定语境因素对语言形式选择的制约。指示语（deictics）是对话语语境高度敏感、高度依赖的。因此，在交际中，参与者选择与身份相匹配的语言形式（指示语）来构建自我身份和他人身份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指示及指示动词
（一）指示
指示是人类语言中一种普遍的现象。任何语言中都有一些特定语言手段来指示语境中的某一成分，使话语与一定的人物、事物、时间、空间等发生直接联系（Lyons 1977： 636-656）。Lyons所说的语言手段就是“指示语”（deictics），是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中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Levinson（2004）指出了指示语的“界定问题”（boundary problem），即指示性语言单位的划分不够清晰明确。也就是说，除了那些被认为是语言学中的典型指示语之外，很多语言单位在实际话语中也具有指示性。比如说，“Let’s go to a nearby restaurant”中的“nearby”显然是具有指示性的，指向话语双方都知道的附近某家餐厅。又如：What a great picture！ （said looking at a picture）及The funny noise is our antiquated dishwashing machine.（said pointing chin to kitchen）通过体势或眼神传递，说话者把听话人的注意力导向了即刻语境中的某些物体或特征，这样使得话语中的某些语言单位（“funny noise”及“great picture”）具有了指示性。
由此可见，就语言符号与实体事物之间的指称而言，指示代词并不是唯一具备指示性的语言单位，形容词（如上述“nearby”）及大多数名词短语（如上述“funny noise”，“great picture”）在实际话语中均有指示性。
（二）指示动词
指示动词普遍存在于自然言语中，如：英语中的“come”和“go”。Fillmore（1976）就曾指出指示位移动词（deictic motion verb）能指向某个观察视角，即说话人观察话语中发生的动作的视点角度。通常“come”被用来表示动作移向“指示中心”（origo），即观察者所处位置，相反，“go”表示动作远离观察者或指示中心。如Fillmore所举的以下两句话（Fillmore，1976：102）：
A.The door of Harry’s lunchroom opened and two men came in.
B.The door of Harry’s lunchroom opened and two men went in.
Fillmore指出A句中的“come”使得听者（读者）位于餐厅内，若要拍摄该场景，则摄像机应架在餐厅内。B句则使得读者位于餐厅外，摄像机位于室外或街上。
Fillmore的“视点角度”向我们展示了指示动词最基本的指示特征，即指向物理空间语境中的某些特征。通过对自然语言语料的观察，笔者发现英语中的动词所承载的指示性还是很丰富的。如下面这则新闻报道里一位教会牧师的话：
（1）“It’s really crippled us，” local church pastor Willie McDaniel told ABC 13.“People are afraid to go out the door.People are afraid to do this.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BY MELISSA CHAN NEW YORK DAILY NEWS July 29，2015）
这则新闻报道的是洛杉矶的流氓团伙号称发起一项“百日百人杀戮”的恐怖比赛，看谁能在100天内以最快速度杀100人。面对如此恐怖主义行径，当地教会牧师的回应：“It’s really crippled us.”字面上看，动词cripple表达了当地居民害怕得都不敢出门，犹如“腿瘸了，无法行走”。但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该动词还指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信息。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是核心价值观之一，其中就包括了人身行动自由。说话者通过使用cripple，除了表达对恐怖行径的畏惧之外，更想表达强烈的义愤与零容忍，因为这无疑是剥夺了行动自由的基本权利，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综上所述，本文所考察的指示动词并不局限于“come”和“go”，许多动词或动词短语在自然言语的特定语境制约下都承载着非字面信息，指向语境中各种参照系数。如何解释指示动词所承载的这种指示方式是本文重点探索的内容。
（三）指示方式的解釋
西方学界有关指示语的理论颇丰，其中有不少涉及指示语指示特征的论述（具体参见Levinson 1983：54； Hanks 1990：5； Haviland 1996：282； Ochs 1990）。纵观这些理论，笔者发现都没有系统地讨论指示语的指示方式，也没有解释指示语与语境（社会、文化）相关联的机制。之后Levinson（2004）提出了指示语在自然语言中的特性，使我们对指示语的指示方式及其与语境之间的指示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Levinson指出指示语在自然语言中引入了主观性（subjective）、意图（attentional）、注意（intentional）及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t）。Levinson的观点给本文所探讨的指示动词的指示方式与语境关联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动词在特定语境的话语中之所以承载了指示性，是因为说话者首先有交际意图，在主观性的制约下选择了某个动词，通过该动词把听话者的注意力导向特定的话语语境并与其中的某些特征相关联。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话语语境按从狭义到广义、从实到虚，从变化到稳定可分为三类：物理即刻语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何刚，2006）。换言之，话语中指示动词既可以把听话者的注意力转向物理客观语境，如：起始点、目的地、方向、运动轨迹、观察视角等；又可以导向社会语境，如：社会角色、权势、等级地位等，甚至关联文化语境，如：价值观、信仰、习俗、规约等。通过这种注意力的引导，指示动词的语义与话语语境发生了密切关联，所以说对指示语的解释是与语境密切相关的。
二、身份构建
（一）指示语与身份构建
“身份”指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身份构建”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身份建构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语言选择的影响，语言构建了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及对世界的理解。话语，作为语言的具体应用形式之一，自然也具有身份构建的功能。与身份构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视点站位（stancetaking），视点站位指说话人站在什么角度说话，即说话人的视角选择（冉永平，2007）。因此，笔者把身份构建定义为：会话者在实际交际中选用一定的语言手段（如本文关注的指示动词）来呈现视点站位，并以此构建自我身份的言语行为。
（二）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构建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译为文化认同，涉及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即“我是谁”的问题。文化身份（认同）首先指向的是这种文化的内部特质，是一个族群在长期的传统中形成的系列独特特征，是文化身份的恒定层面，制约着文化的认同。可以说，文化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立场、一种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一种视界。在这种视界之中，人们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或有价值的，或应该做的，或该支持或反对的。如在美国，平等、自由、诚实、独立、追求幸福等是美国人在两百多年内形成的稳定的价值观，在美国人的日常言语行为中引导人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与此同时，文化身份是认同与构建密切相连的过程，在认同中构建，在构建中确定新的认同。文化身份的层面是非常复杂的，就群体而言，不但有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文化身份，还有性别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会随着政治、经济、历史变化而不断构建，维系并冲击原来的认同。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移民国家，种族矛盾、阶级对峙是较常见的。美国国会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后，不少对同性/异性婚姻选择自由权的社会问题也浮出水面，人人对此议论纷。比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Bruce Jenner曾經是终极阳刚的象征，其却于2015年6月变性后登上《名利场》（Vanity）刊封面，公布了自己的新名字Caitlyn Jenner，并讲述了自己变性心路历程，展现了“她”对自我性别身份的一种认可与突破。
（三）文化身份构建的语用行为
话语是特定语境中的一种言语行为，其意义取决于语言的使用方式。广义的语境可以指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狭义的语境指话语产生的即刻语境。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地位和身份，并构建符合自己的身份。例如：奥巴马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在回顾美国历史的过程中构建了其总统的身份。
语用学家Verschueren指出，真正的语用学不研究理想人群的社会变量，而是着眼于构成实际说话者社会身份的各种变量，如：文化、社会阶级、民族、教育程度等（Verschueren 1992： 92）。因此，在实际话语中，因语境不同，文化身份会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层面：名族或国家层面、种族层面、性别层面、跨民族层面、阶级层面等。鉴于文化身份层面的复杂性，我们所指的文化身份是指主流的文化身份（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通常如果对文化身份不特别加以限制，一般情况下指主流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身份。当语境切换到男尊女卑时，便涉及性别与文化身份。当语境有关黑人歧视问题时，那就是种族与文化身份。因此，只要确定了具体的语境，就确定了具体的文化身份。
（2）“As the president who came to office， a black man promising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a man ideally suited for that job since you were born both black and white， you had a God-given chance to actually proclaim and demonstrate that racial divides and prejudice had greatly diminished and that our society was truly becoming colorblind，” he wrote.
（BY Deborah Hastings /NEW YORK DAILY NEWS/ June 25，2015）
在这则新闻中，“the president”，“black man”，“a man”及“you”均指奥巴马总统，但这四个词却使听话者激活了不同的语境参数。显然，说话者通过选用不同的指示语来呈现自己不同的视点站位，从而构建奥巴马总统的不同文化身份。说话人首先用较正式的“president”来指向奥巴马身为一国总统要职的社会角色；“black man”则指向奥巴马的肤色，即总统的种族身份，隐含指向现今美国种族对持问题；“man”及“you”构建了说话者与总统平等的地位，折射出美国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这是一种主流的民族身份的体现。
三、话语中指示动词与美国文化身份构建
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复杂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赋予。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文化身份层面更是错综复杂。本文主要从以下四方面，通过语料分析动词与说话人构建自我或他人文化身份之间的指示关系。
（一）指向社会角色
同一说话人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在不同场合的话语交际中，说话者会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迎合不同的场景、听众群，同时表明自己在话语中的社会角色。此类语言形式在话语中就是具有指示性的，说话者通过这类指示性语言形式构建自身的社会角色。
（3）“I think more than anything，they just played on her emotions，” David Favro said.“They just played her for basically everything they can get off her.”
（BY Tina Moore/NEW YORK DAILY NEWS/Monday，June 15，2015）
该新闻报道了一位在克林顿改教所（Clinton Correctional Facility）工作的女清洁工被指控与罪犯发生性行为并协助两名重刑犯逃狱的事件。典狱长的“play”一词具有高度语境敏感性。在美国英语中，“play”最凸显的词义就是成人之间的性关系。但这真是说话者的意图吗？笔者认为，典狱长肯定不想承认这样的丑闻，故他的“play”应该是“玩弄、利用”的意思——“played her on her emotion”。作为指示语的“play”构建了话语双方不同的社会角色定位：在新闻记者/大众来看，此类性丑闻乃是新闻热点，“play”所隐含的“性行为”词义就尤为凸显；但典狱长的社会角色使得“玩弄”成为凸显意义。
（二）指向跨文化身份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话语双方由于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对同一事物、概念会有不同的文化诠释。意义构建既依赖于话语实际发生时的即刻语境，又依赖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与准则。在跨文化交际中，一个语言形式在话语中未必只是表达了其字面意思，有时也承载了特定的文化信息。以下是一个韩国学生和一个美国学生之间的对话，两人都学习语言学并要写一篇论文。
（4）Korean： Jill，do you want me to help you with your essay？
American： Don’t patronize me，please.
Korean： You say，you don’t want support？
American：Please just don’t ... Okay？（Kecskes 2010）
在韩国学生看来，“patronize”等同于“help”，在韩国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是友好的表现。但在美国文化中，“patronize”通常承载了负面的文化特定含义，因为美国人不喜欢别人的随意“施舍”。显然，在这则对话中，作为指示语的“patronize”指向的并非仅仅是实际情景语境中“help with your essay”的意思，而更多地指向了话语双方各自特定主流文化价值观。美国学生说“don’t patronize me”，构建了“自食其力”的独立性美国文化身份；韩国学生对“patronize”的误解，恰恰相反地构建了韩国人“助人为乐”的文化信念。
（三）指向态度、立场
态度/立场（stance）指人们针对话语交际中的关注焦点所表现出的心情、态度、感情、意向及情感程度。态度/立场作为一种指示信息，与话语中的指示性语言形式发生联动。通过语料观察，笔者发现，说话者的态度/立场往往体现在词语的选择上，即对于同一概念的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就构建了说话者的态度、立场。以下两篇报道中均涉及动词“ask”或“demand”，但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出说话者不同的立场、态度。
（5）“We’re asking， we’re not even asking we’re demanding，a retraction and a correction because the story was a total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story，” said the commissioner， referring to another story published Tuesday by The Guardian.
（BY Tina Moore/NEW YORK DAILY NEWS/June 9，2015）
這则新闻里，说话者针对报刊扭曲报道事实而深感愤怒。对此，我们注意到说话者的选词从“ask”过渡到“demand”。起初的“ask”体现了代表官方发言人的长官对待《卫报》的平等态度（美国人说话直白、坦诚、平等，不讲究谦卑）。然后，说话者对报刊扭曲事实的愤怒之情升级到“demand”，构建了凌驾于对方之上的强硬的立场，表达了当时强烈的不满。
（6）“While we were saddened and disappointed to learn of our son’s intentions，we are grateful that authorities were able to prevent any loss of life or harm to others，” the family said in a statement.“At this time，we would ask that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recognize our grief and respect our desire for privacy.”
（BY Doyle Murphy /NEW YORK DAILY NEWS/ July 13，2015）
说话者是一个美国家庭成员，父亲是波士顿警署队长，儿子却是ISIS支持者，于近期被捕。家里发生了如此悲剧，成员自然是悲痛万分，但同时想维护自己的隐私权（美国基本权利之一）。我们注意到，说话者用了“ask”而不是语气更为强烈的“demand”或“request”之类的动词，这是为什么呢？一般情况下，美国人维护隐私权的态度是很强硬的。显然，我们得把说话人的自身态度、立场、当时心态等主观因素考虑在内：家中出了如此丑闻，自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媒体和公众尊重自己的隐私。
（四）指向性别身份
性别身份属于社会身份的一种，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程度，而非仅仅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美国是一个高度开放、讲究个体自由性及个性的国度。最近有关变性及性别身份认同的话题随着前奥运冠军Bruce Jenner变性事件引起大众哗然。
（7）“She going to have fun，” Bissinger predicted.“She’s been completely isolated for the last five or six years of life as Bruce.”
（By Maria Puente / USA TODAY / June 2，2015）
这则新闻讲述的是前美国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Bruce Jenner变性化名为Caitlyn，并在《名利场》杂志封面上刊登自己作为女性的照片。说话人是一名采访Jenner的记者，句中“isolated”并非简单指空间或心理上的隔离。说话人首先表明了自己对Jenner变性的肯定、乐观态度——“she going to have fun”，然后对Jenner过去以男性身份生活的5-6年的评论，指出“她”被完全“隔离”了。那到底Jenner与什么隔离了？在具体语境中，笔者认为是“性别认同”（sex identity）的隔离。综上所述，Bissinger的“isolate”构建了Jenner的特殊性别转变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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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身份 篇6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跨文化传播；数字时代；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30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立足点并影响其传播实际，对之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数字技术不仅改变着传播实践，也影响着传播理论建设。对于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要认清文化身份认同作为元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还需进一步认识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
一、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主体性发展及其组成要素
文化身份认同形成和演变的历程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巫术信仰和仪式的孕育阶段。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伴随着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影响力的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首要单元。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剧，民族国家和家庭的地位式微，文化遗产、传统伦理价值、社会理想、人生观和世界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弱化，种族、性别、族群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单元得以强调，大众媒介开始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
在哲学意义上，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个“我是谁”的元问题，这个恒久问题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现代都有着追问的意义。进一步说，讨论自我和主体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的核心，尽管问题的答案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多种维度。启蒙时代，既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念，将思想和身份视为同样实体性的存在，认为自主的主体能在其一生中都对自我的身份确定不移；也有洛克否定身份是与先验自我同样的实体性的存在的思想，认为个人的身份有赖于记忆而得以延续。现代哲学中，主体是固有的实体，自我是其内核。在自主的、先验的、普适的自我基础上形成的个体身份是抽象和固定的。在社会学意义上，主体性是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确立的。“他者”成为认识自我的重要参照。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体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的主体由于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后现代哲学中，主体性则被完全消解，身份认同变得混乱。
理清身份认同问题，可从其组成要素或来源着手讨论。这包括：自然条件、生理心理机制和社会文化机制。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汤因比的“挑战一回应说”大致可以说明自然条件对文明的影响，它对于塑造身份认同有着明显作用。例如我们在讨论固定印象时，以地域特征来区分的身份认同，如“南方人”之类的固定印象。生理机制如身体特征、血缘等，性别指向可以归于此类。心理机制则指个体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人格的形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历吸收成长和调整变化后而趋于稳定。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最主要来源，包含了诸多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如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媒介等。这些来源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勾连，相互影响。
由此，上述身份认同的变化发展可归宥于这三大来源的讨论范围之中。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社会文化机制层面。
二、同一与差异力量作用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不均衡发展
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作为两种基本力量，对文化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始终的推动作用。同一保证了文化特质的“共享性”，形成可以与他文化相互区别的文化身份认同。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在差异性的前提下，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辩证来看，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于具体的文化实体，这两种力量有着侧重点，从长期来看则存在着起伏和消长。文化身份问题在文化实体内部的建构如果说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最后的目的是要在与异文化交流中保持一个存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对内强调的多是文化的同一，对外则强调差异性。
尽管文化精神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核心对跨文化传播活动有着引领作用，我们无法将跨文化传播活动从社会实践中剥离出来，单纯讨论其在精神层面中的同异和融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相对低下，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无法同现代相比。各文化间传播活动的深入很容易让人推理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同一力量要超过差异力量，产生“天下大同”的梦想。但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终结”，文化冲突接连不断，文化身份问题凸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文化实体来说，推广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是经常的诉求，因此造成的客观现实是文化间的差异广泛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还由于现时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活动，从而造成利益诉求带来的分割和相互排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总是有着存在的空间。
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的百年，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占优势和引领地位，在文化认同中起着范本的作用。文化本无优劣，西方文化的强势与其强调“科学”与“理性”的内核分不开，而这又与其时的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影响至今。从时空的角度来看，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就是用时间的手段来打破空间。当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时，这一时代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这种时空关系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这成就了大众媒介在当今时代的核心地位，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格局，出现了新的“文化帝国主义”。如媒介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偏狭的传播机制：跨国传媒公司的高度垄断和集中造成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化同质性构成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把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要求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对称现象，但收效甚微。这样的抗争可以理解成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身份认同之时，发现其社会基础已被动摇，难以建立可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价值诉求。
究其原因，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盛行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带来了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地区，同样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以20世纪后期欧洲对日本(技术东方主义)的恐慌为例，日本的崛起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内核，如效率等基础上，辅
之以日本文化中的“忍者”精神。但它成为潜藏在西方潜意识中的危险形象，因为它破坏了西方和东方、现代和前现代单一的稳定关系。《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分析过铭刻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和制度中，将“东方”展示为认识客体和权利客体的过程。
在现代性的建设中，技术一直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技术被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西方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主导而极力维护自己的技术霸权。尽管存在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在客观上提供了“去中心”的更大可能性，这势必会挑战所有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威，从而带来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变化。
三、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如果说大众媒介时代已经给西方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危机，那么数字时代中，这些危机是将得以消除还是会被加深，对之讨论还需结合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个体对群体的挑战，导致群体主义的瓦解和威权控制的变形。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是改变了人们使用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在储存、提取、复制等方面与传统“原子时代”已很不相同，时空的偏向不再是传播的主要限制。理论上，个体在传播权上获得了较之以往要大得多的传播空间。可以经过判断获得更的多信息，并重组成自己的信息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群体的依附。但同时必须看到，数字时代的控制不会消失。数字技术在个体使用层面上可以迅速推广并广泛使用。但对于核心技术的管理、维护、升级等方面却大多依赖于集团的力量。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个体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可以形成市场，从而促使利益集团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但这势必又会加重个体对利益集团的依赖和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存在。利益集团的控制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直接和粗暴，而转向制造个体的部分“需求”，迎合受众，使其获得“满足感”。威权控制变得间接而温情。
其次，个体原子化的混乱造成经济利益纠结下的社会联合，重现资本的控制。个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群体依附“消失”后产生的“自由快感”，会造成身份认同的混乱。但同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身份认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自由和依附的张力之下，利益为主导的市场成为广泛被接受的主导力量。大众媒介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模式使得个体无需直接付出资源，就能参与到媒介生产流程之中。形成新的媒介逻辑，即信息的实质常常服从于展示方法，服从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增值。消费主义变得更加流行，在其遮蔽下，利益集团最终还是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控制权。数字时代，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和多元传播渠道造成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传播局面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唱”转换成由下而上的“合奏”。从思想上来看，普适性的价值观虽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至于被颠覆。自由、平等、个人尊严等精神呈个体化，“理性”作为基本精神不会被湮灭。强调和包容个体发出声音的权利，是凸显主体精神的前提之一。从传播实践来看，从个人电脑到手提电脑、手机的广泛使用，移动技术打乱了很多交流模式。激化的、去中心化过程改变了交流的些许本质。例如所谓的“读图时代”中，语言表现形式可能不再首先是文字上的，而是偏向视觉。
这些变化同样体现在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中。如前所述，西方是现代文化交流中的标杆。但是，如果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性，那么也是现代性创造了那个叫作“西方”的想象空间和认同。在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时，西方也就成了想象中的范本。一旦西方自身失去作为范本的号召力，或是其内部出现认同的危机，势必会造成其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调整。
反观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坦荡无崎的。在遭遇资源破坏、信仰危机等问题后，西方开始反思自身。这种文化反思推动人们更多地探索和研究非西方文化，出现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型，将东方作为“他者”来参照认识自身。从思想上而言，是要重新确定或修正文化身份认同，而为在实践上促进了当代的跨文化传播。这一趋势首先关联于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认知”所描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已有的认识论框架之中。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不确定的“互动原则”，即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都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在这种间性理论原则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不难发现东西方只有在互动认知之中，才能保证发展的空间和动态以维护文化身份认同的现实基础。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的功能是整合、巩固权力和维护现实秩序；而后者具有颠覆性，超越并否定现实秩序。前者在建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权力，使其在西方扩张事业中相互渗透，协调运作；后者却在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人类面对异己文化有五种态度：排外论、包容论、平行论、互相渗透论和多元论。前三种虽客观存在，但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追求性，相互渗透论与多元论接近理想状态。但相互渗透论难以实现，因为不同文化间本质上具有不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多元论的本质是一元论的宽容态度。当今世界具有统治性的文化是西方现代科技文化，它表面上具有理性的宽容的多元化态度，但事实是西方现代科技文化在主导全球化浪潮，溶解其它文化。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跨文化的问性智慧，即将他种文化当作是另一个自我，相互沟通、理解、渗透、建构，激发各自的创造力。
研究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方法，本文赞同一种“反思性”研究方法，即借助文本或表征的分析，了解社会本相和情境的存在特质，或追寻他们的形成过程。虽然在数字时代，复制技术使信息的获取和散发变得容易，文本呈“碎片”状，为追寻本相增加了难度，但不断地“反思”自我，以及对过程的剖析，有可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真我和他者，这对个体而言是颇具操作性的可行方法。
四、结语
从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进来看，在数字时代，文化身份认同走向个体化，给主体带来更大的自由。宏观上，文化间性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重要性。从技术上说，后结构主义和数字技术存在相关关系。差异的崇拜开始出现，我们共同的东西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差异性哲学导致文化身份认同的加强。但同时，数字技术也能造成霸权而削弱文化身份认同中的个体性。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社会发展变化具有持续的讨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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