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精神的塑造

批判精神的塑造（精选十篇）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1

一、对知识本身缺乏好奇心

据我的观察,对知识本身怀有强烈好奇心的学生所占比例很小,多数学生不愿意或不会追问“为什么”。例如,很少有学生会对授课内容作深入的思考,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学生们不努力,多数学生学习是很努力的。但是他们只满足于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至于更加深入的问题,他们就不关心了。又如,多数学生对应用性的课程比较热衷,而对基础理论课则缺乏热情。我在某些非重点高校也讲过课,在这些学校中,学生的这一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为了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有时我会讲一点考试内容以外的东西。这时,多数学生根本就不听课,或者趴在桌上睡觉,或者干别的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内容和考试无关。

大学应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传授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我认为,大学不是职业培训学校,大学生不应该只关心实用的技能,对知识本身也应该有所追求。现在,大学生就业十分困难,学生们热衷于实用的技能,这是可以理解的。学生们对知识本身缺乏好奇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造成的,和基础教育也许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如果能注重启发学生们的好奇心,在培养学生们的求知欲方面多做一点工作,则学生们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进。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二、缺乏独立思考习惯

“学而不思”是多数学生表现出的另一个特点。多数学生都能做到认真读书,努力学习,但有独立思考习惯的学生却少之又少。例如,碰到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学生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对于争论双方给出的论证,他们觉得这一方有理,另一方也有理。他们对有争议的问题往往会有自己的立场,但却不愿表明,因为他们怕别人问为什么,他们无法给出一个论证。他们的立场是由感觉决定的,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说,是“屁股决定脑袋”。碰到这样的情况,我通常会帮助学生们对两种对立的观点进行分析,让他们了解双方给出的论证的逻辑结构,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我觉得,这种方法对于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很有好处。

基础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但升学率也是学校必须重视的问题。升学的压力使学生们只关注他们的答案与标准答案是否一致,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这可能是学生们难以养成独立思考习惯的一个重要原因。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由习惯决定的。中学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养成的习惯也许对人的一生都会有重要的影响。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也许可以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习惯方面做一些工作。我觉得,在教授知识的同时,给学生们介绍一些背景知识,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可能会有帮助。例如,在讲授数学时,介绍一下无理数、负数和复数在数学史上的境遇;在讲授历史时,介绍一下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评论等。让学生们了解理论是如何在争论中发展的,鼓励学生们独立地进行思考,而不是只告诉学生标准的答案是什么,这也许可以帮助学生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三、缺乏批判的态度

我喜欢爱“挑刺儿”的学生,在课堂上当面指出教师讲的内容有问题,但这样的学生太少了。怀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对于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仔细地听讲,认真地记笔记,他们习惯于被动地接受,而不是批判地接受。所谓批判地接受是指,先假设教师讲的内容是错的,经过认真的思考,如果不能证明教师讲的内容是错的,再把它接受下来。批判不是非理性地否定,而是理性地审视。当今时代是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采用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的观点,理性地审视各种观点给出的论证,才能避免盲从和随大流。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对将学生培养成为理性的公民是必要的,对于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必要的。

我对基础教育不熟悉,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无法提出具体的建议。现在有些大学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这样的课程,主要讲授实际论证中需要的方法和技巧,教会学生如何构造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这对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是有益的。也许在中学的某些课程中可以加进这样的教学内容。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学生们在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时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标准答案,特别是文科课程的试卷或练习题的标准答案,常常会限制学生的思路,对于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是不利的。在中学生的试题和练习题中也许可以加进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的问题。

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篇2

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在对前人、同时代人甚至自己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实现创新和发展的,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一套全新的批判理论.马克思批判的实质是求真和“扬弃”,其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理论创新,而贯穿于批判之中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 者：丁少锋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河南,信阳,464000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3(2)分类号：A81关键词：马克思 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

探索者的方法和批判精神 篇3

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中，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它以某种理论模式为标本，把动态的历史纳入既定的理论框架，从而把全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归结为这种理论模式的生成。这种方法的着眼点是“体系”，它从体系的更加完备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根本区别于旧哲学之处。针对这种情况，《探索》的作者极其深刻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区别于旧哲学的，与其说是“体系”，不如说是“方法”。书中写道：“毫无疑问，唯物辩证法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就连这个‘灵魂’也是在研究新的历史条件和重大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日趋完善的。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现实问题的正确出发点和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最核心的问题是‘方法’。”(第6页)抓住了这点，理论的自满自足和自我封闭才成为不可能，通向活生生现实的大门才算敞开。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就不再是一个单向运动，而是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相互作用：它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改变了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一切“体系哲學”根本对立的。该书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宣告了一切“把哲学当作人类理性的完备表现而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体系哲学’的观点”的破产。在作者看来，重要的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下述文字可谓点睛之笔：“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哲学始终都是观察和批判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武器，他们对哲学的态度唯一地是以哲学对现实的关系来决定的。当他们决定接受或者抛弃某种哲学立场的时候，并不是以任何个人方面的因素为标准，而是以哲学本身在批判地理解现实和寻求有效的革命途径方面所发生的认识功能为标准。”(第381页)

众所周知，任何哲学既要履行一定的意识形态职能，也要履行批判认识功能，这两种功能相统一的维系纽带是无情的革命批判的精神。资产阶级哲学在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前，其批判锋芒不可谓不尖锐：它不仅深刻批判现实，而且敢于反省自身。但是，它一旦意识形态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仅需要神化自身，也需要粉饰现实；不仅拒绝反省自身，甚至不许批判现实。这样，科学认识功能在它那里便丧失殆尽。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人类解放而不是本阶级的特殊利益，社会主义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维持现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理由因其意识形态化而丧失批判认识功能。《探索》以确凿的事实说明，这种彻底的革命批判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宝贵的品格。不错，马恩哲学思想是在对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哲学的批判中形成的，然而这每一个批判，却无不包含着他们对自己过去信仰的清算。如果说，批判自身的反省意识，使得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冲决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罗网，从而钻到了人类理论思维的最前列，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这种批判自身的反省意识，则是使之同人类实践保持最紧密联系、从而永葆生命活力的基本前提。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正从“源”向“流”、从“根”向“枝干”转移，这是必然的。尽管“寻根”可以有益于开创未来，然而创新毕竟不可能通过“寻根”来完成。对现实的探索才是更为直接、更为强大的动力。就这方面而言，通过“寻根”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难免具有局限性。我们通过《探索》一书可以看到，尽管作者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全书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希冀从中直接获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却是徒劳的。有人以为增加点有关现代论战的内容便可以克服这种局限，我却不以为然。形成史的研究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具有直接现实性，它的局限性恰恰也是它的特点和优点。和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反思，恰恰提供了更多清醒的反省现实的尺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研究对于我们永远具有魅力的原因。

批判精神下的台湾当代艺术 篇4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批判也是对长期政治戒严、思想禁锢造成的压抑、悲观情绪的反动,加上此时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各种社会思潮极其活跃,社会运动也不断兴起,为文化批判推波助澜。文化批判的主要参与者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私人资本的快速扩张,社会结构在70年代以后也发生变化,一批新兴的中产阶层崛起。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有着相互依存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上层阶级有一定的矛盾,又可能与上层阶级发生抗争。”[1]同时,他们“与资本主义经济体有密切的关系,又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1]因而希望能够进行社会和政治上的改革。80年代的批判风潮,在解严之前就从民间开始萌动,在90年代中期以前达到高峰。在当代艺术领域,无论是艺评家还是艺术家,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观点几乎都是一致的。“权威的崩解使各种创作群体开始露出水面,被压制的不满情绪,通过强烈的批判、抗议以及露骨的讽刺发泄出来。”[3]就台湾当代艺术创作中的批判意识而言,以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最为显著,其次是新表现主义和新意象绘画,此外还有女性主义艺术。

一、装置艺术与影像艺术

装置艺术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多变性,在当代美术创作中游刃有余,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它似乎更能适应急速变化的时代。80年代初期,台湾尚无官方的现代美术馆,装置艺术一般在“美国文化中心”或私人画廊中举办。[4]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装置艺术开始成为台湾当代美术中最重要的艺术类型。它不仅被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同时还被当作一种技法材料运用于其他艺术形式中,如光与空间艺术、环境艺术、解构艺术、女性主义艺术等等。装置艺术也是台湾艺术家在大型展览上最常用的展览形式,1995、1997、1999、2001年选送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如连德诚、吴玛莉、黄志阳、陈建北、王俊杰、姚瑞中等,大都是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参展。装置艺术在90代台湾的流行,不仅是因为西方前卫艺术的影响,也因其适用于社会转型期的台湾当代美术。从思想上看,装置艺术常“在历史的视域中对政治进行批判”“历史与政治是其两大主题,理性认识大于感性关怀”。[5]装置艺术家梅丁衍(1954-)认为,“政治就是社会雕塑的骨架”,[6]因而,他的装置作品常含有解构主义倾向。他喜爱以人们所熟悉的图像符号作为载体,对政治或社会现象作讽刺或挪揄。梅丁衍自己说:“我的艺术品的主要功能在于表达一种以最小公约数的形象来呈现最大公约数的涵义,我追求一种复合性的艺术效应,透过简明的,甚至略具庄严性的手法,作为我的创作观”。[7]比如在1998年的台北双年展上的装置作品《戒急用忍》(图1)。这是一件由一万两千多颗的压克力彩珠组合成的巨大钞票图形,票面上的发行单位是“勿偷邦银行”,意指“乌托邦”,表达一种不存在的幻想。在钞票的中间有四个大字“戒急用忍”,显而易见,这件作品是对当时台湾当局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大陆“戒急用忍”政策的嘲讽。梅丁衍的作品有反圣像的特点,具体有两条表现线路:“一是政治英雄的圣像,作为其反诘质疑的对象;二是以具有历史或政治图腾意义的建筑地标,作为解构之稾靶”,[8]《哀敦坻悌》(Identity)是梅丁衍针对台湾政治、族群认同的议题,以充满政治语意的装置手法,模拟成政治圣殿之情景,以荒谬的手法戏谑政治人物,对台湾的政治意识高于一切,甚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进行理性的批判。对于社会的批判,另一前卫艺术家李铭盛(1952-)的装置作品更具深刻含义。在1992年的个展《我们的信仰》中,他以80万新台币铺地,再以千元大钞拼成“我们的信仰”、“OUR FAITH”以及一个问号,四周墙壁挂上用纯金打造的《金皇冠》、《李铭盛总统》、《黄金》、《无题》等绘画作品。观众如要进去观看,首先要脱鞋,再弯腰从低矮的小门中穿过去,此作尖刻讽刺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拜金主义。吴玛俐(1957-)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到台湾,自此一直将性别、族群、权力等问题作为关注的对象,从社会话语权、权力身份的伪装、社会性别问题等角度,讨论在各种人为的制度下被矮化、边缘化、奴化的女性位置、权力及处境。吴玛莉先后完成《时间空间》、《墓志铭》、《新庄女人的故事》、《世纪小甜心》、《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等一系列装置作品。1997年,她创作的《墓志铭》以“二二八”事件中失去亲人的女人视角,来反思这场悲剧中的受害女性家属被遗忘的不公状况。姚瑞中(1969-)在其90年代的作品中,通过对社会和历史的揶揄和戏谑,反映人们面对世事与历史时表现出的无奈与虚无。《天堂变》系列作品则反映了成长于80年代的台湾“新新人类”面对历史与未来的无奈与未知,以嘲讽面对虚无,以玩笑冷对人生。姚瑞中说:“若说抗争作为一种积极出世的姿态,那么自我放逐——或说诗意地漫游,则是以游牧的心态,强调一种无国界、跨领域、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可能途径……以漂浮的状态,冷漠旁观地相互检视游移于时空中的魅影。历史最大的神话并非我们生下然后死去,而是我们一直都在死去……在世纪末的台湾,在肉身之外,灵魂让位给它的阴影——孤寂之外无他。”[9]

被台湾理论家称为“第一代”的装置艺术家们明显是把自身放置在官方体制的对立面上,立足于这个角度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或理性的反思。在更年轻一代的装置艺术家身上,理性思考的意识仍然存在,但对体制的反抗却逐渐减弱,批判力度大大减小,“社会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性”。这一代艺术家把自己的现实生存经验放在首位,而对于他人或社会的体验,则是次要的。在所谓“第二波台湾美术新生代”中,彭弘智(1969-)的装置作品较为独特,他把孩子所熟知的卡通形象放入理性思考中,在感性的认识下强调所制作的装置艺术背后的内在含义。他说:“我希望我的物体艺术成为一种符号,而这符号的背后是引申着多重层次的意义的……并随着观者对相同的符号因有不同的经验而有不同的解读。”[9]1997年之后,彭弘智利用卡通狗的造型制作了一系列与狗有关的装置艺术。《Little Danny》是放大了的可爱卡通造型,作者强化了“狗”的人性特征,把动物与人类之间的联系通过特殊的组合方式显现出来。另一个代表性的“第二波台湾美术新生代”艺术家洪东禄(1968-)则以不断重复的电子游戏人物作为载体,描述一种带有自恋倾向的无生命人物的处境。这个完全诞生于网络的人物没有任何表情,看不出它们存在的意义。在消费时代中,这些形象已经成为包装和复制的符号,作者利用3D技术创造的立体空间,试图向我们表达虚拟世界的苍白形象,虽然被深深打上商品的烙印,但在作者手里却可以变成英雄。祭坛前的春丽不再是令人垂涎的美少女形象,而是成了一个可以代替圣母的偶像。这是对商品占据人们灵魂的嘲讽还是哀叹?人们的精神世界到底还剩下什么呢?在作品《谋杀》中,谋杀和被杀的双方是同一个形象,也许,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人类谋杀了自己。

二、行为艺术

在台湾当代美术中,行为艺术自出现就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质。相对于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批判更为感性化。早期的行为艺术作品以政治嘲讽和社会现实批判为内容。比如,1982年张建富(1956-)的《空气呼吸法》,用塑料袋蒙住自己的头部,以表达对当时压抑和苦闷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李铭盛80年代发表的作品也显露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其《公车上》、《艺术的哀悼》、《李铭盛火化仪式》中都可看到。1993年,李铭盛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开放展”,在这次双年展上,他发表了《火球与圆》。他用废弃的电脑报表纸卷成一个巨大的年轮般的圆筒体。李铭盛首先剃成光头,穿上绿色长袍,脖子上套上保立龙做成的年轮,然后手持瓶子和塑料桶奔跑敲打,身后跟着的人拖着一长串的塑料垃圾,最后来到纸筒旁。李铭盛开始作祷告,然后脱下长袍,将牛血和高粱酒混合的液体从头到脚淋在自己的身上,最后扑倒在年轮状的纸筒上。这个表演简单有力,“传达人类对自然的无情与自然受创的死亡、毁灭,极具震撼力。”[11]1995年,李铭盛再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开放展”,发表了作品《火球与圆》。在布置好的焚火场里,由西藏喇嘛巴雅克率领两名喇嘛诵经,李铭盛点火燃烧预先放好的树枝,从自己的身上抽出250毫升的血,混入酒一起撒入正在燃烧的树枝上,以这样的仪式悼念被人类乱砍乱伐的树木,以期引起人们对于生存环境的重视。关于个人的生存经验,行为艺术家倾向于通过自己类似的行为,来思考蕴含在行为表面的深层意识,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对于人类及人本身的思考,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由谢德庆的行为艺术完成了。1973年,他从二楼一跃而下,完成了第一个行为艺术,也开始了对于人类自身和生存意义的探索。此后不久他通过跳船偷渡到美国,在那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尽管,1974年以后谢德庆的创作都是在美国完成的,但他绝不应该被台湾当代美术忽略,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艺术家,谢德庆带给台湾当代美术的不仅仅是台湾式的思考方式,也是台湾人的生存经验,哪怕他生活在国外。谢德庆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有:1978年,自囚木笼一年;1980年,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一年;1981年,在户外生活一年;1983年,与美国女艺术家用绳子相系,不相互接触生活一年;1985年,不看、不谈、不做艺术一年。整个90年代都处于他第六件作品的计划中,这件作品始于1986年12月31日,他计划持续13年创作艺术但不发表,直到2000年1月1日为止。2000年1月1日,他为这13年的创作计划总结举办了一场公开报告,内容只有简单几个字:“我活过来了。我度过了1999年12月31日。”谢德庆将贾德生纪念教堂作为公开报告的地点是有含义的,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偶发艺术的重要场所。《十三年计划》贯彻了谢德庆的艺术思想,即“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的观念。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等问题仍然是台湾艺术家摆脱不掉的困境,对这一议题的探讨仍然十分令人关注。90年代林俊吉(1964-)的一个重要作品《酒杯II》,是用一种仪式的方式来表达他离开文化母体后的遭遇。在这个行为艺术中,艺术家如同占卜法一样在宣纸上用毛笔写下几个大字,然后用火点燃宣纸,将纸扔进装满酒的玻璃杯中,接着他用力吹杯中尚未熄灭的火星,再含入杯中的水,最后用力把水吐出来,水喷洒在墙面上,留下点点痕迹。他犹如仪式般的作品,“隐喻了一个离乡背井者在国外所经历的同化、丧失、拒绝或排斥等文化困境,它同时也使我们想到了老子哲学中的死而后生。”[12]这种离开本土环境进入异域的文化困境和挫折感,寻求自我解脱的语境,在陈永贤的《减法》中同样可见。在这件作品中,陈永贤以头作为解脱的尝试,在生培根和鲑鱼肉的覆盖之下,感受那种窒息的感觉,当这些外来物一步步被剥落之后,艺术家得以重获新鲜的空气,犹如获得重生。林俊吉的行为艺术还有《我想和你说话》、《我找寻我自己,直到无法忍受为止》、《我的身体与光》等作品,除了表述在异域生活的文化困境之外,还把自己放置于面具或道具的装扮之下,将自己置身于“目盲”的情境中达到自我批判的目的。《我的身体与光》则利用光的层次和视觉误差,形成身体的对比和转移,他利用飘浮而残缺的影像片段组合,重新构筑一种自我。“自我的认知是否真能还我原本的面貌,或者它是另一种异质化?”林俊吉如此评述他面对的生活和生命议题。

尽管90年代后期的行为艺术逐渐弱化了早期那种强烈的批判性,但这并非指艺术家不再面临问题。和早期的行为艺术家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的行为艺术家“多数陷入一种个人生活情怀中的言说,这同样是对生存处境和生存感觉的论述转化,但在情绪上却显得压抑、苦闷和无言。”[13]这也许是台湾行为艺术家不可逃脱的宿命。

三、新表现主义绘画与新意象绘画

台湾的架上绘画已经脱离早期的传统言说方式,注重对东西方的传统符号和图式的利用。这些方式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常见于画家作品中。但与欧美新表现主义绘画不同的是,台湾80年代以来的新表现主义绘画集中于对政治社会的批判。如吴天章(1956-)的《伤害世界候群症》讨论的是暴力和社会伤害问题,《蒋经国的五个时期》则把政治人物搬上画面,如同马基维利(Machiavelli)的《君王论》中所论述的:揭露神圣政治权威背后赤裸裸的权力宰制真相。卢怡仲于1984年创作的《张天师捉妖》,杨茂林的《鲧被杀的现场》以及《夸父追日》、《后羿射日之后》等等,以特有的中国式图像作为意义的象征,以借古喻今的方式表达对社会与人事的批判。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艺术家更多,如郭少宗、郑建昌、郭振昌、侯俊明、李明则、林佩淳、梅丁衍、黄进河等。曾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侯俊明(1963-)常以两性身体作为创作的载体,以非常直接、赤裸的方式呈现出来。侯俊明借鉴了中国古代版画的形式,乍看很像明清书籍中的插画与文字。图中的文字也从神话传说而来。但仔细观察,便发现图像并非如此,画家笔下的人物实际上是怪诞的想象生物,这个机智的方法不仅嘲弄了观者,更挑战着神圣、权威,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当下。在《搜神(九)那吒》(图2)中,虽标注为“那吒传”,但文字内容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太子”故事,而是假借那吒叛逆的形象,来谴责社会上出现的少女(妇)不负责任的堕胎行为。图中由胯下冒出的愤怒小人,象征婴灵双手“持发刺股”的意义。他的“新搜神记”系列作品,很难分辨图文的主次地位,不但图案怪异荒诞,文字部分也出现不连贯、断裂或矛盾,造成意象的跳跃。侯俊明的目的不是解读古籍上的故事,而是借用神话中一些意象,加上他怪诞、夸张的想象,来批判与性相关的各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种现象也许在他看来,比神话更为不可思议。李明则(1957-)的作品《台湾山脉》把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国画的山水画法与朴拙的油画手法结合在一起,寻求一种中国庭院式的欣赏趣味,把古与今、现代与传统毫无联系地拼凑到一起,给人荒诞和异样的感觉。林佩淳、梅丁衍直接把中国传统绘画的各种形象、图式,与西方绘画中的形象、图式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情境,并借此思考东西方绘画发展的共同因由。在这些艺术家当中,黄进河的作品显得更加异类,他把暴力刺激的色彩、丑恶的形象直接展示给观者,如《火》一作中,民间庙会、都市夜晚的景象、喜庆艳丽的色彩、妖艳恶俗的裸体人物,一股脑呈现在画面中,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民间浮世绘”。画面中满脑肥肠的胖子、贪婪邪恶的眼睛,暴发户似的狂欢气氛,给人一种强烈的讥讽意味,社会的恶俗与浮躁被赤裸裸地表现在画面上。

四、女性主义艺术

女性主义艺术一向以女性的视角来观看两性关系和社会议题,女性主义艺术家采取的方式有别于男性,并对男性的种种权利进行挑战,她们往往以反讽的方式挑战男性所主导的既定秩序,并以此作为对男性看待女性方式的反驳。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的女性主义艺术家所探讨的问题逐渐集中在女性化、两性认同及差异上。除了创作艺术作品,许多女性艺术家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研究者或评论者,在台湾当代艺术中,女性主义艺术与评论的相互扶持,促进了女性主义在台湾的成熟。在精神层面上,女性主义艺术家对社会政治的批判含蓄得多。

1980年回台的严明惠(1956-),“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女性意识的艺术家”,[14]她把水果与两性联系起来,并大胆地把性器官表现于作品中。她说:“‘我’的生存经验,也就是‘女性’的生存经验,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创作的重要依据”[15]。90年代初期,她的作品主要集中于“女性反映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别观察及感受”,[15]题材以两性为主,不久后她转向于对“花”的观察,以此作为投射其女性的生命经验,并结合宗教的思考。《乳化的番茄》创作于1990年,对于为何将女性乳房与小蕃茄的外貌结合,她作了一段说明:“台湾的女人在我印象中很像小蕃茄,生命力旺盛、鲜艳而多情,随处生长、甜中带酸,不是很名贵、但自有其存在的尊严。”[17]这是她对于女性形象与角色的诠释。90年代以后,严明惠的作品逐渐倾向于女性书写的温婉情调,如1997年的作品《缘》以及持续至1990年代末期的花卉系列。1997年,陈慧峤(1964-)的作品《空中的火焰》,在白色为底的压克力裱框上面,镶贴着像一朵朵盛开的红色玫瑰的图案,红色的花朵与白色的底色形成强烈的对比,使绽放的玫瑰花犹如一团团火焰漂浮在空中。手工针线象征女性,而画面上鲜红的花朵则让观者联想到血液。陈慧峤的作品往往带有女性细腻的特质,但在温柔细腻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某种危险的信号,这是对于男性把女性看作柔弱和被观看对象的反驳。1993年的作品《下雨!下吧!》以及1999年的《睡吧,我的爱》,将女性化的象征物——花朵、针线、毛皮并置在一起,将花朵、毛皮的鲜美柔和与针所暗喻的危险、尖锐相结合,那些看似柔顺的白色毛皮中藏着一支支尖锐的针,预示着温柔之下的危险,柔软中带着坚硬,是女性意识的体现,也反映出对于男性主导社会的反抗。

吴玛悧(1957-)的装置作品常以性别的相互关系或冲突作为创作主题。1992年的作品《看》,在华丽的红色画框中放置两块女性内衣的海绵垫,仿佛是一双直视着观者的眼睛,颠覆了女性被观看、被欣赏的思维定势,呈现出一种与男性意识相抗衡的女性主义意识。另一位摄影艺术家侯淑姿(1962-),专注于探讨自我及性别等议题。在《窥》中,对作为社会主角的男性对女性的偷窥欲望和心理进行了反讽,并揭露了他们“进一步将女性身体的美学,量化成规格化的三围、质地为白净的肤色、娟秀、性感的五官等等”。[18]以此反讽男性的窥视心态和贪欲心理。

对于环境和人类生活境遇的议题,女性主义艺术家也有涉及。以陶土为主要创作媒材的萧丽虹(1946-),在作品中呈现了其对大自然及人生的种种观照。《白云盖地》一作,在灯箱上放置一件细薄洁白的磁器,温润的质地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在1997年的“二二八”美展上,萧丽虹以一件《乌云盖过白云》参展。这件作品以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为背景,以国际特赦组织在世界各国的观察、救援为范例,编排为228片大大小小的乌云,贴于台北市立美术馆的落地窗上,并邀请观众将一片片的乌云摘下,让天空回复清澈。有批评家认为,这种创作的思考方式接近于“社会雕塑(Social Sculpture)”,“社会雕塑是一种与观众互动的制作概念,陶艺家提供制作技术,观众参与整个制作过程,其观念类似偶发艺术,但不似后者的无目的性,而更多的时候是艺术家藉由与观众的实际动手参与,改变观众对陶艺的原始成见。”[19]邱紫媛(1961-)1999年的创作则集中在“生命本体与母性自然”的主题上,可以将她的作品视为一种“母性概念”的原型意象,“强行把《精神自然》和《线性自然》结合的作法,实可视为女权时代的一个新突破、新主张”。[20]她的作品早期有着抽象色面的模糊朦胧,而后发展为带有超现实意味的幽微及漂浮的物体。作品《凝动的情欲》,一面中存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一方面,两只动物似乎无目的地在空间里走着;而另一个漂浮着的,则有一只如嘴唇一般的物体。嘴唇的意象,似乎象征着某种暗含危险的情态。

女性主义艺术的创作形式和内容比较广泛,对社会和政治议题都有涉及,但批判性较弱,其特点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诠释某个议题,在台湾当代美术中显示出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女性主义在台湾当代美术中的兴起,也反映出台湾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社会思想解放的原因,也包含着西方思想强力影响的原因。

科学精神之批判质疑讲稿 篇5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在上个星期的校会中，杜薇老师为大家解读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科学精神之理性思维，相信大家一定受益匪浅。科学精神，指的是学生在学习、理解、运用科学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所形成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具体包括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基本要点。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批判质疑的话题，我演讲的题目是《审慎批判，勇于质疑，做一名冷静的思考者》。

批判质疑，具体来说，就是具有问题意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思维缜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做出选择和决定。

对此，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做了父母明令禁止的事，你会告诉父母还是隐瞒不说？无数专家都说股市要跌、房价要涨，或者激烈地唱着反调，你相信谁？质疑谁？结论是唯一的吗？刚刚上映的电影，豆瓣评分很低，影评褒贬不一，票房扶摇直上，同桌劝你别看，你到底看或不看？课堂上老师讲这个是固定搭配，那个排除法显然选C，实验现象以课本为准，计算过程参照标准答案，你全都甘心接受、笃信不疑？

所有这些问题背后，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吗？

在一个被信息泛滥包围的时代，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大到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小到个人生活的决策。面对别人兜售的观点――他们热衷于让你相信这是“事实”，你明明觉得有什么不对，可一时又很难找到突破口反驳，你是不假思索、懒惰地全盘接受？还是提出关键问题，让众说纷纭的争论立见分晓，让道貌岸然的说谎者原形毕露呢？

不草率、不盲从，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尽力理解那些和我们背道而驰的推理方式，克服偏见对判断的影响，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更为正确、理性的结论。我们需要依靠自己去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审慎批判，勇于质疑，做一名冷静的思考者，擦亮双眼去看清世界！

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更好答案”；不再迷信权威，敢于合理质疑；摒弃固执己见，学会兼容并蓄……你是否想过，有一天，课堂上如百家争鸣般充满了理性的争议，闪烁着思维的火花；课堂外如青梅煮酒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尽管目前看上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随着批判质疑思维逐渐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渗透，这样的课堂也许并不遥远。西中的培养理念正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发展，学会思考、推理、判断、评价和表达。在这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探索批判质疑思维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落地，显得尤为迫切与难得。

呼唤批判质疑思维，就意味着告别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知识是无穷无尽的，知识也会代际更新，但思维方式会超越具体的知识而存在并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而言，拥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不会落伍。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批判质疑思维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中华民族从不缺乏质疑者。上溯三千年前，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吹响了质疑君权神授的号角；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令社会开启民智；鲁迅先生的文字篇篇和着血和泪，尤其晚年的杂文无不似匕首如刀抢，刺向那个腐朽的年代；袁隆平冲破“关于自花授粉水稻杂交无优势”的理论束缚，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终于开发出被誉为“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第五大发明”的杂交水稻。

放眼世界，科学巨匠的锐意创新，使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德国科学家魏格纳叫板“大陆固定论”，才有“大陆漂移说”的提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质疑物种不灭论，才有进化论的诞生；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突破经典力学定律，才有相对论的创立。

纵观科学史上做出伟大发现的科学家，比如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大都是在20、30岁的时候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轻时的他们也许知识不多，经验也不丰富，但是他们的新思想层出不穷。而创新能力的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打破常规或者避免陷入前人的思维定势。

而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就总体而言，对批判与质疑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家长的眼里，“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送孩子上学，家长的第一句话，便是“乖乖听老师的话”；在高考面前，分数才是硬道理，标准答案扼杀了奇思妙想，应试教育抑制了创新思维。中国学生在灌输中学习，在“填鸭”中认知，在仰视中观察，在盲从中成长。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也许有一定的知识，但那是有“标准答案”的；他们也许会独立的思考，但那是在“划定范围”内的。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南京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生缺乏批判质疑思维。而耶鲁大学的教育理念就十分注重培养学生辨别和应对“失实表述”的能力，任何简单粗暴、煽风点火、歪曲误导的表述都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批判不等于叛逆，而是谨慎反思和超越创造；质疑不等于全盘否定，而是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一些“伪愤青”以质疑一切的眼光猛烈抨击当下，在网上大放厥词，混淆事实，颠倒黑白；一些“脑残粉”丧失理智，认知失调，全盘接受，极端崇拜而导致精神世界的混乱。没有经过分析研究就开始批判，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就乱提建议，没有独立思考就人云亦云，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取证就草率决断，这样的批判质疑就变成了无理取闹和不负责任。批判和质疑也要讲规则，不能把批判、质疑变异为谩骂、口水战，借题发挥或借机发泄。

古人云：“疑是思之始，学之端。”如何培养批判质疑思维呢？我的建议是：1）多问“how”；不要只学知识，要知道如何实践应用；2）多问“why”；突破死记硬背，理解“为什么是这样”；3）多问“why not“；试着去反驳一个想法，无论你目前如何认为；4）多和别人交流讨论，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点。

宋朝思想家张载说得好：“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苹果为什么落在地上？”这个“疑”，对于探索“万有引力”的牛顿有过极大的启示；“水开了，壶盖为什么会跳起来？”这个“疑”，使瓦特发现了蒸汽的力量；“挂灯摇摆幅度不论大小，为什么时间都是一样？”这个“疑”，使伽利略发现了等时性原理……希望同学们也能在日常的`学习中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熟悉的习题能否一题多解，对于标准的实验现象能否发现异常之处，对于不确切的结论能否用实验或数据加以论证，对于不靠谱的传闻加以辨别，使流言止于智者。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最后祝愿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以坚持真理的勇气做船，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帆，以批判质疑的思维做桨，扬帆起航直达成功的彼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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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与批判精神 篇6

一、毛泽东一生“神交”屈原

根据现有的资料，毛泽东一生数十次提及屈原或征引《离骚》以及其他《楚辞》作家的事迹、思想和作品，相对而言最集中的两个时期分别是其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以及建国后的1951至1972年间。1913年10月至12月间，毛泽东在自己的学习笔记（自名为“讲堂录”）中，抄写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并为《离骚》的每一段撰写了简短的内容提要。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并没有开设与《离骚》和《楚辞》有关的课程，可见毛泽东是出于个人爱好自学这些篇目的。1915年5月，毛泽东与罗章龙第一次相见，地点选在长沙的定王台。两人畅谈两三个小时，内容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直到宇宙、人生观等，涉及十分广泛。据罗章龙后来回忆，当时他们都对《离骚》感兴趣。关于这次相见，罗章龙还写诗纪念：“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这首诗借高才的贾谊和屈原描绘二人当时的“书生意气”和一拍即合的惊喜。而在三年后的1918年，毛泽东送别即将前往日本的罗章龙时，再一次提及屈原，以“年少峥嵘屈贾才”诗句赠别东行的罗氏，可见二人对屈原的喜爱和景仰之情。建国后，毛泽东更是多次称道屈原和他的《离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次：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50余种收集来，在这段时间里集中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这年的8月16日，毛泽东在评论中国古代教育的人民性时，称赞了屈原批判君恶；1959年8月，毛泽东评价枚乘《七发》时说，“骚体是具有民主色彩的”，而骚体作家中，“屈原高据上游”。1958年的12月2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相关章节时再一次提到了屈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而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因为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毛泽东在1959年、1961年还两次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有学者考证，屈原还是唯一两次获得毛泽东诗赞的历史人物，一次是前文提到的“年少峥嵘屈贾才”，另外一次，也是毛泽东对屈原着墨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就是1961年9月毛泽东作的《七绝·屈原》。

除了向当时各界友人和党内同志推荐《离骚》等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在国际场合推介屈原的形象和《楚辞》，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屈原文化的弘扬者。毛泽东第一次与外国人谈及屈原，有记载的是1949年12月6日，这一天他在去苏联的火车上对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称赞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接着指出屈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了屈原《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而毛泽东向他人推荐屈原的作品以及《楚辞》，最令人称道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1972年赠送《楚辞集注》给当时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则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佳话。

毛泽东在人格、精神、思想、作品等多个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屈原的影响，毛泽东的“屈原情结”展现了多方面的丰富内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追思屈原，更多的是景仰屈原飘逸高蹈的才华，钦佩其拳拳报国之情。建国后毛泽东称述屈原见诸记载的更多，《离骚》以及由此发端的《楚辞》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经常为毛泽东所多次征引、灵活化用，借以表达某些“弦外之音”。而屈原也成为毛泽东心中的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神交屈原，屈原的诗词影响着毛泽东的创作，屈原的思想启发着毛泽东的斗争，而屈原的人格更是深深沁人毛泽东的生命。

二、辞赋创作和人格情操一一毛泽东“屈原情结”的两个维度

毛泽东一生喜爱《离骚》，也终生景仰屈原。屈原的作品为毛泽东的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而屈原矢志不渝、堅贞不屈、勇于批判的伟大精神则在更深的层次引发着毛泽东内心的强烈共鸣。可以说，毛泽东的“屈原情结”即表现在这两个大的方面：屈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上的重要灵感源泉；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屈原是毛泽东人格上的不朽楷模。下面就着重从这两个方面作一讨论。

（一）屈原的文学创作对毛泽东诗词的影响

屈原是古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与《诗经》作为现实主义的源头并列，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等作品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楚辞》说：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不到潇湘岂有诗”，其中的原因则正如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所写的：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言小则有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由北方文学中发现之。......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楚地奇幻瑰丽的山川风物、奇谲神秘的神话传说和热情奔放、自由无羁的民间歌谣，激发了屈原驰骋不羁的想象。屈原为神话传说中的鬼神形象和瑰丽的自然景物赋予独特的思想内涵，构造了一个充满香草、美人、鬼神、龙凤的意象世界，形成了一种迥异于北方作品的飘逸奇幻的浪漫主义风格。屈原的作品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意象、句式等都脱胎于《离骚》等屈原的作品。例如，毛泽东1957年5月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充满了浪漫奇幻色彩的篇章：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人间的烈士化作轻盈的杨柳飞向浩渺的夜空，月宫中的吴刚捧出清甜的桂花酒招待他们，嫦娥则为烈士们翩翩起舞。与上面这首词相似，1961年创作的七律《答友人》中，毛泽东不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而且部分意象也直接取材自《离骚》、《九歌》等：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廊，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这首描写自己家乡湖南的诗，化用了屈原《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中的神女下凡的故事，一些词句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同时，毛泽东还将湖湘大地上的美景和瑰丽奇绝的神话故事赋予时代内涵：昔日的女神身着红霞乘风而下，看到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洞庭湖水涌起波浪，人民迎来了解放，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了新家园的建设，这片古老大地上泛起灿烂的朝霞，似乎荡漾起无尽的歌声。

屈原的作品在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但是其思想内容则具有高度的历史感和现实性。屈原借香草、美人自比，借以批判郑袖、靳尚等人的奸佞和楚怀王的昏庸；他叩问鬼神、苍穹，凸显着一种追求极致真理、独立不迁的超迈品格。屈原以超越现实的笔触批判现实，以笼罩历史的高度反思历史，这种方法也被毛泽东广泛运用。作于1949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毛泽东为了打消柳亚子的疑虑，劝他留在北京，共商国是，借东汉隐士严光的故事作比：“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1954年的《浪淘沙·北戴河》则思接千载，借曹操《观沧海》感叹世事变迁、抒发慷慨的革命豪情：“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59年6月的《七律·登庐山》则以陶渊明寄寓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横槊赋诗”的曹操、归隐垂钓的严光、向往“世外桃源”的陶渊明等人物形象都为毛泽东所纵横驱遣，用以表达全新的思想境界，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历史人物更助毛泽东着眼现实、思接千载，最终铸就不朽的辞章。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在素材、意象和意境上大量吸收、借用屈原的作品，而且在方法上也充分通过极其夸张的形象塑造、色彩绚丽的景色描摹、极富戏剧性的历史典故和神话叙述来营造天马行空的神奇境界，并且都创造性地将这些意象和意境进行艺术加工，赋予它们更加深沉的现实内涵，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精神。不能不说，屈原的作品对毛泽东是有深刻影响的。

（二）屈原的人格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

据《史记》记载，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曾担任左徒、三阊大夫等官职，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向往一种君惠臣忠、百姓和乐的“美政”。在外交上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合纵抗秦。然而楚怀王信用佞臣，不但不接受屈原的意见，反而逐漸疏远了他，秦楚结好后，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由北到南的流放生涯。屈原被放逐期间，楚怀王被秦国诱捕，并被囚禁，死在秦国。“信而见疑，忠而被镑”的屈原目睹楚国江河日下，逐渐绝望，写下了不朽的《离骚》，揭露以楚怀王为首的贵族集团的腐朽，抒发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宣示他对“美政”的追求。数年后，秦军南下攻陷楚国国都，悲愤交加的屈原只得以死明志，同年五月初五自沉于波涛汹涌的汨罗江中。

两千多年来，屈原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内涵，早己成为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正直人格、忧患意识和坚韧信念的化身。屈原的人格情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屈原终生坚持美政理想，坚持一种“独立不迁”的伟大精神，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丧失原则和气节，这些精神都能够在毛泽东的生命历程中找到契合点，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行举止、政治思想和内政外交的丰富实践中，正是这些思想精髓构成了毛泽东“屈原情结”的中心内容。而在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当属爱国主义和批判精神，这是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精神产生共鸣最为强烈的方面。

1.爱国主义是毛泽东“屈原情结”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和与他同辈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的危亡，常常追慕屈原的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1921年，毛泽东曾为自己的好友易白沙写过一副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陈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起因是，易白沙只身赴京刺杀北洋政府首脑失败，后南下面见孙中山，提出“组队赴北方杀贼”而遭婉拒，他悲愤不己，选在屈原投江的日子渡船赴明代名儒陈献章故乡新会县陈村蹈海自杀，以死报国，以图唤起民众，时年35岁。选在屈原沉江的日子蹈海而死，显然有明确的寓意在其中。毛泽东所写挽联中的“陈公”就是写下著名的《警世钟》的陈天华，陈天华也是为激励国内外青年学子而在日本蹈海自杀的，与易白沙相似。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们，受屈原的爱国情怀影响程度之深之大。

1949年，毛泽东在在出访苏联的途中，与著名汉学家费德林谈话时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无私无畏、勇敢高尚”的“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极高的评价了，而爱国主义就是毛泽东此时对屈原最景仰之处。

2.批判精神是毛泽东“屈原情结”的集中体现

1961年9月，毛泽东写下了《七绝·屈原》：“屈原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专门作诗称颂屈原作《离骚》这种“匕首投枪”式的批判精神、战斗精神，足见毛泽东对屈原在这方面的特质体认之深，可以说，批判精神就是毛泽东的“屈原情结”的集中体现。

作为楚国宗室，“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屈原一度受到楚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然而昏庸的楚王受到郑袖、靳尚等人的挑拨后疏远了屈原，并最后将其流放。《离骚》就是在流放时期写就的，“离骚者，犹罹忧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镑，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的主要思想内容就是抒发自己在“信而见疑、忠而被镑”之时的苦恼和对奸佞小人的痛恨和批判。建国后，毛泽东征引屈原的诗句或提及屈原以及《楚辭》学派的其他学者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是1958至1961年，且内容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毛泽东对屈原的人格情操怀有深刻的共鸣，一个集中的体现就在于钦佩、赞赏他的批判、战斗的精神。

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审阅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认为，办教育要坚持群众路线，要全面，要和劳动相结合，那些只重视书本知识、不重视深入群众进行劳动实践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表示赞赏，并且写下批语，说中国古代的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并特别提到了屈原“批判君恶”属于那些虽然自己没有教育专著但却以自己的作品和思想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史的人之一。联系屈原的生平活动不难理解，这里毛泽东指出的“人民性”的表现就是“批判君恶”抽象地讲实际上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昏庸和腐朽无情地进行批判。正如1953年文艺家黄药眠所说的：“屈诗是具有人民性的”因为屈原是统治阶级当中“经过分化没落下来的”“受排挤的阶层”“是处于没落和崩溃当中”而“作家为了想挽救这个统治，对这些腐朽荒淫的生活加以无情的暴露”“在他长期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过程中，他也逐渐感染了人民的情绪，因而表现了他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嘲笑”，因而“在客观上代表了人民的若干利益”，表现出了他的人民性。嘲在毛泽东心目中，屈原实际上是作为统治者当中的一员批判统治阶层中的昏庸腐朽者的，这就是他的思想和作品的“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1959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相关章节时再一次提到了屈原，并且专门讲他“下放劳动”的事。毛泽东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而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因为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毛泽东认为，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相反，不少官僚身居高位，他们的智慧并不能够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称，因为“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嘲这种议论显然又是借屈原的人生经历对自己心目中那些脱离群众、不了解实情、“智慧不能够和社会地位相称”的官僚主义者提出的尖锐批评。

在针对国内形势借古讽今的同时，毛泽东还在诗中将屈原塑造成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斗士，用以表达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思考。作于1961年9月的《七绝·屈原》，以“手中握有杀人刀”描述屈原，一般就被认为是毛泽东借屈原比喻中共产党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以“刀子”比喻某种政治路线，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打过类似的比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还说：“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斯大林和列宁分别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而正是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丢掉了这把“刀子”“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才开始“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制造了一系列动摇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事件。1961年正值中国与当时国际社会的东西两大阵营关系均十分紧张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一边倒”，尚未与西方世界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等一系列事件也使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相对孤立的艰难位置。向往“美政”的屈原，手中紧握《离骚》这个用以批判楚怀王和佞臣集团的“杀人刀”，然而却身被佞臣之害而十分孤立、壮志难酬，这种“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处境刚好被诗人毛泽东借用，一方面是毛泽东感叹屈原的悲剧性，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有感而发。

论批判精神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篇7

关键词：研究生,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培养

研究生是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后备军, 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目前, 我国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居世界首位, 但是创新能力却严重不足, 成为研究生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培养批判精神、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一、当前研究生创新能力缺失的表现

当前, 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缺失表现得十分突出。一项在武汉地区对部分高校研究生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2%的研究生觉得‘动手撰写论文时, 感到创意缺乏’, 56%的研究生表示自己喜欢标新立异, 但仅有50%的研究生‘有信心做出重大的发现、发明’;对于诺贝尔奖, 40%的研究生认为‘遥不可及’, 37%回答‘从未奢望’, 16%则表示‘今生已无缘’。” (臧兴兵等, 2007)

当前研究生创新能力缺乏, 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应试教育导致研究兴趣减退。应试教育是遏制学生创造能力的杀手。长期的应试性学习, 高强度、超负荷的生活节奏, 必然引起学生的心理紧张和压抑, 造成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志向和抱负在机械化的训练中萎靡以至泯灭。二是扩招造成的“稀释效应”。从1999年教育部实施研究生扩招政策以来, 我国研究生数量从当年的84000人, 激增到2009年的475000人。然而, 在生源质量与研究生教育资源还没有明显改善的前提下, 这必然会从整体上降低质量和“浓度”, 产生“稀释效应”。数量虽然是上去了, 但质量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三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的逐利性, 导致不少导师把精力放在拉关系、搞项目、跑经费上, 研究生培养存在严重的“放羊”现象, 培养质量难以保证。四是学术创新土壤贫瘠。大部分高校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相对较少, 很少组织有研究生参加的学术活动和科研实践。五是培养评价标准扭曲。在研究生评价机制上, 个别高校对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等作出硬性规定。例如有的高校规定必须在指定的期刊甚至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 否则就不授予学位。这种单打一、片面的评价机制导致高校缺乏活跃、浓郁的学术创新氛围, 使研究生疲于应付科研任务, 严重影响了研究生论文的质量。

二、批判精神弱化是研究生创新能力不强的主因

批判是指具备一定知识量的主体以抽象性思维为基础, 对现有的认识成果和实际问题进行解剖和辨析的一种思维过程。批判精神是认识主体的一种独立怀疑精神、辩证扬弃精神、自觉反思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的集合体, 是人类创新能力的内在驱动力。当前,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普遍不强, 究其根源, 主要是批判精神被弱化。一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有的学生唯课本、唯理论是从, 只知道死记硬背书本上的知识, 而不能从自身角度去对知识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想要在此基础上去进行理论创新, 可谓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是缺乏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批判不仅仅包括对他人的批判, 更包括对自我的批判。“自我批判是人类思维高度发展的体现, 反映了思维的自觉。”[1] 研究生既是推进知识前进的主力军, 又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这一特殊角色决定了研究生必须具备自觉的自我批判精神, 因为自我批判精神是研究生学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是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自我批判不仅可以增强研究生自觉抵御不良社会风气的能力, 而且也是其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必要条件。此外, 研究生自我批判的精神还应具体体现在对权威和经典的不断质疑、对真理的持续研究以及对崇高价值和健全的学术人格的不懈追求上面。

三、强化批判精神培育, 努力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学校、导师、研究生本人通力协作、多管齐下。但是, 最为关键的是要着重培养研究生的批判精神, 把批判精神转化为学生的潜意识、无意识。要通过培养研究生的批判精神来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树立科学的批判意识。

批判意识是创新能力培养的根本前提与重要基础, 没有批判的意识和欲望就不可能做出创新性的成果。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指出:对前人的理论成果“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 无论是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 都不应盲目接受, 更不能不加以批判地仿效”[2] 。只有以辩证否定的态度和做法对待一切理论和已有的成果, 才能使自己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培养研究生树立科学的批判意识, 鼓励他们在学习中追求批判, 在批判中激发创新意识。树立科学的批判意识, 研究生首先要自觉学习唯物辩证法, 培养批判的勇气和能力。“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 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 其次, 要自觉培养独立思考、敢于自我否定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创造性科学研究的主要的主观条件。研究生要自觉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勇于进取的思想观念。

(二) 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

批判性思维, 是认识主体面对认识对象做出的辩证否定即扬弃, 是理性与激情相统一的创造过程。马克思指出:“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 而是激情的头脑。”[3] 在这里, 他就强调了批判对于头脑——科学理性的依赖性。批判并非简单粗暴地否定一切, 而是辩证的否定, 是扬弃, 是克服与保留、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 研究生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找准批判对象, 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 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同样,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 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二要不迷信权威和定论, 要有怀疑精神。英国皇家学会会徽上镶嵌着“不要迷信权威, 人云亦云”的口号。这里所倡导的就是一种不唯师、不唯上, 勇于探求真理、勇于批判的精神。三是要打破习惯思维定势的束缚。习惯思维是指人们总是喜欢用一种习惯的思路和固定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同一类问题, 它具有很强的惰性, 常常会窒息科学创造精神。只有批判的力量, 才能“冲杀”出习惯性思维的束缚, 才能找到一条创造发现的新路。

(三) 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

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 在教学模式上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摈弃单纯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 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二是倡导师生互动, 强化学生的质疑能力。古人说:“为学患无疑, 疑则有进”, “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这说明怀疑、质疑是学习的需要和创新的基础。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指出:在科学创新中,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一种怀疑态度, 不要为已有的学说所压倒。三是建立导师组, 坚持集体培养和个人指导相结合。美国研究生的培养采取集体培养和个人指导相结合, 集合学科师资的集体力量对研究生提供指导和帮助。研究生入学后除了有1位导师外, 还有由4到6位本学科相关方向的教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这样, 研究生可以博采众长, 可以从多角度看问题, 在讨论批判中发现问题,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 营造宽松的批判环境。

宽松、自由、民主的学术交流环境是创造力不断发育生长的沃土。营造宽松的批判环境, 第一要坚持学术自由原则, 允许研究生发表自己不同的研究观点。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会严重制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第二, 坚持学术平等,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对待学生是师生交流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第三, 弘扬学术民主, 反对以势压人。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展开讨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四, 允许失败, 宽容失败。美国人的创新能力强, 是与美国人善于冒险、敢于冒险和宽容失败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

(五) 改进培养评价标准。

高校应当改革现有的培养体制与评价体系, 竭力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 从而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批判环境。如适当放宽甚至取消要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才授予学位的硬性规定, 对研究生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标准。再如建立长期的学术交流机制, 加强学术交流, 让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讲座, 定期邀请专家、学者讲学, 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 在频繁而活跃的学术交流中为研究生营造一种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治学环境, 用鼓励多多参加学术交流的方法来改变单一的论文评价体系。只有采取多样化的评价体系, 才能促使研究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思考与解决问题, 真正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谭清华, 郭湛.论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 (3) .

[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 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243.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8

关键词：校园文化,批判精神,大学使命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 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对其概念达成共识。但是总的来说, 校园文化同社会文化一样, 其内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包括了学校的科研设备、教学内容、校容校貌、规章制度、价值观念、精神氛围等。狭义的校园文化是指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本文从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与大学生批判精神的关系方面探讨建设批判性的校园文化的合理性问题。

一、目前高校校园文化的同质化趋势

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精神状态的集中反映, 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学校管理人员都是校园文化的活动参与主体。一所大学具有怎样的精神面貌, 对学生的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一所大学的未来发展质量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同质化趋势让大学的人才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传承都受到了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校园文化活动模板化, 缺乏创新意识。

无论是高校的课堂教学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文体娱乐活动、科研学术活动和党团建设活动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活动方案和模式, 不管是参与的学生或者是老师都是年复一年的按照固定的模板去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这种做法严重地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使学生的创造才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这样就失去了锻炼学生组织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的作用。学生的思维方式被模板化, 失去了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的思考反思意识。对一切事物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 按照大多数人和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去执行。学生的行为被异化为工厂流水生产线上的一道道工序, 他们总是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模式。

2. 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化, 学生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校园活动的模板化直接导致了内容的形式化, 活动的开展流于表面形式, 忽视了形式和目的的统一, 即全心全意为学生的成才发展服务这一宗旨。活动形式只是内容的载体, 活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否得当科学, 对于活动目的实现也有很关键的影响。但是很多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忽视了活动目的的存在, 为了形式而形式, 而不是为了目的而形式。而活动的形式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活动的模板化, 活动的参与者失去了参与的激情与主动性, 活动的开展方式也日益僵化。学生被迫参与活动就失去了开展活动的本真意义, 不利于学生责任感、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的培养。

二、大学生批判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引领者, 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出呐喊的声音, 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精神不能够缺失。笔者从外因内因两个方面分析大学批判精神缺失的原因。

1. 媒介文化的冲击。

媒介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大众传媒, 随着大众传媒产业的发达, 特别是电子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 使得媒介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当今社会文化的构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媒介文化凭借其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和社会流行趣味相结合成为当下社会真正的大众文化, 拥有着最广泛的受众。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媒介文化消解了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界限, 使各种文化划分标准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无法想象, 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传播媒介和它们携带的媒介文化, 我们的生活将如何进行下去。媒介文化跟从潮流, 屈从市场, 瓦解传统的审美标准, 追求感官体验。媒介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面向当代社会生活, 参与媒介文化的大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人们从大众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力大有超过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和学校教育影响力的趋势。它在主宰着我们的视听, 潜移默化地决定着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 我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受媒介文化的左右。媒介文化在于向人们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传播经验、知识和技能, 造就人的心理和人格的同时, 也在扼杀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让人们仅仅满足于感官的体验和“知道”的满足, 而缺乏实际的社会行动, 模糊人们的知和行的界限, 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造成受众的孤立化、被动化。面对媒介文化弥漫的校园, 校园文化建设应该坚持批判立场, 一方面挖掘媒介文化的积极因素, 利用媒介文化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提升大学生媒介文化品位,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科学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注重媒介技能传授和媒介素养提高的统一, 培养大学生的媒介批评意识, 辩证看待媒介文化影响, 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媒介资源, 促进媒介消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 大学人文精神的遮蔽。

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对于人的命运, 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人的自由与解放, 人的幸福与发展等有着深切关注与思考的内在品质, 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在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的人文教育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服务社会的专业技能, 而且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有历史担当, 有勇于拼搏、敢于挑战的魄力和勇气。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高等教育改革时所说, “大学过于功利, 大学校长过于功利, 对社会将是一个祸害”。当下的社会对知识和技术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 “然而知识也是双刃剑, 比如化学家可以合成药物, 也能合成毒品, 大学过分追求技术主义, 对国家并非有利。撒切尔夫人曾有个论断, 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 因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的确, 中国近代开始就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了, 我们输出的只是制造业的产品, 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思想家, 这会是个悲哀。”人文精神和公民精神的培养无疑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在高校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还不够完善, 高校的“两课”教育变成了纯粹的知识传授, 而没有起到启迪思想的作用。授课方式采用灌输式、大班制的模式,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 为了应付考试而去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的知识点。实践证明, 讨论式、引导式和启发式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公民意识。在讨论式教学过程中, 可以培养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去发现真理, 辨别谬误。这样得来的知识才能真正内化于学生的心中, 成为行动的指南。

三、建设批判的校园文化的合理性分析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其深层根基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本性, 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深刻把握。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也要具有批判精神。

1. 批判精神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

批判精神是对一切事物、感知对象和思想观点的一种敢于和善于怀疑、反思和超越的科学态度和思维勇气。它不承认任何绝对、永恒、神圣的东西, 但批判精神并非否定一切, 而是辩证的否定, 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破, 而是一种着眼未来的更好的发展。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 “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从历史角度客观分析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 我想梅老先生并非在否定“大楼”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 而是在强调“大师”在学校建设中的精神超越性。正是由于“大师”的存在, 才有了大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大学的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两个方面, 这是由大学的本性所决定的, 大学从出现那一天起就渴望独立思考、学术自由、超越现实, 挑战未知, 也就是要具有批判精神。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批判精神的推动, 个人需要安身立命之本和精神寄托, 社会进步需要发展动力和精神支持, 人类社会就是在对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不断批判中得以发展的。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组织, 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大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为经久不衰的一个系统和组织存在, 大学精神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而批判精神就是大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的发展是大学永恒的双重使命。建设批判的校园文化, 培养校园文化参与主体的批判精神,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是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批判思维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反思、创新与超越, 让一所大学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 因为特色文化是大学的生命力所在, 大学只有不断地创新与超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2. 大学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应有必要的张力。

大学校园文化具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整合过滤时代文化, 创新引领社会文化的作用。大学文化完全迎合社会文化, 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 需要科学的管理理念和体制才能走上长久发展之道。作为大学的管理者们, 他们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境界对大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陶行知所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要评价一个学校, 首先要评价她的校长”。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一支具有丰厚文化修养和高尚师德品质的专业教师队伍, 作为学生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他们为人师表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对学生和整个的校园文化建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大学文化不应该依附于大众媒介文化, 也不应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 三者之间应该保持适当张力, 大学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话语模式和批判意识。总之, 让大学对市场保持适当距离, 让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保持适当的张力, 保持对自身和社会文化的批判意识, 建设批判性的校园文化环境, 对于大学自身的发展, 大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都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革, 等.校园文化建设——大学发展的战略使命[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7) :1-8.

[2]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3-26.

[3]董小玉.大学校园媒介文化建设初探[J].新闻爱好者, 2009, (6) :42-43.

[4]郭峰.社会文化批判:大学文化不应该缺失的品格[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1) :158-162.

批判精神的塑造 篇9

一、批判法学的发展进程及现状

由20 世纪70 年代的星火燎原到80年代的鼎盛时期, 再到今天的平缓发展, 批判法学已走过了30 多年的历程, 批判法学已由异端学说发展到逐渐被人们接受。当然, 也有观点认为, 获得了权力和相应职位的批判法学学者, 原来的激进动力正在减弱或消失。但不可否认的是, 批判法学改变了整个法律理论的格局, 其历史地位无法忽视。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批判法学的犀利锋芒已不复当初, 但直到今天, 批判法学作为一种法学思想仍在为整个法律文化提供丰富的理论素养, 也是法学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派别。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仍在继续发展, 批判法律研究学会还一如既往地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 保持着很高的参与度和跨学科交流性。批判法学研究的触角也越来越广, 与后现代主义、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思潮彼此影响、借鉴。批判法学的一些分支如女权主义法学、种族批判法学, 其影响不断扩大, 构成了批判法学的新发展阶段。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已与批判法学初创大不相同, 因此批判法学的内涵、关注点和批判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问题已不再是法律掩盖了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 而是作为规则的法律本身在价值上的滞后性。

二、批判法学核心观点的中国视角

1.法产生的偶然性

批判法学认为:法的产生不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必然产物, 而是阶级统治的偶然结果。法是政治的, 是不同社会力量、阶级、个人相互斗争的产物, 毫无必然性可言。现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是不可避免的, 而是偶然的, 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偶然结果。

2.法的阶级意志性

批判法学认为:法并非是中立的, 而是把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关系以普遍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把偶然的、社会的产物装扮成必然的、自然的产物, 把有政治倾向、有利于统治者的东西打扮成中性的、有利于全社会的东西。法的所有这些作用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功能实现的, 是具有阶级意志性的。

3.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

批判法学认为: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具有非确定性, 某一案件究竟适用什么法律规则, 确认哪些事实, 都不是客观决定的, 而是法官或陪审员选择和认定的, 它们是人的选择的产物, 因此无客观性可言, 判决的结果依司法人员的选择为转移, 必然是非确定的。而且法律规则之间经常充满矛盾, 它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这些都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推理并不像传统的自由主义法学所主张的那样具有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模式, 它只不过是穿着不同外衣的政治。“法律推理是政治的”, 是批判法学的著名口号。这种非确定性在他们看来更多地是因为政治因素在其中产生作用。而这种政治上的威慑性又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 (1)

1978年以后, 中国的法治进程不断推进, 相应的法治观念也随之变化, 这些发展变化大体上是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即法与政治、党的政策的关系;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法的主观意志性与物质制约性。这三个问题与批评法学的核心观点紧密相连, 直接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里。

在法与政治、政策的关系问题上。批判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 而是无时无刻不受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基于法律推理的非确定性, 将法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提出法律推理不可能脱离政治、法就是政治的著名命题;而中国法学界的普遍认识则是否认将法律与政策等同, 强调法律与政策的区别, 认为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独立性。随着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发展, 法律的相对独立性逐渐被批判法学者认识到, 有学者认为, 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来源于它的政治性, 法律是政治不可或缺的工具, 但是法律同样可以引导和限制人们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 法律成为了规制权力的手段。 (2)

⑵在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问题上。批判法学提出法律推理虽然是非确定性的, 但它终归要反映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而中国法学理论则把批评法单纯看作是阶级斗争工具,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强调法不仅执行阶级统治职能, 而且执行社会公共职能, 没有社会公共职能作为基础, 阶级统治不可能长久得以维持。

⑶在法的主观意志性与物质制约性的问题上。美国批判法学认为现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不是不可避免的, 而是偶然的, 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偶然结果;而中国法学理论所批评的则是把法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和制约它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脱离的“唯意志论”观点, 提出法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任意的, 而是一定社会需要的反映, 不能脱离法的物质制约性来理解法的阶级意志性。 (3)

可以看到,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法治思想进程是与批判法律运动反向的, 这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 但是在对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进行合理性的怀疑、批判和反思这一点上是相通的, 也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三、批判法学精神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启示

批判法学的核心问题, 同样适用于我国, 如法与政治的关系、法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律推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等, 这些问题是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中美两国都要面对的, 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及意识不同, 不能简单地进行对比。但是就相同的问题的不同的法律思想进行比较, 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社会主义,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律思想。此外, 批判法学的批判思维, 对自由主义法学思想的解构有助于突破固有思维框架, 在法学理论层面上对基本问题进行再审视, 在法治实践层面上对瓶颈问题进行再梳理。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局限于法律层面的制度变革, 而是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集中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相伴随的, 且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艰难崛起过程交织在一起, 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之多, 相互关联程度之复杂, 以及对未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历程。伴随着30 多年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法治建设扎实地迈上了一个又一个阶梯。而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重大部署, 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新的高度, 必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面临着诸多风险因素, 应该用一种宽视角的战略眼光来分析面临的种种挑战, 认真了解和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法治建设经验, 以冷静的态度批判地吸取其中的优秀智识 (4) , 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法治路径, 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1 鲍威.传统法学的新生——对批判法学的批判[OL/EB].[2004-6-7].法律史学术网.

2 Jack M.Balkin Critical Leg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Univ.Press, 2008.

3 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326-327.

批判精神比一团和气更重要 篇10

在第一届高校科技创新高层论坛上, 宋副校长发表了他对学术研究的看法。“对学术批评的正面态度将有助于建立我们所期待的科学文化语境, 即科学的真实性比‘顾面子’重要得多, 而深刻的负面批评远胜于不负责任的‘一团和气’。过度的礼貌和温柔敦厚般的规范, 或许对维持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必不可少, 但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科研单位而言则是有害的。同事间坦诚的批评建议和争论, 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极其重要。”

“僵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束缚高校教师开展科技创新的主要障碍。”宋纯鹏对以教师发表的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等科研成果产出量为考核标准进行量化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与津贴、奖金、职称等个人利益直接挂钩 (而科研成果的质量如何, 是否具有创新性则没有列入考核指标) 的做法表示质疑。“广泛聘请国内国际同行评议, 对我国高校客观评估的困难有着借鉴意义。”

“在国内大学读书, 学生常常是忙于埋头做笔记, 有人戏称为‘听写课’, 参加考试, 内容也无非是‘注、疏、解’。而在美国, 平时学生忙于思考问题, 课堂上, 学生质疑成了教学常态。”他认为, 长期以来, 从科举制度到今天的“应试教育”, 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培养出的是有学历的知识型人才, 而不是创新型人才。中国科学界推崇“经验和正宗”原则, 缺少冒险性的改革和探索, 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