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藏书楼

私家藏书楼（精选八篇）

私家藏书楼 篇1

“托体稍卑”是官方文献不予收录的直接原因。明初时,朝廷的禁演律令非常多,甚至不许优人应试、禁止军官军人学唱。查阅明代官方书目,我们只在《文渊阁书目》月字号诗词类下发现《乐府新声》、《风月锦囊》等几种屈指可数的与戏曲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余官方书目对于戏曲文献俱无载录,显示出官方对于戏曲文献的严苛。戏曲文献的保存,基本的承担者是明代的私家藏书楼。

当然,另外一层原因,还在于戏曲艺术呈现方式的特殊性。对于大部分受众而言,戏曲只是现场欣赏的时间艺术,为吸引新的观众,舞台表演的更新是极频繁的,这也造成了戏曲文本保存的困难。

一

明代私人藏书家多家资富饶,爱书之人往往筑楼藏书,藏量富比官方藏书,动辄以“万卷楼”、“千顷堂”命名藏书楼。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完全统计,明代私家藏书家达427 人,尚且不计藩王藏书家,近代范凤书先生统计得“明一代的藏书家,多达897 人,近似宋元两代的总和”[2]166,总量极大。明代私家藏书为人称道的特色之一,在于对通俗文学文献的收纳,使得泱泱繁盛的宋元明戏曲文献不至在官方文献收录之苛刻中断裂传承。我们对主要的戏曲文献收藏家做了统计分类,将明代戏曲文献收藏分为以下三类:藩王藏书家、学术藏书家、职业藏书家。

1.藩王藏书家。藩王藏书家是一个介于官方和私人的一类藏书家。在明代藩王中,不仅藏书家很多,戏曲爱好者也不少,并多有来自宫廷赏赐的戏曲文献。李开先曾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3]370藩王的戏曲文献收藏,除个人爱好,也有政治因素在其中。明初时,统治者对藩王的政治监察尤其严厉,诸王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是避祸的主要手段。此外,培养一些“旁门左道”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如藏书、读书、刻书即是一种极雅致得体的做法。这类收藏大多不在于研究,也不为销售,经史子集有之,词曲风月也不少。朱权和朱有燉是富戏曲藏书的藩王代表。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宁献王书目》1 卷,收书137 种,词曲、院本、道藏等书均有著录。朱权的杂剧作品可考者12 种,现存《冲漠这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2 种。朱权的戏曲文献代表作《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曲谱实物。该曲谱“群英所编杂剧”目下收录元代71 名作家535 部杂剧名目、8 名明代作家的30 部杂剧,另无名氏杂剧110 部。《茶余客话》有“明代藏书,周、晋二府”一说。周府藏书始于朱橚,建有东书堂藏书楼,其子朱有燉是明初重要剧作家,作品《诚斋传奇》杂剧31 种,全部流传下来。

2.学术藏书家。学术藏书指的是为了读书、研究需要而进行的收藏行为,这类藏书家的戏曲文献收藏最具有实用目的性,而藏书者又非常多,且藏量巨大。李开先、高濂、王世贞、吕天成、何良俊、杨循吉等俱属于此类。大部分学术藏书家有一定官职,读书出仕,雅好戏曲。他们既收藏戏曲文献,又能独立创作,并且有过戏曲专题研究。我们根据一些文献记载罗列了部分作家的收藏情况及戏曲创作情况,如下:(1)李开先。章邱李中麓开先晓音律、善作词,最爱张小山,谓其超出尘俗。其家藏词山曲海不下千卷(毛扆《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跋》)。有戏曲作品《宝剑记》等。(2)杨循吉。李开先言:“人言宪朝好听杂剧及散词,收罗海内词本殆尽。又武宗亦好之,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所进,不止数千本。”(《李中麓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杨循吉也是杂剧作家,曾因“应制撰杂剧词曲,至与诸优并列”(《万历野获编》 卷二十一)。(3)赵琦美。赵氏藏书目《脉望馆书目》“荒”字号“词类·集类”收录戏曲文献及词数十种。脉望馆藏有海内孤本《古今杂剧》242 种,全为元明两代剧本。(4)高濂。“梦寐嗜好,远近访求,自经书子史、百家九流、诗文传记、稗野杂著、二氏经典,靡不兼收。”(《遵生八笺》)高濂为戏曲名家,有传奇《节孝记》、《玉簪记》二种。此外,尚有散曲小令十余支、套曲十余套等。(5)汤显祖。“汤海若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箧中所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姚士麟《见只编》)汤显祖是明代戏曲大师,主要剧作合称为“临川四梦”。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戏曲史上的重要作家基本都是有戏曲文献收藏的,他们的戏曲文献收藏很好地为创作提供了借鉴,并且因为收藏全面,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学术藏书家的戏曲专题研究促进了戏曲理论总结,提出了许多著名论断。如藏书家、戏曲学家何良俊在他的《四友斋丛说》里发表了著名的“戏曲本色”理论,提出“填词须用本色语言”等。

3.职业藏书家。之所以称这部分人为职业藏书家,指的是他们专注于“藏”,目的在于尽可能丰富、全面地收藏戏曲文献,追求“五典三坟,六经诸子。诗词集说总兼,乐府稗官咸备”[4]1626。他们专业收藏,历时很长,多为家族产业。他们的主要功绩是大量累积和保存、刊刻、传播戏曲文献,部分藏书家经营书坊、编辑刊刻、发行书籍。职业化的藏书家大部分有藏书目可见,或者曾经编著过自己的藏书目录。著名的藏书家高儒、晁瑮、澹生堂祁氏、毛晋等都可称为典型的职业藏书家。

高儒,号百川子,世代藏书,不下万卷。嘉靖十九年,高儒编成家藏书目《百川书志》20 卷,他是最早将通俗戏曲文献作为主体内容著录的藏书家。《百川书志》沿袭四部分类方法,在“史部”下,立“外史”门,著录《西厢记》、《蔡伯喈琵琶记》等共59 种戏曲剧目。著录剧目从宋至明初,这对于戏曲文献史料缺乏的明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嘉靖时,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戏曲文献种数两百有余,并且首次把戏曲文献从“史”的附属中提升出来,与四书五经并列,对于戏曲文献在文献学、目录学中的独立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祁氏藏书是世代累积的,祁承、祁彪佳、祁理孙祖孙三代藏书14 万卷余。祁家的戏曲文献收藏非常丰富,臧懋循编《元曲选》时曾向祁家借了八九百部戏曲文献。祁彪佳据这批文献编写了 《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曲品》现存残卷,是收录和评论明代传奇之作,存留剧目476 种;《剧品》评点明代杂剧242 种,总量极丰。清代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参政富于藏书,将乱,其家悉载至云门山寺。惟遗元、明来传奇,多至八百余部,而叶儿乐府散套不与焉。予犹及见之。”[5]495清代,这些戏曲文献仍然是保存着的。

二

私家藏书对于戏曲文献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其最直接的文献价值来说,是纵向性的传播,即从明代至今所形成的保存、传递行为。

第一,保存。保存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并是其他传播行为的前提。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收录元代杂剧210 种、南戏19 种。这个数据基本能代表保存至今的元代戏曲剧目总量,而这约两百多种元代戏曲剧目基本来自于明代藏书楼藏书。《全元戏曲》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底本为臧懋循 《元曲选》《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尤其是《元曲选》一百种已经是保存至今元代戏曲中的一半左右。明代戏曲剧目有傅惜华先生主编的《明代杂剧全目》收录明代杂剧523 种、《明代传奇全目》收录明代传奇950 种。来源基本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息机子古今杂剧选本》、《顾曲斋刻元人杂剧选本》、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柳枝集》等之间,这些集子基本是从私家藏书楼保存下来的。

筑楼藏书具有几个优势,首先,藏书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封闭性,不轻易散出。藏书家历来以孤本为上等藏品,不轻易示人“,入架者不复出,蠹齿者必速补,……亲友借观者,有复本则以应,无复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6]4。其次,文献还可以在藏书楼间辗转传播,接替保存工作。

第二,传抄。在复本有限的古代,抄书在当时是抢救孤本文献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促使珍稀文献的复制,另外一方面逐步转变“秘不示人”的藏书观念,增加藏书楼的开放程度。在抄本占据大比重的戏曲文献领域里,藏书楼的交流尤为重要。明代的藏书家其实是有约定共享传统的,如丁雄飞与黄虞稷结“古欢社”,丁雄飞还作《古欢社约》相约“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相互质证,当有发明”[7]39。这是私家藏书史上一个不小的进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共242 种,其中的15 种配以明息机子本,还有52 种配古名家杂剧,其余则来自传抄。根据赵琦美跋记,其抄本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内本录校”(指明代末年宫廷演戏的剧本),另外就是在京城为官时另外一位藏书家于小谷的藏书。

第三,递藏。递藏前人典籍是文献纵向传播的具体表现。文献递藏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家族藏书楼的世代继承,例如山阴祁家的藏书。祁承的澹生堂齐名宁波天一阁,闻名遐迩。但祁家的藏书并不仅是一个澹生堂,也并不只他一位藏书家。藏书家包括他的祖父祁清、父亲祁汝森,有他的儿子祁彪佳有远山堂、烂柯山房;孙子祁理孙奕庆楼、祁班孙的剩国书室,祁家数代藏书达十四五万卷之多。甚至到19 世纪中期,祁家的部分藏书精品还在祁氏后代手中。据黄裳先生所云,当时绍兴的书商是“直接从梅市祁家论斤秤出的”,数量应当是很可观的。其二,在各藏书楼间辗转递藏。脉望馆在琦美去世后,书多散出,钱谦益大量收购,据称购得四十八椟,《钞校本古今杂剧》即在其中,后人对钱谦益多有贬斥之声。《藏书纪事诗》也惋惜道:“死后精英尚不磨,荒山灵鬼哭烟萝。”其实文献的流通本身就是一种有效传播,《钞校本古今杂剧》在钱谦益后,又有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人递藏,1940—1941 年前后,由郑振铎先生在上海购得并捐予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若无这许多藏书家的接替购藏,很难说不会在脉望馆的某一代继承者手中饱鱼蠹。

三

刊刻是将文献化一为繁的横向性传播行为。通过刊刻,增加文献副本量,大大提高文献保存的可能性。在实际效果上,藏书家在戏曲出版行业里成绩也优于官方刻书。据万历年间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朝廷各部刻书446部,但戏曲文献或者相关文献资料,仅都察院曾刊刻过《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及隆福寺刊刻的《词林摘艳》等寥寥数种。而私人藏书家在戏曲文献的创作、刊刻、发行中填补了这一缺失。首先,明代藏书家在戏曲刊刻业中始终保持极大的热情,刻书者极多。又由于他们在文献掌握上的优势和文化上的高修养,使戏曲文献具有更高质量。如范凤书先生所言:

藏书家刻书则以传布典籍为动机,以兴隆文化事业为终极,且多据收藏之善本,经历反复校订,注重纸墨装潢,所以世传精善之本,多为藏书家之私刻[2]243。

藩王刻书在明代普遍存在,朱权、朱有燉本人的作品都是自编自印的,并且也刊刻发行其他人的作品,内府赏赐的秘本为他们的编刊提供了优秀的底本。朱权刊刻书籍的事迹在《列朝诗集小传》、《明诗综小传》、《四库全书总目·宁藩书目》都有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目录类存目·宁藩书目》描述得颇为详细:

初,宁献王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还。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嘉靖二十年,多焜求得其书目,因命教授施文明校刊行之。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焉[8]744。

明代中后期,戏曲文献的出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是规模更为扩大,坊刻成为戏曲文献刊刻的主要场所,林立的坊刻大幅提升了戏曲文献的传播面积。二是戏曲文献出版越来越呈现商业化特征,多为营利目的出版文本戏曲。商业化的出版虽然可能导致粗制滥造,但是行业竞争客观上促进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戏曲传播。三是刊刻与发行一体化,出现“前肆后坊”坊肆结合的经营模式。明代后期的戏曲家非常普遍地处于书籍生成、刊刻、发行的各个链条之中,涌现出一大批集藏书、著书、编书、刻书、售书、批评于一体的专业学者型商人群体。

典型代表如毛晋的汲古阁。汲古阁是一座综合性的藏书、出版机构。江熙曾这样描述汲古阁:“中为阁,阁后有楼八间藏书板者。楼下及厢廊俱刻书所。阁四围有绿君、二如等亭,招延天下名士校书于中。”[9]62据《汲古阁校刻书目》,毛晋刻书总数达587 种之多。刻印类型包罗万象,在官家鄙夷的戏曲、稗官小说上更显示出毛刻书籍的价值。朱彝尊称毛晋“性好储藏秘册,中年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5]693。毛刻《六十种曲》便是戏曲文献刊刻中的代表作,这套戏曲集子包括一本《西厢记》杂剧、六本元明戏文,余皆为传奇剧作,是我国戏曲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传奇总集、戏曲总集,是元、明两代南戏、传奇的集大成之作。这样大规模的戏曲剧本刊刻,如果没有藏书作为基础必然是无法实现的。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曾记载:“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第行世”[10]394。可见毛晋是重视底本的选择的,精选高质量底本并且经仔细校勘。大量优良底本与渊博的文献学知识使得毛氏刻书颇以富、精著称。《六十种曲》一经出版,其中的大多数剧目便没有出现新的刻本,《六十种曲》则不断重刻,足以证明其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东方出版社,2012.

[2]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大象出版社,2001.

[3]李开先.李开先集[M].中华书局,1959.

[4]冯惠民等选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5]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记要[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7]杨守敬.藏书绝句[M].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七)[M].中华书局,1965.

[9]江熙.扫轨闲谈.顾沅辑.赐砚堂丛书新编[M].清道光十年(1830)长州顾氏刊本.

简说《私家藏书》 篇2

西汉发明了纸后，便开始在纸上书写，于是竹书和帛书逐渐为纸质书所代替。从竹书、帛书到纸质书，从手写到雕版印刷再到活字印刷，我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古代典籍。尽管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使其出现了大量的流失和损坏，但保留下来留传至今的数目仍十分浩大。

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传承保留下来，这要得力于我国自古就有收藏图书的习俗和传统。无论是朝廷、皇室、官府、书院、寺庙，还是贵族、官僚、文人、学士，包括一般百姓都有收藏图书的习惯。根据收藏图书的特点，可以把藏书分为公共藏书和私家藏书。

其中公共藏书在我国藏书中所占份额最大，而私家藏书则更具特色，不乏冷僻书、秘藏本、孤本、绝本、善本、残缺本、手抄本等，具有精品多、绝版多、版本质量高、藏书内容多角度全方位、个人色彩浓重及不易为外人所见的特点，在我国藏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历史和文化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一、《私家藏书》简介

我国历代文人学士都十分重视对私家藏书的整理和研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如《上古至隋皇家考略》、《三国两晋时期私人藏书概述》、《唐代私家藏书》、《通志·校雠略》、《宋代私家藏书概略》、《天一阁藏书考》、《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中国藏书家考略》、《中国历代私家藏书资料汇辑》、《民国藏书之聚散》、《宋元话本小说考》等。徐寒先生主编的《私家藏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就是在对历代有关私家藏书研究成果进行反复筛选与研究的基础上，奉献给读者的一部巨著。

《私家藏书》共12卷，计485万余字。本书分为皇家藏书、藏书家藏书、民间藏书、流失海外藏书、名人私家藏书五部。每部又分孤本、秘本、善本、禁毁本、石印本、手抄本、残本等篇。

第一部皇家藏书是专门收集皇族贵胄的私人藏书。其中第一篇皇家藏孤本收藏了明代吕调阳、张居正所撰《帝鉴图说》、唐代赵所著《长短经》、南宋永嘉先生著《八面锋》。第二篇皇家藏秘本收集了唐太宗李世民所著《帝范》、清代史梦兰著《全史宫词》。第三篇皇家藏禁毁本收集了汉代刘安所著《人间训》、明代曹臣所著《说典》、清雍正皇帝编纂的《大义觉迷录》。第四篇皇家藏善本收集了南朝梁孝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春秋时期孔子所著《孝经》。

第二部藏书家藏书是专门收集贵族、官僚、学者等私人藏书家的藏书。其中第一篇（明·范钦）天一阁藏书收集了秦代黄石公著《素书》以及号称中国古代兵法大师的《六韬》。第二篇（明·毛晋）汲古阁藏书收集了宋代袁采所著《世范》、北宋司马光所著《家范》。第三篇（明·王世贞）二酉堂藏书收集了明代王世贞所著《艳异编》。第四篇（明·李贽）李卓吾藏书收集了明代李温陵所著《焚书》以及《初潭集》。第五篇（清·瞿绍基）铁琴铜剑楼藏书收集了《玉台新咏》和《尊前集》这两部中国古代经典宫体艳诗集，以及五代时期赵崇祚等编的《花间集》。

第三部民间藏书是专门收集流传民间的珍稀孤本、冷僻书、禁毁书、民间收藏的绣像书、石印本、野史传奇等。其中第一篇民间藏孤本收集了明代楚江仙隐石公编辑的《金谷怀春》、清代天花主人著《惊梦啼》、清代无名氏撰《情楼迷史》。第二篇民间藏秘书收集了清代慕真山人著《绮红小史》、清代牢骚子著《南朝金粉录》。第三篇民间藏绣像本收集了清代佚名著《闺门秘术》、清代不题撰人著《莲子瓶演义传》。第四篇民间藏禁毁本收集了醒世居士编集的《八段锦》、清代陈森著《怡情逸史》。第五篇民间石印本收集了明代冯梦龙辑评的《情天宝鉴》。第六篇民间藏手抄本收集了明代无名氏著《风流和尚》、清代鸳湖烟水散人著《珍珠舶》。第七篇民间藏残本收集了清代潇湘迷津渡者编辑的《媚婵娟》（全本绝世已久，现仅存六回之残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明代酌玄亭主人编辑的《闪电窗》（今仅存酌玄亭刻本，残存前六回，现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第八篇民间藏珍稀补书收集了清代无名氏撰《隔帘花影》。第九篇民间藏真本续书收集了清代兰皋主人著《唇楼情梦》。第十篇民间藏野史传奇收集了清代不奇生著《武则天外史》、明代冯梦龙著《金海陵纵欲亡身》。民间藏书不拘一格，不受官府约束和限制，随意性大，代表了一种民间文化特质，融百姓品味、娱乐性、猎奇猎艳等多种因素于一体，因而最为多姿多彩。

第四部流失海外藏书。我国很多书籍因诸多原因散失于海外各国，其中不乏绝本、孤本，甚至为残卷，因而弥足珍贵。第一篇海外各国皇家保留本收集了唐代吴兢撰《贞观政要》、宋代朱熹著《宰相经纬学》。第二篇流失海外的独藏本收集了明代伏雌教主著《醋葫芦》（国内久已失传，现仅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清代佚名撰《章台柳》（今仅存清醉月楼刻本，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第三篇海外藏手抄真本收集了朝鲜无名氏选编的《删增文苑楂橘》（今仅存一卷，是我国第一部文言小学选本，现藏于韩国鲜文大学中文系，活字本已不存）。第四篇流失海外的绣像本真迹收集了清代《红风传》（国内无此书，现今出版的中外书目俱不见著录，现为韩国学者朴在渊私藏）。第五篇流失海外的残卷收集了清代倬阉主人序本《山水情》（原本封面已佚，前四页已缺，残卷今存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第六篇流失海外的再译本收集了清代无花藏主人著《双美奇缘》（该书于1921年译成德文，书名《两个表姐妹》，后又有英、俄、法文等多种译本）。

第五部名人私家藏书。名人藏书精品多，绝版多，个人色彩浓重，不易为外人所见。第一篇毛泽东藏书收集了清代曾国藩著《心镜》。第二篇邓拓藏书收集了明代西湖渔隐主人著《艳镜》。第三篇陈布雷藏书收集了清代苏渊雷纂《经世文鉴》。

二、《私家藏书》的文化价值

《私家藏书》（以下简称《藏书》）所收内容极其广泛，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帝王治理天下的专业教材”，如《帝鉴图说》；“有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参考书”，如《长短经》。《长短经》可以说是《资治通鉴》姊妹篇。《资治通鉴》是从正面讲统治谋略；而《长短经》则是从反面讲统治谋略，因而这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藏书》中还“有专门研究最高统治术的权威性、经典性著作”，如《八面锋》，该书被南宋孝宗认为是“治国方略无所不备，国家政事触之即解”；“有贤君圣主的治政秘诀”，如《帝范》，该书“道尽为王称霸驾御天下的秘诀”，武则天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古往今来，成功帝王的治国方略尽在《帝范》之中”；“有政治家的经验之谈”，如《宰相经纬学》，该书为日本“幕府首领德川家康视之为至宝，读之再三，熟记于脑，终成一代名君”，成为“一部改变日本历史的中国读本”；“有奇人异士的秘传之书”，如《素书》，该书为“黄石公演天理而成之书，汉张良受黄石公密授，仅用书之一二，即灭项羽兴汉邦，明哲保身”；“有曾国藩自述一生心路历程之书”，如《心镜》，该书有修身、治学、治家、处世、用人、治军、为官、济世诸篇，为毛泽东所收藏珍爱。

此外，《藏书》收有艳诗丽词，如“中国古代宫体艳诗之鼻祖，言情绮靡诗风之起源”的《玉台新咏》、《花间集》、《尊前集》等；又收有世情小说，如《金谷怀春》、《惊梦啼》、《情楼迷史》、《南朝金粉录》、《绮红小史》《怡情逸史》、《珍珠舶》等。《藏书》还收有专记帝王淫乱之事的，如《武则天外史》、《金海陵纵欲亡身》等；有中国古代名著的补书，如《金瓶梅》补书之《隔帘花影》，又如“内容叙宝黛情缘之来生之事”的《唇楼情梦》。

总之《藏书》的历史价值、收藏价值、欣赏价值、阅读价值不可小觑，是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全方位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大书。编者为方便读者而将一些文字艰涩的作品用现代汉语予以翻译，使之文白对照，能轻松阅读，令此书精华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更加发扬光大。

注：本文引文均出自《私家藏书》

九江历代私家藏书初考 篇3

东晋政权南渡后, 文化中心从中原地区移到了江南, 大量士人和典籍的进入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另外纸的普及应用也为藏书提供了便利。因此, 南方出现了众多大藏书家, 并超过北方, 成为私家藏书最多的地区。在这一大背景下, 九江地区的私家藏书也得到了发展, 梁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说:“又于江州江革家, 得元嘉前后书五帙, 又就姚凯处得三帙, 又就江录处得四帙, 足为一部, 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 并是元嘉书, 纸墨极精奇。”“为江州时, 又写萧咨议贲、刘中记缓、周录事宏直等书。又就东林寺智表法师, 写得书法书。”[1]萧绎字世诚, 号金楼子, 梁武帝萧衍第七子, 曾任江州刺史、荆州刺史等职, 大宝三年在江陵称帝。萧绎性喜聚书, 所藏图书达八万余卷, 弘富之极。萧绎任江州刺史时从九江收集很多书籍, 说明九江地区私家藏书有了初步的发展。而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九江第一位藏书家则是刘慧斐。

刘慧斐 (478—536) , 字文宣, 彭城 (今江苏徐州) 人。博学能文, 任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后隐居庐山东林寺, 与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又在山北构离垢园以居住, 人称离垢先生。《梁书》卷五十一记载:“慧斐尤明释典, 工篆隶, 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 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 孜孜不怠, 远近钦慕之。”[2]南北朝时期藏书的主要来源是抄录, 二千余卷书籍在当时也非小数, 正如胡应麟所说:“魏晋以还, 藏书家至寡, 读《南》《北史》, 但数千卷, 率载其人传中。”因为“至功力难易, 则六朝一足以当宋世百矣。”[3]

唐代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再加上科举取士的政策, 极大地刺激了读书的风气和私家藏书的发展。与南北朝相比, 隋唐五代的私家藏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时期九江地区藏书家有:

符载, 唐代文学家, 字厚之, 蜀武都 (今四川绵竹县西北) 人。建中初, 与杨衡、李群等隐居庐山, 号“山中四友”。贞元五年, 李巽为江西观察使, 荐其为南昌军副使。后为西川节度使韦皋掌书记、江陵赵宗儒记室, 官终监察御史, 元和 (806—820) 间卒。符载有奇才, 作文敏速, 有文集十四卷, 已佚。《全唐诗》录其诗二首, 《全唐文》录其文八十三篇。《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唐符载字厚之, 岐襄人。幼有宏达之志, 隐居庐山, 聚书万卷, 不为章句学。”[4]

刘轲, 唐代文学家, 字希仁, 曲江 (今广东韶关市) 人。约生于大历末, 元和初年抵庐山从茅君受史学, 曾携文拜谒当时的江州司马白居易。元和十三年登进士第, 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洺州刺史等职。刘轲勤于著述, 著作十余种, 多已亡佚, 今有《刘希仁文集》一卷行世。据《刘希仁文集》中《与马植书》载:“匡庐之下, 尤有田一成, 耕牛两具, 僮仆为相, 杂书万卷, 亦足以养高颐神。”[5]

陈贶,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诗人, 闽 (今福建) 人。不求仕进, 隐居庐山近四十年, 其诗每得佳句而未成篇时就已流传。南唐元宗喜其才而召见, 授予官职, 陈贶坚辞还山, 朝廷赐粟帛供养。陈贶在庐山授徒传学, 刘洞、江为等人均出其门下。《十国春秋》卷二十九载:“陈贶 (一作况) , 闽人。性淡漠, 孤贫力学, 积书至数千卷。隐居庐山几四十年。”[6]

郑元素, 马令《南唐书》卷十五:“郑元素, 京兆华原人也。少习诗礼, 避乱南游, 隐居于庐山青牛谷。高卧四十余年, 采薇食蕨, 弦歌自若, 构椽剪茅于舍后。会集古书殆至千余卷。元素, 温韬之甥也。自言韬发昭陵, 从埏道下, 见宫室制度闳丽, 不异人间, 中为正寝, 东西厢列石床, 床上石函中有铁匣, 悉藏前世图书, 锺王墨迹, 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韬死, 元素得之为多。”[7]可见郑元素藏书中多为稀世珍品, 质量很高。

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和朝廷对文化事业的提倡使私家藏书得到了大发展, 由附庸蔚为大国, 最终与官府藏书、书院寺观藏书鼎足而三。有宋一代, 有明确记载的藏书家就达七百余人, 是以前历代藏书家总和的三倍。北宋时期, 江西一省文运特盛, 产生了众多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 也推动了江西私家藏书的大发展。《齐东野语》卷十二载:“宋承平时, 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 皆号藏书之富。”所列十家之中九江地区的藏书家就占三位, 九江私家藏书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宋代九江地区的藏书家主要有:

九江陈氏, 即九江义门陈氏, 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陈旺徒居九江以来, 陈氏一直过着累世义居不分家的生活。陈氏十分重视教育事业, 南唐时陈衮建立藏书楼, “堂庑数十间, 聚书数千卷, 田二十顷, 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 弱冠以上, 皆就学矣” (徐锴《陈氏书堂记》) 。陈氏藏书不仅供本族子弟阅读, 也开放给四方学者, 正如释文莹《湘山野录》所说:“江州陈氏, ……别墅建家塾聚书, 延四方学者, 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 皆肄业于其家。”人才辈出使陈氏屡屡得到了帝王的重视和褒奖, 至道二年 (996) , 宋太宗遣内侍裴愈赐陈氏御书三十三卷;至道三年, 宋太宗赐陈氏御笔“义居人”三字, 又赐御书五十轴, 共前一百零四卷。此后, 众多达官显宦前来拜访义门陈氏。有了帝王将相的支持, 陈氏藏书日富, 至景德四年时, “收宇宙之牙签数万帙”, “书籍、金石之富, 甲于海内”[8]。

李常 (1027—1090) , 字公择, 建昌 (今江西永修) 人, 熙宁初为秘阁校理, 哲宗时进户部尚书。李常少时在庐山白石庵读书, 既擢第, 将藏书留在白石庵供人阅读。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余友李公择, 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 而山中之人思之, 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 藏书凡九千余卷。”李常的慷慨之举在重藏轻用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苏轼称赞说:“书固自如也, 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 供其无穷之求, 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 此仁者之心也。”[8]

刘壮舆, 字羲仲, 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恕之子, 官郊庙斋郎, 致仕后归庐山居住。刘氏藏书历三世积蓄而成, 《容斋续笔》卷十五载:“刘壮舆家于庐山之阳, 自其祖凝之以来, 遗子孙者, 惟图书也, 其书与七泽俱富。”尤其是刘恕对于收集图书不遗余力, “求书不远数百里, 身就之读且抄, 殆忘寝食。”可惜的是, 刘壮舆逝世后, 书便逐渐散落。高似孙《史略》:“刘壮舆家庐山之阳, 自其祖凝之以来, 图书多有藏印, 今已不存。”《老学庵笔记》卷九:“刘道原、壮舆再世, 藏书甚富, 壮舆死, 无后, 书录于南康军官库。数年后, 胡少汲过南康军, 访之, 已散落无余矣。”[8]

范端, 字思道, 江州德化 (今江西九江) 人。历任德化尉、江宁主簿、江都令, 南昌、飞乌、彭山三县知县, 终至知临江军事。《曾巩集》卷四十三《库部员外郎知临江军范君墓志铭》载:“君聚书万余卷, 强力笃学。”

井度, 字宪孟, 河南南阳人。绍兴年间, 井度在四川主持刻印“眉山七史”, 对文献的保存和传播有很大贡献。井度喜爱收藏图书, 据《郡斋读书志》序载:“南阳公天资好书, 自知兴元府至领四川转运使, 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 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 必得而后已。历二十年, 所有甚富。既罢, 载以舟, 即庐山之下居焉。”[4]井度与晁公武交厚, 生前将所藏书籍全部赠与晁公武, 共五十箧。晁公武的目录学名著《郡斋读书志》从这些藏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获益匪浅。

冯去非 (1188—1265) , 字可迁, 号深居, 南康军都昌 (今江西星子县) 人, 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冯椅之子。冯去非学识渊博, 才华过人, 宋理宗淳祐元年 (1241) 进士, 曾任淮东转运干办, 谒告去官。宝祐四年 (1256) , 召为宗学谕。冯去非品德高洁, 为人正直, 因忤权臣丁大全, 罢归庐山。据孙德之《深居冯公墓铭》载:“ (冯去非) 为深居, 更辟屋道南, 号深居道人, 藏书万卷。”[9]

南宋建都临安以后, 文化中心渐渐转移到江浙一带, 明清以来, 江浙地区的藏书家可谓是群星璀璨, 而九江的藏书家竟至于无闻。直到清末李盛铎的“木樨轩”藏书名动海内外, 才为九江古代私家藏书的历史增添一个完美的句号。

李盛铎 (1859—1937) , 字嶬樵, 一字椒微, 号木斋, 别号师子庵旧主人, 师庵居士, 晚号麟嘉居士。江西德化 (今九江) 人, 历任江南监察御史、出使日本国大臣、山西巡抚、参政院参政等职。李盛铎的“木樨轩”始建于其曾祖父李恕, 李恕性喜藏书, 在江州谭家畈宋代大儒周敦颐墓旁建筑了一座藏书楼, 命名为“木樨轩”, 藏书达十万卷, 后毁于战火。李盛铎的祖父李文湜、父亲李明墀均大力搜集图书, 特别是李明墀“生平好聚书, 廉俸所余辄购置经籍, 所藏多至数十万卷。” (《德化李大中丞行状》) 。李盛铎在父亲藏书的基础上,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搜集, 终于以宏富博精而独步一时。伦明称赞他是“吾国今日唯一大藏书家也。”

参考文献

[1]梁元帝.金楼子[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3]胡应麟.经籍会通[M].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5]刘轲.刘希仁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6]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7]马令.南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8]叶昌炽.藏书纪事诗[M].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从题跋看湖南近代私家藏书之盛 篇4

关键词：藏书家;题跋;内容简介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3006404

收稿日期：2013-11-16

作者简介：刘雪平（1981-），女，湖南祁东人，文学硕士，湖南图书馆馆员，从事古旧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

Analysis   of   the   prosperou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s

in  modern Hunan  through  postscripts

LIU    Xue-ping

（Hunan Librar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s in Hunan， where the bibliophiles came forth in large numbers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scales of collection expanded much more greatly than before. As the flourishing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would certainly advance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there emerged large quantities of experts in version & lists and proof reading such as  the masters of He Shao-ji， Ye De-hui and Ye Qi-fa， who had written many meaningful postscripts. This paper， by detailedly expounding content introduction of six postscripts written by Hunan bibliophiles， analyses the rare books， the rich ideological value and academic value contained in the postscripts.

Key words：bibliophiles; postscript; brief introduction of content

湖南藏书事业历史悠久，宋元以来，衡湘之交炳炳麟麟，已蔚成图书之府矣。近现代湖南文化全面爆发，藏书事业发展兴盛，藏家辈出，如有安化的陶澍、罗绕典，善化的唐仲冕、唐鉴，长沙的徐树铭、徐树钧、叶德辉、唐成之、叶启勋、叶启发、徐崇立，常德的赵慎畛，道州的何凌汉、何绍基、何维朴，湘潭的袁芳瑛、袁树勋，宁乡的刘康、黄本骥，衡阳的常大淳，巴陵的方功惠，湘乡的曾国藩、李希圣、陈毅，浏阳的刘人熙，平江的李元度，益阳的胡林翼、萧大猷，祁阳的陈澄中等等，藏书家几乎遍布各地，道州何绍基、湘潭袁芳瑛、巴陵方功惠、长沙叶德辉，更是被誉为近现代史上的“潇湘四大藏书家”。

湖南藏书家嗜书如命，倾囊购书，网罗美富，保存了大量珍贵典籍，同时他们不断开展整理、校勘、编纂等学术活动，如藏书目录的编纂，藏书的校勘，题写了大量题跋，述著述之指要，辨一书之是非，考钞刻之源流，鉴版本之优劣，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现存行世的湘籍藏书家的题跋著作主要有：徐树钧《宝鸭斋题跋》二卷、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五卷、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四卷、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四卷、刘人熙《楚宝目录》一卷、徐崇立《瓻翁题跋》七卷、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三卷、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二卷、杨昭隽《净乐宧题跋》六卷等等。足以彰显湖南私家藏书之兴盛、湖南人文学术之浓郁。兹以作者所处年代为线索，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六种评析如下：

一、徐树钧《宝鸭斋题跋》三卷

徐树钧（1842—1910），字衡士，号叔鸿，清咸丰七年（1857）举人。历任户部候补主事、福建司郎中、军机章京、江南道、山西道、京畿道监察御史、布政使、江淮淮扬海兵备道兼按察使。究心于金石碑版考据之学，收藏金石墨拓、历代名家字画数千种，秦砖汉瓦数百种，其族侄徐崇立也赞叹道：“先生以金石书法名海内，收藏甚富”[1]3。著有《宝鸭斋诗草》、《宝鸭斋题跋》、《宝鸭斋金石拓存》、《淮海咏归》、《长郡题名录》等。

长沙吴冠君述其收藏有文征明《秋山亭子图》山水画轴、王翚摹董北苑《万木奇峰图》山水画轴、曹魏景元清河张氏刊铭墓砖八方之一等。又因藏有晋代王献之《鸭头丸帖》真迹而命名其藏室“宝鸭斋”，徐崇立在《瓻翁题跋·王大令鸭头丸帖真迹拓本跋（族父叔鸿布政藏）》慨叹道：“此真迹藏族父家，童年习闻而无缘一见。”现这件真迹藏于上海博物馆，已影印公行。

《宝鸭斋题跋》共计96篇，其间碑刻墓志，石柱铜象，瓦当鼎铭，佛本石经，名帖良拓等，不一二足。不仅释文考证周详，精当严谨，且见解独到，评述中的，妙语连珠。其对金石碑帖、书法古画的鉴赏，体现了徐树钧精湛的金石之学、书画之学的学术功力。如《宋拓圣教序》：“宋拓《圣教序》不断本精神完美，古色古香，无线裂纹，自是无上妙品。”《高盛碑》：“东魏《高盛碑》昨年出土，文阙不全，字体疏散，略有篆法，古意尚存。”《乞伏保达墓志》：“北齐书方整极滞，此《志》用笔操纵，独具一种疏诞之气，与隋钦江正议大夫《宁贙碑》笔意相似，风韵流利，当为北齐书之冠。”endprint

二、刘人熙《楚宝目录》一卷

刘人熙（1844—1919），湖南浏阳人，字艮生，号蔚庐。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任工部主事、纂修、总校官。光绪十年（1884）任会典馆纂修官。光绪十五年（1889）外调直隶州知州。后游历豫、赣、桂等省，官至广西道员。光绪三十二年（1905）返湘，任中路师范监督，旋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湖南光复后任都督府民政司长。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任社长，编辑《船山学报》。汤芗铭被逐后，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任会长，致书南北，要求停战。著有《蔚庐诗文集》等。

本着弘扬乡邦文献的责任感，用文献流传来存留乡邦先贤的流风余韵，刘人熙萌发了编撰《楚宝目录》和搜集地方性文献的念头，“辄购求大湖南北遗书。同人好事多举目录相告，往往得之”[2]1，恰巧长沙徐树铭于宣武城南之兰冕胡同建忠义祠，规模壮丽，因将所得书庋藏其中，供广大两湖官员翻阅。而其开办的这所楚宝藏书处，实际上就是同乡会图书馆，被人视为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

《楚宝目录》记载文献75种，多为湘楚一带地方性文献，既有大型的地方性总集，如《湖南文征》、《楚宝》、《沅湘耆旧集》等等，又有诸多个人别集，明清皆有，如湖湘名人贺长龄、魏源、罗泽南、唐鉴、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蓉、李元度、王先谦等人的著述，湖北的有明黄冈杜浚、明黄冈王同轨、孝感程正揆、黄州吴升东等人的著作，且对部分一般性地方人士的著作有所涉录，如明长沙黄学谦著的《照杯亭遗草》八卷、清茶陵彭维新的《墨香阁集》十四卷、清浏阳向燮著的《巨湖山樵诗草》一卷等等，每书有内容提要，或录书前后之序跋，或引述作者之生平事略，留存了一定的地方性史料，对保存和传播地方性文献有重要的表率作用。编者投石问路，希冀引起更多人的共同关注：“为时既迫，遗漏甚多，所望藏书之家或捐置，或代购，交管理处付价，庶几孳乳益多，以是编为嚆矢，可也。”[2]1

“楚宝三千余卷，俱作书橱，藏于忠义祠，同乡诸君子愿借阅者，知会管理书籍处开橱交付。”[2]1其藏书处管理相当严格，图书有专门的人员管理，“其管理之人每年筹津贴银四十两，自光绪十五年起由湖南结局直年先期约请京官十人于湖广馆祀文昌日探阄为定，以免推诿。既定之后，交付锁钥，同至忠义祠，按照书目一一点对，下年交付接管之人。如有遗失，按照所开价目加倍赔缴，由接管之人购补”[2]16，不仅有资金来源的保障要求，且制定了图书交接和责任制度，防止遗失，体现了其藏书观念的新颖和开放。

三、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四卷

李希圣（1863～1905），字亦元，号卧公，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充京师大学堂提调。初治训诂，通古今治法，尝纂《光绪会计录》以总综财赋，又草《律例损益议》，张百熙等极重之。其才气横溢，博学工文，有名公卿间。著有《雁影斋诗存》，传于世。

湖南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藏书名满海内，其搜讨至勤，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钩致之，不可得则辗转传抄，期于必备，所入尽耗于书，为卷几盈五十万，宋刻元钞，罕见秘本卷帙浩繁。李希圣与方功惠孙方湘宾为旧交，时湘宾尽辇其书至京师出售，而李希圣恰幽忧独居，于是方湘宾请其厘定书目，梳理典籍，因而李得见皇皇五十万卷巨制，“遇旧椠精钞，随意记录，间加考证，以备遗忘”，“迨庚子夏五，红巾难作，湘宾仓卒南归，书亦稍稍为人售去。余所记，盖不及百种，于方氏藏书，不过九牛之一毛而已”[3]1。

《雁影斋题跋》共有90篇，每书皆记其行数、字数，印记款识，力图还原古书面目，篇中所记于方氏所藏虽只存十一于千百，然而李氏有意挑选古刻秘钞记录在案，傅增湘曾考证到：“顾余详览全编，录入宋刻凡二十四种，元刻凡三十三种。第其中如《仪礼图》、《古今源流至论》、《韩》、《柳》二集皆元刻也，而误以为宋本。赵汸《春秋》三种，《宋史》、《稽古录》、《百川学海》、《李文公集》、《欧阳文忠集》、《存复斋集》皆明刻也，而误以为元本。”李希圣坐拥书城，潜心考究，“于卷帙之异同，版刻之行格，收藏之印识，咸条分缕析，详著于编。使后人一展卷之顷而宛若自见其书，如问影于镜中，而图纹于掌上”[3]1，考证精审，记录綦详，是一部颇具考索价值的版本目录学术著作。

四、徐崇立《瓻翁题跋》七卷

徐崇立（1872—1951），字健石，一字剑石，号兼民，一号瓻园，晚号瓻叟。长沙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次年考取内阁中书。工诗文，善书法。笔耕不辍，著有《瓻园印册》、《瓻翁题跋》、《瓻翁文集》、《瓻叟印册》、《瓻园印编》、《岭海雪泥》、《盍簪馆文稿》、《瓻园文钞》、《瓻园丛稿》、《鉴古斋文存》等大量书稿、书法作品、藏书题跋传世。

徐崇立极喜收藏古书碑帖书画，“前清光绪乙巳，予以儤值内阁，僦居宣武门外之香炉营，距琉璃厂甚近，间曹无事，时从碑估搜求墨本，此为予搜集金石之始。”[1]1徐崇立的金石收集从繁闹无比的京都琉璃厂伊始，经数十年的苦心征集，共得古籍碑帖十万余卷（件），并进行校勘、批注、题跋，成为长沙清末民国年间的著名书画碑帖收藏家。其藏书处有瓻园、盍簪馆。1951年其遗嘱将徐氏藏书和碑帖字画以及自著抄稿本等，悉数捐赠给湖南图书馆。

《瓻翁题跋》七卷，题跋篇目有数百篇之巨，共计436篇，作者重检旧籍，梳理篇目，为免汰去，“此册外如陶斋金石之属并分别部居，略加诠次，盖片楮小幅最易散佚，襞积丛残汇为一编，流揽藏弆皆便，犹四部之外复有丛书也。”[1]1其间尺牍长联，手札长卷，诗书扇面，碑刻金石，塔铭造象等等，藏品类型丰富，珍奇荟萃。也记录了诸多其族父徐树钧的藏品，如徐树钧所藏的太康梁氏砖，“秦权散布人间者以陈簠斋藏弆为多，次则陶斋，次则族父叔鸿按察”[1]12。

该题跋旁征博引，评骘得失，细溯源流，考证翔实，淹贯经史，令人折服。且作者常常对一藏品反复展玩，赏鉴不已。如钟绍京书转轮王经真迹跋，作者在甲戌、己卯、丙寅七夕后、丙寅七月既望、小除前夕、己巳秋等不同的时间段把玩赏析，题下诸多精采评断，且见解深刻，评语生动形象：“此纸隐隐犹见花纹，萝藤连蔓，岁久剥蚀。一经影印，墨色与花纹蒙混，遂致斑驳，文字有不可辨识者。是《经》用笔舒和而秀劲，盖由毫丰而颖健故，刚柔适宜，使转活泼，作楷书而有神，行之妙谛犹可窥见。”[1]6endprint

五、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三卷

叶启勋（1900～1972），字定侯，号更生。湖南长沙人。叶德辉三弟叶德炯次子。以藏书知名，亦通晓目录学。家有藏书楼名“拾经楼”、藏书达10多万卷。编有《拾经楼书目》、《拾经楼紬书录》等，其中《拾经楼紬书录》分为上、中、下三卷，共辑有藏书题跋110篇，前有傅增湘序 ：“余披玩竟日夕，手籍其要于瞥记中，其最著者如：宋刊则有《韵补》（宋刻本）、《古史》（宋衢州小字本）、《宣和书谱》（宋本），秘钞则有汲古阁影宋之《重续千字文》、雁里草堂之《广川书跋》，名校则有毛斧季之《春渚纪闻》、何义门之《才调集》，而陈焘甫之《自堂存稿》十三卷本，足补秘阁阙遗，尤可宝贵。”[4]1除此之外，还有北宋小字本《说文解字》十五卷、稿本《说文释例》、元小字本《广韵》五卷、明正德本《朝邑县志》二卷、影元钞本《类编长安志》十卷、宋本《临州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等等，皆为宋元旧椠，名钞精刻。

叶启勋爱书嗜书，名钞佳椠把玩不歇，其在《拾经楼紬书录》中多次写到：“余幼承家学，性喜蓄书，十数年间，聚书十万卷有奇，凡先世父观古堂中所无者，辄以重值得之”，“唯余而立之年，半以书相依如命，流离颠沛，伴侣皆书，嗜之笃、缘之悭，两相及也。”[4]1而这种酷爱典籍的习气直接承之于其伯父叶德辉，家学渊源颇深。其藏书大部分得自道州何绍基家族藏书，《紬书录》中“得自道州何氏”字样比比皆是，据叶启勋自叙：“余向得何氏书数千卷，大都名人批校旧钞，或经蝯叟书根书面，或一再批点圈读。”[4]2且多为旧椠名钞，罕传秘籍。叶启勋藏书不仅注重宋刊元刻、全本佳椠的收藏，其对一些残佚本、孤本尤为珍视。其在《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明嘉靖三十九年张元谕刻本）》的题跋中记载到：“是其时早已散落在外，今又散失第四卷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共七卷，盖已失其半矣……喜其国宝累累，刻本稀见，且书上绫签犹是当日供奉原书手迹，固不欲以其残缺弃之。”又其《鹤溪文稿四册（手稿本）》题跋：“今此本初藏袁氏完好无缺，余两次得其半，始得其全。非余之好事日日留心，此稿几成残帙。”这种集腋成裘的收藏方式对于文献的留存、流传有很大的意义。

六、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四卷

叶启发（1902—1952），字东明，湖南长沙人，叶德辉之从子，有藏书之所华鄂堂，著有《华鄂堂读书小识》等。

叶启发和叶启勋兄弟兴趣相投，志于版本目录之学，共承家学衣钵，藏书互通，两兄弟“自髫龄即好搜访旧籍，日游厂肆不倦。见有重本、异本，不论其为钞、为刻，必购归藏之。暇则取以互勘，订其同异。”其藏善本琳琅，“明代著名如锡山秦柄雁里草堂、江左文征明玉兰草堂、安阳秦酉岩穴砚斋、虞山毛晋汲古阁诸家钞本均有一二插架焉” [5]17，也有大部分得自道州何氏，“学使（何绍基）以金石法书名家，储藏甚富。宋元旧刻、批校稿本归余兄弟插架者甚多，无不精美绝伦” [5]6，“以宋椠《宣和书谱》、《韵补》、《梦溪笔谈》、毛钞《重续千字文》为最，其余元明旧椠、批校稿本不下五千卷也” [5]8。

然而藏书未有聚而不散者，叶启发兄弟充栋连厨的藏书也难逃散佚的厄运，“戊寅（案：1938年）九月，湘垣兵火，寓舍悉成灰烬。藏书同罹浩劫，毁损十之四五，此书仅存其半。迁居西乡，清检箧笥时，腊月冰冻，北风怒号，似亦为残籍作不平之鸣，而助余之伤感者也。”[5]20而其兄弟一本夙愿，同罹浩劫，却仍不改读书藏书之志气。

《华鄂堂读书小识》共辑有题跋92篇，其中不乏宋元明刻本、稿抄本、名家批校本，对书籍板刻年月、文字异同及各本得失，详加考订，体现了叶启发严谨的考据态度和重实物的学术风格。《海东金石记四卷附一卷（翁方纲树崑手稿本）》一篇题跋中撰者写道：“盖虽艺术小道，必与学问相通，非仅以为玩好之物也。金石碑刻真伪杂糅，地不爱宝，出土日多。非目见原物，仅凭记载，则未有不为稗贩所误者矣。”又《古史六十卷（宋衢州小字本）》题跋中，详述古籍版式特征，旁征博引，指出前人因补版卷口上有“嘉靖九年”、“嘉靖己未”、“万历十年补”等字样就认定是明人所刻的谬误，得出“是知版本之学非目见原书，仅凭记载，未有不为耳食之言所误者矣”的结论，足见其重实物的考证思想。

从题跋中可看出诸古书的刊刻经过、递嬗源流、内容得失、流传情况，这不仅是古代学者和藏书家的治学成就，也是重要的文献信息。以上六种为湖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题跋著作，反映出湖湘学术之盛，著书、刻书、购书、写书活动之发达，对于研究晚清湖南文化、研究和保存古代湖湘典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 徐崇立.瓻翁题跋[O].湖南图书馆藏稿本.

[2] 刘人熙.楚宝目录[O].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3] 李希圣.雁影斋题跋[O].1935年湘乡李氏铅印本.

[4] 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O].1937年长沙叶氏拾经楼铅印本.

明清白族地域私家藏书风尚探析 篇5

一、明清白族地域私家藏书概述

明清是白族文化的繁荣时期, 人才辈出。清冯滇《滇考》载:“自永乐九年之后, ……其在外郡, 若大理之杨宪副南金、杨内翰士云、李太守元阳、赵考功汝濂、李御史东临;……蒙化之雷侍御应龙;鹤庆之赵长史德宏, 彭都御史副诸公, ……皆以经济、文章、节义有名于时, 其他起高第, 登仕籍, 祀乡贤者尤不可更仆数。”[2]336涌现出了明代杨士云、李元阳、杨南金、雷应龙;清代师范、王崧、赵藩、赵联元、赵式铭为代表的文人墨客, 这些文人墨客采拾古老传闻, 访求旧家残简, 参证汉文典籍, 奋笔著述, 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佳作;随着明代白族地域文人学者著作的刊印, 清代私人刻书、书坊刻书的相继出现, 使白族地域图书不断增加, 也促进了白族地域私人藏书家的不断涌现, 而《中国藏书家通典》就收录了白族清代藏书家“赵联元、赵藩”。

二、白族地域私家藏书风尚

明清白族藏书家身份多样, 无论贫富都致力于图书的收集, 并形成了不同目的收藏风尚。

1. 藏书为乐。

白族汉文化水平较高, 唐南诏时期推崇“儒书”, 大理国时期广购“汉文典籍”读汉文典籍已成为白族的一种社会风气, 并形成了明清时期白族地域私家藏书“购书、抄书”的一种普遍社会风尚。

(1) 倾囊购之, 归家惟图书数卷。何鸣凤 (浪穹人) , 万历乙卯举人, 崇祯间任四川郫县知县, ……升安徽六安州知州, ……归, 置万卷书[3]126;尹任 (浪穹人) , 康熙甲午举人, 授山东惠民知县, ……生平嗜学, 遇古籍, 辄倾囊购之, 积轴颇多, 乱后散失[4]245;金一洪 (浪穹人) , 嘉庆丁卯举于乡, 为河西县教谕, 开顺宁府教授, 每遇古籍, 为所能致, 必购得之[3]145;段绎祖 (剑川州人) , ……三任广文, 捐俸课士, 及为县令, 却常例之金, 归家惟图书数卷, 诗文自娱, 屡空晏如, 有五柳之风[5]104;杜梦锡 (浪人) , ……官甘肃, 解组归, 富有典籍[3]145。

(2) 藏书以济事, 教化乡里。赵魁 (剑川人) , 乾隆庚辰 (1760) 举人, 官宁洱教谕。土著人不知读书, 魁为广购书籍, 昕夕进解, 厥后从游云集, 明伦堂尽成书舍[4]272;王芝成 (浪穹人) , 念所居僻远, 无书可读, 因广购群籍, 自诸子百家及汉唐以来文集, 无不搜辑。浪穹人知有实学, 自芝成始……[3]127;李光偉 (鹤庆人) , 字合充, 号霞石, 性谦和, 处已接物以方正为准, 喜读书, 手录朱程语录以自课, 且用以教及门者。尤喜劝善诸书, 谓其可以化下愚之人, 故多镂板广布, 以化同人……[6]162;杨元豫 (浪穹人) , ……嘉庆元年, 举孝廉方正, ……尝手写《近思录》授人, 曰:“服膺此书, 不患无把握也。”[4]318杨载彤 (太和人) , 嘉庆丁卯副贡。授马龙州学正, 尝定期面课诸生, 以读书立品、伦理经济为教, ……子弟俊秀者, 购小学授之[4]248;赵联元 (剑川人) , ……购有用书为诸利济事, 廉使兄弟力承先生志, 凡购书二万数千卷……所著《拙庵读书胜记·牟言》称:“辛承先训, 家有藏书, 遭乱隐居, 早摈举业, 得以发艺研讨, 讲授子弟经籍之义。”[7]643

(3) 抄书以成卷帙, 藏之于家。童元初 (明蒙化人) , ……究心性命之学, 自扄其户者三年, 人罕见其面, 手录经书皆成卷帙[8]158;施彦品 (浪穹人) , 嘉庆戊辰举人, 闭户读书, 不闻外事……尝谓良贾入市不求速售, 君子读书不求速效。汉以前锓版未行, 悉书于简, 人多专经而经学粹。唐以后, 锓版盛行, 人不专经而经学疏。凡所读经书, 皆手抄……[3]129;李光偉 (鹤庆人) , ……喜读书, 手录朱程语录以自课, 且用以教及门者。尤喜劝善诸书, 谓其可以化下愚之人, 故多镂板广布, 以化同人……[6]162;赵熊 (浪穹人) ……能强记, 自经史以下至农、圃、医、卜书, 莫不遍诵。家贫无力购善本, 恒借抄之[3]130;杜圣锡 (浪穹县) , ……所读之书, 皆端揩抄录。……病革时, 出手抄四十余卷曰:“质之于世, 则贻笑方家;藏之于家, 则铅椠谁继?”遂焚之, 越日而卒……[3]145李杰 (浪穹人) , ……耽书药裹车箱, 未尝一日, 无笔硯。十三经皆手抄, 批点丹黄数过[3]。

2. 爱书勤学。

良好的社会风气, 使明清白族地域文人形成了“读圣贤书, 立身修行”的爱书勤学的风尚。

(1) 闭门苦读, 不闻户外事。杨宗尧 (太和人) , 正德辛已 (1521) 进士。……平生博雅好古, 人号之为“书笥”[4]336;范承荫 (蒙化人) , ……副榜贡生, 力学穷理, 常忘寝食, 蕴籍宏深, 人有书厨之誉……[8]157;汪于泗 (定边县人) , 郡廪生。持躬端雅, 闭户读书, 博通经史, 都人士咸服其人品[9]51;李埏 (鹤庆人) , ……领康熙巳酉乡试, 赋性警敏, 诗文藻丽, ……以课子读书自乐, 户外事不闻也[6]169;施彦品 (浪穹人) , ……闭门读书, 不闻外事……, 尝谓良贾入市不求速售, 君子读书不求速效[3]129;赵辉璧 (浪穹人) , ……家素封, 读书恒不下楼, 常曰:“人不读书, 纵处富贵亦碌碌耳。”后以拔贡举于乡, 道光丙戌成进士[4]319;杨冕 (浪穹人) , ……家多藏书, 凡八十余种, 皆宋明善本, 冕披阅悉遍, 有著作数种, 藏于家, 至老犹手不释卷云[3]145;杜允中 (浪穹人) , 尝从王崧受学……其家藏有《史记》、《汉书》、《通鉴》诸书, 允中自塾中受读四书五经归, 即检阅, 久而通其大义, 从亲党假其未见者。邑中十三经有注而无疏, 允中尽读之[4]304。

(2) 筑屋命名书斋, 于其间读书自娱。何素珩 (明浪穹人) , ……读书自娱, 无志进取, 爱宁湖之胜, 于江干沙州构小屋居焉, 自号“茈碧渔家”[3]128;杨黼 (太和人) , ……读五经皆百遍。……庭前有大桂树, 缚板树上, 题曰“桂楼”, 偃仰其中, 歌诗自得[4]374;官惠 (蒙化人) , 能文尚礼, 性癖林泉, 于南庄建“乐丰楼”, 暇则读书教子于其中, 有清隐诗卷行世[8]157;赵以相 (鹤庆人) , 弘光乙西 (1645) 举人, 历任宁远县知县、和曲州知州。……筑“问山草亭”, 吟咏其中[4]378;赵琎美 (剑川人) , 康熙癸卯 (1663) 举人, 官临武知县。居官公暇, 仍垂帘读书, 廉洁自持。终养告归, 结墅于金华山麓三石潭侧, 种竹千竿, 颜曰“石竹居”[4]336;杨鲸 (浪穹人) , 康熙甲午 (1714) 副榜, ……隐居九气台, 仿何楷筑“深柳堂”授徒, 诗酒自娱……[3]143;张九贤 (鹤庆人) , ……博学敦行, 以副车作江南六安……, 解组归来, 筑“莲溪书屋”以娱老[6]162;李梦頎 (鹤庆人) , ……性耽书史, 遂归林下, 于古今书靡不读, 尤精易理, 下笔洒洒千言, 绝无蹊逵。尝曰:文不秦汉, 诗不汉魏, 不能直臻作者, 何论唐宋哉?其识见之高, 大率如此, 一旦屏弃, 笔墨, 耑研朱程诸书, 匾其室曰:“与天为徒。”[6]184

3. 藏以致用。

藏书家往往一边藏书一边著述, 藏用结合, 进而推动了学术研究和白族文化的发展。

(1) 辑刻典籍。刘师周 (蒙化人) , 万历丙子科举人, ……任四川金堂县知县, 慈淑和惠, 选刻古今文, 切于制科者为士子法[8]153;宣武 (蒙化人) , 字桂楼, 岁贡, 力学敦行, 孝友治家, 德量优客, 日手录格言以训六子[8]153;张锦蕴, 贡生。学问渊博。值明末兵火之后, 书籍散亡, 锦蕴手纂《四书讲义》以教后学, 任景东训导, 教士有方[4]342;杨世恩 (鹤庆人) , ……登康熙庚午科乡荐, 读书日记数千言, 为文精实典丽……[6]163;张烈文 (蒙化人) , 嘉靖甲辰进士。……生平无书不读。……所辑有“百氏统要”、“文海流奇”梓传于世[8]145;张芳誉 (蒙化人) , ……年踰古稀, 而未尝宴起。犹手录格言, 传播远迩, 严冬酷暑, 课诵不辍[8]145;杨渟 (浪穹人) , 家世业儒, 学有渊源。……少嗜毛诗, 凡郑笺孔传, 多所摘录;[3]144杨国藩 (浪穹人) , ……嗜古博闻, 殚心理学, 尝辑《性理精义》、《朱子精言》、《通鉴会要》、《困学纪闻》诸书, 各为一卷[3]146。

(2) 考订批注。何基盛 (剑川人) , 先世藏书数千卷, 丹铅九遍, 为文寝馈于唐宋诸名家, 年八十余, 手缮五经注疏以授后学, 康熙五十一年纂修州志[4]989;刘文炳 (太和人) , 康熙间宁州学政, ……家多藏书, 手自校仇[10]287;王崧 (浪穹人) 嘉庆已未进士。……尤长于考据[3]144;吕文奎 (蒙化人) , ……尤精医学, 每遇时疾, 全活无数, 手批医药诸书, 识者谓“独抉古人精意”[4]994;杜允中 (浪穹人) , ……好读书, 髻年于《史记》、《汉书》、《通鉴》无不披览, 独不喜为科举文, ……专事考订[3]146;李杰 (浪穹人) , ……凡十三经, 均手录批点, 历五十年, 未尝一日离笔砚[4]319;赵藩 (剑川人) , 光绪乙亥 (1875) 举人, ……于经史传记百家之书, 无不博综详考, 洞其流别, 聚书十数万卷, 多手自批识, 上下古今, 条流毕贯”[11]419;王崧 (浪穹人) , 嘉庆已未进士。……尤长于考据[3]144。

(3) 著书立说。随着藏书的增加, 藏书家也利用所藏之书, 著书立说。明清时期白族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著述。明清滇人著述《滇泽·爨后之滇》载:“康熙以后, ……而滇人之文化, 亦以此数百年为极盛。杨文襄、葛澹渊、钱南园、师荔扉之流, 虽中原人士敛手叹服。《元史》、《明史》及滇人之著述, 滇官之修志, 并他省人所作, 有关滇事之书。班班可考。”[12]64方树敏辑录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共收录云南“经史子集”著述四类共1328种, 而白族地域“明清乡人著述”据李孝友先生《古代大理学人著述考索》一文统计就有351部[13]193。

何鸣凤 (浪穹人) , 万历乙卯举人, ……归, 置书万卷, ……著有《半留亭稿》、《蒿寮集》[3]126;赵廷玉 (太和人) , ……乾隆间, 欲应南巡召试, 行抵楚北, 患病愆期, ……归而闭户读书, 耄耋犹手不释卷, 一时碑记、铭诔多出其手, 著有《求己斋文集》、《晴虹诗存》《紫笈老人诗草》[4]318;王崧 (浪穹人) , 嘉庆已未进士。……崧嗜读书, 淹通经史, 旁及诸子百家, ……总纂《云南通志》……著有《说纬》六卷、《滇南志略》十六卷[3]144;杨渟 (浪穹人) 家世业儒, 学有渊源。……刻滇南十子诸文, 亭预其选。嘉庆辛酉……所著有《失愚斋诗》八卷, 《乾斋随笔》四卷[3]144;杨燮旸 (浪穹人) , ……自号罗岭山人, 邑诸生。隐居弃举子业, 以著述自娱。……好读朱子语类, 或问诸书, 至老不倦。所著《猢集》、《历朝分合考略》、《中国形胜说》、《中国山水支游源流考略》、《读史僻见》、《淡轩偶集》、《淡轩野草》、《阅世琐笔》、《读书剩语》、《淡轩杂记》、《淡轩日录》、《五经难字音义》、《命理经验》、《中庸集解》, 皆未行世, 藏于家。兵燹后, 群书散失, 仅存《中庸集解》[3]147;孙桐 (鹤庆人) , ……郡人从学者, 桐捐资供其朝夕焉, 晚精性命之旨, 授徒不以口耳, 郡科贡半出桐门下, 弹琴著书, 安贫乐道, 以终其身, 著有《说石山房集》、《碧磊集》、《驴背集》, 门人张惠可刻行世, 郡人私谥曰:“明德先生”[6]184;赵藩 (剑川人) , 光绪乙亥 (1875) 举人, ……刊印行者有:《向湖村舍诗初集》十卷;未刊者二集二十六卷, 三集二十六卷;《别集》四卷, 《文集》二十卷, 《骈文》八卷, 《词》八卷, 《鹪巢识小录》十二卷, 《介堪金石书画题跋》十卷, 《书札》三十卷, 《楹联汇辑》三卷;所纂辑者有:《咸同滇中兵事纪》二十卷, 《岑襄勤公年谱》四卷, 可谓富矣[11]420。

明清是白族文化的繁荣时期, 形成了“藏书、读书”的良好社会风气, 出现了大批文人学者和藏书家, 他们收藏、考订和著述, 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佳作, 再加上明清印刷业的发展, 使白族地域藏书不断增多, 白族地域的私人藏书家对典籍的收藏、流通和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嘉兴私家藏书的繁盛及其原因 篇6

一、清代嘉兴私家藏书名家名楼

清代嘉兴私家藏书是在明代私家藏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大抵经历了四个阶段, 各阶段的名家名楼灿若繁星。

1. 清初 (顺治———乾隆) , 嘉兴地区的私家藏书继承了明代余绪, 进入全盛期, 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嘉兴私人藏书楼以秀水为最盛, 海宁、桐乡、海盐、平湖等紧步其后。秀水朱彝尊“潜采堂”与“曝书亭”、曹溶“静惕堂”、及沈嗣选“法宋楼”, 海宁查慎行“得树楼”、陈邦彦“春晖堂”、许淳“学稼轩”、马思赞“道古楼”及“红药山房”, 桐乡吕留良父子“明农草堂”、吴之振“黄叶村庄”、汪森三昆仲“裘杼楼”及金檀“文瑞楼”, 海盐张宗松昆仲“涉园”, 平湖陆陇其“三鱼堂”等私人藏书楼名满江浙, 声震海内。

2.清中叶 (乾隆———道光)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 嘉兴地区私家藏书达到鼎盛。这一时期, 海宁私家藏书在嘉兴地区尤其突出。海宁吴骞拜经楼”“笃嗜典籍, 所得不下五万卷”, 陈鳣“构向山阁, 藏书十万卷”, 蔚为大观, 名满华夏。海宁周春“著书斋”、“昙花馆”, 许梿“古韵阁”亦闻名江南。其他如平湖陆烜、沈彩“奇晋斋”, 钱天树“味梦轩”、“是耶楼”收藏书画数万卷, 几与“曝书亭”及明代的“天籁阁”媲美。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清中叶嘉兴私家藏书的兴盛为其成书作出了巨大贡献。有进呈家藏数种, 被著录七部, 存两部的桐乡陆费墀, 献书137种的汪如藻, 尤为卓著者当数桐乡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乾隆诏修《四库全书》, 征集各地书籍之际, 鲍廷博令其子鲍士恭献家藏626种, 被选录250种, 存目129种, 为当时全国私家献书最多者, 受到朝廷称赞, 乾隆“上谕”谓“今阅进到各家书目, 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 皆其累世藏, 子孙克守其业, 甚可嘉尚。”[2]

3. 清后期 (道光———咸丰) , 由于战争频繁, 社会动荡不安, 私家藏书遭到严重破坏, 加之封建社会逐渐解体, 直接导致私家藏书走向衰落, 而嘉兴地区的私家藏书仍保有勃勃生机, 在众多的藏书家中, 仍以海宁诸家最为著名, 其中蒋光煦“别下斋”、蒋光焴“衍芬草堂”、“西涧草堂”为翘楚。其余有海宁朱昌燕“朝径暮史尽子夜集楼”, 马瀛“汉晋楼”, 杨文荪“稽瑞楼”, 管庭芳“花近楼”, 平湖葛金烺“传朴堂”、“守先阁”。海盐马玉堂因得宋刊《两汉会要》, 绍兴间监本《新唐书》而建“汉唐斋”, 人称藏书甲于江浙。

4. 清末 (光绪———民国初) , 太平军进入嘉兴地区, 私家藏书迭遭变故, 但流风犹存, 仍为浙江乃至全国藏书要地之一。主要私家藏书有沈曾植“海日楼”, 沈曾桐“赖古堂”, 金蓉镜“香岩庵”, 王国维“观堂”, 单丕“不庵”, 陈乃乾“共读楼”, 朱希祖“丽亭”, 张宗祥“铁如意馆”及张元济“涵芬楼”等。这一时期, 嘉兴不少私人藏书家既继承古代藏书家的优良传统, 又顺应时代潮流, 为其后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元济创办“涵芬楼”, 并将其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即是一例。

三、清代嘉兴私家藏书繁盛的原因

1.控制与怀柔政策并举, 客观形成私家藏书良好氛围。清统一中国后, 为巩固统治, 缓和民族矛盾, 清廷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思想控制, 大兴文字狱, 扼杀有反抗思想的知识分子, 致使名家硕儒远离政治而埋头典籍;另一方面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 重视程朱理学, 恢复科举取士制度, 激发了时人读书、藏书的热情。这种控制与怀柔并存的统治方式, 客观上形成了有利私家藏书发展的政治氛围。

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 超过以前任何朝代。康熙时有震惊全国的大案浙江湖州庄廷栊《明史案》, 嘉兴海宁查嗣庭科题案;雍正时有嘉兴桐乡吕留良案等, 死者多达70余人, 牵连者200多人。在这种专制淫威下, 许多汉族学子放弃政治, 不敢发表议论过问国事, 投身文学, 埋首于古籍的考证和整理, 促使朴学的复兴, 考据及私家藏书的社会风气盛行。许多学术大家以广收宋元精椠为乐, 以藏书、读书、评书、鉴书自娱, 几成时尚。嘉兴地区曹溶、朱彝尊、马思赞、鲍廷博、吴骞、陈鳣、钱泰吉、蒋光煦和蒋光焴等均为杰出代表人物, 他们的收藏实践推动了嘉兴, 乃至全国私家藏书业的繁荣。

清廷对于知识分子实施怀柔, 宣扬儒学, 颇费心机。康熙帝甚至亲自给大臣们讲解朱熹著作, 并主持印制理学专著。康乾两朝还举行“博学鸿儒词科”考试, 搜罗文人为其服务, 入其“彀中”者颇众。清代嘉兴有会元10人, 状元5人, 榜眼9人, 探花4人, 进士681人[3]。钱陈群家连续五代题名金榜, 兄弟三人均获进士。钱氏、汪氏、查氏兄弟同科。特别是康熙十八年 (1679年) 诏选各地博学鸿儒之士进京, 参加首次博学鸿词科开考, 皇帝亲自阅卷, 全国共取50名, 均直接授翰林定官, 入史馆纂修《明史》。当时被录取的浙江学者共有14名, 其中嘉兴地区就有5名, 他们是海盐彭孙遹 (列第一) 、秀水徐嘉炎、平湖陆棻、秀水朱彝尊、海宁沈珩, 其中朱彝尊以布衣入选[4]。科举的激励促使众多学子“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专读圣贤书”, 对于经典书籍趋之若鹜, 藏书需求大增, 藏书事业随之兴起。而且, 一些科举场上的佼佼者由得益于藏书事业, 进而投身于这一事业。钱陈群、汪如藻三兄弟、查嗣庭五兄弟、许梿两兄弟便是例证。

2.地方经济发达, 奠定私家藏书物质基础。古人云“扬州在九域之地最广, 全吴在扬之域最大, 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 江淮为之康, 嘉禾一歉, 江淮为之俭。”足见嘉兴在江南的重要经济地位。宋室迁都临安以来, 北方人口大量南移, 其中不乏世家大族、鸿商巨贾, 浙江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浙北嘉兴地区的粮食和丝绸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江南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城市以及一些市镇也日益繁荣起来, 为清代地处江南的嘉兴地区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杭嘉湖三府被誉为“丝绸之府”, 成为国内蚕丝中心产地, 还出现了桑丝远销海外, 以及经营丝绸商品为主的市镇———濮院。

经济的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物质保障, 该地区一些富甲一方的乡人得以实现广收精椠、刊刻善本, 传承典籍的理想。

3.地理条件优越, 促进私家藏书发展。地理区域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遍及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社会化方式、民族心理, 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藏书同样受到其影响。纵观清代文化史, 不难看出私家藏书带有明显的地域性, 其中心, 一是北京, 二是江浙。极盛时浙江私家藏书又集中于杭、嘉、湖、宁、绍五府。宋室南迁, 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影响深远。时至清代, 嘉兴地区经济相对发达, 文化繁荣, 是我国人才密集地区之一, 也是私人藏书家和藏书楼密集地区之一。嘉兴地区内部水陆两路交织成网, 往来甚便, 交通的便利为借阅抄录、搜存珍本、参互校雠、补阙订讹等私家藏书所必需的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兴旺发达。

4.学者荟萃, 丰富私家藏书底蕴。清代嘉兴地区人才济济, 学者荟萃, 不乏名家硕儒。他们自身的学识造成对私家藏书内涵的较高要求, 促进了私家藏书质量的提高, 从而丰富了私家藏书的底蕴。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时期嘉兴不少学者不仅是藏书的阅读者, 而且是藏书的收存者、抄录者、校勘者、刊刻者及著作者。事实上, 这一时期嘉兴地区多数私家藏书大家本身就是学富五车、驰名华夏的学术大家。

综上所述, 清代特殊的政治氛围, 相对发达的地方经济, 独特的地理条件, 以及优越的人文条件造就了嘉兴私家藏书的繁盛。这一时期嘉兴私人藏书名家、藏书名楼群星荟萃, 名播海内, 极大丰富了华夏藏书宝库。同时值得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嘉兴地区私家藏书的繁盛也对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早在1904年, 嘉兴地区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嘉郡图书馆、海宁州图书馆, 完成了我国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过渡, 嘉兴成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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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M].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

[3]陈伟桐.嘉禾春秋[C]:嘉兴:嘉兴日报印刷厂, 2001:123-128.

私家藏书楼 篇7

1. 坚持服务社会理念。

中国古代藏书楼。“书藏”思想一致占据着主导地位, 以至于现代评价古代私家藏书时用的最多的词语是“封闭”。尽管一些藏书者已经意识到这种藏书模式的局限性, 提出了创立公藏之说。但对民众开放并提供借阅租书服务的藏书楼始终凤毛麟角, 受益人数也很有限。现代民营图书馆以对大众开放为基础, 在服务上“以人为本”。如在开放时间上充分考虑读者的作息规律, 并保证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开放。但也有一些民营图书馆或以图书馆主人的意志为优先, 或以吸引和满足少部分“专家”为重点, 这种错误的观念和态度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 最终落得个关门大吉。民营图书馆应该在创办之初就明确和坚持服务社会的理念, 使藏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创造更多形式扩大流通, 使更多人得到利用的便利, 进一步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2. 选择最佳发展区域。

古代私家藏书追求山泉林下, 环境幽静之美, 其选址完全由藏书主人自行决定。而现代民营图书馆的选址, 除了在城市中心社区等影响力较大的区域设立服务网点外, 更需要考虑覆盖和补充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空白。社区和农村, 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比较薄弱的环节, 一直处于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的状态。城镇化步伐加快之后, 新建小区日渐增多, 但很多社区建设规划时根本没有考虑图书馆的设置, 公共图书馆也不可能马上建成开放。为了满足居民的阅读需求, 一些民营图书馆开始入驻社区, 但总体数量较少, 藏书质量差、覆盖难以均衡。而农村基层图书馆的状况更是落后, 不仅受财力物力所限,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基础教育薄弱、文献资料匮乏的地区, 这一现象更是严重。尽管许多NGO或个人为了缓解农村基层得不到图书馆服务的状况, 纷纷出资援建民营图书馆, 但杯水车薪, 难以为继。因此, 民营图书馆应该在社区或农村加大发展力度, 有效吸纳民间资金, 鼓励资本投入, 联合各种社会力量, 采取“官”民合办或自主型的办馆模式。这样既能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又能加强信息传播, 扩大文化交流, 同时还能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3. 资金投入持续稳定。

古代私家藏书的收集和保存, 完全靠藏书主人个人的经济投入。当经费投入不稳定甚至陷入困境, 私家藏书难逃散失的命运。现代民营图书馆面临同样的瓶颈, 即如何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现在民营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 要么靠主办人的个人收入支持, 要么靠开展有偿服务。前者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后者则在图书馆服务应该是免费的这种社会观念下, 难以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同。因此, 寻求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团体, 对于民营图书馆给予资金上的一定支持是必要的。民营图书馆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图书馆发展模式, 要采取多种发展手段, 力争把图书馆办成具有多功能的文化产业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 民营图书馆不再是一个单纯借阅图书资料的场所, 而应该使文献信息集于文化、休闲、娱乐、信息和网络为一体。同时要开展多种经营以保收支平衡, 如图书零售和配送、举办学习培训、代办宣传广告等。

4. 加强品牌特色。

古代不少私家藏书依据主人的志趣不同而各有特色。或侧重于某种版本务求齐全, 或侧重于孤本、善本和不常见之书, 或侧重于某方面的专门书籍, 或侧重于金石字画。就总体而言, 尽管有一些人对图书收集贪多求全, 但大部分还是追求精品, 力求创造并保持特色。民营图书馆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不可能坐等读者上门。举办特色活动或开辟特色服务项目, 不仅能扩大影响面, 增强吸引力, 更是吸引读者上门的重要手段。如利用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 组织举办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文化活动, 积极培育和拓展市场, 并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又如提供具有针对性、时效性、实用性的生活咨询服务, 如教育、福利、家庭、法律、房产等与读者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项。

5. 重视馆际交流合作。

在藏书史上, 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佳话颇多, 这说明古代私家藏书者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如清代瓶花斋的吴焯与同郡小山堂赵氏友好, 两家之间常交换图书善本以供抄写和校勘。这种行为, 不仅对于尚属稀少的藏书资源是种整合, 也间接促进了私家藏书者之间互相交流经验和心得。民营图书馆的布局现状是松散设置, 各自为政。这是由它的投资主体、民间资本的分散性所决定的。当前民营图书馆处于初创阶段, 各种资源特别是藏书资源尚不完备, 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因此, 现代民营图书馆进行馆际合作, 加强联合服务, 以实现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是十分必要的。如若干个相邻的民营图书馆, 组合成类似于公共图书馆书目共享、馆际互借的服务体系, 当然由于财产权的原因, 这在理论和实践中还需要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广钦.民营图书馆的生存、问题和发展.图书情报工作, 2007.9

私家藏书楼 篇8

关键词：私家藏书,高校图书馆管理

中国古代藏书大抵可以分为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和私家藏书三个部分。私家藏书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文化大发展、学术大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研究者认为老子等人就是第一批私人藏书家。秦汉以降,士大夫日益关注典籍文献的收藏,特别是东汉造纸术的改进和唐五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使文化典籍的流传发生革命性变化,出版传播事业愈益发展,公私藏书得到很大进步。两宋时期,社会文化的兴盛使私家藏书不断兴起,而随着明清时期雕版书籍的普遍,使私家藏书达于鼎盛。私家藏书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传承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古代藏书家“爱书如命”,在藏书分类、保护、利用等方面的管理卓有成效,对现代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藏书的分类

中国最早的藏书分类法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的“六分法”,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类,《汉书·艺文志》即采用这种分类方法。西晋荀勖在郑默《中经》的基础上纂辑《中经新簿》,采用了“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甲部包括六艺、小学等书,乙部包括诸子百家、兵书、术数等书,丙部包括史记、杂事等书,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荀勖的四部分类法是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原型。唐初修撰《隋书·经籍志》时,正式采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此后历代基本都以四部分类法作为官方图书分类法。私家藏书的分类也大多沿袭四部分类法,但也有许多藏书家根据藏书实践,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分类法,自成体系。

宋代福建莆田藏书家郑寅将藏书分为经、史、子、艺、方技、文、类书七类,宋末元初藏书家庄肃将藏书分为甲乙十门。明代藏书家茅元仪的藏书分为经学、史学、文学、说学、小学、兵学、类学、数学、外学、世学十部。学者陆深将藏书分为十三类:《十三经》第一,理性第二,史第三,古书第四,诸子第五,文集第六,诗集第七,类书第八,杂史第九,诸志第十,韵书第十一,小学、医药第十二,杂流第十三。陆深的分类法最为特殊的就是将小学和医药类书籍归为一类,他认为“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医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明代著名藏书家晁瑮将他的藏书分为三十三类,据《四库提要》介绍,他的藏书“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谱、艺圃、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1]207同时,晁瑮对藏书注明版本,对书籍版刻源流的考证大有裨益。另一藏书家孙楼将藏书分为“一经,二史,三诸子,四文集,五诗集,六类书,七理学书,八国朝杂记,九小说家,十志书,十一字学书,十二医书,十三刑家,十四兵家,十五方技,十六禅学,而道书附之,十七词林书。又特录制书类,而附以试录墨卷”,总共十八类[1]215。

从上面列举的藏书分类可以看出,藏书家分类注重于自身的实践,具有较好的实用性。从目录学体系来说,私家藏书的分类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苑囿,在图书分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

二、藏书的保护

书籍的保护是藏书至关重要的一步。古代藏书家在获得书籍时一般都会加以装帧,使书籍经久耐用,并且起到防霉防蛀的作用。宋代著名藏书家王钦臣的藏书“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1]18。他的藏书都经过重新装帧,使书籍更为精美,故“世称善本”。同时期的藏书家赵元考藏书用“澄心堂纸”书写,光洁如玉,此外还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混合粘连书页,不仅粘合牢固,还能有效防止虫蛀。清代藏书家陆烜将书籍用雌黄进行处理,书籍的颜色经久不渝,不仅使书籍经久耐用,也起到了防蛀的作用。用雌黄熏染是书籍防蛀的一种重要方法,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

古代书籍纸质是没有经过深加工处理的纤维纸,又多以糨糊粘连,使用日久或者使用不当就会发生霉变,导致书籍损毁。因此,古人常晒书来保护书籍的书质。北宋著名史学家、藏书家司马光“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暴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1]24。书脑就是书页粘连处,酱黏用久了会变质松动,上伏及重阳节时期的阳光比较柔和,是晒书的理想时节。历代藏书家也大多采取类似的做法,晒书护书。明代著名藏书家黄居中、黄虞稷“千顷斋”藏书“夏必暴,蠹必简”,因此藏书得以历经久远而能较好地保存。

诚然,靠精美装帧、晒书等技术性或常规性方法可以使藏书保藏于一时,但真正要“世代永保”还必须要有更健全的办法。历代私家藏书由于社会变革、自然灾害、家庭变故等原因,藏书极易流散损毁,而家庭变故造成藏书流散的情况占绝大多数,“祖父遗书,子孙攘夺,往往各私扃钥,不容互观。钜册不能分者,甚至各据其半,其后卒不能为延津之合”[1]30,最终导致藏书散佚、损毁,甚至因此失传。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十分兴盛,而真正做到“世代永保”的只有范钦“天一阁”藏书、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等数家,而以天一阁藏书最为典型。天一阁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楼,藏书保藏至今,除部分损坏和被列强盗取外,大部分保存完好。其能如此,除建阁的科学性之外,严谨的保藏制度发挥最主要的作用。“阁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回,林木荫翳。阁前略有池石,与闤阓相远。宽闲静閟,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自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1]186家族祭祀在古代宗法制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关系一家的生存荣誉,范氏藏书保藏制度与此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严密性。天一阁中虽然也放置芸叶、石英等使书柜干燥不蚀,但若无这样严密可行的保藏管理制度,恐怕和其他大多数藏书楼一样难免楼毁书散,甚至如陆心源“皕宋楼”藏书那样尽为倭人捆载而去。

三、藏书的利用

私家藏书并非世人普遍认为的“藏而不用”,而是因为书之难得与珍贵而不轻易拿出使用。古代藏书家对于藏书的利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阅读,另一个是刊刻流传。古代藏书家因读书而藏书,是知书读书的杰出代表。许多藏书家即使“年耆目眊”,但仍“读书不辍”,沉湎于宋版书、自称“佞宋主人”的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读书“专且博”,而且读书“实事求是,搜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嘉惠方来”[1]573。

藏书家在阅读书籍时十分注意和讲究。司马光在读书时,“必先视几案洁净,籍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唯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板,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读书时爱惜如此,并感叹当时人不知爱惜书籍,儒者反不如僧道[1]24。这些现在虽看来是繁文缛节,但于古代藏书家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宋末元初著名藏书家赵孟頫也认为,“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忽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并敬告后之得其书者“奉赠此法”[1]80。讲究书籍的阅读环境与方式,既可以在读书时有良好的境界,又可以很好的保护书籍。

古代典籍的流传范围相对较窄,极为容易散佚失传。私家藏书虽然十分兴盛,但历代私密珍藏造成典籍的巨大损毁引起了许多藏书家的警觉,因此将藏书公开借阅、刊刻传布的观念不断兴起。北宋著名藏书家宋敏求乐于将藏书借人阅读,他居住在春明坊时,喜爱读书的士大夫为便于借阅书籍,争相居住在他家附近,以至于当时春明坊的房子租金常比其他地方高一倍。明代中叶浙江海盐藏书家姚士粦在《尚白斋秘笈序》中说:“吾郡未尝无藏书家,卒无有以藏书闻者。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青囊中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因此,他认为“以传布为藏,真能藏书者矣”[1]272,倡议将藏书公开传布。毛晋是明末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楼“汲古阁”名闻天下,所藏宋本、孤本等珍贵书籍较多,他本着流传典籍的无私精神,延请名士校刊《十七史》《十三经》《津逮秘书》等书籍六百余种,世称“汲古阁本”,刻印较精,流传广泛。在明末清初及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汲古阁刻本乃是读者案头最常备的书籍,对文化、学术的发展自有不小的贡献[2]69。清代著名藏书家张海鹏更为直白地说:“读书不如藏书,藏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其道不更广耶!”[1]618因此他在读书治学之暇,刊刻了《学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共收书籍四百二十余种,大部分是流传较少的书籍,对传播古代典籍作了应有贡献。藏书家所刻之书不仅数量大,种类极多,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且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质量极高,恢复了古书的原貌,为当代和后世很好地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3]106。

四、对高校图书馆的启示

古代私家藏书在分类、保护、利用等管理多个环节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以使藏书能够保存久远,对现代藏书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笔者在多地高校以及省市图书馆发现,书籍损毁的情形如大面积的涂画、裁取书页内容、书脊断烂等十分常见,就连珍贵的古籍和影印本《四库全书》等也在所难免;有些书籍则可以检索,而书架则绝无。相较于古人“爱书如命”的观念,今人的这些作为不禁让人十分痛心。结合古代私家藏书管理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现代高校图书馆应该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提升:

首先,在新生入学时即进行图书馆书籍爱惜和保护教育,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笔者曾在广东、福建、北京等多地高校学习和访问,图书馆都有对新生的专门教育,但以资源搜寻与利用为主,书籍保护教育较少,导致学生爱惜和保护书籍的观念淡薄。学生在高校之前的学习阶段,大部分都习惯在教科书、辅导书上涂画和写笔记,这对学习自然有利,但也使图书馆藏书遭殃。许多学生就是延续之前的习惯,在馆藏书籍上涂写刻画、折角撕扯,甚至将感兴趣的内容截取出来。古代许多藏书家如司马光、赵孟頫读书时,不仅追求优雅的读书环境,还力求最大程度的保护书籍,维护书籍完好,而完好的书籍本身也是读书环境的一部分。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在新生入学时就加强书籍保护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使馆藏书籍能较好地保存和延长使用寿命,更好地为师生和社会服务。

其次,加强图书馆藏书的借阅管理。其实每个图书馆都有较为严格的图书借阅管理条例,但对图书的保护仍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在于管理的疏忽。福建某高校图书馆设有“新书库”,是近年最新出版的书籍,但也难免于涂写刻画。古代私家藏书,为使书籍存之久远,无不重视书籍的管理,“天一阁”藏书就是凭借严格的管理保存至今。图书馆既有制度,就应当严格执行,书籍借阅和归还时,对书籍品质适当检查,有新的损毁应予以告诫,严重者即进行相应处罚。严格管理不是吹毛求疵和限制图书的使用,而是使借阅者可以遵守基本的规章制度,共同构建良好的图书借阅环境。

参考文献

[1]叶昌炽撰,王欣夫补正.藏书纪事诗附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