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贡献度（精选四篇）
文献贡献度 篇1
一、精益求精的踏实态度
少年时代的司马迁是在“山环水带, 嵌镶蜿蜒”, “耕牧河山之阳”的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既受到山川河流清雅之气的熏陶, 也对于民间生活具有一定的直接体验。10岁左右, 司马迁随父来到京师长安, 并在父亲的指引下, 师从伏生、孔安国等儒学名师, 获益匪浅, 学业渐长。元封三年 (前108) , 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的职务, 担任汉朝的太史令, 掌管国家的天文历法以及皇家图籍, 因而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到皇家收藏的宏富书籍, 知识积累一飞冲天, 扶摇直上。司马迁的先辈“世典周史”, 特别是早期担任过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 心怀抱负, 终生梦想修一部史学大典, 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未能天随其愿, 于是在临终时他将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愿望嘱托给司马迁:“余死, 汝必为太史。为太史, 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眼含热泪, 立志发誓一定完成父亲的遗愿[1]85。
本着精益求精的踏实态度, 通过对前期档案文献的梳理整编和钻研探究, 司马迁磨墨提笔, 以撰写《史记》这部史书为起点, 对我国档案文献编撰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撰写《史记》过程中, 对记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 司马迁都要翻阅古代文献资料, 进行大量调查研究, 反复对史实进行核对校正, 在有效利用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详细地描绘出客观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司马迁的笔下, 既有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家权贵, 也有普普通通、为生计奔波的百姓黎民, 在给这些人物著书立传时, 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司马迁并没有循规蹈矩、人云亦云, 而是充分利用史料记载的点点滴滴去挖掘人物内心的真实世界, 并且按照个人对于历史事实的所思所想, 陈述和表达出历史人物内心当中那些细致精微的思想感情, 以及他们多样丰富的行为表现。司马迁认为, 档案文献记载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哪怕只是点滴和稀少的文字记载, 都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构成部分, 即便是商人、医师、游侠、倡优等社会底层人员, 他们的生活经历也能够给后人以启示和借鉴。因此, 详细记录这些普通人物的生活点滴和感悟思想, 就成为司马迁《史记》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他以独特和不俗的记录撰写方式, 为后世留下了一曲曲描绘普通人士的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当然, 司马迁的笔触自然也没有缺失对帝王将相和皇权当政者的详尽描写, 对于这些人物的特征描绘, 他将个人的审视与看法寓于客观档案文献叙述的来源之中, 公正直白地表现出这些人物的思想特点和行为举止, 不带任何的谄媚, 也不带任何的偏见。对此, 汉代历史学家班固曾评论说:“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2]12
比如对于秦朝末期楚霸王项羽这个人物, 司马迁一方面敬佩他的骁勇善战, 另一方面遗憾他的残暴自恃, 但是这些爱憎的态度与思想的表达, 并不是由司马迁通过个人的言语和评论传递出来的, 而是通过他细致认真地搜集古代档案文献、精益求精地运用这些文献材料, 以事件叙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表明了其在文献真实性和思想倾向性上的高度统一。又比如司马迁虽然身为汉武帝的谋臣, 但是对于汉武帝所作出的错误判断和行为过失, 他都会不畏强权, 仗义执言, 未加丝毫隐瞒地予以深刻揭露与批判。当时, 年老体衰的汉武帝迷信神仙, 千方百计祈求寻找到不死之药, 对于这种违背人生发展常规的荒谬无聊行为, 司马迁都运用自己的绝妙文字淋漓尽致地予以无情鞭挞, 以此为中国史籍档案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探究司马迁一贯秉持精益求精的踏实态度以充分利用档案文献的思想渊源, 是与其早期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早在20岁时, 司马迁曾迈出京城长安的大门, 游历名山大川, “南游江、淮, 上会稽, 探禹穴, 窥九疑, 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 实地详细考察和见证了许多历史遗迹,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在田间地头、山坳农家了解到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 体验了所到之处的民俗风情与社会生活, 增强了视野, 扩大了胸襟。担任皇帝近侍郎中之后, 司马迁又随同汉武帝先后巡视过平凉、崆峒, 又“奉使巴蜀, 及至昆明”。在注重获取客观实际的典籍资料和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 以翔实的文字记录和踏实的工作态度, 司马迁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空前绝后、前无古人的伟大史书著作,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3]64。
二、锲而不舍的治学风范
正当司马迁立下恒心、摩拳擦掌准备成就一番业绩的时候, 刚正不阿的他却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将军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触怒了汉武帝, 并被打入死牢之中。面对汉武帝给出的“砍首”、“赎罪”和“宫刑”的三条出路, 为了实现父亲临终前的遗愿, 司马迁在“两袖清风”、“交游莫救”、“不为一言”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接受宫刑这条屈辱的刑罚。尽管当时有人曾力劝他应当“士可杀, 不可辱!”但是, 心存国家社稷档案文献整理事业, 决心完成宏伟著书抱负的司马迁在人生的低谷依然选择了与悲苦命运进行艰难抗争的道路, 他继续发愤著书, 并将完成《史记》作为自己的毕生心愿。此时的他, 遭到了朝廷百官的排斥, 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忍受着贫苦、煎熬、耻辱与痛楚, 但却“隐忍苟活”, 接受着异常挫折的磨炼。坦率而言, 即便是在正常的生活下,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精神痛苦, 适应着如此恶劣的世俗环境, 编撰一部涵盖上自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 下到当朝汉武帝统治期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史书尚属不易之举, 更何况是在如此艰难困苦和悲戚痛楚的境遇之中。
但是, 身处逆境的司马迁表现出了锲而不舍的治学风范, 他在极度的奇耻大辱中承受着心灵和精神的煎熬, 坚持“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的坚定信念, 在整理先哲档案文献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名家学说和经历故事, 感受到了以往优秀帝王将相和高尚侠士墨客具有的优良品质和坚毅个性, 吸取了博大的精神动力, 韬光养晦, 把一个“虽累百世”的漫长痛苦过程, 转变为修行个性品格、坚定崇高信念的蜕变过程,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荣辱观、生死观和文史观, 其“慷慨啸歌, 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 则又直与离骚对垒”, 而这些性格观念也成就了他严谨细致的治史风范。
三、功高盖世的卓越贡献
在我国古代时期, 档案文献整理与史学编撰工作是紧密相连的, 而且档案管理者具有经常利用便利可得的档案史料来编纂史学著作的优良传统。由于司马迁出身于史官门第, 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类型、多种多样的档案典籍, 并且长期担任西汉的太史令, 负责掌管中央政府的档案文献典籍, 加之其具有精益求精的踏实态度、锲而不舍的治学风范, 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劳作, 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 记述了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 集历代的制度、天文、历法、经济、乐律、地理、水利、民族以及大小事件、大小人物等为一体, 堪称是内容翔实丰富、记录真实客观的一部历史百科全书, “使百代而下, 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 成为后世档案文献编撰者的优秀楷模。
同时, 在撰写《史记》时, 司马迁通过对古代档案文献的揣摩研究, 将史实的记载与事件的描写有效结合起来, 语言简洁, 结构严谨, 将其对历史、社会、人物等的独到见解表达得生动传神和栩栩如生, 达到了一个文学艺术新的高峰,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59年,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怀仁堂接见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的会议代表时, 就曾向他们明确指示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 当司马迁。”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我国档案文献编撰与管理工作的影响是多么得深邃久远。
参考文献
[1]刘晓芳.司马迁:档案工作者的榜样[J].档案管理, 2009 (1) .
[2]袁红军.司马迁与档案文献编纂学[J].档案, 2007 (3) .
郑文焯及其文献学贡献略说 篇2
一、郑文焯词学文献整理的贡献及其特色
郑文焯作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 于词集的批点、校勘、整理也很有心得。他曾经校勘过的词集主要有:《花间集》、《清真集》、《梦窗词》、《乐章集》、《东坡乐府》、《白石道人歌曲》、《唐五代词选》、《绝妙好词》、《词源》等。今日尚存的郑校词集著作有《绝妙好词校录》一卷、《清真词校后录要》、《梦窗校议》二卷、《校乐章集宋本》, 以及唐圭璋辑入《词话丛编》的诸多词集跋语。
郑氏曾与王闿运相与校勘《墨经》, 及晤王鹏运, 改由校书而校词。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云:“先生更精校雠, 邺架书卷, 殆无不涉笔丹黄。”龙榆生曾在《大鹤山人词话》叙中说:“高密郑叔问先生 (文焯) , 毕生专力于词, 为近代一大家数, 复精声律, 善批评。凡前人词集, 经先生批校者, 散在海内藏家, 不可指数……各家或一本, 或屡经批校至三四本, 莫不朱黄满纸, 具有精意。”郑氏之校语, 或正讹脱错牾, 或论分片断句, 或定词题, 或考版本, 显然是校字、校律并重。笔者有幸得见两种郑氏手批《清真集》过录本, 确如龙榆生所言丹铅满纸, 用力颇深。
在词书整理方面, 郑文焯亦曾从事词集版本及词人轶事的考定。如《清真词校后录要》前半部分就是考版本源流, 证明《片玉集》之名晚出。后半部分则考词人事迹, 如《少年游》狎李师师事, 《风流子》狎主簿妻事等等。《校乐章集宋本》亦考柳永籍贯, 并辨明柳永无后之说非是。此外又曾为《白石词》编年, 并考其事迹。其《清真词校后录要》云:“曩尝取《白石词》为之编年补传, 以其词序自注岁月, 旁征宋元说部, 事迹易于考见。今欲仿其义例, 编定《清真集》, 为之诠第。”
郑文焯受王鹏运等人影响, 亦有编定选本之举。他计划编选《石芝西堪宋二十家词选》, 拟选小令五家 (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张先《安陆集》、晏几道《小山乐府》、秦观《淮海词》) , 及慢曲七家 (柳永《乐章集》、周邦彦《清真集》、苏轼《东坡乐府》、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贺铸《东山寓声乐府》) , 惜均未完稿。
在词乐与词韵研究方面, 郑氏颇为自负, 其友人潘祖荫评曰:“于辨音律, 识管弦, 本朝词人中, 凌廷堪外, 一人而已。”郑文焯于1881年学琴于湖北李复天, 乃婿戴正诚《郑书问先生年谱》曰:“光绪八年壬午鄂人李复天 (廷璧) 精于琴律, 得浦城祝凤喈秘传。先生从之讨论古音, 大悟四上竞气之旨, 于《乐纪》多所发明。先生工词又工律自此始。”郑氏亦有词乐专著传世, 即《词源斠律》。其友潘祖荫《词源斠律》序曰:“吾友小坡孝廉, 博综经史, 旁通百家。因歌词而求声于诗, 因燕乐而考源于雅。”“自汉讫宋, 史志所载及诸子杂家言乐事者, 咸能甄其精微而条具之。”可谓深得郑氏之心。
郑文焯亦尝深研音韵, 曾请王闿运校订韵部。王代功编《湘绮府君年谱》曰:“郑叔问请校《广韵》, 乃集吴陵云、段茂堂注而加自注者, 欲府君加笺古韵作为定本, 以便刊行。使文学之士有所执守。府君以韵学在后世为专门, 必先定部分, 以为标准, 乃可分别。今行箧无书, 难以意定, 未敢诺也。”他又力诋戈载《词林正韵》论韵之失, 对戈氏颇多不满之词。他论声律又特别重入声字例, “近世词家, 谨于上去, 便自命甚高。入声字例, 发自鄙人, 证之柳、周、吴、姜四家, 冥若符合。”笔者校之郑氏手批《清真集》, 义例繁多, 言不虚妄。其韵学之作据《国粹学报》戊申年第三十七期刊发郑文焯所著书目载, 尚有《词谱入声律词》一卷、《词韵谐》一卷。
郑文焯校勘词集态度严谨, 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今人孙克强先生总结郑氏词集校勘的几大原则。认为一是将校词与校勘经史区别开来, 注重运用词的声调韵律进行校勘。二是将实证与领悟贯通相结合, 不妄断妄校。三是推崇旧本, 不薄古信今。郑文焯十分推崇宋元旧本, 相信旧本更加接近古籍原貌。因此郑文焯的词集校勘与其同时代的词家比较独具特色。如郑文焯在校勘词集时不仅注重对字词、词题、字声、词韵讹误等的校勘, 同时考察词集正名, 考订词集的版本源流。在校勘词集时校论结合, 不仅有校勘记, 而且还有评论性的话语, 这种校词时既评词又论词的很少见。郑氏评语涉及词人生平、创作风格、艺术特征, 不仅有助于认识研究对象, 也是体现郑文焯词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再有就是郑文焯注意批点词的点声律特色, 依律校词, 充实并发展了词集校勘中的律校法。潘祖荫在其《词源斠律》序赞誉说:“吾友小坡孝廉, 博综经史, 旁通百家。因歌词而求声于诗, 因燕乐而考源于雅。……是编考订音谱, 下逮乐色, 证之图书, 是足发前人所未发。”
二、郑文焯对于《墨子》的校勘及其意义
墨学自秦统一以后就一直衰微不振, 两千年来少有人问津, 其文几乎泯灭。清代学术昌明, 始有人从《道藏》中抄出刊行。近代以来, 国家多难, 中西方文化发生了强烈的交流与对抗。传统的儒者从保护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角度, 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审视。《墨子》当中关于科技发展、机械应用的记述, 关于“兼爱非攻”、“行己节用”以及奉献精神的思想应和了当时文化反思的潮流, 也给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儒者以回归文化源头、寻找文化自信、开拓新知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墨学在清末陡然兴盛起来, 几乎成为晚清的一门显学。在政治失败, “西学东渐”的强大压力下, 在“中学为体”的文化自持观念下, 在图强救亡的事功激励下, 学界出现了多家解读《墨经》的盛况。他们有传统的儒者, 有主张维新的志士。这些研究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求新图变的思想。如俞樾认为墨学中的科技理论是西方科技理论发展的前身, 他在孙诒让《墨子间诂》序中提出“近世西学中, 光学、重学, 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 或即泰西机械之权舆乎”。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子墨子学说》则强烈呼吁人们发扬墨家自苦主义的实践精神, 推行墨家赴汤蹈火, 一切利人的献身精神, 为改变这个旧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样的“科技理论”、“实践理论”正符合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体现了当时学界力图新变的心理焦虑与文化反思。郑文焯作为忧国忧民的儒者, 也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对墨学的整理和发掘表现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郑文焯的墨学著作甚多。《国粹学报》戊申年第三十七期及其婿戴正诚《郑书问先生年谱》均载有郑文焯所著书目, 其中关于墨学的著作有:《墨子故》十五篇、《墨经古微》上下篇, 另郑氏有《辑注王闿运墨子经说上下篇注》、《批校张皋文墨子经说解》。郑氏《墨子故》曾考墨家源流及《墨子》一书整理校刊情况, 并论列诸家得失:“墨家自汉以后其学日晦, 唐以后其书不完。元明已来, 仅存之于《道藏》。其不亡者几希。国朝太仓毕尚书始从《道藏》中抄缮全帙, 表而出之。孙渊如先生乃为校订其篇目, 刻于结氏经训堂, 而当时苦无善本, 细勘踳驳。实多其经说, 上下益窜夺不可读。虽高邮王氏、江都汪氏皆有考正, 固未学治其全书。阳湖张皋文亦有注《墨》篇, 而其书久佚。近从武进金氏搜得写本, 谛审之, 实条考《墨经》仅数十事。于墨家古义多注未详。近人孙氏刻《墨子闲诂》, 颇失之浅璅, 少所阐明。”
光绪十五年 (1889) , 郑文焯谒王闿运于天津, 相缪甚契。秋, 王氏践约游苏州, 日相过从, 诗词唱和, 且相与校《墨子》。郑文焯钦服王闿运之墨学思想, 其论足可与王闿运相阐发。其《墨子故》一书中亦曾提及此事:“惟湘潭王氏壬秋有甄微起废之功。以为《墨经》足考见西学格致所本。余昔助其搜讨, 博采通人稽撰群说, 复为正其句读, 诠补遗文。逎叹班志所称‘其原出于清庙明堂者’, 诚墨家精义也。”从此文亦可见, 郑文焯于《墨子》, 亦是俞樾、孙诒让一派思想。此实受洋务运动之时, 张之洞等所谓“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
郑文焯亦曾深探墨子微言大义, 著《墨子古微》一书。其论曰:“墨子微言大义胥在经说中, 其书原分上下两卷, 而说以辅经, 故未云读此书旁行, 引此校者所记也。近刻既羼乱旧次, 精意益晦, 爰为之绪正, 附以校诠, 兼采皋文、壬秋两家之说焉。”余观郑氏之墨子遗书, 盖非思想家之研习墨子者。其功于《墨子》校勘、版本考订、整理较思想之阐发犹大。
三、《南献遗征》的编辑
《南献遗征》是郑文焯所著的一部考察南邦文献的著作, 为南邦文献的保存与流传作出了很大贡献。该书辑录江左名家未刊之书, 分经、史、子、集四部, 考察佚稿所在, 附以注释, 大大方便了文献研究者的检索与利用。阳湖赵烈文序《南献遗征》曰:“初余知郑君叔问劬学名, 今年夏过黄子寿布政斋中, 见君手录未刊书, 非周秦书不读。士生昌明学术之世, 名作充栋而旁求不暇, 殆所谓学不厌者非邪……余于君才, 观其书而益信。不胜大愿。异日推而广之, 远追炎汉举遗之典。近绍朱氏阐微之心。海内承学之士, 当骧首以竣之矣。”《国粹学报》丁未 (1907) 第八册第三十七期载:“《南献遗征》辑江左名家未刊书目, 分经、史、子、集四部, 考其佚稿所在, 则附以注释, 以备征文考献者按籍索之。廿余年来, 好事博古之家, 多据是编所载墨版行世, 曩贤遗著籍广流传, 此志此义也。书旧名《国朝名人未刊书目》, 贵筑黄子寿布政刻于江苏书局, 旋以书中条例稿本, 取次刊行。徐氏《观自得斋丛书》又窃取是编, 以意损益, 因易今名。而局版则遗失久矣。”今略举几例, 使读者得窥其体例及规模。笔者统计四部载籍:经部83部, 史部68部, 子部32部, 集部22部。
摘要：本文试从文献学的角度, 对郑文焯在词集校勘之外, 关于《墨子》校勘与研究的突出方面, 《南献遗征》的体例和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梳理, 从而发现郑文焯作为学者词人的另一方面。
关键词：郑文焯,文献学,南献遗征,墨子
参考文献
[1]郑文焯.大鹤山房全书[M].吴氏双照楼刊本.
[2]戴正诚.郑叔问先生年谱M].民国三十年刊本.
[3]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林玫仪.论晚清四大家在词学上的贡献[J]《.词学》第九辑.
[5]刘崇德.词学宝藏——郑文焯手批清真集[J].河北大学学报, 2008 (5) .
略论梁启超在文献传播领域的贡献 篇3
一、文献传播的主要活动
(一) 办报刊
报刊由于信息量大、内容详细、分析深刻是传播文化、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有效工具。梁启超思想启蒙活动主要是通过办报进行的, 他创办的报刊有:
1. 万国公报
1895年8月《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 主编梁启超, 双月刊, 有编号, 版面与官办《京报》类似, 随《京报》发行, 主要介绍西方诸国农学、矿务、铁路、商务、兵学。1895年12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 为中国近代第一份政党报刊, 次年被清庭封禁。
2. 时务报
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十天一期, 创办人汪康年、黄遵宪和梁启超。《时务报》除介绍一般的国外信息, 还介绍西方各国对中国事务的议论。后梁启超和汪康年有分歧辞去《时务报》职务。该报于1898年8月停刊, 共出69期。
3. 清议报
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 每旬一期。该报以“维持清议、激发正气, 增长学识”为宗旨。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出至第100期, 因报社遭火灾而停刊。
4. 新民丛报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 宣扬和介绍一整套资产阶级政治、科学、社会学说。1905年起《新民丛报》成为与孙中山等革命派进行论战的阵地。1907年由于一场大火《新民丛报》停刊。
5. 新小说
1903年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 推出一些历史、政治、科学和传奇小说, 大部分是白话文, 是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鼻祖。1906年《新小说》停刊。
6. 其他
1912年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 1915年被聘为《大中华》杂志总编, 组织文章揭露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及专制复辟的罪行, 1916年和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报》, 直到1922年以后, 梁启超报刊传播活动基本结束。
(二) 译书
维新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认识到民之强即国之强, 开民智的主要途径就是广泛介绍和传播西学, 因此他积极投身到翻译工作中去。
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设大同译书局, 在《大同译书叙例》中梁启超阐明了译书内容以及先后安排, 他说道:“以东文为主, 而辅以西文, 以政学为先, 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 邦人新著之书, 其有精言, 悉在采纳, 或编为丛刻, 以便购读。或分卷单行, 以广流传。将以洗空言之诮, 增实学之用, 助有司之不逮, 救燃眉之急难, 其或忧天下者之乐闻也”,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 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 以备今日取法, 译学堂各种功课, 以便诵读, 译宪法书, 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 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 以兴中国商学, 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 自余各门, 随时间译一二, 种部繁多, 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 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 兵书则各省官局, 尚时有续译者, 故暂缓焉。” (1) 大同译书局当年出书有十余种, 为变法制造了舆论。
1902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开办广智书局, 主要出版日本人译著的西书。
1920年梁启超与蒋百里等组织了共学社, 以“培养新人才, 宣传新文化, 开拓新政治”为宗旨, 主要业务是编译浅显易懂的新书, 达到教育普通民众的目的。
二、文献传播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一) 文献传播的主要内容
1. 利用报刊、译书进行变法维新, 救亡图存的宣传
梁启超以报刊、译书为阵地, 宣传自己变法的政治主张。他发表于《时务报》的《变法通议》一文, 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诸方面的维新变法主张, 尤其是那“变亦变, 不变亦变”的呼喊, 造成极强反响。同时, 梁启超欲通过译书吸取新知, 从而改良社会制度、实现社会革命。例1898年梁启超译介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提到了西班牙等国人民政治改良和争取独立的斗争, 这和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2. 利用报刊、译书传播和介绍西学, 加强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
梁启超利用报刊以及编译图书向国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 并及时发布当时西方最新的科技信息。例如《时务报》关于西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说的介绍, 《新民丛报》对西方学术理论和文化思想的介绍。另外, 梁启超大力主张翻译西书, 译介日本政治小说, 他编译的《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等译书目录也都是为改良主义政治作思想舆论上的工作, 他创办的大同译书局主要出版西书, 如《彼得大帝》、《意大利侠士传》等, 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二) 文献传播的主要作用
1. 教育功能
梁启超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兴教育为根本。早在1895年, 梁启超把报刊的社会教育功能归纳为开启民智, 认为报刊是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进行思想启蒙、从事社会教育的利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文《敬告我同业诸君》, 一针见血指出报刊的教育功能为“向导国民”, 他说:“报馆者, 作世界之动力, 养普通之人物者也, 同时认为报馆是现代之史记, 具有鉴既往、察现在、看将来, 导国民以进化途径之责任和作用。” (2) 同时梁启超还强调译书启迪民智的作用, 他认为通过广泛而又大量地翻译各类西方哲学、文学与思想政治类的书籍, 可以给中国人带来崭新的历史观念、社会观念和多维的文化视野。
2. 社会功能
梁启认为报刊、译书等宣传工具对社会享有巨大影响力。他在1896年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 主要在于社会的闭塞,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 而报馆其导端也”, 并第一次提出“报馆有助耳目喉舌之用”, 意思是报馆通过刊发多种信息, 让民众掌握国内外消息, 消除在位者和民众内外之隔, 从而达到上下、中外信息的互通交流。后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 又以崭新的视角阐述了报刊的社会功能即“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 即“法律上之监督、宗教上之监督、名誉上之监督”三方面, 其中“名誉上之监督”就是新闻舆论监督。“名誉监督者, 不能如前二者 (法律、宗教监督) 之使人服从, 使人信仰, 使人畏惮, 然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 尔必不可如彼”。 (3) 梁启超提倡报馆“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 能真正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另外梁启超把译书和变法图强联系在一起。在《变法通译》“论译书”一文中梁启超说:“苟处今日之天下, 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昭昭然也”, 他阐明了译书的重要性, 把国家的强盛归于诸书的传播;在《大同译书局叙例》, 他说道:“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 即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 以备今日取法”, 并大声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从中也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译书和维新变法是息息相关的。
三、文献传播的效果评价
传播效果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是指信息传播活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或目标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指传播活动对受传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各种环境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文献传播从效果本身的内在性质看,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思想效果
梁启超等利用报刊、译书等传播机能, 宣传一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学说、科学理论知识, 虽然文献传播的舆论力量不可能一下子彻底瓦解顽固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根基, 但维新报刊译书宣传的内容, 在潜移默化影响和改变着人们。
(二) 政治效果
传播媒介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有直接影响。梁启超等通过报刊、译书等传播工具宣扬变法、主张设议院、伸民权、发展资本主义, 在当时社会确实收到了醍醐灌顶之功效。例如在立宪运动中, 梁启超等时常轻而易举地发起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请愿、签名、集会, 显示出传媒力量的强大。
(三) 文化效果
梁启超在报刊等传播媒介上公开提出废除科举制度、提倡新式教育的变法主张, 而且他非常重视翻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 大量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 提高了当时的科学普及程度, 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近代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 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132.
22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970.
陈垣在文献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 篇4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国宝”的陈垣 (1880年~1971年) , 广东新会人, 字援庵, 别号援庵居士, 书斋号励耘。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 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导师;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 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 他还曾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垣先生治学精勤刻苦, 对宗教史、元史、年代学、目录、校勘、辑佚等方面, 均有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有《二十四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中国佛教史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名作。
陈垣的目录学思想
讲求实用, 强调目录对治学的指导作用。陈垣求学得益于目录学, 认为治史应从目录入手。他在后来与学生的谈话中, 曾以其亲身的经历, 多次阐述了自己对目录及目录学的看法。他认为:“从目录入手, 就可以知道各书的大致情况。”又说:“经常翻翻目录书, 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 可以扩大视野, 二来因为书目熟, 用起来得心应手, 非常方便, 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1.指导阅读, 为人们查阅有关资料提供方便;2.通过目录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以确定自己研究的起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陈垣目录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 就是讲求实用。在这方面, 他不仅是言者, 也是行者。他之所以能在自己的目录论著中说明所著录的书籍的史料价值及其在史学研究中应如何运用, 是因为他本身有着丰富的史学研究实践, 并具有丰富的利用目录查阅史籍的经验。作为史学家, 陈垣在撰写史学论著时, 十分强调要“竭泽而渔”, 即主张研究问题, 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 经过科学分析, 申引出正确的结论。为了不漏掉任何有利用价值的资料, 他一方面通过查阅, 找出有关资料, 加以利用;另一方面, 又亲自发掘搜集以往目录著作没有著录的文献资料, 运用于自己的研究, 并补充过去目录著作之不足。
潜心研究, 审慎编撰目录学论著。陈垣在研究《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 不但搜集了大量史料从事史学研究, 而且还撰写了《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书名录》、《四库人名录》等目录著作, 既方便了自己, 也有利于他人。陈垣从事研究, 一般都是亲自撰写目录, 以备利用。他还结合历史研究撰写过多种目录学论著。例如为研究《元史》, 他把《四库全书》中元人文集60种的子目, 编撰为《元六十家文集子目索引》, 以备查找;为研究基督教史、天主教史, 他编有《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为研究道教, 他又编成《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书。其中《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书中, 陈垣按成书年代, 将六朝以来与史学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35种佛教典籍, 分成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五类详加介绍, 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书。
把对史籍的介绍与对史书、史事的校勘考证结合起来。陈垣先生在撰写《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时, 运用科学的考据方法, 对所著录的佛教史籍审慎地加以考证, 从而纠正了前人在著录中的许多错误, 并分别指出其致误的原因。这是陈垣先生目录论著的一大特色, 也是他对目录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如卷四《〈一切经音义〉百卷、 (虚一切经音义) 十卷·〈汉孳室文钞〉正误》指出“终南太一山释氏为道宣, 本无问题”, 但陶方琦著录《慧琳音》卷廿五《涅槃木经》却写成“中南太一山智炬寺集”。陈垣依据《续高僧传》廿四《明胆传》指出这是以“寺”为“等”之误, 而且智炬为寺名, 非僧名, 以终南太一山释为智炬, 实发千古之笑谈。
把对史籍的介绍与对史书、史事的校勘考证相结合。编纂书目提要, 应对书籍予以评介。以往目录学家所作评介往往沿用旧说, 未对原著作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考证, 致使谬说流传, 贻误后人。陈垣在撰写《概论》时, 运用科学的考据方法, 对所著录的佛教史籍审慎地加以考证, 从而纠正了前人在著录中的许多错误, 并分别指出其致误的原因。这是陈垣目录论著的一大特色, 也是他对目录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如《续高僧传》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籍, 唐释道宣撰, 凡30卷。但杨守敬在其《日本访书志》十六中却记载说此书是40卷, 并作注说它是“宋刊折子本”。又说“此本亦宋嘉熙三年安吉州资福寺刊, 即南北藏所从出”。对此, 陈垣指出:“此语殊不可信。”并进而在《杨氏访书志质疑》中考证说“《晁氏读书后志》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 著录此书, 犹是三十卷, 何得有宋刊四十卷之事?”接着, 他又分析杨氏致误的原因说:“颇疑杨氏误以四帙为四十卷, 否则绝非宋本也。”
陈垣的校勘学思想
1931年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出版后, 学界为之震惊。胡适则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 认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 共五十例, 后改名为《校勘学释例》。此书共六卷, 前五卷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古籍致误的通例, 卷六提出了“校法四例”, 即“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 第一次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的校勘学作了认真的总结。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作为第一部校勘学著作, 对如何校勘古籍第一次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在方法上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从而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校勘实践升华为近代科学的校勘学。1.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 遇不同之处, 则注于其旁”,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 纯属机械法”, “其主旨在校异同, 不校是非, 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 虽祖本或别本有讹, 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 得其校本, 可知祖本或别本的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 必须先用对校法, 然后用其他校法”。2.本校法。“本校法者, 以本书前后互证, 而抉摘其异同, 则知其中之谬误”, “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 最宜用之”。3.他校法。“他校法者, 以他法校本书, 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 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 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 可以同时之书校之, 此等校法, 范围较广, 用力较劳, 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4.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 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 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 或数本互异, 而无所适从之时, 则须用此法, 此法须通识为之……非有确证, 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校法四例”明确了校勘工作的界定, 指出了校勘工作的程序, 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法各司其职, “对校校版本, 本校校异同, 他校校真伪, 理校定是非”, 同时, 四法相互联系, 形成校勘工作的统一整体, 四法综合运用, 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
陈垣的文献整理思想
历史文献的产生和发展, 相伴随的就有历史文献整理的形成和演进。文献愈多, 文献整理的工作就愈繁复, 就愈需要理论的指导。陈垣先生十分重视对文献整理方法的总结, 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 此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史料的整理》。在书中, 陈先生把史料从文字记录的角度分为两大类, “一是已成书册的史籍, 一是未成书册的档案”, 分别论述了这两种史料的整理方法。关于史籍的整理方法, 主要有:1.书籍翻印的改良, 分段分句, 加标点;2.类书工具书的改良, 主要是编制和排列的改良;3.书籍装订的改良, 讲求内容的连接和目录编制的完整性;4.笔记的整理, 增加目录和索引;5.文集的整理;6.群书篇目汇纂;7.重要书籍索引, 即作主题索引;8.分类专题编集。关于档案的整理方法, 也总结为八种:1.分类;2.分年;3.分部;4.分省;5.分人;6.分事;7.摘由;8.编目, 或以部, 或以事, 或以人, 把所整理的档案编成几个总目。陈垣先生曾经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务, 也曾亲自整理过明清档案, 所以以上整理方法都是他取自于实践工作的, 方法是普适的、可行的, 很值得借鉴。
另外, 陈垣不但自己热心图书馆工作, 而且还为图书馆事业培育了不少人才。如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系主任、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顾问的来新夏, 便是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来新夏秉承师学, 除写有大量历史学、方志学方面的论著外, 还出版过诸如《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 (主编) 等论著和许多论文, 于历史学与图书馆学多有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垣:《史学论著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2].张俊燕:《论陈垣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 广西社会科学, 2002 (3) 。
[3].肖雪:《论陈垣先生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图书与情报》, 200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