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机制

ADR机制（精选九篇）

ADR机制 篇1

关键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ADR,医患关系

近年来,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 特别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实施, 降低了患者起诉的难度, 提高了对患者的赔偿金额, 医疗纠纷投诉呈逐年上升趋势。有调查显示:全国三甲医院年平均发生医疗纠纷30起左右;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 威胁院长的情况;76.6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 且不交住院费用的现象;61.48%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去世, 病人家属在医院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现象[1]。我国正处在社会和医疗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医疗纠纷的增长及其处理中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和复杂程度, 以及医患关系的紧张, 更是异乎寻常。如何快速、有效、低成本地解决医疗纠纷, 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 如何有效地整合纠纷解决资源, 探求新时期适合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的多元化体系, 运用ADR来对我国的医疗纠纷进行解决是非常必要的。

1 医疗纠纷存在的原因及特点

1.1 医疗纠纷存在的原因

医疗纠纷长期存在, 其原因总体上有医方、患者、体制与法制、媒体等因素[2]。

1.1.1 医方因素:

医生的工作量大, 心理压力大, 面对新形势下患者日益增高的要求, 医生的思想观念转变不够, 为现今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设置了障碍。

1.1.2 患者因素:

患者维权意识、健康意识、参与意识的增强, 对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患者文化层次及行为方式的不同, 也为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提出了难题;

1.1.3 体制及法制因素:

医疗体制改革不够深入, 不能适应不同患者的需求, 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部分医院过于追求经济效益, 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影响了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还未全面铺开, 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仍然存在。

1.1.4 媒体因素:

有些媒体为吸引大众的眼球, 对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宣传不当, 夸大医方过失, 对患者打砸医院、殴打医务人员未进行正面引导, 使得正常的医患关系复杂化;

以上种种因素均影响乐正常的医患关系, 必然导致医疗纠纷的频发。

1.2 当前医疗纠纷存在的几大特点

1.2.1 技术专业性强。

医疗纠纷涉及医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并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医疗卫生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因此从案件处理角度来说, 难度比普通民事案件要大得多, 要求法官、律师等人员要具备很好的法学专业知识, 同时也要求具备较为专业的医学知识;

1.2.2 纠纷数量急剧增加。

根据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326所医院的医疗纠纷和医疗侵权状况的调查显示, 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

1.2.3 赔偿数额大幅增加。

无论从赔偿的种类还是赔偿的具体标准上都比《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2.4 案件情况较为复杂。

由于医学科学高速发展和对医学科学认识的历史局限性, 涉及到患者的个体有所差异, 加之有法律法规之间常常出现矛盾冲突的现象, 使得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的程序和实体上变的十分复杂。

2 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

根据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 医疗事故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三种, 即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3]。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 这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均存在很大的缺陷, 具体表现如下:

2.1 协商与诉讼纠纷处理时间跨度往往非常大

某地区三级医院2003-2006年, 4年间通过协商和解及诉讼程序解决的71例医疗纠纷的相关情况统计[4], 71例纠纷中平均时间跨度近22个月, 其中通过协商解决的时间跨度约为17个月, 协商不成经诉讼程序的时间跨度约为45个月。对于平均近22个月的解决时间, 无论患者还是医院都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造成巨大的双输局面。对于协商不成进入诉讼程序解决的, 平均近四年的时间跨度, 更是让患者和医院双方难以接受。

2.2 行政调解存在不公正问题

行政调解中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很多问题, 如公正性方面, 回避制度没有起到实效, 存在利益团体的冲突, 医医相护等情况, 人们对鉴定的公正性大打折扣。此外也涉及一系列的问题诸如鉴定机构及人员资质问题, 鉴定的透明度问题, 鉴定结论专业与公正问题, 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 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的采信问题, 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

2.3 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缺陷

首先医疗纠纷诉讼往往是耗时漫长, 司法程序繁琐, 加之损害赔偿额等因素, 导致这类诉讼的成本昂贵。其次由于受理案件的司法人员很少具备医学知识, 在面临证据采信问题方面, 需要专家鉴定人的帮助来了解事实认定, 而我国现存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选择采信问题, 公正性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最后, 在纠纷各自责任比例的认定方面, 由于医疗纠纷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患者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使得立法技术并不能达到客观细分出责任比例的客观认定问题, 而只能是等级方面的概括认定以及多因素考虑责任比例问题, 这方面法官本人对于医疗证据的采信规则和自由心证的逻辑推理也影响着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

3 ADR机制建立的可行性和优势

为了很好地解决好中国现有的处理医疗纠纷方式存在的种种弊端, 从而理性客观公正快速地解决好医疗纠纷, 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诉讼以外的其它纠纷处理机制, 如西方近年盛行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 就值得我们借鉴。

ADR概念源于美国[5], 原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 现已引申为对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结, 又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ADR的形式包括调解、仲裁、谈判 (协商) 。

3.1 ADR在我国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行性分析

3.1.1 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的调解制度就是现代ADR一大主要来源, 它早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调解制度的适用准则即是情、理、法的协调, 符合儒家伦理。追求和谐统一, 强调克己、宽容、谦让是中国文化的主线, 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存繁衍的中国人, 选择司法外和解来解决大多数纠纷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可见, ADR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雏形, 只是没有系统化提出和研究, 通过ADR方式解决纠纷在我国是有其法律文化底蕴的。

3.1.2 符合现今社会主义和谐理念。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平衡和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社会, 最大限度地缓和甚至化解矛盾和冲突, 使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最小。而建立中国特色的ADR替代调解机制则能通过优化甚至重组现有诉讼外纠纷解决资源, 运用于冲突对抗性严重的医疗纠纷中, 缓解医患矛盾, 在理性公正的氛围中解决纠纷。

3.1.3 提供实现正义的多元途径。

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将正义定义为我们能够提供一种机制, 使争议双方在花钱少、精神压力小、比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结果, 这就是正义。医疗纠纷诉讼本身就是一场耗时耗力的马拉松, 当正义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内体现的时候, 这种被用来实现正义的根据也必然遭受怀疑, 最后导致医疗纠纷对诉讼途径的免疫。ADR能为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多元的解决途径更有利于满足各种类型的医疗纠纷当事人的诉求, 对于涉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能及时救济, 是实现正义的最佳体现。

3.2 ADR的优势分析

ADR的优势表现在其基本上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 弥补了诉讼的压力和固有弊端, 为合理构建现代社会多元化解决纠纷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其优点具体体现如下:

3.2.1 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 更具专业性;

3.2.2 有利于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3.2.3 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 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的稳定;

3.2.4 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 可以达到双赢局面;

3.2.5 当处理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时, 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的灵活纠纷解决程序;

3.2.6 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 如地方惯例, 行业习惯和标准等;

3.2.7 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与纠纷的解决;

3.2.8 简便、经济、快捷。

4 我国ADR机制的完善和发展

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不同形式的ADR机制, 同时也凸显着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格局。而对于我国来说, 应该如何构建一个既兼顾法律文化传统又符合当今司法理念的中国化的医疗纠纷ADR制度?笔者将结合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认为完善和构建我国ADR医疗纠纷机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 应建立中立的混合的“第三方”ADR仲裁机构[6]

任何诉讼外解决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其关键点就在于“第三方”是否能真正中立。普遍来看, 世界上各个国家, 凡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组织的仲裁、调解, 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信任危机, 如日本医师公会属下的医事调解委员会, 就被患者看做是维护医师权利的机构, 从而不被患者接受。而医疗纠纷本身有无法克服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所以应该由医学会、仲裁员协会、律师协会协调成立一个由医学专家、法医专家、律师、工会等组织参与组成的ADR机构。一般医疗纠纷可以直接由该机构在听取医患双方充分陈述后进行仲裁, 避免医患双方受矛盾和利益的牵扯而直接产生冲突, 从而理性、客观、公正、快速地解决问题。

4.2 制定专门解决医疗纠纷的权威的ADR基本法

制定一部专门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十分重要。这部法律应该至少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 即医患双方都能信任的“第三方”来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协商解决。应当尽快将ADR基本法的制定纳入人大的立法工作中来, 以规范和促进我国ADR机制在现实纠纷中的应用和发展, 使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4.3 改善外部法律环境, 促进和解协议的达成

协商方式是目前医疗纠纷发生时较为常用的解决方式, 它可以很好地消除纠纷但同时也常常排斥了本应介入的公权力机构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 有违法治的精神。所以应该积极改善外部法律环境来促进医疗纠纷的和解, 如修改仲裁法, 明确承认“第三方”仲裁机构的合法性, 赋予此类医疗纠纷仲裁裁决同样的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从行政上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 定期上报医疗纠纷情况、医疗纠纷协议书等, 其次从立法的角度明确和解和协商的程序要件、实质要件以及协议书的生效要件。从司法上适当放宽对医疗纠纷协议书的标准审查, 提高和解后又重新诉讼的医疗纠纷案件的受案标准等。

4.4 利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处理医疗纠纷

要从根本上化解医患矛盾, 就有必要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7]。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避免医院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僵持局面, 转而由患者与保险人直接发生保险赔偿金的请求与给付关系, 使医院和患者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这点我们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方式:一是保险公司不保底, 保险公司和医院分担费用, 保险公司只负责80%左右, 20%由医院承担。二是保险公司根据不同的专业来确定保险系数, 由保险系数来确定起保额。三是根据医疗事故的发生率来调整保险系数。医院在保险年度发生医疗事故, 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赔付, 但与此同时, 医院的风险系数也增加, 在第二个年度医院再买保险的时候, 就要付出更多的费用。这样的话, 等于把医院的责任和保险公司的责任捆绑在一起。而且医疗事故发生的越多, 医院的责任就越大。当然, 如果在若干年内, 医院没有发生医疗事故, 保险公司会把保险系数下调, 以资鼓励。

参考文献

[1]中国医师协会调查:3年来“医闹”愈演愈烈[N].人民日报, 2007-01-10

[2]张艳欣, 罗志强.我国现阶段医患关系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 (5) :296.

[3]范愉.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4]燕晓光.医疗纠纷解决的时间跨度探讨[J].中国医院管理.2007;27 (7) :28.

[5]陈美雅.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比较研究[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 (3) :181.

[6]张海滨.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医疗纠纷ADR[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 (3) :153.

ADR机制 篇2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银行业；可行性；机制构想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机制，在我国被通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或程序的总称，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无需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协调解决的一种方式[1]。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陆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而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完全适应需求，这给司法机构乃至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构建银行业ADR机制的可行性，并尝试提出完善配套机制的构想。

一、ADR机制与我国银行业结合现状

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就行成了“和为贵”，依靠人情、地缘关系解决纠纷的传统。因此，ADR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调解和仲裁是当前我国最常用的非诉争端解决方式，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ADR的所有方法中，调解的使用率为48%，仲裁为43%[2]。其中，调解较完善，仲裁较薄弱。

我国的调解（mediation）制度主要有官方调解和民间调解两种，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颁布《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确立了ADR制度。建国后，《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1954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1989年）等条例法规的颁布，确立了调解在纠纷处理中的地位。

仲裁（arbitration）是当前我国唯一专项立法规制的ADR机制，自《仲裁法》（1995年）颁行以来，我国的仲裁制度并未起到预期作用，突出表现为：我国仲裁的适用领域较保守，人员、费用门槛较高，公众的仲裁意识较淡薄，仲裁区域发展良莠不齐，司法机关对仲裁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足等等。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银行业纠纷呈现出专业性强、发生率高、社会影响大、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等特征。当前，我国尚无专项法规对银行业纠纷进行规制，大量纠纷仍通过传统诉讼途径解决，而法官并非“通才”，受个人素质、知识储备所限，在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障等专业性较强的纠纷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3]。

二、银行业ADR机制运营可行性分析

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小岛武司将ADR的共同性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①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②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③纠纷解决主体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④形式的民间化或多样化；⑤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水平式的或平等的；⑥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4]。下面，我们来对比银行业ADR机制运营的优劣点，探究银行业ADR机制是否适合我国社会现实。

ADR不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而是以法律为底线形成的理性选择结果[5]。以诉讼为主要参照，简述ADR机制与我国社会的契合点。

1.经济成本较低

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诉讼永远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救济方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费用高的间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它是诉讼制度无法治愈的病疾[6]。在银行业争端中，“一元钱纠纷”随处可见，ADR机制则能够给予投诉人成本低廉、风险较低的救济途径。

2.节省时间成本

当银行业争端发生时，为了达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诉讼程序的历时往往较长。ADR机制则可以采取合意方式缩短时限，达到快速平争之诉的目的，“在当事人可以相互谈判通过合作解决他们的分歧时，则不管相关的法律规则如何，他们的行为都是有效率的。[7]”

3.适合伦理传统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社会推崇“和为贵”的理念，国民普遍“厌诉”，当事人更喜欢通过协商解决争端，而这就是ADR机制在大陆建立、完善的社会背景。具体到银行业，与其和银行对簿公堂，协商和解更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三、银行业ADR机制构想

斟酌比照前文“六要素”，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成功有效的银行业ADR机制需要具有较强公信力的中立评判机构，该机构应配备接受过银行业务培训又知法懂法的ADR人员，并具有较完善的纠纷处理规程，其作出的评判结果还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公信力。综合考量各方因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的ADR机制，是当前大陆解决银行业纠纷的最优选择。在遵循现有规程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进一步提升ADR机制的合理性。

1.恰当利用银监会ADR机制的行政特征

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先生认为“中国解决纠纷的特征不在民间调解的优势，而在于官方诉讼过程的调停性运用”[8]。银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其做出的银行业纠纷调处结果具有行政性，出于对社会公信力、成本效益等因素的考虑，银监会ADR机制所具有的行政特征是必要的。要合理运用完善ADR机制，可以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行政性为基础，强化纠纷双方的合意色彩。

2.为争议双方提供有限度的合意空间

首先，除了按有关规程办理投诉纠纷外，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充当中立评判方；其次，若投诉双方能够提出较合理的解决方案，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在审慎判断的基础上督促双方依约调解矛盾。

3.注重评判结论的约束力

若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过错，银监会各级机构可以依法迅速采取监管措施予以纠正，但消费者存在过错，则监管部门几乎不能采取任何举措实现公正。若纠纷依照合意方案得到解决，则监管部门作为中立评判方，督促任何一方及时恰当地履行义务，在督促履行时，监管部门需注意职权范围，在必要时请求有关机关部门协助。

参考文献：

[1]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岑雅衍，金一波.ADR的法律探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第八卷第三期

[3]胡素芹.ADR与我国调解制度的完善，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4月，第28卷 第2期

[4][日]小岛武司.裁判外纷争处理与法的支配.陈刚译，东京：有斐阁，2000

[5]周晓唯.ADR—一个法经济学视角的探析，南开学报（哲學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6]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Robert D.Cotter and Thomas S Ulen，Law and Economics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1988

浅论我国医疗纠纷ADR机制 篇3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医疗纠纷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 医患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显示, 2002年到2012年, 全国医疗纠纷案件在10年间增长了10倍, 医院级别越高, 发生的医疗纠纷就越多。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调查, 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 围攻、威胁院长的情况;76.6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 拒交医药费;61.48%的医院出现过因病人去世, 病人家属在医院摆设花圈, 设置灵堂等“医闹”现象。[1]这些给医院施加压力的行为, 严重妨碍了医疗秩序, 造成了负面影响。类似恶性事件的发生说明, 医疗纠纷需要妥善解决, 探索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法十分必要。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包括: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民事诉讼。但是这三种解决方式有许多弊端, 处理效果不明显, 无法满足目前医疗纠纷的现状。因此,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有必要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和实践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ADR, 培育一种具有正义、信任的程序机制, 力求遏制暴力。

1 ADR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含义与基本特征

ADR的概念起源于美国, 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英文缩写, 是指一系列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协商、调解、仲裁是比较常见的三种方式。[2]

1.1 具有可选择性

医疗纠纷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其权利, 自愿协商解决方式, 协议处理纠纷, 当事人选择何种ADR程序及是否同意协商处理完全出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中立第三人并不行使司法职权, 当事人可以对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规范、程序和结果进行自主选择。ADR只是为当事人提供选择的可能性, 而绝不是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处分权。

1.2 具有高效性和灵活性

ADR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程序, 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框架内, 经由第三方介入或者医患双方彼此沟通, 达成共识即可。ADR相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 更高效简捷, 其较大的灵活运用与交易的空间体现了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非正式性特点。这样一来, ADR能有效地减轻司法部门压力, 减少司法成本, 同时也减少了医患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 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3 具有相对公平性

由于双方在医学专业知识、信息资源拥有量等方面的严重不对等, 患方处于劣势, 对于医疗纠纷真实情况以及医院应承担责任的判断都会存在偏差。ADR引入第三方的调节机构, 可以由中立的医学以及法学等的专家对医疗纠纷做出较为公平并且科学的判断。中立的第三方在医疗纠纷中没有任何利害联系, 能较为清醒客观地看待医疗纠纷, 拿出相对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1.4 具有平和性和互利性

ADR机制采取妥协和让步促进当事人达成共识, 可以有效避免当事人之间的敌对与法庭剑拔弩张的氛围, 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双方对话, 整个解决过程较为平和。诉讼途径具有程序繁琐、高费用、耗时长等特点, 而ADR不同于诉讼, 可在这些方面节省双方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同时, 最后的协商结果也是得到双方认可的, 双方的利益均可得到维护。

1.5 具有社会效益性

众所周知, 患方与院方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医疗纠纷发生时, 双方剑拔弩张, 均不肯轻易退让, 有的选择诉讼, 对簿公堂, 有的选择“医闹”, 而这些举动无疑都将双方推到了不信任的边缘。在这样“毁灭式”的处理之后, 患方与院方很可能再次形成就诊与治疗的关系, 不管是双方当事人本身, 或是当事人周围的知情者, 抑或是通过媒体得知这样事件的社会大众, 心理与行为必会产生变化, 也就出现了现在患者心存芥蒂, 医生如履薄冰的状况。而ADR就能很好地改善这一情况, 它在患方与院方之间搭建了一个隔离带, 缓和双方的冲突, 避免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能较好地维护院方的社会声誉以及保护患方的个人隐私, 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效益好。

2 我国建立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2.1 我国目前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效果并不理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凡是阻碍医学的进步与发展, 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必须要得到解决。ADR机制能够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保障人民的健康权, 促进我国卫生事业的福利性与公益性。面对当今愈演愈烈的医患矛盾冲突, 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调控, 以保证医疗卫生服务能为民众提供生命健康的保障。

2.2 ADR能够解决“诉讼爆炸”问题

ADR源于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处于“诉讼爆炸”时期, 诉讼费用高昂、诉讼程序迟缓、医疗纠纷专业性和多发性决定了法院难以及时妥善处理这类纠纷。[3]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 由于我国诉讼的自身特点与承载的社会功能等原因, 当事人大多通过法院解决, 造成法院难堪重负, 使得诉讼效率变得低下, 实践中医疗纠纷所显现出来的成本高、时间长、风险大、医患关系难以缓和的矛盾日益彰显。[4]因而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把纠纷解决成本减少到最低并使得效果达到最佳”的ADR解决机制成为研究必要, 建立非诉解决机制可分流大部分医疗纠纷。

2.3 ADR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的冲突

由于法律规定与我国民众根深蒂固的意识认同、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有部分冲突, 会出现法院判决“合法却不合理”[5]的现象。而ADR可以让纠纷当事人按照双方都认同的规范解决纠纷而不是一定要按照法律。如此, 纠纷解决结果就更容易被双方接受、互相认同, 使双方诉讼的对抗性大大缓和, 产生良好的处理效果。

2.4 ADR可以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专业性问题

医疗属于高度专业的技术领域,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优势, 患者与医疗人员的关系不对等, 对医疗纠纷的性质和事实因果关系无法做出正确判断。ADR程序则可以根据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要求, 灵活地吸收部分医学专家, 让他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或仲裁员来参与解决医疗纠纷, 进行专业化的引导, 充分发挥医学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同时在纠纷解决机构的人员组成中也规定固定比例的具有法律背景的人员来提供法学方面的指导和服务, 医学背景人员和法律背景人员各司其职, 既体现医学的专业性又保证法律的中立性, 这必将有益于公平、有效、快捷地解决医疗纠纷, 为医患双方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沟通平台。

3 我国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构建的注意问题与完善

3.1 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善的医事立法, 实践中出现了法律适用的“二元化”现象。对医疗事故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对医疗差错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也就是说, 对于处理医疗纠纷问题, 我国的法律建设本身就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 这在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 侵权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这也就导致了纠纷解决过程中问题的发生。目前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国家应早日出台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国现有法律中, 对于解决医疗纠纷, 只提供了双方协商, 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以及民事诉讼这3种方式;其中在非诉讼途径中, 双方协商对于双方不信任的医患双方往往难以成功;而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密切关系, 卫生行政部门调节往往被认为是难以维持公平公正性的, 所以也极少被选择[7], 这也要求国家在法律层面上拓宽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从法律的高度引导民众选择多元化的非诉讼途径, 并进行良好规范。

3.2 完善相关的民间第三方机构

要认识到, 第三方机构在解决医疗纠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机构人员需要包括专业的医学人员以及法学人员, 他们需要用专业的眼光, 中立的态度去对待医疗纠纷, 从而提出相对公平、科学的解决方案。所以, 在机构设置、管理以及监督方面都需要相关政策予以引导以及规范, 在宏观层面上搞好制度建设, 在操作层面上规定好各类调解组织的工作规则和程序。同时还要推广多元化的机构建设, 为大众提供更多的选择。例如在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下设立调解机构, 在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机构等等。

3.3 完善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

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节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解决医疗事故的非诉讼途径, 但由于其公正性受到怀疑, 鲜少有人选择。面对这一情况, 应深化改革, 卫生行政部门除调解医疗事故外增加其调解医疗纠纷的权利, 并尝试在卫生行政部门下设专门的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 吸收医学和法学的专业人士, 并且建立监督机制, 提高卫生行政部门调解的公信力。

3.4 完善仲裁机制

我国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可以仲裁”, 没有排除医患纠纷这种民事争议。目前, 学界对于医疗纠纷特别是仲裁模式的选择上有两种主张:一是选择型仲裁, 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既可以选择仲裁, 也可以选择直接诉讼。二是必经型仲裁, 即医患双方在纠纷发生后, 必须先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此时仲裁不终局, 当事人一方对仲裁结果不服的, 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来看, 选择型仲裁是比较合理的, 应有更为完善的法律的规定来约束并推广。

3.5 完善“大调解格局”的建立

近年来, 我国很多省区市、地市和县市相继成立了一些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 人民调解、仲裁机构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加入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来, 人民法院十分重视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诉讼案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多元化的医疗纠纷“大调解格局”趋势正在形成。[8]

对于其建立与完善, 具体来说, 应该在充分发挥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作用的基础上, 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中心, 兼采用仲裁调解等其他调解方式, 辅以医疗责任保险作为纠纷解决的辅助机制, 做好不同调解方式间的衔接与配合, 做好调解与诉讼的“诉调对接”, 为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可行的路径选择。[9]

摘要：医疗纠纷愈演愈烈,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减少“医闹”现象非常必要。文章通过探讨医疗纠纷ADR机制的合理与可行性, 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 对引入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协商机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非诉讼解决医疗纠纷机制及加快我国医事立法方面提出了建议, 以此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疗纠纷,非诉讼,ADR,合理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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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新华, 王素芳.论医疗纠纷ADR机制之构建[J].中国卫生法制, 2011, 01:36-39.

注射用血栓通使用中ADR的预防 篇4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是采用三七主根为原料制成的一种中药注射剂，其主要成份含三七总皂苷，三七总皂苷中含多种单体皂苷成份，其中人参皂苷Rg1、人参皂苷Rb1、三七皂苷R1含量较多。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人参皂苷Rg1、三七皂苷R1具有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保护脑神经的作用。而人参皂苷Rb1等二醇皂苷主要为消炎、止痛作用。注射用血栓通自上市以来，因其具有适应症广、疗效显著的特点，得到临床和患者的广泛认可，尤其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应用较多[1]。中药注射剂通过血管给药方式大幅增加了中药对人体药物的有效供给和生物利用率，提高了功效。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并加强中药注射剂的药物不良反应（ADR）监测工作，提高中药注射剂使用的安全性。我们在临床实际用药过程中，对此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总结如下。

1药物不良反应的常见类型

临床医师、护师、药剂人员首先应熟悉中药注射剂使用中ADR的常见类型，一般主要包括[2]：①过敏反应：局部红肿，皮疹，丘疹，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水泡，水肿，多形性红斑狼疮，过敏性休克等。②神經系统反应：手足麻木，抽搐，头晕头痛等。③心血管系统反应：心悸，早搏，心律不齐，心前区不适等。④消化系统反应：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⑤其他：静脉炎，壁浅静脉炎，肝功能异常等。

2合理选用注射用血栓通

2.1正确了解注射用血栓通的药理机理。三七是中国的名贵药材，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补血和血的作用。《本草钢目》记载，三七“甘、微苦、温、无毒”。历代医家均使用三七主根。注射用血栓通以三七主根为原料生产，其含人参皂苷Rg1达35%以上，且Rg1含量明显高于Rb1含量，无需专用溶剂增溶。①三七有止血和抗凝血双重作用，三七总皂苷通过提高血小板内cAMP的含量而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从而改善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的血液高凝状态，防止肺小动脉血栓形成，降低肺动脉压，有效改善患者心功能。②三七总皂苷通过抑制二磷酸腺苷（ADP）、花生四烯酸、血小板活化因子及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刺激内皮细胞分泌t-PA，起到抗血栓的作用。通过调节一氧化氮（NO）的合成，清除氧自由基，阻止细胞Ca2+内流，抑制脂质过氧化，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等起到抗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作用。因此，血栓通能够改善缺血心肌供血，建立侧支循环，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提高心肌耐缺氧力。

2.2临床合理应用。临床医生应仔细询问病情，诊断明确，掌握注射剂的适应症。注射用血栓通的功能主治活血袪瘀，通脉活络，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及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症。目前临床多用于：①缺血性脑血管疾病、脑中风后遗症、神经性头痛，高血压、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脑梗塞等。②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③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及其并发症。④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眼前房出血、视网膜出血、内眼病等。⑤周围血管血流障碍性疾病（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血栓性静脉炎）。⑥外科、骨科用于外伤软组织损伤、骨折恢复期。临用前用注射用水或氯化钠注射液适量溶解。静脉注射：一次150mg，用氯化钠注射液30-40ml稀释，一日1-2次，或遵医嘱。静脉滴注：一次250-500mg，用10%葡萄糖注射液250-500ml稀释，一日一次，或遵医嘱。肌内注射：一次150mg，注射用水稀释至40mg/ml，一日1-2次，或遵医嘱。

3讨论

3.1使用前详细询问药物过敏史。一般认为：药物过敏多见于有过敏体质者，在全部ADR中约占1/4；有过敏史者，药物过敏的发生率比无其他过敏史者高4～10倍。因此使用中药中注射剂一定要注意过敏史，规范进行过敏试验，可以减少ADR的发生。该药禁用于既往对人参、三七过敏的患者；禁用于对酒精高度过敏的患者。头面部发红、潮红，轻微头胀痛是本品用药时的常见反应，但应立即停药，并进行相应处理。另外要正确掌握剂量、疗程。剂量过大、疗程过长与ADR密切相关。孕妇慎用：连续给药不得超过15天。禁用于脑溢血急性期，用药期勿从事驾驶及高空作业等危险工作[3]。

3.2注射用血栓通与其它中药注射剂一样，推荐单独配置，避免合并用药。溶媒可以用一些低渗液或者氯化钠等。合并用药是引起中药注射剂ADR的重要因素之一。药师要加强对输液医嘱的督导，规范对中药注射剂与西药注射剂配伍应用医嘱的审核，以减少输液中的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不合理用药等现象。护士在使用前应仔细检查注射剂的外观性状、生产厂家、批号、有效期等质量信息，是否与说明书相符，以进一步保证患者的输液安全[4]。

3.3加强用药监护和应急抢救准备。使用前、使用中和使用后，都必须细心观察、监护和做好救冶准备，以便及时抢救、护理。加大巡查力度，特别是输液后0.5～5小时，是监护的重点。

总的来说，中药注射剂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机理和原因比较复杂，认真总结临床使用中发生药品不良反应（ADR）的特点，可以为今后临床用药提供参考，促进临床安全用药。医师、护师、药剂人员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树立早发现，早防治，早救治的原则，强化对药品不良反应的正确认识，加强中药注射剂临床使用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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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剑锋，林昊.17例注射用血栓通不良反应事件分析[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9（20）：65-66

ADR机制 篇5

国际上,ADR在医疗纠纷领域中已有很好的经验[1]。而在我国,此概念在医疗纠纷的处理应用中还处于起步阶段。自2005年至今,北京地区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可以说是医疗纠纷引入ADR机制后一个运作相对成熟的应用。

1 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我院纠纷大致分为两阶段做统计学分析比较,即我院在引入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即ADR机制前后,本院医疗纠纷的情况比较。

1.1 研究对象

2002年至今,我院纠纷处理情况原始数据。

我院2002~2005年主要通过院内协商及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2007~2008年期间我院主要应用ADR机制借助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处理院内医疗纠纷。通过以上两个阶段的纠纷处理情况分析,肯定ADR机制在我国医疗纠纷处理上的实际应用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因为2005~2006年调解中心的初步介入,涉及各方面问题较多,纠纷处理情况不纳入本次研究。

1.2 分组

A组:我院2002~2005年纠纷处理(无ADR机制组);B组数据:2007~2008年调解中心充分介入后纠纷处理情况(ADR机制组)。

1.3 统计指标及分析

通过这两组纠纷处理情况比较在ADR机制介入前后,我院医疗纠纷在处理效率上的差异性。纠纷处理效率在本研究中通过3个方面反映:(1)总体处理能力C(Capacity,C=处理完毕量/处理纠纷总量);(2)处理效果E(Effect,E=1-复发争议量/处理完毕量);(3)处理平均耗时T(Time,T=纠纷处理完毕耗时累加量/总纠纷量)。

本研究分析软件为spss13.0。

1.4 结果分析

表1表明,2002~2005年4年间共计发生医疗纠纷439例,而2007~2008年,2年期间共发生医院纠纷138例,不及前阶段的一半,由此可见纠纷总量是下降趋势的。此总量的下降原因除与医院质量管理的加强有关外,也不能忽视ADR机制使纠纷处理程序化、规范化对医疗纠纷发生的削弱作用。

这一点从既往医疗纠纷中可以发现:在所谓“私了”情形下,患方凭借医院息事宁人的态度,获得期望值的赔偿。而这一“成功的”赔偿在患方之间的传播交流恰好鼓励和刺激了新发纠纷患方更具声势的索赔。因此,规范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合理赔偿,对恶性医疗纠纷的发生有减缓作用,这一点从医患关系的多次博弈理论中也能找到支持依据[2]。

χ2=9.001 P<0.005

χ2=3.852 P=0.005

t=6.671 P<0.005

同时,从表格其它项目也可以发现,不仅是纠纷从总体数量上减少,在处理纠纷的能力上、争议复发上、耗时上都有相对好转。这些在后面的讨论中将用统计学比较分析后进一步阐述。但总的说来,ADR机制的引入,对于医疗纠纷的发生和处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与ADR机制较之其它纠纷处理方式的优越性是吻合的[1]: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合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的稳定;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变化的灵活纠纷解决程序;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达到双赢局面。

表2通过纠纷处理完毕与否的差异性比较表明,在引入ADR机制后,院内医疗纠纷处理完毕的能力,表现在纠纷发生后处理完毕总量上,有明显增强。

表3表明,虽然通过直观数字显示引入ADR机制后,在纠纷处理效率上,也就是纠纷复发争议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但统计学分析表明无显著性差异。对此,笔者分析其原因可能为以下二者之一或兼有之:(1)目前调解中心运作尚不够成熟,对于纠纷的处理效率在此方面尚未显出绝对优势,因此统计结果为无显著差异性。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自成立至今在我院虽已运作4年,但仍属于起步阶段:其运作在与医患双方接轨上的各个环节、效率上都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其自身内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2)B组中纠纷总例数较少,其P值经计算处于理论临界状态,那么理论上,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若复发投诉仍为0,其显著差异性也就必然发生了。或者说即便偶有复发投诉,只要纠纷总数足够多,其差异性理论上就必然存在。

具体追踪2002~2005年期间的争议反复的案例,均为院内处理答复完毕后相当长时间的“卷土重来”。其重来时间距离“休眠起始”时间1~4年,甚至更久。争议复发的理由不外乎对于当时院内处理答复重新置疑:因“意外获知”等方式单方面确认医院当时隐瞒问题实质,纠纷处理显失公平。而与之相比较,在2007~2008年的纠纷处理中,复发概率目前维持0水平。理论上,既往存在的院内协商“显失公平”弊端在现有调解中心中立机构介入下已无立足之处:中立机构通过医学及法律的双管齐下,如使医患双方达成一致,便不再存在医学和法律的显失公平问题。不过,目前仍不能彻底排除现阶段仍存在争议复发的可能性,原因在于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就目前来说仍处于运作起步阶段,因此可能产生缺乏规范性和制度性的保障,更缺少诉讼的正当性与权威性基础[4]。因此,其实际运作效率必须在今后长期的实践完善中得以提高从而接近理论的公正、高效结果。

表4两组纠纷案例在处理耗时上存在显著差异性,B组耗时较A组显然少很多。从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在处理纠纷过程中的绝对优势。如前所述,它有效避免了传统司法途径上官司漫漫无期的弊端:通过较为规范合理的程序化的方式,从中立角度,基于医学专业和法律条文两方面对医患双方进行权利义务的调解从而落实到责任和赔偿的和谐。但是就现阶段,其中立、公正地位有待于进一步在群众中广泛被确信。

2 讨论

对于既往存在的卫生部门行政投诉及院内协商途径,从广义上说似乎也可纳入ADR机制的应用。但其实质是人们希望通过“说教”等方式来调解达到息讼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略和模糊了对正当权利的保护,有悖于现代ADR机制理念。作为现代ADR机制的产物,例如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自成立至今其作为公正第三方调处身份已逐步广泛的得到各家医院认可。可以说,其机构成立对于现有司法审判机构、医学会鉴定机构都是一个合理有效的补充,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地区医疗纠纷ADR处理机制的主要途径。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作为符合现代ADR机制理念的结构产物,虽然它的产生发展,对于医院医疗纠纷处理的规范化,缓解医患矛盾起着必然的积极作用,但作为一个机制下的运作机构,如果仅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违背市场自由竞争规律的发展必定会在某个阶段受挫。因此,我们认为通过医疗保险市场的开放、医疗纠纷调处机构的建立健全、政府导向的进一步明确、医疗纠纷协商处理的透明性与充分性的极大提高[5],必将使得ADR机制在医疗纠纷领域中得到更充分广泛和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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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海华.论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完善[J].中国医院管理,2008,28(9):62-63.

ADR机制 篇6

1 我国医疗纠纷解决路径现状分析

对我国目前医疗纠纷解决路径现状进行客观地分析,是探讨运用ADR解决医疗纠纷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前提。众所周知,我国医疗领域正处在一个医患矛盾比较尖锐、医患冲突比较激烈的特殊时期,其突出地表现为医疗纠纷频发、多发。目前我国法律所限定的医疗纠纷三种解决方式(协商、行政调节和诉讼)及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协商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协商是指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自行解决争议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所有其他形式的ADR的基础。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疗纠纷都是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的,但这种方式在实践中暴露了诸多弊端,如由于医患双方信息极不对称,患方很难处于对等地位、医方为推卸责任而规避法律、易导致患方不理性行为以及法律效力不高等问题。在今天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均表示最困扰的事情就是患者方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抗争,通过媒体报道的方式或者采用威胁、恐吓的方式来维权[1]。

行政调节中立性缺失。调解是在双方自愿基础上,通过中立第三方主持对纠纷进行解决的一种方式,是当代ADR中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调解人是否具有中立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调节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实践表明,由于我国行政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患方对其公正性的缺失,使得这种调节在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的作用总体上呈现了“萎缩”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患方对行政调解的中立性缺乏信任度。卫生行政机关作为医疗纠纷调解人中立性不够,在与双方当事人距离不对等的状态下调解处理医疗纠纷,往往使患者产生不公正的疑虑,从而使这种调解机制在使用中被排斥,我国医疗纠纷行政调解解决的比例仅占6.2%,便是最好的说明[2]。

诉讼效率低下。基于法律的权威性,医疗纠纷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在医患双方尤其是患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医疗纠纷案件的特殊性,诉讼解决涉及取证、鉴定、举证、质证等诸多环节,使得目前诉讼效率低下且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总之,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我国现行法律所限定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单一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匮乏无疑是当前医患冲突加剧主要原因之一。医疗纠纷的现状从某种意义上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和途径较为单一造成的[3]。

2 ADR机制及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功能

ADR,即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原来是指二十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4]。与诉讼不同,ADR具有如下普遍价值:当事人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包括民事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如当事人可自由选择ADR中的某种解决程序;纠纷解决实体上的准法律化,当事人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在法律许可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运用和平衡利益空间;解决纠纷程序上的简易性、灵活性、快捷性,效率更高;纠纷解决过程的非对抗性等。当代,在司法的权威和社会功能继续提高的同时,重视和积极发展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时代潮流[5]。

2.1 首要功能

为医患冲突的解决提供更多可选择途径。目前我国法律所限定的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仅包括双方协商、行政调解两种,但由于患方对行政调解缺乏信任而加以排斥,在实践中出现了医患双方要么协商要么诉讼的两端格局,其结果造成了医疗纠纷路径的严重“堵塞”。与单一性的诉讼方式不同,ADR具有形式多样性,在当代已形成协商、调解、仲裁、律师或中立专家的联合磋商(早期审理评议)、小型审理、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多种模式。运用ADR解决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在意思自治基础上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解决方式。ADR在法律框架下的广泛应用,为社会主体解决纠纷提供了更为便捷和适宜的渠道,实际上扩大了司法利用的范围[6]。

2.2 重要功能

有利于医疗纠纷诉讼内外机制合理、高效运行。当前医疗纠纷解决路径现状表明,法定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行政调解功效低下以及协商方式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造成了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诉讼与非诉讼)的严重失衡与匮乏,其最终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司法的压力、效率低下及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大量的医疗纠纷无法得到公正、有效、及时的解决。现行法律的规定出现了如下问题:纠纷的多样性与解决途径单一的矛盾;患者对纠纷解决效率的要求与解决机制的不适应;患者对解决纠纷公正性的要求与解决机制的不适应等。因此,创新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完善具有针对性地解决医疗纠纷的程序和规范,十分必要[7]。运用ADR机制解决医疗纠纷,不仅大量的医疗纠纷可以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还可以减轻法院不必要的诉累,衡平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协调的纠纷解决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效,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下的效用最大化[8]。

2.3 最终功能

有利于医患双方从冲突走向和谐。ADR的显著特征即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这是运用ADR解决医疗纠纷的最终价值。在运用ADR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当事人是否选择非诉讼方法解决争议,选择哪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适用何种程序规则等等都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9],这为纠纷的“和谐”解决提供了主观基础。而ADR在解决纠纷实体上的准法律化又为纠纷的和谐解决提供了实质上的可能性。总之,ADR在解决医疗纠纷中所显示的诸多特征,代表了时代精神与理念的变化,即从对抗对决走向对话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双方双赢,它代表了文明的进步以及和谐理念的人性回归[10]。

3 建立并完善多元化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面对我国目前医疗纠纷处理难的困境,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的非诉讼机制,引导、鼓励人们采用非诉讼机制解决医疗纠纷,是一条快速、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11]。

3.1 树立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理念。

由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强调法律至上是法治文明进步的需要,通过诉讼机制解决纠纷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运用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因此,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非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应树立二者并重的理念,惟其如此,才能从法制上建立健全解决民事纠纷的各种机制。诉讼和非诉讼都反映着与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人们相关的实际情况,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连动关系[12]。

3.2 建立法律约束下的医疗纠纷协商制度。

鉴于我国医疗纠纷协商解决现状,应在遵循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前提下,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来促进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并在立法上对协商的条件、内容、协议书的效力加以规范和约束。行政上应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纠纷协商解决的监督,如定期上报医疗纠纷情况、医疗纠纷协议书等[13]。

3.3 建立法院附设调节制度。

在当代法治社会,调节及其他ADR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和发展前景,相对于诉讼而言,是更值得重视和期待的纠纷解决方式[14]。鉴于医疗纠纷行政调解现状,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有必要在我国法院附设专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并实行诉讼前强制调节制度,在立法上对调解条件、调解人、调解程序、调节内容以及调解书效力加以规定,并鼓励和规范民间调解制度。

3.4 将医疗纠纷明确纳入仲裁受案范围。

应尽快从立法上将医疗纠纷等纳入仲裁的受案范围,使其在解决医疗纠纷、实现医患和谐中尽快发挥应有的功效。要完善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非诉讼机制,必须通过立法或法律解释明确医疗纠纷的仲裁机制,做到有法可依[15]。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设立独立的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或在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庭都不失明智之举,在立法上应对医疗纠纷仲裁条件、仲裁内容、仲裁人员及仲裁效力加以明确规定。

3.5 加快我国医事立法。

130例抗菌药物ADR报告分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某二级甲等医院2009年度本院医务人员呈报的130例抗菌药物A D R报告。

1.2 方法

按患者的性别、年龄、所用药物、用药途径、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采用回顾性研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性别、年龄分布

130例抗菌药物ADR病例中男性为53例 (40.7%) , 女性为77例 (59.3%) ,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见表1) 。从统计数据的年龄段来看60岁以上老人占ADR总数的44.7%, 7岁以下占25.4%。 (见表2) 。

2.2 ADR涉及的药物种类及构成比

130例抗菌药物引起ADR病例以喹诺酮类 (41.5%) 、头孢菌素类 (21.6%) 、大环内酯类 (11.5%) 居前3位。见表3。

2.3 药物剂型分类

130例ADR报告中, 静脉滴注给药引发的ADR位居榜首, 占总例数的85.4% (111例) , 口服给药14.6% (19例) 。

2.4 ADR主要临床表现及分类

按药品不良反应的主要临床表现及分类, 皮肤及附件损害 (30.8%) , 胃肠系统损害 (25.4%) , 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损害 (15.4%) , 居前3位。130例抗菌药物ADR病例主要临床表现分布见表4。

3 讨论

3.1 妇女、老人、儿童合理用药

从性别上来看, ADR发生例数女性高于男性, 这可能是由于女性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及更年期导致。从年龄上来看, 60岁以上老人占ADR总数的44.7%, 这主要是由于老年患者体质较弱、免疫力下降, 患有多种慢性疾病, 合并用药增多, 出现ADR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 老年人生理功能减退引起药物在体内半衰期延长易造成蓄积。因此, 老年人在应用药物时应合理调整剂量, 个体化给药, 同时必须加强老年人群的用药监测。7～17岁 (11.5%) , 7岁以下 (25.4%) , 这说明儿童, 特别是在婴幼儿时期, 中枢神经系统和泌尿系统发育尚不健全, 对许多药物的代谢、排泄和耐受性较差, 导致出现ADR的可能性增加。

药物不良反应与多种因素有关, 因此在临床应用中应严格掌握用药指征, 明确药物与药物、药物与机体间的相互作用, 合理选择药物, 注意患者用药后的反应;其次加强ADR的监测, 及时处理并上报ADR, 最大限度的避免并减少ADR的发生, 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合理。

3.2 加强抗菌药物ADR的监测

130例ADR以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类、大环内酯类为主。这主要是由于喹诺酮类抗菌谱广, 价格适中, 不用皮试, 在临床上广泛应用。青霉素类既往临床对它的ADR警惕性较高, 措施齐全, 所以占的比例较小 (5.39%) 。而对于毒性较大的氨基糖苷类因临床使用谨慎, 所占的比例就更小 (2.31%) 。调查时还发现, 很多患者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使用抗菌药物, 实际上多数上呼吸道感染以病毒为主, 而临床治疗过程中经验性用药及试验性用药较为普遍。这种“大包围”方式不仅造成了抗菌药的滥用[2], 引起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还增加了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所以临床医生应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合理使用, 减少ADR的发生。

3.3 不同的给药途径对ADR的影响

药品的不良反应与药品的给药途径密切相关, 130例ADR中静脉给药的比例最高 (85.4%) , 这不仅是因为临床用药习惯, 还由于静脉给药后药物是直接进入血液循环, 无肝脏首过效应, 药物浓度较高, 药物作用对机体的刺激迅速而激烈, 并且注射剂的pH、渗透压、内毒素、微粒、杂质、滴注速度都可能成为诱发ADR的因素[3]。目前, 滥用注射剂已成为继滥用抗生素的又一个严重危害健康的因素, 所以应遵循“可口服勿注射”的基本原则。

3.4 ADR与临床表现

130例ADR病例中以皮肤及附件损害 (30.8%) 比例最高, 这主要是因为皮肤及附件在身体的表面, 患者自己容易发现变化。

摘要：目的 分析某二级甲等医院抗菌药品不良反应 (ADR) 发生的特点和规律,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方法 对某二级甲等医院2009年度收集并上报的130例抗菌药物ADR进行回顾性分析和评价。结果 130例不良反应中以喹诺酮类 (41.5%) 、头孢菌素类 (21.6%) 、大环内酯类 (11.5%) 居前3位。ADR主要临床表现是皮肤及附件损害 (30.8%) 、消化系统损害 (25.4%) 和神经系统反应 (15.4%) 居前3位。结论 药物种类、给药途径等因素均会影响ADR的发生, 临床应重视ADR的报告和监测, 减少注射剂的使用,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尽量减少和避免ADR的发生。

关键词：抗菌药物,药品不良反应,合理用药

参考文献

[1]徐淑云.临床药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74.

[2]康淑兰, 李宏杰.儿科门诊处方调查分析[J].医药导报, 2007, 26 (5) :506～508.

构建中国特色行政性ADR 篇8

ADR功能之有效发挥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纠纷当事人具有平等之法律地位——惟有基于平等之地位, 当事人才可能通过有效对话和交涉而寻求合意;当事人对作为纠纷之标的的权利义务享有处分权——惟有基于自主的处分权, 当事人才有可能通过相互妥协而达至合意。[1]行政法领域中的基本关系是“权力----权利”的关系, 以此相关联的行政争议总是涉及个体权利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观察行政过程中发生行政争议的背景, 我们不难发现, 相对于个体权利而言, 行政权作为公权力处于一种支配性的地位, 同时又具有不可随意处分的属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ADR可以适用于行政争议的解决吗?公权力主体能否与行政过程中私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合意的途径而解决纠纷?公权力主体是否有权处分其职权?如果将ADR移植到行政纠纷的解决中, 公共利益是否会受到挑战, 而行政法制是否会受到威胁?盖而言之, 法治国家背景下, 公共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是否存在交涉与妥协的空间?这种交涉与妥协是否存在可行性与妥当性?[2]

一、可行性及必要性分析

当代中国虽然有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为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驾护航, 但理论和实践上仍存在引入行政过程ADR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 可行性

首先, ADR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符合我国行政、法律文化的传统。一方面, 与我国“和为贵”的观念相契合, 使这种有别于司法的公力救济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效性;另一方面, 在我国广大当事人较为看重纠纷解决这权力背景的条件下, 这种有权力依托的纠纷处理方式能够满足当事人对权威性、强制性的要求, 效率也相对较高。[3]

其次, 行政性ADR与诉讼的互补是行政性ADR构建的制度基础。[4]由于ADR倾向于程序的非正式性、参与性和当事人的意见一致性, 行政性ADR能够在效率、成本、发挥专家作用以及提供当事人更多参与机会方面弥补诉讼制度的不足, 使正式的国家法律体系和非正式的调节机制协调互动, 这就为行政性ADR的构建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

再次, 专业基础和资源优势。[5]由于行政机关以平等第三方介入纠纷, 解决的纠纷与行政管理实务密切相关, 非常熟悉相关专业问题, 而纠纷当事人有往往是行政管理和监督的对象, 将使任何明智的当事人不得不认真考虑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各种建议、解释或者决定。这有利于行政处理机关的合意诱导, 促使纠纷的合理解决。

最后, 行政性ADR符合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后, 非国家权力支配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 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一定的社会领域, 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对话, 建立契约性行政已经成为中国公共行政的未来走向。

(二) 必要性

诉讼的客观缺陷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必要的存在空间, 为行政性ADR提供了客观基础。由于诉讼的正式性、正当性、强行性、法规中心主义的特点, 具有诉讼延迟、费用高昂、程序复杂的缺陷, 又由于该制度吸收行政纠纷的范围十分有限—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所引发的行政纠纷, 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使得大量行政纠纷无法得到有效、妥当的解决, 从而导致各种社会冲突。同时, 由于制度设置的正当性存在问题以及制度运行环境不佳, 作为第三者的法官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很难保持中立的位置。法院的司法权在中国国家公权力格局中趋向边缘化, 而强大、极富扩张性的行政权在国家、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处于主导地位, 司法独立理念和制度的欠缺使得司法权受到行政权干预的现象在所难免, 法院中立性的缺失导致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总体上处于不利境地, 许多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纠纷因此而并未获得真正解决。[6]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指出, 在多数国家, 大部分争端是通过法院以外的途径解决的。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激烈的行政纠纷频繁发生、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中, 建立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以缓解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将ADR引入行政领域实为现实之必要选择。

二、中国行政性ADR体系构建

我国行政性的纠纷处理机制根据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性质, 基本上可分为: (1) 行政调解, 包括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职能时附带的纠纷解决功能。处理结果一般采用调解协议的形式, 行政机关既是调解人和见证人, 又是监督执行机关。调解不成, 行政机关则终结调解程序, 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 (2) 行政裁决。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处理, 即行政裁判, 具有准司法性质。以往, 属于准司法性质的行政处理, 有些具有终局性, 可以排除司法救济的再度启动;然而近年来, 随着行政法制的健全, 各种涉及公民民事权利的行政处理逐步被置于司法审查或普通诉讼程序之下, 一些传统上由行政机关独立处理的民事纠纷, 根据法律法规进行了重构, 其处理失去了终局性和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目前, 对于行政机关的专属性纠纷处理结果, 一般采取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对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这样, 行政处理就成为前置性程序。[7]

然而, 近年来, 政府主管机关的纠纷解决能力和责任严重弱化, 行政性ADR缺乏独立的机构和程序, 尤其其调处结果缺少法律效力, 严重影响了基层纠纷解决的便利、公正和效率。因此, 如何设计行政性ADR才能兼顾公正和效率, 需要根据现实条件来慎重决定。对我国的行政性ADR进行重构或者改造, 可以采取独立的行政法庭 (法院) 与附属于行政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方式, 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行政性ADR体系: (1) 司法行政型或准司法类型, 如法院外的民间纠纷调解; (2) 行政前置型, 如土地林木权属、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争议等; (3) 政府支持的民间性或社会化纠纷解决机制, 如人民调解、行业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 (及消费纠纷仲裁) 等; (4) 行政附带型, 如婚姻登记部门的附带调解、工商行政部门对消费者投诉的处理等; (5) 行政法庭, 为了改变行政处理的低效和司法能力的不足, 在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将各种行政纠纷处理程序、甚至信访的某些功能统合为行政法庭, 直接受理案件, 进行调解或作出裁判。[8]

其次, 从纠纷解决方式上, 则着力于建立或完善如下机制: (1) 行政裁决。行政裁决的基本形式有司法化行政裁决和附属于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裁决, 前者即司法行政型或准司法型, 包括各种行政法院、法庭即专门机构及其裁决程序;后者包括由主管部门依法设立的专门裁决机构及其程序, 负责处理各种专属管辖案件或相关投诉、申诉等。 (2) 行政投诉。行政投诉应承载传递信息、意见或建议、请求行政救济、纠正行政违法、检举或投诉行政机关及官员或责任追究等功能, 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较有特色的一种行政投诉制度, 应着力对其进行改造, 并将其纳入ADR体系。 (3) 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根据其形态可分为:专门性、常设性调解机构;独立的调解程序和与裁决程序相连接的条件;有专职行政官员担任的专门化行政调解和行政机构委托或聘任社会人士或专家担任的行政调解;合意促进型调解和指导性、评价性调解。[9]

三、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 行政性ADR适用范围

传统上, DR主要用于特定类型纠纷的解决, 即行政机关或其附属机构作为中立第三者解决民事纠纷的专门活动。但在当代世界各国, 行政性ADR的适用范围渐有扩大到狭义的行政争议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争议、行政机构内部的劳动人事争议及行政机关之间的各种纠纷之势。不过, 虽然“公权力不可让渡 (妥协) ”的理念已有松动, 但在涉及公共行政政策及和公共安全等管制领域, 为避免公权力机关规避职责、逃避法律监管和制约、侵害社会公益, 应当限制甚至禁止ADR的适用。

(二) 行政性ADR的法律效力

对行政性ADR的法律效力,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 对于司法行政型或准司法型的ADR, 其结果生效后即应该具有强制执行力;其次, 行政机关主持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 可以设定反悔或异议期限, 逾期自然生效、可强制执行;再次, 在非正式或附带性调解中, 其协议应有不低于民事契约的效力, 一旦进入司法程序, 应具有证明力。这样既可以保障公权力的合理利用, 也有利于敦促当事人履行。[10]

(三) 行政性ADR的司法审查

如果当事人对ADR的结果不服, 当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但通过和解而达成的协议应只受非常有限的司法审查, 法院的审查主要看该协议“是否公平和充分, 是否存在违法、不合理或者违反公共利益”的因素。[11]即法院介入时必须持审慎的态度, 坚持必要的原则, 并最大限度的避免司法程序带来的负面效应。对于符合程序并且不违反公共利益的ADR, 法院即应维持其结果。

并非所有的纠纷都涉及法律权利和义务, 并非所有涉及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纠纷都必须通过援引哪些权利和义务才能得到解决。[12]在现代社会中, 形形色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和审判共同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摘要：行政性ADR具有程序的非正式性、参与性及当事人意见一致性等特征, 符合我国行政、法律文化的传统, 能够与行政诉讼制度形成有效互补, 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均有引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对我国行政性ADR的改造和重构, 可以从组织形式及纠纷解决方式入手, 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行政性ADR体系。

关键词：行政性ADR,可行性,必要性,构建

参考文献

[1]Nicholas Smith and Erik Wilbers, the Udrp:Design Elements of an Effective ADR Mechanism.The AmericanReviewof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Copyrigh t (c) 2004JurisPublishing, Inc., 15Am.Rev.215-220.

[2]王锡锌.规则、合意与治理——行政过程中ADR适用的可能性与妥当性研究[J].法商研究, 2003, (5) .

[3]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432.

[4]杨玲儿.构建行政性ADR之可行性[J].法制与社会, 2006, (6) .

[5]蔡洁.我国行政性ADR之价值界定与实践[J].行政与法, 2007, (11) .

[6]蔡仕鹏.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J].中国法学, 2006, (3) :68.

[7]范愉.当代中国ADR的发展[EB/OL].http://www.fsou.com/html/text/art, 2010-05-10.

[8]范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786.

[9][10]范愉.行政调解刍议[J].广东社会科学, 2008, (6) .

[11]See United States v.Hooker Chemicals and Plasticals Corp., 540F.supp.1067, 1072.

ADR机制 篇9

关键词：医院,药品不良反应简报,ADR监测

2001年, 我国确立了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制度, 并于2003年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这是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史上的重大突破[1]。历经4年, 《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以下简称《通报》) 在促进公众安全用药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通报》的性质为技术性通报, 不具有法律约束性,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重视程度不一, 导致《通报》在自上而下的传递中作用逐级弱化,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预警作用的充分发挥。笔者结合现状, 探讨通过在医院内部创办《药品不良反应简报》 (以下简称《简报》) , 进一步完善我国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制度, 从而加强药品不良反应 (ADR) 监测管理工作。

1 医院内部ADR信息的认知现状

1.1 医务人员对ADR认知程度普遍较低

笔者最近对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认知度调查, 结果显示, 医务人员普遍缺乏ADR的基本知识。医务人员的ADR认知程度低, 将会导致其对ADR信息不敏感, 搜集ADR信息的主动性差, 重视程度低, 最终可能导致安全用药的意识较差。

l.2 医务人员对国家《通报》的知晓率较低

《通报》是国家ADR报告和监测的重要成果, 确保临床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及时获取并有效利用相关信息, 是国家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最终目的实现的关键。但是现有的信息传播途径难以确保临床一线工作人员及时、准确获取每期通报信息。因此, 国家《通报》需要建立一种面向临床的更直接的传播方式, 并应健全相关配套措施以确保引起临床重视。

1.3 医务人员对《通报》的重视程度较低

《通报》发布后, 被通报品种频发药品不良事件的问题较为突出。如葛根素注射液, 2003年1月国家在第3期《通报》中对其ADR发生情况进行了通报, 但在《通报》发布后至2005年6月30日期间, 新发ADR病例报告达1 006例, 其中严重病例30例, 11例死亡[2]。可见, 《通报》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足够重视。《通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医务人员重视程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使医务人员重视《通报》信息, 避免严重ADR的重复发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 医院内部创办《简报》是加强ADR监测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

2.l 《简报》是对《通报》的有益补充

通过专职药学情报人员密切关注国内、外药监动态, 搜集并整理最新ADR信息, 并以《简报》的方式及时提供给一线工作者, 使之成为一线医务人员及时获取国内外ADR信息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 《简报》无疑是对《通报》的有益补充。创办《简报》有利于提高国家《通报》及国外ADR信息在医务人员中的知晓率。

2.2《简报》是医院减少药疗隐患, 增加医疗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

当前药品品种繁多, 新药层出不穷, 用药复杂性增强, 风险增大, 因药品不良事件引发的医患纠纷时有发生。而ADR信息散在、迟滞, 临床医师又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 这使得医药联手共促医疗安全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创办《简报》的目的就是通过药学专业人员的努力, 集中提供专业化信息, 加速ADR信息在临床流动, 使其及时了解ADR的最新信息和实情, 做到心中有数, 从而避免和减少ADR的危害, 降低因药学信息在临床流通不畅带来的药疗隐患, 增加医疗安全[3]。

2.3 创办《简报》体现了医院对患者的责任与关爱

发生在20世纪末的“PPA事件”、“龙胆泻肝丸事件”, 以及发生在2006年5月的“齐二药假药事件”, 使老百姓对ADR有了进一步的切身体会, 百姓要求安全用药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药学工作者, 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安全、合理用药的信息及时传递到临床一线, 保护患者免受药害, 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度发生, 而创办《简报》则是将此理念付诸实施的一种较好方式。

3 创办《简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 定位及信息来源

《简报》是传递ADR信息的载体, 主要是对已有信息集中化、系统化。信息来源:以国内、外权威ADR向社会公开发布的ADR信息为主要内容, 包括各国的ADR信息通报、药品撤市和药品说明书的修改等重要信息。

3.2 确保实用性

《简报》重点转载国家《通报》内容, 对指导临床医师安全、合理用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 为了更加贴近临床, 还应密切结合医院实际, 对所涉药品在医院的使用情况、ADR的发生情况等也进行登载, 以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3.3 确保临床重视的举措

为确保《简报》受到临床的重视, 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亲自发放《简报》到各科室;要求各临床科室组织临床医师及护士对重点内容进行学习, 密切关注本科室相关药品的使用情况;建立重点药品关注制度, 若某药品为国家通报品种, 而该品种在医院用量较大, 则将该药品定为重点关注品种, 定期查看此药品在临床的使用流向、使用情况及致ADR发生情况, 并定期通报。

4 结语

ADR的发生不仅极大地危害和影响了患者的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 而且还造成患者治疗成本的增加, 浪费了有限的卫生资源[4]。通过在医院内部创办《简报》, 可以提高国家《通报》在医务人员中的知晓率及重视程度, 有利于国家ADR信息预警作用的充分发挥, 有利于使ADR监测工作从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 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通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春华, 曹丽亚, 陈易新.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发展现状及尚需解决的问题[J].中国药房, 2004, 38 (3) :196-197.

[2]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第10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 (2006年2月) [EB/OL].http://www.cdr.gov.cn/adrreport/adr.jsp-id=10305&chan-nel=第10期.

[3]蒋龄周.基层医院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体会[J].中国药事, 2006, 20 (3) :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