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消费欺诈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在司法实践中，欺诈行为是一项具有深刻探讨价值的法律问题。根据其是否构成犯罪可以分为两种，即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文章试图对这两种欺诈行为进行分析，厘清两种欺诈行为之间的界限，以期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一篇：消费欺诈论文范文

人身保险欺诈认识与反欺诈实施

随着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保险欺诈风险也随之频发高发。在中国和全世界快速蓬勃的互联网保险经营与服务业态，使得保险欺诈风险有蔓延趋势，欺诈行为更隐蔽，欺诈方式趋于多样性变化，保险领域的欺诈活动及其影响已成为全球保险业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

有欺诈，就有反欺诈。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化解保险欺诈风险，促进业务健康持续发展，保险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必须要筑牢欺诈风险控制防线。而行动的第一步是提升对保险欺诈的充分和正确认识，才能进而促成实现“全体动员、共防欺诈”的企业管理实施基础。

1.1 保险欺诈成因定义与分类

保险欺诈因何而生。保险是对风险实施管理的经营行为，当经营中出现风险信息或行为的不对称，保险欺诈就会伺机而生。因此，保险欺诈出现和形成的基础在于保险人和投保人两者之间存在的“风险信息的不对称”。

以一张保险合同的成立为中心时间点，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风险信息不对称行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和成立后均有发生，并有不同的典型性表现形式。详见下图：

保险欺诈和其他欺诈有何不同呢?我们应当注意到几个与保险业务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特殊因素。第一是观察成本。保险人不能观察客户行为或当观察成本太高时保险人不得不放弃观察。第二是射幸合同。保险合同具有特殊的射幸属性。在单一合同层面，投保人支付的是机会性成本，有可能获得远大于保费的利益，但也可能没有利益可获。反之，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也可能远大于所收取的保险费。第三是偶然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即保险人承保的风险何时发生和是否发生都是不确定的。

以上三因素决定了保险欺诈与其他种类和领域的欺诈在成因上和定义上均存在显著保险业务关联属性特异性。

关于欺诈的网络通俗定义是：“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行为为目的的故意行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应给出一个类似性通俗表述，即“以使保险人发生错误认识行为为目的的故意获利行为”来定义什么是“保险欺诈”呢?显然，这是不够的。保险欺诈的定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口径去全面理解。

首先是广义的定义。我国保险监管机关通过正式文件对保险欺诈给出的明确官方定义是：“保险欺诈(Insurance Fraud)是指假借保险名义或利用保险合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保险欺诈行为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保险金诈骗类欺诈行为、非法经营保险业务类欺诈行为和保险合同诈骗类欺诈行为等。”对于这一定义，可通称为“三假”，即：假赔案、假机构和假保单。

其次是狭义的定义。由于保监发〔2018〕24号《反保险欺诈指引》明确将保险欺诈风险管理体系构建聚焦在保险金欺诈(假赔案)领域，故本文将保险欺诈进一步缩窄范围至保险金欺诈，主要包括三类五种，分别是：①故意虚构保险标的;②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③故意造成保险事故;④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⑤夸大损失程度。①②③是“无中生有”，④是“以伪傍真”，⑤是“由小变大”。由于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标的，所以在狭义领域内发生的人身保险金欺诈案件甚至出现故意致人死亡行为，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以下本文中所述的保险欺诈均指狭义的保险金欺诈。

在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的反欺诈实践中指向的欺诈既包含严格监管定义的五种保险金欺诈，还包含故意逆选择。作者将保险欺诈从主观恶意程度上分为硬欺诈和软欺诈;从实施主体组织形态上分为团伙欺诈和个人欺诈。

“硬欺诈”是指故意制造、虚构编造、夸大保险事故，期待以假换真，蓄谋获取非法利益的保险金欺诈。

“软欺诈”是指刻意隐瞒确定性高风险事实因素，期待以小博大，获取本不该获得的赔款的逆选择。

“团伙欺诈”是指两人及以上，链条形共同实施，分工明确，人员较为固定，有组织。

“个人欺诈”是指单人实施欺诈，以带病投保、自伤、自残为主。

硬欺诈通常多发生在团伙欺诈中，软欺诈以个人欺诈居多。无论何种欺诈，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包括造成保险公司经营损失，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甚至生命健康，扰乱保险行业经济发展以及败坏社会风气以及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信用。

1.2 保险欺诈形势不容乐观

全世界范围内保险欺诈都长期存在，目前形势不容乐观。从欺诈金额上看，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认为全球每年约20%-30%的保险赔款涉嫌欺诈，实际欺诈金额约超过10%的保险赔款。据此测算2018年中国大陆人身险欺诈金额高达90.8亿美元。

从欺诈数量上看，我国保险司法案件中欺诈类占比超8成，经法院判决的保险诈骗案逐年增长。移交司法起诉的金融犯罪案件数中保险诈骗罪案位列第八。

从欺诈险种上看，分析某大型国企保险公司，意外险、重疾险和短期健康险是欺诈风险多发区。重疾险、意外险、两全保险涉案金额较大。涉案金额险种排名受件均保额的主要影响。两者间的差异取决于险种件均保额。重疾險平均保额13.2万，意外险18.6万，两全险7.8万，定寿17.4万，短期健康险仅1.4万。

2017年，美国再保险开展了全球范围的人身保险公司索赔欺诈风险专项访问调研。调研分两部分开展：全球调研部分共27家境外直保公司参与。中国调研部分共17家境内直保公司参与。其调研成果显示出全球和中国的欺诈形势的如下特征：

发生率：每30个理赔案例中，至少有1个是欺诈行为。

承保管控：北美地区最严格，该地区理赔欺诈发生率已逐年有降低。亚太地区理赔欺诈率是北美地区的三倍，这提示加强承保管控是有效手段。

代理人参与：全球近一半受访企业反馈存在代理人同谋。代理人参与欺诈同谋比例约为5%。在中国理赔欺诈案件中代理人参与比例约为20%。有一家中国公司反馈，代理人参与了70%-80%的欺诈案件。

产品：全球而言寿险欺诈占比最高达60%。在中国则是健康险(重疾和医疗)欺诈占比最高达70%。

时间：全球平均单件欺诈调查所需时间是起普通理赔流程的8倍。对比北美、欧洲和其他亚太国家，中国的平均处理时间要快至少4倍以上。

诉讼：全球37%的受访公司从未因欺诈案件起诉过客户，仅仅依赖于不实陈述来拒绝赔付，中国的情况相似。即使诉讼，7成的保险公司在过去三年内都无成功诉讼案例。欺诈案件诉讼在全球都是难题，在全部欺诈案例中，仅有不到2%获得胜诉结果。

不可抗辩期的影响：在抗辩期结束后发生的欺诈案件，中国的增加趋势(30%)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4%)。

整体而言，时间和成本，取证困难以及缺乏执法机构支持，是全球保险公司在打击欺诈行为时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受访公司对未来前景持乐观和负面看法的比例大约刚好是50：50。改善性的乐观前景聚焦保险企业将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和对存量保单的分析技术强化欺诈管控，保守性的观点则认为日趋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立法将导致监管限制保险公司调查欺诈行为的实施。

1.1 人身险欺诈典型案例分析

以下案例均采集至我国某大型国企寿险公司，与《反保险欺诈指引》中定义的保险金欺诈种类口径对应呈现具有代表性的每种一例。

案例一：故意虚构标的

[案情简介] 2012年5月17日马*渊为自己购买1份《吉祥至尊》，保额4万，受益人为母亲马*敏。2012年10月8日，家属报案称：2012年9月28日被保险人在建筑工地当搬运工时不慎摔下，未经抢救当场死亡 。

[案件疑点] 受益人、被保险人身份真实性存疑。

[案件调查] 经公安部公民身份系统核实，受益人身份信息及被保险人身份信息均为虚假，且被保险人未身故。

[案件结论] 该案系公司内部人员通过伪造被保险人身份证件购买保单、伪造虚假事故单证、伪造受益人证件，借用他人权限进行报/立案受理等手段骗取保险金。公司最终拒付处理并内部辞退涉案人员。

[欺诈手法] 伪造身份证件及各类理赔单证

[危害后果] 增加保险公司经营成本，侵害消费者利益

[案例警示] 该类欺诈常发生于销售前端违规展业、未面见被保险人的理赔案件中。

案例二：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

[案情简介] 2014年1月张某购买重疾保险，保额35万元。 2015年9月28日在垣曲县人民医院诊断为胃癌，并腹腔转移。

[案件疑点] 1-投保短期癌症出险;2-客户提交病历材料存疑。3-疾病治疗不符合常理。

[案件调查] 该客户在同业亦购买20万重疾。走访村民调查获悉该客户身体无异常。后同业联合报案后获取客户血液样本。经某法医鉴定中心DNA鉴定发现：该血液與病理切片非同一人，且性别不一致。

[案件结论] 被保险人身体状况佳，无任何胃癌临床表现与体征。案件进行拒付处理。

[欺诈手法] 冒用他人病理切片，提供虚假理赔材料

[危害后果] 增加保险公司经营成本，侵害消费者利益

[案例警示] 该类欺诈常发生于同业多家投保、治疗/事故处理不符合常规的理赔案件中。

案例三：故意造成保险事故

[案情简介] 2015年10月1日吴某投保驾驶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其中驾乘意外身故责任200万元。 2015年10月13日吴某自驾租赁小汽车坠入湖中身故。受益人提交了交通事故证明和死亡证明。

[案件疑点] 极短期投保出险，保额大

[案件调查] 客户在12家人寿公司投保意外险，驾乘责任900余万。家庭经济情况异常，存在近百万元贷款记录、信用卡透支记录，赌博被拘留记录;出险车辆系租赁车辆，租车公司GPS行车轨迹显示客户在事发地转3圈后驶入河内。

[案件结论] 综合考虑被保险人存在自杀嫌疑，最终以协谈拒付收案。

[欺诈手法] 自杀伪造意外事故

[危害后果] 损害保险公司经济利益，侵害消费者利益

[案例警示] 该类欺诈常发生于多家高额投保意外险，经济情况异常的理赔案件中。

案例四：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

[案情简介] 2014年10月张某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0万。2014年12月21日，张某骑电动车与面包车相撞，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处理。

[案件疑点] 投保极短期出险

[案件调查] 现场查勘，出险地点附近村民均称未见过事故现场;医院排查获取12月20日因肝癌术后、休克从ICU出院，与 2014年12月21日骑车出险情况不符。联合同业对类似案件进行复查，发现多起赔案存在高度一致的两类疑点：1-多家投保，短期内骑电动车与面包车相撞出险，治疗无效身故，均有交警处理;2-抢救医院均为某某县人民医院;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尸检报告均由同一交警队出具，且签字人员相同。经上报监管并公安报案后查明欺诈涉案人员包括保险代理人员、医护人员、交警/法医等，已形成完整欺诈团伙链条。该团伙组织多名癌症病人在多家公司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待其病亡后，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并由某某县人民医院涉案科长安排医院人员按照交通事故致伤的治疗程序对被保险人进行“抢救”，制造其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假象，出具虚假的抢救病例，由涉案交警出具虚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材料。

[案件结论]拒付。该团伙共骗取意外身故保险金407.67万元。2016年9月，某某县人民法院以犯保险诈骗罪，判处主犯杨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其余12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到一年零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欺诈手法] 伪造理赔材料

[危害后果] 扰乱行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保险公司损失，损害消费者利益

[案例警示] 该类欺诈常发生于低保费高保额的意外险或疾病与意外赔付责任不同的案件。

案例五：夸大损失程度

[案情简介] 2013年12月陈女士为其母杨某投保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累计保额16万元。2015年12月8日，杨某因脑梗塞、高血压、冠心病住院医疗，2016年9月28日经鉴定，杨某符合08脑中风后遗症。

[案件疑点] 杨某病历记载肢体情况与实际鉴定情况相差较大。其发病后2015.12.14出院病历显示左下肢肌力Ⅳ+，其余肢体肌力正常。而2016年9月28日进行保险伤残鉴定的过程记载：轮椅推入诊室，问语不答，左侧上下肢活动受限，左上肢肌力Ⅱ级，下肢Ⅲ级。

[案件调查] 调查人前往客户家中核实，客户问语不答。前往杨某家附近暗地观察，未发现杨某活动情况。后经走访了解到，杨某丈夫正在住院治疗，遂前往该医院进行核实中发现杨某活动自如，且可独自一人照顾其病人丈夫。

[案件结论] 被保险人夸大损失程度，不符合重疾赔付标准，拒付处理。

[欺诈手法] 伪装病情，夸大损失

[危害后果] 增加公司运营成本，危害消费者利益

[案例警示] 该类欺诈常发生于鉴定类或存在过度医疗的理赔案件中。

上述案例表明恶意的保险金欺诈不仅违法，且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和信用体系建设，危害保险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所以打击欺诈，遏制欺诈应成为人身保险风险防范的重要领域。

第一章 人身保险反欺诈实施

面对欺诈，反欺诈势在必行。相较发达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人身保险市场发展仅几十年，积累起的反欺诈经验并不丰富。在企业治理结构与管理机制上可多方借鉴国外发达市场有效成熟做法，实施落地上注重与新时代科技信息发展结合，迸发活力，发挥价值。

2.1 发达市场五点反欺诈经验值得借鉴

美英和亚洲的韩国，台湾地区的商业保险业务起步早，发展时间长，针对保险欺诈犯罪的预防研究及应对举措相对深入，反欺诈管理全面积极。亮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构建国家/行业/企业的多层次反欺诈机构，实现多机构协作、共同负责的组织体系;二是通过专项反欺诈立法健全法制体系;三是通过数据库构建了反欺诈的信息基础，实现行业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快速有效识别欺诈;四是权威机构实施多样化协同调查办案和磋商机制，提升案件突破能力;五是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反欺诈宣传教育，形成了全民参与的反欺诈社会文化。

以下四表概览了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反保险欺诈实施情况。

发达经济市场较成熟的反欺诈机制在两方面均可供中国借鑒。一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和组织架构。二是，就具体措施而言，主要包括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构建反保险欺诈数据平台;保险调查市场化;健全保险欺诈举报机制;强化反欺诈培训与宣传;与公安司法机关紧密合作。

1.1 中国反保险欺诈实施需加快推进

第一、中国监管发展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的立体管理

2012年，中国第一个剑指反欺诈的文件《关于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的指导意见》于2012年出台。首次规范定义了“保险欺诈，明确了加强反保险欺诈工作意义，并进行了总体部署。2013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车险反欺诈工作的通知》重点开展车险领域反欺诈风险专项行动。但对保险企业而言，具有规范指导实施作用和有效性管理价值的无疑是2018年发布的《反保险欺诈指引》。该指引在反欺诈范围上更加聚焦保险金欺诈;明确了保险公司欺诈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并详细提出了制度体系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与信息系统、欺诈风险识别、应对、考核、宣传教育及举报等方面的实践性要求。2019年中国银保监会即以对照《指引》开展自评估的方式精细化推进指引在保险公司的切实落地，形成了宏观制度指引+微观工具评估的立体管理格局。

目前中国监管层对保险企业的反欺诈管理要求聚焦五个方面。详见表5.

第二、互联网新技术开辟了反欺诈新思路新方法

保险业是依靠大数法则起源实施风险管理的行业，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又收集和衍生更多投保被保险人的相关数据信息，新的互联网技术必将显著扩展保险公司运用这些数据信息的范围，反欺诈位列其中。一起欺诈实施的成功识别在新技术支持下将时间关口前移，在保险业务的承保入口和理赔入口均能够发挥出提前预警的有效作用。以一起虚构虚假的人身保险事故示例，反欺诈技术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证人，即发生标的真实无误。要应用到各类生物识别技术。二是证事，即发生事故真实无误。不仅要对既往经验欺诈案例进行规则的提炼总结，更要运用各类统计分析模型对黑样本欺诈案例实施规则的有效性验证和机器学习。三是效率。即要解决大数据的综合计算能力与速度，发挥价值作用的重点是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

第三、行业信息交互共享平台促进反欺诈协同联动

以中保信的意健险风控系统为例，2019年遵循自愿有偿使用原则已向保险公司全面开放，初始提供4款数据服务(个人意外险核保风险提示、个人健康险核保风险提示、个人健康险理赔风险提示和理赔重复收据提示)，实现了人身保险反欺诈领域最关键的核保核赔入口端信息交互共享，有利于反欺诈联动协同。该系统在上线初期即提前预警识别一巨额高风险业务(所涉被保险人在41家公司，投保意外及旅游意外险累计4000余万元，有效期间高度密集地集中在三天内，投保方式绝大多数为网销自助，投保险种均为短期意外险)。经行业排查和协谈共同努力下，此案以客户主动退保得以最终妥善解决。

第四、理赔激增催化提速了保险企业反欺诈意愿能力

从国内几家大型保险公司2017-2018年情况看，短期健康险市场的保费提升在不长的时间内也快速激增了相关理赔。这一趋势在2019年将延续并加快。

理赔激增客观催化和加速了保险公司的理赔反欺诈场景智能应用研发，比如平安人寿开发天鹰智能风控系统应用了疾病医疗，意外事故医疗和重大疾病的理赔反欺诈模型;中国人寿在重大疾病领域上线金盾反欺诈模型;泰康人寿和新华保险分别在多类细分风险的反欺诈理赔模型应用上收获实际效果。行业反欺诈风控的自动化水平整体上得到提升强化。

1.1 反保險欺诈的企业应用设计

第一、 查漏补缺，补充企业经营治理组织体系的反欺诈功能

首先应以制度和组织形态建立和巩固公司反欺诈治理经营体系。董事会承担最终责任，监事会承担监督评价责任，指定企业高管作为欺诈管理负责人承担反欺诈管理实施责任，明确反欺诈职能部门负责欺诈风险执行管理。但围绕企业管理行为链条的多协同关联部门(涉及法律合规、风险管理、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审计、教育培训、服务运营、销售、产品开发、资金管理等领域)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

第二、 高效现代，建设全方位立体化的企业反欺诈信息管理平台

高效快能的信息化技术平台是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现代化的抓手。考虑到反欺诈基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科学性基础和努力防范前置于发生的目标性，这一抓手对于人身保险企业在实施反欺诈管理时也必不可少。保险企业反欺诈平台建设在整体设计构思中，应抓住几点要素：一是中心聚焦。即以保险金欺诈获利的理赔业务点为中心聚焦，辐射牵引其他关联领域;二是缺一不可。必须要覆盖到保险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全部关键业务单元。三是功能全面。体现欺诈信息从记录、识别、评估、应对、报告及信息披露等从始至终的功能发挥。四是新技术支撑。应同时注重决策类大数据模型、有效实践经验类规则库和欺诈相关多因素的关系型图谱计算等新技术的同时期互补和相互性印证的应用。

保险企业反欺诈平台的框架性结构设计指导见下图：

第三、 增强合力，创建全员积极参与的反欺诈风险管理企业文化

保险欺诈风险的阴谋设计者总是在多点布局，试探，突破并不断流动以减少被识别的概率。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内部如果单打独斗，不形成链条式管理合力，就势必存在个别置身度外的显著薄弱环节，就会造成反欺诈攻防溃败。企业外部如果各自为战，不合纵联合形成信息共享，欺诈风险的危害程度就不容易被准确测量，同样会造成反欺诈功亏一篑。所以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外部的全行业，甚至全社会，都应该从一开始就重视合力，营造构建积极有效的反欺诈风险管理企业文化，并推广至保险行业，影响至社会环境，提升社会大众的风险认识。在合力文化的构建中，层次需分明，点面需全面。核心层是行业整体的反欺诈组织层，起到共识引导和协同决策的主体管理作用。中间层是保险企业内部的反欺诈单元层，从机构设立、产品开发、运营管理(承保核保保全理赔)、资金收付、单证管理、人员管理、中介管理、第三方合作管理、新技术引入等多个具体职能领域发挥从具体标准制定到执行的全流程预防与控制作用。外围层是反欺诈环境层。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教育。对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开展案例通报、警示宣传、发布风险提示，提升防范欺诈意识;二是宣导。对企业内部员工和合作伙伴，学习认知反欺诈制度、操作流程、职业操守等;三是举报。积极发布职场/柜面/网络等多渠道服务资讯，鼓励公众积极举报可疑欺诈风险。

保险企业反欺诈风险管理企业文化合力构建指导见下图：

保险市场在繁荣发展中也涌动着欺诈暗流，对此保险企业的反欺诈措施也在积极摩拳擦掌，成熟市场的实践，监管的指引，新科技的赋能都为新时期下人身保险企业的反欺诈提供了有利助益。只有积极加快反欺诈企业管理体系的科学建设，筑牢风险防控堡垒，才能长期企业可持续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朱敏

第二篇：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之辨析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欺诈行为是一项具有深刻探讨价值的法律问题。根据其是否构成犯罪可以分为两种，即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文章试图对这两种欺诈行为进行分析，厘清两种欺诈行为之间的界限，以期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欺诈行为;民事欺诈;刑事欺诈

作者简介：王培(1989-)，女，汉族，辽宁大学2012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欺诈行为，违背平等、诚实、信用、公平竞争原则，尤其是在市场交易中，违背等价交换原则。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妨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造成社会诚信危机。

一、欺诈行为的概念

关于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欺诈行为是否触及刑法构成犯罪，可以区分为民事欺诈和刑事欺诈。下文将进行具体介绍。

二、欺诈行为的类型

(一)民事欺诈

民事欺诈指的是一方当事人通过虚构或隐瞒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根据欺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可将民事欺诈分为法律制度上的欺诈与侵权法上的欺诈。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要求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欺诈的行为，并且相对人因欺诈陷入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所以，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以相对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为最终构成要件。侵权法上的欺诈包括利用欺诈手段侵害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侵权法上的欺诈往往涉及的是财产欺诈。关于侵权法上的欺诈应当具备以下要件：其一，行为人有利用欺诈行为侵害他人权益的故意;其二，行为人不仅有隐瞒真相或虚假陈述的行为，还有侵害或骗取他人权益的作为或不作为;其三，该不法行为造成他人的实际损失;其四，欺诈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这种欺诈行为的最终构成要件需要导致受欺诈人的实际损失。

(二)刑事欺诈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涉及刑事欺诈的犯罪比例逐年上升，立法者往往根据社会的需要，将欺诈行为的一部分规定为犯罪。由于涉及刑事欺诈的犯罪行为在犯罪目的、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刑法则根据此种差异将这些欺诈行为区分为不同的罪名与罪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对刑事欺诈的规制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种是考虑其主观具有欺诈故意与客观具有欺诈行为直接以“欺诈”、“诈骗”命名的犯罪，如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欺诈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罪等。第二种是并不考虑其欺诈行为，而是因其行为方式包含了其他非欺诈方式，无法直接以“欺诈”、“诈骗”命名，而是规定为其他犯罪的，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等。前两种都属于涉及财产的欺诈，第三种是不考虑欺诈犯罪的行为方式这一方面，而是考虑其触犯的其他法益，将这种带有欺诈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伪证罪，诬告陷害罪等。

从两类欺诈各自的结构特征可以看出，两类欺诈行为之间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也在存着这明显的区别。下文将从两类欺诈行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入手加以分析，以明确两类欺诈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两类欺诈的比较与分析

(一)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的联系

刑事欺诈与民事欺诈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事欺诈行为是指欺诈行为未触及刑法时的状态，当这种欺诈行为触及到刑法时，就必须用刑法加以规制，也就是说，刑事欺诈是民事欺诈的犯罪化，为民事欺诈提供了法律上的第二次规制。如我国经济犯罪中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为侵权法上的欺诈提供了第二次的刑法规制。当然，刑法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规制时才可以启动。所以，民事欺诈是否发生质变应该升格为刑事欺诈是不能随意决定的。下文通过分析两类欺诈的差别以明确两类欺诈的界限。

(二)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的区别

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的区别主要是看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是否危害了超个人法益。而在实践中，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很容易混淆，尤其是民事欺诈与财产上的诈骗犯罪有很多相似之处，需要着重加以区分，下文将重点予以介绍。

1.主观方面的区别

首先，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主观方面都要求是故意，民事欺诈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明知自己的欺诈行为会使被欺诈人受到损失，但是却希望或者至少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事欺诈的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刑事欺诈的过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刑事欺诈的故意仅限于直接故意，原因在于刑事欺诈中的犯罪行为多为目的性犯罪，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相对人的财产损失，仍然希望这一结果发生，而不可能是持消极的放任态度。所以，刑事欺诈关于故意的要求应当比民事欺诈严格，刑事欺诈的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其次，在故意的内容上，民事欺诈对行为人主观上并不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说，民事欺诈中的“占有”并不要求实际的占有，而是利用欺诈行为，达到对财产的实际控制，并且利用这种控制以获取不法利益，比如对所控制的财产进行不法的使用、收益、处分等。这种所谓的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占用，但刑事欺诈则要求具有纯粹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对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全面破坏，如果欺诈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只能将这种行为归类于民事欺诈。因此，在主观方面，“占用”与“占有目的”的区别是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的一个重要区别。

2.客观方面的差异

首先，从行为方式上看，民事欺诈是当事人采用欺骗的方法，诱使对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其实质是牟利。因此，欺诈人对双方意思达成的合意是存在履行的意思的，只是希望通过这一行为牟取到更多的利益，其方法通常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根据其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皆可，故其行为方式通常表现为作为或不作为。刑事欺诈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即希望通过诈骗行为直接获取非法利益。其手段一般为虚构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或者在签订合同中提供虚假的担保，或者隐瞒自己不具有履行能力的事实等其他足以影响被欺诈人的决定的事实，另外，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不论是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相，只能表现为作为的方式，而不可能是不作为。

其次，从对财产的处分上看，“非财务所有者，可依法控制、使用他人财物，但非法定情况下不得行使财产处分权。因此，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所以，依据客观行为反应主观心理态度，通过财产的处分可以明确区分两类欺诈行为：如果行为人积极地履行义务，将所得财物用于合法经营或者即使未按照约定进行使用或者进行了非法经营，只要能够按照约定将财务返还，未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失，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仍应当定为是民事欺诈;如果行为人在获得财物后没有积极的履行行为，往往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者携款逃跑，给相对人造成损失，据此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构成刑事欺诈。

四、结语

通过比较两类欺诈行为可知，刑事欺诈是民事欺诈的犯罪化，如何认定欺诈行为是否构成刑事欺诈，是否需要运用刑法加以解决，需要结合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综合考虑。而我国刑法的适用需要考虑其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表现在：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即，只有当民事欺诈超出一定的界限，才会上升为刑事欺诈。因此，对于欺诈行为，只有当所有的裁量方法都用尽之后，才可以将这种行为诉诸刑法手段。

[ 参 考 文 献 ]

[1]孙国祥.非法占有目的刍议[J].刑事法学，2001(1).

[2]齐章安，周少华.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界限分析[J].法律科学，2001(3).

[3]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8.

[4]王利明.民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作者：王培

第三篇：从一则借款欺诈案看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把握

一、基本案情

2016年，李某某与姚某某在网上认识，姚某某告诉李某某自己是南昌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公司生产带照明的伞柄等专利产品，经查：姚某某确系该公司法人代表，姚某某也确有伞用手电筒等三项专利，但该公司案发前两年内未发生交易业务。

2017年2月，姚某某以公司资金周转缺钱为由，向李某某提出借款5万元，李某某表示有房产抵押可以借。3月，姚某某提供了自己房产证的复印件，声称在银行借了11万，原件抵押给了银行，房子值25万。李某某信以为真，把5万元借给姚某某，并在借条上写明用房产抵押，借款利息每月3000元。

姚某某借款后，22400元用于归还其在银行的信用卡欠款，24000元用于炒黄金，经查：姚某某炒黄金亏损20余万元。

4月，李某某向姚某某要第二個月利息时，姚某某明确表示已经没有钱了，并告诉李某某，他的房产其实早在2016年2月就卖掉了，目前还欠债20余万元，他的公司现在也没有业务，自己靠母亲的养老金生活。李某某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诈骗罪对姚某某立案侦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二、分歧意见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历来都是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但笔者认为，简单地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来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并不能体现二者的特性，这种区分标准是不合适的，也不具有操作性。因为民事欺诈也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通过民事欺诈获得的利益同样不受法律保护。那么，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在主观、客观上都很相近，应当如何准确合理地把握二者界限呢?对于此案的定性，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案构成诈骗罪，主要理由是：姚某某借款前就欠债20余万元，自己又无收入来源，表明其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具备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客观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谎称房产抵押给银行，并以公司资金周转缺钱为由借款，但实际上借款却用于还欠债和炒黄金，具备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案不构成犯罪，主要理由是此案属于民事欺诈，应按照民法以民事诉讼途径处理。

三、评析意见

(一)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认为此案成立诈骗罪的意见只是简单地、模式化地套用四要件论得出的结论，这个案件不应认定为诈骗罪。笔者的理由是：

首先，此案当属民事欺诈。民事欺诈也是以占有对方财物为目的的，客观上也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不能简单地从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就得出成立诈骗罪的结论。本案当事人双方之前就认识，行为人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借款人完全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作出裁决。

其次，借款人过度轻信行为人的资信状况，连最起码的资信调查都没有做，没有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比如，借款人应该看看行为人的公司在哪里，有没有开展过业务;行为人提出抵押的房产在哪里，什么人住在那里;行为人提出房产证抵押给了银行，银行贷款抵押合同在哪里;行为人答应给每个月3000元的高息，他凭什么能够支付这么高的利息;等等。这些调查核实并不难做到，都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事。但借款人完全怠于核实，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在行为人高息的利诱下，草率地借款5万元给行为人。对于这种损失，借款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恢复利益，如果判决不能执行到位，“苦果”也只能由借款人自担，而不应当由公安机关动用“国家暴力”为其追缴损失。

再次，此案认定诈骗罪不符合刑法谦抑精神。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的法律手段，只能是不得不用的最后手段，能用民事、行政法解决的，尽量运用民事、行政法解决。如果此类民事欺诈纠纷全部入罪，公安机关将不堪重负，刑罚也将滥用，刑法谦抑精神将无从体现，人权保障也将无从谈起。

最后，从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看，认定犯罪也无益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从表面上看，虽然对行为人以诈骗罪惩处使借款人出了一口恶气，解了一时心头之恨，但除此之外，借款人还能得到什么呢?行为人还有可能对借款人心怀怨恨，对司法的冷漠感到不满。事实上，虽然行为人借款时确实没打算马上就还，当时也无力偿还，但一时还不了，不代表一生还不了。行为人将借款部分用于还信用卡欠款(这本身是一种诚信行为)，一部分用于炒黄金，说明其主观上还是寄希望于通过偶然的暴利，扭转生活困局。何况，行为人确实还有三项专利，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作伙伴，公司也就一直没有开展业务。行为人案发前穷困潦倒，靠母亲的养老金生活，人生已经非常不堪，如果司法机关再将送入大牢，将使他的人生希望彻底破灭。而如果不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也必然会去想办法改变穷困局面，继续寻找机会，通过专利合作等方式摆脱困境，那样，不仅体现了司法的温情和人文关怀，而且也给借款人保留了获得利益恢复的可能。

(二)思考启示

通过以上案件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四点启示。

第一，诈骗的含义不是僵化不变的。何谓“诈骗”，是随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正是基于此，刑法当中并没有对“诈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笔者认为，刑法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带来诸多事物和观念的发展变化，所以刑法对诈骗罪的界定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刑法的功能就会适得其反。

第二，对生活和市场投资领域应当适用不同的欺诈标准。笔者认为，对生活、市场、投资和投机领域分别适用不同的欺诈标准，离基本生活越远的领域，越不需要刑法的介入。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的数额立案标准是不同的，越复杂的领域数额立案标准越高，这也体现了这一点。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不明其理，不知道这三个罪的数额立案标准为什么相差巨大，以为是犯罪标的越大，数额立案标准也就越高。而其实，这三个罪的数额立案标准不同，是因为对“诈骗”的认定标准不同，欺诈程度要求越高，数额立案标准才定得越高。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在认定这三个罪名时，往往只注意到立案标准的数额差异，而忽视了欺诈程度的差异。

司法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对生活、市场、投资、投机领域的诈骗犯罪适用不同的欺诈标准，符合社会生活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因为，生活中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所以低程度的欺诈就可能得逞，而市场投资领域暗礁丛生，商战中兵不厌诈，甚至有商战三十六计之说。这自然要求商场中人提高警惕，加强对对方资信和诚信的审查，确保自己交易安全。如果市场投资领域稍遇欺诈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不仅公安机关不堪重负，也会使交易者保障自身交易安全的意识更加淡薄。只有严格市场投资领域诈骗犯罪的認定标准，才能促使交易者瞪大双眼，明察秋毫，保障自身权益不遭受欺诈。没有任何市场交易风险防范意识，没有起码的交易安全保障知识，就随意参与市场投资，一旦遭受欺诈，承受损失，这只能是深刻的教训。就如同没有学会游泳的人就跳入水中，被水呛到能怪谁呢?所以，只要交易者都不断提升自己的交易安全意识，不断提升自己保障交易安全的能力和水平，市场欺诈就会被一个个揭穿，欺诈者不仅不能得逞，还将承担欺诈违约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此一来，市场欺诈自然会逐渐萎缩，市场秩序会越来越规范有序。

而投机领域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博弈。投机者参与投机时就应当意识到投机风险，正所谓风险越大，回报才会越大。投机者都是冲着巨大的回报去的，不可能不知道这巨大的回报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基本上都是如此，都清楚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对这种集资诈骗，笔者认为，欺诈是应有之义，不需要刑法介入。换言之，这种集资诈骗行为在刑法上不应认定为犯罪，这种投机纠纷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渠道解决，投机亏损者只能自认倒霉。当然，如果这种非法集资行为系以民间金融机构名义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则扰乱了金融秩序，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第三，司法者一定要转变有欺诈即涉嫌诈骗犯罪的观念，绝不能把欺诈简单等同于诈骗犯罪。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认为只要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了财物，就涉嫌诈骗类犯罪，在诈骗类犯罪的认定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有罪推定、先入为主观念，上面这个案件就反映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欺诈远不等于诈骗罪。司法者一定要转变将诈骗罪简单化、扩大化的观念，从刑法谦抑的角度，尽量限缩诈骗罪的空间，让刑事的归刑事，民事的归民事，避免公权力不当介入民事经济纠纷，让法院成为民事定分止争的终局裁判者。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不断削弱“警察暴力社会”的形象，不断推进现代法治文明进程，实现法治中国梦。

第四，司法者不仅要考虑恢复被害者的权益，必要时也应向犯罪嫌疑人投去眷顾的目光。司法者在处理诈骗类案件时，除了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上分析案件，还应更进一步去思考：行为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特别是身份公开的欺诈，当事人双方往往相识甚至熟识，行为人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还要向他人骗取钱财?实践中，很多诈骗类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是将骗取的钱财用于还债或用于炒期货、炒股等高风险投机甚至赌博，企图一夜暴富。对于这些债台高筑的“诈骗犯”，司法机关如果以诈骗罪将他们送入监狱，给被害人能带来什么?一时还不了，不代表一生还不了，如果提起民事诉讼，行为人将来什么时候有钱了随时可以要求他还;但一旦予以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生将彻底毁灭。那么，能不能给这些穷困潦倒的“诈骗犯”一次机会呢?想必他们也不想背负沉重的负债，就这样一直在债主的讨债声中生活下去，甚至永远背负“诈骗犯”的恶名，一生沉沦，丧失尊严，他们总还是希望能够摆脱困境的。所以，笔者认为，对这样一些身份公开的欺诈案件，司法机关不宜简单地以诈骗罪认定处理，而应当立足于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运用社会综合治理手段，对欺诈者给予教育、挽救、矫正和必要的帮助、指导，使他们迷途知返，以积极的心态去努力改变人生面貌，开创新生活。这，才是刑法应当担当的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扩大诈骗犯罪的适用对于遏制诈骗现象来说绝非治本之策。解决欺诈泛滥问题不能过度依赖刑法，只有创新社会管理方法，健全诚信惩戒体系，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欺诈行为，这不仅是从根本上减少诈骗类犯罪的发生，而且贯彻了刑罚谦抑精神，避免了刑罚的滥用，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现代法治文明进程。

作者：熊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