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辩证法

第一篇：战争与和平辩证法

辩证法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毫无疑问，在历史的进步过程中，科学技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今，人们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绿色GDP的概念也让人们得以重新衡量经济发展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程度。可持续发展当今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由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往往运用不当而带来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以人的生存发展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1 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作用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合理的运用，毫无疑问将推动社会的进步，推进可持续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但是如若运用不当，会对可持续发展产生莫大的消极作用。从消极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运用所引起的社会危机使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技术还成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桎梏。科学技术并非万能,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锐减、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和负面效应,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书的开头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小镇，她说：这个城镇座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象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但是，人类闯进来以后，由于对科学技术的滥用，一切都变了，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也是寂静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死亡。在屋沿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还在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象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已使自已受害。因此，我们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要时刻牢记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可持续建设而努力，为子孙后代造福，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从辩证法的角度讲，良好的自然环境反过来也能让社会和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2 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人类要真正驾驭科技这匹烈马,摆脱科技发展的二难的窘境,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确实困难重重,不仅受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重大影响,还受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的深 [2][1]

层制约。

2.1 科技整合制约

科技和政治彼此强化,相互推进。强大的科技力量不仅昭示了经济实力,而且也可直接作为政治筹码,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反过来又为进一步控制世界尖端科技创造了条件。科技政治化的结果加速了科技发展的失控,科学技术这匹烈马愈益难于驾驭。

2.2 文化观念的制约

一个事实是，现在的许多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观念，每种文化观念都有形成的历史背景，比如美国为维护他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可能在他自己意识到一些事情之后只是自己保护自己的环境，而继续对别国的环境破坏置之不理，只是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对别国的环境问题进行批评，正如寂静的春天序言所讲的那样，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 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3 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我们要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的社会作用，对科学技术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作辩证的理解。我们还应该在创新的时候加强对新的科学技术的风险和后果进行有效地评估，以达到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爱因斯坦说过:“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像布兰代斯这样的人的良知良能。”[5]在1937 年9 月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又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我们都知道, 那种限制发展科学技术、从工业化中后退悲观主义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不可能放弃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去谈可持续。至少发达国家不可能放弃工业化的巨大成果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 而发展中国家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通过发展来改变其贫困和落后的面貌。同样, 那种盲目赞美科技进步的乐观主义也是很可怕的。[5][5][4][3]既然科技负效应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人类的目标、人对自然的态度上,那么我们改变传统的观念, 树立起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调发展的思想, 充分发挥科技的正效应, 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显得愈发重要。可持续发展向科学技术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互利共生的新目标, 要求把从系统整体中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到“ 人与自然” 的有机整体中, 用生态学整体性的观点看待科技的发展。因此, 传统意义上的科技观已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必须树立起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的新的科技观。

4 结语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抛弃的，因此，合理的利用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求我们有很好的理论知道，因此中共十八大也提出我们必须把四位一体总布局升级为五位一体总布局，重视生态系统的自然环境，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科技创新实践和科技合理应用。努力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加快经济文化建设，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最终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黄涛. 科学技术价值探析[ J ].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 2004, (4) : 92

[2] [4]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美国, 1962

[3] 彭列汉, 潘建红. 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J ]. 科学学研究, 2004, 22(5):

471- 475

[5] 杜卡斯. 爱因斯坦谈人生[M]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61- 75

第二篇：辩证法论文

辩证为基，数学为楼

——浅论数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 数学这门学科是根据自然辩证法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发展起来的。按照古希腊数学哲学的观点, 数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属性是正义,数目的属性是灵魂、理性或机遇,其他事物也能用数来表示。无限是偶数,把偶数拿来用奇数限定,就会赋予事物以无限性。万物都是成双的, 任何对偶的事物皆可以平分。计算两部分的平分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因为这种两两平分可以无限进行。但是,如果增加到奇数,平分就成为有限,就会使无限的二分终结。数学源自实物的实性,而数学方法是进人哲学殿堂的阶梯,是认识理想世界的准备工具。最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为解释宇宙生成而去研究数学,并从数学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数学研究抽象概念,一切对象均由整数组成,数乃宇宙的要素。古今中外,自然哲学流派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宇宙生成这一中心问题,力图在数学中寻求宇宙生成的圆满答案。

数学与哲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同是柏拉图学派的门徒,柏拉图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生,阿波罗尼斯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和欧几里德的门徒相处很久。这些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在思想上、学术研究中相互影响,在同一时期使得数学和哲学都发展到各自的高峰。从毕达哥拉斯的自然哲学、机械决定论到逻辑实证主义都表明,数学确实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许多哲学思想的方法和内容。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精神,数学在今天已渗透到以前由权威、习惯、传统、风俗所统治的领域,并且逐步取代它们而成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南。有些数学成果,如非欧几何、哥德里定理,对人类的真理观、时空观、伦理观乃至人生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无处不存在着对立统一,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要求人们全面地看问题,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具有其独特的内部规律,不认识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得出的观点必然是主观主义的。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数学所反映的数目关系和空间形式同样也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对立统一”的内容。如:正数与负数,实数与虚数,乘法与除法,微分与积分,这些数量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是数学整体性的具体体现。事实上,数学整体性是一系列繁简不

一、层次不同的具体数目和形体关系的内容,按一定逻辑和顺序组成的严密知识体系。强调数学的整体性,就是要使人们的头脑反映这种数学的整体性,使客观的东西逐步地变成主观的东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全面地看问题,对外界事物能够有正确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用丰富的想象能力,高度的概括能力,发挥智力的独创性,形成思维的完整结构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哲学是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给我们以方法论的指导。认识论把科学研究奠定到了实证即实验的基础上,认为科学必须是经过对经验的排列和归纳才能获得。思辨与实证、想象与逻辑、直觉与知觉、抽象与具体的研究方法是自然辩证法的主导思想,只有把彼此对立的概念、思想、方法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出诸多全新的科学概念、思想和独特的研究方法。自然辩证法还认为,科学认识应奠定在实践基础之上,实践是创立理论、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与标准。要揭示自然现象的本质、联系和规律就必须在科学认识过程的实践基础上,把观察和假说、实践和理论、归纳和演绎辩证地统一起来。科学真理既不能按现存的理论来判断,也不能按人数的多寡来表决。

在人类构筑的庞大的精神财富宝库中,数学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傅立叶级数使人们对音频的把握更加清楚,为创造各种优美的乐曲提供了可能;几何学成为西方近代画家的必修基

础课;散文大师着力体会数学的简洁明快及数学风格;文艺创作从模糊数学、实变论吸取指导思想和方法,而这些仅仅是数学成功应用的一朵奇葩。科学发展到今天,数学应用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应用数学的理论、概念、手段和技巧,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量和量变的分析、描述、计算和推导,找出其内在联系的数学表达形式以及发展变化规律,为科学研究提供数量分析和计算方法,建立数学模型,并将理论模型付诸实际,检验其符合程度,并根据检验结果修正和完善模型。这一切都建立在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数学学习,有利于帮助提高辩证分析能力,理解数学系统关系的整体性。这种数学整体性的修养,有利于获得哲学观点和数学知识,同时,它也是发展思维结构整体性的基础。从事数学学习、研究与应用的人们应当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数学作为人民生产活动知识的结晶,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力量,它在本质七是同宗教蒙昧和唯心主义对立而同辩证唯物主义紧密相联的。它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与日剧增的新材料,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正确。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数学工作者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排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数学研究的阻碍,在科学实践中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划清一些界限: 一是把数学性质的问题同哲学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既要强调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又不要搞“代替论”;二是要正确区分社会历史观与自然观,既要看到人们由于受社会的影响而存在唯心史观,又要看到大多数人在自己的数学研究中会自觉地存在唯物主义的倾向,努力把唯物辩证法这种高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自己的数学研究中去,指导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数学愈向前发展,数学探索的难度就愈大,就愈需要更加准确的计算、更加精密的实验仪器和更加高超的哲学武器。进行创造性、探索性的数学研究工作,必须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度的概括,但它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具体的数学问题,这里关键是要真正通晓唯物辩证法,勇于实践,善于探索,解决数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数学研究方向的正确性,才能获得促进人类进步和幸福的数学成果。

第三篇：谈谈辩证法问题

谈谈辩证法问题》写于1915年，1925年首次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5、6期合刊上，后编入《哲学笔记》。这是列宁对1914—1915年研究哲学问题的总结，虽然全文只有三千多字，却是是寓意深刻、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列宁的哲学思想从形而上学的认识水平进到辩证法的认识水平。

《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诡辩论的总结，也是对他在《辩证法的要素》一文中所提出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的进一步说明和发挥。文章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和认识的规律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强调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根本规律，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文中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阐述了形而上学发展观与辩证的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说明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着重阐述了认识的辩证法，分析了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等哲学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著名论断。这篇论文是列宁研究辩证法问题取得的理论成果的突出表现。它补充和深化了《辩证法的要素》一文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九十年后再读这篇文章，我们理当从更全面的哲学史角度来认识其的意义和思想内涵。由唯物论发展到知性辩证法、乃至于理性辩证法，是世界观哲学的认识发展经历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哲学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唯物论发展为辩证法，是世界观哲学认识水平的历史进步，这个进步是思想的飞跃，标志着哲学思想走向成熟，这种成熟使人达到辩证法的自觉。列宁的认识发展，正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但又有所区别。

列宁的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分析和批判基础上，黑格尔在论述辩证法时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它只反映出认识过程的特点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论述结构表现出来的封闭的圆圈。但是却没有反映出辩证法是开放的系统。列宁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到：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中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认识论原理》第……页304)都把认识看作一串圆圈。”

列宁明确提出辩证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内容是永远增加着的。他说：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说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我们说，看到了唯物与唯心对立性质的确立，而没有看到其同一性质，是形而上学式的观点;把握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之间的同一性而忽视两者的对立性，则是知性辩证法的观点。理性辩证法，是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事物转变为事物的本质，把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而不是停留在事物的具体矛盾中。在知性辩证法看来，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在辩证法内部则是同一的，没有矛盾的。理性辩证法认为，本质内部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法的实质。因此，在辩证法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 对比来看，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是封闭的圆圈，它具有极限，即起点和终点;辩证法的特点是开放的系统：它的范畴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完善，这两者的特点恰恰是相互矛盾的。这也正构成了科学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具有的特点：由相互矛盾的两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在具体论述时这样提到：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 在这里，列宁把认识过程比作无限的近似于一串圆圈，将他的这一思想提升到本质高度，剥离出其特征，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封闭的圆圈和开放的系统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科学理论所应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 因此，列宁的思想体系是从理性辩证法高度把握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以及逻辑学三者的同一关系，通过这篇文章和其他类似著作，可以确实的说列宁对于辩证法的认识深度已经上升到理性辩证法的高度。

另一方面，列宁把黑格尔的很多观点上升到了理性辩证法的高度，但却忽视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之间的对立性，使黑格尔提出的一些理性辩证法的观点从间接性的本质高度下降到具有直接性的知性辩证法层次上。

在谈到发展观时，列宁对比了两种基本的发展观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开始提到的“两种宇宙观”基本就来源于此)：

“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分析两种观点的具体内容，第一种发展观：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显然，这种发展观把握了事物处在量变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减少和增加。而重复运动这种形式，则是机械运动具有的特征。可见上述两种运动形式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产物。

第二种发展观，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这里强调的不再是运动的表面形式，而是运动的内在动力，运动的源泉。由于事物内部具有矛盾性，矛盾双方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导致了事物的发展变化。

第一种观点停留在运动的表面形式上，它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只有重复，没有转化，因此这种发展观具有片面性。第二种观点深入到运动的本质中，把握了自己运动的源泉，把握了变化的本质是飞跃和质变。这两种观点分别处在不同的认识层次上。它们二者之间属于形式和本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从外部直接对立起来，从而作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本质区别看待起来，这是知性辩证法通过对比分析得到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把握了运动的形式和本质之间具有的对立性，忽视了它们二者之间具有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表现在二者都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运动的形式。它们之间的对立性表现在：一个从表面形式上把握了运动，结果得出发展变化具有的直线性和周期性;一个从本质上把握了运动的特点，结果得出发展变化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运动。

列宁提出这样的两种发展观，是出于当时在革命斗争中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需要。但是在哲学上将革命实践经验直接作为一般规律，是不够科学的做法。从方法论角度上讲，对比法不能准确地把握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只能从形式上将它们二者区分开来。当人们通过对比方法将客观的运动形式与主观的认识方法直接挂起钩来之后，就会导致客观运动形式向主观思维方法的转变，结果直线性和周期性的运动形式就同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直接等同起来，而螺旋式和波浪式的运动形式则与辩证法直接等同起来。这种将主观的认识方法和客观的运动形式直接挂钩的结果，导致了辩证法的运动形式中失去了直线性和周期性。因为人们把这种运动形式当作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排除在辩证法之外了。 在实际中，直线性和周期性的运动都是客观存在的将两种运动形式同两种发展观联系起来、等同起来，是主观意志作用的体现。在现实中两种运动形式都是具有客观性的，它们各自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因此在两种运动形式之间不存在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问题。

以上的分析比较好的体现了知性辩证法的缺陷，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知性辩证法通常采取外在的对比法进行分析和论述问题，理性辩证法则采取矛盾分析法进行分析和论述问题。然而必须明确的是，理性辩证法与知性辩证法也不是对立的关系。真正的科学辩证法，它的基本标志是将理性辩证法和知性辩证法作为其中的两个环节，收揽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其中理性辩证法构成了本质环节的辩证法，知性辩证法则把握了形式上具有的特点。本质和形式二者紧密结合，成为一体，这就是科学辩证法具有的特色。 结合对这篇著作的思考去理解现实问题，很多疑问都会迎刃而解。比如说，我们往往会憧憬一个自由而有秩序的社会，但最终常常迷失在追求绝对的自由或秩序上。这是人类社会固有的矛盾之一，而看似相反的两个方向，却是互相关联引起的。我们本能的渴望自由，但人本身的不自信和对未知的恐惧会促使我们将自己交给一个信任的团体，这种信任如果不像其表面那样可靠最终就会促成暴政与独裁。辨证的去看这个问题，就会知道真正的自由与秩序都不会存在，对其中一项的单纯追求都会促使其走向反面。惟有牺牲部分的自由与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平衡。

又比如说，我们常常认为民主就代表了民权，实际上民主这个词本身也包含了矛盾的对立面，民主可以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在形式上体现为少数服从多数制;民主也可以代表普遍的利益，即均等而有限度的权利，形式上可以体现为一票否决制。这两者的对立显而易见在于，一旦多数人否定了少数人的权利，普遍的利益立刻遭到破坏，反之亦然。对于同一个问题，两者是无法并存的，而这两者又都是避免出现极权的必要措施(如果认为极权仅指少数极权)，因此只有对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磨合不同民主的适用范围。

最后，作为新一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来提高自身的哲学认识水平。同时我们也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不断的实践被继承和发展，未来也将诞生更系统、全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那又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指导实践的最佳准则。

第四篇：群众路线辩证法

群众路线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和价值观，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和工作方法。部队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应把握和运用好群众路线本身所蕴含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按照“标准更高、走在前列”的要求抓深抓实抓出成效。

“来”与“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方法论层面上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辩证统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要坚持开门搞活动，真正让群众参与进来，请他们做顾问、当裁判。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听真话、听实话、听掏心窝子的话，正确对待、虚心接受官兵的意见和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注意听取群众意见，无论是查摆问题、剖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要请官兵把脉、让官兵监督。

“大”与“小”——群众利益为大，个人利益为小。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工作都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以群众利益为大，以个人利益为小，通过个人一点一滴的工作为群众谋利益，做到“以小见大”;绝不能“因小失大”，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损害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政绩观，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群众利益这个“关键点”上，坚持个人利益服从群众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充分认清“当兵为了谁”“打赢依靠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原则，积极主动搞好帮困解难，高效务实地解决好官兵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积聚磅礴力量。

“远”与“近”——“四风”离我们越远，群众离我们越近。当前，“四风”问题在部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仅败坏部队风气，损害部队整体形象，而且销蚀部队凝聚力战斗力。要通过查找问题照镜子、端正行为正衣冠、从头到脚洗洗澡、对症下药治治病，切实解决“四风”问题，真正使各级党员干部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坚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立说立行、边整边改，坚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真正做到解决问题实实在在，群众感受真真切切，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官兵、密切关系。

“上”与“下”——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上行下效。各级领导干部既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者、推进者、监督者，更是参与者、示范者。要在强化责任上带好头，按照“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的要求，切实以普通党员身份把自己摆进去，积极参与活动、接受教育。在剖析问题上带好头，既要勇于眼睛向内对自己动“刀子”，又要胸怀坦荡，虚心接纳别人指出的问题。特别是召开民主生活会，要注意提高批评和自我批评质量，真正触及思想和灵魂，使自己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在落实规定上带好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以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影响部属、感召官兵。

第五篇：《老子》与辩证法

《老子》与辩证法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本不具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就《老子》自身而言，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命题。但由于现代中国，所谓的辩证法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所谓的辩证法思想来解老，给《老子》赋予具有真理意味的辩证法要素，成为了诸多现代注家的一种不自觉的倾向。因此，便不得不提及了。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要让自己明确，当我们使用辩证法这个概念时，我们到底要表达什么，以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畴和层面上表达的。正如我们提到形而上学时需要明确是谁的形而上学我们才能真正明确其具体内容，当我们提到辩证法时我们也需要了解辩证法这个概念的发展过程和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它不同的内涵的变化。 下面我将就此进行一个简要的、粗线条的回顾。

在古希腊时期，辩证法由于由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对话而被孰知。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是被作为，就如它的希腊语的词源所表现的，谈话、辩论的技巧使用的。苏格拉底通过不断的否定其辩论对手对于某一个概念的阐述，来促使辩论双方对于这一概念的实质逐步形成清晰与正确的认识。虽然，在这个辩证的过程结束时，在很多情况下，苏格拉底并没有与对方达成真正的对某一个概念的定义的认同，但是，这个辩证的过程总是能够表现出，通过否定错误和模糊的思想，向着概念的实质逐步接近的积极倾向。因此，自古希腊时期，至少当我们提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时，它是一种方法与技巧。当然，我们能够在其中剥离出我们当今，准确地说是中国当今，所认为的辩证法的三个要素的。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包含着否定，这是对于概念描述中所呈现的错误内容的否定;包含着联系，这是辩论过程中必然出现在概念内、外沿之间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包含着发展，这是辩论的目的，是对于概念的逐渐清晰。但这些要素，显然是辩论方法与技巧范畴内的东西，而不是概念内的东西。它们是对实在进行认识的过程中的东西，而不是实在本身的东西。 当然，如果我们基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如果我们承认实在的世界是理念的世界，那么，我们是有可能将辩证法，这一使得概念逐步清晰的活动，当作是内禀于作为实在的理念本身的特质的。

但柏拉图并没有将这种理论上的潜能变为现实，他更多的是借助于辩证法由个别理念上升到普遍理念，又从普遍理念回到个别理念。将之作为一个能够认识实在世界的逻辑方法来使用。

如苏格拉底这样，通过对于对方论题的不断否定来探寻真理，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构成了辩证法的实质内容。在这个时期，其实，辩证法更多的体现在“否”，也就是对于对方正题的反题，这个层面上。

到了康德，他运用辩证法是通过他的二律背反。即，正题、反题都无法被否定，都无法证明该论题的正确或错误。在康德这里，辩证法仍然还是一种认识的、论证的方法。辩证法到了康德这里，依然是属于认识方法范畴的东西。尽管有肯定、否定，或者说正题、反题，这些还是指向我们的思维对象，或者说是指向概念的内容。他的辩证法，更多的运用于对于形而上学领域的思辨，但是，他的辩证法，并不是他的形而上学。它实际是为了厘清现象界和形而上学各自不同的领域。康德通过他的二律背反式的辩证法，是为了证明形而上学的，就知识而言的，超越性，界定知识的边界，同时为他的形而上学留下“悬置”的位置。

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将辩证法引入到了对于实在的本质的描述而不是仅将其作为发现真理的方法。也就是说，费希特将辩证法运用于本体论的范畴，而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这并不是一种随意的理论转向，而是因为，他的实在本身就是思想，他的实在的运动的性质就是自我设定，或者说是对于自我的认识。纯粹意志，绝对精神，或者说自我，在费希特这里，才是真正的实在。它被赋予了能量和目的的要素。运动、变化都是自我的内禀的属性，而运动、变化的最根本的源动力来自自我本身，来自自我这一绝对精神、纯粹意志，自我确定的需要。自我确定，按费希特的话来说是自我设定，是靠对于非我的否定。于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辩证法的诸要素，否定、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在费希特的思想体系中得以呈现于本体论的范畴之内。在这里，辩证法超越了一种思辨方法的地位，具有了内在本质规律的意味。

从费希特开始，辩证法从认识论进入到了本体论的范畴。但是，这种进入，是严格的以他的形而上学为依据的。正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才使得辩证法由认识论进入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范围具有了可能性和合理性。正因为世界是意志的、精神的、思想的，才使得辩证法，这个认识论范畴的、思想、精神范畴的活动，成为了本体论范畴内的，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而辩证法这个思想的活动规律要想正当的成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是需要将思想、精神作为本质，这一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背景的。

黑格尔从德国唯心主义的共同的逻辑起点出发，即，真正的实在是精神、是思想，因此，思想的活动是实在的活动，是本体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其目的在于达到对于思想的自我本体的完全的认识。而对于自我的完全的认识，则是通过原本在于认识论中的辩证法来完成的。对于自我这一主体的认识，是从对于客体的否定的认识，或者说是从对于客体的辩证的认识开始的。通过对于作为主体的客体的设定(正题)的否定(反题)，得到了一个对于主体的客体的新的设定(合题)。这就是否定之否定。通过对于新的设定的不断的否定(变化发展)，穷尽了设定的所有关系(普遍联系)之后，最终达到对于自我的完全的认识。

当黑格尔将他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引入到，更确切地说是运用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时，他是将他的否定之否定普遍联系到社会文化中，用以解释历史进程的变化发展。他的历史发展观，因此带有了目的论的色彩。这一方面与他的形而上学所要求的绝对精神所要达成的完善的自我认定所一致。另一方面，又是，也许在潜意识中，与他的宗教信仰的末日审判的终结情怀相联结。更重要的一面在于，是与整个德国的唯理主义哲学家们，尤其是费希特，所激励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的崛起相呼应。

历史社会形态的变迁，国家、民族统治地位的更迭，这些，在黑格尔那里，都成为了作为绝对精神的客体往绝对精神进发的过程中辩证否定的环节，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因此，历史的进程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合乎逻辑、合乎辩证逻辑的必然的规律。泛神论、唯心论、辩证法，这些都在历史的辩证进程中发挥着理论作用。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历史辩证发展来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是无法避开泛神论、唯心论和辩证法这些形而上学基础的，否则，将会造成理论上的缺陷。

但是，我们，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扩大，更确切的说是转换了，辩证法的适用、应用范围，成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中的内在规律、普遍规律和根本规律。但是，却脱离了它在德国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下之所以能够成为规律的根本背景。

我们所接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事实上是将辩证，这一思维的特质，赋予了物质，成为了物质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其唯物的立场，又不得不将属于思想过程的否定的特质，置换为物质内部的矛盾的对立。

我们所阐释的唯物辩证法，与古希腊和德国唯心体系的辩证法，除了具有容易令人混淆的相同的名称以及具有“否定”这一特性外，其基础和内容都完全不同。它不再是基于思想范畴内的运动，而成为了物质运动的内部因素;它不再是基于通过否定而使得主题或主体逐步确定的单向推进，而成为了在理论上具有双向潜能的矛盾双方的相互否定，尽管，为了使其对于现实进程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它被赋予了变化，特别是发展，的维度。

而当中国的当代注家以唯物辩证法来注释国学经典时，事实上，他们同时又在对国学经典和唯物辩证法进行着双重的改造。

诚然，在中国的古典思想的本体论的范畴内，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居于主流地位的太极阴阳五行学说中，存在着阴阳的对应。但这种在气一元论框架内的阴阳二元论，阴阳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对应，是“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是一种循环式的此消彼长，是一种相互包含和相互为条件。而不是矛盾这个概念所指向的定义为同时断言一个陈述和它的否定。尽管，从概念分析的角度而言，阴阳相互包含着对方的否定成分，但从理论解释上，阴阳是“互为其根”的关系，是阳极而生阴的循环，而不是通过否定阳而生阴的辩证法式的矛盾对立。可以更加贴近辩证法式的矛盾对立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是生克。但是，生克，比如在五行学说中，体现的不是一种二元的直接的矛盾对立，而是一种错位否定。在构成对应关系的阴阳中，我们说阴阳相生，却不说阴阳相克。而五行中的相克与其相生则不构成对应关系，如木生火、木克土，这里虽然包含着否定的成分，却完全不是辩证法式的矛盾对立和矛盾双方的相互否定。

具体到对于《老子》的解读，其被诸多注家理解为辩证法的部分，如果用不论是哪个时期的辩证法，哪怕是被注家们所使用的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来对照，其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这也无怪乎有些注家不得不将之称为“老子的辩证法”了。 在《老子》中，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考察，当我们立足于宇宙的本源或者本性这个范畴，则对应的是《老子》中的“道”;当我们立足于实在的最终本性，也就是万物的本性这个范畴，《老子》中对此的仅有的说明则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就“道”而言，虽然“反也者，道之动也。”句，经常被置于辩证法的语境下解读。但是，即便我们暂且搁置对此句的翻译上的争议，承认“循环往复的运动变化，是道的运动。”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变化，是道的运动。”这两种翻译具有文本上的可能性，我们仍然无法凭此表述将其内涵指向辩证法。因为无论是循环还是相反并不等同于辩证法在本体论的语境中所应具有的主客体之间或者矛盾之间的否定要素。就万物而言，虽然，其构成为阴、阳，这一对在形式上具有相互否定的可能性的要素。但就如前文所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阴阳更多的体现了一种相互对应而非对立的立场。在《老子》此处亦如此，虽然我不赞成以他人构造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范式来解释《老子》，但由“冲气以为和”可见，《老子》在此处未必标新立异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其它学说。至少，仅就于此，我们可以谨慎的说，阴、阳之间是一种“和”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就毫无理由认为它们是要相互否定的一组矛盾。所以，从本体论角度而论，《老子》并不具备能够称之为辩证法的基本要素。

在关于《老子》的讨论中，更多被提及的，是其论述过程中所隐含的辩证法所具备的一些特征。

比如，对于“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显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很多注家认为它反映了老子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与自己相矛盾着的对立面，每一个事物都与自己的对立面相联系而存在，即都以对立面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二者是相互依存的。首先，即便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它也只能说明老子的思想中具有唯物辩证法所需要矛盾对立的特征，但它同样缺乏相互否定的特征。至少，在《老子》中，这种二分法所产生的所谓的矛盾双方，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和而不同式的共存，而似乎没有唯物辩证法所需要的矛盾之间的斗争。若是有所谓的矛盾就必定是反映了辩证法思想，则任何二元论都将可能成为辩证法。

但这并不是说《老子》之中不包含否定特征。事实上，《老子》中大量篇幅都是在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这倒可以用“反也者，道之动也。”来概括。但是，这种否定，是对于错误，对于人们惯常对于君王所应具有和所具有的特征，如“强”，如“欲”，如“上”等，的否定，来阐释其所认为的因循天道的侯王所应具有的特征，如“若”，如“少私寡欲”，如“处下”等。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老子》所使用的论说方式，倒是符合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所体现的，通过对一个命题的错误内涵的否定向这个命题的正确内涵逼近，的辨证精神。

因此，我认为，《老子》中具有辩证法的要素，事实上，这种要素在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中随处可见，如果我们抱着寻找的目的去寻找的话，但它并无法对应于辩证法思想。《老子》的思想，没有，并且无意于构成一个完整的辩证法体系;也没有，并且也无意于以什么所谓的辩证法体系作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

之所以近代有如此多的注家以唯物辩证法来解老，我认为，从文化的潜意识中，唯物辩证法在延续到至今的一段时间成为了根本规律的代名词，而解老者中，亦不乏将其“道”将其思想作根本规律解的倾向。于是，这两者的结合反倒成为必然了。这种必然，并不是一种理论契合的必然，而只是一种在文化潜意识里为经典正名和证明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