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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学术论文范文
存学术史、育学术人、开拓学术出版新境界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年鉴出版事业。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10月就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 从此，在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年鉴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至今，我国出版过的各类年鉴3000多种，其中全国性综合年鉴与专业年鉴300余种。年鉴出版正在向集群化、系列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省级年鉴系列、行业年鉴系列、城市年鉴系列已经形成，学科年鉴、高等学校年鉴和统计年鉴系列正在形成之中。其中，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在年鉴出版方阵中地位与作用愈发凸显。
关键词：学术;年鉴;出版
2014年6月，随着《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首批10部)得以全面问世。从世界出版业来看，我国是第一个出版系列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以下简称学术年鉴)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为出版学术年鉴品种最多的出版社。这10部年鉴的统一亮相，标志着我们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出版空白。
截止到目前，能坚持连续出版的而且已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年鉴已达二十部，如《中国经济学年鉴》《中国宗教研究年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民俗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民族研究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艺术学年鉴》《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政府管理年鉴》等。
以学术年鉴的形式存学术史，育学术人，通学术古今之变，在开拓了出版新领域的同时，也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提供充分的现实服务资源。这也正是学术年鉴独特的使命。
一、学术年鉴出版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国家推动文化、学术繁荣发展战略的需要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事业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和资源，发展学术年鉴，担负文化与学术的传承任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年鉴品牌，具有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0年，迎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就有《世界经济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等应运而生。这些高质量的学科年鉴记述学术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问题、新著述、新情况、新经验等，为国家相关机构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开启学术交流的大门，运用理论于实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思想文化领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现实、泽启后世的基础基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学术存史、学术育人的需要
学科年鉴，是继承传统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方式的重要载体。学术研究的传承一直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年鉴逐年连续出版，清晰地反映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既能反映学术发展的“点”，也可涵盖学术发展的“面”，是记录、启迪、传承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存史载体。同时，学科年鉴是现实性较强的资料性工具书，它记录现实，追求科学规范，靠事实和资料说话，对于学人的培养与教育有独特作用。学科年鉴的编纂对于学科的发展和扶持、学科布局的调整、制定学科发展战略、学科带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具有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可以说，学术年鉴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是忱边书，案头卷。
(三)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是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强调，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当前中国学术走出去，多偏重于理论，而学术年鉴更为务实的风格则更有利于学术的传播。西方国家一直有编纂学术年鉴的传统。著名的如《The Annual of Bernard Shaw Studies》( 肖伯纳研究年刊) 《Macroeconomics Annual》(宏观经济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人类学年度述评)《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年刊)、《Annals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年刊)《Philosophy Yearbook 》( 哲学年鉴) 、《The Goethe Yearbook 》( 歌德年鉴)《教育政策问题年鉴》《政策法规年鉴》《世界历史年鉴》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编纂我们自己的学术年鉴，让国际学术界看到中国在学术上的努力与创新，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学术文化的博大，对于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
二、围绕学科建设，创意打造学术年鉴系列
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发展迅速。1988年，我国有重点学科416个。2006—2007年间开展的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评选出28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677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同时评选出国家重点(培存)学科217个(包括军队高校所拥有的重点学科)。二十年间，学科数量骤增。如何为如此多的学科理清发展脉络是一项重大的基础管理工作。
(一)启动学术年鉴工程——为学科建设搭建平台。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认识到年鉴对于学科建设的重大价值。院领导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年鉴工程”课题组，专题调研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的出版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细致规划、查阅年鉴资料、走访编辑部门以及近3个月的打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发展规划》。
通过这次系统调研，我们了解到我国社会科学年鉴出版的整体情况，明确了组织落实学术年鉴出版的路径方法、进度安排等。在“发展规划”报告中，课题组提出，学术年鉴不仅是资料性工具书，也是对科学决策有参考价值的资政书;学术年鉴对于引导社会大众了解学术、尊重学术、运用学术，对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科学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提交的调研报告中，课题组同时还提出了学术年鉴精品不足、实用性不够、检索系统不完善等主要问题。知己知彼，方可运筹发展大计。在西方国家，年鉴的普及程度很高，甚至有“年鉴”与《圣经》并称为“生活之必备书”之说。国外只要是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就会收藏中国的学术年鉴。
鉴于此，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开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工程(以下简称年鉴工程)，短短三年间，学术年鉴系列已经初具规模，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基本覆盖，有影响力的二、三级学科逐步推进的发展态势。从此，学科建设与学术年鉴连袂，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期稳定的展示权威平台。这个出版创意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2015年，15部学术年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优秀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荣誉称号。
(二)学术年鉴规范化建设——于一字一句处着手
当前，专业年鉴收集信息深度不够，服务对象不明确、资料加工粗糙、有价值的资料欠缺是整体缺憾。此外，年鉴的检索系统不够完善，影响了年鉴功能的发挥。学术年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年鉴工程开展伊始，就提出要把编纂规范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下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年鉴管理规定(试行)》中要求：年鉴的编纂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编纂体例规范》打造学术年鉴品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过深入调研，从编纂学术年鉴的基本要求、学术年鉴层次体例设置要求、学术年鉴编写规范要求、学术年鉴版式规范要求等方面对中国社会科学年鉴进行规范。为了提高文字质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求，对学术年鉴实行全文质检，不仓促推出，不求一时之市场效益，打造学术出版精品。
(三)整合学术信息——记录中国学术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年鉴既具有资料性、年度性、连续性，同时，又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记事性、真实性、统计性、信息性、教育性、新颖性、指南性、便览性、图录性、检索性、工具性，等等。可以说，年鉴是系统记录专业知识重要形式。
(四)学术年鉴走出去——中国学术通向世界的平台
大型参考书和资料工具书，历来都是各类图书馆收藏的重点，也是图书馆里利用率较高的图书类型之一。各国图书馆对学科年鉴一般都优先采购、连续采购。我们强调学术年鉴要坚持连续、多卷出版，年鉴编纂要规范，要做精装书，印制工艺向国际优质年鉴看齐，就是要在各大国际书展上展览时，引起国外大型出版商的注意，并愿意为中国学术年鉴走向世界奠定基础。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已连续在美国纽约书展、英国伦敦书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推出学术年鉴系列出版物，反响热烈。
(五)读者认可——学术年鉴的至高追求
学术年鉴，第一要务仍是满足读者需求。从实用性角度看，学术年鉴中大量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科研数据，与时代发展、百姓生活都息息相关，比如《中国人口年鉴》中的“人口统计数据”、“医疗花费”、“在校注册学生数”就与大众生活联系密切;《中国经济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的经济指标、各国经济状况的反映、世界银行的权威统计数据，都是政府企业进行重大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在国家图书馆，这几部年鉴也是被借阅最多的年鉴。学术年鉴系列要始终以为读者服务为出版导向，研究一切有利于读者的出版可能。
三、学术年鉴出版需要补齐的短板
(一)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出版品牌，要实现多种产品开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仍以纸质出版为主，个别年鉴有电子光盘。但与整个出版业数字化的要求相比，推出年鉴数字副产品，如年鉴数据库，非常必要。除了数字产品，还可以围绕学术年鉴开本大，信息量大、时间跨度大的特点，进行袖珍本、精选本的编纂出版。
(二)制订科学、统一、规范的年鉴编纂标准和体例，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学术规范建设树立标杆。出版学术名鉴，规范、准确、凝练、时效、查阅便利是对年鉴编纂的普遍要求。与国外年鉴相比，我国现有的年鉴，普遍缺少丰富多样的索引系统，查阅不便。虽然三年来我们已经有十多部年鉴编制了学术索引。但索引的规范性、实用性与实际年鉴的查询要求相比仍有差距。
(三)年鉴编纂队伍需要加强。年鉴编纂需要业务素质高、编校水平高的一支队伍。并且这支队伍要长期稳定人事这项事业。现有的学术年鉴还有许多是临时抽调来的“外编”，对专业知识和编辑知识没有学术年鉴所需要的水平。这对年鉴编纂质量影响很大。
(四)充分利用各科研单位的学科优势，实现学科资源重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还只是部分科研单位参与，没有在整个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参与。有的学科优势强的单位并没有组织编纂学术年鉴。因此，编纂力量的整合归并非常迫切。要调动各方学术资源，形成信息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学科年鉴方阵，从而为占领学术制高点，形成中国学术话语权。
四、结语
秋实满园，一定是在春耕夏作之后。耕耘学术历史，锤炼学术经典，这是我们年鉴出版人的学术追求。一部学术年鉴，从体例统一、内容整合、文字雕琢、索引编排，到排版印制工艺设计、发行渠道开拓、读者反馈信息收集等，非一日之功可毕，非一人之力可成。读者手中沉甸甸的年鉴，蕴涵着编纂过程中众年鉴人的一片心血。学术年鉴在整个工具书出版领域，是“小众的”，甚至是“寂寞的”。但是，如果我们紧紧围绕“学术”这个知识界都认同的基点，虽“小众”却可以服务大众，虽“寂寞”却客观实用。学术年鉴应该，也可以成为新的学术经典，成为有分量的出版创意。
作者：张昊鹏
第二篇：学术诚信、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学术诚信、学术不端、学术规范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从标准上把握学术不端的“脉”和“度”，从制度和法律上规范高校的学术道德行为，从技术和服务上引导和支持高校的学术道德建设，从教育上加强高校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是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主要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 学术诚信;学术不端;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思路对策
一、关于学术诚信
诚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从文字上讲，“诚信”是由“诚”、“信”两字所组成的一个合成词。《说文解字》卷三上：“信，诚也。”“诚，信也。”诚、信两字都有诚实不欺之义，可以互训。二者的区别在于，“信”略重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践履一面;“诚”则着眼于反身自成的人性实现和人的本真存在之完成一面[1]。在“诚信”这一概念中，二者互证互成，表现出一种诚内形外、内外一体的整体意义结构。荀子在《荀子·修身》中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意思是说，培养个人的品德，最主要的是个人的真诚，要诚心诚意地对待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
西方国家也非常重视诚信道德，如德国的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认为，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的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2]。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但其实，是人格。”[3]西方的诚信道德是以理性为依据、契约为表征和法律为基础的。
学术诚信是人类一般道德规范在学术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它与学术事业的内在特征有关，并随着学术本身的发展和学术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就学术诚信的本真含义看主要有两层含义：学术行为主体对待科学要讲求”诚”，对待其他研究者及其劳动成果要讲求”信”。学术诚信的“诚”，是指学术行为主体要真诚，真实，不自欺，不欺心，强调内心的自我道德修养和操守，要做到“诚”，那就要求真，追求真理，尊重客观事实，不媚俗、不空谈、不编造数据、不捏造事实。学术诚信的“信”，主要是指学术行为主体对其他研究者及其科研成果要讲求信用、信誉。研究者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共同进步，不能搞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也不能互相猜忌。要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和资料，就要表明出处，这也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讲求信用、信誉。
诚实守信是学术行为主体最基本的科学素养和最重要的学术行为准则。
首先，对研究的准确真实性负责。要确保学术研究的信息资料、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结论的真实性，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不篡改、不抄袭，在科研成果的发表和应用过程中，发现问题，有责任和义务及时修正。
其次，对文献引证的真实准确性负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利普森教授写了一本学术规范的论著——《正确引用》，专门讲述了引用的各种规范，其中包括：无论你是否同意他人的著作和思想，当你运用他人的话时，你就必须使用引号和引注，而使你的表述令人信服;当你要把你分析、叙述和得出结论的基础材料介绍给读者时，你就必须使用引号和引注;当你要引导读者查找你所引用的资料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检查时，你就必须使用引号和引注，他们可能有兴趣来确认你的作品和成果，或者向你的研究提出挑战或者只是为了对你的研究做更深的研究。总之，这些引用彻底暴露了你的资料来源，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你的学术诚信来讲非常重要[4](笔者译)。
利普森认为，引用的正确本身就包含了诚信。一些是你做的原创性工作，你需要对它负完全责任;一些是他人所说的话语、思想、数据、图画或其他方面的工作，你需要公开和明确地承认它。如果你为了说明你的研究过程、解释你的主题，或证明你的结论，而必须仰赖他人的工作时，你就需要确切地说明这一点[5](笔者译)。
第三，对署名的准确真实性负责。署名要实事求是，署名的排序应经过合作者同意，未参与者不得署名，不得故意遗漏具备署名资格的合作者，在网站上发表的科技论文，不得以笔名、网名、化名或绰号等署名，必须用真名实姓[6]。
第四，信守约定和承诺。学术活动的学术主体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的约定和承诺，如杂志社应就是否同意在网上公开发表及被其它网站使用等征求作者意见。
近年来，学术诚信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而且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出版，这是我国学术研究发展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国际接轨的前兆。
二、关于学术不端
(一)学术不端的定义
学术不端又称科研不端。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是美国对科研不端的定义。1989年，美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科学三院国家委员会对科研不端行为给出的最初定义是：“在计划、完成或报告科研项目时捏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剽窃(plagiarism)或其它严重背离科学界常规的做法。它不包含诚实的错误或者在资料解释或判断上的诚实分歧”[7]。在后来的实践中，人们对“其它严重背离科学界常规的做法”产生异议，认为其过于宽泛，不易把握。2000年，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正式公布了现行的“共同定义”(common definition)：“在立项、实施、评审或报告研究结果等活动中捏造、篡改或剽窃。”[8]简称FFP。
我国对学术不端的定义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科技部在2006、2007年，教育部在2009、2010年等分别发布了规范学术行为的制度规定：学术不端为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科研成果、伪造或者篡改数据、伪造注释等违反学术规范，破坏正当的学术活动程序，损害组织或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9]。
(二)学术不端的表现
学术不端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捏造篡改，捏造就是无中生有，篡改就是用作弊手段改动观点、数据等行为。如上海交大汉芯造假案。2005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接到对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的举报，后得到证实。陈进在2002年8月从美国购买芯片，打磨之后加上印有“汉芯”字样的标示，并提供“由国内设计、国内生产、国内封装、国内测试”等虚假证明材料。2003年，“汉芯一号”问世，陈进以此申请多项科研项目，骗取国家上亿元科研经费。
二是剽窃抄袭、窃取别人作品的行为。如德国国防部长古滕伯格论文造假案。2006年，古滕伯格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论文，200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被发现其论文存在严重的“系统抄袭”。2011年2月23日，拜罗伊特大学宣布收回其博士学位，2011年3月1日，古滕伯格被迫辞去德国国防部长职务[10]。2009年5月，《中国青年报》披露了 “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的某篇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相似，除了改变作者名字，并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之外，两篇论文的整体框架完全一样，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被抄袭的论文是南京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袁某2006年答辩的一篇硕士论文 《江苏省FEEEP协调度研究》，“抄袭”的一篇硕士论文是研究生曾某2007年答辩的一篇硕士论文《山东省FEEEP协调度研究》[11]。2009年6月，《中国青年报》又披露了比“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还要牛的硕士论文抄袭案。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的胡春林的硕士论文与2003年入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的广西大学的黄晓慧的论文比较，除了“致谢”不一样外，两篇论文的标题、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内容、注释、参考文献一字不差[12]。
三是违反科研伦理，是指在学术活动中，学术行为主体(个人或者组织)违反伦理观念和行为准则，侵犯他人或合作者权益的行为。如在医学实验中，违反知情者同意与知情选择原则，侵犯受试者人格、隐私权等权益的行为;在动物实验中，违反动物实验伦理，虐待实验动物的行为等。如2004-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违反科研伦理、捏造篡改实验数据案。2004-2005年，黄禹锡两次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分别宣称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一时轰动全球。韩国授予其“最高科学家”、“科技勋章”、“创造勋章”等荣誉， 并向其研究小组提供了数百亿韩元的研究资金。2005年底，“黄禹锡神话”破灭。2006年，韩国首尔大学公布核实结果，证实黄的论文的11组胚胎干细胞系中，有9组纯属编造，只有2、3号干细胞系存在，但不是用患者的体细胞培养而成，而是利用受精卵胚胎干细胞培育而成。随后，黄及其与此案相关的其他6名研究人员获得的勋章和奖章被收回，并以侵吞研究经费罪、非法买卖卵子罪，被二审判决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二年执行[13]。
四是一稿多投，重复发表。一稿多投是指著作权人违反法定或约定的再次投送期限，将同一作品、用同一种语言向两个以上的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行为。重复发表，是指著作权人将本质上相同的作品改头换面或将其内容分解成多篇稿件再次在报纸、期刊上登载的行为。有的是同一文章在不同的杂志同时或先后发表。
五是不当署名，是指学术成果署名与其学术贡献不符的行为。如将上级领导、提供学术资金者而未做出实质性学术贡献的人按照职级高低、人际关系排序署名，以及擅自将专家学者署名在自己的作品上等。如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抄袭事件。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曝涉嫌抄袭。随后辽宁大学校方表示，该论文第一署名人陆杰荣对此事并不知情，第二署名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2006级在读博士生杨伦承认是自己抄袭[14]。
最后，其它学术不端行为，如虚报冒领科研经费、设备，故意损坏、强占或扣押他人研究活动中必须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数据、软件或其它与科研相关的财物，故意拖延对他人项目或成果的审查、评价时间或提出无法证明的判断、对竞争项目或结果的审查设置障碍、骗取科研奖励或荣誉等[15]。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术不端也会不断出现新的表现形式，对此，要与时俱进地制定出相应的学术规范。
(三)造成学术不端问题的原因
造成学术不端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观扭曲。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如追逐利益、见利忘义、权钱交易等冲击了学术界，学术成了某些人追求名利的敲门砖，价值观扭曲成为学术不端的根本原因。
二是学术规范教育不到位，部分学术主题缺乏学术道德的系统教育，恪守学术道德和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如有的学生和刚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学术道德和学术规则，不知道什么是学术规范，缺乏正确的学术行为的系统指导，对学术规范的认知有限。学术规范的教育就是引导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具体怎么做才符合学术规范。
三是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完善。如一些学校将论文发表数量与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及奖励等级、奖金直接挂钩，引发一些人片面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导致学术造假。如井冈山大学的两名讲师，2年内在 SCI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70篇。调查还发现，黑龙江大学的Shan Gao，自2004年至2009年，在《晶体学报E卷：结构报告网络版》中发表的论文为279篇。与这位作者相比，井冈山大学这两位讲师的发文数量还算比较少的[16]。可以说，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完善是学术不端的制度因素，是导致学术不端的源头祸水。
四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证和制裁力度不够。国外一些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如老师或学生的作业、论文经软件检测查出存在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按照一定的程序，当事人很快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我国在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上存在着取证难、诉讼时间长、赔偿金额低、人力物力投入大、人情关系多等问题。
五是学术不端行为风险成本低，利益收益大。当“利益收益”大大高于“风险成本”时，就会促进某种行为的发生。
六是杜绝学术不端的技术和服务跟不上科技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跟不上网络快速发展的形势。目前，我国的论文查重软件有多个不同版本，查重结果不一样，这为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这些仿照国外的查重软件尚不科学、不完善，导致一些学生被无端延期毕业或不能毕业。另外，查重缴费使所谓的查重软件成为某些单位或个人牟取暴利的工具。
三、关于学术规范
(一)学术规范的定义
规范通常是指人的行为举止应当遵循的规则和标准。“规”是指画圆的工具，如圆规，常和“矩”字联用。“范”，本意是指铸造器物的模子，常和“模”联用，模范的引申义就是标准、榜样，即值得学习和效法的人和事。《孟子·离娄上》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就是说没有规矩、秩序和规范，什么事也做不好。比喻做事必须遵守规则，符合标准。《荀子·儒效》中有“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意思就是说，君子的言论要有界限，行为举止要有标准。规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社会属性，人的行为总是与规范相联系。因此，规范可以理解为，人的行为活动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和判断其好坏的一般尺度。规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时时处处存在于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根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定义：学术规范是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是学术共同体成员从事学术活动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是保证学术共同体成员科学、高效、公正运行的条件，它从学术活动中约定俗成地产生，成为相对独立的规范系统[17]。
学术规范的定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行为的主体，是学术活动的实施者，包括公民、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团体，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工作者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二是学术活动的内容，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各学科学术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科技服务、科技管理的活动等;三是学术规范的内容，包括明确规定的法规制度、方针政策、技术标准和活动程序，也包括道德要求、约定俗成的学术惯例等[18]。
根据学术规范的内容，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国家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制定的权威公正的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活动行为准则。它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学术规范必须是权威公正的，二是大家都愿意认同并共同遵守。
(二)学术规范的分类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将学术规范划分为：选题与伦理规范、引用与注释规范、成果呈现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资源获得与权益自我保护规范等。该分类方法与学术活动密切相关，紧贴实际。
如果我们以对学术活动指导调节的性质、范围和制约强度作为分类标准，学术规范可以分为以下五个类型[19]。
一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以法的形式调整学术活动中的学术行为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规范是学术活动的法律底线，是规范学术行为的“刚性”标准，是各种学术规范中最严格的规范，对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引导、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是政策规范。政策规范是指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调整学术活动中的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一般有方向性、指导性、原则性和实效性特征。主要有深化科研机构改革、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保护知识产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如《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等。
三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调节和影响学术活动中人的思想行为的规范的总和。要求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弘扬科学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自尊自立，塑造人格风范。
四是技术规范。技术规范是指以技术要求的形式，调整学术活动中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的规范的总和。主要通过建立标准及其体系予以实现，主要形式有规格、指标、程序、准则等，具有科学性、统一性和固定性等特点[20]。技术规范有国际、区域、国家、地方等标准。根据标准的性质和约束力可以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如药品、食品、卫生标准，试验、检验标准等。推荐性标准即通过推荐、鼓励倡导等方式实施的一种技术规范，如《学位论文撰写规则》、《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点符号用法》等。
五是内部规范。内部规范是以社会组织或团体系统内部要求、行政管理措施的形式，调整约束本单位内部人员关系的规范的总和，如各高校自行制定的研究生学术规范等。内部规范有较强的针对性，是其它规范的重要补充。
四、学术诚信、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的关系
从以上有关学术诚信、学术不端与学术规范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三者内在的关系。学术诚信是学术规范的内在根据、基础和目的，是防止学术不端产生的道德防线。没有学术诚信或者说不讲学术诚信，学术不端就会大量产生，而学术规范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也没有制定的意义，更无遵守的必要。
科学的学术规范能够反映学术活动的规律，为学术活动主体开展学术活动提供公正、合理、有效的遵循依据，为他们提供符合学术活动规律性的、科学的思想行为指导，应该成为或者说必须成为学术界行为主体共同遵守的各项行为准则。同时，学术规范本身对学术行为主体具有教育引导、约束调节、预测警示的作用，能够保障学术行为主体的学术活动免受打扰，保护学术行为主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可以说，学术规范既能够调节和影响学术主体的行为，又能够调节和约束学术主体的思想，能够引导学术行为主体形成科学的学术价值观和正确的学术思维和学术行为方式，不断增强学术行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使行为主体逐步形成自我管控、自我矫正的意识和能力，由“必须遵守”内化为“自觉遵守”，由“被动接受”转变为“养成习惯”。
因此，学术规范是学术诚信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保障，学术诚信只有通过学术规范才能表现出来。学术规范是捍卫学术诚信、打击和遏制学术不端的方法和手段。
学术不端是学术不诚信的外在表现，也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外在违法现象。学术不端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诋毁了学术声誉，破坏了学术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浪费了科研资源，严重地污染了被称为社会净土的大学，污染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如四川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明芳同志，多年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悬棺墓葬，为了收集第一手资料，有时要攀登悬崖绝壁，跋山涉水，冒生命危险，克服多种困难，用十年时间写成了一本“悬棺葬”研究著作。但后来有一位从来不接触悬棺葬研究的研究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也写了一本同样内容的书《魂归峭壁》，出版后还得了奖。陈明芳把这本书与自己的对比，绝大多数属于抄袭，有的连字句也未改动[21]。此外，一些院士捏造、校长剽窃、博导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也屡见报端，如果都这样谁还会去真正地搞学术?不治理学术不端，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将难以健康地发展下去。学术不端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因此，全社会必须倡导学术诚信，建立和完善学术规范体系，使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成为有效打击和遏制学术不端的道德屏障和法治武器。
五、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国内外不少防治学术不端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总结和借鉴。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标准上把握学术不端的“脉”和“度”
结合我国国情和各高校的实际，科学制定学术不端的标准，正确把握学术不端的“度”，对打击和遏制学术不端很重要，而且这个“度”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发展。否则，打击力度过大或者过小，都会阻碍学术事业的发展，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我们思考防治学术不端的思路和对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从制度和法律上规范高校的学术道德行为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高校学术道德评价体制。学术不端行为与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密切相关，当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过度量化的考核评价机制容易促使某些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追求短平快的研究成果，甚至铤而走险做出学术不端行为。应在考核评估中避免“一刀切”，建立“和而不同”的分类评价和质量导向的考核机制，抑制学术浮躁和学术不端，激励师生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获取高质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其次，完善高校学术道德监管体制。公开透明是暴露学术不端的最好方式，搭建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成果公开透明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保守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将教师和学生的论文、著作等学术成果在国家权威的网站上发布，供全社会查询和监督，将高校的学术成果全部暴露在诚信、公正的阳光下，而阳光下学术不端的罪恶就很难发生。
第三，要规范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和处理程序，建立独立的工作机构对学术不端进行调查和处理，既要做到快速严肃处理，又要坚持公开公正透明，从而建立完善的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和纠错机制。同时，我们也要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基本权益，制止不负责任的“诬告”和“恶搞”。
最后，要从法律上强制约束高校的学术行为。笔者去过美国两次，分别在两所知名大学作访问学者，感觉美国法律规则很多很严，而且人们遵守法律规则已成为习惯。如学生考试作弊或论文作弊，甚至平时作业作弊，一般都会被开除，情节轻的会留校察看。我国高校的学术道德建设也应该法制建设一样，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将有助于遏制学术不端，净化学术环境。
(三)从技术和服务上引导和支持高校的学术道德建设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开发一个权威的、供全国所有公民，特别是广大教师和学生免费使用的查重软件。每年有那么多研究生、大学生要毕业，毕业论文都要被学校查重软件检测，不少杂志在发表文章之前也要查重，这都需要花钱。政策法规的约束和技术手段的割裂，导致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奇怪教育现象的发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我国特有的“学术市场”对学界同仁和广大学生实施的一种金钱“抢劫”行为。
(四)从教育上加强高校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教育是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的基础。对学术规范的无知和意识薄弱是导致学术不端的重要原因。学术规范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术活动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培养他们学术道德素养的前提，是建设高校学术道德体系的根据，更是营造健康良好的高校学术道德环境的保障。有关部门应通力合作，尽快出版一部全国统一的学术规范指导教材，将有助于推进我国高校的学术规范教育。
应强化诚信教育，将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列为教师岗前培训和学生学业教育的必备课程，引导师生克服投机取巧、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不断规范师生的学术行为，促使其内化为自觉的学术行为习惯，并成为高校师生薪火相传的学术文化传统，从教育的源头上防止师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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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云强
第三篇：学术的真诚真诚的学术
2011年7月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所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专家评析暨传播学术前沿座谈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就赵月枝教授著作的学术价值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启发意义展开研讨。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长、《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教授对赵月枝教授的著作中表现出的人史情怀与价值关怀深有共鸣，他认为赵教授的研究对当今中国学界最大的启发意义在于，回答了当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上更关注中国时，中国学者当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面对世界的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郭镇之教授认为，《传播与社会》是一本充满敏锐洞见的学术著作，既有严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又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关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研究员则从反思方法论的角度，肯定了赵月枝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反省主流传播研究中“理论背后的基本假定”和破除“西方中心论”与“媒介中心论”迷思与打破二元对立的简单线性思维方式的启发意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就所谓传播研究“国际化”、重庆卫视现象、自由主义新闻观及“超越左右，回归问题意识”回应了赵月枝教授的中文新著，认为传播研究不能受限于左右标签，学术研究要秉持公众立场，并回忆了与赵教授“一见如故”的学术交往。中国传媒大学刘燕南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验，认为赵月枝教授的专著时刻提醒自己从媒介中心和技术路径的研究中“跳出来”，通过对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反思来推动自己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欧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刘昶教授则以个性化的语言对赵月枝教授的治学态度与学术坚守给出了“真诚的学术”与“学术的真诚”的概括。此外，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任金州教授、刘自雄副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何威等也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与体会。
面对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剧烈社会变迁的中国，与会专家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社会价值重构的过程中，中国的传播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地观照社会现实，并将中国置于历史与全球的脉络之中，以做出更有力度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传播研究，并能与其它社会学科进行严谨的学术前沿对话。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一书由“理论视野”“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四篇构成，展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广阔视野，提供了将文化、传播置于社会权力关系中进行考察的研究路径。作者以“权力”与“社会”这两个富有解释力的核心范畴，通过讨论“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和中国媒介商业转型的历史困境，覆盖了全球化、民主、公共性等现代政治中塌重要的议题。
作者：张志华 龚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