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本质属性研究论文

[摘要]关注档案学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于推动档案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档案学曾经有过历史学、文件运动规律、信息资源管理等研究视角，目前有本原视角、多学科视角、范式视角等，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的趋势。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档案本质属性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档案本质属性研究论文 篇1：

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综述

摘 要：采用文献计量法，梳理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现状，然后采用主题分析法，重点分析学界关于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主题，包括档案管理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策略、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等，总结并归纳，进而从加大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力度、重视国外研究成果本土化与时代性探索、持续丰富研究方法与内容三方面对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

关键词：数字人文；档案管理；中国

分类号：G270

Review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in China

Zhang Hua

（Library of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52）

“數字人文”是由“人文计算”演化而来的有关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虽出现时间较短，却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着“数字中国”理念的兴起与发展，数字人文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人文领域掀起了一股热潮，引起人文学界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数字人文学科分布呈现以图书情报档案学为中心向其它人文学科蔓延的趋势[1]。档案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而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畴包含了对档案管理与档案现象的研究。其中，档案管理亦称档案工作，是档案学名词，既是档案馆（室）直接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业务工作的总称，也是国家档案事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档案管理研究内容涉及档案收集、整理、价值鉴定、保管、编目和检索、统计、编辑和研究、提供利用，因其研究对象具备原始性等特征，这一系列管理活动承担着保存和传播社会记忆的文化职能，这决定了档案管理领域与数字人文学科合作的可行性与远大前景。当前，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受到了包括档案学在内诸多学科的追捧，相关研究较为活跃，学界在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领域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二者交叉研究的综述文献不多，仅发现数字人文与档案学[2]、档案领域的综合应用[3]方面的述评文献，且仅从某一视角进行浅层讨论，缺少对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研究趋势整体、系统、具体的梳理与把握，因而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档案管理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等研究主题作出回应，以期能对今后的数字人文档案管理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2 文献计量分析

2.1检索策略及结果

为全面了解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现状，笔者采用访问数据库的方式进行网络调查，采用“分类+主题途径”的检索策略。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数据库”为全部数据获取来源。检索语句为“SU=（档案+档案馆+档案管理）*（数字人文+人文计算）”（CNKI），“主题：（（“档案”or“档案馆”or“档案管理”）and（“数字人文”or“人文计算”））”（万方），“M=（档案OR档案馆OR档案管理）AND（数字人文）”（维普），进行检索。所有检索时间界定为起始时间不限，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检索时间为2021年1月4日。检索获得543篇有效文献，其中CNKI为303篇、万方为151篇、维普为89篇。经人工判读删除不相关文献，包含英文文献、会议、新闻稿、征文通知、卷首语等，共得到符合分析要求的96篇中文文献。

2.2文献年代分布

文章对所获96篇有效中文文献年代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

96篇中最早发表的文献为赵生辉《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实践与启示》（2015），2016年空白，2017年为1篇，2018年为6篇，2019年急速增长，发表文献36篇，2020年达到52篇。2020年1月，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编辑部策划的“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中第二个热点就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预计今后，越来越多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界的学者会参与到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方面的研究中。

2.3核心作者分布

按照普莱斯定律计算某一研究领域中高产作者的公式：Nmin=0.749√Nmax，其中Nmax为作者发表文献最多。如果该作者发表文献数大于Nmin，那么表明该作者为某一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作者（高产作者）[4]。同时指出一个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群体将完成 ≧50% 文献。96篇文献中单个作者发表文献最多为8篇，利用普莱斯定律，计算出Nmin≈1.498，说明核心作者的发表文献数量应为≧2篇。同时发现96篇文献中有15位发表文献数量≧2篇的作者，约占文献总数的51.04%，也就是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核心作者群体发文量49篇，稍微超过96篇中一半文献。发文数量前8名作者，详见表1。

2.4高被引文献

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资源类型涉及期刊、报纸、硕博学位论文、学术辑刊、国内会议等，以期刊为主。档案馆的数字人文项目常以语义万维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为支撑、以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组织为方法，致力于提供区别于传统文献服务的知识服务。赵生辉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建议建立我国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资助和认证体系，鼓励历史和档案领域研究机构依托优势开发数字人文项目[5]。该文献被引量多达35次，已受到档案界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指导意义。被引频次居前位的10篇文献，详见表2。

2.5研究机构分布

据统计，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涉及40家机构，其中以高校为主，为35家，中国人民大学发文最多，共发文19篇。由普赖斯公式知，高产机构的最低发文量可通过公式计算结果约等于3.265，即发文量大于或等于4次的机构可以被认定为高产机构。经处理分析得出，有7家发文量大于或等于4次，详见表3。

2.6基金或项目资助分析

从立项统计看，前三名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4项），其余均为1项。如图2所示。基金或项目资助突出团队合作，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领域研究也走向了以国家社會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主，开展系列相关研究，促进了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工作二者深度融合发展。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文献数据组织与知识发现研究”（19BTQ094）等。今后，以资助基金或项目为依托，组建科研团队参与国内图书馆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将成为常态。

2.7关键词词频统计

文章所选取的96篇文献可获取关键词398个，篇均4.15个。通过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确定词频大于等于5为高频词。见表4。

高频词统计揭示出当前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领域研究的关联，其中如“档案馆”（16次）、“档案学”（13次）、“档案工作”（11次）等高频词的出现体现出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如近年来出现的盛宣怀档案数字人文项目（3次）等。需说明的是，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中如“档案馆”“档案工作”“档案资源”等高频词所涉及内容，属于档案业务基础实践，因而是文章关注的重点；而档案学学科发展与建设，涉及内容广泛，理论性较强，因而不在文章研究范畴。因此尽管当前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
3主题内容分析

3.1档案管理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

档案管理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价值。有学者从以档案资源开发为核心、由档案机构主导、与档案相关三个类别的档案数字人文项目角度论述档案资源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特殊性[6]。档案馆以资源组织者与提供者的服务角色，发挥着对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支撑功能和项目知识成果的展示、传播、保存功能[7]。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的知识集合属性使作为资源集合地的档案馆成为数字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承担着数字资源保存、知识组织、增强出版、可视化共享、虚拟重建五种档案管理工作参与数字人文建设[8]。且针对档案记忆功能，数字人文研究从深化档案记忆资源开发、积极参与跨领域交流以及培养“刺猬狐”型档案人才面等方面予以实现[9]。

可见，数字人文背景下，档案管理在数字人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含档案记忆功能凸显、档案的知识集合属性体现、资源库搭建、知识组织等，但应该区分档案管理在数字人文中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角色，数字人文研究中，档案管理理论支撑着数字人文理论框架的搭建；同时，档案的凭证价值也为数字人文研究成果提供质量保证，这些都应该引起学者重视。

3.2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策略

对于档案工作而言，从创新思维方式、提供新技术与工具等方面可分析出数字人文对档案工作产生的影响，认识到数字人文可创新档案工作思维方式，拥有构建档案数字人文仓储优势，可识别与分析出数字人文档案资源；促使面向用户的档案服务平台升级，提供更为丰富的档案服务以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10-13]。对档案馆业务工作而言，数字人文也给档案编研软环境、信息资源整合、数字编研技术等带来了发展机遇。有学者将数字人文理念融入档案编研的搜集、加工、展示三个层面中，作为档案编研的辅助性方法[14]。彭鑫认为，企业档案工作者应创新档案编研思路，在编研成果形式上由平面媒介向线性媒介和多维数字媒介转变，编研内容上由文书档案编研向多元化编研转变[15]。于档案信息服务而言，档案信息咨询互动数据集构建，有助于丰富档案领域数字人文的具体实践[16]。有学者通过对档案信息传播服务历程与传播模式进行探讨，厘清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传播间的关系[17]。国外数字人文与档案领域的交流互动频繁，对国内档案工作有所启示；部分学者也通过对中美档案馆、图书馆和高校数字人文科研机构相关网站的调研得出启示，包括档案数字人文观搭建、跨界合作、人才培育、从业务层开展“档案+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从平台层打造特色的涉档数字人文中心等内容[18-19]。

可见，数字人文所具备的先进技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融合，为档案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和机遇，其中包括创新思维、视野开阔等理念，编研工作、信息服务等工作的创新；但档案馆业务工作仍然保留着重藏轻用的工作思想，仍停留在坐等上门的被动服务阶段，甚至缺乏参与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积极性。因而诸如数字人文与档案馆、档案工作的关联性，档案馆数字人文信息服务，档案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内容需要学者今后加以关注。

3.3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

虽然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属于档案业务工作范围，但96篇文献中有38篇涉及档案信息资源及其管理方面的内容，约占39.58%；且档案信息资源的管理也为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打下良好基础，因此，文章单独罗列论述。数字人文为档案资源整合工作提供了新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构建出不同的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信息资源模式，助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合作模式包含面向数字人文的新型档案资源整合模式，其是以档案馆、数字人文研究团队和社会公众为主体，以档案材料的多重脉络解读，人、物、事关系网络揭示和社会记忆建构为目标的合作开发模式；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从“档案资源积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档案服务效益实现”三个维度构建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与服务模型；从数字采集到精准服务利用的模型；高校开放档案资源的利用模式[20-25]。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开发模式研究，如侨批资源档案开发模式包含基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开发模式、基于多元文化成果传播的开发模式、基于数字人文研究服务的开发模式[26]以及舆图档案的开发模式包含资源提取型模式、片段优化型模式、古今融合型模式、社群自建型模式[27]。于档案资源组织而言，有学者提出多样化资源采集、细粒度语义描述、可视化知识展示等数字人文背景下的档案组织策略[28]。也有学者从记忆技术（关注存管）走向技术记忆（关注内容），实现视角的转换，探索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创新开发利用[29]。对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而言，地方特色档案资源的跨界开发科研通过构建多元开发主体，借助数字人文开发技术，深入挖掘特色档案内容精髓，精准用户服务等路径来实现[30]。有学者将档案与知识图谱进行结合，为名人档案的建设提供新的思路[31]。也有学者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于黄河档案资源开发中，提出增强技术力量以优化馆藏结构、多元主体协同共享开发主题、依托项目实施丰富开发成果等建议[32]。

由以上研究可知，不同的學者由于研究角度各异，对数字人文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相结合的认知不尽相同。理论层面有如“数字人文”与“档案资源整合”、档案资源合作开发模式、档案文化资源、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等；具体实践层面有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档案资源多元化开发、侨批资源及舆图档案开发等，能够做到以数字记忆为突破点，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使档案资源整理开发多元化，扩展档案资源范畴。但现今仍缺失具有数字人文开放性、协作性、多样性、实验性、技术性特点的档案信息资源深度整合，如信息采集、信息组织、元数据等，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核心技术方法如知识图谱、语义描述、语义组织、本体论、社会网络抽取等在数字人文理念与项目中的应用，也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3.4档案数字人文项目

档案数字人文项目也属于档案业务工作范围，但96篇文献中有30篇涉及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占31.25%；且项目也作为跨领域研究产物的典型形式，因此，文章也单独罗列论述。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是数字技术和档案人文高度融合的实践成果的展现。当前，学者论述的国内档案数字人文项目主要有“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项目、“数字敦煌”项目。韩文婷等以“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项目为例，探讨不同任务复杂度和领域知识水平下，众包抄录任务的绩效差异，为国内数字人文类众包平台的建设提供任务设计、参与者招募及任务匹配等建议[33]。张轩慧等也以“盛宣怀档案”抄录项目作为案例，构建出持续发展阶段的公众参与动因模型，对数字人文类公众科学项目中志愿者的持续参与动因提供理论支持，对维系志愿者的参与热情提供激励对策与思路[34]。后来，张轩慧等仍以“盛宣怀档案”众包抄录平台为研究对象，提出从理论上丰富数字人文情境下平台、任务、志愿者三个核心元素的概念解构，以及从实践上提升平台的使用率，可为数字人文众包抄录平台实现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有效匹配提供借鉴[35]。李思琪以“数字敦煌”项目为例，提出打造主题数字档案资源库、运用数字技术塑造文化标签等数字化开发策略[36]。国外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研究较为成熟，主要是以历史和社会记忆问题为研究对象。有学者以马里兰州档案馆奴隶制文化遗产项目为例，提出国内档案机构主导数字人文项目需要贯彻的策略，即坚持以档案关联为重构多元叙事视角的方法核心、在档案机构统筹下强化主体协作与教研合一、集成构建档案网络化研究基础设施等建议[37]。也有学者以欧洲数字人文项目“威尼斯时光机”和“协作式欧洲数字档案研究基础设施”为例，提出历史档案资源整理与开发的路径模型及其总体实施方式[38]。更有学者以英国48个档案数字人文项目为基础，分析其建设主体、建设动因、建设类型，这对我国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建设产生启示，即档案馆积极应参与数字人文建设，跨学科、跨机构、跨领域合作，拓展合作关系网络，关注社群档案，优化档案资源结构[39]。

综上，学者关于国内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研究文献较少，主要集中于类似“盛宣怀档案”的众包抄录项目、“数字敦煌”项目等，且多以历史档案和文物遗迹、数字记忆等项目为主，说明国内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建设还比较薄弱，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成果单一，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档案基础建设、学科体系发展、馆藏资源整合、融合项目服务和开发效益宣传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逐渐提升学界与社会对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研究的关注。同时，学者关于国外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领域相关研究，多体现为案例介绍与对国内的启示，案例以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为主，如马里兰州档案馆奴隶制文化遗产项目、威尼斯时光机、协作式欧洲数字档案研究基础设施等，对国内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毋庸置疑，国外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运行和管理呈现出研究机构推动、主题领域单一、多重功能复合、多元学科属性、面向知识整合等基本特征，学者应该重点关注这些，开展相关研究，推动国内档案领域数字人文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4 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4.1 加大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力度

由于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并不如其它领域的人文研究成熟，因而档案机构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不但要持续鼓舞本学科领域的学者，而且要积极引导与鼓励如社会学、历史、哲学、艺术、图书情报等领域的学者参与这方面的跨界研究。各领域取长補短，发挥各自特长，如数字人文注重利用数字化思维与技术开发人文资源，对人文信息资源的挖掘、搜集、组织、利用一系列过程属于图书情报领域的业务范畴，而档案学起到连接数字人文中数字与人文两个端点的桥梁作用，因而应充分发挥着馆藏档案资源开发、档案馆藏内容活化等优势。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有着必然的联系，研究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理应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加大这方面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而提升学科研究的时代价值。

4.2重视国外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成果的本土化与时代性探索

数字人文以其新实践、新途径和新方法丰富了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欧美国家的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较为成熟，如美国高校数字人文项目主题丰富，实践性较强，且由多学科专家合作推动项目开展，对国内高校开展数字人文项目具有借鉴意义[40]。但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层面，中西方不同语境下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学者通过网络调查、文献研究、实地访谈等方法获取国外相关案例，且必须结合我国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研究。考察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阶段性进程看，其在理论取向、研究议题和关注焦点等方面紧紧追随中国社会时代变迁，这直接反映了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领域研究的现实进程及其演变，坚持贴近国家重大需求，延续学科内核和使命，主动将档案管理职业的实践、研究和教育三个领域融合学术中并取得突破，呈现出了突出的中国特色[41]。

4.3持续丰富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数字人文背景下，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的研究不断借鉴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经济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社会学等的学科理论与方法，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征，其研究方法也从最初以描述和分析现象为主，发展到对实地调研和观察法、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的综合应用。特别是今后，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突破和创新，引入实证研究、计量分析，研究方法的实证取向会逐渐鲜明。同时，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议题转向多元主题，如档案文献数字化、数字遗产、档案专题数据库、知识的传播和共享、可视化技术、数字化技术、机器学习、VR技术应用等。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内容的方向呈现出多个研究热点和分支，如各种数据库建设朝向多媒体数据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与人文研究的进一步融合，与虚拟现实相关的数字人文研究，将更加关注数字人文的批判性思考和基础理论创新。因此，档案机构应加快国内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促进不同学者的合作，把握数字人文与档案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研究前沿。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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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华

档案本质属性研究论文 篇2：

论档案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摘要]关注档案学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于推动档案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档案学曾经有过历史学、文件运动规律、信息资源管理等研究视角，目前有本原视角、多学科视角、范式视角等，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的趋势。档案学普遍采用文献调查法、观察法、思辨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但目前跨学科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呈现出研究方法多样化的趋势。

[关键词]多学科范式多元化跨学科实证研究

[分类号]G270

On the Pluralism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Pan Liangen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尽管目前还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档案学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常用的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具有自然科学属性的某些分支学科如档案保护技术学等也会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体系具有开放性”[1]，不少哲学的、社会科学的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可运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档案学研究在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学的发展。

1档案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研究视角是指某类学科研究人员共同接受和认同的一系列‘假设（Assumption）、概念（Concept）、价值目标（Value）和实现方式（Practice）’”[2]。其中，“假设”为研究领域预设了边界，“概念”界定了研究对象，“价值目标”确定了研究的发展方向，因此研究内容不可能超过现有的研究视角范围。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研究者看待问题不同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以及所选择的不同的基础理论，从而可以不断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促进学科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当学科研究陷入停顿状态时，寻求研究视角的突破，创新研究思路，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一门学科的研究需要不断创新研究视角，才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如果固守某些原有视角，研究思路必定较为狭窄，会逐渐阻碍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从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来看，曾经有过历史学、文件运动规律、信息资源管理等研究视角。

我国早期档案学的研究不少属于历史学的视角，这主要是由于档案学属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其研究受历史学的影响极大。“从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互动来看，研究视角属于‘思路导向’，决定了研究‘广度’和‘高度’；研究领域属于‘问题导向’，决定了研究‘深度’和‘精度’”[3]。因此，基于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档案学研究，其研究领域必定主要局限于档案专业史和档案史料整理、管理和利用方面。从档案学的产生发展来看，历史学的视角尽管有它的历史贡献，如档案学的产生离不开对明清档案史料整理的经验总结，档案学专业教育也是在历史学专业内发展起来的，但历史学视角毕竟是一种外学科的视角，如果档案学研究长期局限于此，最多只能增加现有研究领域的深度，而不能拓展檔案学研究的领域，必定会成为档案学继续发展的桎梏。

档案学研究的视角会随着档案学理论和档案管理活动的发展而变换。档案学成为独立学科后，历史学研究视角渐渐淡出，转而更多地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去研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引发了我国档案学者持续时间较长的争论，客观上促进了档案学界对文件（包括档案）运动规律的研究，并在文件运动规律的视角下去研究文件与档案管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应该说，从历史学视角到文件运动规律视角的转变，不仅是档案学由历史学的附庸到自身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还大大拓展了档案学研究的领域，从文件、档案的定义及关系，文件与档案运动的动力机制及运动模型，到文档一体化管理、电子文件管理、数字档案馆（室）系统的设计等涉及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问题逐步受到学者重视。专业视角的确立，有助于档案学研究展现自己的专业特色，提升研究的专业品位，以及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学科自身的主体性。

1984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这一题词开启了中国信息革命的征程，我国开始步入信息化建设时代。在此背景下，档案界认识到档案具有信息属性，档案信息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资源，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加大了对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等的研究力度，甚至开始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视角重构档案管理学的论述体系，如何嘉荪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便以信息资源管理为编写的切入点，突破了传统教材编写的体例。随着社会对信息资源管理人才需求量的日益增加，以及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在“大信息观”的视野内逐渐融合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群，传统的档案学专业教育也开始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进行改革，进行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专业的一体化建设探索。可见，档案学研究的信息资源管理视角突破了文件运动规律视角的专业局限性，可以“跳出档案看档案”，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加大与社会其他信息部门的合作力度，加强社会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从而使档案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以及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基础。

进入21世纪后，档案学的发展有了新的进展，许多学者开始尝试运用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档案学研究，主要有本原视角、多学科视角、范式视角等，从而开拓了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

本原是“万物的基础、根源或元素”[4]。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最早的哲学研究者们，大都仅仅把物质性的本原当作万物的本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样的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任何东西，如果不是本原，就是来自本原”[5]。档案学的本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看似简单，实质是一个最本质的档案学哲学问题。可以说，档案学的本原是档案学自身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和反映其学科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档案学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专业和职业的根本原因。由于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必须是该学科最简单、最抽象的“物”的概念，因而学科的本原问题实际上就是学科的逻辑起点问题。“寻求学科逻辑起点问题的实质是探求该学科的哲学根源，而哲学根源又涉及哲学本体论问题，即探讨世界（或宇宙）的本原，又称事物的存在（to be）问题”[6]。尽管目前关于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主要仍有“档案”与“文件”之争，但档案学研究的本原视角能够真正“从根本上回答档案学‘为何形成’‘怎样形成’和‘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7]，这对目前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去档案化”现象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回归。作为一种最根本的档案学研究的专业视角，本原视角对于有关档案学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以始终站在自己学科专业的角度去进行关键性的专业诠释和解读。

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交叉融合，这既能丰富人类的知识体系，又能增强人类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档案学研究中引入多学科视角，能够为档案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概念与措词，提出新的问题并给出新的诠释，因而在其他学科话语系统的启发下，可以从多个侧面来分析、解读档案现象，更为精细深入地探究档案世界。2014年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发表了《多学科视角下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进展》报告，在该报告的前言中指出，“本报告对近年来国内外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所采用的其他学科视角进行梳理和归纳，发现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信息技术等六大学科视角应用最多、影响最大。这六大学科视角的切入，为档案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能量和新动力，使档案学学科发展得到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这既代表着未来档案学研究之重要趋势，也预示着未来档案学理论之突破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学科的交叉融合能提升档案学者的创新能力，推动档案学研究的进步，但多学科视角在档案学研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范畴来研究档案学问题时，如果生搬硬套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术语，并以此为基础对档案学问题进行诠释、解答，会使档案学失去档案学研究中的学科主体性，并使档案学研究领域变成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在多学科视角下研究档案学，必须始终坚持档案学的本原意识。

就范式视角而言，一些学者如丁华东、陈祖芬、倪代川、吴建华、孙大东等都就档案学范式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目前关于档案学有无范式存在争论，但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有档案学研究范式视角和档案管理范式视角等），对于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档案学研究的范式视角，不仅可以拓宽档案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而且能够对档案学学科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整体性的深入反思，把握档案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在宏观抽象层面强化档案学学科自身基础理论的研究，推动档案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不同的档案学研究视角，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而是和谐共存的局面。档案学研究需要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唯有保持多元视角之间的张力，做到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提高档案学研究的全面性和精准度。

2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它的创新和发展，能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能普遍采用文献调查法、观察法、思辨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等等。从现下档案学的研究方法采用情况看[8]，由于研究方法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特指研究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学者）认识角度的差异性，档案学具体研究方法的提炼归纳并无一个明确统一的认识。更何况，研究方法本身又处在一个不断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相互转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

档案學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档案及档案管理活动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档案本身具有原始性、记录性、文化性、记忆性、知识性、信息性等多种属性，因而对于档案现象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本质和规律，是需要通过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的。二是档案学研究主体的差异性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同的档案学研究主体，在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方面存在差别，导致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会各有不同，或理性思辨，或归纳演绎，或整体综合的系统思考，或重视实证，等等。因此，在档案学研究中，既要努力引进、借鉴、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更要努力提炼甚至创造自己本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成为档案学研究主体的自觉追求。当然，在引进、借鉴、移植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时，一定要真正把握这些方法的灵魂与实质，而不是当作一种现成的模式直接搬用，因为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条件和作用，因而需要结合档案学的特点将其具体化、特殊化。

在目前档案学各种研究方法中，有学者认为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从使用频次看）是归纳方法[9]，也有认为是思维方法[10]，是理性思维法和文献法[11]，甚至是文献研究法[12]。之所以研究结论不同，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内涵认识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导致提炼概括的研究方法名称以及统计分析结论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档案学研究方法中，传统研究方法依然占主导地位。

档案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坚持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基础上，重视各种研究方法的互补，如定量与定性互补、思辨与实证互补等，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和创新。笔者就目前正日益受到重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谈一些认识。

在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今天，跨学科研究方法普遍受到各个学科的重视。在多学科的视角下，打破学科之间的预设界限，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成果去对某一复杂的现象、问题等进行研究，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实在档案学研究中早就存在（如早期的历史学视角），只不过在学科如林的今天，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档案及档案管理活动领域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以及人们对于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认识上的更高追求，加上档案学人需要在档案学研究领域上有所突破，因而客觀上给了档案学的跨学科研究一个较强的现实需求。但跨学科研究本意是要有不同学科的学者来参与研究，可以运用各自所长去合作研究共同面对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有关现象或问题的较为完美的诠释或解决。反观目前档案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大都是档案学者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对档案现象、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或解答，其研究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档案学者所具备的相关学科知识的素养，这种以档案学人一己之力去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简单地照抄照搬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术语等，只会使档案学研究步入歧途，丧失自我。

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推崇的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因而实证性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大量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数据和统计分析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构成要素，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以及定量的文献研究则是实证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型”[13]。中外档案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14]，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与“中外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教育体系和各国研究历史传统、档案实践工作、档案职业专业化水平等”有关。“中国档案学以思辨和纯经验式的研究方法居多”，而在外国档案学中“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一直是传统”[15]。我国档案学的实证研究不是没有，只是总量偏少，在“2001—2010年间，档案学核心期刊发文总量37128篇，实证研究文章只有496篇，仅占全部发文量的1.34%”[16]。也许会有一定的统计分析误差，但实证研究的薄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档案学的实证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它以对假设的实证检验来代替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不采用纯粹的逻辑思辨推理，而是使用客观的、可观察和可检验的实际证据来进行检验，从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因而，在今后的档案学研究中要鼓励引导档案学者更多尝试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以此弥补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定性研究的不足。不过，实证研究尽管在研究中具有自身的优势，但也有局限性，一是研究主体的“价值中立”值得怀疑，从研究课题、方法、假设、样本等的选择上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情感因素；二是复杂的研究对象的本质不是仅仅通过单纯的数据统计分析就能完全揭示的。可见，鼓励实证研究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并不是要抛弃传统的思辨方法，而是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档案学研究的精准度。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6.

[2][3]张先治，张晓东.会计学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拓展——基于国际期刊的研究[J].会计研究，2012（6）：3-11.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1403.

[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17.

[6]艾伦.对教育技术学的哲学批判（之一）——逻辑起点问题[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6）：3-6.

[7]郑文，关素芳.“本原”视觉下的档案学[J].档案学通讯，2006（5）：21-23.

[8]李弘彧，LiHongyu.科学研究方法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评述——以2010—2012年《档案学研究》为研究对象[J].档案与建设， 2014（8）：4-7；徐一男.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现状管窥[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5 （10）：130-132；陈忠海，董一超.档案学研究方法应用的状况、问题及建议——基于2010—2014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所载文献的统计分析[J].档案学通讯， 2015（6）：26-32；马双双.我国档案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7（6）：14-18.

[9]李弘彧.科学研究方法在档案学领域的应用述评——以2010—2012年《档案学研究》为研究对象[J].档案与建设，2014（8）：4-7+12.

[10]徐一男.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现状管窥[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5（10）：130-132.

[11]陈忠海，董一超.档案学研究方法应用的状况、问题及建议——基于2010—2014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所载文献的统计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5（6）：26-32.

[12]马双双.我国档案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应用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7（6）：14-18.

[13][16]李菁.2001—2010年档案学实证研究分析[J].兰台世界，2012（17）：3-4.

[14]朱玉媛，周璐.中外档案学研究特点之比较[J].档案学通讯，2009（5）：32-35。

[15]周璐.中外档案学研究差异之原因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2（5）：20-23.

作者：潘连根

档案本质属性研究论文 篇3：

论档案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派”与“实践派”

摘 要：在我国档案学术研究队伍中的“理论派”与“实践派”已经形成；各自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长处和短处，在档案学理论发展中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强化“理论派”与“实践派”的糅合和充分发挥“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是强化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档案学理论；学术研究；结合实践；

我国的档案学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建立至今，其自身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档案学理论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实践的指导作用却非常不如人愿。为此，笔者试图从从事档案学术研究的主体入手进行分析，祈望从中寻找端倪。

1 问题的提出

1.1 档案学界对理论脱离实践的意见比较突出。如“无可否认，当下档案学理论硕果累累。据统计，仅2005年1月至2008年10月，全国高校档案学专业教师就发表论文2232篇，出版专业著作87部，编写教材73本，承担各类科研项目376项。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当下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两者虽不能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各行其是、渐行渐远是不争的事实”。[1]

1.2 各学科领域都有“理论派”与“实践派”的现象。如“在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界，也有两种对立的状态：很多有实践经验的人认为理论派不符合实际，企业管理更需要的是经验而不是理论；而理论派则认为，‘实践派太浅薄，不入流，没领会管理的真谛’”。[2]又如“翻译学界的两大派：翻译实践派和翻译纯理论派真是一对冤家，一个屋檐下的死对头，要么不相往来，要么相互敌视谩骂，相互瞧不起对方”。[3]

1.3 档案学术研究中的两派已经存在。档案学界在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也确实已经形成了两大派，有的称之为“学院派”与“草根派”，有的称之为“学院派”与“实践派”等。笔者将其称为“理论派”与“实践派”。

2 “理论派”与“实践派”的含义

笔者对于档案学术研究这个平台中的作者，以“理论派”与“实践派”做区分，其主要的含义有以下四个维度：

2.1 主体。凡主要从事档案学术理论研究，或以传播档案学理论知识以及创建新的档案学理论知识体系者为“理论派”，主要由各部门专门从事档案学术研究机构中的人员、各高校中从事档案学教育的教师、各高校中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等组成；凡主要从事档案工作实践，受兴趣引导而从实践出发进行档案学术研究者称为“实践派”。

2.2 成果。凡以学术体系或是一种新的学说出现，实际结果主要体现在纯理论的发展，而并不强调对于工作实践之直接指导意义的称为“理论派”；以零星的学术观点或以工作实践的总结出现，且目的在于推进档案工作实践前进的称为“实践派”。

2.3 意图。“理论派”主要研究的是“档案是什么”，如档案的定义、档案的本质属性、外国档案学理论和外学科新理论的引进等；“实践派”研究的则是“什么是档案”，是为了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准确处理归档与不归档的范围、科学管理档案和有效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2.4 目的。“理论派”是为了发展档案学理论，维护档案学的学术地位及其尊严，所以其研究的内容相对集中于档案学基础理论；“实践派”的落脚点则是为了推进工作，于是研究的重点也往往是搞清楚“什么是档案”，其研究的内容相对集中于应用技术。

3 “理论派”与“实践派”的长与短

想要笼统地论述“理论派”与“实践派”之间的孰长孰短，那必将是徒劳的，于是笔者决定由不同的主体出发来分析各自的长与短。

3.1 “理论派”的优势和劣势。“理论派”的优势主要在于其起点高，具体体现为：一是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具有较为缜密的逻辑思维、科学的推理方法、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二是占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理论派”的主体是学校里的档案学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各学校均收藏着相当数量的档案学著作和档案专业期刊，检索查找的途径也比较通畅。三是参与档案学理论建设的机会较多，且研究成果较易成为现有档案学理论的补充。首先，有条件的学校会对档案学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建设做出规划，构建系统的理论成果，以备教学及其他需要。其次，大多数高校对硕、博论文的字数下限有限制，博士毕业论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从形式上看一篇论文就是一个知识体系，就可以是一本著作。

“理论派”的劣势：主要在于其实践体会肤浅，有的是从校门到机关门的研究人员，有的是从校门到校门的档案专业教师，除在职研究生外的硕士和博士，基本上没有档案工作实践的经历。所以有些研究成果虽然具有较为完整的体系，但往往远离工作实际，致使这些理论在实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学术论文，“理论派”的个性也是异常突出的，如孙观清、吴建华刊发于《档案学通讯》2014年第1期的《从利用状况看档案工作领域的不良工作作风》一文，对“信息资源四定理”的作用无限夸大，认为可以是治理“档案工作领域的不良工作作风”的良方。

3.2 “实践派”的优势和劣势。“实践派”的优势主要在于其拥有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碰到过大量的具体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是研究对象是鲜活的、管用的。由于“实践派”长期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摸爬滚打，其主要任务是对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推动，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则或是其遇难而进，或是其兴趣所致。所以其关注的问题往往是客观实际中存在并急需解决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是研究成果紧密联系实际，能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他们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工作实践的回顾总结，查找问题的症结比较准确。

“实践派”的劣势主要在于其起点较低，由于其着眼点是工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研究的落脚点是解决问题，使得实践得以向前发展。所以其研究成果只能作为档案学理论产生的基础，是“理论派”研究的素材，而很难直接形成系统的理论。

4 档案学术研究中“理论派”与“实践派”的现状

4.1 “理论派”的现状。一是已经成为档案学理论发展中的主力军。从目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途径来看，基本上都是依靠档案专业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的努力耕耘。二是在理论研究的方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颇受档案界尤其是实践界的指责。如“我们的诸多档案学研究者不是从档案管理实践中来，不是有针对性地对准档案管理实践问题，而是闭门造车，认为理论研究可以天马行空，从而与档案管理严重脱节”。[4]三是除教材外的不少专著尽管已经构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但对于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力度甚微。

4.2 “实践派”的现状。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档案实践工作者也不乏长期坚持档案学术研究者，他们各自都发表了大量的档案专业文章，且不少是带有理论内核的研究性文章，但他们的研究成果终究只能停留在学术论文的层面上，而并没有能够上升为档案学理论。所以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研究形势不容乐观。首先从目前刊物发表的文章来看，似乎“实践派”占绝对多数，但这只是一个主体的数量，如果从这个数量出发再分析一下研究成果的性质，则真正算得上档案学术研究的比例很小。其次从档案学著作来看，绝大部分为“理论派”所著，真正出自“实践派”之手的实属凤毛麟角。

二是“实践派”的研究成果很难影响我国档案学理论。在广大的“实践派”撰写的文章中，确实也有不少是具有理论内核称得上是学术研究之作的，但这些研究成果却很难对我国档案学理论产生影响。有的即使进入了“理论派”的视野，但往往也会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引起高度关注，久而久之也就悄无声息了。

5 强化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按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经有成熟的经典论述，那为何在档案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至今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分析在理论联系实践的两个阶段具有什么不同的内涵。在由实践产生理论的阶段，主要是依靠“理论派”尽可能多地深入实践，并在创建理论的过程中充分联系实践。可以说理论的是否具有真理性，关键就在于“理论派”在研究中与实践的联系是否科学和有机。而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阶段，则又需要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依据现有的理论，主观能动地、积极有效地将理论与新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不能直接作用于实践，而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才能实现二者的统一。在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还有一支更为庞大的队伍，那就是档案实际工作者，没有他们的主观能动，档案学理论就难以得到与实践相结合。本文将这支更为庞大的队伍称为“实践者”。

强化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5.1 全面反思并采取不同的措施。一是档案专业教材。其虽然与档案教学实践具有自然的联系，但其对于档案工作实践的联系则又是另一回事。为此，可以在教材改版之际，充分听取本地区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和教育部门，以及本区域所属档案管理部门中分管业务的领导和富有学术研究经历的“实践派”参与的讨论，以不断补充和完善教材。二是档案学术专著。随着自费出版之门的开启，各种利用课题经费、行政资助或是自筹资金等形式出版的档案专业书籍不说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是大量面世，但其中也不乏“见光死”的现象。如以博士论文形式面世的专著，只要完成了通过答辩获取文凭，此书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还有的专著只是在评定职称、通过考核、获得某个奖项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三是有重大意义的档案学术论文。如研究档案定义、档案本质属性以及一些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重大创新的论文，对于这些文章要注意组织研讨，并为其进入档案学理论创造条件。

5.2 充分开展档案学术评论。档案学理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档案学术评论。学术评论与学术研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健康的学术评论能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真正的学术繁荣离不开学术评论。理论的产生靠的是对已有实践的总结、研究、归纳和提炼，理论的发展靠的是实践的检验和学术评论，而且在推动档案学理论发展的两个因素中，学术评论往往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因为学术评论实际上是对新理论在实践中是否可行或如何使其更加完善的再次论证。如果经过论证确实是正确的理论，那么在用以指导实践时就会更加利于统一认识和付诸实践；如果经过论证，某一理论确有片面性，甚或根本就是伪理论，那么将会既避免了理论误导的损失，又能尽快进入下一轮的理论研究之中。

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在中国档案学会内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业委员会”，以引领全国的档案学术评论活动；二是在各地档案学会和各高校专门组织开展评论活动；三是在各高校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中考虑开设档案学术评论选修课，以考核档案学术评论文章作为检查手段。

5.3 保持档案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我们的档案学术研究发展到现在，在发展思路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具体的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首先是理论对于实践的顾及不足，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成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平行而进。其次是学术研究中的学术化倾向，如周林兴先生指出：“整理和反思我国当前有关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却发现很多研究成果既不能准确地反映档案管理规律，又不能有效地指导档案管理的实践，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学术化的现象。”[5]

为此，我们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应更多地注重“实践派”的作用。纵观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的三者关系可以看出，“实践派”兼具了“理论派”与“实践者”的优势，在理论研究上弱于“理论派”而优于“实践者”；在实践上弱于“实践者”而优于“理论派”。具体的方法可以是在某一系统理论如一部专著面世前，尽可能多地征求他们的意见，以便使成果中“联系实践不够”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学术化”现象得以及时的纠正。

5.4 强化“理论派”与“实践派”的糅合。自然，要想在每一个研究主体身上达到“理论派”与“实践派”的糅合，即让某一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优势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们只能借助于充分发挥两类主体的相互弥补来实现。这里首要的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是“理论派”要充分认识“实践派”在档案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实践派”的不懈努力，没有丰富和快速发展的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理论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就会止步不前。而“实践派”也要全面认识“理论派”的意义，没有他们的认真总结和研究，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就只会是一种人类自发的行为，而无法形成系统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深入，从而推进我国档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教育部门，需要着重考虑如何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派”和“实践派”科学合理地组织起来，以充分发挥两者的合力，唯有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向新的高度进发。

5.5 充分发挥“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曾经有个说法调侃道：“对于‘怎么做红烧肉’这个问题，本科生的回答是‘把猪肉放进锅里炒熟即可’；硕士生会把这道菜的主料、配料及制作流程都详细地列出来；而博士生的答案则是厚厚的一本书，书的第一章赫然写着：如何养猪。”[6]笔者以为，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红烧肉的人，他虽说根本没有必要从养猪开始考虑做红烧肉，但看着食谱上的介绍，照着葫芦画瓢式地做红烧肉还是需要的。

由此看来，档案工作的“实践者”在进行一项新的工作之时，先认真研读一下这方面的有关研究文章或是著作，也许还真能少走一些弯路。如编写“全宗指南”、建立“全宗卷”等工作，先认真学习一下《全宗指南编制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DA/T 14-94）和《全宗卷规范》（DA/T12-2012）自然会有很大的益处。

总之，我们只有认真发挥好“理论派”和“实践派”在档案学术研究中的共同作用，档案学理论才能有不竭的发展动力；只有处理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者”的关系，很好地发挥“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 上海档案信息网.郭红解.当下档案学理论，你能引领实践否[EB/OL] . [2015-08-2].http：//www.archives.sh.cn/dabke/ ... 0121025_37052.html.

[2]安全论坛. [2015-08-2].http：//bbs.anquan.com.cn/thread-203432-1-1.html.

[3] 黄德先的博客.翻译学界也要不同而和，[2015-7-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1ae487010086a5.html）

[4] [5]周林兴.解读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学术化现象[J].档案管理，2006（5）：25.

[6] 中国教育网[EB/OL]. [2015-08-13].http：//www.edu.cn/gao_jiao_news_ ... 110825_673557.shtml

（摘自《档案工作》电子期刊 作者单位：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

作者：严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