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摘要]当前，消费文化对文艺的影响作用在学术界没有得到整体性对待和系统性研究。一方面，消费文化对文艺的影响体现出语境性、场域性作用，制约甚至主导着文艺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流程；另一方面，文艺生产、繁衍、传播着消费文化，表征出消费文化理念与影响度。在消费文化与文艺的互动过程中，文艺实现了自身的繁荣，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和缺陷。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篇1：

论齐格蒙特·鲍曼对消费社会的批判

[摘要]齐格蒙特·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微观政治运作，以及个体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欲望永不满足为特征的消费社会淹没了人的主体地位，以显在的自由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和不自主，并加深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消费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使得第三世界国家陷入痛苦并导致全球生态的破坏。对此，鲍曼呼唤建构道德和“寻找政治”。

[关键词]齐格蒙特·鲍曼；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新穷人；“寻找政治”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一生著述颇丰，其对“流动现代性”的论述开启了现代性研究的新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曼就将流动的现代性与消费社会结合起来，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并出版了系列著作，例如《消费、工作、新穷人》《流动的现代性》《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等。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两个阶段，而目前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者取代生产者成为社会的中心。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并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它以欲望的无限增长，需求的永不满足为动力和目的，以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数量为消费者自我定位和评价的主要尺度。本文尝试梳理鲍曼的消费社会思想，探讨鲍曼视野中的消费社会给个体生存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危机，透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以期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启示。

一、消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鲍曼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从剥削工人最大化转向了消费的最大化，重心由生产转向了消费，消费者代替生产者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资本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消费社会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要成为热衷于消费的消费者，而是说消费在现代社会占有基础性的地位，经济发展、文化建构、社会秩序、个体定位等都需要通过消费才有可能实现。消费社会意味着消费者对市场的全面依赖，消费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社会定位和自我衡量的主要尺度。消费社会中的成员首先作为消费者而存在，而后才能有其他的社会身份，“甚至可能只是将其成员视为消费者，对其进行‘质询’；主要通过其成员与消费相关的能力与行为，来判断与评估其成员”[1]88-89。消费美学和消费诱惑是最有效的统治策略，消费是现代社会的基点。

（一）消费社会是对生产社会的超越

鲍曼将目前资本主义所处的社会定位为消费社会，以对应于前现代社会的“生产社会”。在前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生产不足。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难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生产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兴败存亡的关键。另一方面，劳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剥削工人获得剩余价值，依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提升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来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福特主义和泰勒制度是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再者，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首要身份表现为生产者，而后才扮演其他的社会角色，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扮演的角色和相关工作职能成为人们自我定位、自我塑造的主要标准和根据。但是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阶段，由于工厂管理水平的日渐成熟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相当丰富的生产力，成功解决了前现代社会面临的生产不足困境。同时，生产效率的激增使得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亟须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消费成为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关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可以跨越国界，不受空间、土地和劳动力的限制和约束而自由流动，生产已不是资本增值的关键和主要限制，消费承担起资本家的发财梦。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成为衡量、塑造社会成员的主要标准。当然，生产社会中的社会成员也是需要通过消费获取生活所需的，但生产社会中消费的灵魂和中心是需要的满足，而消费社会的中心是一系列的欲望，欲望造就了消费社会。人们积极寻找被诱惑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吸引，从一个诱惑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比之前的更要强烈；正如他们以生产者身份生活着的前人们，从一个传送带运转到另一个传送带”[2]67。因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属于消费社会。

（二）消费社会产生于资本的本性

首先，消费社会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事实和资本主义社会寻求新的统治模式的需要。第一，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由于固有的禁欲主义传统，人们不敢消费或者不愿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机关联被割裂，这一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频发的经济危机和其他社会连带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生产过剩的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亟须通过“消费导向复苏”，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和危机缓解都需要“依赖消费者的态度和消费热情”[2]68。消费主义必然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第二，消费社会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微观政治的执行通道。鲍曼认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认为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统治模式。前现代社会常常借助于国家暴力机器来构建起合法性，但是在信息日益透明化、大众日益个性化的现代社会，暴力国家机器不再是主要的合法化手段。国家亟须实施新的统治模式，“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3]223。在消费社会中，在欲望与不满足的驱动下，“个人欣然屈从于广告的威望，因而，这种信念不需要进行‘合法化’。通过需求的剧增，而不是通过使规范更加周密，以使消费者的行为便于管理，可以预测，从而使之不具有危险性”[3]224。消费社会的诱惑机制取代了传统的暴力和监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微观政治的一种运演通道，可以预测并有效避免社会面臨的各种危机。生产社会中的“圆形监狱”式的统治方式失去了其合理性，只有对那些消费社会的反抗者才会发挥作用。

其次，消费社会是人们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对抗不确定性和构建个体身份的必然结果。在前现代的生产社会中，人们与工作的联结是稳定而持久的，工作伦理能够给人们以价值引导，人们通过工作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行动准则。但是，流动的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流动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鲍曼将现代社会描述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一切还未形成便已消失。在这种变化不定的社会中，人们的工作失去了稳定性，工作赋予的社会身份也失去了其有效性，“那种纯粹简单的，在工作的基础上去建构一个终身的身份的期望已经死亡且被埋葬了”[2]70。对身份的渴望常常导致人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流动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与身份建构正是消费社会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正如鲍曼所说，“购物由强迫性行为转变成上瘾行为，这是一场针对严重的伤透脑筋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的艰苦斗争，也是一场针对恼人的、让人感觉变得迟钝起来的、不稳定性 （insecurity） 的艰苦斗争”[4]124。而且消费市场利用专家、实验等的名义给人以确定性，向消费者保证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在市场的寻觅和购买得以解决。流动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消费者试图通过消费以获得某种确定性并通过消费攫取自己的社会身份。

二、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

消费社会凭借其产品的丰富性和选择的多样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向人们显现为一种繁荣无限的生活方式。但是，消费社会追求欲望的永不满足，虚假需要和无限的欲望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从而使消费社会中的主体——人面临边缘化和非理性化的危机。消费社会中的自由更多的是一种不平等、不自主，显在自由实质上为隐在的不自由。人们为寻找确定性使消费成为一种上瘾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得到的却是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孤独。

（一）主体边缘化

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消费水平和数量成为人们定位和自我衡量的标准，消费者的需求不断产生且永不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使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虚假需要和欲望对人的侵蚀和围困。

第一，消费社会中虚假需要对人的侵蚀。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以各种手段制造社会需要，在消费社会中，“‘真正的’或合法的需要同‘虚假的’或应谴责的‘伪’需要之间神圣的界限已经被取消”[5]114。消费本应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为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而服务的，但是，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无须他者来证明其合理性和有用性，消费就是天职，就是绝对的合理和有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虚假需要将人们包裹起来，使人们在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多样化的商品面前迷失。生活的热情依赖于持续性的购物和消费，以至于前现代社会中作为人们社会身份和主要追求的工作也依赖于消费者的体验。消费社会中的大众“由于无穷无尽地追求包裹在商品之外的表面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格自律或自我认同这一使命的努力追求被有效地拖延了（实际上已从议事日程中被取消了）”[3]254-255，人的理想、人格与主体性以及人们生存的合法性被消费的需要所替代。

第二，消费社会中欲望的无限制造对人的围困。消费社会中，理想化消费者的欲望并不是获得满足，而是获得不断产生的欲望和永不满足。欲望是资本增值的武器，需求的开发和欲望的激发是消费社会向传统社会开战的武器，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依赖于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当消费成为成功的标志，成为幸福的度量器，那么现实原则便真正的屈从于快乐原则，人的需求就会变为消费欲望，作为消费者的大众被消费社会置于永不间断的诱惑之下，他们始终处于不满足的兴奋状态。消费社会中的欲望是流动的且是不断被开发的，一系列大众传播媒介的存在更是资本主义社会激发消费欲望的手段，“广告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欲望，调整和引导现存的欲望”[5]114。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并且任何需求和欲望都不是最终确定的，“一个消费社会就是一个普遍攀比的社会，而且只有天空才是上限”[4]117。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被欲望牵引着前进，失去了其应有的主动性和理性思考分辨能力。

（二）主体自由丧失

在生产社会中，人们完全为工作和生产机器所束缚，生产社会中的不自由是显见的。然而，在消费者为主导的消费社会中，人们可以自由的进行消费选择，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这种消费自由是资本增值的副产品，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是一种“单景监狱”式的统治方式。消费社会以其显在的自由遮盖了隐在的不自由，

第一，消费社会中的不自由表现在消费自由的不平等性。在消费社会进行自由选择的首要前提是有足够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的决定了人们的消费等级，而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自由选择只是在消费社会层级阶梯内的自由选择。工人阶级虽然和资产阶级具有选择同一款跑车和高档别墅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实力的不同，高档跑车和别墅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选择。当然，工人阶级也可以凭借信用制度和贷款服务选择消费高档的跑车和别墅，但是，他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要自主地将自己出卖，将自己束缚于生产机器以获得工资来偿还贷款和信用透支，工人以生命的透支来阐释消费社会中的“自由”。在消费社会中，个人的消费选择越多，其在社会阶层里的地位就越高，也就更接近于“理性”的美好生活。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人们参与生产活动的首要意义是通过增加收入和财富以扩大消费选择范围，以增加自己在消费社会中的“自由”。

第二，消费社会中的不自由表现在自由消费的不自主性。自由的前提是自主，但是消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表现为不自主。首先，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自由选择是在消费市场提供的诸多选项之间进行的选择，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消费A或者B，人们有无数的消费排列组合，但是却无法选择不消费。“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品的依赖性——即对购物的依赖性——是所有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它尤其是保持不同的自由和‘获得身份’的自由的前提条件。”[4]131同时，“媒介即信息”，消费社会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消费信息所围困。人们需求的产生和为满足所进行的自由消费实际上是在消费社会宣传系統的引导下进行的。因此，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是缺乏自主性的附和型个体，其需要、选择都是在社会的引导下产生的。

（三）主体的焦灼

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诉诸消费以获得暂时的确定性，但是消费社会的虚假自由使得确定性更加虚无缥缈，通过消费对抗不确定性只能是一种不断重复且永远不会有结果的“驱魔仪式”，导致更强烈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

第一，消费社会导致幸福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需要并在追求幸福，关于幸福有多种定义，“占有”还是“存在”是很多哲人关于幸福话语的两种生活策略。“‘占有’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事物，‘存在’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人性。”[5]150两种立场都存在和某种事物的依存关系，“占有”依赖于事物，“存在”依赖于他人。而在流动的消费社会中，不管是存在还是占有，都失去了其合法性。首先，在一个以新产品来衡量有用与无用的社会中，以更新而不是积累为主要模式的社会中，“占有”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其次，在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消费为联结纽带和衡量标准，消费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消费者和商家处于诱导与被诱导的统一对立关系，消费者和传统消费者表现为旅行者与流浪者的隔离关系，因此，“存在”也失去了其人性根基。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既不“存在”也不“占有”，使用——当场使用、立即使用是幸福的一种模式，人们购物体验的快乐远远大于使用的乐趣。所有的人都在欲求、购买、攀比，但非理性的从众消费、盲目消费和攀比消费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使人们停止思考的政治策略。

第二，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是孤独的、自我封闭的。共同体是稳定感和安全感的主要来源，鲍曼认为，消费社会中的共同体是一个个体自我封闭而统一起来的奇异的共同体，“‘购物天堂’的人群是人的聚合（gathering），而不是人的整合（congregations）；是人的群集（aggregates），而不是人的总体（totalities）”[4]152。在生产者社会中，“每个人的工作只有通过更多的人际沟通、协调与整合才能获得”[2]74，也就是说在生产者社会中，生产者之间是彼此互相联系的共同体。但在消费者社会中從未有过“集体消费”和“团结消费”，消费者社会的个体是完全孤独的，即使有很多消费者选择集体购物，但是这种集体化购物“只是构成消费行为私人化的基础并且增加购物的愉悦”[2]74，消费者是孤独的存在，消费社会中的活动是完全个人的孤独的活动

三、消费社会扩张带来的全球危机

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将消费社会包装成一种繁荣无限的生活方式，诱使第三世界的国家成为其产品倾销地、废弃物转移地以及消费产品的加工地。消费全球化使第三世界国家和传统消费者成为消费社会内部的流放者，并加深了其心理贫困程度。此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及消费的全球化传播加深了对生态的破坏，使得地球成为废弃物堆积点。

（一）剥削加剧

消费社会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社会内部危机的缓冲剂，而且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显现魅力和诱惑的魔法棒。在前现代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往往通过战争入侵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是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战争会导致世界范围的舆论谴责并会导致交战双方的严重损失，在信息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成为发达国家征服、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蜜汁”。发达国家鼓吹消费社会的自由、自主、个性、民主、平等和多样选择，是一种繁荣无限的生活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彩的信息化展示，向未被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显现其宏大的消费景观，使消费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向往，而后便以援助的名义，将其纳入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并且充分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优势、资源优势，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重污染企业、制造业等夕阳产业，使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加工厂和发达国家消费社会的供应者。鲍曼将此行为称为“地区性问题的全球化解决”。“财富和权力决定的不仅是经济，而且还有道德和全球空间的政治，就此而言，还有其他一切关乎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状态的事物。”[6]75）他强烈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优势和经济规则而无视其他规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入侵与伤害。

（二）精神贫困

消费社会向大众显现为一种繁荣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那只是消费社会中优秀消费者的体验，对社会中“传统的消费者”以及落后国家的人们来说，其生活状况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善，反而更加贫困。

第一，消费社会中被流放的新穷人。穷人总是存在的一类人，穷人的意义取决于正常的人的标准，“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生活’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2]85。“在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中，贫穷意味着对肉体生存的直接危害——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的疾病或者缺乏住所导致的死亡威胁。”[2]84在福特主义流行的生产社会中，正常的人投入生产流水线，遵循社会所倡导的工作伦理，通过生产劳动获得生存与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在生产社会中，那些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的群体，无法满足自身生物生存需求的人被称为穷人。但是，消费社会的正常生活和标准生活就是消费者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意味着拥有足够多的消费选择。消费社会中的审美选择、价值判断、生活规划等以消费者的消费为标准和中心，今天的“穷人”便是那些失去了消费能力或者没有消费欲望的传统消费者。“消费者社会没有位置留给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无法履行义务的消费者”[6]7，他们遭到消费社会的内部流放，无法享受消费社会给消费者提供的任何权利。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消费殿堂的卑微供给者。在消费全球化的引导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享受者，而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却成为消费社会资源的供给者。如鲍曼所说，“耐克运动鞋在充满虐待的越南的血汗工厂生产，芭比孩子用品由苏门答腊岛的童工生产，星巴克咖啡来自危地马拉被太阳烤焦的咖啡园，壳牌的石油来自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穷的村庄”[2]169，穷人和供给者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他使得财富积累成为可能，落后国家和穷人造就并维持着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观，非现代化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三世界国家以自己的异化劳动维持着发达国家的繁荣，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7]51。“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7]54

消费社会的繁荣不仅没有改善落后民众和地区的生活水平，而且使其更加贫困，如鲍曼所说，“在一个购物监视成瘾的纵观全局式的社会里，穷人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在这个世界里，已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用来转移他们的目光。屏幕上的自由越大，购物区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和诱惑力越大，对贫困现实的感觉也就越深，对片刻的选择的快乐的尝试欲望就更加势不可挡”[4]136。即使那些生活得不错的人，在消费社会的比较与竞争下也显得相形见绌，消费社会使得大多数人都陷入精神贫困的境地。

（三）生态负载

根据地球的资源以及可承载的人口数量来说，地球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由于消费社会的繁荣和消费主义的扩散使得我们的地球已经超负荷了，因为“消费者社会只能是一个过度与挥霍的社会——因此，是一个冗余与巨大浪费的社会”[1]90。

第一，消费社会中的快速更新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首先，消费市场化加速了产品的淘汰速度，它决不允许人们将注意力停留在某一个欲望的满足上面。所以，消费社会利用人们求新的心理，利用时尚逻辑加以引导，通过淘汰产品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例如，“不久前还被视为最值钱、最能持久拥有的电子产品，现在成为用后即丢弃的物品，很快就成了要被处理的东西”[6]58。消费社会的文明不是储蓄文明而是浪费文明，人们将浪费视为一种通向成功，获得声望和尊严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是，浪费式消费对生态自然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其次，消费社会利用指导性废弃的策略来迫使传统消费者进行消费，消费社会通过取消耐用品的必需供应品、维修服务以及零配件迫使传统的消费者购买新的产品。产品的更新是市场实施诱惑的一种策略，但同时生产了过多的废弃物，加重了生态的压力。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垃圾处理厂。发达国家不断的制造废弃物，并巧妙地把污染和废弃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废弃物处理能力极其有限，所以，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例如，中国的贵屿镇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废旧电子器件拆解基地’，是国际上著名的‘垃圾之城’”[6]57注。一旦人类现有的废弃物处理能力不足以解决人类的废弃物总量，我们的全球性现代化“既无法重新吸收也无法将其彻底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6]69。正如美國电影《机器人总动员》诉说的那样，地球几近成为垃圾的聚居地，很难发现任何动植物等生命的迹象。地球是生命得以存在的摇篮，自然界是我们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的有机提供者，但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使得地球的生态面临严重的危机。

四、消费社会的出路及对我国的启示

鲍曼对消费社会始终保持警惕和戒备，对消费主义大加批判，同时他开出了解决消费社会问题的药方。首先，他提倡通过建构道德唤醒人们的责任意识。商人对商品的诱惑和功能大加炫耀，消费者之间的自由竞争，消费者与穷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冷漠现象的原因在于消费社会中人的责任意识的淡化。因此，要通过道德建构来培育人的责任意识，杜绝对商品的虚假宣传，杜绝以经济盈利为目的损害人们的身心。鲍曼希望通过道德的建构形成自由和正义的社会，每个人以对他人承担的责任为荣而不是以消费为荣。其次，通过“寻找政治”来恢复消费者的公民身份。“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1]4他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以及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私人/公共领域（agora），但消费社会使人们沉浸于私人领域，导致了公民的没落。同时，消费社会中欲望的膨胀使人们产生不安全、不确定与不可靠、不均衡的感觉。他认为消除消费市场给人的不确定与不安全需要诉诸市场以外的政府，所以，他发出寻找政治、再造agora的呼唤。政府应给人们提供争辩、协商、交流的场所，形成提供自由和确定性的共同体，结束消费社会中的个体化的自我封闭状态。同时，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根本，因此，政府要保障人们的基本收入，保障人们生存的基本权利。再者，针对消费生活范式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鲍曼认为消费生活范式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生态的破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全球性的解决，对此，应该构建世界政治，通过国际性的共和制度，实现国际范围内的自由、平等与民主。

从鲍曼的消费社会语境反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发现，我国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消费“全球化”进程的受害者。一方面，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在工业生产中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资源能源，但是最后的收益却不值一提。我国以其资源和劳动力为西方发达国家供应消费产品，并成为发达国家高价倾销商品的场所。在消费社会的诱导下，我国的工业污染、消费废弃物与日俱增，对我国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我国出现了消费中心的倾向，从生命的孕育到生命的终结，无消费不生存！孩子生养给父母带来的巨大压力，卖肾买iPhone案例的层出不穷，“裸贷”现象在女大学生中的兴起，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为避免消费社会负面情况对我国现代建设的负面影响，根据鲍曼开出的药方，我们应注重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

第一，在国家层面，我国要坚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给人们以安稳的可靠的精神家园，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构建中国话语，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增强政府在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动性，有效发挥我国在国际社会的积极作用，维护世界的和平并促进世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有效解决流动社会中个体的焦虑、不确定性与个体身份建构问题需要我们加强社会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坚持塑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氛围，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有效发挥集体的作用，将消费社会中散落的个体凝聚起来，在保障人们自由行动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确定性。

第三，针对消费社会中的消费等级问题，我们应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坚持“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等调控策略，争取早日缩小社会成员的差距，保障人们的生存自由，减少人们在消费中的竞争。针对资本盈利本性诱发的种种卑劣行径，例如假冒伪劣等，在加强政府干预的同时，要努力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认知，使其在经济效益、快乐原则面前坚守自己的良知。同时要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坚持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品质，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消费与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给人们提供美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

[2][英]齐格蒙特·鲍曼.消费、工作、新穷人[M].仇子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23.

[3][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0-74.

[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207-208，181.

[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11.

[6][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M].谷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6.

[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6.

〔责任编辑：刘阳〕

作者：鲁力　冯争

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篇2：

辉煌与缺陷：论消费文化对当代文艺的影响

[摘要]当前，消费文化对文艺的影响作用在学术界没有得到整体性对待和系统性研究。一方面，消费文化对文艺的影响体现出语境性、场域性作用，制约甚至主导着文艺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流程；另一方面，文艺生产、繁衍、传播着消费文化，表征出消费文化理念与影响度。在消费文化与文艺的互动过程中，文艺实现了自身的繁荣，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和缺陷。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

[作者简介]王红，广西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李志艳，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西　南宁　530004

消费文化是横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问题，从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的《消费文化》、波德里亚(Baudrillard)《消费社会》、罗刚和王玉忱主编的《消费文化读本》、杨魁《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以及周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管宁和魏然《后现代消费文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李诚和阎嘉《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走向》、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和命运》等一些相关著作和论文来看，关于消费文化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对消费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研究；其二是对消费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其三是对消费文化自身的文化研究；其四是对消费文化语境下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等的分段式研究。综合看来，这些研究都在某些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消费文化自身的历史产生情况、意义内涵以及消费文化对社会生活、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影响。但是，就消费文化与当代文艺生产、消费、传播、流通整个流程的相互关系而言，则缺乏系统而深刻的揭示。

一、消费文化的历史产生和消费文化作为文艺生产的语境

消费文化的盛行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人们购买力的普遍剩余，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构成了消费文化得以盛行的物质性基础和主体性条件。二是西方现代性的兴起以及消费文化对西方现代性建构的参与。罗刚在《消费文化读本前言》中说：“消费文化……直接参与了近三百年来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建构，是西方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它与支持西方现代性的许多核心的价值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兴起盛行，又与思想的解放、价值观念的革新紧密相连；反过来讲，“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世俗大众文化)具有推进政治多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这些构成了消费文化得以盛行的思想性条件。三是大众传媒是消费文化急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网络、电影、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自身生产运作具有着浓厚的消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消费文化以此为基础，进行自身的生产流通运作，并扩大了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作用。

就中国当代文艺生产的整个流程来说，文艺产品逐渐被纳入消费文化体系，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维，从而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消费性。另外，消费文化的诸多价值观念、流播方式、运作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了文艺生产整个流程的理念导向，并内在地维系和支配着文艺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文化成为文艺生产的语境成为无可非议的历史事实。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仅充满了消费者个性和消费者态度，而且消费文化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蒋道超亦认为：“如果说以前人们被其他人所包围的话，那么消费社会则被无限的物品所包围，人们的社会行为举止和心理变化等都受到物的影响和操纵。”综合分析来看，消费文化与文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第一，消费文化的盛行基于可消费性物品的极大丰富，在当代社会中，人们为物品所包围、笼罩，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第二，消费文化的无限扩张，主导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制导了“消费者个性”和“消费者态度”，文艺被纳入消费文化领域，人们的消费者身份不断着重和加强；第三，消费文化不仅渲染了人们的消费者身份，并且悄然变更、制约甚至是主导着人们消费意识的形成和建立，将其以一种“奇迹”的方式整合为消费文化运作环节上的重要一环，人们的物质、生理属性被高度重视和刺激性膨胀，精神属性被忽视或压抑；第四，在现象上，文艺产品呈现出大众“一体化倾向”和“古典精英并存”的特定事实。同时，前者不断包围、压制、蚕食后者领地，成为当代文艺产品的主流。

因此，消费文化特殊的产生背景和盛行条件，使其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并且将文艺成功地纳入整个流程运作体系，体现出语境性或场域性作用，这就为我们研究消费文化对文艺的影响作用奠定了现实性条件和学理性基础。另外，文艺流程包括文艺创作、产品流通、产品消费这三大基本领域，而消费文化不仅在这三大领域都突显出明显的影响作用，并且体现出明显的规律性。

二、创新与扁平：消费文化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转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一些作家依然坚持、固守文学艺术的崇高性和文学艺术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地位，文艺创作表现为对人性剖析的深度性、审美的优美性与崇高性，如汪曾祺的小说；其二，一些作家的描写对象主动向日常生活和市场转向，如池莉的武汉市平民小说。而卫慧、棉棉、木子美等一些女性作家则转向了身体创作。在此过程中，文艺的市场转化典型当属贾平凹的《废都》，这本书在1993年出版时就在社会上掀起了“废都热”，其火热的畅销程度以及泛滥的盗版情况都证明了这部书的市场价值；其三，主要是网络文学的繁荣，其作家和作品数量的难以计数昭示了其文艺创作的主流地位；其四，改编性文艺创作的兴起，如四大名著的电影、电视改编，显示了文艺与市场的合流走向。从这些文艺创作现象来看，一方面，消费文化作为文艺创作语境表现出强劲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创作又以自律性与他律性对消费文化体现出规训与抗争的两种态势。

首先，就创作主体而言，呈现出精英化与去精英化并存、互动的事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们对自身筹划的普遍有效性潜能失去了信心。知识产品货币的自我贬值，同时也是更为普遍的社会贬值”；另一方面，“我们还忽视了知识分子场域的多样性，忽视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的那种实质性的、反对社会基本原则的反文化潜流之间的关系”。从费瑟斯通的理论可以看出，在消费文化语境下，文艺创作主体发生了分化：一是文艺创作主体对自身价值意义以及作品的社

会有效性发生质疑，从而在社会贬值与自我贬值的双重轨道中向消费文化规驯、臣服。一是文艺创作主体坚持文学艺术的社会精英地位。承担着批判社会、解剖人性、创作崇高与优美的传统重任。正如徐岱在2004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研讨会上所说：“只要艺术还以‘艺术’的名义存在，它就不能不面对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承担起为时代的精神世界提供能量的职责。”因此，消费文化分化了文艺创作主体阵营，间接导致了文艺创作的多元化。

其次，消费文化成为文艺创作语境的主导，导致了文学艺术创作方向的畸变与杂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分>导言》中谈到：“它(消费文化)必须取消使正统文化成为孤立领域的神圣疆界，以便找到明白易解的各种联系来统一那些表面上不可比较的‘选择’，比如音乐与食物、绘画与娱乐、文学与发型的偏好。”也就是说。消费文化通过瓦解正统文化的边界，颠覆了文艺的独立性身份，文艺和大众生活结合，成为实物性消费、娱乐性消费、肢体美容等的艺术佐料。如短信息中的文学、音乐、图画相结合形式，高雅餐厅的音乐氛围以及诗歌艺术、图画的装裱，服装的古典元素和现代意识的融合，现代家庭装潢的艺术成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艺术的创作方向发生了转型：其一，为艺术而艺术，文艺是生活的体现向为生活而艺术转型；其二，艺术的高雅化、崇高化、优美化向艺术的大众化、消费化、日常化转型；其三，艺术崇拜偶像的单一化、神圣化、经典化向艺术偶像的平面化、多样化、碎片化转型。如此一来，文艺创作方向由社会批评性、人性解剖性、精神崇高性、审美优美性向日常生活的装饰性、适用性、消费性转化，文学艺术不再充当着人性发展、社会进步的价值坐标，日常生活开始成为文学创作的价值诉求方向。文艺向日常生活消费不断靠拢，充当着创造消费欲望、打开消费市场、追加交换价值的随从性角色。当然，在消费文化制导下，文艺创作方向不能一概而论，如《藏獒》系列小说、《狼图腾》以及张承志等小说家，依然对社会文化秉持着批判性态度，拷问着人类的精神灵魂。但是，此类文艺创作的文化边缘地位，表征着微弱的文艺创作多元化声音，其不可避免地日渐式微和被淹没的命运昭示了文艺创作方向的畸变和价值取向的杂糅。

再次，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艺术创作方式的媚俗化与复调性。20世纪90年代，王朔的文学创作方式、对文学艺术的态度乃至对整个文化的建构，都呈现出消费文化的一般性特点：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文学和文化的物质性地位以及文艺创作的平凡工作属性。正如陶东风所言：“王朔是第一个把作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到庸常的物质乃至‘地下’的文字工作者(‘码字工’)。”再就是所谓的身体写作，如宝贝作家卫慧、美女作家棉棉、木子美等，还有一类就是网络作家如痞子蔡，以及以黄易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等。从王朔的《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黄易的《大唐双龙传》等相关作品的创作方式来看：其一，在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上，游戏文艺、工作文艺是他们的普适性观点，对比起鲁迅、巴金等老一辈文学家来看，文艺不再是济世良方，而是工作娱乐、品鉴把玩对象的一种；其二，在文学艺术的语言上，生活语言、网络语言、痞子语言充斥其中，文学语言的深度性、含蓄性、可回味性被颠覆，文学语言的无聊感、通俗性、直白性甚至是流痞气息大大加强；其三，在描写对象上，日常生活、身体欲望、人生游戏等成为显在主题；其四，在叙事理论上，重视偶然性、断片话，排斥因果律，叙事结构趋于松散、杂沓；其五，在价值诉求上，文艺的价值意义与生活意义几乎均等，文艺建构生活演变为文艺复制生活或是文艺调适生活。当然，当代文艺创作并不全然如此，《大唐双龙传》中的兄弟情深；网络玄幻小说《诛仙》中主人公张小凡对生死的参悟；动物类小说《藏獒》系列、《狼图腾》等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掘等。这些小说依然追求语言的精美、历史文化的纵深感、叙事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以及人性精神的深度反思。一方面，此类文艺创作满足了人们的某些消费欲望，表征出对消费文化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又在深度上反思消费文化，抵制消费文化中泛滥的物质属性和扁平、粗俗的生理欲望，有效地融合历史文化，努力实现文化传承与当代需求的合理接轨，给文艺提供了更为有效、深度和可开拓性的创作范式，以内在文化蕴涵的深刻性、人物刻画的多维性、价值诉求的非物质性体现出当代小说创作方式的复调性特点，使得当代文艺创作方式在主流平面化的基础上，又艰难地向艺术王国的纵深度进发，形成“下半身写作”和“上半身写作”对峙并存、互动发展的复杂局面。

第四，消费文化语境下，文艺的生产体制趋于极度开放化和民主化，导致了文艺创作环境的自由与伪自由状态。从现象上来看，以往的文学体制，是由专门化的文联、作协组织和国家化的文学制度构成，如茅盾文学奖、骏马奖、社会性的期刊杂志和出版单位等，都对文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规约作用，体现出强有力的国家意志和文化生产的精英化趋向。现今这个体制依然存在，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与之相随的消费文化的发展，文艺生产整体上处于一种“无管理，无批评，无引导的三无状态”，“也就是一种完全的自在、自发和自流状态”。但是，“三无状态”并不意味着文艺生产的绝对自由，如新型文艺创作形式的出现，如大话、戏说、调侃、混世、身体写作等，在表象上昭示了文艺生产的高自由境域。但创造阅读诱惑、开拓读者市场、追求商业利益等消费文化原则成为背后的无形驱动力量。因此，消费文化的市场原则、利益导向成为文艺生产的“幕后黑手”，成为文艺生产成功与否的唯一性评判标准，演变为新型文艺生产的控制力量，文艺创作的多样化体现出整体的亲平民性，文艺生产环境的自由呈现出伪自由性。

总的来说，消费文化作为文艺生产语境，其影响作用是正反辩证的矛盾统一体。从正面来说，消费文化开辟了文艺生产途径，创新了文艺创作方式，解放了创作主体，营造了更加自由的生产环境等；从负面来说，消费文化成为文艺生产的制导性力量，它削平了艺术蕴涵的深刻性，颠覆了文艺传统的精神价值，解构了创作主体的社会地位，褫夺了文艺的神圣头衔，文艺生产沦落为普通的消费品生产，使得文艺生产呈现出锐意创新而又反复扁平的整体趋势。

三、喧哗与贫乏：消费文化对文艺传播的影响

关于传播大体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将传播视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A送给B一个讯息，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第二种是将传播看作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讯息、文化中的人(people-in-culture)以及“真实”之间发生互动，从而使意义得以形成或理解得以完

成当代文艺传播也是一种讯息的流动过程，其目的在于意义的互动和理解的完成。然而，大众传媒如网络、电视、广播等强烈的消费文化色彩，革新了文艺传播并重新建构了文艺。正如陈平原所说：“大众传播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

首先，就文艺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文化构成了文艺的传播语境，并导致了文艺的身份被重新建构：其一，文艺作为其他消费品的辅助性工具，如广告语，金帝巧克力的广告语是：“伴着心爱的人，还有金帝”，德芙巧克力的广告语是：“牛奶香浓，丝般感受。”一方面，文艺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传播相应的产品讯息；另一方面，文艺审美性对消费产品进行了艺术包装，将赤裸原始的物质消费改造成具有浓厚文化气息、人文内涵的审美化消费行为；其二，文艺作为普通消费品之一，依然维持着自身的独立自主性身份，但其传播途径和方式开始向网络等媒体手段倾斜。比较以前文艺自创作之日起，就要通过层层审查，并且由专门的出版社、杂志期刊出版发行，方能流通。消费时代来临后，传统的传播方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借助于网络的形式，精简了传播的繁琐过程，塑造了作者与读者更为亲近的对话交流平台，营造了生产与消费并时性呈现的特定景观。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传播以消费文化为语境，大众传媒为手段，文艺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是主从的工具论关系。如长篇小说《鬼吹灯》的传播就是这种情况，并且一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高位；其三，文学与其他艺术手段融合，并以融合的统一体形式被创造和传播。如电影、电视的脚本，歌曲的唱词，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根据电影、电视撰写小说等。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与其他艺术的融合改变了文本的原始样态，从而具有了鉴赏的多维性和创造空间的可拓展性。从以上三种情况来看，随着消费文化的不断渗透，文艺的身份更加复杂，并使其传播途径更为广阔、通达：一方面，文艺以传统的形式，如出版社、杂志期刊、口头等方式继续流传；另一方面，文艺开始以积极的态势融合到消费领域中去，借助于大众传媒手段，拓展了自身传播途径的深度和广度，在现实意义上促进了消费文化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

其次，文艺传播的高速度倾向。文艺传播主要途径的媒体化，使得文艺不得不改变自身原有的生产、传播节奏，以适应、借鉴、倚重消费文化的高速度、短周期的传播方式。而这种传播方式的主要物质载体就是因特网，当今世界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使用因特网，因特网创造了艺术传播的新时代，由此进行的文艺传播，比较以前在时间上更频繁、形式上更直接、范围上更广泛。消费文化传播的网络化手段给文艺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新的危机：其一，“写手”队伍的庞大与作家的信任危机。网络时代造就了人人都是文艺创作者的可能，由于其队伍的庞大与文艺质量的不堪恭维使得正统作家对网络产生了明显的质疑，出于“洁身自好”或是对传统传播方式的信守而拒绝将质量上承的文艺作品搬上网络。其二，时空的虚拟感与接受者的漠视心理。网络的全球化打造了一个虚幻的时空世界，并置的、流动的空间取代了真实空间的物理属性，消解了时间作为人类生活基本向度的多层性意义。网络时空的非真实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利益驱动原则让接受者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态度，滋长了接受者的漠视心理，并以把玩、游戏的态度消解了文艺传播的意义交流和理解，将此局限于平面化和低层次。其三，文艺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与瞬时性膨胀了文艺流通的功利目的。在消费文化领域里，文艺自身的价值分化为两类，即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二者的有机融合奠定了文艺的传播条件和流通速率，消费文化的高速运转以及产品的极大丰富性高度压缩了文艺应有的流通时间，从而渲染了文艺生产、传播的“后福特主义色彩”，文艺流通的市场化原则以及功利目的成为维系文艺传播的主流导向。

再次，文学意义的开掘与湮灭。在消费文化影响下，当代文艺传播形式发生了改变，即由传统的文艺——文艺的传播流程，向现在的文艺——电影、电视、广播等——文艺的多样化传播流程演变。当然，在唐宋元明清时代，音乐(词、曲的传播)和说书(小说传播)艺术对文艺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文艺文本本身没有多大变化。在现代，文艺传播的网络化以及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性，使其文本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动态发展趋势。如吴承恩的《西游记》，被拍摄为电视《西游记》、动画片《西游记》，再被拍成电影《大话西游》，在此启发下，今何在创造了网络小说《悟空传》，系全国第二届网络大赛获奖之作，被认为是一部同时受《大话西游》和《西游记》影响的优秀作品。从《西游记》这一经典案例的传播情况来看，原生态文本被改编为电影、电视、网络小说等艺术新形式，表征了其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名著《西游记》的改编糅合了众多的现代性元素，如拍摄技法、舞蹈、音乐艺术以及网络小说语言的大众化与戏说化等，表明了文学名著的传播努力向时代、社会、大众生活积极靠拢的发展趋势，昭示了文艺传播的消费化轨迹；就文艺传播的意义而言，由古至今的传播流程，显示了文艺意义被开掘又同时被湮灭的两面性。一方面，古典文学名著的辉煌为当代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给养，并在极大程度上维系着改编文艺的接受群体；另一方面，无论是电影、电视或是网络小说，都没有办法复现古典文学名著恢弘的结构、深刻的人生意义以及广博的文化蕴涵，如电视《西游记》没有办法复现名著小说中的语言艺术，电影《大话西游》只是在人性的成长历程方面对古典名著进行发掘，并且在表现方式上糅合了冷幽默、无厘头元素，表现出强烈的大话性，网络小说《悟空传》沿着电影的路子，在人性成长方面继续深入，增添了更多的爱情元素，文学名著的神圣色彩逐步褪去，人性写实与生活摹拟被拔高和凸显。比较起来，名著《西游记》深厚的儒佛道文化韵味、精美的语言艺术、恢弘的叙事结构以及绚丽的想像色彩在当代传播进程中逐渐丧失。因此，一方面，文艺传播进程的深入是对名著局部意义的深入开掘，如人性、情感；另一方面，文学名著的整体性意义在不断地误读、肢解中流失，最终的面目全非将会导致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的天地相隔。

故而，消费文化的昌盛与传播媒介的发达互为表里，共同进退，这导致了文艺传播途径、传播形式的多样化。文艺传播盛况体现了当代社会的整体创造性，即“任何人在他的生活与工作的现实中，都直接体现着某种艺术性与创造性精神”。但是，消费文化主导了文艺传播的高速度、时效性以及影响的纵深度，整合并建构了文艺传播的大众属性，其表象化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塑造了文艺传播众声喧哗的浮华景观，但并不能掩盖文艺传播结构性、整体性、一体性背后的平面化，在利益面前，文艺传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传播意义的贫乏与苍白。

四、自我与无我：消费文化对文艺消费的影响

当前，我国国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为例，“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8.2％、1990年的11.1％、1995年的8.8％到2000年的12.6％，显然，具有上升趋势。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呈现出同样的上升趋势：1985年6.3％、1990年8.4％、1995年11.9％、2000年14.55％”。以国民消费结构的不断文化化为基础，消费文化得以持续兴盛并且影响力逐步蔓延。另外，消费文化特有的消费观念如自我、轻松、娱乐、健康、休闲等又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国民消费结构由简单的物质消费，向以物质为基础，注重文化品味、文化身份的文化性消费倾斜。经济的文化性和文化的经济性打造了消费文化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此情势之下，“一方面，文学艺术本身诸如情景喜剧、肥皂剧、流行音乐、身体艺术、通俗文学、摇滚，等等，已成为热门畅销的商业卖点；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变着花样，想方设法进入日常生活并与商品联姻，广告、策划、美容、瘦身、设计、餐饮、服饰、环境……其中无不渗透着文化，无不见到文学艺术的倩影”。消费文化不仅重塑了文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现状，并且深深影响了文艺消费行为。

首先，消费群体的扩大化与文艺消费心理的世俗化。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文化化倾斜，在文化消费现状上表现为消费费用比重的增加和消费群体的扩大，但在文艺消费心理上，却呈现出复杂化趋势：其一，文艺生产的商业化转型摧毁了自身在消费者心目中原有的神圣地位，文艺本身的不断降格引发了文艺消费者心理的质疑和漠视；其二，消费者群体的扩大化并不意味着消费观念的进步，经济发展与人民素质的提高并不存在绝对的正比关系，消费文化的根本目的也不在于人文素质的培养，而在于消费欲望的不断撩拨和消费市场的持续开拓，因此，消费文化的普泛化导演的是一场欲望大戏，消费者素质提升的滞后与欲望的急速膨胀导致了消费心理的世俗化；其三，消费文化的发展在表象上呈现为产品的极大丰富，2006年长篇小说创作就是一个显在的案例，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13日专电(记者陈鹏、万一、郭威)称：“2006年中国小说创作很繁荣：业内估算，今年出版长篇小说将达到1000多部，各类小说的读者群保持稳定，小说品种及其写作群体继续丰富多元。不过，繁荣背后的问题也不少：市场的催逼迫使不少作者牺牲了艺术表达；匆忙草就的‘故事’虽多却缺少厚积薄发的经典之作，这使得小说创作在2006年里，虽然数量不菲，但还是显得有些无足轻重。”文艺自身艺术属性的矮化以及创作群体的良莠不齐直接引发了消费心理的信任危机意识，这种以戕害自身为代价的文艺生产现象无异于竭泽而渔，与之相回应的是评论界的声声棒喝和消费者的讥笑嘲讽，而在深层次折射的是文艺产品的大众化趋势以及世俗化的消费心理。

其次，点击性消费与替代性消费。消费文化深层次影响了文艺消费心理的形成，并导致了文艺消费方式的变革。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认为，印刷文学曾是公民学习的主要途径，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带、DVD、互联网所取代。并举例说人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在网上冲浪，看过最近根据奥斯丁、狄更斯、特罗洛普、詹姆斯小说改编的电影的人，要远远多过真正读过那些小说的人。因此，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也就是说，在当代社会文艺消费形式发生了变革，即纸质阅读式为网页点击浏览式取代，文艺原著式消费变型为电子复制品或改编品的替代式消费。这些消费方式无疑表征了文艺消费的壮丽景观，但也暴露了更多的文艺消费问题：其一，点击式文艺消费的盲目性与草率性。文学网络化使得消费者在相同的时间段里，接触到更多的文艺消费品，庞大的数量与众多的包装花样造成了消费者视线的强烈压迫感与紧张感，从而造成了消费时间的相对短缺。另外，大众传媒颠覆了文艺成品原有的淘汰机制，造成了泛滥的消费民主和无方向的消费自由。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文艺消费的点击式呈现为无选择的盲目性、随机性以及消费的匆忙性与草率性。其二，隔之又隔。文艺消费替代品的出现使得文艺彻底转化成商品，文艺消费完全转化为商品消费。正如居伊·恩斯特·德波(Guy Ernest Dobord)指出，商品之所指的世界是商品统治一切有生命之物的世界，它的逻辑与人们之间的疏远和人们与自己所生产全部产品的疏远是同一的。就文艺消费而言，替代式文艺消费是完全商品式的，它主宰了消费者的生命世界，铸造了文艺消费者的高度孤立以及消费环境的商品化，导致了消费者与文艺产品以及生活本真环境的双重隔离。因此，点击式消费与替代式消费表征的是消费产品的极大丰富，在实质上体现的是消费者主体性的丧失和消费行为的异化。

再次，文艺消费目的的想象性与自我认同性。消费文化的盛行改变了人们对商品的概念，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居于主要地位而交换价值地位凸显；与此相应的是，商品消费行为不仅是购买力的表征，更是对消费者身份、地位、声望的象征性确认。受此影响，文艺消费呈现出多元化趋向：其一，原始的文艺消费目的如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审美能力的培养、精神境界的提高，依然占有着一定的消费领域，维系着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根基；其二，原有的经典性文艺消费逐渐失去主流文化地位，其不断地被边缘化显示了文艺消费目的悄然转型，即享乐式、品味式、地位式、情趣式文艺消费成为主流，并主要担负起新的文化建构重任；其三，文艺消费目的呈现出整体的想象性和自我认同性。也就是说，在当今文艺消费目的中，存在着实际上的主体缺席、消费对象的假设以及消费时空的虚拟等因素，文艺消费表面的群体化、统一性掩盖的是消费行为的自我性与私下性。因此，文艺消费在高度绝缘的情况下，更多的暴露了消费者的原始欲望以及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认识自我、表征自我、认同自我成为文艺消费的主要目的。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下，统一的评价体制坍塌，社会导向迷失，文艺消费目的的实现缺乏整体而权威的社会趋同感与社会认同性，从而表现出个体的想像性和自我认同性。并且，文艺消费过度的自我目的膨胀，显示了文艺消费目的的杂乱性、感性化与瞬时性，在伦理价值维度上，更大的作用不是建设，而是摧毁。

因此，消费文化对文艺消费的影响在于，在消费方式与消费目的上实现了高度的民主与自由，自我选择、自我认同、自我表征、自我建构成为文艺消费与消费文化的契合点，主体性意识在文艺消费面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凸显。但是，文艺产品生产了消费文化，文艺消费趋同于消费文化的逻辑与理念，即在强化消费者主体性意识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消费者心理、方式、目的的控制和建构，达到消费带动生产，获取利益的统一目的。这样一来，不是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带动着文艺生产，而是文艺产品刺激、膨胀、引导着消费欲望，文艺消费与其他消费品一样，在强化自我的同时，沦陷了自我。

综上所述，消费文化对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并且随着消费文化自身的发展以及消费文化对文艺的渗透、整合、建构的深入，这种影响作用呈现出上升趋势。另外，由于消费文化的复杂化，以及当代文艺自身呈现的多元性，任何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消费文化对文艺的影响作用都不够科学合理。确切地说，消费文化造就了当代文艺整体的辉煌，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和缺陷，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下意义和长远性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陈梅云

作者：王　红　李志艳

电影生产品消费管理论文 篇3：

论文化公共品生产供给的类型及其规制

摘 要：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获得成功的必然要求，也是它的基本哲学问题。文化公共品生产具有两种基本的目的性：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公共品生产要遵循当今市场的规律，这是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物质运动规律；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公共品生产要遵循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理性逻辑为主导的思维进化规律。以“经济-社会”综合效用为目标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则应当遵循上述二者的融合与平衡。在信息社会，还应该遵循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的规律。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公共品生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文化自觉

文化公共品生产是指具有公共品生产资质的组织机构，围绕特定目的，遵循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对生产主体、文化主题、生产渠道、流通和消费市场等信息进行调查研究，做出文化公共品生产决策、设计和实施相应方案，以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为主要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文化公共品生产策划的目的是为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科学的谋划，是在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意识的指引下施行的理性决策和预测。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的属性不同，其策划活动的目的就不同，与此相应，它所应遵循的规律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无论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属性如何，成功的文化公共品生产一定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要反映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价值追求，在生成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机构的“意义世界”时不偏离“初心”；“合规律性”指的是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動的现实可行性，它是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价值实现所应该遵循的客观规律。

一、价值认同与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标选择

早些年就有人指出，现在发现的这种违反规定、扰乱文化公共品生产秩序的行为大部分是出于经济目的，其中乘机塞进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的现象也已出现，如不引起注意，千里之堤将溃于蚁穴[1]。文化公共品生产市场的治理除了在法制建设和行业道德建设的维度加以约束和改进外，厘清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属性与宗旨，对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精准定位无疑是必要的。

（一）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属性的分类

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可以分为事业性主体、经济性主体、政治性主体和技术性主体四大基本类别。这种分类主要是从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功能和社会使命的维度来确认的，它与举办或投资方的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事业性主体机构。它是公益组织或政府非营利部门为繁荣文化与学术，促进文化交流、知识传承与发展、营造文化氛围等提供文化公共品生产服务的机构。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与文化发展机构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非营利性；其二，较为严格的审核制度；其三，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促进文化和艺术的发展。

2.经济性主体机构。这是文化产业企业和文化资本集团为了获得利润而投资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业专门建立的投资部门和运营机构。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公司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是资本运作的一个环节，它在实现资本增值的过程中起物质载体和转化的作用；其二，利益至上原则和货币价值的衡量准则，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以市场业绩的预测作为唯一依据。

3.政策性主体机构。政府或其他政治组织为实现一定的治理目的，以便提供主流价值的信息传播渠道和精神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主动介入文化公共品生产领域而建立的组织机构。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特点是：其一，文化公共品生产运营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其二，文化公共品生产具有意识形态性；其三，文化公共品生产服从于整体和当下的政策指向。

4.技术性主体机构。它是技术服务机构或研发机构为促进文化公共品生产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传播以及教育卫生事业等的发展而建立的行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技术性主体机构的纯粹性在当前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市场化的背景下比较少。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主要特征是：其一，为文化公共品生产提供技术性支撑；其二，不直接生产文化公共品应景之作，主要提供外围服务，专业特色明显；其三，自身具有专门领域的专家群，能够对行业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

当前，文化公共品供给部门仍然以政府为主体，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经济性、公共性、共享性尚未全面激活。上述四类文化公共产品生产主体机构竞相发展态势的形成还有待各方面力量的刺激和推进。当然，主体诉求的多元化以及这种多元化价值的社会认同，将是文化公共品生产繁荣的必要前提。

（二）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价值的抉择

在较为抽象的层面将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做如上四个方面的细分，是剔除其主体属性之外的特征而做的理论筹划，这是确定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属性，从而界定它所要服从的客观规律的需要。主体属性不同的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其主体价值诉求也不相同。

1.事业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文化发展。文化事业的健康良序发展是事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主要宗旨，它的主体价值观通过其功能设定得到体现。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建立普惠文化机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营造文化氛围。

2.经济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经济效益。在部分文化公共品生产社会化（或企业化）成为现实、市场经济方兴未艾的现时代，经济性主体机构的价值直接体现为资本获利的内在驱动，它是社会资本力量在文化产业中的渗透。这类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社会功能是实现其组织经济效益的手段，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细分是其表现形式，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融合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公共品生产资本的主要形式。

3.政策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意识形态。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不仅仅具有文化传承和开启智慧的功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存在的历史阶段，文明进步的程度已经将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推向文化领域。政策性主体机构肩负着维护特定阶层和阶级利益的职责，它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符合治理需要和社会稳定的文化公共品，以期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规劝，达到维护和扩大自身影响，并防止意识形态侵略的目的。

4.技术性主体机构的价值诉求：技术创新。专门性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中需要发展其知识产品的社会效用，并在知识传播进程中确定该学科或领域的社会地位，从而为专门领域科学技术和学科建设的未来图景提供支撑。技术性主体机构的主要价值追求在于专业知识的创造性发展和普及传播，在于破解思维与制度层面对该领域发展的障碍。

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主体属性的不同决定了其在公共品生产问题上主体价值的追求有巨大差异，而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价值的不同导致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的迥异，从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立场也就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文化市場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2]这为不同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文化公共品生产目标选择决定其应遵循的规律

公共品生产机构的功能定位是文化公共产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的纲领性价值体系正是文化公共品生产确定具体方案，进行主题甄选、形象设计、载体选择、市场运作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现实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中，“合目的性”并非始终“合规律性”，亦即文化公共品生产决策的“可信”与“可行”是可能存在差异的。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不同，其应当遵循的行为逻辑也不同。

（一）文化发展——知识创新、文化传承与传播规律

事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以追求文化发展为圭臬，而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文化公共品生产应当遵循这种逻辑，在实践中推动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服务，服从于文化创造与传播。从文化接受机制来看，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受众、信息渠道（包括文化载体）、传播方式。不同时代知识创新、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载体、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在当今，它们具有如下特征：

1.文化多元化发展成为趋势，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并行不悖。尊重社会文化机制，就要正视大众化与小众化的关系。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是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通过自我意识和对文化的多样性认同而将之付诸行动，并获得文化公共品生产物的物质形态的过程。一方面，社会生产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工业社会形成的“标准化”生活形态（大众化）和后工业社会形成的“个性化”生活意志（小众化）同时存在。这种生活的逻辑反映在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并存的状态。由此，文化公共品生产在策划方面既要满足小众文化而使少数精英文化起到引领作用，又要满足大众文化的普适性需要。文化公共品生产要多样化推进、多层次策划。

2.多点辐射的信息传播方式，要求文化公共品生产要坚持立体运作。多点辐射的信息传播方式就是指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各信息节点价值均等，每个信息节点都具有信息增殖的可能性，成为内容生产的源泉。尊重信息传播机制，在互联网时代就要重视用户价值，在文化公共品生产中要尊重民众的参与，为民众参与提供平台。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借助于网络平台的广域传播与民众价值的创造性贡献。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立体运作”就是指文化公共品生产要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实现文化公共品的智网运作，融合传统文化载体和媒介化文化载体各自的优点。

3.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大，功利性文化与非功利性文化俱荣。文化生产与繁荣奠基于物质生活资料的丰盛，从而使人们从繁重的劳作中抽身出来，获得文化消费的时间和能力。尊重文化的物质决定性，就要区分当今文化公共品消费市场中对休闲文化与实用文化的不同需求。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文化事业的发展，既需要基础性文化需求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需要超功利性文化公共品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经济效益——资本逻辑与市场机制

只要是资本行使权力的地方，就必然与理性计算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进行文化公共品生产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并且以“文化”之名洗刷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为的物质主义。不过，在市场经济中，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的持续发展离开一定的经济支撑确实带有空想的色彩。在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中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就要顺应资本自身的运动逻辑和市场规律[3]。

1.产业联动与做大做强。资本激流往往形成利润漩涡，文化公共品生产企业在进行文化公共品生产策划的过程中，要激发各方力量，集合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使文化公共品生产与流通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交互使力：一方面，在企业精致化发展的进程中，专攻文化公共品生产运营的某一环节，文化公共品生产、制作、经销等分离；另一方面，在企业集约化发展进入到一定规模的阶段，可以延长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价值链，获得超额利润。金融企业、传媒与出版企业、创意公司、技术开发与集成企业、销售公司等都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联动发展的对象，也是降低投资成本的途径。产业联动形成资本集聚，资本的向心性促使资源成本降低，同时资本周转速度较快，实现利润激增。

2.资本嗜利与跨界扩张。产业联动是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的主动外联，从而围绕文化公共品生产形成产业共济。而资本天然具有的嗜利本性，使其在运转中形成向周边产业延伸的冲动。跨界经营正是文化公共品生产在资本嗜利本性下所需要遵循的原则。文化公共品生产在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目标体系中，需要创建适宜于资本迅速扩张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文化公共品所能衍生出来的附加价值，诸如游戏产业、影视艺术及体育文化经营、文化公共品贸易、公共品金融化等。跨界经营在主张比较优势和综合实力的竞争社会显然是文化公共品生产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3.用户黏性与消费带动。对于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经济性主体机构而言，消费市场意味着利润多寡和生产的持续性。消费势在造成一种消费粘性，即形成（和扩大）忠实的消费群体。文化公共品生产对用户黏性的调研建立在对真实用户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事实上，忠实用户源自于文化品牌信任，这种品牌形塑需要结合时代和地域特色：如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等地的红色文化公共品，三山五岳的宗教文化公共品，具有时代特色的汽车文化、会展文化、时装文化、休闲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文化公共品等等[4]。同时，在当今时代，消费创造生产、生产创造消费，诸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如民众自助文化公共品生产等体现用户个性需求的生产和高品质文化公共品生产均能产生用户黏性。

（三）意识形态——竞争哲学与阵地逻辑

政策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的任务在于维护和扩大治理范围与治理效力，并在意识形态竞争中取得胜利。任何国家和政治组织都有相应的公共品生产机构为政策舆论和社会治理提供专门的产品设计和生产，使文化公共品生产有利于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构建。这类公共品生产机构在文化公共品策划中主要应侧重考量的是文化公共品的内容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政治话语的原则性与形式的灵活性等问题，遵循竞争哲学与阵地逻辑。

1.娱乐文化与严肃问题。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与轻松的娱乐文化二者之间的融合上，需要做到张弛有度、形神结合。随着文明进化程度的提高，传统战争的主阵地已经被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舆论战所取代。“一切工具使用文化都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5]。随着好莱坞电影的流行、学术交流和人口流动，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西方意识形态采取了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我国进行传播。西方敌对势力有意将一些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话语和生活情调特意拔高。为此，我国的文化公共品生产输出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文化公共品生产中要主动选择一些恰当的文化产品和载体形式，作为我们主动介入世界生活的方式。

2.精英政治与草根话语。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与此相关的是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同兴。一方面，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和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另一方面，精英政治主导话语依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有必要在两个方面加强建设，一是政策性文化公共品的深入耕耘，二是民众政治性文化公共品鉴赏和思维能力的普及与提高。由此，文化公共品生产就当有高山流水，也要有下里巴人，这既是就形式而言，也是就内容的深刻和复杂程度而言的。在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拥护者，坚持草根文化公共品的生产与推广，是强化斗争阵地功能的需要。

3.灌输教育和潜移默化。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意识形态相关作品的文化公共品生产需要实现其最终目的，意味着授受关系得到调和，文化公共品生产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更加和谐。新时期人们对意识形态接受的心理机制主要侧重于生活化的话语方式和情境感染。除非特殊时期和特殊事件的影响，灌输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已经不那么受到欢迎。故此，政治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文化公共品生产时更应该坚持两种基本方式：深刻的理论阐述达到以理服人；鲜活的故事情境达到以情动人。

（四）技术创新——思维进步与技术变革的规律

技术和专业服务机构（或行业协会等）为发展文化产品生产专门领域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思维模式等，进行专业性文化公共品生产策划，以便在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业或专门领域形成影响、获得更好发展的资源，就应当遵循专业领域中创新与发展的客观逻辑。

1.以科技的方式传播科技。文化公共品生产科技的发展是基础信息技术发展的运用部门，文化公共品生產的介质和形式的改变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在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无论如何坚持创新发展都很难在专业技术领域长期处于主导或领先地位[6]。当人类逐渐进入到智慧生产和智慧生活的新阶段，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业固守陈局显然是不可取的。自我主张的价值应该与自我彰显的举措相一致，那么，以传播科技为核心业务的文化公共品（如现代科技展馆）生产主体机构就要在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现代化上做出表率[7]。

2.以专业的尺度发展专业。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专业主义在文化公共品细分市场上得到令人尊敬的身份，它指向一种特殊的价值追求，并在喧嚣的信息社会独树一帜。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的操守在于从专业的立场和原则出发鉴别文化公共品的社会价值和可能对该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诸如生物技术、核物理、天体科学、医药科技，乃至于像金融科技与数据分析这类看似平常的业务知识，也需要非常精湛的专业素养才能甄别良莠（这些在公共品中的渗透已经变得常见）。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从理论上看应是该领域中掌握发展动态的先锋，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旗手，是专家云集和学科发展的智囊。

3.以行业的需要促进文化公共品生产。思维进步和技术革新离不开社会实践的发展，也离不开方法论原则意义上的重大变革。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生产中需要对行业需求有科学的认识，对基础性研究和知识创新有远见，对应用性发明和创造有洞见，对结构性整体发展趋势有正见。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行业所急需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正是技术性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要侧重谋划的内容。

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标选择决定了其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正因为现实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往往具有多重价值诉求，并且利益主体的平衡亦存在相互博弈的空间，因此，在文化公共品生产者、维护者、消费者与创意设计者之间主旨价值的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基于价值认同的策划行为便成为预示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成败与否的前兆。

三、文化公共品生产“双性”统一的基本原则和现实意义

文化公共品生产是文化公共品供给的发动机，其工作原理建立在文化公共品生产反馈机制的灵活性与合目的性上。文化公共品生产反馈机制的灵活性使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为在过程监控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及时纠正文化公共品生产决策错误，减少文化公共品投入的浪费；而合目的性是指文化公共品符合主体机构的宗旨和原则，能够增进主体机构的利益并发挥它的社会价值。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所考量的，是“这么做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这样做是否行得通”，即“合规律性”问题。成功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必然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简称“‘双性’统一”）。

（一）坚持“双性”统一的基本原则

“双性”统一在哲学上是价值和真理的辩证关系。目的性体现的是价值尺度，是物质世界对于主体机构而言的有用性；规律性体现的是真理尺度，表现的是主客观相一致的程度。文化公共品生产的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逻辑性（可行性），具有根本性和优先性；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的性以对生产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前提，二者辩证统一于主体机构的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坚持“双性”统一的基本原则有：

1.属类对应原则。不同的主体机构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其文化公共品生产的远景目标和短期目标均有着自身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因此，根据功能的划分，应当对应于具体的实践逻辑，遵循不同的规则。

2.动态对应原则。不同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特定历史时期，由于自身定位的改变，会在机构宗旨方面发生变化，文化公共品供给要根据变化了的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自觉调整生产策略，以适应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同时，当文化公共品生产技术要素和消费市场发生变化（或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自我进化）时，文化公共品生产也要适时调整文化公共品生产计划和方案。

3.有效传播原则。双性统一的根本任务在于：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在文化公共品的有效传播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目标。任何文化公共品生产活动都应遵循传播逻辑。信息传播机制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生变化，文化公共品生产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信息有效传播的过程中才能完美结合。文化公共品生产目的是传播的根据和动力，其生产规律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及其社会影响得到表达。

4.单边底线原则。无论是文化公共品生产的目的设置还是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的遵循，都要坚持单边底线原则。所谓单边底线原则，是指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终端消费者等任一方的基本道德约束和政治约束必须严格遵守。在“合规律”与“合目的”的同时，具体文化公共品生产实务不能突破“公共品供给者”角色伦理限定的底线要求。

5.可持续的原则。在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机构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主体功能选择的失当问题，在文化公共品生产业务和文化公共品生产联合的选择上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毫无疑问，主体价值的实现往往要牺牲一定的非主体代价，比如政策性主体文化公共品生产机构往往在策划中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远景目标的实现往往导致近期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的损失。在诸如此类的抉择面前，是否能促进文化公共品生产组织和文化公共品生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是“双性”结合的重要原则。

（二）坚持“双性”统一的现实意义

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顺利实现文化公共品生产实践从“观念形态”（文化公共品生产计划和方案）转变到“物质形态”（文化公共品物质载体的生产和流通）的必由之路。它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破解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供需错配。目前文化公共品供给存在的窘况是：一方面文化公共品囤积较多、去库存的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民众对高品质的文化公共品求之若渴。这造成了表面上的产能过剩（文化公共品库存积压）和供应不足（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文化公共品供需关系的结构性失调，是供需错配导致的文化公共品市场功能失调。文化公共品生产的“双性”统一，既解决了文化公共品生产“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又解决了文化公共品生产“行不行得通”的问题。前者是从文化公共品生产主体角度来分析问题的策略，后者是从民众消费需求的角度来衡量文化公共品的有效性。两者结合，就能较好解决文化公共品的结构性供需错配问题。

2.匡正文化公共品生产的伦理秩序。文化公共品生产除了要解决文化公共品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之外，还要追求文化公共品生产伦理秩序的良性发展[9]。当规范伦理学家们从约束条款来制定行业规则的时候，带着强烈科学主义情绪的理性伦理学并不这么认为。理性主义伦理旨要宣称：伦理秩序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理论基调中，文化公共品市场乱象的清除，有赖于对生产主体机构价值和目的的正确认知，以及对文化公共品生产规律的深刻认识——离开正确的理性认知，文化公共品市场中唯利是图和粗制滥造的现象就不可能彻底改观。

3.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社会价值。文化公共品生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也是实现“公共品供给”价值的重要途徑。“文化公共品供给者”作为社会功能体系中的重要因素，既是文化公共品“物质形态”价值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公共品“精神形态”价值创造的参与者。“文化公共品供给者”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是文化公共品生产永续发展的根本力量，文化公共品生产“双性”合一有利于提升这种使命感和归属感。“文化公共品供给者”的社会价值在“双性”统一的文化公共品生产中实现了文化公共品传播与创造的社会价值。文化公共品是人类进步（人不断从自在状态转变到人化状态）的重要标识，文化公共品生产在这样的价值观上，其实质则是对世界“人化”进程的主动追求。

参考文献：

[1] 梁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报纸管理体制[J].中国记者，1991（11）∶28-30.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

[3] 何华征，盛德荣.论版权资本化的实现路径及其意义[J].现代经济探讨，2016（5）∶26-28.

[4] 丁和根.传媒竞争力——中国媒体发展核心方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8.

[5]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

[6] 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M].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3.

[7] 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8.

[9] 何华征.论资本逻辑与出版伦理的内在关联[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2-96.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盛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