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谈判研究论文

WTO第九届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之后，多哈回合谈判该如何进一步前进？这是摆在所有关注WTO事务的人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事实上，首份多哈回合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多边贸易谈判当前的困境。因为该协议只是把多哈议程中仅有的能够付诸实施的内容都在巴厘岛实现了而已。WTO各成员方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点，进行必要的调整。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多边贸易谈判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多边贸易谈判研究论文 篇1：

“世外桃源”——ＲＴＡｓ在ＷＴＯ多边贸易框架外的新发展

摘 要：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作为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早在CATT时代就确立了其合法地位，制定了相关的规则，以规范引导此类协议的签订和发展。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CATT／WTO相关规则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RTAs的迅猛发展，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和经济全球化一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和重要潮流。

关键词：RTAs；GATT／WTO；经济全球化

中国分类号：F117

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面对WTO的危机，特别是多边贸易谈判受阻，成员国将大部分精力转向地区贸易交易，以作为促进贸易的替代方式。这样使本受GATY／WTO规范却没有实效的RTAs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无论是在形式、规模、还是其内容上，已超越了传统的RTAs，成为WTO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新天地。

一、RTAs与GATT／WTO

区域贸易协定也称区域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集团或区域主义，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其核心是地理上邻近的国家和地区，相互间通过契约或协定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进而协调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政策，形成一个超越国(地区)界的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域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区域经济组织，在成员方之间进行分工协作，更有效地利用成员方的资源，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促进成员方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自20世纪80年代起，RTAs开始迅速发展，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成员方经济联合的程度，共同调节干预的深度和一体化的日标，结合RTAs的实践，这种传统意义—卜的RTAs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等形式。如欧盟，可以说是当今最典型的RTAs。它几乎包括以上各种形式，成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一体化的组织。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以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和“10+3”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它们超越了前面传统意义亡的RTAs，具有成员参与自由性，组织开放性等特点。

(一)RTAs在GATY／WTO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合法地位

早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成立一个多边框架下的国际贸易组织(1TO)并进行GAIT谈判之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可能废除之前已存在的两百多年的关税同盟制度，特别是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建立的比卢荷关税同盟。如果禁止缔约方签订此类协定，相关国家可能不会签署关贸总协定。因此，GATT第24条为设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规定了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提出了透明度要求，以便GATT监督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一规定在客观上为RTAs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合法制度保证。GATT／WTO对RTAs的规范主要有三部分，即1994年GATF第24条包括乌拉圭回合签订的《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24条的谅解》(以下简称为“谅解”)；授权条款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

1994年GATT第24条规定，“本协定规定不得阻止在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阻止通过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所必需的临时协定”，即最惠国待遇原则不适用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其成员之间给予的优惠，GATT其他缔结方不能自动获得。为防止RTAs对多边体制造成扭曲，GATT第24条对此规定实质性的必要条件：(1)对内部所有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2)贸易自出化要有合理的时间安排；(3)对外贸易壁垒在RTAs以后大体上不增加；(4)以上措施将向GATY通报并由GAIT审议。

“谅解”对GATT第24条主要修改和完善了以式，如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澳门分别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rEconomic PartnerArrange—merit，简称CEPA)。

2．RTAs将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一种新制度形式。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已经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在美国积极南扩的同时，欧盟正在上演东扩。事实上，美国的南扩和欧盟的东扩在时间上如此巧合绝非偶然，是美欧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必然结果。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标志着RTAs竞争的新形式正式拉开序幕。欧盟针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先后与墨西哥、南美共同市场及智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同时，美国也与欧盟的成员国(如德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东亚，美欧也以同样的手段进行类似的竞争。1993年西雅图会议使APEC成为涵盖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非正式区域贸易组织。这是美国防止东亚地区形成区域合作组织的一项重要举措。随后欧盟也开始寻求与该地区的合作。1999年欧盟与东南亚地区13个国家(东盟+中日韩)首次举行亚欧首脑会议，并形成了定期化机制。2004年4月17口，第六届亚欧外长会议在都柏林举行，强调了深化亚欧合作。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东亚国家对应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重要举措，10+1或10+3都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是东亚国家参加全球竞争的重要手段。

3．RTAs调整的范围越来越J—。近年来，新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调整范围上对WTO协议有所新突破，许多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通过RTAs得到解决。它们不但超越了传统的关税减免范围，甚至超过了现有多边贸易体制规范的范围，将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投资问题、竞争政策问题和争端解决问题等都一并被纳入RTAs。一方面推进了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可能为推行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潜在的借口。

三、RTAs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

对于RTAs是否有利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理论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RTAs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是多边贸易谈判的“试验场”，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RTAs由于其排他性和封闭性，必然有碍于实现经济的全球化，从而阻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一)RTAs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示范作用

1．促进WTO多边体制自由化进程。WTO多边贸易体制体现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贸易、透明度和公平贸易原则，而这些原则也恰恰是RTAs所追求和遵循的。RTAs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为成员实现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

2．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虽然不少人士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应该构建一个怎样的多边贸易体制，如何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些都有待理论上进行研究，实践上进行检验。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的主体少，利益关系相对简单，不像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起到试验作用。

3．推动WTO多边贸易谈判。由于区域组织成员对外是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如果某个问题在其内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到了多边谈判中就免去了许多再行妥协折中的步骤；而由于根据WTO协议的有关规则，区域经济组織内部的自由化程度应当比整个多边体制高，因此，区域组织成员间的谈判起点相对较高。日前WTO的一些新议题：如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核心标准、贸易与竞争政策等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谈判的困难重重，短时间内很难达成协议，但RTAs在这些方面的成功必将对未来多边协定的淡判起到推动作用。

另外，WTO自身已认为RTAs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跟自己是一致，无论RTAs如何发展，都是在为WTO多边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创造条件。

(二)RTAs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负面影响

1．RTAs的迅猛发展，必使WTO的多边贸易谈判更复杂更困难。在WTO中，以自由贸易协定而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理沦亡讲，如果世界上多边贸易谈判的主体越少，谈判就越容易成功，但实际上却往往相反。在谈判方面，主要国家可能会利用RTAs来加强其在多边谈判中的立场。如果他们以RTAs为依托，形成抗衡，多边贸易谈判则难度更大。即使只有一个RTAs集团提出一项建议，而没有另外的RTAs集团抗衡，其他国家也会对该RTAs集团的做法不满，不会尽力合作。

2．RTAs“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冲击WTO的有关规则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贸易保护主义。RTAs已构成了对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巨大挑战。RTAs作为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天生具有歧视性，与WTO多边贸易体制所倡导的非歧视原则背道而驰。在实践中，WTO秘书处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RTAs中并没有消除影响它们贸易的所有关税和其他限制。只有个别的RTAs在农产品上削减了一切关税，即使在特惠的基础上，农产品贸易也要遵守各种各样的例外规定。RTAs对贸易集团以外的其他WTO成员实施的关税和国内税措施可能会高于或严于地区集团成立以前的水平。另外，某些RTAs可能包含着违背WTO有关规则的内容。将RTAs凌驾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上，不仅对WTO其他成员的权利义务构成威胁，也严重侵蚀了WTO多边贸易体制。

3．区域经济组织加强了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有可能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从而延缓了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步伐。随着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新的国家关系也将随之不断更新，分化与重组，以往那种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可能由此逐步发展成为国家集团之间的贸易摩擦，双边贸易就有可能演化成为多边贸易战。由于国家集团的对外谈判能力比单个国家或地区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更加难以协调和解决，贸易保护主义的范围和程度也可能将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另外，如果美国提议的所谓“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话，可能会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更大的损害，从而延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因为，如果这么多的发达国家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就有可能造成一个两极格局：一边是发达国家，一边是贫穷国家。南北矛盾可能由此而更加激化。

4.RTAs的急剧增加，会损害WTO多边贸易体制，甚至使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碎片化的危险。WTO成员的贸易资源是有限的，当其将注意力从WTO多边努力转向区域时，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注必然降低，造成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推动力不足，有可能会倒退到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贸易转移效应”，背离了比较优势原则，使得组织内外的摩擦不断，可能使得WTO成员方经常陷入贸易争端之中。

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和重要潮流，二者相互作用、冲突和协调、不可替代、长期并存，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两条主线。面对经济—体化的发展，WTO必须设法使RTAs朝着更加透明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并将其纳人多边贸易体制之中。必须进一步努力健全和完善WTO有关RTAs的规则，加强RTAs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示范作用，及时纠正一些WTO成员将RTAs与WTO两者对立起来(甚至采取实用主义)。加强WTO成员在RTAs实践中是否自觉地善意履行WTO义务。从长远来看，WTO成员需要通过有关WTO规则与RTAs之间关系议题的谈判，确立有关WTO和RTAs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以确保两者朝向共同目标的健康发展。

在目前这个经济全球化经过过去高速发展已处于调整阶段和RTAs正在迅猛发展的新时期，我国作为人世不久的发展中国家，为兑现已向世界作出各项承诺，我国的经贸安全形势更会面临许多不安全因素的影响和严峻的挑战。为避免全球风险而真正受益于这个时代，仅仅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还不够，还必须在构筑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作出努力。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一项基本战略，加强FFA就应该作为优先策略。只有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RTAs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才能避免被日益增加的RTAs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

参考文献：

[1]沈木珠．区域贸易优惠与最惠国待遇关系的冲突与法律协调一兼论我国之应对措施[J]，国际贸易问题，2005，

[2]王传丽，董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新发展[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4，(10)

[3]王贵国．后坎昆的世界贸易组织[J]．国际经济法学刊，2004，(10)．

[4]全毅．亚太地区双边FFA新浪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东南学术，2003，(4)．

[5]窦建成．新一代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比较与借鉴[J]．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2003，(5)．

[6]曾令良．多哈发展议程的困境与出路[J]．理论月刊，2004，(7)．

[7]钟立国．WTO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制及其完善[J]．法学家，2003，(4)．

[8]赵晋平．从推进FTA起步——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途径[J]．国际贸易，2003，(6)．

[9]史忠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安全[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10]陈建国．WTO的新议题与多边贸易体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11]杨国华．中国加入WTO法律问题专谈[M]．法律出版社,2002．

[12]龙文懋．全球化与经济安全[M]．湖南人民出版杜，2003．

(编校：薛平)

作者：夏志红

多边贸易谈判研究论文 篇2：

后巴厘时代多边贸易体系仍是我国首选

WTO第九届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之后，多哈回合谈判该如何进一步前进？这是摆在所有关注WTO事务的人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事实上，首份多哈回合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多边贸易谈判当前的困境。因为该协议只是把多哈议程中仅有的能够付诸实施的内容都在巴厘岛实现了而已。WTO各成员方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点，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继续深化

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首份WTO多边协议并没有在体系上增强多边贸易谈判的效率和活力。在短期内，WTO应采取一切努力，保持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相关性”，同时为在长久的未来，恢复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作好制度上的准备。

目前，导致多边贸易谈判的困境的诸多因素仍然显性存在：

首先，多哈回合的既定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当下最有活力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由WTO倡议并推广，但是在多边谈判中的应用却乏善可陈。现有多哈议程落后于国际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不足以提供使所有成员方特别是关键成员方感到可以双赢的结果。根据全球价值链的理念，跨国公司将综合分析全球的成本状态，开创生产地转移和离岸生产等新型生产模式。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模式下，贸易商更关注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而是如何降低在全球市场上运营的综合成本，降低全球范围内影响货物和服务传输的不确定性，扩大其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能力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谈判的议题不做更新，那么现有的框架很难吸引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贸易商所在的主要国家在传统的谈判领域内作出让步，因为它们得不到与之交换的利益。

其次，一揽子协议和共识原则加大了谈判难度。多哈回合启动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不断地多元化，各方对多边回合的期许和信心差异越来越大。各种不同的利益联盟越来越多的出现。概言之，在多哈时代，随着各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谈判内容的进一步触底以及谈判议题的不断扩大，一揽子协议的模式促使各方更关注它们最害怕而不是最想得到的谈判结果，也即此时各方追求更大的“防守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揽子协议已无力有效运转并促使回合谈判成功了。

再次，区域贸易主义的盛行加剧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僵局。事实上，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在短期内，很难扭转各方对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热诚，因为各方对已经启动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都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并且预期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在这股区域贸易浪潮中，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代表的大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使得多边贸易体系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大区域主义谈判涉及深层次的变革，它们不仅关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边境措施，更关注境内监管规则的统一和协调，而这些都会根本性地改变其成员方对WTO谈判的立场，也极有可能动摇WTO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中心地位。

最后，大区域主义最后是否会最终回归多边贸易体系？这个问题不仅是决策者的棘手问题，理论界也无从回答。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从根本上涉及到一国在多边和或区域谈判上行政资源的分配，乃至多边贸易政策是否仍为一国首要贸易政策的最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摇摆，也直接动摇了成员方达成最终多边协议的信心和动力。

二、必要的应对准备

未来几年，除非WTO提出一些新的倡议，否则WTO在世界贸易管理的中心地位将继续被侵蚀，甚至有可能超越某种临界点。可以预见，一旦超越这种临界点，则全球贸易极有可能进入由当下大区域主义浪潮孕育出的大国贸易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贸易体系丧失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公平。大国或许可以利用市场杠杆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小国则会受到巨大损害。在全球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样的结果最终是对所有人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去WTO中心化的趋势是危险的，未来几年，作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必须采取措施减缓或消除这种去WTO中心化的浪潮。当然，对多边贸易谈判而言，短期内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似乎不可能。在中短期内，各方努力的目标应该是为恢复多边贸易谈判探寻可行的改革方案、做好制度上的准备工作。

首先，更新多哈回合的谈判议程。议题的更新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认知之上，也需要各方对纳入新议题的负面溢出效应和合作的利益程度达成共识。WTO有必要创造这样一种机制，即帮助确认政策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以及WTO规则的覆盖面是否存在空缺。这样的一种政策对话和学习机制一方面可以帮助决策者梳理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大量监管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确定WTO成员方应优先关注的政策领域，包括目前尚未纳入WTO谈判议程的领域。此外，WTO还可以成立一些工作组，关注某些成员方有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政策。概言之，在短期内，WTO应使自己处于政策学习和对话的阶段，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份能够为所有成员方带来双赢结果的谈判与合作议程。

其次，改革一揽子协议和共识原则，引入以临界变量为特征的可变几何路径。必须明确，启用可变几何路径谈判的议题需受到限制，除了应符合WTO的宗旨、有利于增强全体成员方福利并且WTO对实现这类协议享有权威和途径之外，还应该经由全体成员方表示同意。而在程序方面，可变几何路径的启用和推动应配合WTO的机构改革。应授权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决定一项议题是否由达到临界数量的成员方提出、是否符合“最终手段”的条件以及如何对谈判过程加以控制和推动以确保最大多数成员方的利益。在这个理想状况到来之前，可变几何路径的引入事实上由WTO成员方全体，特别是代表最有实力之成员方意愿的“绿屋会议”或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谈判联盟等控制。

再次，启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向多边体系回归的可能性的研究。对非参与方而言，区域贸易协定既带来机遇，也带来负面影响。理论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创新如果成功实施，是可以转移到多边协议项下的。而要实现这种转移，则前提条件是WTO必须研究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创新条款及其实际操作情况。

最后，评估推动更严格的监管纪律的可能性及可行性。理想的情况是，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方主动向WTO提供信息，分享执行经验。但是不管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方愿意提供什么，秘书处应被授权主动对其执行情况和经济效果进行分析和报告。目前秘书处对区域贸易协定的监管只限于记录条款，这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应着手评估是否在WTO中推动实施更严格的对区域主义的多边监管纪律。

三、多边贸易体系仍是我国首选的贸易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重新恢复WTO在国际经贸治理平台的中心地位仍是国际经贸政策的首选项。即便TPP、TTIP这样的大区域主义谈判能在未来两三年内结束，WTO也仍将需要若干年时间来谈判一份更新的多哈框架，即扩大现有议题，更大范围的安排核心国家的收益。

有鉴于此，中国应以长远的眼光、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对待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应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若干年，是多边贸易谈判孕育变革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继续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同时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建设新型开放型经济体系，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试验性措施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高标准、全覆盖新型国际经贸、投资准则的风险的能力。中国应加强不同贸易谈判模式的一致性研究，综合计算出本国在多边、双边、区域性谈判中可承诺的各种底线，从一个统一层面上求证本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能够担负的领导责任。中国入世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我国经济的适应能力，因此，如果应对得当，大区域主义未尝不是我国又一个通过开放促改革、通过开放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成功案例。（作者张磊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治理中心主任、WTO学院院长；徐昕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学院副教授）

编辑|赵丽芳 lifang.zhao@wtoguide.net

作者：张磊 徐昕

多边贸易谈判研究论文 篇3：

“中国不是最后阻拦者”

《商务周刊》：谈判7年来，您觉得多哈回合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什么？

王晓东：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有150多个成员参与，涉及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地域标识、渔业补贴和贸易便利化等20多个议题。经过7年的艰苦谈判，虽然谈判还没有最终结束，但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例如在农业方面，多哈回合谈判结果将削减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超过50%，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关税约36%左右；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将被削减70%以上；农业出口补贴将于2013年全部取消；将不迟于2008年底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农产品免关税免配额待遇。在工业品关税方面，WTO成员已经同意采用一个相同的公式进行关税的削减，取代以往多边贸易谈判所采取的平均削减方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真正的实现削减高关税、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多哈回合关税削减的幅度也远高于乌拉圭回合，根据测算，发达成员工业品将平均削减60%，发展中成员平均削减50%以上。此外，通过本轮谈判，发达成员的关税约束水平将提高到100%，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除外）提高到99.7%，这将大大提高贸易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另外，发达成员将对最不发达国家97%以上的出口产品提供免关税免配额待遇。在服务贸易的谈判，将进一步扩大主要成员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提高开放水平；反倾销领域的多边规则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关于渔业补贴、贸易便利化等领域新的多边规则。这些都是多哈回合谈判迄今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结束谈判，使这些谈判成果能够落到实处。

《商务周刊》：目前多哈回合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与上一轮的乌拉圭回合时有哪些变化？

王晓东：首先，比较乌拉圭回合而言，参与本轮谈判的成员更多了，这主要是由于自1995年以来，有许多发展中成员陆续加入到了世贸组织里来，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新鲜血液。由于新成员的加入，参加本轮谈判的WTO成员达到了153个。

第二，在本轮谈判中，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看到他们更加积极有效的提出自己的主张，争取自身的权益。他们的谈判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点比乌拉圭回合谈判更加突出。发达成员主导谈判的局面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在谈判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一些立场相近的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不同的议题和地域划分组成谈判集团，用一个声音对外谈判，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谈判地位和力量。 例如在农产品方面的G20和G33，在工业品方面有非洲国家联盟African Group、NAMA11、非加太的ACP、弱小国家经济体的SVE，还有新加入成员国RAMs。

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出全球化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及影响力的扩大，而WTO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变化也体现出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地位的提升，可以预期他们将争取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也会趋于多样。

《商务周刊》：有哪些因素增加了多哈回合谈判的难度？

王晓东：首先，本轮谈判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议题多，涉及20个谈判议题，在150多个成员间协调这么多个问题的立场，采用协商一致和“一揽子”谈判的原则，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成员间根据立场、地理地域形成的谈判团体越来越多。例如农业谈判中的三十三国集团（G33）、二十国集团（G20）、棉花四国（COTTON4）；工业品谈判中的十一国集团 （NAMA11）、低约束水平集团、新加入成员集团、弱小和脆弱经济体集团，非加太国家集团等等。这些集团的建立一方面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力量，但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和时间。

第三、主要成员国的政治周期因素。美国大选、欧盟换轮主席国、印度明年的大选，这些都会影响了谈判进程。同时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这7年中，主要国家谈判代表的轮换对谈判的连续性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此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大量出现也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较大冲击。近年来，一些国家将谈判的重心和力量转移至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于多边谈判的投入减少，这也增加了多哈谈判的难度。

《商务周刊》：这次中国为什么会进入核心的G7，对谈判走势有何影响？

王晓东：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WTO部长级会议的核心层谈判，与总干事拉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在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国参与到WTO的核心决策圈提供了必要条件。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中国的贸易量比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大得多，作为主要的农产品及工业品出口大国和进口市场，许多谈判议题的解决离开中国的参与是不行的。其次，中国积极参与了新一轮谈判，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立场具有代表性。例如，在农业谈判中，中国是G33集团的最主要成员之一，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发展权益。在工业品谈判中，中国也是重要的出口国和进口市场，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间的主要桥梁。

事实上，GATT/WTO“核心成员”的组成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核心谈判方是QUAD，由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组成。而在本轮谈判中，坎昆会议后出现了新的四方集团，称为G4，即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两个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南北平衡。日本和加拿大的淡出及印度和巴西的崛起，体现出新兴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多边谈判中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我们也可以看出，贸易量的大小并不是决定一个成员是否能进入WTO核心决策圈的唯一指标，而谈判的参与度、影响力更为重要，也就是“软实力”。

由于G4在随后的谈判中未能就主要谈判议题发挥引领作用，其构成也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因为日本积极要求加入其中，后期短暂出现了G4+日本的格局。但日本的加入也让整体结构失衡了。在农业问题方面，欧盟和印度处于守势，美国和巴西是出口和主要进攻方，而日本也是农业保护国，形成了3：2的局面。于是美国便积极提议农业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加入，这样又重回到3：3的平衡格局。这就是G6。事实上，这框架并不固定，有时开G6的会，有时开G4的会，各组合有时也是变化的，这次就加入中国组成了G7。

能够跻身核心谈判圈，对于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在这次谈判中，中国展现了灵活性，发挥了桥梁作用，也提出一些建设性方案。陈德铭部长积极进行了斡旋，中方显示的务实态度、诚意和灵活性，得到了与会部长的高度评价。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有其复杂的政治因素，和个别成员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谈判中，任何成员都需要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每个成员都有权说不，这很正常。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次谈判中最后的阻拦者。

《商务周刊》：在本次会议期间，拉米先生付出了哪些努力？

王晓东：作为贸易谈判委员会主席，谈判期间，拉米先生每天不仅主持G7绿屋会议，还要主持35国小型部长级会议，每天上午还需要主持贸易谈判委员会（TNC）的全会，向其他100多个成员进行通报，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2-3个小时。作为一位61岁的老人，他体力和精力异乎常人。主持这种高强度的谈判在体力和智力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仅需要听所有部长的发言，一分钟不能走神，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要点，进行归纳总结；你还要引导会议讨论，化解矛盾冲突，协调立场，寻求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不论是谈判全局问题还是某个农业或工业品谈判的技术细节，都需要他恰当把握分寸。

总干事的职责是谈判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他本身并没有谈判权，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为协调者，保持中立的地位，在众多议题上协调立场对立的各谈判方，难度可想而知。拉米先生为此付出了很多，各国对他的信任来自他的知识，他对所有议题的熟悉程度，也来自他的公正性。这三年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所有的谈判议题，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同时每天的跑步和马拉松训练也保证了他有超常的毅力和体力来应对谈判的压力。

从个人的精神来说，他非常坚定，锲而不舍。即使在谈判的低谷，在几乎所有人都对谈判丧失信心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仍说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还有希望。拉米先生坚定地相信，这一轮回合谈判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对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是有好处的，对改变现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规则是有好处的。这是他信念的支撑。

事实上，他为此次部长级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内心也为最坏结果做了准备，但当最后没达成一致，他还是真情流露了，和许多部长一样，眼里满是泪水。

《商务周刊》：近年来，除了金砖四国以外，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对自由贸易的反对声似乎更多了，是不是他们从自由贸易中的获益在递减？

王晓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许多国家确实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一些国家内受到冲击的产业和政治力量也对贸易自由化进程提出了批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密切注意。WTO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世界的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建并维系一个稳定、开放、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使参与其中的各国受益。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多少、先后可能并不均等，也很难量化。一个国家能否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受益，不是贸易这一个因素所决定的，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因素。多边贸易协定只是为各国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平台，如何利用这个平台，能否抓住市场准入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则要看各国的自身努力。

在一个时间段内，我们很难准确地量化一个成员从自由贸易中的获益增减，也不宜就此轻下结论。发达成员可能逐步失去在劳工密集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而仍然维持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制造业上的领先，并同时在服务贸易领域增加收益。这种国家不同产业竞争力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断变化中的。一些中小发展中成员，在某些具体出口产品上确实在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我们不应简单将此归咎于自由贸易，而更应该在提高产品竞争力、改善本国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寻求突破。

《商务周刊》：那您是如何看待贸易优惠侵蚀的问题？

王晓东：贸易侵蚀是本轮谈判出现的新概念、新问题。所谓贸易侵蚀，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与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签订双边优惠贸易安排所获得的既得利益，由于多边贸易谈判的最惠国关税削减而受到损害。举个例子，美国目前与许多非洲国家签订有双边贸易安排 （AGOA），根据这一协定，美国给予上述非洲国家对美出口免关税待遇，而其他国家则需要按照最惠国关税向美出口（例如美国目前许多服装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为15%）。因此，非洲国家相对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服装出口国多享受15%的关税优惠，这有利于他们对美出口。但一旦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束，美国的纺织品关税将被削减至6%左右，那么非洲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税优惠幅度被大大缩小了。正因如此，许多较落后的非洲国家要求美国和欧盟减缓他们的关税削减步伐，以期获得更长的过渡期。而其他向美欧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种做法变相给予发达成员更长的过渡期，同时也与多边贸易谈判最惠国待遇的精神相违背。目前就这一问题的谈判已基本结束。考虑到那些贫穷非洲国家出口结构的单一性和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显示了灵活性，同意美欧在对部分纺织品、渔产品的关税削减方面获得10年左右的过渡期；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在产品范围上表现出了自我克制。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新的南南矛盾，也暴露了多边贸易谈判与双边优惠安排日益明显的冲突。多边贸易谈判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石受到了挑战，可能对未来的多边贸易体制走向产生影响。而我个人认为，关税上的优惠只能提供暂时的竞争优势，并非长久之计，为确保市场份额，非洲国家更应从根本上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并逐步实现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但这需要一段时间。

作者：吴金勇　周烨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