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社会学纲要书评

2022-08-21

第一篇:普通社会学纲要书评

普通高中生发展指导纲要

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纲要(试行)

(讨论稿10.24)

为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普通高中学生理想、心理、学业等多方面指导的要求,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制定本纲要。

一、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是指普通高中为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预防并解决学生发展中的困扰而开展的一项工作,主要包括理想、心理、学业、生活与生涯等方面,是当代普通高中学校的基本职能之一,与教学、管理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2.开展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尊重当代高中学生成长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特征,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为培养更具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年轻一代奠定基础。

3.开展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以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为主、预防矫

正为辅;尊重高中阶段学生的成长需要,遵循其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尊重学生的独特性,考虑学生在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和生涯等方面的个性化需要;注重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

二、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 4. 主要目标: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健康发展,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和自主发展的品质,促进学生潜质的充分发挥,促使学生获得步入下一阶段学习、生活与工作的能力,成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5.主要任务: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理想;维护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促使学生增强学习动机,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培养学生健康生活、生涯规划的意识和能力;预防学生在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和生涯等方面出现问题和困扰;培养学生在遇到相关问题和困扰时的求助意识,减少其对学生发展的不利影响。

三、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主要内容

6.主要内容:包括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及生涯等方面。

理想方面:主要包括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升学生的公民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理想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

相结合。

心理方面:主要包括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自我认识;促进学生情绪情感健康发展;促进学生人际关系和谐发展;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形成坚强的意志品质和挫折耐受力;有效减少学生的心理困扰及其不良影响。

学业方面:主要包括促进学生的入学适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帮助学生确立恰当的学习目标;提升学生选课的意识和能力;指导学生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改善学生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与学习能力;指导学生掌握应对学习压力和考试压力的技能技巧;有效识别、诊断学习存在困难的学生,并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指导。

生活和生涯方面:主要包括培养学生珍爱生命、健康生活的意识;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与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并掌握生存技能;培养学生生涯发展与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能力倾向、个性特点与生涯发展的关系;帮助学生了解大学专业信息与社会职业需求,合理规划升学与就业目标;促进学生掌握步入下一阶段生活、学习、工作所必需的技能;有效减少学生在生活与生涯方面的困惑。

7.各普通高中应当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结合学生年龄特征、各年级特点及高中教育目标,从各年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循序渐进,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具体的指导内

容。在落实总体指导要求的同时,高一年级应加强入学适应、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方面指导;高二年级应加强课程选择、生涯探索等方面指导;高三年级应加强未来发展方向与目标、高考、压力应对和挫折耐受力、升学与就业等方面指导。

四、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途径和方法

8.开展学生发展指导的途径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不同学校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发展指导不同方面的共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现有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教学等渠道和资源的作用,开展学生发展指导。

9.开设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选修课或专题讲座。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如知识讲座、先进事迹报告、情境模拟、案例研讨、心理训练等,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和生涯等方面的选修课和专题讲座,促进学生掌握有关发展的知识和技能。选修课和专题讲座应以互动模式为主,注重学生的积极学习与体验,强调自我探索和反思,重视能力与技能的培养和知识的应用。

10.开展团体辅导和个别咨询。建立发展指导室,可以通过团体辅导活动和一对一个别咨询的形式,对在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和生涯等方面出现困扰的学生给以及时的指导,减少困扰及其对学生的不良影响。对于个别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能够及时识别并转介到校外专业机构接受辅导。

11.适当开展学生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和生涯等方面的测量与评估。学校要为学生建立发展成长档案,以了解学生在理想、心理、学业、生活和生涯等方面的现状、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增强发展指导的针对性。

12.建立学校危机监控和干预体系。学校在校园危机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开展心理辅导或咨询工作;在危机事件结束后,还要对学生、教师、家长的心理状况加以评估,适当给予后续指导。

13.促进家校合作,建立学校家庭共同开展学生指导的渠道。学校要使家长了解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宗旨、目标和开展情况,帮助家长了解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为有需求的家长提供发展指导意见,协助他们解决子女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需要。

14.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教育作用。要通过社区服务、参观访问、实践探究活动、举办社区活动等途径和方法,利用社区资源开展学生指导工作。要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科技馆、企业等丰富学生发展指导工作。

五、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保障措施

15. 加强学生发展指导课程建设。学校要根据本校实际,保证学生发展指导的时间,落实学生发展指导选修课、专题讲座等在学校课程计划中安排。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开发各类自助课程,实现学生、

家长、教师的网上自主学习,推广优秀指导课程及活动。

16. 加强发展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学校要逐步建立起以专职发展指导教师和班主任为骨干,全体教师共同参与,专兼结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工作队伍。专职教师可以在学校总编制内统筹解决,与在校学生的人数比例以1:500为宜。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职指导教师,满足指导需要。

教育部要研究制定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分期分批对学生发展指导骨干教师进行培训。高等院校要积极培养学生发展指导的专门人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学生发展指导专兼职教师纳入教师培训计划,开展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目标、内容、任务和理论以及测量评估、团体辅导、个体咨询等方面的培训。

17. 落实学生发展指导所需的经费。学校开展学生发展指导所需经费纳入办学成本,在学校办学经费中统筹解决。有条件的地区应当设立专项经费,对积极开展学生发展指导试点和经费紧张的学校予以支持。

18. 提供相应的办公条件。普通高中学校应当根据学生发展指导的实际需要,与心理咨询室(或心理辅导室)等统筹考虑,统一规划建设指导场所,保证其必要的办公面积、配备相应的书籍资料、测量工具和仪器设备等。

六、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组织实施

19. 加强领导和管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实施学生发展指导作为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和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对学校的总体考核和评估范围。要根据本纲要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指导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要建立区域内学校之间相互协作和资源共享的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经验交流。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各项要求的落实。

20. 加强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科学研究。教育部成立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专家委员会,加强研究和专业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要为学校提供专业支持、服务和科学评估,促进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第二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评

武汉大学法硕(JM)

佛山班

作业:中国法制史(书评) 姓名:王亮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书评

内容摘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是通过对家族、婚姻、生活方式、婚丧祭祀、法律特权等方面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的法律和社会的状况。并从礼与法、德与刑和以礼入法几个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影响以及中国法律逐步走向儒家化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家庭婚姻 阶级

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家族;第二章:婚姻;第三章:阶级;第四章:阶级(续);第五章:巫术与宗教;第六章: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本书有三大特点:一是在研究法律制度演变过程的同时,重视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研究;二是注重家族、阶级、宗教与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比较法家和儒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揭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过程。

本导论部分概括了主要内容,指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强调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本书的基本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第二的目的是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即溯及法律的发展过程并注意法律的变化情况。这样的思路遍决定了本书在写作体例上的一大特点,即将汉代至清代两千余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各章、各节的不同题目下加以讨论,以便进行比较,看法律在法典体制和内容、司法组织、司法程序、刑罚及各种罪名的处分都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作者并不注重各朝法律那些琐碎差异,而是“试图寻求共同点以解释法律之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其二,不仅仅是研究法律条文,该书非常注重法律的实效问题,故而在论证过程中加入了许许多多的个案和判例。

在论证时,作者沿着家族主义和阶级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分六个专题,前两个是家族和婚姻,旨在阐述家族主义的法律特征;三四两个专题则论述阶级,由于宗教与法律关系密切,又列了巫术与宗教一章,最后一个专题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由此可见,全书虽不是按照朝代顺序论述,但以家族主义和阶级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非常具有逻辑性的阐述,将两千多年的历史融会贯通,尽显大家风范,打消了我先前对这种体例会不会杂乱无章的怀疑。

家族这部分,讲的是关于家族范围、父权、刑法与家族主义、亲属复仇及行政法与家族主义几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可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也可以说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的家庭以父权为核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家应指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通常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而家族中是父权家长制,由于法律对其统治权的承认和支持,他的权力不可撼摇。这其中有一套齐家治国的理论为支撑,即每一个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虽然瞿同祖先生在文本中描述的中国古代法律处处彰显着家族本位,但是先生仅仅是从礼的国家法层面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所彰显的家族本位的精神,而不是从家法族规的角度来探讨家族本位,这一研究径路上的缺陷使得先生古代法律家族本位精神的结论亦存在偏颇之处。

首先,从古代国家统治的基础是一个与家族不同的概念——户。虽然有学者认为户主也就是家长,只不过一个表现在公法上,一个表现在私法上。但是“户主是户籍制度下的产物,家长由家庭中酝酿出来,二者本有各自的运作空间。”也就是说,户主和家长有不同的运作领域,一个是政府掌握的户,一个是社会单位的家,即在社会层面,起作用的是家长,但是在国家统治层面,讲求的确是户主。户主和家长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认为秦政推行法家政策,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而汉承秦制,虽然经历了瞿同祖先生指出的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但是从北魏废宗主督护而立三长始直到唐宋帝国复兴,中国出现了“儒表法里”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大共同体一元化传统,此一传统基本延续到明清。“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婚姻的论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古时婚姻的意义,作者认为不外乎“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他认为古代婚姻的禁忌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如有服属而又尊卑辈分不同者、虽无服而尊卑相犯者;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主要指妇女亡夫之后,不能与丈夫家的亲属结婚,而只能改嫁外姓。那么,那时的婚姻又是如何缔结的呢?在封建社会中,只要二姓的家长同意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姻便成立了,男女的结合无须顾及夫妻本人的意志。直系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也无婚姻自主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社会舆论与家庭分工都造成了夫妻不平等的事实。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妻正位于内,不得为家长,就是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更可以发现妻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情形。“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从夫妻相殴杀的法律中,就可以看出夫尊妻卑、地位极不平等。法律上完全根据尊卑相犯的原理,对于妻殴夫的,较常人加重处罚;而对夫殴妻的,则采取减刑主义。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三不去”则是“七出”的例外情况。“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七出是夫方要求离婚的条件,而义绝则是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

关于阶级,瞿同祖先生用两章的篇幅相加介绍,内容从生活方式到贵族的法律特权,再到良贱、种族间的不平等。诛族。阶级是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关系的基础,所以各朝代对百官士庶贱民的生活方式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衣饰方面,衣饰自古以来就是区分贵贱的一种重要标志,法律对衣服的材料、颜色、图案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居住方面,对放房舍的大小、间数样式和装饰方面均有限制,不得乱用。出行方面,一般只有特定的人群可以乘车,并且不同层次的人出行的工具、装饰和人员方面等也有不同;而庶人及贱民通常皆步行。既然贵贱在生活各方面有差异,那么在法律上贵贱的待遇也是不同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一部贵族的法律。首先,贵族及官吏犯罪后不受司法机构和普通法律程序的拘束,可以不受拘系刑讯,除非皇帝亲自下旨。当审问以后,法司也不能依照普通的司法程序加以断决,需得到皇帝批准。更明显的一点是获罪后可以以罚俸、收赎、降级、革职等方式抵刑。其次,贵族官吏与平民间的诉讼已与平民之间的诉讼不同。平民殴杀贵族官吏在各朝代均有严厉的处罚。贵族官吏的家属也因其地位而获得许多法律特权。在书中还提到良贱间的不平等,其不同于贵贱间的不平等,贵贱指示官吏与平民的不同社会地位,良贱则指示良民与贱民的不同的社会地位。良民具有平等的身份,贱民包括官私奴婢、倡优皂隶以及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某种特殊人口。良民与贱民在生活方式、婚姻、刑罚等方面都有不同于良民的规定,贱民杀伤良民以上,处分集中;而良人殴杀贱民则减凡人论罪。主奴间的不平等关系更加严剧,奴婢是主人的财产,任由主人随意处分。主人并非故意殴杀奴婢,不负责任,若奴婢无罪而擅杀,国法虽不容,但处分极轻,可是在古代社会给奴婢找个罪名不是什么难事;反过来,奴婢若有殴骂主人以上之举动,则属恶逆大罪,法律上处刑极重。还有一种介于良民和贱民之间的身份即雇工人,其地位介于两者之间。另外在外族人侵入中国之后还会存在种族不平等的情况。

另外,作者也指出了巫术与宗教对法律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巫术宗教与法律功能仍然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的善恶为鬼神所洞察秋毫,所以为了维持更多的公平,官吏对鬼神抱有极大的期望与信心,例如官吏常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于神或焚香默祷 。此外,历代人君往往因天降灾异而下诏重理冤狱,执法官吏也因顾及杀生的福孽报应而尽力为受死者开脱 。再者,法律的刑杀多居于秋冬,从而避免春夏万物生长之季 。同时人们相信无辜诅咒可以致人于疾病死亡,法律对制造咒诅者的处罚也极其严格 。由此可见,对神的敬畏非但没有被排除于法律之外反而对法律的实施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

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教给我的最重要的就是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法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是法理学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古代家族、婚姻、阶级、巫术与宗教等方面的描述,较为完整地介绍了古代的社会状况。书中大量的文献引用不但使本书充满趣味性、增强观点的说服力,而且更具有较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但对于书内下侧的注释有些不尽人意,应稍加解释,使本书更加大众化,便于更多的人理解学习。

第三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使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务院批准发布实行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精神,在总结高等学校体育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特制定本纲要。

本纲要是国家对大学生在体育课程方面的基本要求,是新时期普通高等学校制订体育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体育课程建设和评价的依据。

一、课程性质

第一条 体育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

第二条 体育课程是寓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于身体活动并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

二、课程目标

第三条 基本目标

基本目标是根据大多数学生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分为五个领域目标。

1. 运动参与目标: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并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基本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能够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 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2. 运动技能目标: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

3. 身体健康目标:能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状况,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能合理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养食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4. 心理健康目标: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学习目标;自觉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5. 社会适应目标: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第四条 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是针对部分学有所长和有余力的学生确定的,也可作为大多数学生的努力目标,分为五个领域目标。

1. 运动参与目标: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能独立制订适用于自身需要的健身运动处方;具有较高的体育文化素养和观赏水平。

2. 运动技能目标:积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发展自己的运动才能,在某个运动项目上达到或相当于国家等级运动员水平;能参加有挑战性的野外活动和运动竞赛。

3. 身体健康目标:能选择良好的运动环境,全面发展体能,提高自身科学锻炼的能力,练就强健的体魄。

4. 心理健康目标:在具有挑战性的运动环境中表现出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

5. 社会适应目标: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关心、积极参加社区体育事务。

三、课程设置

第五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

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程(四个学期共计144学时)。修满规定学分、达到基本要求是学生毕业、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六条 普通高等学校对三年级以上学生(包括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课。

四、课程结构

第七条 为实现体育课程目标,应使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的体育活动有机结合,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要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体育锻炼、校外(社会、野外)活动、运动训练等纳入体育课程,形成课内外、校内外有机联系的课程结构。

第八条 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育课程的自身规律,应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多种类型的体育课程,可以打破原有的系别、班级建制,重新组合上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运动实践教学中注意渗透相关理论知识,并运用多种形式和现代教学手段,安排约10%的理论教学内容(每学期约4学时),扩大体育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

第九条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倡导开放式、探究式教学,努力拓展体育课程的时间和空间。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具有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选择任课教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的自由度,营造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氛围。

第十条 应把校运动队及部分确有运动特长学生的专项运动训练纳入体育课程之中。对部分身体异常和病、残、弱及个别高龄等特殊群体的学生,开设以康复、保健为主的体育课程。

五、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

第十一条 确定体育课程内容的主要原则是:

1. 健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紧扣课程的主要目标,把"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作为确定课程内容的基本出发点,同时重视课程内容的体育文化含量。

2. 选择性与实效性相结合。学校应根据学生的特点以及地域、气候、场馆设施等不同情况确定课程内容,课程内容应力求丰富多彩,为学生提供较大的选择空间。要注意课程内容对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实效性,并注意与中学体育课程内容的衔接。

3. 科学性和可接受性相结合。教学内容应与学科发展相适应,反映本学科的新进展、新成果。要以人为本,遵循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兴趣爱好,既要考虑主动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学生所用,便于学生课外自学、自练。

4. 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汲取世界优秀体育文化,体现时代性、发展性、民族性和中国特色。

5. 充分反映和体现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的内容和要求。

第十二条 教学方法要讲究个性化和多样化,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边互助活动,努力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不仅要注重教法的研究,更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和练习方法的指导,提高学生自学、自练的能力。

六、课程建设与课程资源的开发

第十三条 体育教师是课程教学的具体执行者和组织者。学校应当在上级行政部门核定的教师总编制内,按照体育课程教学计划授课、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以及完成培养优秀体育人才训练的任务,配备相应数量合格的体育教师。

第十四条 体育教师要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业务素养。学校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体育教师定期接受教育培训,不断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逐步提高学历水平,从而提高体育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以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第十五条 体育教师在强化培养人才职能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学校体育科学研究的职能和社会服务(含社区体育)的职能,开展经常性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研究,不断推广优秀教学成果。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按照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及有关规定进行规划和建设,创造条件满足体育课程的实际需要,采取措施延长体育场馆、设施的开放时间,提高对各项体育设施的利用率。

第十七条 要建立、健全体育课程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教师培养聘任制度;各类教学文件和教师、学生考核资料须归档立案;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管理系统;建立体育场馆设施、器材的管理系统;逐步实现体育课程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计算机网络化。

第十八条 各校应根据本纲要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制订教学大纲,自主选择教学内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改革和试验,加强教学过程控制,防止以改革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的不良现象发生。根据体育课程的实际情况,为确保教学质量,课堂教学班人数一般以30人左右为宜。

第十九条 体育课程教材的审定工作由教育部"全国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划与组织。本着"一纲多本"的原则,博采众长编写高质量的教材。未经"全国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体育课程教材,各地、各高校均不得选用,以杜绝质量低劣的教材进入课堂。

第二十条 因时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各种课程资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途径。如:

1. 充分利用校内外有体育特长的教师、班主任、校医、家长、学生骨干等,开发人力资源。

2. 充分利用校内外的体育场馆设施,合理布局,合理使用有限的物力和财力,开发体育设施资源。

3. 做好现有运动项目的改造和对新兴、传统体育项目的利用,开发运动项目资源。

4.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等)获取信息,不断充实、更新课程内容。

5. 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和节假日,开展家庭体育、社区体育、体育夏(冬)令营、体育节、郊游等各种体育活动,开发课外和校外体育资源。

6. 充分利用空气、阳光、水、江、河、湖、海、沙滩、田野、森林、山地、草原、雪原、荒原等条件,开展野外生存、生活方面的教学与训练,开发自然环境资源。

七、课程评价

第二十一条 体育课程评价包括对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和课程建设等三个方面。学生的学习评价应是对学习效果和过程的评价,主要包括体能与运动技能、认知、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情意表现等,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定等方式进行。评价中应淡化甄别、选拔功能,强化激励、发展功能,把学生的进步幅度纳入评价内容。教师的教学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教师业务素养(专业素质、教学能力、科研能力、教学工作量)和课堂教学两个方面,可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专家评议等方式进行。课程建设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课程结构体系、课程内容、教材建设、课程管理、师资配备与培训、体育经费、场馆设施以及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等,采用多元综合评价的方式进行。评价过程中,应重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反应,重视社会有关方面的评价意见。

第二十二条 体育课程建设的评价由教育部组织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评价方案,定期表彰和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和成绩优秀的单位。教育部在四年一次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进行全国性表彰和奖励,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八、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纲要适用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体育类专业不适用本纲要。

第四篇:回应社会的法律模式《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书评

回应社会的法律模式《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书评 许博 2006-11-29 9:33:22 法律要体现社会变革的要求,不同的社会状况会有不同的法制模式与之适应,而针对当代的社会现实情况,应采取何种适应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这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要阐述的问题。在书中,作者将历史上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法律现象分为三种类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以及作为改革方向的“回应型法”,并分析了一系列与法律相关的变项在三种不同类型法中的不同表现,如强制在法律中的作用,法律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法律与国家以及道德秩序的关系,在法律判决中规则、自由裁量权和目的的地位,公民参与,正统性,以及服从的条件。 一

在当代西方法哲学领域,以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被认为是社会学法学的一个支派。社会学法学派强调研究法律的社会作用、法律的实效、法律规则生效的手段、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联系。[1]我们最为熟悉的社会学法学家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罗斯科·庞德,但与庞德的以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不同的是,伯利克学派更多的吸收了自然法哲学的理论,主张建立一种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相统一的法律模式。伯克利学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同社会学法学(法律社会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纯粹法律社会学倾向的论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论战主要是在诺内特与弗吉尼亚大学布莱克教授之间展开的。布莱克教授主张建立一个不参与法律评价、不干预法律生活的纯粹法律社会学,针对布莱克的纯粹法律社会学主张,诺内特发表了题为《为了法理社会学》,明确提出伯克利学派的基本纲领包括:

一、法律社会学必须是精于法理学的;

二、法律社会学必须对政策有弥补价值;

三、法律社会学必须认真对待法律理念;

四、法律社会学必须统合法理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2] 本书的作者之一塞尔兹尼克在1940年代曾师默顿专攻组织理论,60年代他转而研究法律现象。他继承和发展了韦伯、迪克海姆等人的古典法律社会学,将自然法观引进了法律社会学,著作有《法律社会学》(1959)、《社会学与自然法》(1961)、《法律、社会与工业正义》(1969)。本书的另一作者诺内特出生于比利时,后留学美国,主要在塞尔兹尼克的指导下研究法的政策论,以代表作《行政的正义》一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教授,长期主持着该校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法理学和社会政策研究”项目。伯克利学派研究的课题集中在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在开拓性统治中法的作用,以及大规模的民间组织与国家制度的关系方面;强调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对策,使法学研究和政策性研究联系在一起等,这也是他们被称为一个学派的原因。[3] 二

本书作者的理论背景和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首先应注意到的,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吸收了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哈特的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以及富勒的强调法的内在道德性的新自然法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作用,同时主张法律应不拘泥于形式,要对社会问题作出灵活反应以实现实质正义。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的这种综合各派学说的理论倾向起因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如作者所说,“当时的政治生活已经把执法置于公众关切的议事日程的重点。民权,贫困,犯罪,民众抗议,城市骚乱,生态破坏以及滥用权力等汇集在一起,并作为社会问题,构成前所未有的当务之急。它们使政治共同体穷于应付。法律秩序需要承受新的负担,寻求新的应急手段,并对自己的基础加以细察。”[4]

塞尔兹尼克和诺内特试图用社会学的观点重新安排各种法理问题,这也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离开其所生存的环境,法律必须与各种社会现象发生互动关系。我们应从社会的角度去分析、理解法律,“我们从何处寻找法律的基础,我们对法律过程的理解,我们所给予法律的社会地位,都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和各种社会愿望的涉及范围。”同时,对于各种法律模式,作者采取了一种历史的分析方法,即从法律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去客观的分析法律。如科勒所说,每一种文明的形态都必须去发现最适合其意图和目的的法律,永恒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因为适合于一个时期的法律并不适合于另一时期的法律。法律必须于日益变化的文明状况相适应,,而社会的义务就是不断地制定出与新的情势相适应的法律。[5] 对于与不同文明状况相适应的法律形式,作者采用了发展模式的概念,他们认为发展模式在社会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帮助诊断机构的能力和弱点,并对它们实现价值的潜能作出评估。作者在书中归纳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三种法律类型,而对于他们分析三者之间关系的方法,用我们所熟悉的辨证发展发展理论更容易理解。我们知道事物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一种从形式上看起来似乎回到起点的运动,即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促使其发展、完善,同时也是促使其向相反方向转变的力量。在本书中,回应型法与压制型法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有相似之处;自治型法、回应型法是在克服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的缺陷的基础上,并因为他们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出现的。按照这一理论,回应型法的出现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我们知道法律社会学是以对社会经验进行分析研究为基础的,作者的论述却似乎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理。于是就有了季卫东教授在序言中所提出的疑问——回应型法究竟是根据经验分析归纳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呢,还是抽象思维的范畴内假设的理想[i]模式呢?[6] 三

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进化关系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如作者所说的“我们要证明的是,压制型法、自制型法和回应型法不仅是独特的法律类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律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系的进化阶段。”

(一)压制型法。 压制型法关注的重点在于确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它的目的是保持现有的社会状态以维护现在统治者的利益,法律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时的法律由于其目标的确定性就会忽视被统治者的要求,即如果统治政权对被统治者的利益漠不关心,换言之,如果统治政权倾向于不顾被统治者的利益或否认他们的正统性,那么它就是压制性的。在压制型法中,法律与政治紧密结合,原始的工具主义占了主导地位,法律是柔顺的工具,官方的自由裁量权蔓延。强制是实现法律的主要手段,以至于强制被认为是法律的特征之一,然而问题在于被统治者的意志不能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服从,因此他们的利益不能构成对当权者的约束力量。权力没有法律的约束是压制型法的缺陷,压制型法律模式对此缺陷的克服无能为力,因为在此模式下,对于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控制,主要是由那些处于命令链条更高环节的机关来作出,而不是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那些限制性规则来作出。

压制型法产生的原因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差距,“压制的一个共同根源是统治精英可以利用的资源的贫乏。”政府的任务与政府完成任务的手段之间的差距降低了法律确认权利和节制权力行使的能力。在压制型法下,为维护既有的法律秩序,政府除了求助于强制手段外,道德也是使被统治者服从的手段。政府提倡一种有利于统治秩序的道德标准,并使用强制手段使其成为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随着文化理想与某种固定的社会秩序图象的同一,道德被“法律化”,在此过程中,道德秩序脱离法律范畴;遵奉本身成了一种目的,从而使文化理想的批判功能遭到削弱甚至被彻底抛弃。

压制型法有助于确保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当人们认识到自身权利的重要性并希望从法律当中获得安全保障时,就出现了对压制型法的反动,自治型法的产生成为社会的要求。因为法律始终是一种用于证明规则、命令或官职的正统性的装置,如果认同成为问题,人们又强有力地要求负责任,那么一个沉迷于操纵法律的政权就不能保持一种合法的意味。对压制型法的反动产生于对构成其固有社会秩序一部分的特权制度的维护,法律维护特权者的利益,对无特权者和特权者适用不同的法律,无特权者的法律是公法性的,而调整特权者的法律是以权利为中心的,它是便利性的,并且主要是“私法性质”的,二元法把向自治型法转变的某种机制恰好筑入压制型法的结构。

综上所述,压制型法的特征是:1.法律机构容易直接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法律被认同于国家,并服从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2.权威的维护是法官首先关注的问题。在随之而来的“官方观点”中,现行体制获得善意解释,行政的便利性具有重要意义。3.诸如警察这类专门的控制力量变成了独立的权力中心;它们与那些起节制作用的社会环境因素相隔,并且能够抵制权威。4.“二元法”体制通过强化社会服从模式并使他们合法正当,把阶级正义制度化。5.刑法典反映居支配地位的道德态度;法律道德主义盛行。[7]

(二)自治型法。 自治型法是和法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解决的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问题。“最好是把法治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机构体系而非一种抽象的理想,这种体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形成了专门的、相对自治的法律机构:这些机构在各个规定的权能范围内要求一种有限的至上性。”在这种体系中,法律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法律机构是同权力机构并立并对其进行制衡的机构。自治型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以维护法律参与者的正当权利为核心,政府按法定的程序产生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自治型法达到这种结果是通过法律机构的自治实现的“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约束的时候。”

在自治型法中法律与政治相分离。法律机构和政府各自固守自己的领域,法律机构对政府的监督仅限于法律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权力机构的建立以及权力的行使因满足了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取得了正统性。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历史交易:法律机构以实体服从换取了程序自治,法律和政治因此而各得其所。法律机构掌握了使统治者负责任的权威,反过来,他们要求公民严格遵守合法的命令。

自治型法的特点在于对规则和程序的强调,法律机构也是靠此进行自治的。对规则和程序的严格遵守,使适用法律成为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法律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成为人们判断的标准,因此人们关注法律的具体规则,以证明自己行为是合法的,也因而是正确的。对规则的关注有助于缩小法律上相关事实的范围,从而使法律思维与社会现实分离,结果则是法条主义,即一种依靠法律权威而不利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倾向。作者在这里注意到正是这种法条主义导致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分离。严格遵守规则和程序表现了一种形式正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形式正义与对特权和权力的现行分配模式相适应。如果一种以充分、公正审理相标榜的体系不能维护实质非正义的那些重要的权利要求,那么公平观就会遭到侵犯。如果自治型法的正义使它曾鼓励的那些对公平的期待受挫,那么它给人的体验就是虚伪和专横。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产生了推动法律秩序超越自治型法范围的力量。[8] 法条主义是自制型法对压制型法进行矫正而走向极端的表现,它强调对规则的严格适用,然而社会现实是多样的,因此这种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对这一缺陷进行矫正的力量同样产生于自治型法的内部。因为自治型法在观念层次上是权利本位的,相应的在行为层次上强化了辩护的重要性——决断必须以辩护为基础;而强调辩护意味着事实认知和法律解释方面强调当事人的自我主张,从而也就意味着法律是可以讨论的、权威是可以批评的。[9]即强调辩护产生了灵活适用法律的结果。

(三)回应型法。 回应型法是对于自治型法缺乏灵活性以及对社会不公平不能进行矫正的回应,自治型法的实质同样在于维护既存的制度,但存在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正义的,人们需要一种能不拘泥于规则,能够对既存制度进行改进,能够实现实质正义的法制模式。因此法律机构应该放弃自治型法与外在隔绝而获得的安全性,并成为社会调整和社会变化的更能动的工具,在这种重建过程中,能动主义、开放性和认知能力将作为基本特色而相互结合。 对回应型法的需求期待法律能够自我矫正,因此,在某种场合下,赋予潜在的权利请求者以更大的正当程序权利的那些程序变更,可能是适宜的;但是这一结论不应该来自于那种依靠形式上的程序救治实体损害的倾向。相反它应该是包含以下两点要求的诊断查询的结果:

1、寻找某种普遍缺少的公平而非孤立的事例;

2、证明这样一种期待为正当,即,改变管理的程式——如预告、听审或上诉的规定——就会解决问题。因此,如果不公平普遍存在,那么它很可能是任何程序规则都无法救治的一些制度缺陷——无知、资源缺乏、相互冲突的压力——的结果。它要求一种能够超出形式上的规则性和程序上的公平而近乎实质正义的法律体系。[10]作者在此表达的意思是,对于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所维护的实质不正义,只能通过对规则和程序的违反来推翻,至于这通过法律途径应该如何实现,就是法律如何能够自我矫正的问题。

对于法律怎样才能实现自我矫正,在这里作者指出了目的的支配地位,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以目的为指导使执法者依靠其法律经验能够超出规则和程序的限制,实现法律所追求的正义目的。以目的为指向,法律似乎具有压制型法中的工具性倾向,但不同的是回应型法中目的包含于法律之中,“有目的的调整认定的是一种广泛得多的,包容性的法律概念。在这种观念中,法律是一种解决问题、提供便利的事业,这种事业是能运用各种权力并调动一系列认识上和组织上的资源。”以目的为导向,必然要求在法律适用中扩大自由裁量权,这就存在滥用权力的危险,作者认为如果认真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制度屈服的危险。“压制的一个共同根源在于统治精英可利用的资源的贫乏。”对于权力行使中专横武断的危险,应该用促进而不是阻碍机构能力扩大的方式加以控制,因此回应型法可以通过授权和促进来防止权力的滥用。

对于如何避免回应型法回归到压制型法,作者诉求于文明、公民的参与及法律多元主义。回应型法把对文明的承诺带入了人们运用法律界定和维持公共秩序的方法。作者在本书所指的文明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属性,它肯定一个真正的政治体的任何成员都不应处于无保护的状态。文明社会任何成员都有参与的权利,有表达自己的意志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由此出现政治和法律上的多元主义。文明的标准扩展到权威的行使,又扩展到公民的参与。在公民的参与于法律多元主义方面。我们知道公民参与多指政治参与,公民通过民主参与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公共政策,但这种形式会忽视少数人的利益。而法律多元主义提供了公民法律参与的机会,法律多元主义的重点在于法律渊源的复合性和分散性,把法律看作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11]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法律程序内部增加了参与决定公共政策的一种工具,公民个人及团体组织可以通过法庭诉讼与社会辩护运动维护自身利益,引起社会、国家的关注,因此这是政策表达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能够保护那些在多数统治的政治中容易被忽视的价值和利益的责任,社会辩护所诉诸的是法定权利而不是政治意志,在诉讼中权利要求须受到法律权威的检验,法庭是利益、意志和权力在原则上决不能由它们决定的场所。因此,法律参与的扩大不只是增加法律秩序的民主价值,它还能有助于提高法律机构的能力。

四、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一般目的就是重新陈述法律现实主义和社会学的启示—社会学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真正计划在于回应型法而非社会学。回应型法律模式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的发展趋向,然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真正重要的在于回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不在于模式而在于对法律社会问题的解决,作者认为任何复杂的法律秩序或它的一部分都永远不会构成一种绝对一贯的体系;任何特定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都可能具有一种“混合的”特征,即使三种类型法的有关方面结合在一起。

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制度可以说具有“混合的”特征,在行政执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压制型法的痕迹,在司法审判中也能够看到法条主义的倾向,同时对回应型法的要求也不断被提出。[12]我们不能够把我国的法律制度归入哪一个类型,但法律类型学说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其价值,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法律现象以及解决现实问题途径,我们能够以这个理论为指导,去分析某一个法律制度属于哪一类,然后知道其缺陷在什么地方,应该采取的针对措施是什么。 在作者所主张的回应型法律模式中,作者似乎忽视了程序的作用,这与作者认为对规则和程序的严格遵守是形成法条主义的原因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到韦伯的形式理性与实体理性的划分对作者思想的影响,然而,法律秩序的理性化进程恰恰就是在形式理性化与实体理性化的冲突中展开的。每一次实体上的进步都将意味着法律在形式上的完善;而每一次形式上的完善也都将意味着法律在实体上的进步。[13]况且程序并不等同于形式,程序也同样是司法经验的一部分,程序应该是自治型法进化为回应型法时不能舍弃的。自自治型法引进程序作为法律机构自治的保障后,程序就成为法律制度的基础。对于我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来说程序、形式是我们尤其应该强调的,因为程序是个人维护自身权利以及对抗国家权力的凭借,这是我们在寻找适应社会现实的法律模式时不应忽视的。

【注释】

[1] 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23。 [2] 同上揭,页145。 [3]季卫东:《社会变革的法律模式》(代译序),页2,载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页2。 [5]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府大学出版社1996版,页142。

[6] 前注3揭,页8。

[7]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35页。 [8]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74页。 [9]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序言,6页。 [10] 同上121页。

[11]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第107页。 [12] 如崔卓兰、蔡立东:《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见《法学研究》2002年第7期64页。

[13] 宋显忠、郑成良:《形式合理性、实体合理性与法律秩序的理性化》选自《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二) 》,郑永流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8页。

本文摘自《法律书评》(第3辑)。

第五篇: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指导,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教社政[2001]1号),特制定本实施纲要。

一、 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1、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为重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推进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坚持重在建设、立足教育的方针。根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研究;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正面教育,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协调发展,增强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的时代感以及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

推进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坚持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性原则,防止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干扰,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

2、 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开展辅导或咨询活动,帮助大学生树立心理健康意识,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帮助他们处理好环境适应、自我管理、学习成材、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困惑,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展。

二、 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3、 宣传普及心理科学基础知识,使学生认识自身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点;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使大学生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心理健康对成材的重要意义,树立心理健康意识。

4、 培训心理调试的技能,提供维护心理健康和提高心理素质的方法,使大学生学会自我心理调适,有效消除心理困惑,及时调节负性情绪;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自觉地开发智力潜能,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交往态度,掌握人际沟通的方法,学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使大学生自觉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提高承受和应对挫折的能力。

5、 认识与识别心理异常现象,使大学生了解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类型及其成因,初步掌握心理保健常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各种心理问题。

6、 根据大学生活不同阶段以及各层次、各学科门类学生、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新生心理健康教育重点放在适应新环境内容上,帮助他们尽快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和适应;

二、三年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以帮助他们了解心理科学基础知识、初步掌握心理调适技能以及处理好学习成材、人际交往、交友恋爱、人格发展等方面的困惑为重点;对于毕业生,要配合就业指导工作,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职业特点,客观分析自我职业倾向,做好就业心理准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要针对大学生普遍存在的、较为集中的心理问题安排专题教育。要特别重视经济困难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