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促进城市适应论文

2022-04-26

摘要：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国人口流动中一种特殊的流动主体及其流动中的重要问题——农村女性以婚姻的方式迁入城市的适应问题进行了研究，深入分析了农村媳妇在城市社会中的家庭生活适应、社区生活适应以及工作角色适应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了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在多层面上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自己的城市新身份，提升和改善她们弱势地位的可能对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会支持促进城市适应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支持促进城市适应论文篇1：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素质提升问题研究

摘要：时下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队伍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分析黑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适应现状的基础上，剖析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适应必须要加强素质提升的思路、模式以及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素质；提升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民工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重要的一支社会力量，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队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到城市中务工的农村人口。时下，这一新生群体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是未来若干年我国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批对城市充满了融入向往，同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往往以城市作为风向标，渴望进入城市的生存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还是比较强烈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群体内部在接受教育水平、专业知识结构、职业技能养成、专业观念意识、生活方式诉求等相关素质方面与城市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要求以及城市文明的需要存在一定的距离。2010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生群体在自身获得巨大发展壮大的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就是他们在素质水平上至今仍然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的轨道，这也就导致他（她）们虽身在城市但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步履维艰。新生代农民工正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他（她）们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近些年，黑龙江省的城市化进程总体上看并不慢，但是从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看我省仍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或低级阶段，城市化进程一般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核心要素就是劳动力问题。可以说，农民工的出现虽然解决了劳动力问题，但多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适应城市生活，这也是黑龙江的整体城市化进程受到了阻碍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解析

此次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是：男性新生代农民工536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429人，共涉及5个行业：建筑业、制造业、商服业、家政环卫服务业和个体经营业，68.39%的被调查者已婚，受教育程度总体不高；89.75%的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只是初中或者是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76.68%的被调查者年龄在35岁以下。

1.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现状。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月收入在1 500～2 000元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多，所占比例为36.27%；月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很少，所占比例为5.18%；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达到了3 000元以上，所占比例为10.88%。月收入水平虽有所提高，工资拖欠情况的发生率也降低了，但是当前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正规的就业渠道，未能接受职业培训，劳动时间多数超过8小时。月收入的提高并未实质性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很差，仍有一些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工地的工棚里。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各种影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会以同伴和老乡作为参照群体，他（她）们的经济诉求并不高、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在经济上往往处于生存状态满足即可的程度。

2.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及融入情况。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社会保险意识不强，参保率低。即使在危险系数较高的建筑业，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也很低。子女入学不公平的情况仍然存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主要途径。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圈子已经不局限于老乡、亲戚和工友，超过半数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的交往朋友中有黑龙江的城市居民。另外，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时间的利用发生了一些变化，带有一些城市居民的色彩，如看书报、杂志、上网等，但对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其闲暇时间的利用仍不具备较为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

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适应的相关表征。获得心理认同与心理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最高层次的表征。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既想留在城市，通常又不愿意完全放弃耕地，因此他（她）们在心理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边缘人心态，自我定位与心理归属感尚不十分明确。调研中发现，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讨厌“农民工”称呼，他（她）们觉得自己在城市会被城市人鄙视，心理上自我认同感偏弱，内心安全感不高，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尚未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市民对其的态度31.9%是友好的，34%左右对其态度一般处于忽视状态，还有17%的市民对他们持敌意或戒备的态度，更有17%的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充满歧视。面对这种现状，新生代农民工表面上表示无所谓，其实内心中还是很压抑。在外打工有近30%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被人看不起，内心充满自卑，两成左右的人觉得没挣到钱，每个月的收入除了供给每个月的开销没有多少剩余，还有15%左右的人觉得空虚寂寞、思恋亲人和家乡，1.2%的人感觉没有稳定感，而还有2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已经麻木了没什么感觉。

三、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2.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及就业服务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教育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缺失。首先，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普遍缺乏正规而且通畅的就业渠道，一般是依靠自己和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圈子较小并且不规范，这给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埋下了隐患；其次，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通常缺乏正规的就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文化素质不高加上较低的就业素质导致他们只能从事城市居民通常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劳动和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业。

3.新生代农民工现有的社会保障程度较低。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在从事各种脏苦险累工作并接受低收入待遇的同时，却极少享受社会基本保险。这严重地损害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群体的基本权益，影响着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影响着劳动关系乃至黑龙江的稳定与和谐，影响着黑龙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4.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不明确。黑龙江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尚不十分明确，这反映出黑龙江的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游弋和矛盾的心情，以及对自己能否真正被城市接受的担忧。城市对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仍然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这样的情况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生活。

5.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卑心理强。导致自卑心理的存在原因是两方面的，其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由于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觉得自己和城市居民有差距，存在自卑心理是难免的，其二是部分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尊重，不友好，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卑心理。

四、促进黑龙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建议

1.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职业发展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能力结构中的核心要素。新生代农民工首先要具有相当的职业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是个连续的过程，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比较低，使得他们的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其次，要重视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自我管理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规划意识比较淡薄，外出打工盲目性比较大，缺乏明确而长远的职业目标规划。

2.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组织引导社会培训单位、用工企业、农民工三方参与农民工培训工作，明确各方职责，对培训内容、培训网点建设、培训经费等方面做出具体细致的安排部署，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和保障措施，激发各方积极性。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继续教育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年轻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黑龙江省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过程中，确保落户城镇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等权利。加强宣传“取消农业户口”的政策和新生代农民工对黑龙江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卑感，让更多的城市居民尊重新生代农民工。

4.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各级地方政府要逐步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并建立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要把农民工职业教育经费纳入到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范围内，加强对经费的使用与监管，真正做到专款专用。各方投资主体都可以从农民工参与培训中受益并表现出乘数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素质的提升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寻求稳定就业及市民化进程中首先要面临的挑战。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是新生代农民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前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通过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素质水平加快其城市适应和融入的进程，这不仅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努力和政府政策的保障，更需要每一位城市居民的接受。城市居民应积极主动地与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适应城市。

参考文献：

[1]廖海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诉求与推进路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680-681.

[2]张俊彦.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27-30.

[3]孟小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9）：47-48.

[4]姚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培育与全面发展问题探讨[J].理论月刊，2008（4）：179-182.

[5]杨云善，时明德.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02-107.

作者：陈颖李亚民沈海龙

社会支持促进城市适应论文篇2：

城里的农村媳妇：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的城市适应

关键词：农村女性；婚姻移民；城市适应；社会工作方法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地涌向城市。这种人口流动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人们可以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中择偶，特别是原本相对隔绝的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的通婚有了明显的增加。这里的城乡通婚因受婚姻梯度的作用常常表现为城市低层男性与农村中上层女性的结合，即在城市社会中处于低端位置的城市男性，与处于外来流动女性中的中上层女性联姻。由于多种因素，一部分城市男性在城市的婚姻市场遭遇挤压，难以在同户籍性质的城市人群中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他们转而进入比城市婚姻市场低一级的农村婚姻市场，这时候他们的城市户籍成为了农村婚姻市场上的优势，他们以此来和处于户籍劣势的农村中上层女性进行婚姻交换。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当规模的农村女性婚姻移民群体——城市的外来农村媳妇。城市外来农村媳妇指的是原本为农业户籍，生活于本地或外地农村的女性，通过与城市男性结婚而定居在城市，并且因婚姻关系将自身户籍以夫妻投靠的方式迁至城市，个人身份也由原先的农业人口变更为城市居民。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与外来媳妇和女性婚姻移民相关的问题。周海旺从户籍制度的层面讨论了两地婚姻的增长及其内在的原因，展示了上海外来媳妇的家庭困难以及婚姻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并就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对策进行了探讨。①谭琳等人讲述了外来女性在江苏张家港打工并通过与当地人结婚而定居在那里的经历，并对这些女性的婚姻移民为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和婆家而设计的策略与行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②赵丽丽同样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分析了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状况，提出城市婚姻移民因为婚姻得以进入城市生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为婚姻而得到提高，从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来看，城市女性婚姻移民应属于介于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③周佳懿通过对4个外来媳妇的访谈并结合一些报道资料，考察了女性婚姻移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适应问题。④

然而，以上相对有限的文献存在一个关键的局限，就是没有将外来媳妇或女性婚姻移民以城乡户籍做出明确的区分，而是笼统地将城市与农村这两类不同户籍性质的通婚问题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所以，尽管有些论文涉及了社会适应的问题，但是将不同户籍性质的个体未经分类地放在一起来考察，无法很好地说明农村女性个体进入城市后的社会适应问题。因为城乡户籍身份的差异往往是这种婚姻以及社会适应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户籍身份的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她们在面临迁移、婚姻生活和城市适应等方面，也同样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正是针对上述局限，本研究将聚焦于嫁进城市的农村女性，聚焦于她们在城市生活中的适应状况。一般来说，社会学意义上的适应行为指的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机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⑤对于嫁进城市的外来农村媳妇来说，她们面临着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她们在城市的适应状况是怎样的？她们是否能很好地适应婆家的生活、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被婆家接纳？她们能否被所在社区的人群接纳？她们能否被城里工作单位中同事接纳而不被另眼看待？她们在社会适应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这些难题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些就是本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研究设计

笔者于2007年在南京、2009年在上海、2010年在北京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度访谈了65位城市外来农村媳妇以及她们的家庭。我们通过社区或熟人的介绍，找到外来农村媳妇本人，在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进行访谈。我们采用了统一的访谈提纲，采用非结构式的访谈方法，在访谈中根据实际情况拓展了访谈的内容。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1～3小时，有些对象访谈的次数超过2次。我们还在访谈对象所在的社区做了相关的背景调查，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访问了访谈对象的家庭成员。同时在访谈前后，我们寻找各种机会去观察访谈对象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希望能够在她们生活和工作中体察她们作为外来者在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的细节。研究的中心主要围绕城市外来农村媳妇对婆家的适应、对社区生活的适应和城市职业角色的适应三个方面。

三、对婆家的适应状况及问题

融入婆家对于外来农村媳妇而言是最为重要和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外来农村媳妇作为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在婆家需要适应新环境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来自外群体的“陌生人”，外来农村媳妇在婆家能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能否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到家庭事务中是衡量她在婆家适应状况和被婆家认同与接纳的指标。外来农村媳妇要真正融入婆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婚姻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磨合期，夫妻双方要适应和融入对方的家庭本身就存在一个过程。如果双方各自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存在一定或较大差异，那么在适应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诸多矛盾与冲突。如果夫妻双方的身份和地位不是“势均力敌”，那么矛盾和冲突的情形可能就会更加复杂。可以想象对于身份“低贱”，跨越户籍鸿沟嫁进城市的外来农村媳妇来说，适应和融入婆家的难度较之拥有城市户籍的媳妇要更大一些。

对于城市婆家来说，外来农村媳妇属于“他群”，本能地就会遭到来自婆家的“我群”的排斥。有些外来农村媳妇在嫁进婆家时是受到欢迎的，这是因为她的城市婆家能够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儿子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对象，只有通过找个农村媳妇才能解决其婚姻大事，因此相对来说比较欢迎农村媳妇，但欢迎并不表示真正的认同。而有的外来农村媳妇在嫁进婆家时遭遇阻挠，因为婆家嫌弃她们的农村身份。例如：

WZ的婆婆只有在心情好的时才会有笑脸给媳妇，绝大多数时对她以“乡下人”相称。当她看WZ不顺眼时会开口就骂。有一次WZ翘了个二郎腿，婆婆一巴掌朝她腿上打去，同时还说乡下人坐没坐相。WZ只好笑嘻嘻地乖乖坐正。——个案4⑥

调查发现，无论是得到欢迎还是遭受冷遇，城市外来农村媳妇必须在婆家谨慎言行。由于外来农村媳妇在婆家里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与婆家之间的互动表现为她个人对婆家的完全妥协和依从。外来农村媳妇必须压抑个性和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婆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外来农村媳妇的婆家都在她们面前显示了城市身份的优越感。有些甚至还将农村户口作为歧视外来农村媳妇的理由。由于地域差异和生活背景的不同，外来农村媳妇与婆家总会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而外来农村媳妇对此抱着谨小慎微、息事宁人的处事态度，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采取忍耐和克制。正如彼德·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所言：“一旦优势地位在政治或经济结构中牢固地扎下了根，那么它就可以使一个人以贡品的形式从下级那儿榨取利益。”。⑦对于外来农村媳妇来说，城市婆家具有优势地位，一是他们人多势众，而自己势单力孤；二是他们在户籍上高自己一等，自己的城市身份要靠他们得以获得。因此外来农村媳妇只有付出谦恭、顺从和农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的品质才有可能换取婆家的较好的对待。比如：

WX：“我婆婆不高兴时会给人看脸色，这时我就赶快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孩子带进自己的房间，等她气消了再出来。我想如果娘家在这里就不会这样了，我是外地农村的，不受气怎么办呢！”——个案39

努力维护城市婚姻是外来农村媳妇家庭生活的第一要旨，因为这个婚姻是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的立身之本。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是个体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生命事件，它的成功或失败将严重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对于外来农村媳妇而言，她们的城市婚姻看似是个人行为，但在其背后不无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而与城市女性相比，外来农村媳妇的城市婚姻对于她们尤为重要，一旦她们丧失了它，她们很可能在城市无法立足，而农村又是她们难以回去的地方，她们因此会成为了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由于心理上的弱势地位，外来农村媳妇不敢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用忍耐去交换婆家的接纳，她们往往过着低质量的家庭生活，有时还会遭遇家庭暴力。为了在城市有一个立足之地，她们忍受着婚姻中的不平等。

四、对社区生活适应状况及问题

城市外来农村媳妇除了适应婆家生活之外，还面临着适应城市社区生活的问题。流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构成对城市居民生活空间与资源的压力，更增添了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的排斥。也就是说很多城市居民对流动农村人口所采取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冲突，而不是竞争，更不是合作。所采取的态度是轻视，而不是平等，更不是理解与包容。⑧由于城乡分隔的历史原因，一部分城市居民对来自农村的人群存在着偏见和歧视。虽然外来农村媳妇因为婚姻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但既往的农村出身仍然会让她们遭遇歧视和偏见。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农村，在城市人际互动不太频繁，彼此存在着一定的空间，邻里之间可能互不相识更没有往来；而在农村社区成员之间常常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关系，他们是彼此熟识、互动频繁和交往密切的。因此外来农村媳妇必须适应城市社区的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媳妇普遍认为城市里人情淡漠，她们与城市邻居之间交往很少。当她们刚进入城市社区时作为一个新来者可能得到关注，而她的农村身份可能会给她带来某种程度的轻视，因此外来农村媳妇一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农村身份。由于她们外来者的身份以及不同于城市的文化生活习俗，外来农村媳妇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来自城市邻居们的歧视和排斥，而这种来自城市人群的歧视会加深外来农村媳妇的自卑感。有的被访者深有感受地说：

YY：“在嫁到南京时，我感觉到了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歧视。我口音是外地的，一旦被发现就往往会被城里人欺负。”——个案21

作为社区居民，城市外来农村媳妇与社区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社区作为政府在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部门，它担负着辖区内居民生活中的大事小情。按以往的惯例，源于外来农村媳妇存在着户口从农村“搬到”城市的现象，外来农村媳妇被称为“搬家户”⑨，这是社区内部的通用词汇，具有一丝居高临下的色彩，所以只是通用于工作之中。以往社区对外来农村媳妇的管理较多，外来农村媳妇的婚姻登记和迁移户口的书面证明材料都要由社区出具，现在这些手续已经简化不需要经过社区。目前社区对外来农村媳妇的管理集中在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由于外来农村媳妇中的大多数没有正式工作，因此她们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由社区进行管理，被称为计划生育“自管对象”，由社区负责给她们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对于生活困难要进入城市的“低保”的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社区负责帮助她们进入审批和发放程序。对于没有职业的外来农村媳妇，社区有时会给她们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机会。例如：

HL：“我和老公在社区摆小摊卖面条，主任对我俩很照顾。”北京B社区主任：“HL的老公有精神残疾，HL从外地嫁进北京，她两口子没工作，我们根据她家的情况给他们进了低保。”——个案63

由于基层管理工作的繁杂使得社区无法给予外来媳妇这一群体较多的关注，也不太可能用专业的方法来开展对她们的社会工作。作为管理层的社区对外来农村媳妇只限于一些基本面的管理，调查发现，社区一般只掌握了外来农村媳妇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生育状况。由于人员和经费的缺乏，社区的这一块工作缺乏深入和细化。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媳妇对社区存在较强的依赖。她们中的一部分因为无业而在社区里摆摊为生，而这就需要获得社区的关照。因此她们对社区的指令反应积极，对社区工作人员尊敬谦恭，这是由于外来农村媳妇将社区视为她们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她们对社区的信任是一种强信任。由于在城市的弱势地位和关系网络的缺乏，她们在城市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的获得要依赖社区层面的支持。

五、对职业角色的适应状况及问题

对城市职业角色的适应也是外来农村媳妇面临的问题。除部分自我雇佣或没有参加工作之外，外来农村媳妇一般在某个单位打工，身份类似上班族，因而也就形成了一定的业缘关系。在调查的65个个案中有21个外来媳妇在单位里打工，她们有的是家政公司的钟点工，有的是美容院的美容小姐，有的是公司勤杂工、保洁员，有的是超市理货员，有的是商场的营业员，还有的是公司文员。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习惯于流动，工作和生活中的流动使业缘中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定和密切，人际交往往往是浅层次的。基于这些因素，外来农村媳妇们所在的工作环境就变得较为宽松，这就使得她们比较容易地适应工作的环境和氛围。适应中也会存在一些困难，但难度要比婆家的适应降低很多。

外来农村媳妇在工作单位中的人际交往显示出了较高的同质性。她们一般都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与那些与她们异质性强的城里人保持疏远关系。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外来农村媳妇都表示在城市里没有朋友感觉孤独。其实她们没有的只是“出生在城里的朋友”。在城市中她们的朋友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一起打工的与她们背景和文化层次一致的人。而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层次使她们无法融入进城市人的生活圈，被隔绝在城市人的交往之外。我国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区隔，也造成了外来人口在城市的融入隔阂和障碍⑩。外来农村媳妇尽管通过婚姻改变了农村身份，但她们的外来性质却依然成为一种标签。由于城乡差别和文化壁垒的存在，一部分城市人在感情和行为上存在对她们的歧视与隔离。例如：

YM：“我来上海已经有五年了，但在城里感觉很孤独。我的朋友一般都是老乡或者是在打工过程中结识的同事，大家的背景差不多，没有城里的朋友。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和难处一般都会打电话回家去说说，如果需要帮忙一般会找在这里的老乡和过去一起打工的同事。”——个案24

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媳妇在业缘关系中的互动状况比较好。工作中结成的业缘关系是外来农村媳妇获得心理支持的主要环节，而这种支持是她在城市婆家和农村娘家无法得到的，因为她们的业缘关系拥有相同的背景和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很容易获得共鸣。可以说业缘关系是外来农村媳妇在城市的社会支持网络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农村媳妇所结成的业缘关系大多是那些和她们在背景和身份上同质性强的人群，她们结成较为频繁的互动关系并形成了交往圈子。而在和其他来自城里的同事之间由于身份和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着区隔，维持着表层性的工作交往，几乎不存在情感上的交流。

六、结论与讨论

城市外来农村媳妇通过婚姻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完成了从身份上从农村向城市的改变。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对于女性而言，从夫居式的婚姻不仅会改变原有的生活轨迹，甚至带来命运的改变。对于农村女性来说，通过婚姻进入城市，改变农村身份既是她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方便可行的现实路径。因为在农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文化氛围中，女性缺乏其他改变身份的机会。以往研究发现，许多农村未婚女性由于进城打工而产生了留在城市的强烈意愿，她们不愿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乡土社会中。城市外来农村媳妇无疑是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幸运儿”。作为流动的农村女性中的特殊群体，与城市男性的婚姻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况，她们如同一粒种子就此在城市扎根、开花和结果。嫁入城市同时也意味着她们与乡土社会有了进一步的隔绝，因为她们必须改变以往农村社区的生活理念、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以适应自己的城市新移民的身份。

1958年制定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开，暗示了不同性质户口的等级和价值。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的人们因此在社会身份、权利、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户籍在带来制度上差别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上的边界。城市人群通常出于优越感而对属于外群体的农村人群不大认同，存在一种普遍性歧视；而农村人群通常出于自卑而远离城市主流社会，存在一种普遍性自卑。仅以现行的户籍制度为例，该制度不仅将公民分成具有不同户籍身份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还在住房、教育、就业等方面给予两者极其不同的待遇，使所谓城市里外来的“乡下人”遭受到了严重的社会歧视。虽然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体制”正在逐步向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转变，但城市身份认同仍然以既有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11。随着户籍制度的变革，通过婚姻迁移可以变更户籍身份。城市外来农村媳妇尽管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城市身份，但她们的农村出身依然会使她们处于一贯的城市对农村的歧视之中。有人可能期望，随着打工妹与城里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将会带来更加无差别的相互理解，以及对于城乡二分法和刻板印象的批判。但是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打工妹和其他农民工与城里人之间的接触并没有减弱任何一方的成见。12由于城市居民天然的“我们群”意识和“一等公民”的优越感，由于城市农民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居民的隔绝，使得进入了城市人群生活之中和群体内部的外来农村媳妇成为城乡对垒中城市对农村歧视的承担者。城市婆家和城市里与之发生联系的人群都可能将城市对农村传统的歧视施加在已经转变为城市身份的外来农村媳妇身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外来农村媳妇以个体的方式承担着她们所来自或代表的农村群体所受的歧视，户籍的壁垒虽然消失了，但文化的二元壁垒依然存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中依然不乏歧视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的行为，这些行为经常发生在她们的婆家、所在的社区和工作单位里。这些歧视行为不仅侵犯了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的权益，而且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身份上的壁垒将逐渐消除，但文化心理分野的消除还要假以时日。进入城市的农村妇女还要面临一个如何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转型、如何通过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以尽快融入现代都市文明。13婚姻迁移使外来农村媳妇进入了城市社区和城市社会，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就此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因为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并不同步。婚姻迁移是快速和显性的；而社区迁移是内隐的、长久的和缓慢的。从本质上讲，社区迁移是一种文化上的调适，是由外群体进入内群体的过程。外来农村媳妇必须进行再社会化才能完成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这种再社会化需要外来农村媳妇个体和城市社会进行有效的互动才能较好地实现。而社会工作的方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帮助她们适应城市社会和改善自身的弱势地位的专业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的专业活动，也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具备社会制度的功能。它所救助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在社会系统中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角色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处于较差的社会地位或缺乏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支持和帮助的群体。14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外来农村媳妇具有身份和性别的双重弱势，她们需要得到作为具备社会制度功能的社会工作的关注和扶持，需要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分析她们面临的困难，向她们提供具体的帮助，提升她们与城市社会的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促进她们的自身发展。

以外来农村媳妇为案主的社会工作适宜在社区层面开展和进行，因为社区是外来农村媳妇在扎根城市的坐标。绝大多数的城市社区都存在外来农村媳妇，因此城市社区是开展对外来媳妇的社会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责任者。社区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居民使其生活方式适应他们所接受的或外界加给他们的变迁。15作为新移民的外来农村媳妇进入城市社会后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个适应过程。由于她们自身素质不高，难以在城市获得高薪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她们的婆家也大多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因此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常处于经济贫困状态，属于城市的贫困群体。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城市反贫困行动体系，为贫困者提供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其他各种社会服务。16而对贫困群体的帮扶政策的落实很大部分在社区层面开展和实施。由于外来农村媳妇群体在城市没有正式的职业，她们除了经济上的贫困外还存在着权利缺失、权利侵害等问题，因此对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的帮扶工作主要由社区承担，在社区开展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工作也十分必要。对外来农村媳妇开展的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对她们及其家庭进行增能。社区可以充当召集者和倡导者的角色，负责社会工作具体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召集社会机构或调动社区内外的志愿者协同行动，倡导建立维护外来农村媳妇权益和社会保障的相关规定和措施。具体做法是首先要梳理外来农村媳妇的分布状况，建立起外来农村媳妇的个人和家庭档案，包括家庭人口、居住状况、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职业情况、外来农村媳妇的迁出地、婚龄、生育状况和社保状况等。其次在调查家庭情况的同时，对外来农村媳妇进行访谈，了解她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运用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对一些需要帮助的外来农村媳妇个人开展个案工作，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诸如提供相关信息咨询、家庭沟通技巧的辅导，帮助她们建立自信和提升自我价值感。对具有相同情形的一些外来农村媳妇开展小组工作，诸如妇女支持小组，婚姻辅导小组，反家庭暴力小组等，帮助她们建立情感支持和经验分享的社会网络。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在社区内倡导居民之间平等友善的良性互动，消除对外来农村媳妇的歧视，建立接纳和有归属感的社区氛围。通过社区发展来改善社区整体环境，整合社区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直接的帮扶。17社会工作强调以人为本，它可以帮助外来农村媳妇及其家庭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协调社会资源来摆脱她们面临的困境。

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加强社区管理，使外来农村媳妇这样的城市新移民与城市社会的其他成员之间相互接纳和平等相处，以社区融入带动社会融入，这样就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消除社会不平等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正。

注释

①周海旺：《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3期。

②谭琳等：《“双重外来者”的生活——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分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③赵丽丽：《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④周佳懿：《上海女性婚姻移民社会适应个案研究》，《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上）。

⑤王康：《社会学词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⑥为保护个人隐私，个案中外来农村媳妇的姓名用拼音字母代替。

⑦（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⑧李红琼、黄正泉、梁剑宏：《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成因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⑨“搬家户”的一词源于南京市社区过去的工作用语。由于在北京和上海实行了户籍进京进沪的限制政策，一般外来媳妇必须在婚后8～15年才能户籍迁入。

⑩许涛：《我国公民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2012年第4期。

11张广利、张瑞华：《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2（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和社会变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13金一虹：《城市化——妇女发展的又一机遇和挑战》，《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6期。

14陈成文、孙嘉悦：《论社会工作的功能：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5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16李叶叶：《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贫对策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7林顺利、孟亚南：《国内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研究述评》，《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责任编校：文泉）

作者：沈文捷风笑天

社会支持促进城市适应论文篇3：

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分析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进城务工人群不断扩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数量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长81.03%，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2.44亿人。然而流动人口在迁徙过程中，经常伴随着大量的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流动儿童已然成为城市中一个庞大而不容忽视的群体。流动儿童主要是指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相一致，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0～17岁儿童。流动儿童虽然在城市生活，但因为家庭条件的差距和社会歧视的存在，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城市适应性比较差。

21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不断涌现。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相关成果被刊登在核心期刊、地方刊物和高校学报等各类刊物。笔者尝试把分析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相关成果粗略整理，受益颇多。在不同时间、地理空间和文化条件下，分析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问题可能呈现出多元的样貌。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我国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归纳与剖析当前研究的优点与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过往研究的几点反思，以使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领域能够形成“百家争鸣”局势，从而为实践提供可鉴之策。

一、有关“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讨论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以“流动儿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从最早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到现在关注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心理适应性及学校适应性，已有20余年的发展。最早研究者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能够追溯到李建平1995年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探讨流动儿童教育的“流动儿童在哪里上学”一文，自此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随着后来流动儿童群体的不断增加，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也不断走进公众视野。关于“城市适应”这一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不在少数。一是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现状调查研究。不仅有个别区域性的调查，如吴新慧对杭州城市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状况的实证调查;还包括多个地域内的调查，例如唐有财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对城市流动儿童现状的研究。二是对城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理论研究。如有学者基于社会融入理论，通过构建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对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社会适应的稳定角度对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和学习适应进行分析。刘洋、方晓义、张耀方等人认为：“从城市适应标准的编码结果来看，城市适应标准包括两大维度，一是心理适应，二是社会文化生活层面适应。心理适应包括心境和个性;社会文化生活层面适应包括人际关系、适应环境、外显行为改变、内隐观念改变、语言、学习。这个结果提示我们，从流动儿童眼中看来，唯有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拥有开朗、自信的人格特点，同时习得城市所需的行为、观念、语言，有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在城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应了北京的环境才能说是适应了城市。”因此，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问题即是指流动儿童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对城市生活的各方面所面临的心理不适、沟通不畅、适应不良、融入不协调等方面的不适应状况的总和。

二、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现状分析

因为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以及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异，进城务工子女进入城市后会遇到各种适应问题，如人际交往困难、语言沟通障碍、学业成绩下滑、情感情绪无以言表等。对近十年我国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发现，此类研究呈现出如下几点共同之处：

（一）流动儿童心理适应存在困境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早期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将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在从农村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后，心理适应状况明显劣于城市兒童。通过这样的比较来说明问题并没有过错，但确实有失偏颇之处。在后期的相关研究中，学者相继增加了比较对象，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流动儿童和农村儿童、公办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的对比研究，以此来证明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袁晓娇、方晓义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北京市525名城市儿童、568名农村儿童及1164名流动儿童，结果表明：在与北京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不足，但与农村儿童相比，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更强，但心理适应不佳;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上都明显优于打工子弟学校儿童。可见，当前我国流动儿童群体的心理韧性严重不足，心理适应状况令人堪忧。

（二）流动儿童环境适应存在困境

大量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之后，在城市适应中除了心理方面存在困境之外，流动儿童面对环境的变换，适应起来也存在一定的困境。范兴华、方晓义等人通过选取五省2134名农村籍流动儿童、双留守儿童、单留守儿童、一般儿童进行调查，对他们的社会适应性进行了比较，发现：在总的社会适应方面，一般儿童最好，明显优于其余类型的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着更多的社会环境适应困难。白慧也进行了此类研究，她通过对流动儿童的家庭因素分析得出结论：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流动儿童家庭工作和流动儿童生活环境的频繁变化给该群体的城市社会适应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流动儿童的父母与子女之间良性互动的缺失也是导致其适应不良的重要因素。同样，窦晓芳也认为，鉴于学校环境和学校类型的不同，城乡文化会存在各种差异，致使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后，其心理、学业及社会生活适应能力会低于一般城市儿童。另一方面，孙晓莉在研究中选取了南京市一所公立学校和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中的183名学生进行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调查，调查发现：“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在学校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公办学校流动儿童的适应性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适应性，其次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与同伴交往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关，同伴交往也是影响学校适应性的重要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很大一部分流动儿童的生活环境和学校环境都不是很理想，部分流动儿童可能由于学校环境甚至家庭环境的不理想而出现人际交往困难、学业滞后等适应不良状况。

（三）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存在困境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以及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巨大变迁，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后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文化适应问题。早期语言交际困难和习俗（包括节日风俗、卫生习惯、生活方式）的差异是造成农民工子女社会文化不适应的主要原因。程仙平通过对城市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发现，在新的环境中，流动儿童必然会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文化的巨大差异。同样，王中会、孙琳等人在北京市选取7所小学和中学，共对992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结果以精准的数据表明：城市社会适应与文化适应密切关联，且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存在着许多困难。袁晓娇、方晓义等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明显好于农村儿童，但却显著差于北京当地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能力。由于学校类型及地域的不同，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状况总是低于同等条件状况下的非流动儿童，因此，人们应致力于提升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能力。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对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问题主要从社会结构与分层等方面进行展开，较少有研究从社会工作角度探讨提升城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可能路径。仅有从社会工作角度研究城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效能，并较少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自身优势及运用多种社会工作方法整合资源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因此，在分析城市流动儿童社会适应问题的基础上，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与自身优势，深入探讨多种社会工作方法整合资源的可能路径。

三、影响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因素

（一）心理因素

大量研究者认为，心理变量是导致流动儿童适应性差的主要个体因素。2012年，王中会、蔺秀云对北京市585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转学次数越少、来京时间越长，则越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心理韧性培养。2013年，王中会等人又继续深化此课题的研究，在研究样本和研究方向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在15种积极心理品质（创造力、求知力、洞察力等）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得分水平低于公立学校，流动人口子女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城市适应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同样，龚琳涵等人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积极的视角来妥善解决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不良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流动儿童的孤独感、自卑感较一般城市儿童存在着问题，培养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可以给流动儿童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流动儿童在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排斥，由此而产生疏离感、自卑感，如果人们不及时加以控制，很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可能危及社会。因此，应摒弃关于流动儿童的各类标签理论，真诚与流动儿童沟通交流，通过与学校、社区的合力定期开展各类有益活动，注重培养流动儿童的抗挫折能力，逐步提升其城市适应能力。

（二）家庭因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农民工子女适应不良的家庭因素的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之所以出现适应失调状况，主要是受流入时间、出生地、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等因素的影响。流入的时间越短，城市一体化程度就越低;出身在城市的流入人口子女的社会整合度要高于出生在外地的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收入也是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之一，家庭收入越高，流动儿童的城市一体化水平越高。白慧等人通过对流动儿童的家庭因素分析，得出结论：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流动儿童家庭父母工作的频繁变动及流动儿童恶劣的居住环境也会给其适应不良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王中会共选取北京市3-6年级的932名流动儿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越和谐，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性就越好，亲子依恋通过北京总认同对城市适应起消极作用。虽然没有办法决定流动儿童的流入时间及出生地，但是可以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观念和转变家庭教养方式来改变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现状，通过设立“家长学校”鼓励流动儿童的父母利用空余时间到校学习，加强流动儿童家长的继续教育，改变固有的传统教育观念，升华亲子依恋程度，提升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适应能力。

（三）学校因素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归纳与整理可以发现，教育安置方式（公立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是研究者的调查对象中逐步凸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流动儿童在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后，毋庸置疑地要在城市接受教育，这也不可避免地要跟城市儿童抢占有限的教育资源，因此，流动儿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一直是我国学者重点研究的关键性因素。在当下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长期共存的情况下，关于何种学校类型的教育学习环境更适合流动儿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女学校）更适合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在公立学校中表现得更好。总的来说，学校在流动儿童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动儿童所在的学校类型的不同，流动儿童群体所建构出的交往文化也不同。在公立学校中学习和生活的流动儿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城市儿童，进而能与城市人取得更多的交流的机会，这更有利于他们突破自身“流动到城市的乡下儿童”的身份限制，加快适应城市的速度与进程，相比较而言，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学习的农民工子女适应城市的速度可能较慢。

（四）社會因素

在现有的研究中，影响流动儿童适应的社会因素包括歧视、忽视、社会认同冲突、社会排斥等。谭千保等人在实证研究中共抽取1640个样本（其中土生土长的城市儿童837名，外来流入儿童803名），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躯体忽视、情感忽视水平都要明显地高于城市儿童，总体上更容易被忽视。刘杨等人随机抽取北京城外来进城流动人口子女415名，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普遍存在的歧视性知觉会阻碍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化进程。社会身份认同冲突也会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产生负面影响，这与刘杨的另一研究结果是交叉和融合的。从社会层面来看，为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现状，我国学者往往从社会工作、社会支持等方面入手。裴林亮提出运用问卷、访谈与实地干预三策略相结合的方法来加强对外来务工子女的团体心理辅导，提升其城市适应的能力和水平;李艳红、刘庆、王晴、谭千保等也强调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的介入对增强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性的意义所在。与一般的城市儿童相比，社会公众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较低，致使流动儿童群体的自尊感、被接纳度、社会认同度较低。与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样，社会工作的支持程度对减轻流动儿童群体孤寂、猜疑、逃避等负面倾向具有导向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大社会工作投入和社区工作力度，提高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水平。

四、结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流动儿童高度关注，并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总体而言，我国学者主要从心理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角度来分析了进城务工子女对城市的适应问题。随着农民工子女问题的日益增多，我国学者也积极探索新思路，并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社会工作的介入和干预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积极影响，以期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做出贡献。

（一）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局限

综上所述，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专家的思考，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通过上文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定量描述分析，我们总结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研究的以下几点局限。

1、领域学界名家较少。在科学领域研究过程中，知名学界专家起到的支撑与中坚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他们也召唤和引领着其他研究者的加入。通过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经典文献与研究者的分析发现，此领域的学界主要是王中会、蔺秀云、方晓义、刘杨等研究者，但这些名家擅长的研究领域都是心理学，所属的研究单位也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主。这将不利于此类领域研究多元化发展，难以达到百家争鸣的局面。

2、理论研究缺乏。学界目前主要集中在对流动儿童城市文化适应现状、学校适应、心理适应的调查研究上。比较侧重于量表工具的利用，而不太重视理论框架的指导，使得研究缺乏说服力。也有部分研究热衷于对国外有关理论进行研究与介绍，而对我国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理论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理论方面的研究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即便有少量的理论研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基本都是零散的、局部的，尚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基本都是从一个方面或维度来进行，或者只是关注城市适应的类型、状况、后果或影响因素的某一个方面，并没有形成宏观的理论构架。

3、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比较研究少，且参照物单一。在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比较研究中，大多数的参照对象都是城市儿童。也有研究将参照对象定为留守儿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比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要差。还有研究将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城市适应过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明显不及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未来的研究需要全面考察流动儿童的对比参照对象，不仅要在流动儿童内部进行比较，还要跟城市儿童比，跟留守儿童或非留守非流动的农村儿童比。这样有利于呈现出更全面的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并揭示出来到城市的流动儿童到底哪些方面得到了发展，流动又对他们造成了哪些不利的影响，为更好地促进我国义务教育建言献策。

因此，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还存在许多漏洞及需改进之处。针对上述提出的不足之处，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弥补这些不足。

（二）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的建议

1、一如既往地加强关注力度。关注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就是关注祖国花朵未来的发展与成长，同时也是关注我国教育现状背后的内隐因素。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折射出社会人口现象与教育公平问题。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与棘手。因此，学术界不能放松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并要持续不断地、一如既往地对这一领域加以关注。对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关注，不仅要强调时间上的持续性，还要强调研究量上的持续增长。正如前文中分析的，此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很多方面尚未挖掘，理论体系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学术界更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促进这一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2、呼吁更多的领域专家投身到研究中。如前文中分析，虽然近年来本领域的研究步入了一个相对大发展的时期，但是真正的名家屈指可数，且这些名家的所属研究领域也十分单一。更多的研究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着别人的话语，并没有自己独特的、专属的理论体系。若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首先要吸引各领域专家对本领域的主动关注与探索，形成以多种专业为基础、以各界专家为骨干、以各领域为平台的研究团队，才能把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做大、做实。

3、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细化研究对策。结合当下城市化进程以及流动儿童增长趋势与规律的实际，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具体来说，一是要厘清“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社会工作”“积极心理”等基本概念及涵义;二是根据“3W”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即“谁治理”“治理谁”“如何治理”等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基础理论研究;三是系统探讨“治理的原则”“治理的方式”等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程序与过程。为当前我国备受关注的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改革实践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持，也为未来的社会体系在稳健求真的探索中能够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打下堅实的基础。

通过对近十年我国学者关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成果整理可以发现，实证研究过多，这就容易从根本上产生一个问题：过多的从数据中提出问题，却没有从实践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大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问题”的理论研究，要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提出科学可行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上，从源头上解决流动儿童所面临的各类城市适应不良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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