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工业催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本文以黑山县为例分析县域工业发展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从宏观管理层面，微观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研究工业结构优化，促进县域工业发展。关键词：优化工业结构促进县域工业健康发展工业结构是产业结构的一个分支，工业结构的优化将提高工业结构在整个产业结构的定位和质量。
第一篇：工业催化论文范文
中国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优化实证研究
摘要：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重点考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优化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产业结构偏离度ISD值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程度正在加剧。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程度较高。(2)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即工业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加剧;从地区角度看，工业投资都与工业结构ISD值正相关，且同样的工业投资会导致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更严重。(3)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GJH值普遍呈上升趋势，即各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仍然较低。(4)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即工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而从地区角度看，只有中部地区的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東部和西部地区不相关。
关键词：工业投资;工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
一、引言
工业投资，特别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驱动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力。理论上讲，工业投资为工业发展提供物质积累和技术支持，对保持和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投资更是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稳定增长的“压舱石”和“助推器”，对下一步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的重要任务，之后在“十三五”规划中重点强调“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将投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结合起来，强调“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纷纷掀起“再工业化”浪潮回归实体经济，工业投资主要集中于国内，其目的为重振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要发挥高端制造业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支撑作用。从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过程来看，即使在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柱产业的发达国家，工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加强工业投资研究，对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工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涵义类似，是指工业内部各门类、部门构成及其之间的联系与比例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通论》问世以来，人们对投资的作用多是从其乘数效应或“三驾马车”角度进行阐述，“唯结果论”思维模式往往使人们易于忽视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到本文即投资对工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国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优化往往关系着经济发展质量好坏。关于产业结构优化我国政府早在“九五”计划时期就已涉及①，近年来随着“四化同步”“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在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众多因素当中，投资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产业结构优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现有关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研究，多数集中在制度、技术创新、需求结构(国内外需求)、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且主要考察对象为三大产业，从国内投资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具体到工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在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关键期以及目前我国工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亟需从投资视角研究产业结构优化。
本文重点考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优化作用的动态变化，主要从工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方面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指标构建计算2008—2015年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之后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这一时期工业投资对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具体影响。为更全面清晰了解，本文还同时考察了工业投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二、工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文献简述
早期学者对工业结构演变的研究通常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总结[1-4]。
近年来，学者们对工业结构演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结构演变的内在动因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Gregory(1974)[5]认为积极发展重工业应是相对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增长可选择的主要方式，不仅可以避免工业结构自然演进所耗费的漫长时间，同时还可以加速工业化进程。Bo(1989)[6]认为造成1970年以来西方国家制造业衰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产的专业化，非核心业务得到精简;另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中小型工业企业相较以往标准化大生产的能力和质量。Fujita和James(1989)[7]通过研究韩国1973—1983年的工业结构发现，内外部需求因素是这一时期韩国工业高速发展的主要助推力。Hunt(2004)[8]认为工业结构演变由经济中的需求与供给结构共同决定，具体逻辑为：由于不同工业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因此当收入发生变化时，工业部门的比例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此外，当不同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价格或技术等因素发生变化时，会引起工业部门的效率发生变化，进而引起要素在工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工业结构发生变化。Acemoglu和Guerrieri(2008)[9]认为资本深化会提高密集型部门的产出，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门的重新配置，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出现变化。Lorentz和Savona(2008)[10]通过对德国实际数据进行模拟，发现技术变革将会引起中间需求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工业结构发生变化。Castellacci(2010)[11]通过对1970—2005年18个OECD国家进行分析，认为创新能力对工业发展十分重要，政府推进工业结构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会得到更快发展。Isaksen(2015)[12]认为相对薄弱的地区发展工业实现路径延伸需要更加借助外部投资。Akkemik(2015)[13]通过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产业政策进行描述和量化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地区工业发展、工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积极意义。Ien?魧(2014)[14]认为在现代经济中，虽然可预见的产业演变结果是服务业将占据主体地位，但工业仍然是最具活力的资源消费者，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应选择合适方法使工业成为更持续更具竞争力的部门。
国内学者对工业结构演变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大量研究。郭克莎(1999)[15]认为国有企业比重过大是导致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缓慢的主要原因。赵果庆(2006)[16]认为要防止跨国工业造成我国工业结构竞争力“空心化”的风险。宋小芬和王岳平(2007)[17]认为产业政策对目前中国工业结构优化已具有较大局限性，一个自由的、可进行社会组织试验的体制才是发展工业的根本保证。李树丞、丁艺和李林(2008)[18]对我国1985—2004年的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结构进行协整分析，发现进口和FDI可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李博和曾宪初(2010)[19]通过对建国以来工业发展的历程回顾和分析，认为1978年以前政府干预是导致工业结构演变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内需求释放、要素流动、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演变的影响逐渐增强。陈飞翔、俞兆云和居励(2010)[20]通过构建锁定效应模型分析了1992—2006年我国的工业结构演变，结果发现开放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其结果是直接把我国工业结构锁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戴魁早(2012)[21]基于工业结构变迁的推动力(自主创新和技术吸收)、拉动力(居民收入、国际贸易)以及催化力(市场化程度)假说对1985-2010年我国工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进行VAR分析，发现上述指标都是影响我国工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李敬和王朋朋(2016)[22]运用1997—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工业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效果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弱。杨智峰、汪伟和吴化斌(2016)[23]通过模拟我国工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认为重工业技术进步是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涂正革和王秋皓(2018)[24]对我国2003—2014年的工業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的科技投入是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外资存在两面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污染强度的增加，因此有必要提高外资准入门槛。刘旭红(2017)[25]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具有三个核心特征：“高效利用”“低碳排放”“循环发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工业结构演变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且大多集中在制度、技术创新、需求结构(国内外需求)、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较少有文献从工业结构演变和投资整合的角度进行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一视角，并且就研究内容来看，现有文献与我国经济最新发展实际的结合仍然较少。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工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要顺利推进以“去产能”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从投资视角研究产业结构优化。
三、工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指标选取
早期学者对产业结构的关注主要在其历史演进规律层面，相关理论有“霍夫曼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钱纳里(1989)的人均收入六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六阶段理论以及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三阶段理论。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点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并细化地从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强调产业间规模比例、要素配置和社会生产过程中关联关系的协调，产业结构高级化强调产业素质和效益的高级化，体现了产业间优势地位的动态更迭。在相关评价指标选取上，现有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观比较法，通过与国外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进行对比进而判断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二是使用已有的指标进行判断，如判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产业结构偏离度[25]和泰尔指数[26]，以及判断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27]和夹角余弦法[28];三是指标构建法，即首先根据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或高级化的因素选取一种或多种指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之后使用特定技术或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实现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判断。
本文在衡量我国工业结构优化程度时，借鉴产业结构优化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思路，同时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选择上述第二种方法即已有指标进行判断。具体选择如下：
1. 工业结构合理化指标选取。本文借鉴Chenery，Elkington，Sims(1970)基于考察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目的提出的产业结构偏离度概念[25]，其表达式如下：
式(1)左端ISDk代表k地区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右端Ykij表示k地区i类部门下j行业的产出，Yk表示k地区的总产出，Xkij表示k地区i类部门下j行业的就业人数，Xk表示k地区的全部就业人数。ISDk值越小，说明k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ISDk值越大，说明k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其寓意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行业的部门劳动生产率应相等，此时绝对值符号内分式部分的比值为1，ISDk=0。从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的具体构造来看，当绝对值符号内分子部分大于分母部分时，地区产出比重大于就业比重，体现了地区行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当分子部分小于分母部分时，产出比重小于就业比重，体现了地区行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种情况下未附加绝对值符号的ISDk<0。
2. 工业结构高级化指标选取。由于现有高级化指标多是从产业角度构建，考虑到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工业结构优化问题，因此，本文在选取工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时，使用工业行业中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表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表达式如下：
式(2)中GJHk代表k地区的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Yk表示k地区工业部门j行业的高技术产值，Yk与合理化指标部分的含义不同，此处表示k地区的工业总产值。GJHk值越大，说明地区工业产品的附加值越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越强，即该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在上述选取工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进入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部分。该部分分两步进行，即首先分析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其次分析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以期实现全面考察工业投资影响工业结构优化的目的。
四、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一)工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测算
对我国31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的数据，下同)的工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进行测算(见表1)。根据式(1)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时间维度选取2008—2016年，其中Ykij使用各地区工业行业的增加值数据，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工业增加值指数以2008年为基期进行换算;Yk使用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同样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2008年为基期进行换算;Xkij使用各地区工业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通过将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数据加总而得;Xk使用各地区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上述数据都选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观察表1，从时间维度上看，除河南外，全国各地区的ISD值普遍呈增长趋势。以北京为例，2008年的ISD值为0.017 6，2016年升至0.478 1，结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以及当前我国工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现象，说明目前我国很可能仍然处于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工业结构仍需坚持调整和优化。从具体年份的地区ISD值来看，新疆在整个2008—2016年ISD值大于1，重庆自2013年ISD值开始大于1，内蒙古、广西、海南和青海在2016年ISD值大于1，且2016年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的ISD值接近1。从上述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居多，体现了产能过剩背景下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较严重的客观事实。
图1直观地显示了2008—2016年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趋势变化。可以看到，产能过剩背景下各地区的ISD值上升趋势较为明显，31省(市、区)中除河南ISD值出现下降外，其他省(市、区)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此外，从图中曲线的倾斜程度来看，中西部地区的ISD值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整体表现出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
(二)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证分析
结合前文对2008—2016年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合理化程度(ISD)的分析，接下来考察这一时期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考虑到现实中影响工业结构合理化因素众多的原因，本文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具体选择如下：第一，工业投资(lninv)。选取各地区按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数据加总而得。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使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08年为基期进行处理并取对数形式。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二，消费能力(xf)。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来看，一国或地区消费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供给端产品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此处引入消费能力因素。在具体选择消费能力指标时，本文使用支出法下的最终消费与生产总值之比表示消费能力。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三，制度因素(zd)。制度因素同样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方式、调整方向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然而目前关于制度因素的衡量仍存在较大困难，本文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选择各地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比作为制度因素的代理指标，其中关键是得到各地区的工业企业数量，本文通过将各地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相加得到。上述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四，市场化程度(sch)。适度的要素流动显然对产业结构优化有着积极作用，而要素流动与市场化程度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在研究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影响时有必要引入控制变量市场化程度指标。在具体选择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时，使用王小鲁、樊纲和余静文(2016)计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代替[29]，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其中缺少2015和2016年数据，文章使用灰色预测GM(1，1)模型进行补充。第五，技术因素(js)。技术因素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助力，它可通过影响生产结构、需求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直接或间接的给产业结构带来变化，促进产业结构在部门比例、关联度以及效益方面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本文在选取衡量技术因素的指标时，使用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表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六，贸易结构(my)。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或地区贸易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贸易结构可通过资本积累、技术外溢等多种途径影响经济中各部门投入产出比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化。本文在选取代表贸易结构的指标时，使用支出法下各地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该地区的生产总值比例表示，相关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各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接下来进入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证分析部分，在具体模型选择上，考虑到31省(市、区)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此处使用经豪斯曼检验后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表3显示了随着控制变量逐个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ISD值相互关系的变化，底部F值显示各个模型整体显著，rho值多集中在0.9附近，说明复合扰动项的方差主要来自个体效应。
从表3可以看到，工业投资在模型1-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以模型6为例，工业投资每上升1%将使ISD值上升0.1832，说明在2008—2016年工业投资的增加将会导致工业结构偏离度增加，该结论印证了当前工业结构较之以往不合理现象加剧的客观事实。消费能力在模型2、3、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模型4、5中不显著，说明这一时期消费能力的变化可能引起工业结构偏离度的增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为当前我国工业调整的步伐整体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市场化程度在模型4、5、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这很可能与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模式有关，市场化程度提高虽然带来了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流动性增强，但其主要流动方向仍是传统产业，导致工业结构中传统行业比例居高不下。贸易因素在模型6中与工业结构ISD值正相关，这可能与这一时期不合理的贸易结构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纷纷回流，一些新兴经济体借成本优势以及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纷纷掀起工业化浪潮，使我國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贸易受到剧烈冲击，同时受限于资源短缺、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因素，导致这一时期我国的贸易结构没有很好地促进工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工业结构远离合理化水平。这一时期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与工业结构ISD值关系不显著，说明两者并非是影响这一时期工业结构合理化的主要因素。
为更清晰的了解2008—2016年我国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东、中、西部地区进行考察②，相关结果见表4。
表4共有5组估计结果，前三组对应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后两组为基于结论稳健角度考虑的实证分析结果，其中一组为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另一组为面板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各组的F值(面板随机模型为Wald值)显示模型整体显著。从表4具体结果来看，工业投资在东、中、西部地区模型中都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说明工业投资的提高将会导致工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加剧。但就影响程度而言，西部地区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工业投资每上升1%将会使工业结构ISD值上升0.271 1，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工业投资每上升1%则会使工业结构ISD值上升0.171 1和0.170 2，差别较为明显。表4同时显示了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ISD值的关系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结论保持一致，结论稳健。
五、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一)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测算
根据式(2)工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构造，对我国各省(市、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进行测算。选取各省(市、区)工业行业的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数据来自2009—2016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由于现有可查的数据截止到2015年，故此处数据的时间跨度选择2008—2015年;选取各省(市、区)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表5为经计算的2008—2015年我国各省(市、区)工业结构GJH值，图2显示了这一时期我国各省(市、区)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变化趋势。
如表5所示，从时间维度上看，除福建和四川地区外，全国各地区的GJH值整体呈增长趋势。同样以北京为例，2008年的GJH值为0.066 0，2015年升至0.072 3，涨幅为9.47%。福建和四川2008年的GJH值为0.023 5、0.021 8，2015年分别降至0.018 2和0.015 7，高级化程度弱化。有所不同的是，福建在2008—2015年整个时间段内呈持续下降趋势，而四川只在2015年出现滑坡式下降，在2008—2014年整体呈上升状态。这很可能与当年的产业政策有关。从具体年份的地区GJH值来看，北京、江苏、广东和西藏工业结构在2008—2015年都表现出较高的高级化水平，其中以北京的工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为最高，GJH值平均水平在0.07左右。青海、新疆、内蒙古、宁夏、重庆、广西和云南工业结构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较低的高级化水平，GJH值普遍小于0.01，并且从上述省(市、区)的分布特征来看，中西部地区居多，符合我国工业发展现状。
同样从图2中可以看到，除四川和福建外，全国各地区的工业结构GJH值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京、江苏、广东和西藏的GJH值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就波动程度而言，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海南和西藏表现出复杂的波动变化，其中以海南的波动幅度最为剧烈;云南、内蒙古、宁夏、新疆、湖北、湖南、甘肃、贵州、辽宁和青海在整个时间段内波动轻微，涨幅较小;其他省(市、区)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区域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来看，东部地区的GJH值明显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GJH值又高于西部地区，与我国区域工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
(二)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关于工业结构高级化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需求、技术创新、市场化程度、制度和贸易角度进行，考虑到此处主要考察的是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此，在上述指标选取上本文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使用与工业结构合理化分析部分相同的指标体系。在模型选择上，考虑到各地区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同样选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见表6)。
从表6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控制变量的逐个引入，模型1-6中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呈现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工业投资的增加将会提高地区工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以模型6为例，工业投资每增加1%将使工业结构GJH值上升0.003 8。各模型的F值显示模型整体显著，rho值多集中在0.92附近，说明个体效应显著。
观察这一时期控制变量对工业结构GJH值的影响，消费能力在模型2、3、6中与工业GJH值显著正相关，说明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工业结构向着高级化方向发展。现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存在着需求端升级倒逼供给端升级的压力，企业只有致力于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其结果直接导致地区工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市场化程度在模型4、5、6中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说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现代经济中，一国或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知识、技术和先进经验的传播与交流，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工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技术因素在模型5、6中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但影响程度轻微，说明这一时期技术因素有利于工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但影响程度较小，潜力仍需继续挖掘。制度因素和贸易因素在这一时期与工业结构GJH值不相关，其中制度因素很可能与这一时期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实施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有关，贸易因素与工业结构GJH值不相关很可能与这一时期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有关。
此外，本文还分别从东、中、西部地区考察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7。
如表7所示，面板固定效应下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不相关，这很可能与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现状有关。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工业结构无论合理化程度还是高级化程度都远远高于前者，但随着近年来后发优势逐渐消退，工业发展瓶颈难以突破，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又是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上述原因可能共同导致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影响不足。中部地区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在这一时期显著正相关，即工业投资每上升1%将使GJH值提高0.0079个单位，说明中部地区工业投资的增加可有效提高地区工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同样，这很可能与我国中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现状有关。与东部地区相比，我国中部地区在现有资源环境约束下工业结构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因此，增加工业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西部地区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很可能由西部地区落后的工业发展所致，工业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客观上导致工业结构中高级化部分的政策倾斜相对减少。此外，表7同時显示了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随机效应模型下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不相关，混合回归模型下与其负相关，这很可能与本文工业结构的高级化指标构造有关，即主要是从高技术产业产值比例角度进行分析，2008年以后我国“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客观上导致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降低。
六、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考虑
考虑到实证分析部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合表3、表6的实证结果，本文通过使用系统GMM进行补充分析(见表8)。
表8中模型1-3为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合理化的系统GMM回归结果，模型4-6为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高级化的系统GMM回归结果，其中AR(2)值都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所有模型的扰动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值同样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上述模型均无法拒绝系统GMM所有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从表8中工业投资(lninv)的系数可以看出，在考虑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題后，工业投资仍表现出地区工业投资增加将导致工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下降、高级化程度上升的趋势，与表3、表6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工业投资对工业结构优化作用的动态变化，主要从工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方面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 2008—2016年我国各省(市、区)工业结构的ISD值整体呈上升趋势，从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概念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各省(市、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程度正在加剧。从ISD值大小的区域分布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程度较高。
2. 在引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合理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ISD值显著正相关，即这一时期工业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加剧;当从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时，发现工业投资都与之正相关，且从工业投资的系数大小来看，同样的工业投资将会导致西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更严重。
3. 2008—2015年我国各省(市、区)工业结构的GJH值普遍呈上升趋势，即各省(市、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从GJH值大小的区域分布来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仍然较低，符合我国工业发展实际。
4. 与合理化部分分析一样，本文在引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高级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即这一时期工业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当从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时，发现只有中部地区的工业投资与工业结构GJH值显著正相关，东部和西部地区不相关，这很可能与当前各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一系列“稳增长”的产业政策有关。
近年来，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深入，产能过剩治理不断取得成效，投资端供给侧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这对当前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和工业投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产能过剩化解和工业结构调整仍然任重而道远。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发展优质产能，同时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从供给端来看，当前我国工业投资形成的无效、低效产能问题严重，去产能指的就是去除经济中的无效、低效产能，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除通过直接行政干预外，还可以通过发展优质产能实现工业结构升级，化解过剩产能。首先，发展优质产能有助于提高有效供给，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使市场供给与需求结构协同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发展优质产能势必会挤压无效、低效产能生存空间，间接导致无效、低效产能退出市场;最后，发展优质产能有利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行业整体水平，进而实现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上游移动。
此外，还应坚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随着“一带一路”的有序实施，我国已与沿线65个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因此，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向沿线国家转移国内部分产能有助于缓解国内化解与消化产能的“后遗症”。需要注意的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不应只着眼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企业层面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国内各省(市、区)应积极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寻求国际合作，同时企业也应积极走出去寻求“一带一路”红利，实现“瘦身”与发展。
2. 推进工业投资端供给侧改革。第一，工业投资要注重“公平”。自1986年起，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就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几乎是中部地区的2倍，是西部地区的4倍，可以说，工业投资本身的不平衡性是造成我国区域工业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追求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历史新时期，工业投资要兼顾“公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二，工业投资要注重“技术创新”。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关键技术缺乏是导致我国供给与需求结构匹配程度较差的主要原因，也是客观上导致大量投资只能用于低水平重复性建设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大工业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有利于化解我国的产能过剩、推动工业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第三，工业投资要注重“适度”。2008年以来我国各地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化程度逐渐提高，工业投资与此密切相关。因此，发展工业时应注重投资的“适度”，否则将不利于省(市、区)工业结构优化，导致资源浪费、投资效率低等问题发生。
3. 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投资结构优化。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填补产业结构“空心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投资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其目的在于重构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体系，稳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我国适时推出“中国制造2025”，在众多领域推进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引导投资流向，培育发展新动能。
与此同时，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过程仍然缓慢，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形成，而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产业通常通过技术改造、与新兴产业融合、产业集聚等途径实现改造和升级，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需要投资支持。因此，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可有效解决我国投资效率低下问题，实现优化投资结构的目的。
注释：
①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和建筑业等支柱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作用增强。
②依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划分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七五”计划中提及。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琼，中部地区包括黑、吉、内蒙古、晋、豫、鄂、湘、皖、赣，西部地区包括蜀、渝、贵、云、藏、陕、甘、宁、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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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Industrial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China
Chang Zhongze1， Mao Pei2，3， Zhang Jie4
(1.Institut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3.China's Standardization Study， Beijing 100191， China;
4.Academy of China's Economic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industrial invest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rationalization，advanced level
作者：昌忠泽 毛培 张杰
第二篇：优化工业结构 促进县域工业健康发展
摘 要：本文以黑山县为例分析县域工业发展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从宏观管理层面，微观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研究工业结构优化，促进县域工业发展。
关键词：优化工业结构 促进 县域工业健康发展
工业结构是产业结构的一个分支，工业结构的优化将提高工业结构在整个产业结构的定位和质量。我国工业多分布在县区，县域工业的发展，对促进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进程必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指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目标摆在面前，县域工业要发展，工业结构优化必须提上日程：
这里以黑山县为例，探索优化工业结构，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一、县域工业发展的现状
1985年以前，黑山县工业经济构建初步框架，为工业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建成化工、食品、建材、机械等10多个行业。此后经过工业企业不断深化重组形成了以农产品深加工、农机装备制造、风电、光伏发电、新型建材等行业为主的局面。尽而形成了“打造两农、开发两电、提升两矿、发展新型建材”为主攻方向的新格局。
1.涉农产业发展迅速。作为农业大县被评为全国产粮大县，2015年继续壮大“一县一业”蛋鸡养殖业，巩固扩大辽育白牛基地，保持生猪调出大县，养殖业历史久远，基础雄厚。以此为切入点逐步发展了农机装备制造业、杂粮加工业、饲料产业、禽蛋肉加工等为农业生产服务和农产品产业链延伸服务的行业。
两大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农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
农机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主导企业有：辽宁现代农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辽宁宁越农机制造有限公司等为龙头的中小微企业55家。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的主导企业有：辽宁跃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绿色芳山有机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圣源食品有限公司等47家企业。
两大业集群为当地的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改善了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模式，由原来单一的农产品直销变成了加工后销售，延深了产业链。
2.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充分利用了当地秸秆资源发展起来的国能黑山生物发电有限公司。本县地域辽阔，风力资源非常丰富，风电项目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利用风能资源建设百万风电大县是项目建设的重要方向。目前已有国电和风风电芳山风电厂、杨屯风厂、太和风电厂建成投产并网发电，锦州赛瑞斯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光伏发电项目在这里落地正在建设之中。目前已完成了太阳能板的铺设，升压站建成。将于2016年试投产。
3.循环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本县有八道壕煤矿区域内的煤矿废弃物煤矸石，作为固体垃圾它不仅堆放占地、而且产生的扬尘污染空气、水源。当地充分利用这种煤矸石发展了煤矸石烧结空心砖作为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周边的工民建之中。目前以黑山福山新型墙材有限公司、黑山营坊新型墙体建材厂为代表的10家建材生产企业。还有辽宁琦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混凝土空心砌块生产企业。其产品都充分利用了固体废弃物，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发展了循环经济。
4.新型建材发展不断创新。不仅有前述的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煤矸石烧结空心砖、混凝土空心砌块，还有以锦州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辽宁众诚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为代表10家新型保温建材生产企业，生产主要产品是酚醛泡沫保温板及彩钢板。锦州好为尔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应用企业的技术中心通过技术研发及主要产品不断更新，生产了酚醛保温装饰一体板、水泥复合酚醛保温板、夹心板等为主的产品。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深度”有待加强，由此形成了我们的产品多为“初加工”“粗加工”，包装后直接出售的情况，市场竞争力不高、产品的附值也不高，科技含量较低的情况、企业的利润不理想。
2.产业集群内部产品重叠情况频现，行业内部形成竞争的局面。导致了一些小微企业由于市场信息敏感度低、产销对接不畅，导致半停产或停产情况出现。
3.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3.1从企业内部来看，打铁还需自身硬，企业决策、筹划者层面的水平有待提高，例如：本县循环经济发展强劲，试想是否存在过热的情况。全县以煤矸石烧结空心砖为主要产品的建材行业有企业10家，还有在两家在建企业。三个方面的情况值得思考，一方面煤矸石主要原料的存量能用多长时间?另一方面当地及周边的土建对产品需求量有多大?再有就是运距成本?为此企业决策者要做好市场的调研，另一个方面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中小企促进会等是否能通过产业产品信息发布，及时实现信息共享以加强引导与协调，以减少企业或有损失现象出现。
3.2宏观上的管理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个企业有多个部门要数据。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有多部门在调度。应对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了工作上的繁忙。为此如何引导企业建立诚信机制，引导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將数据及时发布，企业将此做为日常的工作范围。定时发布，使用者可以自行访问企业门户网。既保障了数据的一致性又减少企业“应对”繁忙的情况。
3.3提高企业主的能力和眼光。相关协会、部门引导企业通过会议等“走出去”，多学习，促进他们形成区域联动的意识，具有“广域的思维”“世界的眼光”。
3.4加强企业管理层的培训实现与相关财税政策、金融扶持及产业政策的及时有效对接。使国家的宏观政策真正的落实到位，企业本身应该充分运用国家的财税政策及金融扶持等提供的优惠，切实的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产成品成本，尽而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
可见黑山县的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扭转让了历史上以化工、食品、建材、机械等行业为主的局面。通过项目引进或者传统企业技术改造等形式。形成了打造两农、开发两电、提升两矿、发展新型建材”为主攻方向的新格局。
一些传统行业通过企业技术中心，加强与高校合做进行研发，或是购买智能化设备及应用软件等提升了企业的信息化，智能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步阀，例如，辽宁西洋特肥有限公司，辽宁跃进实业集团等将机械手应用于生产终端，提升了企业的效率。辽宁旭亚衡器有限公司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引进了机器人。提高了产品的精细化水平。以此为例加快了“两化”融合的步阀。
同时有多家企业在企业管理中使用了软件程序化运作，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从这个县的工业企业运行和多年的工业内部的结构调整来看。县域工业在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存在差距，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调整工业结构要正确认清当地的资源、技术优势与特色品牌。以现在和未来前景的角度全方位的规划与调整，充分将“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这些新兴的技术业态应用到管理与生产实践中，不断加强“两化融合”的步伐，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与投资效率。发挥消费引领的作用，加强企业主导产品的营销与市场调研，形成以销定产的良好市场运作。加强企业技术中心研发投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适应市场需求不断更新产品品种，形成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消费需求的联动，市场和企业的互相促进及区域联动的良好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比例，调整与协调其比例关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此为契机通过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应用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理念，促进县域工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人民日报2015年11月04日01 版).
[2]2015年黑山县政府工作报告.
作者：徐金生
第三篇：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
[摘要]在十七年中国文学的城市现代性表述中，各种与国家工业化无关的城市生活形态都被排除掉，而只是突出国家工业化逻辑，工业题材作品被巨量生产出来。此类作品以想象的方式表述了工业逻辑与国家公共性和伦理原则结合对日常生活、人的属性的全面控制，表现出极端的大工业现代性编码。
[关键词]工业题材;国家工业化;工业主义逻辑;
[作者简介]李力，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28
在十七年文学中，新上海被赋予了无产阶级左翼意义，并消除了原有口岸城市的所有资本主义逻辑。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中心这一概念中，体现着消除城市历史由多元而引起的差异与不统一一的内在含义。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只具有单纯的政治原则。政治性是存在的.但其目的是为了在以否定性形式表现上海资本主义与消费性日常性生活形态之后.确定关于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突出国家工业化逻辑。这一事实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家工业化题材相连，而且构成了其表现基础。
一、巨型规模的工业题材文学生产
这一时期文学中斗争题材与生产题材是两大模式，而事实上，“斗争”题材自一开始也显示出上海作为新中国城市的单一生产性功能。《钢铁世家》一剧更突出了从“斗争”转向“生产”的城市功能过渡。从军代表马援民就任工厂厂长始，他便以“工厂是属于我们工人阶级的家”为号召，动员工人们的现代效率与节俭观念(这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新中国工业服务。剧中按惯常模式设置了特务破坏这一情节，但它没有像文革时期文学中将“斗争”作为全剧主线，特务在剧本开始不久便被抓获，阶级斗争没有成为全剧主要内容，当然也不构成工人阶级现代性的主体。工人阶级的工业生产恰是作者表现的主要意图。《一家人》中关于老工人惨遭殖民者迫害，以及杨家“为工人争气”的血统分析，成为最后完成五万台发电机制造任务的精神支撑。城市的社会主义国家性与单一的公共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有力保障，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是这一时期文学中上海想象性叙述的核心.上海(也包括其他大城市)成为国家大工业的单一象征符号。从上海城市形象的两大谱系来说，可谓是集大成者。
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大跃进”时代，上海的工业题材文学达到了相当丰富的程度，以致成为上海与其他地域创作的重要区别。魏金枝在谈到上海解放十年来短篇小说成就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工业题材：“这几年来，描写到工业生产的，也已有了相当大的份量，再从描写的题材的范围来说，虽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广阔而多样，却比解放初期无人敢写工厂的那样的情形，已经好得不知多少了。”魏金枝认为，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的工厂文学，到大跃进时代，已经进入成熟期。到1959年，这一类小说作品数量多得惊人。有人在谈到1959年小说创作时，将这一类作品放在首位：“在1959年，上海作家、业余作者和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中，取材于工业题材的占有很大比重。”论者将其分为“反映大炼钢铁的”、“反映大跃进以后工业的重大变化的”、“反映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的”、“反映铁路运输大跃进的”、“反映工厂里先进和保守斗争的”、“反映整风运动以后工人和工人关系的进一步融洽的”、“描写老工人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忘我劳动和退休工人渴望继续参加劳动的”、“描写大跃进中师徒关系的”等等，都强烈而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工业战线上的生活面貌。在这位论者的述评当中，对工厂题材的论述已占所有题材的半数，总计评论18篇小说;而对于城市其他题材的作品，评论者只选了些茹志娟的《如愿》(取材于街道)与庄新儒的《两代人》(取材于商业)之类的作品。电影文学方面的情形也基本一样，自“大跃进”开始，城市工业题材猛增，“而且绝大多数又是反映上海这一地区的”，“如果说，大跃进以前的几年间，电影文学反映这一地区的特点还深感不足，那么大跃进以来，这个不足得到了大大的弥补”，“大跃进以前的几年间，包括反映工人斗争历史的作品在内，仅仅有四个，而1958年一年间，就有了二十多个”。在工业题材中，钢铁题材又占据重要位置。该年以钢铁厂为内容的电影就有芦芒的《钢城虎将》、艾明之的《常青树》与胡万春的《钢铁世家》，而在1959年，则仅有艾明之《伟大的起点》这一部电影作品。比较而言，上海方面的乡土题材与知识分子改造题材的作品却十分罕见。据瞿白音的说法，到1959年，“反映上海郊区农村的电影，则还一个都没有”。这无疑说明了工业题材在上海文学中明显的等级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还有上海本地工人作家群的兴起，这似乎更说明了上海城市文化、文学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它说明，工业题材是一个被国家培养起来的门类。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创办了以培养青年工人(也包括农民，但很少)为主的文学刊物——《群众文艺》，还发起了“上海市工人红五月文学创作竞赛”等活动。同时，上海市委指示各文艺刊物在厂矿发展工人通讯员，《解放日报》《劳动报》和电台先后举办多次通讯员讲习班，上海市文化局和市文联又合办了工人文艺创作组。这些通讯员起初是用口述向记者报道工厂生产情形，不久便开始练习创作。1956年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后，上海市团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设立专门组织，创办《萌芽》，以刊载青年工人作家作品为主。至1958年“大跃进”。工人创作队伍更加扩大，各机关办刊物也陆续出现。如上海市工联的《工人习作》，上海市群众文艺工作委员会的《群众文艺》，还包括各区与各大型企业党委宣传部办的文艺刊物。中型以上的工业企业都建立了创作组。1958年上海的《文艺月刊》《萌芽》还编辑了工人创作专辑，并出版工农兵创作丛书(其中主要是工人创作)。1958年，据说上海已形成七十万人的群众性创作队伍(也包括美术、音乐、曲艺等)，群众创作达五百万篇。在这场工人创作运动中，出现的较知名的作家有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福庚、孟凡爱、张英、李根宝、郑成义、徐锦珊、郑松年、丘化顺、俞志辉、胡宝华、楼颂耀、谷亨利、高金荣、刘德铨、陈继光等等。
如此情形，一方面说明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国家工业化迅猛发展，工业化逻辑开始全面进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人们对工业化的热烈期许。即便是文革时期的作品，也仍然呈现着对工业化的狂热崇拜。时人在评论《典型发言》中任树英的政治先进性时有这样的表述：“她胸中装着一个使整个电视工业战线都‘飞起来’的美好理想，这个美好理想已经超越了一个工厂。一个局部，一个狭隘的范围……任树英想到的是整个
阶级整个革命工业，所以才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才能打破人与人、厂与厂之间的界限，积极支持‘先锋一号’这一新生事物。”在以上的赞美语句中，抛弃政治上的说教不说，也隐含着某种工业逻辑，即工业属性对原有社会组织生产组织的扩张性与强大的摧毁力量，并上升为一种政治意义对其加以保障。包括《海港》在内的工业文学，其中不仅阐释政治，也在阐释工业扩张的神话与内在逻辑。而且，之所以在“大跃进”年份中，上海工厂题材达到顶峰，自然与“大跃进”时代人们极端的“赶英超美”的工业化宏伟想象有关。在这种情形下，终于建成了年产60万吨合金钢厂的任务。即使是乡土题材，也同样表现出工业化逻辑。《上海文学》1959年12期发表的上海郊区歌谣中，14首歌谣中有6首属于物质进步主题，涉及机器生产、电力灌溉、河堤加筑、新式楼房、新式服装与城市化，还有2首属歌颂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如“食堂好”、“颂后勤四化”，表明了农村传统生活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生产、现代社会组织的过渡。
应该说，关于工业化的想象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普遍价值，与大工业的、技术主义的谱系密切相关，但它抽去了关于现代化的其他含义，而将工业逻辑夸大为整体的上海意义。这一种对上海国家工业化的憧憬，不仅远超茅盾等人，同时也可能后无来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国家工业现代化的想象，在这一时期上海题材相当外在化。在这一点上，它和新感觉派的现代性谱系编码并无本质的差别，并不因城市政治属性的改变而变化。不过新感觉派的起点是“消费”，而此时文学的起点是“生产”，根本上都是一种极端的现代化中心性的文化编码。
二、工业主义逻辑的全面建立
对于工业题材这一类文学，当下正面I临着一种研究上的尴尬，首先是因为传统左翼文学史叙述所确立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文本叙述线索遭到抛弃;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启蒙”文学史叙述与90年代的现代性文学史叙述中也没有位置。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对“厂矿题材”成熟的文学史阐释方式，对其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被搁置的状态。
假如我们遵循“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路径，也许会打开一些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先是出现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到后来偏重于对“启蒙现代性”与“日常性现代性”的辨析。在这一语境当中，“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也就是西方现代性”。按照莫里斯·梅斯纳、德里克以及汪晖等人的论断，社会主义尽管体现为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性，但仍属一种现代性进程。事实上，现代性本身便具有批判性，并构成了现代性自我调节和平衡的手段。换句话说，批判现代性其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性。按照列文森的理解，中国正是由于要进入西方才进行反对西方的革命的，因此，革命之后的中国不可能不处于某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现代性必然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存在交叉重合的关系。恰如德里克所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能出乎意料地有助于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透过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谈及50年代以后文学中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如目的论历史观与世界观、线性时间观念、进化主义与两元对立模式等等。这一情形意味着在把社会主义视为现代性方案的同时，也注意到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因素。所以.有学者称之为“同根同源”。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现代化这一核心思想体系当中，工业化逻辑都是一个显在的存在。有鉴于此，西方思想家如吉登斯等人提出了“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概念。有西方学者对其作了如下定义：“工业主义是一种抽象，它指的是工业化的历史所能达到的极限。工业主义的概念指向的是全面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过程本身内在地蕴含了产生这种社会的趋势。”这一看法，主要将工业主义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工业主义社会转变的具体过程”中的一种程度。吉登斯则似乎从制度上去理解“工业主义”。他认为“工业主义”应当包括：(1)“在生产或影响商品流通的流程中运用无生命的物质能源”。(2)“生产和其他经济过程的机械化”。(3)“生产方式”。“虽然工业主义意味着制造业的普遍推广……但它应该指生产方式而不仅仅是指这种产品的制造。”(4)“生产流程”“同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工作地点之间的关系”。因此，“工业主义不可能完全是一种‘技术现象’”，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关系组织”。“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如果说马克思和韦伯都赞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那么如前所述，韦伯的著作却时常被引证以维护‘工业社会’的理论”。韦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的诞生远远早于工业主义，但“工业主义的产生导源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压力”比如“特别是17世纪时，由于人们发现迫切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因而他们狂热地追求发明创新”，“正此时，技术创新和经济行动中对利润的追求开始合流”。
但是，工业主义又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产物，作为一种“工业化过程的内在法则。工业化过程中的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工业主义”，“不管是高度工业化还是初步工业化”，都可能遵循这一法则。因此，“工业社会是世界性的”，“所有的工业化社会都用自己的方式对工业主义的内在逻辑做出了回应”，包括“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正如英克尔斯指出的：“现代工业秩序似乎与民主的或极权的政治、社会形式都相容。”因此，汪民安认为：“尽管在历史上,工业主义首次和资本主义自然地结盟，但它并不先天性地依赖于某个意识形态政体。工业主义既可以创造出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逻辑.也可以创造出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逻辑——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群体和不同的个人都可以利用工业主义的技术。”对于摆脱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后发国家来说，工业主义还促发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进程。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工业主义必然伴随着民族主义，“向工业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
工业主义不仅造成了复杂的劳动分工，也铸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因工业的统治而遵循工业的技术——物质结构与社会组成的形式。贝尔认为，“工业革命归根结底是一种用技术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努力，是一种用功能与理性与技术概念置换资源与气候的任意生态分布的努力”，“这是一个调度和编排程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变得技术化、理性化了”。因此，工业主义固然是指一种技术与生产，同时也包括由此而来的社会形式与人格形态，置身其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在人的属性、人格状态上产生变化。卢卡契曾经谈到机器生产对于人的影响，人是“被结合到一个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消
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
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上海工业题材文学中，人的工业属性(生产属性)与社会的工业化逻辑被极大凸现，其间相伴随的政治意义与伦理意义，事实上都被“技术化”或“生产化”。此类题材大量充斥着极富于专业化色彩的工业技术术语，以致于普通读者难以理解。在多数情况下，技术进步成为核心情节。这个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有人认识到。罗荪在一篇文章中将技术问题列为解放后十年工人创作的四大方面之一，并说“生产过程、技术问题同每个人的品质、思想感情是有紧密联系的”，以致没有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许多作品根本无法叙述情节。
大多数的“先进”人物的“先进性”体现在私人生活与工业生产之间的联带关系上，即日常生活的工业逻辑化。《幸福》中的刘传豪家庭设置颇有意思：“里屋门边，有一个水槽，水槽上有一个木架，上面安了一个面盆，木架边垂下一条绳子，这是刘传豪自己设计的自动冲凉的设备。”这是工业化逻辑侵入个人生活的一个事实，它使私秘性的个人生活变成了明朗的工业生产的公共性领域。人的尺度变成了工业尺度，包括人的身体与情感生活，都成为工业支配之下的俘虏。《家庭问题》中的福民具有两种缺点。一个是伦理上的缺点：即“白晰晰的脸，留着青年式的头发”，“完全是一个带点书生气的学生打扮”;另一个缺点则是身体违反了工业生产要求：“因头发太长，挡住了眼睛，以致将榔头打在手上。”而福民最终的成长，也有两方面的含义，即伦理上知识分子气质的修正，以及身体上的改正——“头发剪短了”。福民的成长其实是一个工业化人格生产的过程。唐克新的《种子》属于一个关于工业型人格的超级乌托邦故事：一个有病的小脚老年女工王小妹，却要做挡车工，且被分配了一台车间里有名的“老爷车”，可是其产量却比别人高;每当车子一停，她就知道线头断在哪里。原因是让儿子每天记下她的生产成绩，只能每月增加，否则便吃不下饭。其技术之精，居然能在轰鸣的车间里听到落针的声音。对工业性人格极度夸张的典型例子是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这位被称为“合金钢”的科长，兼具所有工业人格的优势：既有知识人物的聪明，也有实际管理上调度、组织的能力。他以生铁换取运输科的机车，以使转炉车间恢复运输，居然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半个月的工作。不仅如此，其暴躁的性格也被赋予了一种工业化人格想象。这种性格在作者60年代中篇小说《内部问题》，甚至80年代的中篇《位置》中，以同一形象得到持续性的展示。细节上的夸张描写更是常见。比如张英的《老年突击队》为表现唐老头为生产而不肯退休，居然写到他把胡子刮掉，在花白头发上擦上油，并吹成波浪式，打扮成年青人的模样，在厂里走来走去。这已近乎闹剧了。
三、工业主义逻辑与伦理意义的共谋
协作式的工业机器生产，肯定会对传统的家庭模式形式构成冲击。由于传统家属负载有生产功能，因此.家庭事务对传统时代来说，属于一种公共事务，而共同居住这种形式与共财合爨的分配、消费制度，会超越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同的文化品格，稳定并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工业化之后，家庭不再是一个集体性的生产、经济单位，同时，传统家庭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会松动，延续家族血缘的义务消失，血缘关系的认同心理降低，使家庭纯然成为一个私人领域的生活单元。家庭成员们在工业社会中被社会所认可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其家庭中的身份与角色，都不再依据家庭角色，而带有了工业社会的公共性角色色彩。换句话说，公共性乃是由个体以社会成员的面目出现的，而家庭则愈发成为私人生活领域。
但在工业题材文学中，我们看到了相反意义的体现，即家庭反而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出现。家庭成员都有工人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侵入了家庭，因而使得生活形态不再“私有化”，而变成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人物关系也大体依据生产上的工作关系而展开。电影剧本《钢铁世家》后半部的主题是关于生产。孟广发与孟大牛之间的父子关系几乎是工作关系的一种延伸。从两人争吵到作为领导的父亲处理儿子，再到后来两人的和解，具体的生活形态不再支撑家庭关系，家庭逻辑依托“钢铁生产”而确立。这倒不是说父子之间没有亲情，但这种亲情成为了“生产”关系的一种附属，或紧张或和缓，都依随“生产”关系展开。在孟广发处分了孟大牛后，孟广发给儿子准备了饭盒，但这一情形仍在公共性意义上展开，并不属于人性范畴。孟大牛的婚事也与生产有关，并在“生产”的意义上得到肯定。正如厂长马振民说的：“现在的青年人真幸福呀!一个是炉长，一个是技术员，这真是劳技结合呀……。”结尾在一片极端的工业化狂想中结束：原设计80吨的炉子，居然能够烧铸460吨的钢料。孟家在客厅里庆祝这一成功，同时，父子相承的伦理结构也在生产胜利中得到合法化。
在这里，我们触及一个难题，即家庭传统伦理是否因工业化而遭到摧毁?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又如何去解释这些作品关于工业主义的含义呢?我们看到，这一类作品大都明显具有伦理“差序格局”的人物关系，如父子、师徒、夫妻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父子关系。通常，父子关系在作品中依据了关于“生产”的工业关系给予确认，但同时，父子伦理关系也没有改变，它一般都以“子对于父”的最终认同为结局。个人情形似乎说明了伦理关系与结构和生产关系与结构之间的同构，正如同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冲突的时候，“父权”控制与“子认同父”的情形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我们习惯的关于现代家庭以个体为单位的关系不同，相当程度上，也与五四以来的新的家庭文学的传统不符。由于这类作品大量存在，我们无法将其视为个例，应视为具有共同的时代基础。如果我们的论述仅仅依据工业主义逻辑而展开，那么它似乎体现了“一套以现代工厂对生产过程全面控制为基本原则的行为模式。这样一个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与其说反映了意识形态的选择，不如说是由现代工业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大规模、高效率的工厂工作必须依靠纪律化、组织化的劳动大军，因此现代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家庭伦理保障是父子血缘的基础关系。如果依据一般的社会学原理，工业逻辑与家族伦理会呈现出相悖的状态，这对于20世纪50～70年代以凸现大工业逻辑为主导的作品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害。但关键在于，一旦“生产”的关系与“父子”的血缘关系形成同构，父子血缘就变成了一种工业组织形式，甚至是“再生产”的组织手段，它强迫每一个子辈的家庭成员无条件接受。这不仅不损害工业主义的逻辑，反而使其得到强化。
工业主义逻辑全面扩大至伦理领域，或者说与伦理原则合谋，从而形成双重的社会组织力量。《钢铁世家》《家庭问题》《一家人》等等，都以父子冲突的情节展开，同时又都以“子认同父”为结局。
这是一种伦理“差序”式结构，与传统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家庭序列完全一致。即使没有出现父子关系，也仍然有一条隐性的父子纵向结构，如师与徒、领导与工人、老工人与青年工人、兄长与兄弟等等。在六场话剧《一家人》中，这一结构由三代人组成。父亲杨老师傅与长子杨国兴，其权威性一方面得之于伦理身份，一方面又得之于其身上体现的祖父“一定要为中国工人争一口气”的政治诉求。同时，杨国兴在弟弟杨国良面前，还具有一种“忍让”的东方伦理高度。他曾担任过上海动力机械厂的车间主任，而后自动到落后的大新机器厂工作，这一职务后为弟弟杨国良所有。因此看来，技术与生产只有纳入到了伦理秩序，才能得到认可;反之亦然。唐克新《第一课》表明了伦理组织、政治性与技术的结合。当有人提出改造车间要由厂长、总工等技术人员来负责时，党委书记储平说这是迷信思想：“主要靠谁，靠我们全体七千多职工……因为我们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我们不仅是掌握了政权的主人，还将是文化、科学和一切技术的主人……”其间，伦理、政治与技术逻辑的同构异常鲜明地体现出来，瓦解了纯粹规范化组织制度的“科层制”权利结构。同样，在费礼文《黄浦江的浪潮》中老工人吴守本用“节俭”的觉悟加上改造车轮的技术，解决了运料难的问题，实现了“大跃进”的速度，也体现了政治(节俭)、伦理(老工人)与技术进步三者的结合。同样的情况，还有陈恭敏、王炼的《共产主义凯歌》等。
反过来，伦理原则已不仅是家庭组织形式。由于其负载着社会组织的义务，因此，它也必须服从于技术逻辑。费礼文《一年》便描写了一位老工人在徒弟技术先进情况下，改变矜持的态度，向徒弟学习。在《第一课》中，储平曾经作为六级师傅小吴的业余徒弟，马上又要做“职工红专大学”的业余学生，而小吴恰好被聘为“职工红专大学”的业余教师。在这一种人物关系里，书记作徒弟这一情形，便是政治关系的技术化。它虽然跳过了工业社会结构中厂长一总工一工人的技术性社会结构，直接将领导与底层工人在政治伦理的结构中获得合理性，但同时，“师徒”式的伦理关系，也因技术的“传、帮、带”生产技术逻辑而得到认可，使两方面都得到加强。
《步高师傅所想到的》是一篇较有意味的作品，其中步高师傅与其徒弟杨小牛在伦理与技术两个层面上形成复杂的关系。两人都被任命为工段长并展开生产竞赛。杨小牛自认为与师傅同样担任领导，不愿再接受师傅的帮助，而步高师傅则执意要帮助他，杨小牛因而负气。但拒绝了师傅的帮助，便出了生产上的差错。因没有处理好“尖子”就要出钢，不得不接受师傅的教训。在这一篇里，杨小牛与师傅同属于领导，但这一科层含义非常脆弱。杨小牛遵行的是官僚行政关系，但完全不能阻止师傅在师徒伦理优势下的进逼;而师傅代表的不仅有伦理优势，还有“觉悟”与“道德”的政治特性，更有技术上的进步。由此看来，政治优势、伦理原则与工业技术进步的一致是理解此类文学的关键。
工业主义逻辑，使具有工业人格的人物，分别在伦理、政治等方面造成强大优势;反过来，不具有工业人格的人物，也同时被剥夺了其伦理、政治优势，乃至伦理身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落后人物。落后人物是作为与工业性人格一一对应出现的，如王家有与刘传豪、林育生与萧继业、杨国良与杨国兴等。落后人物的落后之处在于其非生产性，典型者如王家有。王家有的行为特点是有过多的生活喜好而“妨碍”生产。其实，这不过是他的“等价”观念而已，即不愿意为无报酬的劳动而加班，也不愿在“生产性”与私人生活之间建立起意义联系，也就无法保证工业主义在充分意义上劳动力的无限“再生产”。在剧本《幸福》中王家有有一段对工业主义逻辑侵犯私人生活的控诉：“要按他(指刘传豪)的心意，我们最好也跟他们一样，把自己整个儿拴在机器上，一天到晚就是从家里到工厂，从工厂到家里?”王家有体现出的是工业生产不能控制的个体生活的零散化，显示出对工业逻辑控制一切生活的反动。同时，王家有也是一个具有伦理缺陷的人。他先后有两个女朋友。但此时又在追求师傅的女儿。在师傅面前，也没有行为上的伦理原则，不断地顶撞师傅。作品中对于落后人物的处置，类似于福柯所说的现代惩罚制度：“肉体痛苦不再是惩罚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肉体的经济使用密切相联。肉体基本上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的。”这种情形类似“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正如同《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被剥夺了在上海工作的权利一样，王家有被剥夺了请假的权利，其作用在于确保其“生产性”的完成，因为请假意味着劳动力的无法再生产。同时被剥夺的还有情感的权利。剧本结尾，王家有追求女人失败的故事被编为歌谣，在庆祝“提前完成年生产任务联欢会”上被广为传唱，私人性的生活在工业神话中变得微不足道。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突出上海作为国家与工业化这一意义上的20世纪50～70年代作品，无疑是以牺牲上海特性中多元性、不统一性为代价的。上海在工业化这一逻辑中再次被整体化，在空间、时间、生活形态上都与国家工业化意义联结在一起。当然也有少数作品，在局部描写中，对工业主义逻辑和工业的人格化描写稍有突破，比如胡万春《内部问题》、任干的《心心相印》与唐克新的《沙桂英》。前两者写了工厂中高层中的官僚气与复杂人际关系，颇有旧官场中的气息遗留;而后者将沙桂英的先进事迹化为个人性格逻辑，如意气之争、情绪状态不稳定，还有面对男女感情时的慌乱等等，甚至父亲罢工牺牲的形象也没有在她内心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人物邵顺宝的柔弱与工于心计，更是被当时文坛当作“中间人物”的典型而加以分析。几部小说都对工业逻辑决定生活人性的模式所有突破，但总体而言，这一类作品毕竟少见。为了突出工业主义逻辑，人的情感形式、人格形态乃至伦理原则都成为一种附属之物。而且，丧失了上海特性的工业文学，实际上也就丧失了城市性，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放在任何一个地域，都无损于工业主题的表述。如果说新感觉派是将上海等同于西方城市的话.那么工业文学则将上海等同于正在迅猛工业化的中国。虽然一则是在消费意义上以“非中国化”达到“西方化”，一则在“生产”意义上以“非上海化”达到“国家化”，但其间消失的，都是作为多元性和地方性的上海。所谓“上海性”，仍是一种掺入了许多外在于上海城市特性的、多重的现代性诉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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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