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2023-05-16

第一篇: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 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四是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2014年初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新常态的目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新常态,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落实经济新常态要求,追求经济新常态目标,必将有利于地方政府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中国经济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新常态的背后是执政思维理念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提出,预示着长期以来 GDP增长马首是瞻的政绩考核指挥棒将会逐步淡化使用。新常态的核心是资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归。新常态,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统筹发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职能作用,确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纵市场,又不越位干预市场,也不错位扰乱市场,从而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要求落到实处才能最终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篇:新常态下中国的特色外交

“新常态”是“习式热词”之一,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而阐述的,但又绝不限于经济方面。经济发展涉及到向改革要动力,要求简政放权,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这些都不能不涉及到政治领域。正因为这样,从经济出发的“新常态”走向,一定要求在政治方面有所展现。经济新常态必然要与政治新常态结伴同行。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这是新常态下中国外交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这样的机会,带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是新的涵义。

自从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就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不断走向成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相应的制定外交政策,“摸着石头过河”,它每前进一步,显示出出外交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方针,到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再到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 。在新世纪,打开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纪元。新中国的外交向来高瞻远瞩,脚踏实地,饱含智慧,是大国外交的典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六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外交事业气势恢宏,谱写了许多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正义形象。1954年,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一直以来,五项基本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近十年的外交实践也让中国外交的方向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中国坚持三大原则,即致力于与国际并轨,国际准则不容逾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秩序不容颠覆;严格履行国际义务,国家责任不容夸大。中国没有明确宣告这三项原则,但是中国的外交活动却明显符合这些原则。相信这些原则,将成为中国外交活动新的指针。

以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和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中美建交后,中国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 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 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 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而且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 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广泛参与多种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活动,积极主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有了新的特点。

外交开局和布局充分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创新性。在一些内外活动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外交政策,向外界发出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明确信息。

今年“两会”结束以来,习近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亚非拉和欧洲、北美各大洲,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待数十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多双边结合,我国领导人同一百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会见接触,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务实合作。

积极运筹与主要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赴美国洛杉矶安纳伯格庄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

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坚定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推动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和解决争端。在朝核问题上,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积极做有关国家工作,推动半岛局势趋向缓和。 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习近平同志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并与加勒比地区8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增进了政治互信,加强了务实合作,提升了我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整体合作水平。 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中国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等领域与相关国际组织。

而中国外交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工作中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中国长期以来奉行邓小平主张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在国际上保持相对低调的姿态。中国是否仍然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成为海内外一个热议的话题。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外交实践,在注重延续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主动谋划和努力进取。比如,中国强化了外交安全领域的统筹协调,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系列新倡议。中国更为积极的外交姿态为国际社会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在海洋权益争端中,中国展现了更大的决心捍卫自己的主张。

一个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必然引起现有大国和周边国家的不安。历史上一些大国选择扩张型道路,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强调中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继承了这个战略思路,他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展开积极的周边外交,其根本目的是要探索一条新的大国成长之路,避免国际政治的历史悲剧重演。

在应对领海权益争端的过程中,中国调整了军事和执法部署,改善了海洋监管部门的协调。一些战略分析人士据此认为中国改变了过去的外交政策。但回顾几十年来中国的相关政策,中国对领土领海争端的基本方针并没有明显变化。中国一直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强调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以坚决态度和手段捍卫自身权益。最近因为领海纠纷出现的紧张局势,并不全是由中国推行新政策导致的。中国的行为模式,很大部分可以归纳为是一种防御性或反应式的强势。

大国关系也是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访美并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提出中美应当建设“21世纪的大国关系”,努力避免误读、防止误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在安娜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有三点: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大国关系直接影响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则前无古人、福佑后人。纵观当今世界,就国家综合实力而言,中美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目前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利益。其中,美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实力使其自身的意志成为全球的共同意志。俄罗斯则是全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但仍然是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与能源基地。中美俄之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三国之间长期交往的不可选择性,今天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三大国参与就不叫国际会议,没有三国共识很多问题就难以解决。此外,中美俄之间具有较强的资源高异质性和互补性,进行战略合作可以弥补各自资源与能力的不足和空白。因此,构建中美俄战略大三角,是我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中美俄之间保持政治、经济、安全的稳定也是维护我国外交战略总体稳定的基石。

中国经济已进入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中国外交也全面进入“奋发有为”的新常态。经济与外交更加密不可分,也把国内建设和国际发展融为一体。新常态下的大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的外交也呈现着新的精神面貌。

第三篇:经济新常态下湖北新作为的难点和对策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并首次对“新常态”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省委李鸿忠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坚持竟进提质不动摇,努力实现新的更大作为。当前,湖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应对,认真落实省委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使全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实现总书记对我省提出的“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殷切期望,是每一个湖北统计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从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以及当前全省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和新难点入手,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经济新常态下对湖北经济发展难点要有新认识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总书记在视察河北时首次首次提及“新常态”,并在当年的11月APEC会议上再次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给予了明确定义,即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呈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也为我们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湖北自身发展的成绩看,2014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按照“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总思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型升级创新活力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7367.0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工业万元总产值能耗下降9.5%;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451.16亿元,增长14.8%,增幅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0个百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303.0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6.4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在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2014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06.27亿元,增长12.8%,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52元,比上年增长9.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49元,比上年增长11.9%。“两圈两带”发展势头喜人,“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9%,都好于全省平均水平;“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4%,也都快于全省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很好,产业和区域发展多点发力、速度加快、结构更优、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

但是,从湖北自身发展的难点看,由于进入新常态以后,在“三期叠加”阶段,一些以往存在的阻碍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在不断变化组合的同时,又涌现了一些新的难点问题。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工业生产结构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以及国内企业压缩过剩产能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原因,未来一段时间内用于投资用途的工业产品和用于再生产的工业初级产品需求下降将成为常态化特征,这对我省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工业行业带来巨大挑战,而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南水北调环境保护压力升级带来的企业环保成本上升等因素使这些工业行业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据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省钢铁、石油加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68.3%,已经成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食品、建材行业分别为77.5%、78.4%,处于相对过剩,与此同时,全省工业企业营业成本上升了8.1%,有45.5%的企业反映用工成本上升。在产能过剩以及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仅增长5.9%,增幅比上年回落了20.5个百分点,其中328家大型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8%,增幅呈现持续回落态势。另外,据全省工业企业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未来预期下降,有10.5%的被调查企业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不佳,超过两成的企业预计后期企业生产增速将逐步放缓。 二是服务业发展质速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增加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2014年,湖北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1.5%,比第二产业低5.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与全国31个省(市、区)相比,服务业占GDP比重仅居第19位,不仅远远低于广东(49.1%)、浙江(47.9%)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而且低于黑龙江(45.1%)、贵州(44.6%)、甘肃(44.0%)等经济欠发达省份;在中部六省中也只排第3位,比山西(44.1%)和湖南(42.2%)分别低2.6和0.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非国有经济比重很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服务业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在服务业行业结构上,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过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没有规模和竞争优势,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结构转型需求。在服务业投资投向上,仍然维持着偏向于房地产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惯性,直接用于扩大和提升现代服务业有效供给和需求的投入严重不足。

三是要素制约加剧增加了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资本投入不足成为当前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据2014年四季度的全省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有31.9%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有21.7%的企业反映融资困难。全省工业企业两项资金占用额同比增长14.0%,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其中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1.7%,高于收入增幅2.9个百分点。由于企业无法及时回笼资金,2014年全省出现停产企业525家,主要分布在农副食品加工、建材、化工、纺织和采矿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5%。其次土地要素制约加剧。受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大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土地刚性需求持续旺盛,建设用地指标却越来越紧张,土地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湖北一些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在除江汉平原以外的其他山区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此外,除了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诸要素,受湖北所处的环境以及在国家区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外部环境导致的非要素因素制约也在加剧。由于在区域经济发展定位上,湖北作为国家“两型”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从国家整体发展看,湖北作为国家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担负着支援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任,确保水源区生态环境责任重大,工业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约束与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增强。

二、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湖北经济发展要有新作为

新常态提出新要求。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积极应对新常态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的全面变化,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健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提高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自觉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常态孕育新机遇。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在新常态背景下,会继续加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实施力度,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传统产业设备更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这将为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更大余地和空间。从区域发展看,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系列政策的出台,适应新常态要求,泛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日益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更好地发挥湖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从湖北自身看,主动适应新常态,一批企业自主转型调整的动力增强、步伐加快,出现新兴产业发展提速、高耗能产业占比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等积极变化,特别是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倒逼机制和市场活力进一步显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环境。

新常态要有新作为。要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冷静理性、不急不躁,又要积极主动、精准发力、顺势而为,决不能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对经济调整下滑的“无所作为”,让经济“自由落体”。当前我省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经济特点鲜明,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既要着力于结构调整和提升质量,又要着力于抓好稳增长,从而为深化改革、经济转型赢取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要致力于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抓住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疏导不利因素,化解潜在风险,增强发展动力,形成发展合力。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精耕细作,努力提升产业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提升湖北工业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加快互联网技术与产业融合,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二是精准发力,强化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要抓好项目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争取国家对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积极引进高端产业项目,强化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市场交易管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强化市场调控,充分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稳增长、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三是改革创新,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特别是要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四是多点支撑,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深入推进“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发挥对全省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引领、示范、优化等作用。充分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进行“Y字型”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主轴。鼓励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

第四篇: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和国家发展战略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新的表述,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今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国外媒体把这种新常态称作“(习近平)平常态”。新常态给中国带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十分可观。在此基础上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第二,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四化同步”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第三,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第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协调。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需求下滑、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困扰着我们;产能“挤水分”、房地产“去泡沫”、金融“去杠杆”,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的调整和化解。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领域转型与整个经济转型并行,资金利率却很难尽快降低,低增长与高利率并存具有较大隐患;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但是近期却无法代替传统产业;我国正在迎来“路易斯拐点”,不断接近完全就业状态,劳动力的供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在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之际,无法应对变化的企业遭到淘汰,失业者增多,可能引发社会不安。概括起来,就是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存在两大陷阱,即“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雷小琴

1401016017

14级学前16班

第五篇: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大逻辑

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二0一四年十二月

大家好,我从三个方面:认识、适应、引领,谈一谈个人的体会和看法,也不一定对,供大家来参考。

一、认识新常态

第一个就是认识新常态。那认识什么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要认识形成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的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九看”,这个九看就是从一种比较的分析方法,从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未来今后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都讲的比较清楚。当然,这个新闻稿上还是删了好多,它都是集中凝练的小部分。

那第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就是消费需求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过去消费是匮乏的,所以消费心理上来讲,也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你有了我也得有。客观上来看,收入水平既低又均,比较平均,所以你能买得起的时候我也能买得起。所以消费也拉不开消费的档次。所以有几次消费里的浪潮,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清楚。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义说叫模仿型拍档式的消费特征,过去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今后将会成为主流,当然也不排除排斥个别的商品等等,会继续成为既有这样一种特征。但总的来看,因为特别是从客观上来看收入拉开差距了,不可能再像大家13亿人,统统都买得起了,这做不到了。所以这里要求我们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也要与时俱进,所以今后的政策方向就是说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刚才朱主任讲了一句话,就是更多的要通过供给来创造需求,通过创新供给来激活需求,靠这样一个政策的思路,更好的发挥消费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当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个从投资需求来看,过去投资一直是我们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现在经历了35年高强大、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都出现了减速的趋向。制造业越来越多的产业呈现相对饱和;住房消费这个热浪告一段落,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新世纪以来住房消费增加了几十倍,但现在呈现了投资减速,甚至出现了叫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那基础设施,肯定是空间很大的。但是大的基础设施,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等等这些即将形成,因为我们十二五规划就这么说的。当然还有空间了,只不过就是你再修改规划,再去拓展了。然后城市地上的面貌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当然增长速度必然会减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新的投资机会仍然是很大的。比如说农村。但是这些新的投资空间,特别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当中的投资空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靠过去的卖地,靠贷款修路,这样一种贷款的方式,恐怕很难满足这种新的投资需求。另外,现在我们讲创新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等等这些投资的机会是大量的涌现。但是我们现在的投融资的方式,银行贷款的方式,发放贷款的方式它的要求,资本市场上市的这些规定条件等等,它只是适应于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你要流通资金我给你贷点款,拿厂房去抵押。然后你要扩大再生产,我给你要投资,特别资本市场,我们都规定没有三年的盈利你是不能够上市的。这个就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适应新的这种创新活动的投资机会是有的,但是我们的,我们的投融资方式是不适应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领是要消除这些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包括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投资从哪里来,创新活动的投资从哪里来。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创新。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那么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需求增长是比较旺的,因为它是靠负债支撑的。那么我们国家却运用劳动力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势,再加上我们加入WTO这样一种制度性的红利,所以出口曾经是拉动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能。但是现在呢,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总需求不振,大家也都知道去债务化还在发生。另外我们国家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化。这样使出口带动增长的拉动力在减弱。同时过去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这个诉求:一个是扩大出口,我要国外的市场;第二要资金。但是现在来看,仅仅去要国外的市场和开发国内的市场不同步的话,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大量的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有很多负面的效果。另外,国内的储蓄率仍然很高,所以产能和资金都有走出去的这种愿望和需求。所以这样情况下,现在到了一个叫高水平的引进来,我仍然还要引进来,不是说排斥外资。另外叫大规模的走出去,这两者在同步发生。所以今后的政策要点在于要继续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这劳动力成本低优势在减弱。但是我的新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政策的趋向要促进三大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最后要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曾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矛盾,很多领域都这样,因为你的消费是排档式的,所以你生产能力马上跟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迅速的形成有效的生长。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超出了需求,甚至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接近我们最终的消费峰值。当然也有些产业应该说是达到了我们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所约束的那个峰值。另外房地产当前去库存的压力是很大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各地规划的新城、新区等等,这些总的面积应该说已经相当大。这个没有完全的统计,反正就是数量相当大。所以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而且会容易形成两者之间的负循环。也就说产能过剩带来减速减能;速度下降,进一步又加剧了产能过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方面我们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就是要通过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促进生产相对集中。同时适应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要支持新的业态,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定制化、分散化、小型化、智能化等等这样一些新的产业组织的模式。就是过去都是大的就是好的,这个李市长(音译)讲得非常清楚,也许今后小的会成为我们新的一种产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式。

第五个从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来看,我们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的优势。同时技术和管理和国外有很大的这个差距。能够引进来的技术应该说差不多都引进过来了,当然有很多技术你想要人家也不给,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靠规模来驱动发展的这个能力明显的减弱。所以今后要更多的依靠质量,一个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来增强发展的动力,实现全面的创新,使创新成为新的发展引擎。

第六,从市场竞争的特点来看。过去在短缺和排档式消费的情况下,竞争更多的是依靠规模,靠价格。现在,竞争正在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这样一种竞争。当然价格竞争仍然很重要,但是还要看质量和差异化。那么对地方政府而言,过去因为在不正当的政绩观,唯GDP这样的一些指挥棒下,地方政府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最近几年这个叫比帽子,看看谁戴的这个帽子多。这样导致了我们国家这个政策的碎片化和市场的分割化,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带来全社会成本的高起。比较以后会发现我们这方面的成本是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物流成本。所以今后要打破地区的封锁和利益的藩篱,统一全国市场,形成统

一、透明、有序、规范的这样一种市场环境,全面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的约束来看,过去应该说,相对来看,水、土地、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特别是环境啊的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的大开发,快发展。现在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另外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变化,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我们说我们推动发展的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现在人民群众需要变了,那我们就要与时俱进的调整我们发展的重点。比如说对北京来讲,你要问老百姓他要什么东西,他肯定说要APEC蓝,不一定要增加点GDP可能跟他没多大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央提出推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啊的一个重要一个出发点,就怎么样有更多的APEC蓝。所以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有效的约束开发行为。这是四中全会当中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

第八,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来看,过去高增长以及做大产业这样一种结构调整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政府直接配置或强力干预资源配置,使我们很多领域的风险被掩盖。但是现在随着增长减速,结构深化,结构调整的深化,各类风险逐步的显性化。中央总体判断说,风险是总体可控的,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实行一段时间,它不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要标本兼治,有些要采取外科手术的办法,有些可能要靠延迟处理等等中药的这种办法,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防止出现,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这种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的模式和宏观调整的方式来看。过去我们的需求管理方面当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尤其当时潜在的增长率仍然还很高,财政和货币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产能过剩当时并不十分突出。所以当初采取蒸发货币,增加债务,扩大投资等等这些刺激需求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这是我们过去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主要的一个办法。当时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是上述条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不说没有了,但是条件变化了。比如说货币和债务的,财政和货币的这个空间不像原来那么大的,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刺激了,所以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这是从需求管理来看。从供给管理来看呢,过去我们很容易看清楚我们自己某一个产业和国外该产业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这样一种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这些产业尽快成长的这样一种作用。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产业的分工转化为产业链条的分工,我们要占领微笑曲线当中的两头的高端,但这靠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不是那么灵光了,甚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今后在需求管理方面,要全面的把握总供求关系的变化,科学的进行宏观调控。在供给管理当中,既要全面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也要通过市场机制来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这个今年经济工作会议也是专门有一个任务叫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但是和过去呢的讲法有一些不同在于并不是直接指出一二三四五六,多少个增长点,而是讲靠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和办法来去发现,所以为什么叫发现呢?所以第一市场要活,要靠市场来发现,第二呢创新要实,让我们的创新不要放到,拿到专利就束之高阁了,而要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当然实现这两点,关键第三政策要宽。

所以以上九个趋势性的变化,我认为它既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种直观表现,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一个的去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从三大需求,后边四个供给等等。但同时呢也是新常态形成的内在的动因,恰恰是因为这些趋势性的变化,所以使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新的常态。但是我觉得需要认识的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一种结果,是35年来经济发展不断成长,从量的积累发展到今天形成了质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新的常态了。这说明,新常态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这样一个阶段在演进。所以,所以经济工作会我讲说叫新常态、大逻辑,这就是第一个新常态、大逻辑。

二、适应新常态

第二,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新常态的四个基本特征。前边是一个九个趋势性的变化,然后带来新常态。如果总体来看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增速,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有一些争议啊,所以后来又叫正从,并没有说现在已经就是这样了,而是说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从发展方式来看,正从规模速度协转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最后叫四个都是叫正从。第三呢,经济结构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这种深度调整来转变。第四发展的动力正在从传统的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新常态点形成就是新常态,那我们就不是再说了,是吧。现在就是恰恰因为青黄不接,传统的在减速,新的点还没有形成,所以才有速度下降。

这是适应新常态。所以这也是,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从微观主题来看,是市场、企业和政府,我们的政策,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社会治理、政绩评价等等各个方面,产业的发展,区域的协调,城镇化,生态文明等等各方面的建设,我觉得都要适应增长减速结构深度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力转化,这样一些新常态。所以这也叫新常态、大逻辑。

三、引领新常态

第三,引领新常态,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和八个更加注重的工作思路。这个讲完了新常态,分析完了以后呢,中央经济工作会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一方面要认识,另外一方面要主动作为来引领新常态。那具体而言,一个中心呢就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八个更加注重:第一,是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能为了速度而推动发展,人民需要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第二,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的分析,不能不顾市场需求和消费的变化,再进行盲目的扩大产能,招商引资等等;第三,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和市场预期,因为市场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够逆市场,逆社会和市场预期而动,要顺应市场的心态来进行调控;第四,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性的制度环境。所以必须给创新者、创业者以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当然这是最大的激励啊,刚才朱主任讲得很透了;第五,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因为企业才是市场的主题,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企业家,同时呢企业家也是重要的创新人才,是创新的有效组织者。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既要有发明家,更需要有一大批拥有职业精神的企业家;第六,更加注重加强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支创新意识非常强的人才队伍;第七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啊,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的前行;八是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也是这个新常态,这个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