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曲阜文化的影响

第一篇：孔子对曲阜文化的影响

2004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来源：新华网 作者： 时间：2012-09-21 16:29 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定于2004年9月26日至10月10日在曲阜市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由国家旅游局、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旅游局、济宁市人民政府、曲阜市人民政府承办。为切实办好本届孔子文化节，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5年，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庆祝活动将与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一起举行，又恰逢中央领导对“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作出设立国际“孔子奖”的决定。在此背景下，举办好本届国际孔子文化节，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届孔子文化节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结合起来，突出“纪念先哲，承扬文明，促进开放，创新发展”主题，以举办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合作发展为重点，坚持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原则，切实把孔子文化节办成国际性的文化旅游活动盛典和科技经贸合作盛会，不断提高济宁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主要活动

(一)文化旅游活动

1、9月26日晚，在曲阜体育场举行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暨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庆祝活动开幕式，同时举办大型专场文艺晚会及焰火晚会。由市旅游局、文化局、供销社和曲阜市人民政府、北京时代同赢广告有限公司承办。

2、9月25日，在曲阜贵宾楼举办“中华文化标志城”宣传活动。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济宁市中华文化标志城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文化局和曲阜市人民政府、曲阜新区承办。

3、9月27日上午，在曲阜金三孔宾馆举行孔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大会，邀请港台和海外孔孟颜曾后裔参加。由市委统战部、市委台办、市外办、市旅游局、市侨联和曲阜市人民政府、邹城市人民政府、嘉祥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承办。

4、9月27日，在曲阜师范大学举办“世界思想家巅峰论坛——当代大师的新论语”。邀请世界著名思想家、文化学者进行演讲和相互对话，组织国内2555名各界人士与高校大学生现场听讲。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曲阜市人民政府、北京蓝狮集团等单位承办。

5、9月27日至28日，在曲阜举办2004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系列庆祝活动(举办圣地之旅首游式、明故城开城仪式、齐鲁文化旅游博览会和国际儒学文化交流会等)。由山东省中国旅行社、市旅游局和曲阜市人民政府、曲阜师范大学等单位承办。

6、9月28日上午，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举办“孔子诞辰2555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由曲阜市人民政府承办。

7、10月下旬，在邹城市举办“邹城杯”“科学教子好家庭”颁奖活动。由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中华家庭文化研究会、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邹城市人民政府和济宁市妇联承办。

(二)科经贸活动

1、9月21日至23日，在曲阜科技城会展中心举办第五届中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与济宁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合作会议。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工程院、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知识产权局、济宁市人民政府承办，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人事局和曲阜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具体承办。

2、9月24日至26日，在嘉祥县举办国际孔子文化节嘉祥石雕艺术节。由中国美协雕塑艺术委员会、山东省文化局、山东省旅游局和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嘉祥县人民政府承办。

3、9月25日，在曲阜供电宾馆举办中外知名大企业联谊及经贸恳谈会，邀请部分世界500强企业及其他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开展联谊和科经贸活动。由清华科技园建设有限公司、济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曲阜新区和济宁市经贸委、外经贸局、科技局、招商局、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承办。

4、9月26日至28日，在济宁圣地酒店举办济宁市海外联谊及经贸恳谈会。由市委统战部、市委台办、市侨联、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市外经贸局、市外办承办。

5、9月27日，在济宁香港大厦举行国际孔子文化节外经贸合作项目签字仪式。组织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单位、企业对外经贸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由市外经贸局承办。

孔子文化节期间，曲阜市和有关单位还将举办一系列文化、旅游、科经贸、纪念与学术等活动。

全力办好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纪念先哲承扬文明扩大开放创新发展全力办好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来源：国际孔子文化节官方网站

8月16日讯今天上午在运河宾馆召开的全力办好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动员会议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在模要求各级各部门提高认识，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扎实工作，确保本届孔子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市委副书记赵树国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祝金焕，市委常委、秘书长王云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珠，副市长陈民，市政协副主席贾丽建出席会议。

吕在模在讲话中强调，要在全面落实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总体方案》的同时，集中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握关键，突出重点，切实强化宣传推介工作。各级特别是宣传部门要本着高层次、广覆盖、少而精、求实效的原则，精心策划一批专题报道，组织一批重点稿件，集中在国家级主流媒体和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港澳台地区的华文报刊、电视台连续刊发或播放。要加大网上宣传推介力度，最大限度地增加信息量，与其他媒体形成宣传推介的“叠加”效应。市内各新闻单位都要制定宣传计划，组织精干力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搞好孔子文化节的专题报道，努力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二是选准项目，搞好对接，务求招商引资取得实效。当前要加紧运作在手项目，筛选推出新的招商项目，盯住大商社和重点企业，努力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节庆招商取得丰硕成果。三是严格标准，文明规范，努力提高接待服务水平。要抓好接待场所的设施配套，积极推行规范服务，强化服务市场监管。四是全面排查，严密防范，确保安全保卫万无一失。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建设“平安济宁”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细化、深化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抓好宾馆、饭店、会场、景点等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和隐患整改，保证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确保节庆期间“零故障”、“零事故”。五是综合整治，清除死角，实现城乡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各级各部门要围绕宁静、清洁、宜人、安全的目标，着力抓好卫生整治、污染治理和绿化美化亮化。六是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把各项筹备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各级各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同志要重点抓，调集精兵强将集中办公，全力以赴抓好筹备工作。各专业小组要各司其职，高效运转，方方面面要团结协调，形成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自觉服从组委会的指挥调度，竭尽全力完成各自承担的任务。陈民在会上宣读了200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总体方案》和《招商引资工作方案》。

据了解，作为国家旅游局重点推出的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之一，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20届。今年的文化节定于9月26日至10月10日在曲阜举办，突出“纪念先哲、承扬文明、扩大开放、创新发展”主题，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合作发展为重点，坚持“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的原则，力求办成一次国际性的文化旅游活动盛典和科技经贸合作盛会。与往届相比，今年具有节庆活动层次高、经贸合作重点突出、市场化运作成效明显等特点。

另外，今年是孔子诞辰2555年，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庆祝活动将与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一起举行，又恰逢中央领导对在我市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作出重要批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作出设立国际“孔子奖”的决定，在此背景下，举办好本届国际孔子文化节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记者刘建业通讯员李海军)(网易新闻)

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结合

一个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全新孔子文化节——二00四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二十六日晚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的杏坛剧场拉开帷幕。

“纪念先哲，以人为本，承扬文明，促进开放，创新发展”，是此届孔子文化节的主题。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德行高洁，学识渊博，其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市风民俗都有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

据介绍，此届孔子文化节本着秉承儒家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使东方传统文化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精神，在以往传统活动的基础上，将举行世界思想家巅峰论坛、孔子及儒家思想学术报告会、孔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大会。

在孔子文化节开幕式和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庆祝活动仪式上，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张伟超，向海内外来宾宣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关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重要批示;联合国中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宣布了申办国际“孔子奖”的决定。

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由《序篇——东方圣人》、《第一篇章：学篇》、《第二篇章：诗篇》、《第三篇章：友篇》、《第四篇章：和篇》、《尾篇——仁者爱人》六部分组成，来自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乌克兰、罗马尼亚的表演艺术家与中国内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台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本届孔子文化节将举行首次由官方主持的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五周年祭祀大典，并将举办海外联谊及经贸恳谈会、中外知名大企业联谊会等一系列经贸活动，以及圣地之旅首游式、曲阜明故城开城仪式等系列旅游活动。

第二篇：2015第32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举办时间及主题

第32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9月26日开幕

从2015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筹备工作动员会上获悉，根据

今年是孔子诞辰2566年，将举办第32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按照提升内涵、扩大宣传、规模适度、务实节俭的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经贸活动。

2015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暨第十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将于9月26日晚孔子文化会展中心剧场举行。届时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致辞，并宣读第十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获奖名单。今年开幕式、颁奖及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艺演出融为一体，注重仪式感，使整个开幕式、颁奖仪式更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乙未年祭孔大典将于9月28日上午，在曲阜孔庙举行。在此期间，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暨2015孔子文化奖颁奖典礼，于9月27日至29日在济宁圣都国际会议中心、孔子研究院举行。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部长刘续兵介绍，今年的儒学大会主题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价值建构。

儒家思想的价值所在就是从来都与社会密切相关，而并不仅仅是书本中的学问，它包含了人的修养、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刘续兵说，当今社会要建立今天的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

文化惠民活动本月中旬启动

围绕今年的孔子文化节，相关的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也已经确定将于8月中旬启动，并将一直持续到10月底。

2015济宁市文化惠民文艺精品巡演活动，包括在市运河文化广场市民大舞台、各县市区城区文化广场组织专业院团、优秀业余群众文化团队进行文艺精品汇演。同时，济宁还将组织部分新创音乐、曲艺、舞蹈精品节目进行巡演。

此外，还将以全市各级图书馆尼山书院为主阵地，广泛开展国学普及、经典讲座、传统礼仪培养等活动，并举行走近孔子儒学季全市青少年经典颂读大赛。而各镇、村也将广泛开展乡村儒学普及活动。

此外，还将集中开展送戏下乡活动，在文化节、国庆节期间组织各级专业院团深入到农村特别是山区、湖区、滩区集中演出。

第三篇：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

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 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 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 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国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郭延坡.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3)：45-48. [2] 蒋庆.追求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问题[DB/OL].孔子2000网. http:///s/blog_482712a301000703.html. [5]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69-70.

第四篇：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要】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些都是来自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家庭生活，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本文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相互影响;

一、前言

儒家文化是早在孔子的时代创立起来的，经过后期的发展和不断的改进，越来越符合中国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当今社会，儒家文化的意义也越来越被世界广为接受，事实证明，好的东西是经得起推敲和传播的，这么多年儒家文化的屹立不倒也是在像我们讲述着先人伟大的胸怀和智慧。

二、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他提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其背后所含的警世意义却让人深思，在封闭的古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播的途径这么广，那个时候儒家文化是孔子个人的魅力体现，可是要被全社会所接受和学习并不容易，所以孔子凭借着精湛的学术魅力广收门徒，后来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让孔子的胸襟更加广阔，对待事情更加充满智慧，也使得儒家文化经得起推敲和反复的领会。儒家文化的成型推广也离不开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动，虽然是皇权主义的专制，但是也使得儒家文化迅速的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使得儒家文化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传播开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因为早在公元前，祖祖辈辈的血液里就流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汉武帝之后的科举制度、北宋的理学，这些政治举动都奠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三、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

儒家思想古往今来都应用广泛，受到人们的推崇，大到政治、教育、哲学等方面;小到每个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都离不开儒家文化。修身、齐家、之国、平天下，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其实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细节。

1.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基本的精神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仁”也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核心，也是孔子主要为人处事的哲学观点，“仁”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上，在政治上，其意义就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至今任是我国最主要的国家政策之一;“仁”在教育意义上就是“有教无类”，这影响的代表有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希望在该学习的时候不论贫穷或者是富有，都应该受到教育。

义：是人们所熟知的“义气”的“义”也是“宜”，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做出的道德规范，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观念。

礼：这是孔子一直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和平相处的基础，这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想必也是离不开儒家哲学“礼”的熏陶。

智：人可以无知，但是不可以无智，孔子崇尚的“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智慧，而不是一味的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智”也是指：知道、见解、聪明等。

信：指的是信任、信用，这个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在现代社会也是人们极力推崇的思想，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才会有和谐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融洽。

恕：孔子核心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就包含了饶恕、宽仁的意义，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不强加于别人身上，只有每个人都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就会有少一点纷争，多一点包容。

忠：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忠诚也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对别人终成了，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双方的关系才会融洽，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孝：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础是“孝”，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长辈的尊重，指的是对年长的人有孝敬之心，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孝都没有，那何来的礼义廉耻呢? 悌：原意是指对兄长的爱，后来衍生的意义是兄弟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应该有的基本尊重和长幼有序的思想。

2.儒家文化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的文化基础是民族的魂，也是多民族长期冲突最后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陪伴着民族历史的是民族的文化。

中华的民族性是指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有别于西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独有的大民族所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例如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其宣扬的就是自我价值，是个人的自由、自我意识的支配，而中国的文化儒家的哲学是强调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成功，所以强调是社会的责任感。

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家庭血缘亲情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观念里，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儒家在这种伦理关系上强调血缘亲情，而家国家国，国是家的扩大，把个人同家、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

(二)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之道在于：一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和为贵。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礼、忠、孝等整体思想都是“中庸”之道，儒家没有极端思想，儒家学说都是基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子贡问曰：“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不强迫，以和为贵，社会就不会有仇恨。

仁、礼都是求和为贵，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讲仁义礼智信，不偏激，无不及，此即中庸之道。

(三)理性实用

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长时期地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前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飞速发展，中国在与之比较中越显巨大差异，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只是缺少或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科学精神，这与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儒家文化重视理性实用，以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做了有什么用，而不会纯粹地去追求科学，探索自然的秘密。儒家重视学以致用，强调“躬行”，学习的目的就是实践，儒家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所以科学在国人眼中不如技术，只是近代以来，科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没有近代科学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产生。

四、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凡事都有双面性，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1.积极的影响

(一)教育方面

孔子的教学方法至今为止也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学上注意的是启发教学和个人的独立教学，这些教学方法应用于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温故而知新”这些至今广为流传。

(二)礼仪方面

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是尊老爱幼、尊重父母、长幼有序等道德礼仪方面的做人基础，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也在逐渐的学习这种理念，这是中国民族的魂。

(三)思想方面

孔子崇尚思考和智慧，这也是当今社会人们所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达，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加快，传播的层面更加广，所以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这也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滞慢，因为总有别人思考好的东西可以拿来用，所以自己思考，多加思考，对事物进行反思，也是孔子推崇的理念，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研究的思想。

(四)治国方面

“以德服人”这个思想在政治上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是历代帝皇的治国理念，现代社会的人性化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芥蒂，而是要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这样社会的氛围才会和谐。国家的治理之中，只有时刻的考虑老百姓的心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做好事、做实事，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掌声。

2.消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儒家思想也有一些不可取的地方，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阶级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在消极的影响面前，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

(一)不重视科学的系统学习，孔子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治人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学习的知识传授，这跟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孔子也没想到未来社会发展是这样子的。

(二)西方的学习重视的是理论与刨根问底式的学习，而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则是不偏不倚，有一点中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没有准确的答案，比较靠经验得出的结果。

(三)孔子的儒家哲学里强调一种付出与服从，而这种服从的绝对性又可能演变成一种盲从，所以这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没有特色与创造力，因为创新有时候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儒家思想里面思想的统一扼杀了这种创新的想象。

(四)儒家思想的落后，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有其落后的一面，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跟现代化的男女平等格格不入了，在现代推崇个性的时代，就显得有点性别歧视了。

因为每个时代的不同，人们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水平也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观都在不断的改变与发展，每个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选择与追求也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应该将其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其不符合时代意义的一面就要学会舍弃，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五、结束语

在当今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交往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在不断的抱怨，其实孔子早在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了“仁者爱人”，很多事情，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对人付出多少，相应的，你就得到多少，所以我们不论在生活中、学习中、做人处事的问题中，都应该学习儒家文化的思想，让自己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彩红.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认同[D]. 福建师范大学.2011(8):90-92 [2]孙海峰.儒家文化普及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2013(4):20-22 [3]李晓雨.儒家文化在科技进步中的困境与出路[D]. 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7):201-203 [4]] 胡晓娟.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D]. 济南大学.2012(71):3-6

第五篇：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论文：浅谈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说到李白的诗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狂傲不羁、自由洒脱、飘逸浪漫的文学风格。李白诗风狂放不拘、气势奔放，带有极强的浪漫气质和个人主观色彩，擅长抒发个人胸中情怀，时刻流露出不受束缚和约束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诗歌中体现出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倨傲独立的人生品格，可以说都与当时盛唐风行的酒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

酒文化与唐代诗人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提到：“我曾经在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多首作了初步的统计，凡说的饮酒的共有二百多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对照，我也对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初步统计，说到饮酒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前人方勺在《泊宅编》卷上也提到过白居易的饮酒诗，他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说明酒文化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李白的饮酒诗，其追求自由独立、任随自然、傲世独立的文格，尤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酒文化在诗歌中豪放恣肆的纵横之态，而李白在诗歌中体现的狂放不拘、自由放任、自命不凡的人生真性情，也不失为酒神精神的最佳诠释。

一、酒以成欢

李白好酒，“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从这首《客中作》就可以看出李白对酒的痴迷，当真是到了“成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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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能催发李白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称号。而且他的诗，都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开阔的胸襟、振奋的精神和奋发的豪情，哪怕如饮酒作乐、吟花弄月的诗，也能给人以豁然大度、气薄云天、胸臆大开之感。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此诗俨然描绘一副宾主相得，畅饮谈心，陶然忘机的美好画卷。酒以成欢，觥筹交错之中，宾主畅谈，可讲三千年之古事，可谈五十年之未来;可言帝王豪杰阳春白雪，可侃市井乡里下里巴人。“长歌吟松风”，李白与友人高歌畅饮，咏赞松风之高洁，不仅可以看出李白有着远大的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性情、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豪迈的激情，也充分体现了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奋进的时代精神。

二、酒以忘忧

酒能成欢，也可忘忧。“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举杯消愁历来是中国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李白胸怀天下，志在报效国家，所思所念的都是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他恃才傲物，洒脱不羁，“天生我材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敢自诩“天生我材”者，放眼古今，恐唯李太白一人矣。这种狂傲不羁源自强烈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乃是大唐帝国的文化心理，是华夏子孙的民族性格。然而，理想与现实没有达成统一，上层官僚的排挤和打压使得他不得不远离政治。李白在长安时，对“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的翰林供奉的位置越来越感到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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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在十分苦闷的心情下写了《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高傲的李白举世无知己，只有皓洁的明月和孤单的身影相依为伴，浸透着他内心深深的孤独感。他借酒忘忧，在酒的世界里，李白可以尽情地游乐欢快，豪迈奔放，不受任何束缚，不向任何势力低头。

三、酒以问道

李白的精神思想虽然受到了道家、儒家和纵横家等诸多流派的影响，但贯穿李白一生的，还是道家思想。而中国酒文化中体现的道家哲学，也十分契合李白个性中自由放达的人生个性。在酒文化的“道”学层面上，酒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内化到诗歌中，体现了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与宇宙、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的《江上吟》就描绘了一个被理想化了的“酒中仙境”，李白借酒之兴，达到了道家的“坐化”和“忘机”的境界，但却并不“忘言”，他“兴酣笔落”而“诗成”，飘逸奇异的想象中忘却了俗世纷扰，表达了与庄子同趣的对绝对自由的向往之情。

四、酒以傲骨

唐人的酒胆在中国酒文化的浩瀚大河中可谓一枝独秀。平时诺诺不能言，醉后侃侃帝王殿。对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的李白来说，他凭着股酒中真气，“平视王侯，笑傲群伦”，杜甫就曾《饮中八仙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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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豪迈之气概，难怪苏东坡也说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可谓一语道破李白的胸襟气度。

在李白仕途失意之后，他企图以纵酒狂欢来消释内心的苦闷。虽然表现了浮生若梦，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李白的沉溺醉乡并非真的沮丧颓唐，而是在饮酒狂歌中，展现了不趋炎附势、藐视权贵的文人风骨。“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李白酒后，将其满腹真言和盘托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是因为所见皆俗物，不堪入目：权奸当道，能才委屈，宫廷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王公大臣只顾追求享乐，不理正事，不顾黎民。李白鄙薄这不公平的黑暗的现实，又深憾自己一身才华却无法报效家国，唯酒后吐真言，道出诗人一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凛然傲骨。

酒能催诗，诗也能兴酒。因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都乐于书写“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的名号也就成了酒的雅号。酒通过诗歌，也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美学称谓，也不可谓不是一桩妙事。西方文学中，总是将自由、艺术与美结合在一起，相提并论，中国的酒文化中体现的自由与美也是这样在李白的诗歌艺术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酒、诗与李白的个体合为一体，观李白的酒态可以看出他的诗情，读李白的诗歌可以想见其人格。”对酒的迷恋，使这位“天上谪仙人”超然于尘世之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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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一诗道出了一个诗者和饮者对人生的感悟。

如果没有酒为媒，兴许历史上就出不了李白“诗仙”的美名，更遑论“酒仙”;而没有李白的酒诗，中国的酒文化和诗歌艺术无疑也会失色不少。酒文化成就了李白的优秀诗作，而李白的诗歌，也将唐代甚至中国的酒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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