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制论文

2022-05-11

小编精心整理了《金融监管体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金融货币当局具有高度独立性虽然英国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迥然不同,但两国的金融货币当局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仅因为其主要运行经费并不来源于财政资金,而且还因为这些机构均有特殊的制度安排。

第一篇:金融监管体制论文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

在日本金融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是金融监管组织的改革。在金融体制改革前,大藏省是日本最高金融当局。大藏省不但主管金融行政事务,而且还掌握金融监管检查事务。直到1992年,大藏省集金融行政和监管于一身,权力膨胀到极点。

战后50年来,日本实行的是一种重行政,轻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主要体现在金融行政主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经营进行限制、管理、监督和检查。1992年以后具体由大藏省银行局、证券局和金融检查部负责金融监管。日本金融监管内容主要有:市场准入管制、分业管制、利率管制、资金流动管制等。1992年以前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1992年以前大藏省的监管职能归银行局管辖。这种体制下,监管部门并不独立,监管事务须经银行局长批准,很难对银行实施真正的监管。另外对保险、证券部门的监管也由检查部来执行。检查部在银行局属下,没有独立性,监管职能很难发挥。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在泡沫经济时代,大量违规操作,乱用资金,暗箱操作,至使银行坏账堆积如山,证券公司纷纷倒闭。究其原因,与大藏省监管结构软弱无力,监管职能无法发挥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1992年至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日本的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出现一些变化。首先银行的监管职能不再隶属于银行局。原来隶属于银行局的检查部改为直属大臣官房的金融检查部,使监管机构能够摆脱银行局的行政干预和影响,有了相对独立性,但是仍然隶属于大藏省官房,其监管工作仍不能从大藏省的行政干预和影响下摆脱出来。

对保险和证券的监管在直属大臣官房的金融检查部执行。这至少比1992年是一个进步。因为1992年以前保险部和检查部都隶属于银行局。在这种组织结构下,检查部对同属于银行局下的同级的保险部的管辖范围是无法真正发挥出监管职能的。对自己上级的证券局的管辖范围也不好发挥监管作用,不同程度上受证券局和检查部的行政干预和影响(见图2)。

1998年以后,日本才有了摆脱大藏省行政干预和影响,真正独立行使金融监管权力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日本,至使银行坏账达到100兆日元的天文数字的程度,并且证券公司和银行纷纷倒闭,金融系统出现激烈的动荡,金融秩序和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这时日本金融业已到了非有独立监管机构以控制金融风险不可的地步。

面对金融风险的威胁,1997年3月联合政府提出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案”。6月在众、参两院通过。1998年6月金融监督厅开始在总理府直接管辖下运作。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12月15日,旨在整顿金融秩序,重组金融组织,再造金融体系的金融再生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国务大臣任委员长,是与大藏省平级的行政机构,并且在金融危机时,有代理首相处理危机的权力。这时的大藏省权力已被大大削弱。银行局和证券局被合并为金融企画局。大藏省的审批金融机构营业执照、发出业务整顿指令、停业命令、调销执照、批准合并等权限移交给总理府,它的金融监管职能则全部移交给金融再生委员会直辖的金融监督厅。1998年12月15日以后日本大藏省与金融监督厅组织结构如图3所示:

金融再生委员会成立后,大藏省所保有的权力只有制订金融计划和管理的职能,即成为金融行政管理当局。所以从2000年1月开始,在日本行政机构改革中,大藏省名正言顺地改名为“财务省”。

2000年7月金融监督厅又一次改名为金融厅,接收了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至此大藏省除在大臣官房还保留一个信用机构课,可以行使对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之外,监管当局的职能全部移交给金融厅。至2001年1月,日本行政机构改革正式开始,财务省与金融厅真正成为两权分立的分别执掌金融行政和金融监管的政府机构。

2001年以后,大藏省(财务省)与金融厅组织结构图如图4所示。

通过上述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改组和演变,日本金融监管有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证。这是日本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大成果。1998年金融监督厅成立以来,在金融风险的防范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对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核查与处理。金融监督厅成立后,最大限度地充实和强化了检查体制,准确地把握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限期处理的指令。

(2)化解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的管理。金融监督厅编制金融检查手册,要求金融机构自查,实施财务公开和外部监查制度。同时制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指导方针,按信用风险管理、市场关联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事务风险管理、体制风险管理等指导方针,要求金融机构进行自查。

(3)金融监督厅引进风险早期纠正措施。1998年4月开始参照巴塞尔协议的自有资本不低于8%的资本充足率条件,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4%的银行提出警告,令其提出改善计划,限期调整;对低于2%的银行,令其不得继续经营某些业务;对接近0%的银行勒令停业整顿。

(4)提高存款保险金率,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确保金融体系安全,金融监督厅成立后,在银行业方面提高了法定存款保险金率,由过去的0.012%提高到0.08%。金融厅在处理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停业整顿时,依法妥善保护了存款者利益。另外,在证券业方面,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基金”,2001年4月前,将全额保护投资者的资产。2001年4月以后,每个投资者最高保护限额为1000万日元。在保险业方面则设立了“投保者保护机构”。2001年4月前,一旦保险公司破产,将从“投保者保护基金”中全额支付投保者的保险费。2001年4月以后将保证投保者90%的保险费。

日本是受西方经济理论影响较大的国家。英国在金融大爆炸后,制定了金融服务法。金融服务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该法规定了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条款、金融资源条款、合同解除条款、广告管理条款等规范金融机构行为的条款;规范了在金融机构向个人投资者推销金融服务产品时所要承担的责任。日本的金融大爆炸受此影响很大,在基本原则中就规定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公开原则。此外,西方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金融监管机构的健全与否,在于是否形成了代理人制度。具体而言,金融监管机构是作为国民的委托代理人来监视金融机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原理下,国民永远无法准确了解金融机构的全部信息,这就需要委托给国民的代理人——金融监督机构来执行。日本金融厅的成立意味着日本国民第一次有了自己可以委托的代理人。单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的金融监管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了。

作者:安志达

第二篇:英美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金融货币当局具有高度独立性

虽然英国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迥然不同,但两国的金融货币当局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仅因为其主要运行经费并不来源于财政资金,而且还因为这些机构均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在英国,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通过坚守特定的政策目标来实现的,而在美国则主要是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完成的。

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由1名总裁、2名副总裁和16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全部为非执行董事。总裁任期5年,董事任期3年,均由国王任命。在英格兰银行董事会内部有一个包含所有非执行董事的附属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评估英格兰银行的绩效及其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程序。该委员会的主席由英国财政大臣任命,而且这位主席也是英格兰银行董事会副主席。表面上看,英格兰银行很难摆脱财政部的干预,但是由于英格兰银行能够以货币金融稳定作为唯一的最终政策目标,因此成功摆脱了后者的束缚。

作为金融监管者,英国金融服务局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团体,其董事会由财政大臣任命,包括1名主席、1名执行总裁、3名总经理和10名非执行董事。金融服务局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开财政部的过度干预,主要是因为金融服务局有4项法律职责,即保持市场信心、推动公众对金融系统的认识、保护消费者和打击金融犯罪;此外,它还有11项金融服务监管原则,这些职责和监管原则使金融服务局得以在明确的制度框架下运行。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并非美国政府的内阁组成机构,与财政部之间也没有任何人事任免关系。但客观而言,联储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威望却往往要高于美国财政部。一方面,美联储的政策制定主要依赖公开市场委员会,无需总统和政府的行政许可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一个人的批准;另一方面,作为美联储的最高管理机关,联储理事任期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任期4年。虽然理事由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是由于与政府换届错开,使得政府对联储施加影响的空间大为缩小。

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英国金融货币当局的协调机制主要是通过财政部实现的。一方面,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英格兰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支付系统的稳定,并且是银行的最后贷款人;金融服务局负责金融监管和市场救援,它是英国的银行、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唯一监管者;而财政部负责公共财政和相关立法。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局和财政部之间建立了一种三方会谈机制:英格兰银行提供货币政策的走向,金融服务局提供金融市场的情况,财政部反馈议会和社会的情况,并且当英格兰银行和金融服务局的意见无法统一时,由财政大臣进行裁决。

美国银行监管十分复杂,但是特定的分工模式却能够使监管保持相对有序状态。作为联邦层次的银行监管者,主要包括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机构监管署和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货币监理署负责监管联邦注册的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负责监管州注册的成员银行、金融控股公司和银行控股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监管州注册的非成员银行,储蓄机构监管署负责监管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负责监管联邦注册和州注册且加入其保险系统的信用社。作为地方层次的银行监管者,州银行厅与联邦储备银行和存款保险公司互相配合,开展监管和检查活动。除此之外,美国还设立了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它不但负责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标准和银行报表格式以及对银行监管人员进行培训,而且还负责协调和统一各监管机构的检查活动,减轻被监管机构的负担。除此之外,它还负责协调和统一联邦监管机构和州银行厅的监管政策和业务。

没有一种监管体制完美无缺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更多,监管更为严密。但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也存在着重复监管问题,不但给金融机构造成很大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以花旗银行为例,它不但要受到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储蓄机构监管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还要受到50个州的地方监管者的监管。当纽约银行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评价时,他们认为如此之多的监管机构显然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汇丰银行将英国和美国监管体制进行比较时,他们认为面对77个国家的400多个监管者,英国的监管体系显然比美国更为简洁,并且受到他们的偏好。值得关注的是,即使金融机构如美国一样众多,如果无法对各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真空地带进行协调,产生监管空白也在所难免,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

同样道理,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如何弥补金融监管的空白。英国金融服务局是在《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2000)》及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运行的监管机构,但是金融市场产品和操作总是不断推陈出新,因此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发展之间就会存在时间滞后问题。其次,英国金融货币当局的薪酬待遇和大型商业银行差距过大。例如,由于汇丰银行优厚的薪酬待遇,金融服务局很可能会成为期望迈入汇丰银行的大学毕业生的先期“培训基地”。因此,如何平衡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薪酬待遇,使得两类机构中优秀人才均有发展空间,仍然是英国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问题。

金融机构守纪对金融监管

是一种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在英国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纽约银行和花旗银行内部,均设有金融风险内控部门。在他们看来,金融机构必须在守纪的框架下开展经营活动,对金融风险防范采取一种积极态度。

除此之外,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也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这同时反映出英国和美国金融风险控制的主动性一面。在英国,金融服务局是拥有董事会的有限公司,其经费主要来自金融服务业交纳的营业执照费,与其说它是在进行金融监管,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市场对外部监管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种监管服务。在美国,银行可以通过注册方式的改变选择联邦监管者。而且,尽管监管机构可能长期在银行驻守,但是他们如果不是出于必要,并不经常打扰银行的日常工作,甚至可能会在银行职工下班以后继续独立工作。

(摘自2006年2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作者:王 召

第三篇:日本金融监管体制的沿革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护送船队式”监管体制赖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在国内外重压下,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建立一个稳定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够确保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手中,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金融机构的高负债率及其资产流动性本身的敏感性,决定了金融业具有天生的脆弱性,由此产生的恐慌在杠杆作用下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在客观上要求建立金融监管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两次大的冲击,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金融机构破产事件经常发生,银行不良资产规模不断增加。日本在经济上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在金融领域,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长期滞后,并最终引发一系列金融问题,给日本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日本认识到传统的保驾护航式的金融行政体制已经过时,必须确立新的面向市场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

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

日本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被日本社会形象地比喻为“护送船队方式”,它源自二战时期负责运送武器或粮食的护卫舰队。当时一般由20~30艘船组成船队,由巡洋舰进行护送,整个船队的行进速度由航速最慢的船只来决定,以保证所有船只都能顺利抵达彼岸。护送船队式的金融监管就像是行进中的船队,在大藏省的护卫下,以航速最慢的船只即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管制措施(市场准入管制、分业管制、利率管制、资金流动管制等),维持“银行不破产神话”,进而达到从金融层面支持日本经济复兴、增长以及稳定金融秩序的目的。

护送船队式监管体制在保障战后日本宏观经济稳定,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其成功是在下述前提条件下才成立的:首先,日本的金融监管是在大藏省独揽金融监管大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大藏省是日本最高金融当局,它不但主管金融行政事务,而且还掌握金融监管检查事务。在日本的权力结构中,大藏省的权限占压倒优势。正因为这种权力十分稳固,才使得大藏省能够依靠行政裁决的方式一次次克服金融危机。其次,资金不足。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金融当局才可能通过人为低利率政策,为银行部门创造大量的租金,而租金的存在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在经济封闭的条件下,监管当局具备能够进行金融管制的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因为一国的交易方式、习惯再特殊也不会与国际惯例发生冲突。第四,经济持续增长。即使金融机构发生经营危机,如果经济是持续增长的,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损失仍可以弥补。当然也不乏能够对其进行支援或并购的经营健全的金融机构。第五,政府对存款赔付的全额保护,降低了银行发生挤兑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护送船队式金融监管赖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在国内外重压下,监管当局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当时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利率市场化及放松金融管制方面。改革大大减少了银行的租金,租金的减少使得传统的安全网趋于失败。但是由于改革尚未触及护送船队式监管制度的根基——作为金融监管主体的大藏省,所以金融监管仍然与缺乏透明性及回避金融机构破产的政策紧密相连。具体表现为泡沫经济破灭后大藏省对金融问题处理的不透明性,不追究责任和拖延政策。(1)金融问题处理过程中的不公开、不透明。从不良债权数额的公布来看,1992年大藏省仅公布了当时21家主要银行不良债权的合计总额,第二年才勉勉强强公布了各个银行的不良债权数额。地方银行不良债权总额是从1994年才开始公布的。并且,所公布的不良债权额并非基于第三者的客观评价,而是各银行自我检查、自我申报的结果,所以实际的不良债权额要远大于公布的数值。(2)不追究责任的处理方式。1991~1994年间共有六家小规模信用组合和银行发生倒闭,接受来自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援助,其金融职能被转移至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大藏省对于这些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理,实际上并未对其施加任何惩罚措施,破产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大体上都能够到新设的金融机构就职,就连股东的责任也没有被追究。(3)对金融问题的拖延处理。1992年,三和银行等民间金融机构已有抓紧处理不良债权的动议,大银行董事曾集会就住专公司不良债权的尽快处理达成协议。但是,大藏省直接向银行施压,推迟了不良债权的处理。这是因为,大藏省担心不良债权的处理可能会使银行丧失信用,造成资金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在大藏省看来最好的对策就是釆取拖延处理的办法,指望随着股价、地价的回升,金融业能够将不良债权自我消化掉。

然而,大藏省的这种不透明,不追究责任以及拖延的危机处理方式在国内外竞争中愈演愈烈,在对日本金融机构课以罚金的背景下已渐渐不能维持。特别是它的个别指导下的救济合并处理方式,也因1995年东京共同银行的成立而宣告终结。这意味着1995年以后,大藏省已不得不让银行停业。倒闭,行政指导下的合并处理方式也不得不让位于破产的事后处理。大藏省一系列政策的失败意味着传统金融监管体制的终结,有必要构筑既能与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相整合、又能处理金融危机的新型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演变的背景

对于所谓的东亚奇迹,无论是昔日的赞扬还是今天的批评,人们都把目光聚焦于该地区的金融监管。在探讨日本经济由“平成景气”走向“平成不况”的大量文献中,日本的金融监管制度扮演着同一角色。战后日本金融制度是在1950年前后资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落后、金融机构实力弱小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限制性的支持体系”。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过度保护和严格管制。保护是前提,管制是基础,政府在金融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开业管制、利率管制,分业管制、有担保原则、内外金融市场分割、金融行政力量大于市场力量是日本金融监管的基本特征。

金融监管的目标是金融监管制度的核心问题,对金融监管目标的认识主导着监管制度和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过来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也将相应地促进目标的改变。基于全球视角的认识,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三个: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反对金融业的垄断以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各国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日本金融监管历来把重点放在维持金融体系稳定方面,而对反对金融业的垄断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不重视。战后更是把金融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为此在制度上形成了所谓的“护送船队”的金融监管制度。其原则不求最快,但求稳定。其重点是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竞争,维持现有金融机构的利益,达到避免金融机构倒闭的目标。其结果,战后日本

的金融机构数量稳定,直到1993年也没有发生过银行倒闭,创造了日本银行不倒的神话。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由资金不足转向资金过剩:产业结构的中心也发生了重大转移:国债市场迅速扩大;非银行金融机构日趋强大:日本金融机构总体实力增强;金融国际化的进展与原有制度发生冲突,形成制度的严重不均衡。日本金融监管当局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保持这种不均衡,当这种不均衡达到一定的尖锐程度后,各种危机也就层出不穷。

重压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其金融改革最早始于1978年的金融自由化,主要集中在利率市场化以及放松金融管制方面,改革对象以被监管者为主。然而90年代末期金融机构破产风潮终于使社会各界认识到监管者的责任,并认识到推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自1998年以后金融改革重点开始转移到政府自身上来,并以金融监管体制为改革的首要对象。

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演变的历程

以1998年4月1日通过的新的《日本银行法》为起点,1998年6月22日,金融监督厅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日本开始对其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大幅度的机构调整和改革,其改革步骤和具体措施大体如下:

1998年6月成立金融监督厅,作为总理府的外设局负责民间金融机构的检查与监督。金融监督厅的成立,标志着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原来由大藏省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检查和监管职能均移交给金融监督厅,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也由大藏省移交给金融监督厅,但大藏省仍然负责金融制度方面的一些宏观决策,尤其是金融规划方面的决策(包括金融制度,宏观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划、提案,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处置和危机管理等)、检查金融企业财务制度、监管存款保险机构等。

1998年12月金融再生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作为临时性机构,负责执行金融再生法、早期健全法以及金融机构破产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立案,并负责处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案件。同时,将金融监督厅归并到金融再生委员会之下,但仍继续行使其原有职能。对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则由以前的大藏省单独监管改为与金融再生委员会协同监管。

2000年3月,明确将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由地方政府收至中央政府,并交由金融监督厅负责。

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金融厅。大藏省仅保留与金融厅一起对存款保险机构的协同监管权,以及参与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和危机处理的制度性决策(但重点放在确保决策的顺利实施方面)。大藏省原来所负责的金融制度决策权,企业财务制度检查等职能均转移至新成立的金融厅。

2001年1月,撤销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地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财务省仅保留对存款保险机构的协同监管职能,其下属地方财务局则以接受金融厅委托的形式重新对地方金融机构行使金融监管职权。金融厅的具体职能包括:对金融机构的检查和监督、金融制度改革的重大决策、制定与民间金融机构的国际业务相关的金融制度、检查企业财务制度以及金融再生委员会的遗留工作等;同时,协助财务省(原大藏省)共同对存款保险机构进行监督。从组织架构来看,金融厅是总理府的一个外设局,设长官一人,下设总务企划局、检查局和监督局。总务企划局主要负责金融厅的一些综合性事务、金融制度的建立以及金融行政的计划和立案等工作。检查局和监督局是具体实施金融事务监管的部门。检查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进行检查,监督局则负责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退出以及业务范围进行审批。此外,原来由大藏省管辖的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也转交金融厅管理。为确保金融厅的独立性,日本规定金融厅长官由首相直接任命,金融厅内部人事权由金融厅长官直接掌握和负责。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金融厅的设立采取了两部走的办法,首先将对民间金融机构检查和监督的职能从大藏省分离出来,设立金融监督厅:然后又将金融行政的计划和立案权限从大藏省分离出来,更名为金融厅。金融厅的主要职能是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格检查和有效监管;根据法律直接参与处理金融机构破产案件;准确把握金融实情和动向,维护信用秩序;以及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行政的计划和立案等工作。同时金融厅还负责与农林水产省、劳动省等其它省厅协调,共同做好对农协系统金融机构、劳动金库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检查和监管。

启示

中日两国在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与之相适应的许多金融问题具有同质性。在金融监管方面,日本正面临或已经历的问题往往是我国将要或正面临的问题。

日本这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是为了应付金融业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上没有能够适应所有情况的金融体制。日本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金融监管体制是与金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但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伴随经济成熟及金融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其他客观环境的变化,金融监管体制严重滞后:它未能按照市场发育和金融自由化的客观需要,建立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监管体制,仍然把维护主银行体制作为监管的基本职责: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相当长时间内,又不能改变监管方式,仍然依靠传统护航模式解决问题,酿成严重后果。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李 超 梁继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