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火车对经济的影响

第一篇：德国火车对经济的影响

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

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簃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

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斲木之类，皆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

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国，文化又比较接近，易从中学到德国法。日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国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大量从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东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样，中国学习日本也一样，比较方便。关于一点，中国人毫不怀疑。康有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清帝第五书》里就已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请求清政府学习日本的立宪制度，说“中国于日为同种，而帝国宗旨亦近，则立宪自宜取师于日。”(25)日本的这一情况明显优于受德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远离中国，而且文化又差异较大，如果从他们那里引进德国法就会面临费重道远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当然会选择舍远就近的途径，从日本引进德国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日本在接受德国法的同时，即不断制订自己的法典，发展自己的法学，尽管充满了德国因素。至20世纪初，日本法律已经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有关法典和书籍足以被中国人翻译出版并借鉴。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这便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学习德国法捷径。这正如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所言：“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清末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其数量在各国之首。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学者曾这样简要地叙述过：“由于日本将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本译成日文，已创造了一套法学辞汇，旧中国由于书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纪末各部法典编成后，德国法的影响加深了。因此，当旧中国决定采纳外国法律制度时便主张采纳德国法，这是不奇怪的。”(26)德国法就这样通过日本法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不过，日本法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实现的，因而很易给人们以错觉，似乎是日本法影响了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对此，当时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穷原”。他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国为借镜。”(27)此话不无道理。

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

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

33、1

41、1

41、20

2、9～

10、8

23、8

23、1

46、8

45、26

5、

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37)陈敬弟：《法学通论》第2页，丙午社发行，光绪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

2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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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学号：20104093)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1 -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20上半叶德国的国家走向，进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德国在20世纪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在19世纪末的非理性思潮中找到根源。由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于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理性的德国人最终迷失于群体的盲目性并丧失理性。

【关键词】德国;非理性主义;群体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的篇章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深感痛心， 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的领域不仅为德国也为全人类造就了一代代巨匠伟人，犹如灿烂群星、光辉夺目;同时，它也两度把自己和人类拖入战争，使之饱受战乱之苦。歌德曾经说过“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自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贵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这样评论德国“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 在这部历史中,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中庸和节制;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 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别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 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 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 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德意志”这个概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意味着敏锐、细腻、令人信任、尊崇上帝; 但另一方面, 这个概念又意味着残暴、毫无原则以及奴役他人。因此, 有时候德国人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太厚爱这个世界了; 同时他们又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简直不配为人。而这两种特点不但会在同时代出现, 而且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或许歌德和泰勒的话语从某种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去发现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尼采这些伟人的民族所以矛盾性格的原因。

一.十九世纪德国历史进程与社会状况

近代德国是世界的冲突中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由于第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因为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资本的发展需要重要两个因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因此资本需要国家能为其提供强大的政治后盾和统一的市场。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较强大的普鲁士联邦开始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864年，

联合奥地利几百了丹麦，取得了丹麦控制下的部分的德意志地区，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军主力被击溃，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第二年，成立了北德意志同盟，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北方诸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终德国击败法国，1871年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南方诸邦并入北德意志同盟。 德国统一完成。

政治上的统一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其统一战争同步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确立都伴随着战争。改革只能是修补，只有战争和暴力才能彻底铲除或确立新的制度，德国亦是如此。战争确立的普鲁士国王统治直接决定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由于的普鲁士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军政统治的传统，决定了必然不会出现诸如英法之类的议会制民主政治。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近代非理性主义开始其萌芽。

谈到非理性主义，就必然要看到理性主义在德国的历史渊源。德国人崇尚思考，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性，所以毋庸置疑“理性”在德国是备受推崇的。如泰勒所言，德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在它的极端性格里蕴藏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十三世纪之前的德国一直是较为繁荣和富庶的，但由于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和“神圣罗马帝国”侵略扩张，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国内割据势力严重。到13 世纪时, 帝国的实权集中在以勃兰登堡、萨克森等七大选帝侯手里。1356 年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即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存在。而后期的“三十年战争”更是给德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 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 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 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 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 被踩得稀烂, 撕成了碎片, 流着鲜血, 但是受苦最深的是农民。由于封建制度的反动和加强,农奴制复活, 行会制度变本加厉, 使17 世纪德国的农村农奴制变成了普遍制度, 自由农民正如白色乌鸦那样少见在经济衰落、社会倒退的同时, 三十年战争更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造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 在

17、18 世纪的欧洲, 难得有一次没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而且双方都是为着外国人的利益而斗争, 民族利益在德意志诸侯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德国经济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元气, 差不多用去了200 年时间。这就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和英、法相比, 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此。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一方面培养了好战，勇敢，严守纪律的民族性格，这是德国人尚武和极端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也促使德国社会精英思考启蒙运动下的理性主义并希望以此来促进德意志的发展。康德，德国古典唯心者学的奠基人，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对理性主义的思考和总结是划时代的，他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对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长期的国内混战过后，已经形成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理性主义的出现与兴起契合了国家统一的需要，最终从政治上的需求转变为德国民族性格上深深的烙记。

伴随着德意志统一进程的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德国在统

一之后建立的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帝国契合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市场的需求，但是，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隐患：德意志历史传统形成的好战性格和理性主义在德国人身上的矛盾性。极端是可怕的，特别是当它认为自己的极端是正确的时候。德国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击败了宿敌法国，促使了民族自信心的极大爆棚，而与此同时，世界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和资本对市场和原材料的渴望又让德意志民族开始思考德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当德国人认识到由于长期的分裂，世界在已被瓜分，自己无法攫取更大的利益时候，危机便出现了。

二.非理性思潮及群体主义兴起与影响

“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的对生命和生存的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当时凸现的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正是由于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德国人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民族自信。德国社会空前膨胀着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唯意志论的早期萌芽。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群体是盲目的。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帝国很好的契合了人们的需要，启蒙运动带来的人的解放一方面促使人加深对自我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加深，人们的主观独立性增强，人们摆脱了用盲目的宗教观点来解释自我的存在，重新审视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所以个体的自主性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空前的一致。与此同时，由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开展，社会物质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和坏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理性地思考促使德国人苦苦探寻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而此时，在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信仰体系早已式微，人们遭遇着极大地精神危机：信仰缺失。

勒庞在《乌合之众》写到，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而这一变化体现在西方各民族的政治变化时，则是群众作为一股力量的崛起。勒庞论述“群众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石柱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19世纪末的德国正是如此。

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并最终把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极致。群体是盲目的。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德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德国，理性主义在这种国家和群体概念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这一暗流涌动的群体化倾向直接催生了非理性主义，导致了德国在下个世纪针对世界的两次战争。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一段话中看出这一端倪：“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

手的学说这幅，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德意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德意志的历史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和经久不衰的思考。正是因为在不断的战乱中促使德国人思考作为人的主体重要性，也因此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人物，而同样，因为不断的战乱促使德国人始终把国家意志放在首位，群体中的个人意志暂时消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个人不自觉的自我渺小化。追本溯源，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无不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中，在那个转型时期，德国社会陷入了巨大的狂热中并最终丧失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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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盛薇.德国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及其原因浅析.中国校外教育.2010(8)

第三篇：人情关系对经济的影响

浅谈人情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

原因及解决措施

摘 要：人情关系，这种理念影响了我国几千年，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它更是一种以一种高姿态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为了利益，找关系、建人情，大打关系派，致使腐败滋生、经济发展质量低下、市场公平缺失。本文对人情关系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现象进行了概述，并对其影响和产生的原因展开分析，以此总结出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字：非正式制度;人情关系;经济发展

一、 绪论

(一)对非正式制度的简介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包括正式在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非正式制度是指那些对人们的行为的不成文限制，这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原始时期，是集体选择的结果。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数千年来，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和习惯，甚至在现代社会里，它依然广泛的存在着。

(二)非正式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中，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建国初期，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制度下，而后经改革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时间、历史等因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相匹配的法律还很不健全，没有强大的约束力，制约了经济健康稳定。然而几千年发展遗留下来的好的信誉、风俗、道德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优化了我国的市场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非正式制度中很多不好的方面也在改变甚至扭曲人们的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其中关系、人情及面子这种代代传承的理念就影响了现今经济公平的发展环境。

二、对现实生活中人情关系盛行及其危害的概述

(一)现实生活中人情关系盛行

“人情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在中国传唱了几千年，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人十分注重“关系”，他们的为人处世永远逃不开“人情”二字。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很久以前，人情关系代表的是一种情谊，遇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彼此相互赠礼慰问，这是亲情的表达，友情的延续，是一份真挚的情感的体现。

现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情变了味，它已经不是一份情感的表达，而成为了谋取利益的手段，是可以用来交易的资源。

彼此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关系网，在这样的规制下，为彼此赚取利益，你今天帮了我，明天我也会为偿还人情债，不顾一切的报答你。这样频繁的人情往来，高档的礼品互赠，铺张的酒席宴请，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长此以往下去，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必定后患无穷。此外，没有人情，建立人情这种行为也造成了人情关系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从出生幼儿户口的迁移、农村建房宅基地的批示这些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事，大到几十亿城市建设项目的审批，国家对地方资金的拨款这些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事情，人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只要有关系，仿佛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这就造成了很多个人、企业为了建立这种关系，行贿受贿，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二)人情关系危害经济发展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情关系盛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地危害。

1.寻租行为严重，经济发展质量低

所谓寻租，是指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贿赂政治家、政府以获得某种垄断和特权。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健全，自由度不够，政府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企业创立的资格认证、技术的开发认证、项目的规划、税收的征收等等都需要政府部门的审批。企业为了获取行事上的方便，减少行政程序，享受不在资格内的扶持优惠政策，找关系，拉人情，展开寻租行为，造成了官商勾结，官员腐败严重的局面。因为寻租活动，企业取得了政府官员的许可，在很多方面都获得了便利，这样的行为结果对于该行业的其他生产者造成影响，使其他企业纷纷效仿，寻租之风盛行，严重阻碍了行业的健康进步。

受贿企业进行寻租活动必定要耗费其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进行游说，贿赂，认为只要把在位官员伺候好，建立好关系，一切都无需操心。从而忽略了产品的技术开发、管理等问题，导致企业生产力低下，竞争力落后。企业获得项目后，为了节省成本，购买低质材料，偷工减料，生产出一大批不合格产品，建造出一大批豆腐渣工程，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低下。

2.人情关系盛行，危害市场公平竞争 众所周知，只有竞争的存在，才会使企业为了不被市场淘汰，紧跟潮流，提高管理水平，努力的研究开发新产品，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相反缺乏竞争的市场，就如同一潭死水，为现有的成绩沾沾自喜，不思进取。人情关系的盛行，使企业大行便利之风，通过与政府官员的亲戚关系，与招标企业的家族关系，获得开发项目，也许企业本身并不具有这样的生产力和研发水平，这会严重降低项目的开发水平。市场的活力来源于竞争，企业因为人情关系获得发展机会，违背市场竞争的规则，打击了行业中其他企业的自信心，这不利于企业你追我赶的提高自身实力，不利于市场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对现实生活中人情关系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文化遗留的影响

人情关系的理念是人们长期的历史文化熏陶的结果。谚语就有城里有人好当官，朋友多了路好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儒家思想中“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的理念，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有爱、恭敬、谦让、温和、互助和和谐关系。这些民间谚语，圣人之言无不反映了人情关系的思想，可见其影响之广泛，程度之深远，由此可见现代人情关系盛行的确是传统文化的遗风。

(二)社会分配结构的影响

中国是从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思想保守，资源技术匮乏，而且法制很不健全，整个国家由君主统治。通过引荐、科举选拨人才，形成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上下级地位分明，权利相差很大，很多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缺乏有力的监管制度，这些人就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偏好进行资源分配，诱发了一些走捷径的人通过与当权者建立人情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那是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血缘关系越亲密，得到的机会就越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情风”，关系压倒一切的局面。

这种风气随着时间的沉淀，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抬头趋势。如今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竞争激烈，这不仅包括能源资源也包括就业机会、权利机会。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引发了争夺。此时国家掌握了社会主要的稀缺资源，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资源分配，然而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在这样的社会分配结构中，人们为了私利，寻求建立新的人情关系，不在是仅仅依靠血缘关系，通过游说、利诱建立权钱交易，把彼此利益融合，重建人情关系。

(三)心理作用的影响 1.中国人好面子的心理

“人要脸，树要皮”这句话就概括了中国人好面子的心理，宁愿活受罪，也死要面子。在中国人看来，别人的称赞、推崇，是对自己个人行为思想的肯定，会获得心理上极大的满足。相反，一个人尽管拥有无尽的财富和权力，缺少了他人的羡慕、尊重，那也会使自己失了面子。失了面子，就好像失去自尊，物资上的享受远远比不上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所以说当有人为了私利，主动的对其进行游说、奉承，他会觉得自己很有面子，满足于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相应的他会施以“恩泽”，来显示自己的高大，一方是对私利的追求，一方是对面子的追求，两者互利，这样就形成了紧密的人际关系。好面子的心理引发的虚荣心是一种追求表面的体面。当这种虚荣心渗入到公事中，公事私化，忽略办事原则和程序，最终会使这种风气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

2.趋利心理的诱导

人，作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趋利心理，是与生俱来的，有些人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合理行事，追求利益，有些人不顾一切，在趋利心理的主导下，罔顾法纪，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自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各种文化思想相互碰撞，私利主义横行，道德意识淡化，法律意识不足，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金钱、权利的渴望更是强烈。然而国家掌握了主要的社会资源，因此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目的，依附于强大的权力是个不错的选择。一部分人在趋利心里的诱导下，主动攀附权贵，结交官员，牺牲一部分的利益来换取更多的利益。一部分政府官员手握重权的同时，对金钱也是极度渴望，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官商勾结的人情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是各自利益为纽带，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彼此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广，造成社会利益的极大损失。

四、对我国经济发展中人情关系的改进建议

(一)规范行政程序

我国行政程序缺乏严谨，不规范，滋生了寻租的产生。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行政程序过多，企业为减少时间的机会成本而寻租。在我国，政府的管理部门冗多，职能分布过细，企业为了得到一个项目的审批，要到几个甚至是十几个部门进行审核盖章，有的部门地理位置还不在一处，这严重的浪费了企业时间的机会成本，时间上的浪费很可能会使企业错过好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减少行政程序，节省时间，不得不展开寻租行为。二：行政程序不严谨，使得企业有漏洞可钻。我国政府部门的职能存在着交叉重复的现象，有的部门控制主要的社会资源，地位重要，权力也大于其他同级部门，这样的现象也给企业展开寻租行为带来了便利。

因此想要控制好寻租行为，要建立严谨规范的行政程序，减少政府部门的过度细化，将一些职能范围重复的部门进行合并，便利企业的行政审批，节约审核时间，控制企业的寻租可能。此外要严格规范好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各司其职，对于同级的部门，要严格控制越权行为的产生，减少企业的寻租机会。

(二)加强监督，加大惩罚力度

对于一些因人情关系而产生的违法包庇行为，要加强监督，加大惩处力度。

1.监管部门规范监管程序，加强监管 作为我国的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制定严格的监管程序，除了规定的时间如月末、季末这样的时间对官员、企业的日常活动、文件进行审核外，平时也要组建突击小组，对其进行不定时，不定点的审查，让官员、企业产生危机意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

2.运用法律手段，加大惩处力度

企业因徇私、贿赂的关系得到了一些惩罚，但是由于只是简单的罚款和警告，这样的损失远远低于其从中获得的利益。企业权衡比较，宁愿惩罚也要继续这种行为，这种现象归结于我国法律惩罚力度的不够。对于徇私、贿赂，危害国家经济的行为，执法部门绝不手软，一旦发生，不定要让其付出惨痛的代价。只有这样才会起到示警的作用。

(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对于为寻求利益，走捷径，靠关系的行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显得尤其重要。我国历来的人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理念深入人心，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想要改变这种现象，必定要从思想上去剔除。宣扬自力更生、公平的理念，从教育、报告会、座谈会出发，让这样的理念广泛传播，让道德的意识抑制欲望滋生，从根本上控制这种现象。

五、结束语

人情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理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在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人们在利益的主导下，找人情，建关系，一些政府部门大开方便之门，滥用手中的权力，相互勾结，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到来了严重影响。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严格规范政府行为，加大监管力度，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惩处，此外还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让自力更生、公平的理念代替人情关系深入人心，从更本上影响人们的行为。

第四篇：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摘要：2008年，美国陷入严重的次贷危机，其导致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正持续延伸到诸多经济领域，对中国经济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中国经济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次经济危机是如何产生的。金融市场有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初级市场由公司通过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资金，而二级市场则能够不仅让投资者可以迅速从事交易以及买到不同风险和收益特征的证券，亦能使金融机构对市场资金效果以及日后证券发放利弊进行评判。所以，一级市场本身就出了问题，接下来二级市场便会如滚雪球一样不断堆积与反馈。真正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以借贷的资金购买并且持有大量与抵押贷款相关的高风险资产以及相应的保险。讽刺的是，这些金融巨头没有必要持有这些证券，所以创造、打包并销售这些证券，如此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然而，当AIG的CEO们开着法拉利保时捷叫嚣自己的薪水太低，待遇不公的时候，可否想过，成千上万的市民因为持有这种风险资产与垃圾债券，引发出的多米诺效应若不加与控制，终究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另外，本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美国民众借贷消费生活模式的弊端，相对容易地获得贷款使得美国居民可以在不断扩大自身的财富约束的同时，却亦诱发各种不良资产甚至次贷风险的潜在因素。

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动荡时期。从短期看，政府的救市方案只能缓解，不能根治。按计划，美国政府将设立专业部门，负责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剥离“垃圾资产”。新部门将发债集资，两年内购入“不流动证券”，包括商住按揭和按揭证券等，并在两年之后继续持有和处理。类似的做法，早在1999年我国政府就已经采用了。当时，为了处置“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初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我国相继设立了与之相对应的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管理、处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化解金融风险。这次，美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7000亿美元来救市，再加上各国央行尤其是发达国家央行积极配合，共同向市场注入的资金也将高达几万亿美元。我们有理由相信，金融机构再次大规模倒下的概率已经很小，次贷危机的高潮即将过去。但是，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的调整将进一步开展。

从中期看，次贷危机将延长美国经济进而延长世界经济的调整周期。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周期性调整阶段。次贷危机的爆发则将通过以下多种途径拉长美国经济的调整时间：一是直接减少居民购买力。美国就是政策的实质就是将金融机构的灾难分散转移至全体纳税人身上，从而达到“化大为小，化整为零”的目的。即使不将前几次政府救市财政支出计算在内，这次预算的金额分摊到每个美国家庭将达到上万美元之巨。二是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许多没有倒闭的大机构也开始大量裁员，引发了人们对自己未来就业与收入增长的担心，从而可能抑制自己的消费需求。三是在金融市场余波未定、社会消费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更趋于保守，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必然相应减少。

除此之外，次贷危机之所以将拉长美国经济的调整时间，最主要的原因还在

于它将拉长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时间。美国经济自从2001年“9·11”事件触底之后缓慢回升，其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房地产投资支出在2004年和2005年对实际GDP的直接贡献就达到了0.5%，而且还体现在对其他行业投资的间接拉动，以及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所引发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而美国房地产价格之所以能够持续上涨，并最终形成巨大的泡沫，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美国银行的次贷业务。2000年前后，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银行大规模地开发和发展了次贷业务，将大量的房地产消费信贷资金贷给了社会上抗风险能力弱的低收入人群，为房地产泡沫持续膨胀推波助澜。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次贷业务的开展是延长美国房地产景气上升期的重要动力，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则必将成为延长美国房地产景气调整期的重要成因。美国房屋市场低迷情况渐趋严重，美国房屋指数于8月份下跌至22点，创1991年1月以来的新低，而且至今尚未见底，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从过去经验看，美国楼市每次调整期通常在2~3年左右。这一次，受次贷危机影响，预计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时间将拉长至4~5年。很显然，只有房地产市场调整到位之后，美国经济景气才有可能重新走上升通道。

从长期看，美国经济崩溃带来的结局就是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世界经济格局将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美国通过自由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来向各国“剪羊毛”的做法将越来越行不通，依靠别人的劳动不劳而获将越来越行不通，美国经济的重心将不得不重新从消费型服务业更多地向生产型制造业转型，他们要别人的商品或资源就要用自己的商品与资源俩交换，而不只是一张绿色的欠条——美元，美国经济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世界经济旧体系的崩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问题是新的经济体系将如何建立?过去5年来，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2年以来，全球石油产品和金属消费增量的90%以上、全球粮食消费增量的80%以上来自这些经济体。这表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地位上升是一个发展趋势，但是从整体上看，新的经济体系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次贷危机给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将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投资热情下降。次贷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使得人们对风险厌恶普遍上涨，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下滑。目前，无论是国外经济研究机构还是国内研究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都在下调，这无疑将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为企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好的收益，在不确定性增大、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佳的情况下，短期内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成为企业家的理性选择。

二是境外直接利用外资能力减弱。随着次贷危机不断深化，西方金融大鳄为求自保，纷纷甩卖海外资产、套现以应对危机，以免成为下一个“雷曼“。目前，多家外资机构已经将规模巨大的在华产列上甩卖列表。

三是降低企业投资收益。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是占比最大的。这种资金结构的转变表明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市场规律决定的，市场景气、企业利润率高的时候，投资就快速上升，反之亦然。这与过去政府和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有研究认为，如果美国企业利

润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企业利润增长将下降10个百分点，未来企业利润增长的不乐观，将极大地减弱企业的投资动力。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下同)实现利润18685亿元，同比增长19.4%，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6个百分点。

再次，消费热点进一步降温。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建筑装潢、娱乐、旅游、教育、通讯等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受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多数消费热点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而次贷危机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一是减弱了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2008年上半年我国大批企业倒闭，东部沿海外向型中小企业居多，在次贷危机推动下的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减少推动下的人民币升值和国外需求减少在其中就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企业破产而失业的数百万职工必然要勒紧裤带，全面缩减消费支出。与此同时，次贷危机给我国A股市场的调整同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在股市中被一网打尽”，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将前所未有地显现，以中产阶级为消费主体的几乎所有新的消费热点必将随之而降温。

二是降低居民收入预期。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居民的收入预期会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影响甚至大于居民实际收入的变化。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次贷危机及其带来的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语气显然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时首先压缩的就是哪些似乎可有可无的奢侈性消费。

三是抑制信用消费。有观研究显示，一般人的现金消费额度一旦超过了其月平均收入的6~8倍时就难以发生，因而在现代社会大额的消费往往需要依托信用贷款来支撑。就中国人而言，“先消费，后付款“的信用消费发展的前提是对自己未来收入增长具有良好的预期，次贷危机的出现恰恰强化了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担忧，因而对各类信用消费都会产生抑制。由于次贷危机爆发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时间，其对我国住房信用消费的不利影响将尤为明显。

最后，我国经济可能出现“三大需求同时失速”的险情。根据上述分析，次贷危机对我国投资、消费与出口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减弱。有关数据显示，企业自筹资金已经占了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3/4.这种资金结构在市场景气、企业利润率皆高的时候，投资就快速上升;反之亦然。这一点与过去政府和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从过去的经验看，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大幅减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也可能以缓慢的方式回落，但前提是背后要么有较快增长的外需，要么有消费需求在支撑。从消费需求看，虽然历史上居民的消费高潮都是出现在经济增长的高潮之后，主要成因是前期累积财富的集中释放。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过去的故事可能不再重演。前期国内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居民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居民的财富已经被提前透支了，再加上股市大幅下跌，购买力集中释放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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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张曙光

第五篇：“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开发的影响(1)论文_“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开发的影响(1)论文

[摘 要]贵州在“三线建设”时期取得重大发展。本文就“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开发取得的成就、所带来的历史影响及其对今天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启示进行了初步阐述。 【论文关键词】贵州 三线经济 模式 在贵州的开发史上，有几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经济”、宋元时期的“军马经济”、明代的“屯堡经济”、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以及三线建设时期的“三线经济”等。其中，无疑“三线经济”模式对今天贵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巨大。国内史学界特别是贵州学者对三线建设期间贵州经济社会建设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本文拟从“三线经济”这一建设模式的角度来探讨其对贵州开发的影响以及对今天的启示，望指正。

一、贵州“三线经济”建设模式取得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制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也是新中国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里，毛泽东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贵州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贵州三线建设既包括国防科技、能源、冶金、机械电子、化学、建材工业和交通运输(铁路)等项目的建设，也包括一部分非生产部门的项目建设，任务艰巨。首先，从时间跨度来看，历时15年。1964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省经委及省级各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迁建领导工作小组，在进行初步规划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贵州三线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1965年4月，经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征拨土地1.42万亩;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全省各地组织好民工3.5万人;1964年年10月，冶金工业部决定将大连钢铁厂的两座50吨电炉和本溪钢铁厂的两台锻锤搬迁到贵阳钢铁厂，迈开了企业搬迁的第一步;1966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从全国各地、各部门选调来黔的建设人员达18万人;从1967年起，“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越来越大，贵州三线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建设项目所急需的材料和设备，需要靠“军运”的办法来保证，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75年整顿之后;1977年和1978年，全省仍有部分三线建设项目完成了扫尾、配套建设。 其次，纵观“三线建设”期间贵州的基本建设投资费用巨大(见表1)， “三线建设”中贵州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费用表1 (注：笔者根据《贵州统计年鉴》以及参考《贵州通史》所载，收集、整理数据列表。) 其中，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贵州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就达46.26亿元，占全国三线地区同期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总额的12.9%。这一时期，贵州除要重点建设一批国防科技工业项目外，列入计划的民用重点建设项目有92项。其中，搬迁项目32项，改建、扩建和续建项目20项，新建项目40项。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阶段，对贵州这种经济基础甚为薄弱的省份来说，逐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无疑像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奠定了贵州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基础。 最后，就具体工业发展而言，国防科技工业是贵州三线建设的重点，主要内容是建设航空、航天、国防电子三大科技工业基地。此外，还有兵器工业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空军后勤安排的部分建设项目。1972年，贵州国防科技工业三大基地的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基本建成，开始投产的生产企业达74个，到1975开工建设的27个单位已有19个建成投入使用。铁路建设方面，黔桂铁路已于1958年全线通车，川黔、贵昆、湘黔铁路曾先后动工兴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先后停工。川黔铁路于1965年10月1日、贵昆铁路于1966年10月1日、湘黔铁路于1975年1月1日正式交付营运。此外又修筑了贵定大土复线。1964年，根据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国家确定大规模开发六盘水地区的煤炭资源，主要任务是建设与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配套的大型煤炭基地。从1965年到1978年的14年中，六盘水煤炭基地开工建设矿井23对，设计能力1210吨;交付生产矿井21对，设计能力1000吨;建成洗煤厂4座，人洗原煤能力470万吨。同时，贵州迅速上马了一批电力工业建设项目。1966年、19 74年和1975年，猫跳河二级百花电站(装机2.2万千瓦)、六级红岩电站(装机3万千瓦)、四级窄巷口电站(装机4.5万千瓦)先后建成投产，形成梯级开发的格局。冶金工业建设方面，新建项目有水城钢铁厂、贵州钢绳厂，扩建项目有贵阳钢厂、遵义铁合金厂、贵阳耐火材料厂等。除大规模建设了国防科技工业三大基地外，民用机械工业也新建、扩建了一批项目，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工业部)系统的部分企业也按照国家计划安排内迁贵州，到1978年底，属于一机部和八机部系统的建设项目共有45万个。建成的主要项目有东方机床厂、贵阳农机工具厂、贵州柴油机厂、贵州汽车制造厂、贵阳电线厂等。1965年还组成了贵州橡胶总厂，并先后扩建和新建了贵州轮胎厂、贵州胶鞋厂、贵州橡胶配件厂、贵州橡胶制品厂等。同时涉及建筑材料工业建设，一方面对原有生产厂进行改建扩建，另一方面抓紧新厂建设。主要建设项目有扩建贵州水泥厂，新建水城水泥厂、贵州建材机械厂等。 总的来说，“三线经济”模式使贵州这种较为落后的省份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贵州的建设取得重大成果。

二、“三线经济”模式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建国初期，贵州经济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但直到60年代三线建设的契机才给予了贵州规模空前的大发展。三线建设的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在贵州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极大改善了贵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贵州所谓“苗蛮聚居”之区，山深地僻，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少数民族众多，大部分都居住在山水阻隔的山区。三线建设开始后，加快了贵州的铁路建设。在1959年初黔桂铁路全线通车的基础上，川黔、贵昆、湘黔铁路三条干线和开阳、水大等铁路支线以及厂矿专用线相继建成通车，全省已形成一个以贵阳为枢纽的铁路运输网。到1976年，省境内铁路干线、支线通车里程已达1365公里，每万平方公里通车里程达到77.5公里，路网密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铁路建设的重大成就，使贵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编组站，加强了贵州与他省的经济社会联系，极大地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面貌。

(二)促进了贵州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规模基础建设任务的基本完成，固定资产的大量增加，使产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与1965年相比，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由24.42亿元增加到46.62亿元，增长94.9%，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65年的62.4%下降为1978年的41.7%，下降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3.1%上升到40.4%，上升17.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4.5%上升到17.9%，上升3.4个百分点。而在197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达到52.3%。

(三)改变了全省的工业布局和工业的内部结构，奠定了贵州现代工业化的基础。解放后，贵州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基础非常薄弱，三线建设使贵州增加了一批工业企业，建设项目是以贵阳为中心、沿铁路干线两侧展开的，因而工业布局有了很大的变化，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等已成为重要的新兴工业中心。根据三线建设的总体安排，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前身)确定在贵州安顺地区兴建一套歼机工厂，建成一个航空工业基地。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前身)确定在贵州遵义地区新建研究、设计、生产导弹、火箭的航天工业基地。第四机械工业部确定在贵州凯里、都匀两地建设一个以生产工业产品为主的电子工业基地。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国防科技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民用机械电子等已成为优势部门，建成航天、航空、电子三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形成了煤电结合、水电互济的能源工业体系和以有色金属、冶金、化工和建筑材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使贵州的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四)促进了贵州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三线建设中，由于一部分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一大批工业企业的内迁，为贵州带来了大批教学、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较为先进的科研、生产设备，增强了全省科学技术研究的实力。如创建于1947年的大连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本科医学院校，1969年为支援“三线”建设，经国务院决定，举院南迁至遵义，更名为遵义医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坚持扎根革命老区没有回迁的本科院校。遵义医学院在贵州文化、卫生、教育事业 发展乃至拉动地方经济的增长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今天。

(五)广大建设者热爱、献身贵州的高贵品德，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线建设中，大多数的建设者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为建设好祖国的战略大后方，继承了革命的光荣传统，“舍生取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高贵品德。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于献身的精神，已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铸造了一座丰碑。对于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思想教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宝贵精神食粮，同时也为今天参加西部大开发中的自愿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六)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三线建设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要准备打仗”、立足“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和“左”的思想的影响;为争时间、抢速度，许多项目仓促上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损失。进一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开工的同时破坏了许多贵州原生态环境，森林植被面积缩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天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客观来说，贵州“三线建设”的积极作用远远超过其消极影响，这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总之，虽然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在贵州开展最直接的目的是出于战备的需要，这种“经济模式”是依靠外在的力量促使其发挥作用，但是我认为，客观上它初步改变了贵州工业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发挥了开发西部、开发贵州的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比军事上的成就还要更为显著。就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它对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余论 “驿站之险远最苦者，莫甚于黔省。”贵州自古“蛮荒”之地，开发较晚，历秦汉唐宋元尚未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开发。但自明代开始，贵州也曾有多次的历史发展机遇，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始建省，贵州的发展迎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战时经济的繁荣，但昙花一现之后并未带来贵州经济社会的持久昌盛。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60年代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贵州的发展又面临一次历史的契机。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贵州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贵州与其他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贵州发展现代化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从宏观上看，三线建设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是新中国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凝聚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的战略思考和筹划;20世纪80-90年代以“军转民”为中心的三线调整改造，体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陈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与时俱进的开拓与探索。十几年的三线建设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培养出一大批久经磨练的建设人才，他们中不少已经成为走进新世纪的共和国领导人。可以说，贵州在“三线经济”模式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共和国伟大历史的一个剪影。 历史是理解现实的基础，现实存在于变化之中。“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要服、荒服之地贵州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建立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成为历届政府重中之重的任务。在贵州地方区域经济范围内，虽然有生态植被良好、自然资源(特别是煤炭有一定储量、水力资源较丰富)等优势，但是，我认为除了依靠自身不懈努力外，贵州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外在“经济模式”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对贵州的开发会影响巨大。宋神宗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既然历史上有多次机遇下的“经济模式”大大促进了贵州落后山区的开发，那么今天信息化时代，时空距离已大大缩短，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下，我们仍应该有信心抓住这种机遇把贵州的发展再一次大大向前推进。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虽然外因不能取代内因成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但我们可以把外因的作用力尽量放大。“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当前，贵州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增加与外界( 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的更多交流，依托自力更生发展的基础上，走“联合拉动型”的发展道路，不失为可行之法。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预见：在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季，只要抓住机遇，可再一次谱写贵州历史新篇章，利用“后发优势”，使贵州经济“跳跃式”发展，实现再一次的历史转折。 注释 “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引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P1200 转引自《贵州通史第五卷·当代的贵州》[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 [M] 《尚书·禹贡》[M] 《黔南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