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国家补偿制度管理论文

2022-04-24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和地区,从欧洲议会到联合国,都纷纷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文章对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提出模式构想,对于保障被害人基本人权、恢复社会正义、推动我国法律体系完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刑事国家补偿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刑事国家补偿制度管理论文 篇1:

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之构建

摘      要: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权利遭到严重忽视,尤其在经济上难以获得充分赔偿,易于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范畴已被世界多国选择。我国应引入社会补偿制度,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救助与补偿之间内涵与区别,明晰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性质,构建补偿对象清晰、补偿条件明确、资金来源充裕、管理机构权威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以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关  键  词: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社会补偿制度

收稿日期:2020-12-07

作者简介:王素芬,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任妍晖,辽宁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医疗保险可持续运行的法制保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JC201921。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6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依据起诉案件数量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常住人口数相比较,全国平均每万人的刑事犯罪发案量为13人。[1]我国共有14亿人口,数量多、基数大,因此,每年新增的刑事被害人人数不容小觑,如何保障这一群体的权利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已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并纷纷建立了专门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新西兰于1963年颁布《刑事损害补偿法》,开现代意义补偿制度之先河,其后十余个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陆续颁布刑事被害人补偿法。1985年11月29日,经联合国大会第40/34号决议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原则宣言》)正式颁布。直至今日,《原则宣言》仍然被视为世界范围内刑事被害人補偿的大宪章。相比之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在2007年将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列为立法建议项目。2009年,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2014年,中央政法委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司法救助意见》),标志着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正式建立,但时至今日,该制度依然停留在政策层面,距离专门立法仍相去甚远。

由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在实现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一赔偿依赖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完备程度,而理论与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已成共识。“如何透过社会团结之措施,将社会对于弱者之慈善化为制度性之保护制度”早已成为各国共同的课题。[2]因此,立法层面需要回应如何基于既有政策及相关实践,为刑事被害人构建适宜的社会补偿法律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学理评析

社会补偿是基于社会连带理论,对于战争、意外事件、犯罪行为等特定因素给个人造成的损害,在传统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及其他制度无法有效救济的情形下,以社会整体力量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使当事人不致因上述特定因素造成的伤害影响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3]社会补偿制度的创设是构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亦是对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

事实上,我国当下并无一部名为社会补偿法的法律,社会保障法学理体系中亦较少提及社会补偿。因此,《司法救助意见》中将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有关制度称为“国家司法救助”。在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国家司法救助属社会救助项下的专项救助之一,旨在助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将一项本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冠以“国家”之名并不合适。诚然,社会保障并不排斥国家责任,且需要国家充当“给予者”对其予以支持,[4]但社会保障中的国家责任并非是完全的“国家责任”,而更应当理解为以政府责任为基础的社会责任。因此,将作为社会保障项目之一的司法救助冠以“国家”之名难免引发误读。笔者认为,将国家司法救助定性为社会救助也不妥当。从体系上说,社会救助与社会补偿均为社会保障法之重要组成,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社会救助法制建构的最终目的在于形塑社会保障之最后安全网,该制度多适用于低收入或无收入的群体,系典型的无因性社会保障,即凡法定低收入或无收入者皆可申请,申请人和政府均无任何过错;社会补偿是“依据法律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对于特定受害人给予的经济补偿,因社会秩序紊乱而产生,政府乃至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一定失职行为”,[5]乃是有因之给付。由此可见,国家司法救助并不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而应是社会补偿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引入社会补偿制度十分必要,对于明确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性质及其法治化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会补偿一词并非本土创造,而是从德国社会法中借鉴而来的。在德国,几乎所有社会法学教科书均采用1983年汉斯·察赫尔建构的社会法理论体系,即“社会预护——社会补偿——社会促进与社会扶助”。[6]这三大支柱构成了德国社会法的体系,“且它们在功能上具有相互连接、层层递进、相互衔接、全面覆盖的特征,使得德国的社会法成为一个体系严密的逻辑体系。”[7]需要说明的是,引入社会补偿的概念并非意图推翻国内原有的相关法学理论,而是尝试以德国社会法学的观点来梳理刑事被害人补偿等核心规范。德国社会法理论体系中的社会预护制度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对人们将来必然发生的“生老病死”等社会风险提供预防性的社会保障措施,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内涵相一致;社会促进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相似而又存在差异(此问题并非本文关注重点,故不在此赘述)。社会扶助制度属于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屏障,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异曲同工,但社会补偿制度,是我国目前所欠缺的。社会补偿的理论基础源于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原则①,其目的在于保障符合社会国原则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的利益,注重社会实质正义的实现。借鉴德国社会补偿制度能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在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归属,明晰制度性质,夯实制度根基。同时,与其他大多数法律制度相比,社会补偿制度产生的时间不长,我国学界近几年才将此概念引入,故其学理体系并不完善,很多方面的理论共识尚未形成。以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并完善该制度体系为切入点,恰恰能够起到反向促进作用,有助于社会补偿基础理论的提炼,并由此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更有利于加快健全相关法律规定。

三、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正当性

(一)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其一,确保刑事被害人能够获得有效的经济补偿。在我国,刑事被害人之权利救济属于刑事法范畴,其损失主要依靠犯罪人赔偿得以弥补,而犯罪人赔偿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我国实施此项制度至今已逾三十年,旨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这一制度的本意在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也正是基于这一本意,导致该制度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附带性:一则无力与国家打击、惩罚犯罪行为争夺有限的司法资源;二则诉讼结果受刑事审判牵制,胜败并无定数。从客观条件来看,犯罪人的赔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制度功能的实现,亦使被害人手中来之不易的胜诉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不仅如此,许多尚未破案或犯罪人尚未归案的刑事案件甚至无法走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步,被害人想要获得赔偿更是奢望,但社会补偿制度能够有效弥补上述不足,可确保刑事被害人获得有效的经济补償。

其二,司法救助的诸多弊端呼唤社会补偿制度之规范设立。随着《若干意见》与《司法救助意见》的出台与实施,新的出路似乎初见端倪。然而,在过去的救助实践中,开展被害人救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缓解被害人的经济状况,似乎更偏重于防止被害人因生活陷入困境而反复申诉上访甚至酿成极端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如此一来,文件的刑事政策导向性明显,所有可能造成上述不良影响的群体都被纳入到救助范围。依据刑事政策说的相关理论,补偿被害人一方面修复了损害、恢复了法秩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国民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从而为防止被害向加害转化、赢得公众和被害人配合与参与、刑罚宽缓化创造良好条件。[8]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救助的核心不再是亟需获助的被害人,而是秩序维护和公民信赖等政治利益诉求,是将保护被害人当成了手段,背离了被害人保护的理念。”[9]但从该制度的实践情况来看,各地标准参差不齐、政策秘而不宣;有的地方将救助刑事被害人视为“维稳”工具,[10]旨在防止其闹事、上访,而没有对需要帮助的被害人给予平等保护,造成部分被害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因此,在明确既有不足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勾勒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构思制度的规范体系便尤为必要。唯有如此,才能使刑事被害人得到应有的、公平的、全面的补偿,使其经济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亦可彰显社会保障法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二)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可行性

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侧重于凸显制度的重要性,但如何将这项重要的制度加以推行,还需探讨构建该制度的可行性。具体来说,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可行性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实践中已有类似探索。我国最早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是山东省淄博市。200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委、政法委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其中即规定了“对遭受犯罪严重侵害、无法获得赔偿的被害人予以物质救助”。此后,《若干意见》及《司法救助意见》相继出台,确立了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按照《司法救助意见》的要求,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纷纷结合本地区实际,出台了国家司法救助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开展救助工作。虽然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但其与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在保护对象上具有相似性,均包含刑事被害人,因此,该制度在实践中总结的有益经验及相关数据是实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重要基础。

其二,社会补偿制度的内在优势及其填补价值。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能够弥补其他部门法的不足;从社会保障法体系内观之,社会补偿制度亦可填补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漏。在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框架下,“只要犯罪事实与被害损失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则被害人或其遗属即可提出补偿之申请”,[11]无需等待刑事审判结果,亦不受刑事审判结果牵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相比,更有利于抚平被害人内心的伤痛。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当社会补偿的对象不符合社会保险给付、社会救助给付之情形时,就无法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获得保障,“而当事人又遇到不幸甚至影响其正常生活,此时社会补偿制度作为新型社会保障形式应运而生,其是社会安全网的一角,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12]

其三,我国已经具备实施社会补偿制度相应的经济条件。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因为制约制度建设的最大瓶颈往往是经济因素。我国虽属于发展中国家,不及发达国家财力雄厚,但以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完全有实力支持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实施。国家统计局2020年2月28日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经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0865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比上年增长6.1%,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1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全国各级法院每年发放的司法救助金总额均在10亿元左右。[14]综合以上各方面条件可见,我国现有资金状况已经不是构建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障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人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法治社会的深入推进,加之过去十余年相关制度的实践经验现实的迫切需要,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并出台具体立法已颇为可行。

四、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具体路径

(一)厘清补偿对象

我国被害人群体数量巨大,单就资金方面考虑也不可能对所有被害人都进行补偿。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12条把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作为补偿对象,没有规定对所有刑事被害人都须进行补偿。许多国家在构建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时大多也对补偿对象的范围加以限制,仅将因故意的暴力犯罪遭受人身伤害或者死亡后果的被害人作为补偿对象,而侵犯财产的犯罪一般不属于可补偿的对象。[15]因此,我国在进行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立法时也应结合我国刑法具体规定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补偿对象进行限缩,以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及公平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在被害人为公民的情况下大致可将犯罪行为分为两类,一是侵犯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犯罪,二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犯罪。如前文所述,许多国家在确定补偿对象时多排除财产犯罪的受害人,德国学者艾伯哈特.艾亨霍夫认为,社会补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填补“个人的损害”,而非“财产的损害”。[16]人身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因承担医药费、丧失劳动能力而遭受多重痛苦甚至陷入经济窘迫的困境,而财产犯罪的被害人只有财产损失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受补偿的必要性、紧迫性相比前者较弱。因此,结合我国刑法规定,将我国被害人社会补偿对象表述为“排除纯粹的财产犯罪的被害人”似乎更加严谨。同时,并非人身法益遭受侵害皆可被纳入补偿之列,亦要求造成严重的后果,即被害人重伤或死亡,其判断标准可径行采用刑法上之认定标准,并无再造之必要,以防止多重标准引发学理及适用上的混乱,亦可避免多次鉴定,从而减轻当事人的负担。

除前文所述,还存在这样一类被害人,犯罪行為并未造成其身体上的器质性损害,也未造成其直接财产损失,但犯罪行为使其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多为性犯罪被害人)。[17]是否应将此类被害人纳入补偿范围目前尚存争议。笔者认为,即便联合国《原则宣言》第12条将“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纳入补偿范围,很多国家的立法中也有类似规定,但就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来看,暂时还不宜将其纳入社会补偿对象范围。正如人身法益受到侵害时将损害程度限定为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精神受损时亦不能不问其受损程度,故应限于精神“严重”损害的被害人。“严重”一词并不如“重伤” “死亡”等表述具体,对于精神损害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不能仅凭主观判断。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原则上我国刑事领域并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存在相应标准。①民事侵权领域中虽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但民法与刑法保护的法益不同,引发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自然不一致,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时无法参照。在无法确定判断标准的情况下贸然将此类被害人纳入补偿范围,不应是制度实施初期的明智选择,应待相关法律出台后,且制度运行日趋平稳时,再考虑将此类被害人纳入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范畴。

依据《司法救助意见》的规定,如果被害人死亡,补偿对象则为被害人近亲属,但在该文件中并未就近亲属的范围及其受领补偿金的顺位做出具体安排。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45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并在第1127条中就继承顺序做出了具体安排,其中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但是,补偿被害人近亲属侧重于保障被害人近亲属的生存权,故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应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一定限缩并加以区分。我国台湾地区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日本《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以下简称《给付金法》)中均将被害人死亡时的补偿对象称为“遗属”,以便与近亲属的概念相区分。从我国社会保障法的语境分析,《社会保险法》第17条、第38条、第49条中出现了“遗属”与“供养亲属”两种不同的称谓,其中第38条第8项规定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费用包括“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此处即出现了的“遗属”与“供养亲属”不同的称谓。《社会保险法》中关于遗属的规定基本与《民法典》中有关近亲属的规定相同,而供养亲属则是指由该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近亲属。因此,为维护社会保障法中各项制度的一致性,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不妨继续沿用遗属之称谓,但是关于被害人遗属受领补偿金的问题还应结合具体的补偿项目予以综合考虑,申请的补偿金中若包含扶养费一项则要求该遗属依赖被害人扶养维持生活,“因为该给付之性质与被害人之财产有异”。[18]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补偿资金的浪费,以使得真正有需要的遗属得到补偿。

(二)明确补偿条件

在以往的实践中,刑事被害人或者其遗属获得救助的条件是因遭受犯罪侵害致使其“生活困难”,作出此种限制似乎是出于国家财政承受力有限的考虑。然而,刑事被害人补偿若以被害人或其遗属经济困难为限,则须对补偿申请人进行资产和收入调查,如此便会大大降低补偿效率,难以为被害人或其遗属提供及时的有效帮助。虽然目前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群体较庞大,但在已经限定补偿对象为重伤被害人或被害人遗属的前提下,这一数目会大为减少,再附加“生活困难”这一限制条件似乎并无必要,反而会消减该制度的救急功能。同时,去除这一限制条件可有利于克服实践中“大闹多给、小闹少给、不闹不给”的弊病,摆脱功利主义之嫌,亦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补偿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不设置生活困难的限制条件并不等于在补偿金的发放上完全不设限制。基于“自我引起被害”和“救助有违公平”的原因,各国被害人补偿的排除条款通常包括但不限于:被害人过错、被害人与犯罪人属于同一家庭成员、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等。[19]因此,即使被害人符合前述所有要求,但存在排除条款中规定的情形,也不能获得补偿或不能获得全额补偿。我国在立法时亦可结合实际情况对上述条件进行取舍,使立法更具合理性,更能符合一般社会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另外,从提出申请到补偿金的发放尚有一段时间间隔,因此对部分有急迫需要的被害人可进行先行补偿。这一做法实际源于日本《给付金法》中的“假给付金制度”。此项制度规定,如果公安机关因被害人的伤害程度等有关事实不清,不能立即作出决定的,则采取“救济前置主义”,按政令确定的数额先支付1/3的暂时补偿金。[20]我国亦可采取这种方式,对确有紧急需要的被害人或其遗属先行发放部分补偿金,从而解决部分被害人的燃眉之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总体来说应以一般补偿为原则、以先行补偿为例外,先行支付的金额须在最终确定的补偿金数额中予以扣减。

(三)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充足的资金是制度得以建立并良性运行的基础,倘若资金不足,再完备的制度也终究是一纸空文。墨西哥在1929年、古巴在1936年曾尝试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但均因资金不足而以失败告终。[21]目前,我国司法救助资金的筹集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而建立专门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则应实现补偿资金的专款专用,政府在制定每一年的年度预算时应对发放的刑事被害人补偿款专项列支。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财政拨款固然稳定可靠,但绝不能视其为唯一,把所有的责任都强加给政府,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障制度的实现是不现实的。若完全依靠财政支持,大可直接称其为国家补偿,但该制度的社会性便无从彰显。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资金筹集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应呼吁社会公众和公益组织对刑事被害人给予充分的关注与关怀,调动社会公众和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刑事被害人援助工作,踊跃捐款捐物,从而达到扩充资金来源的目的。此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得到更多帮助,而且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和谐社会之构建。另一方面,亦可将监狱服刑者的部分劳动收入纳入补偿资金以补充资金的不足。我国《监狱法》第72条明确规定参加劳动的服刑人员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并未规定服刑人员劳动报酬的具体分配方案。国外一些国家针对服刑人员劳动报酬的处分方式可供我国借鉴:“罪犯的劳动报酬并非悉数交与罪犯本人,大多分作数项:上缴国家;犯人在被拘禁期间的正常支出(包括本人和其家属);赔偿受害人;释放后使用的储蓄金。”[22]保障监狱服刑者的劳动报酬权并将其劳动所得分公私两项使用的做法为拓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资金的来源提供了新思路。劳动报酬一部分为服刑人私有,可以调动其积极性,提升劳动效率,进而使补偿资金不断增加,为财政支出减轻负担。如此一来,不仅使服刑人员的劳动报酬权得到切实保障,也有助于被害人社会补偿的权利得以落实。

(四)框定补偿事务管理机构

与社会公益活动不同,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公权属性,故而其主管部门应为国家机关。在以往的实践中,补偿事务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处理。就法院而言,虽对案件事实有着深入的了解,但不宜管理此项事务,原因有二:其一,刑事案件由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后法院开始介入,若此时便开始处理补偿事项,未免有未审先判之嫌;其二,若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束之后处理,又会使社会补偿制度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殊途同归,增加了法官原本就繁重的工作量,被害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补偿,公安机关、检察院亦是如此。因此,笔者建议由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共同管理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事务,以民政部门为主,公安机关为辅。因为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是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刑事被害人作为逐渐走进人们视线的“弱势群体”,将其补偿事务交给民政部门管理亦是“民政”工作内容中的应有之意。同时,民政部门属于行政机关,在资金调拨方面存在优势,也便于接受社会捐款。[23]但是,民政部门并不了解案件事实,也不能仅凭被害人的一面之词予以判断,为了节约时间及人力物力成本,公安机关应予以协助。之所以选择公安机关而非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因为公安机关介入案件最早,加之刑事案件的侦查多由公安机关负责,方便调取证据资料,可为民政部门提供及时、可靠的案件信息。公安机关只是协助民政部门了解案件事实,真正与被害人接触的只有民政部门,这就避免了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此外,民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同属行政机关,若被害人不服补偿决定,可直接依照《行政复议法》及《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对自身权利进行救济,避免在救济程序上另设规定,造成制度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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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婧姝)

作者:王素芬 任妍晖

刑事国家补偿制度管理论文 篇2:

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略论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和地区,从欧洲议会到联合国,都纷纷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文章对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提出模式构想,对于保障被害人基本人权、恢复社会正义、推动我国法律体系完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补偿制度

[作者简介]杨春,淮阴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讲师,法学硕士,江苏淮安223003

党的十六届六中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并明确指出要“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决定》的这些重要论断为构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此为契机,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在理论上加强了对该制度的探讨,对该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比较多的理论论证。个别检察院已开始制度尝试。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9月13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的重要文件,进一步促进了理论上的探讨,并直接促进了各地的司法实践。相信这些理论的探讨与司法实践都会对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刑事被害人补偿之概念架构

美好生活离不开和谐的生活秩序。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孔子的“和为贵”,还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整个天是一个和谐”;无论是西方近现代宪政的理论与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道路,尽管其理路不同、表达方式不一,但都可以说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对和谐生活秩序的追求。

犯罪是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犯罪是对既有和谐秩序的一种破坏…。在存在被害人的犯罪场合,犯罪总是会不同程度地造成被害人的物质的损害或精神的损失,或两者兼而有之。

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需要国家的保障。世界各国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赔偿;另一种是补偿。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1)冤狱赔偿(国家赔偿),即国家因其错误的刑事司法行为而对被害人进行的一种赔偿。(2)犯罪人赔偿(亲属等代为赔偿),即犯罪人对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而进行的一种赔偿。(3)犯罪保险补偿,是指投保人受到某种犯罪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由保险公司进行的保险补偿。(4)国家补偿。

刑事被害人补偿,即指前述分类之国家补偿,就其内涵而言,学者或有不同的界定,但大意无非系指“因一定犯罪而受损害之人,包括直接被害人及一定范围之间接被害人如被害人的父母、子女、配偶等,得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一部财产或者非财产之损失之一种社会安全及司法制度”。要准确理解这一基本概念,应注意廓清其与其他几个概念之区别。

1 刑事被害人补偿不同于犯罪人赔偿。犯罪人不仅因其犯罪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统治关系”而应承担刑事法上的责任,而且因其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害,更应承担民事法上的责任。就民事赔偿而言,既然是赔偿,就不仅在于弥补因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更应体现一种惩罚性、报应性;而补偿则不同。

2 刑事被害人补偿不同于冤狱赔偿。冤狱赔偿在我国即指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中的刑事赔偿。刑事赔偿的理论依据在于民法上的过错理论,而刑事被害人补偿的理论依据则名目繁多,有社会契约论说(国家责任论说),还有社会福利说等。

3 刑事被害人补偿不同于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执行国家行政职能、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为引起的损失补偿,以个人、组织所受的直接损失为限,一般为事前补偿;而刑事被害人补偿则不同。首先刑事被害人补偿发生在刑事司法领域;其次引起刑事被害人补偿的直接原因是犯罪行为,而不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最后,就刑事被害人补偿之理论与制度实践看,其补偿范围也不一定仅以直接损失为限。

4 刑事被害人补偿不同于犯罪保险补偿。犯罪保险补偿往往是商业性质而不是官方性质,被害人获得补偿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自己已购买保险。这种制度显然是加重了被害人的责任,作为理论依据难免有点牵强。如果犯罪保险补偿是以纳税人税金的一部分作为财源而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则也未尝不可,但此时之犯罪保险补偿在理论上已被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社会保险说所吸收,其独立性也不复存在。

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之动因机理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考察,刑事被害人补偿理念与制度的起因与人类正义观念的变迁及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有关。在人类社会早期,虽然不存在今天这一套与犯罪、被害人相关的法律术语、规范与体系,但是危害氏族正常生活的“犯罪”行为还是有的,当然也存在相应的“被害人”,因此,也存在着古老的正义观念,也存在对“权益”进行救济的方式,只不过那时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后来大有不同。在人类社会早期,实现的是私力救济,而不是后来的公力救济。而且个人是强烈地依附于氏族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氏族的保障。但就氏族而言,它仅能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提供这种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提供这种安全保障的能力便越来越弱。其原因在于氏族本身提供其成员所需要的安全保障方式影响了其能力的提供。“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这是氏族的弱点。

国家取代氏族同时克服了氏族的弱点。国家以暴力机器作为强制手段,将社会纠纷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以使自己不至于在冲突中毁灭。刑事诉讼是国家化解最剧烈的社会冲突的手段。采用国家追诉犯罪的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了私力救济方式中个人或氏族力量的无力;二是避免了私力救济的无序。但这只是大概而言。就个案而言,并不总是如此。国家追诉犯罪并不总是成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无限发展的社会冲突中,国家力量发展的有限性。以有限对无限,难免捉襟见肘。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犯罪也日益复杂化。表现为高智商犯罪、高科技手段犯罪不断增长。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今天出现的警力不足,诉讼爆炸。

可见,通过刑事追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的秩序,但显然并不能达到社会对秩序的企盼。法治国家与正在迈向法制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寻找调控社会的方法时遇到了难题。国家可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有耐心的猎手,静静地等候狡猾的犯罪人出现,但千千万万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们迫切需要能解决其现实困境的办法。

总之,国家用强制的调控方式代替了氏族道德调控的方式之后,必然要继续面临调整社会纠纷方法的重新调整和多重选择。早在公元前1775年汉穆拉比时期的《巴比伦法典》就规定,领土上的统治者对抢劫案件中遭受财产损失的被害人,在犯罪

人没有抓获的情况下取代被害人的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向死者的继承人支付一定的银子。这是有关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较早规定。1957年,英国社会活动家、大法官玛格丽·弗瑞在英国《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被害人之正义》的文章。这篇论文的发表,开启了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新时代。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动因:

1 适应目前法治化进程中的现实诉求。“马加爵涉嫌故意杀人案”、“邱兴华故意杀人案”等等这些滴血的典型案例深刻地向世人表明,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后的处境是何等的尴尬和艰难,对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权利的救济的形势是多么紧迫。

2 体现国家对被害人人权的特殊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内涵。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司法领域,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对被害人给予高度关注。诚然,在刑事诉讼领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容易受到公权的侵犯,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可以被忽视。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犯罪人,其权益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社会的关注,而作为被害人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与关注,这就是最大的不正义。

3 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有机统一,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法者,平之若水。公平、正义是其价值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立法确认公民的基本人权,这是分配正义的体现。但是,当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时,矫正正义就应发挥作用,恢复应有的正义状态。

4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协调高效,政通人和,健康向上,安定有序,公平正义,都是讲的要有秩序。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离不开每个公民的参与,也离不开刑事被害人。从关系上看,每一个刑事被害人,既是公民之一分子;而每一个公民,亦是潜在的刑事被害人。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则对于刑事被害人而言,不仅是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处遇,对一般公民而言,也有助于增进其对政府的认同感。

三、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之理论依据

对于刑事被害人制度而言,它的构建不仅仅是因为现实这块土壤的培育,更是相应理论发展浇灌之结果。这就是理论对制度与实践所具有的革命性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刑事被害人补偿理论之历史嬗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体而言,刑事被害人补偿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社会保险说、诉讼参与说、命运说、公共援助说等。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国家责任说作简要的评述。

国家责任说认为,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的权力,国家对公民的人身、财产负有不可推卸的保障责任。在犯罪人追索不到,或其无力偿付其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时,国家就有责任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社会契约论和损害赔偿论构成了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前提。

在卢梭那里,公民社会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力基础之上,自然是支配自我利益。自然太低级,不理解公民社会,对自然的研究表明,它不能作为标准,至少是不能作为社会的标准。因此,卢梭认为,困难是找到一种用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卫和保护个人及其每一个成员的财物的联合形式;不过尽管在这种联合形式中每个人都与所有的人成了一体。但它仍只服从自己并且向以前一样仍是自由的。从上述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到,卢梭心目的政府(国家)对公民承担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与霍布斯不同,卢梭心目中的政府(国家)并不因为其承载了这样的安全保障义务就可以限制公民的自由,恰恰相反,它应该促进公民的自由;否则,就是对“公意”,对社会契约最根本的违反。“国家最优先的义务之一,就是调查和裁决公民的争端。”国家如果不能完全追诉犯罪,国家就应思考:这些案件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固然有优势,但是亦有缺陷,即使国家能迅速地追诉犯罪,犯罪分子承担了他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但若其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等,又无力偿付被害人的民事责任,这些案件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又如何保障。因此,国家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与被害人要求犯罪分子承担民事责任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也就是说,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实质上降低或免除了犯罪分子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这是妨碍赔偿论所要表达的一种观点。

国家责任说在我国颇受学者与司法实务界的欢迎。国家责任说从宏观上来看,也符合我国目前的形势发展,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这为我们建立以国家责任说为理论依据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提供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国的国家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的手段。

但是,国家责任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其心目中的政府(国家)只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国。但在现实中还未发现有这样完美无缺、能够什么责任都完全承担的政府。认为国家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妨碍了其对民事责任的承担的说法,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如果缺少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缺少对犯罪分子与潜在犯罪人的震慑力,不仅被害人(公民)的财产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且人身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理论制度都是根源于客观的物质经济条件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国家承担责任,尤其以该理论作为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时,应该考虑到我国的综合国情,不能片面地理解国家责任。如果从很片面的角度去理解,就意味着要求国家承担其承担不了的责任,实质就是无责任。

四、中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之模式构建

在考察了刑事被害人补偿之概念架构、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之动因机理及理论依据之后,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中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之初步构想。

1 立法模式。有学者提出参考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思路,在诉讼法典中制定独立的一章;也有的学者提出应制定特别法。但在制定特别法的问题上,学者也有分歧。有的学者建议只立一部包含实体与程序的法律;而另有一些学者考虑分别制定相关的实体法与程序法。考虑到将来对被害人救助力度的加强与制度完善,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其他内容,形成包含被害人补偿在内的、覆盖其他求助制度的完整的被害人救助法,制定特别法应该相对合理些。可以参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制定一部包

括实体与程序的特别法。

2 补偿原则。原则的意义在于其统摄性与衡平性。所谓统摄性,是指其具有统领全局,体现主旨的意义;衡平性是指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出现欠缺时的弥补替代功能。作为原则,首先应体现出立法的初衷,即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因此,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应是尊重和保障被害人基本人权原则。这一原则规定,不仅体现了立法的宗旨,而且与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实现了对接。其次还应包括确立犯罪人赔偿为主、国家补偿为辅的原则,国家适度补偿原则,国家机关依法补偿原则以及禁止违法申请补偿原则。这些原则主要体现补偿本身的特点,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体现权力需要制约和禁止权利滥用的法治思想。

3 补偿条件。考虑到我国目前经济总量指标较高而人均产值偏低的基本国情,应对补偿条件进行较严格的限制。建议在立法时首先考虑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刑事案件,而且最好限定为重刑案件,根据我国刑法制度,可以考虑仅对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宣告刑),至于被害人物质上是否陷入贫困,在所不问。其次,考虑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有时涉及到的受害人较多,也应列入补助范围,但应附加物质上是否陷入贫困的限制。最后,对于其他情形的犯罪造成的损害,可伺将来条件许可时再纳入补偿范围或通过途径进行救助。

4 受偿对象。受偿对象首先为上述案件的被害人(自然人),包括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第二、三、五款情形的被害人。被害人死亡的,则为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

5 补偿范围。综合域内外立法及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制度,应规定为身体伤害、精神伤害。但对精神损害,应严格限制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6 补偿方式。关于补偿方式首选是金钱补偿。至于其他方式,有学者提及物质补偿或安排就业等。笔者认为,如果有金钱补偿,则物质补偿不仅没有必要,反而徒增相关补偿机关人力,结果还不一定令被害人或其亲属满意。关于安排就业就更是混淆了国家补偿与社会保障的界限。至少从目前的就业形势看,也不大现实。

7 补偿标准。对于身体伤害的补偿,可以参照国家赔偿法及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标准,对补偿的最高数额作出规定,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有些浮动。同时应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实际情况、具体案情(包括伤害等级以及被害人是否死亡等)等因素来确定最终的补偿金额。对于精神损害也可参照司法实践,拟定一个最高额标准,但各地区可有所不同。

8 补偿来源。应以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为主、其他方式为辅。具体而言,资金的来源可以包括:(1)税收。(2)对犯罪人罚金及没收的财产。这只是从整体而言,如果在个案中因为罚金影响了犯罪人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偿付能力,则应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先进行民事赔偿或债务清偿。没收财产时还应遵守第五十九条之规定,为其个人及其扶养的人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3)没收的保释金和没收非法所得及所得物的变卖款。没收非法所得的个案中应遵守《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4)监狱服刑者的劳动收入或其他所得中的部分。(5)上交国库的无主财产的部分。(6)社会福利团体、基金组织、公民等的捐款。补偿资金应专款专用。

9 补偿资金的管理机构与刑事被害人补偿委员会。首先,考虑到效率原则,参考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可以在人民法院设立相互独立的补偿资金管理机构与作出补偿决定的刑事被害人补偿委员会或与刑事赔偿委员会合署办公。其次,刑事被害人补偿委员会的人员遴选,可以参照法国、我国香港地区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陪审制度,从法官、陪审员、律师中产生。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从法官中产生。委员会办理具体个案应组成裁决庭。裁决庭由三人以上单数组成,庭长由法官担任。

10 补偿程序。(1)补偿程序的启动。可以规定两种方式,一种依职权,另一种是依申请。依职权方式是指对于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依职权在案件终结或审结日起7日内直接移送本院补偿委员会;依申请方式即指由被害人或其亲属在公检法三机关作出生效决定法律文书之日起30日内向同级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在7日内进行审查,从审查日起30日内作出补偿决定。被害人或其家属提出申请应提交相应的材料。在具体制度设计时,应考虑预先支付补偿金的特殊情形。(2)裁定过程中,人民检察院依法派员进行监督。

11 救济程序。补偿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不作出决定,或者受害人或其亲属补偿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自期满之日起或收到决定之日起7日内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应在30日内作出决定。该上一级补偿委员会如有违法行为,受害人或其亲属也可以向该法院进行申诉,法院应要求补偿委员会15日内重新作出决定。受害人或其亲属或向其同级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同级人民检察接到申诉后,认为不当的,应当要求该补偿委员会在15内重新作出决定,法院应当作出决定。

12 补偿金的返还与追偿。鉴于补偿金的补偿性质,受害人或其家属在预先支付(或取得)补偿金后,又因同一损失获得保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时,得向补偿委员会返还其所取得的相应的补偿金。补偿委员会支付了补偿金后,在其所支付的补偿金数额范围内,取代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权利,对犯罪人或对犯罪造成的损害负有责任的人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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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春

刑事国家补偿制度管理论文 篇3:

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摘要:为了探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阐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及立法构想。认为中国应构建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补偿的对象、条件、范围、数额、资金来源、补偿方式、裁定机构以及程序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国家补偿制度

从经济上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对刑事被害人受损利益的补救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然而,仅靠这一途径还不能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请求。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人无力赔偿的情况,或者由于案件不能侦破使被害人无法主张权利,由此导致被害人的被害状态呈无限延续之势,使有些被害人成为“永久的被害人”。因此,必须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由国家对不能从犯罪人处获得赔偿的被害人实行补偿,这可以使被害人补偿得到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给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恤和安慰,从而恢复失去的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于受到特定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或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

从历史上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经历了由确立到消失到再度恢复的过程。早在3700多年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就产生了。古巴比伦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公元前1775年)中规定,如果未能捕获罪犯,地区政府应当赔偿抢劫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谋杀案件中,政府从国库中付给被害人的继承人一定数额的银子。后来,古希腊、罗马也一度有类似的补偿规定。但这一制度很快便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中。究其原因,国家神化的建立,使个人权利逐渐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到18世纪,欧洲掀起了监狱改革运动,监狱改革家们一方面为囚犯的痛苦而呼吁,另一方面呼吁人们重视被害人的困难处境。著名监狱改革家边沁(Jere-my Bentham)主张,社会不应该抛弃那些人身或财产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被害人曾经对其作出过贡献而有责任保护他们的社会应当补偿他们的损失。在20世纪初召开的几届国际刑罚会议上,现代犯罪学的奠基人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菲利(Enrico Ferri)和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Garofalo)都赞成国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认为刑事被害人因种种原因不能得到赔偿便转而通过犯罪以维持生存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但由于当时各国经济实力不济,该建议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英国著名监狱改革家、法官弗莱(Margery Fry)女士于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提倡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新西兰于1963年建立了一个刑事损害补偿法庭,开始对被害人进行补偿,成为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英国于196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不同的赔偿制度,1988年英国刑事审判法将国家补偿规定为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法国于1977年在《刑事诉讼法典》第4卷特别程序中增设第14编,确立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即使是因心神丧失而对行为人不能作犯罪处理时也可以补偿。1981年又规定,对盗窃、诈欺、渎职案的被害人也采取补偿手段。美国的1982年法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到1985年,美国的3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补偿制度。澳大利亚(1967年)、加拿大(1969年)、瑞典(1971年)、德国(1971年)、奥地利(1972年)、芬兰(1973年)、日本(1981年)陆续通过立法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在上述国家确认国家补偿制度的基础上,联合国于1985年通过了《为犯罪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对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使被害人补偿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梯。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一是社会保险说。该说主张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稳定和安全的意外事故。对于受到犯罪侵害这一问题,也应视为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之一,在被害人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予以补偿而不使被害人被迫独自承受这一事故带给他的损失。二是国家责任说。该说主张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因此国家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国家不胜任、疏忽大意或者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国家又不允许私刑的存在,那么被害人不能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当对其损失给予补偿。三是社会福利说。该说主张国家对被害人予以补偿是一种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享有的,社会福利取之于民也应用之于民,公民具有享受社会福利的平等权利。当被害人遭受犯罪的侵害而境遇悲惨,又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赔偿时,理应由国家进行救助或援助,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保险说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根据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是:如果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倒不如设立一个新险种——刑事被害险。每个人都有成为被害人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因此而得不到完全赔偿的可能,索性投个保就解决问题了,完全没有必要专门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因此,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作为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适合。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民与国家缔结的“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洛克(John Locke)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因此根据“契约”,当国家不能履行义务时,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此外,在古代社会,由于国家的权力尚不发达,缺乏政治力量来维持公正,私人自行寻求赔偿就是惟一的寻求赔偿方式。法律机构发达后,国家开始限制私力救济,进而垄断司法,将惩罚犯罪的权利列为公法的禁脔。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取得惩罚

犯罪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被害人赔偿的责任。加罗法洛指出:“文明社会中的犯罪现象比在野蛮部落和原始人群中更可悲。被害者更强烈地激起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依靠法律保护,习惯对个人差异进行和平调整。”

但是,国家责任说有所偏颇,没有看到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福利性质。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包括因其他原因而导致贫困的人,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状况,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更应通过各种政策使人民在和平、安全、富裕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充分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国家建立补偿制度,关怀、帮助被害人,改善被害人的境遇还具有福利的性质。

三、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

“正义是一个以权利为基础(right-based)的而不是以目的为基础(goal-based)的价值目标。”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美国学者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用来分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他认为,契约的目的并非是选择建立某一特殊的制度或进入某一特定的社会,而是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告诉我们社会的首要价值是正义,国家应尽力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犯罪人理所当然地要给予赔偿,但由于客观处境及经济条件等原因,致使犯罪人无法或不能全部赔偿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时,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由国家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减轻其痛苦和损失,保护被害人这一“最少受惠者”,从而恢复被破坏的正义。

(二)有利于保障人权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它是一个随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发展的概念。早期的自然法学家从人类抽象的存在出发,认为人权就是“自然权利”,包括作为一个人应当享有的自由、平等、自治、获得幸福的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能否获得政府充分、及时的司法救济也是衡量这一社会人权状况的重要依据。由此,人权理论扩展并关注到社会制度对公民的保护和救济程度。《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明文规定,“任何人当宪法和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权行为作有效的补救。”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重要国家救济制度,它使公民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权利、生活的权利又多获得了一份保障。犯罪与人类社会是始终相伴的,只能尽量减少而不可能消灭,这是犯罪学界的通识。因此,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犯罪的控制,使其尽量减少对社会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被害人的事后抚慰工作,由政府负担起保证被害人获得救济的责任。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对被害人权利的一个最为直接有效的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应为之举,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任何事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中,被害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犯罪作为外力强加于被害人的恶性刺激,会使被害人在被害后立即进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被害人学的研究表明,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是可以发生角色转换的,不少罪犯是因自己受害后由于没有获得公正待遇而对社会正义失去信心,从而走向犯罪的。如果被害人生活难以维持且又不能从犯罪人和国家那里得到必要的赔偿和补偿,被害人很可能对生活丧失信心,这种心理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将会做出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彻底地由一个被害人转化成一个新的犯罪者,从而形成一个恶性的犯罪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对于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灾难。正如英国法学家斯坦(Peter Stein)所言:“如果不受公意的遏制,报复就可能引起再报复,由此导致社会混乱。”因此,如果不及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满足其合理的要求和愿望,难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加强对被害人的救济和补偿,将会使被害人心理上得到平复,对司法制度产生一种认同感,从而有效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四)有利于培养政府和公民的法制理念

现代法制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制理念就是依法办事,政府要依法行使权力,公民要依法维护权利。但囿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缺乏法治的理念,特别是在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中,蕴涵着“国家利益至上”,政府权力专横,无视个人权利及价值,否定公众主体性权利,压制乃至剥夺社会个体的权利的精神。在对待被害人国家补偿问题上,人们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国家对犯罪人追究了刑事责任,则在国家的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时,被害人指控犯罪的一切愿望也就得到了满足。从我国对被害人经济补偿的现行做法来看,有不少是按照长官意志以行政手段来解决的,对被害人或其家属行政式的强制性补偿或赔偿方式,透明度低,操作性差,极易引起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司法制度和司法公正的怀疑,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这说明,在被害人补偿或赔偿问题上,政府还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和程序观念,同时也说明,在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势在必行的。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使政府在对被害人补偿时,以及被害人请求政府给予补偿时,都有法可依,这对培育政府和公民的法制意识和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设想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供了物质保障;中外法律文化的融合,也为建立该补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笔者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通过制定专门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来实现,该法应对国家补偿的原则、对象、条件、范围、数额、资金来源、补偿方式、裁定机构以及程序等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立足于我国国情,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有益成分,具体可作如下设计:

(一)补偿原则

原则决定着一项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国际刑事法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当确立以下基本原则:(1)及时补偿原则。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之后,处于不利社会地位,需要国家及时给予救济,国家应及时向被害人进行补偿,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对于急需救助的被害人,进行应急补偿;对于案件久拖不决的,进行临时补偿。(2)赔偿为主、补偿为辅原则。国家补偿只有在犯罪人对被害人的

赔偿不能或基本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力度,要最大限度地责令被告人做出赔偿,如果被告人及其家属履行赔偿责任后被害人所受的损失已基本得到弥补,便可不再予以补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由国家先给予补偿,然后再由被害人向犯罪人追索。(3)比例原则。国家向被害人提供的补偿力度应当与其遭受的实际损害程度相适应。如人身伤害范围内,有致人死亡、重伤、轻伤、轻微伤的差别,一般只对故意实施的严重伤害案件予以补偿,而且各种类型均有依据不同的等级标准。这既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也防止了补偿标准无章可循的情况。

(二)补偿对象

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各国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各国一般将补偿对象限定为无辜的、遭受严重暴力犯罪的被害者(包括在其死后的家属特别是受抚养人)。《原则宣言》第11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一是遭受严重罪行造成的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二是家庭成员,特别是由于这种伤害而死亡或身心残疾的受害人的受养人。综合其他国家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对象应仅限于自然人,包括我国公民或在我国境内遭受犯罪侵害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况:(1)被害人因被犯罪行为侵害而死亡时,补偿对象只能是直接受害者的近亲属或其受养人。(2)当被害人受伤或致残时,补偿对象应包括被害人本人、其近亲属或受养人。至于享有补偿请求权的近亲属及受养人的范围与顺序,则可以参照我国《继承法》中的相关规定,按被害人的配偶,依靠被害人之收入维持生活的被害人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孙(外)子女、祖(外)父母。如果被害人的子女在被害人死亡时是胎儿,甚至胎儿本身就是共同的被害人时,对他们的补偿也应按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三)补偿条件

补偿条件是国家进行补偿的重要依据,各国的法律性质不同,补偿的条件也就相应的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的客观现实情况以及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被害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获得补偿:(1)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那里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充分的补偿。(2)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不具有亲属关系。(3)被害人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而造成了生命、健康的极大损害。(4)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无过错或者承担很小的过错,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应考虑其过错大小。(5)被害人必须在7日内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四)补偿范围

各国对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人身伤害应予补偿已达成共识,但是否应对被害人因犯罪而受到的精神损害给予补偿却争议很大。笔者认为,对于某些犯罪(如强奸),被害人除了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外,其人格所受的侮辱、精神所受的伤害恐怕远不是一点物质补偿所能抚平的,故应对某些特殊犯罪的被害人给予适度的精神损害补偿,具体补偿范围包括:(1)医药费、丧葬费、生活补助费及受死亡被害人生前抚养的父母或子女的抚养费用等。(2)部分被害人的精神损失费。

(五)补偿数额

当前世界各国对被害人国家补偿数额的规定各不相同。有的规定了最高数额,有的规定了最低数额,还有的对具体的补偿方法作了直接的规定。在英国,国家补偿的最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被害发生时工资的两倍。新西兰规定,金钱之上的损失及费用开支的补偿,不得超过1000英镑。美国大部分州规定,被害人损失财产100美元以上者才能申请国家补偿。对于国家补偿的最高限额,除了纽约州未作限定之外,各州从1500美元到50000美元不等。补偿金具有“慰问金”的性质,加上我国经济条件有限,因而数额也不宜过高,应借鉴美、英等国,采用最高限额制。(1)参照《国家赔偿法》规定最高补偿限额,即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2)具体补偿数额应根据被害性质、状况、程度、损害大小、被害人的过错责任以及犯罪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和被害人目前的生活状况来综合考虑确定补偿金额。

(六)补偿资金的来源

各国的国家补偿资金的来源不尽一致。但总体来说,主要来源有两条渠道:对罪犯的罚金和国家税收。联合国《原则宣言》第13条提出:“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做法。在适当情况下,还应为此目的设立其他基金,包括受害者本国无法为受害者所遭伤害提供补偿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可设立一项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专项基金,由人民法院对此项基金进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资金的来源可以有以下几个渠道:(1)国家财政专项列支。(2)对被告人所判处的罚金和没收财产所得的钱款。(3)监狱服刑改造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4)上缴国库的无主财产的一部分。(5)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的捐助。(6)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的一部分。

(七)补偿方式

联合国《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规定的补偿方式为金钱补偿,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此种方式。笔者认为,从便于操作和执行的角度考虑,我国应采用现金补偿的单一方式,发放可采用一次性给付和分期给付两种方式。具体来说,医药费、丧葬费和精神损失费可采用一次性给付的方式,生活补助费、抚养费可采用分期给付的方式。

(八)补偿的裁定机构

外国的补偿裁定机构,或设于法院,或设于检察机关,或设于社会保险福利部门,或由负责公共安全政策的机关兼办,或由专门的机关办理。笔者认为,我国补偿裁定权应由人民法院行使,采取属地管辖的原则,即犯罪案件在哪一级法院审理就由该法院裁定,具体由该法院的法官组成补偿委员会裁定⑤。

(九)补偿程序

联合国《原则宣言》对补偿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笔者认为,为防止被害人在国家补偿程序中再次被害,应当建立方便、快捷的国家补偿程序,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都能够得到正确、及时的补偿。我国的国家补偿程序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权利告知。人民法院做出裁判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做出处理决定时,应告知权利人有申请国家补偿的权利。(2)申请。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其生前抚养的人应当在被告知有补偿申请权利后的6个月内,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与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一并提出;对于符合补偿条件却久拖不决的案件,在犯罪行为发生之日起1年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请求权。(3)调查。人民法院受理国家补偿申请后,应当对被害人的生活状况、过错程度、受侵害程度、有无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补偿、加害人的情况等进行全面调查,以作为决定的主要依据。(4)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补偿申请后的30日内做出是否补偿的决定。(5)执行。刑事损害补偿裁定生效后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庭负责执行。(6)救济。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补偿委员会申请复议;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上诉,同级人民检察院也可在5日内向上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提出抗诉;上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须在接到上诉或抗诉之日起10日内做出终审裁定。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加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理念,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接纳。我国作为一个向法治国家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是题中应有之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一定会从实际出发,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备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作者:许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