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

2022-04-23

【提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新战略。从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层面上来说,乡村振兴战略为最大限度满足村民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农村教育的品质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方式,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进行再审视,提出乡村振兴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作用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 篇1:

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否协调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该研究通过构建“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探索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研究表明:2002—2011年中国省际“三化”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西地区总体上依次递减;产业结构、教育经费、R&D经费投入与劳动者素质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金融支持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很明显。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产业结构;教育经费;劳动者素质

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发展协调与否是人类文明进步最重要的标志。工业化、城市化可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现代化发展则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支撑和保障。“三化”既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无论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还是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再到十七届五中提出的“三化”同步,我国的“三化”建设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三化”建设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分别存在各自的路径、机理和效应,因此,时而出现高度地耦合,时而又有资源冲突。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二元制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三农”短板现象异常显著等特点。因此,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从耦合协调的视角对我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学者对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三化”发展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二元体系理论、二元经济理论、人口流动模型、结构变革理论和聚集经济理论等。

20世纪40年代,荷兰经济学家鲍埃克(1946)在分析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本土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农业体系是当时出现的经济问题、社会矛盾的根源。随后,希金斯(1959)在鲍埃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化体系论。该理论指出,由于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生产函数,从而对就业有着不同的影响。当二元经济中的人口增长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以全部吸收增加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业部门,形成隐蔽性失业。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该理论假定工业是市场发达、技术先进的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农业则是落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经济部门。假定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流向城市中的工业部门,随着城市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新产生的工业部门可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既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的流动过程,最终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20世纪60年代,托达罗和哈里斯(1969)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不是现在的实际收入,而是预期收入。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虽然存在大量失业,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未停止,可以说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城市的高失业率。托达罗澄清了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并给出了一些建议。遗憾的是,托达罗未对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农业的协调发展过程展开研究。

20世纪70年代,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75)从结构变革论的视角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该理论指出城市化发展之初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工业化通过调整供给结构以适应由城市化发展的需求,然后城市化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以至于工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服务需求,工业化的速度开始滞后于城市化进程。从产业结构变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来看,城市化率提升与就业结构密不可分,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完全可以说是工业化带动了非农化,非农化带动了城市化,而且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趋势是明显的。结构变革理论表明,工业化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进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接着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家巴顿(1986)基于微观的视角,分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相关的经济学成因,即聚集经济理论。该理论指出,城市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工业化,即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而城市化由于具有聚集经济效应又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人口、市场、技术、服务在空间上的集聚,同时也促进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巴顿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具体的作用机制并没有更多的阐述。聚集经济理论强调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聚集经济效应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围绕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郭书田(1992)指出应当依靠农村工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钱津(2010)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贺叶玺(2011)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互作用、相互相成的共生关系。徐大伟等学者(2012)运用协同效应理论对“三化同步”的内在机理进行论证指出,利益趋于一致是“三化同步”的内在基础,信息充分与对称是“三化同步”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钱丽、陈忠卫、肖仁桥(2012)认为基础教育、产业结构以及R&D经费投入对耦合协调度具有积极的影响。曾福生、高鸣(2013)运用SBM-HR-Regoprobit模型发现,现代农业发展没能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坚实的保障,是“三化”中的“短腿”,农业科技和政策有利于解决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刘海兵、刘丽(2014)运用“三化”发展指数和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三化”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指出,工业化的进步能够引起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对工业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尽管不显著,但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显然,已有文献就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发展的基础理论、内在机制、影响因素、政策建议等做了大量研究,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夯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证平台,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与细化。“三化”协调发展其实是一个系统耦合,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系统耦合的视角出发,对“三化”协调发展的耦合机理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三化”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探索2002—2011年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程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以寻求协调发展的策略,对于中国顺利实现2020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耦合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工业化子系统、城市化子系统与农业现代化子系统耦合作用是极其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采用单一指标无法反映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与作用规律。遵循整体对应、重点突出、数据可获性与可比性等原则,在科学性、可获得性、可比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原则的指导下,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分析法,根据“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其中,工业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GDP、工业产值比重、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总资产贡献率、R&D支出占GDP比重、发明专利数、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每年高等教育毕业生数、教育经费投入、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13项;城市化指标体系包括城市人口比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建成区占国土面积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用水普及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医疗、养老保险人员比重等10项;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单位面积农业机械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每百人经营耕地面积等8项(见表1)。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计算方法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是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耦合度是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定量分析不同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三化”耦合协调度。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效益评价函数为:

u(x)=aix′i j ;u(y)=bi y′i j ;u(z)=ci z′ij

式中,u(x)、u(y)与u(z)分别代表工业化子系统、城市化子系统和农业现代化子系统的系统综合评价函数,ai、bi、ci分别为各子系统中每个指标的权重,x′ij、y′ij、z′ij为各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1. 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所选指标性质不同而存在不同的量纲,为了消除数据的数量级以及量纲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采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假定某地区第i年第j个指标值为xij,若此指标的最大值为xm ax,最小值为xm i n,为避免求熵值时对数计算的无意义,对数据进行非负化处理,借鉴张琰飞的做法,统一加0.01。

x′ij =+0.01

其中,i=1,2,…,m,表示年份次序;j=1,2,…,m,表示指标个数。

2. 指标权重确定。为克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各指标权重的赋值采用熵值赋权法进行计算。熵值赋权法是根据各指标的信息载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它通过分析各指标之间的联系程度及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为:

(1)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比重Rij:Rij =。

(2)计算指标熵值,hj=RijlnRij。

(3)将熵值逆向化,lj=l-hj。

(4)计算指标xj的权重,wj=。

(5)进行加权线性求和,计算出指标得分:

ui=wj x′ij。

目前对于协调度的计算有不少学者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建立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Cn={(u1,u2,…,um)/[Ⅱ(ui+uj)]}1/n,ui(i=1,2,…,m)是各子系统综合评价函数。由此可推理出三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即

C3=

其中:C3为三个系统的耦合度;u(x)、u(y)与u(z)分别为工业化系统、城市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三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由此得到的耦合度只能说明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而难以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当三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同样可以得到三个系统协调度较高的结果,但是这种协调与三个系统发展水平均较高时的协调度内涵是不同的。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相互交错、动态演进和不平衡的特征,而协调度模型可以更好地评判中国区域“三化”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D=,T=Φu(x)+φu(y)+γu(z)

其中,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T为工业化系统、城市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Φ、φ、γ为待定系数。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在耦合协调过程中其相互协调促进作用是不对称的,工业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一定会促进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工业化,所以,取Φ=0.4,φ=0.3,γ=0.3。为了更好地反映工业化系统、城市化系统和农业现代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对其耦合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如表2所示)。

3.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2—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样本。选取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代表工业化水平,年底城市总人口数占年底总人口数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与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之比,即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代表农业现代化水平。这里我们取耦合协调度模型中的α=0.5,β=0.5,将相关数据带入模型进行计算,其结果如表3所示。

本研究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2)标准,统一选取我国2002—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根据“三化”耦合协调的机理,构建三者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对我国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等,并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的经济分析软件是stata12.0、ArcGIS10.1。

三、中国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测度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面积广阔,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各地省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各不相同,各省(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由不同的因素推动和影响,各种因素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向的不一致导致了各省(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的不同。根据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以及各个省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进行测度,探索我国区域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耦合协调发展的情况,结果见表3,图1、图2,它们分别表示2002—2011年中国各个省和区域“三化”耦合协调的变化趋势。

1. 从整体上看,2002—2011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协调度均值为0.565 5,处在勉强协调阶段,说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个系统互动作用关系不太明显,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且考察期内“三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水平变化不大,耦合协调度从0.548 9增加为0.576 7。因此,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发展问题并未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主要是由于“三化”系统的整体功能及综合发展水平不高,从而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不高(0.565 5)。

2. 从省份分析看,2002—2011年内广东、上海、福建、北京、浙江、重庆、江苏、辽宁、湖北、四川等省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三化”协调发展水平也处在比较协调的阶段。北京、上海、广东、天津、辽宁、江苏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利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先进的科技水平、较大的对外开放度以及优越的国家支持政策,吸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大批国内外企业,引起产业空间集聚,同时城市功能持续完善,农业产业化水平得到快速发展,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三化”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江西、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等中西部地区,尽管在市场环境、对外开放与技术条件多个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未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可是这些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且主要是全国农业生产基地,农业技术也比较成熟,同时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省内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引起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规模效应明显。西藏、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和技术水平等方面还不如中东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农业化产业化规模还没有形成,导致“三化”协调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广东、上海、福建、北京四个省(市)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都在0.70以上,属于耦合协调等级的中级协调阶段,而其他地区均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阶段。因此,“三化”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省份(地区)应当借鉴这四个省(市)的“三化”协调思想与先进的管理经验,我国“三化”耦合协调度将会不断提高。

3. 从区域分析看,通过对2002—2011年的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均值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发现,2002—2011年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而且2002—2011年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笔者将中国省际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①,从表3中可以看出,广东省、上海市和福建省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最高状态,10年中平均稳定在0.76以上。同时,从图2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比较高的省份多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其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程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协调程度一般的省(市)多分布在我国中部地区,而协调程度较低的省(市)多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由此看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例如2011年北京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水平分别为94.50%、86.50%和14.54%,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比较高,而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进而制约着北京市耦合协调度的提高。而且中国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虽然远不及东部地区,但是它们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者其他地区,因此,中部和西部地区它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引起“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差异不太明显。

总体来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从不协调或基本协调等级向协调等级逐渐过渡,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影响中国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因素

为进一步研究我国“三化”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笔者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根据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研究采用以下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x1)。选取人均GDP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2000年为基础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2)产业结构(x2)。近年来,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结构变化势必会对“三化”协调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一个国家(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紧密相连。因此采用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表示产业结构。(3)科技投入(x3)。由科技投入带来的技术创新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故采用R&D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科技投入。(4)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4),表示教育投资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主要依据是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一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而促进“三化”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推行职业教育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要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农用机械与先进技术,就要求农业劳动者具备相应的职业素质。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有效推动农业发展、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现代化进程。(5)农业贷款与第一产业GDP的比重(x5)。农业资金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并且农业资金来源依赖金融支持的力度。因此,选取农业贷款与第一产业GDP的比重表示农业现代化的金融支持,(6)劳动者素质(x6)。劳动者是先进技术的承载者,“三化”的发展也与懂文化、掌握先进技术的劳动者紧密相连。因此,选取6岁及6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重(x6)反映劳动者素质。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农业发展基础、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较低,导致整体上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进而制约着“三化”协调发展。研究采用STATA12软件计算,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1)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三化”耦合协调度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其原因主要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却相对落后,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并不明显;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三化”耦合协调度较高。因此,就全国整体而言,地区人均GDP对“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与钱丽、陈忠卫、肖仁桥(201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2)产业结构对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三化”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对西部地区“三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即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越高,则“三化”耦合协调度越低。其原因在于东部与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反哺农业的效果也不明显,导致这些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进而造成东部、中部“三化”的耦合协调度也随之下降。(3)R&D经费支出对“三化”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研发经费支出促进局部与整体“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即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技术支持。(4)教育经费投入对“三化”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三化”发展过程中,劳动者基本素质的高低以及经营管理者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增长方式能否顺利转变,也关系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度快慢与质量高低,更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可以说,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会受阻。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好农业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尽快提高广大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5)农村金融支持对中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而言均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表明农村金融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尤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支持的力度,合理分配和利用农业金融资金,推动农业发展,使其有效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进步,进一步推动“三化”整体协调。(6)劳动者素质对“三化”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劳动者素质越高的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会越高,即6岁及6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比重与“三化”耦合协调度为负相关关系。因此,劳动者素质已经成为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区,更要重视基础教育造成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对“三化”耦合协调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该研究选取2002—2011年“三化”的相关数据,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中国省际区域“三化”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着重分析了2002—2011年来中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东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有所提高,但中西部以及全国总体而言,“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却具有下降趋势。(2)2002—2011年“三化”协调程度位居前5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上海、福建、北京和浙江,这些地区均为东部省份,而且这些地区的“三化”协调程度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三化”协调程度位居后10位的地区依次为西藏、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宁夏、内蒙古、新疆、广西和贵州,尽管“三化”协同程度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但也有部分东部和中部地区。(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R&D经费支出、教育经费投入、农村金融支持、文盲率对“三化”协调耦合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产业机构、R&D经费支出、教育经费投入、农村金融支持和文盲率对东部地区“三化”协调耦合度的影响是显著的;产业结构、教育经费投入和文盲率对中部地区“三化”协调耦合度的影响是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R&D经费支出、教育经费投入、劳动者素质对西部地区“三化”协调耦合度的影响是显著的。就全国总体而言,产业结构、R&D经费支出和教育经费投入对“三化”协调耦合度的影响是显著的。根据这些研究结论,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提升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在“三化”协调发展中,工业化是核心,起动力作用;城市化是平台,起带动和引领作用;农业现代化是基础,起支撑和保障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要充分发挥城市化的引领作用,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提升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加大对农业人力资源的投入,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进而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中西部地区,应认识到工业化在“三化”协调发展的核心带动作用,只有提高工业化发展水平,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才会实现较好的发展,“三化”才能实现协调发展。

(二)加快东中西合作互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化”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单单是某一区域的“三化”协调发展,同时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一个区域“三化”不协调,最终会影响整体的协调发展。基于我国“三化”协调发展的格局,东部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先发优势,带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将先进的技术、经验引入到中西部,特别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帮、扶、带力度;中部地区应该借助自身优势,突出强项,应充分利用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会,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西部地区应该抓住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加快工业化进程,调整工业结构,提升工业发展水平和质量,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解决好“空心村”问题,保证农业的高效率发展。

(三)加大教育、科技经费支出,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方位推进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建设者,也需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为此,必须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继续加大教育经费的资金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需要加快普及基础教育,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第二,进一步增加R&D经费支出,壮大科技研发人才队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文化和技术技能培训,既要提升进城农民工的文化技术素质来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增强其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又要对扎根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同时,城市地区必须竭尽全力吸纳农民就业,提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服务,拆除城乡户籍壁垒,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及时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国家支农政策体系

农业发展滞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继续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方针,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进程,要做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工作,走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同时,化解城市发展不平衡现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以防“城市病”的发生,把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集镇作为农民转移就业、定居的重点,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三农”投入长效机制。

作者:郭庆然 丁翠翠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 篇2:

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再审视

【提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新战略。从对于农村教育发展的层面上来说,乡村振兴战略为最大限度满足村民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农村教育的品质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方式,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进行再审视,提出乡村振兴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作用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的观点。并结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从多方面对农村的教育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村教育  再审视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新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新战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国情农情的深刻认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一新战略,是对农村新时代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是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的一脉相承的。

关于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要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例如,潘苏子在《夯实乡村振兴的教育基石》一文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乡村教育则是帮助孩子学习成才、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通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所以要教育先行,是因为乡村发展最终要靠人才,而人才要靠教育。”刘雅静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承担着为国家输送人才的重任。当前,农村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短板,面临的形式仍较严峻。面对乡村教育的短板,要下大力气、用真功夫解决其存在的问题,用优质教育为乡村振兴注活力。”高俊梅、李峰认为,“农村教育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根本力量”

总的来说,这些学者都认为是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来带动乡村振兴的实施,强调农村教育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很大。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这些观点,但是笔者认为,可以换个角度对农村教育和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即从乡村振兴对农村教育的推动方面进行思考。

二、乡村振兴与农村教育关系分析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及其子女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农村教育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但是绝不能片面地夸大农村教育的作用。相反的,乡村振兴对于农村教育的推动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推动作用。因此,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虽然基本实现了全面普及,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三农”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且乡村振兴战略目标2050年才能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村教育的发展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对推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从1978年至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32元,但是,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3046万人。在今天,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已经达到全面覆盖。通过对农村教育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对比,笔者发现,农村教育的发展,并没有很显著的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这部分归因于教育扶贫效果的周期性、漫长性。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徐志红指出,目前我国农民职业化水平低,职业农民认知不到位,导致“农民”并未真正成为一种职业。如今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匮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农民这个职业社会认可度低,多数大学生毕业后并不愿意回到农村进行发展和建设。且教育水平并不是通过培养几代人就可以带动提升,对受专业教育的农村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因此,实现科学种田,技术种田,把农民发展成为一个有技术含量、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职业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和漫长的时间。

农村教育的发展没有很显著的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可以归因于农村教育发展作用的有限性。即农村教育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作用是有限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因为教育的不发达而受到明显阻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港商和外商在经济特区的投資并没有因为劳动力素质的低下而阻碍外资盈利的增长,也并没有明显阻碍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较低的农业现代化阶段,农村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优势也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新的智能科技浪潮的发展,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更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此时,就会倒逼农村教育发展的人力资源红利发挥更大作用。所以,目前中国农村教育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作用还处在由小到大的过渡阶段。

另一方面,从城市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高等教育的实力也就相对较强。例如,上海和武汉两个城市“双一流”建设的高等学府的数量差别并不大,但是上海的高校的综合实力要比武汉高校的综合实力强很多;一定程度上,上海地区的高校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也比武汉高校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很多。另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平的关系也基本成正比。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其高校实力和科研水平也是世界第一。城市经济实力对于它自身的教育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的。因此可说明,一般情况下城市高等教育与其经济实力是成正比的。“马太效应”表明:越是人才多的地方,经济就越发达,也越吸引人才,因此流入人才也越多;越是人才少的地方,经济就越落后,越留不住人才,人才流失也越严重。农村经济落后的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不高,进而形成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才少——教育不发达的恶性循环。

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深入所带来的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会推动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乡村经济的发展对于农村教育的推动,表现为对优秀师资的培养和吸引,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创新,对学生发展的资金支持和物质保障等多个方面。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即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可以来佐证乡村振兴的发展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三、如何更好的发挥农村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作用相比于农村教育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更明显。基于这一观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农村教育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从经济角度来看,一是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物质保障。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办教育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作支撑和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一定的教育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是学校教育在社会发展上必须遵循的规律。所以,只有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科技进步,才能为农村教育提供物质支撑,进而更好的发挥农村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农村教育的发展需要发挥城市的动力作用。以城市教育带动农村教育,努力推动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

从政治生活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乡村振兴的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推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在客观上也需要政府积极履行职能,在城乡教育统筹、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以此促进乡村振兴对农村教育改革的推动作用,激发农村群众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兴趣,提高认知程度。

文化角度上,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人们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逐步发展新时代农村文化,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为农村教育的发展指引方向。廖太初先生曾说:“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工具,在整个文化系统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哪里走,教育也就不知道往哪里走。”

其次,为了更好的发挥农村教育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基础性推动作用,加快对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解决的进程,还需要从发展农村教育本身出发,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持。

针对目前农村教育现状,一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农村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要提高农村教育资源质量,完善农村教育体制机制,从而实现农村群众“有学上”和“上好学”。例如,在统一城乡学校财政拨款标准的基础上,将教育经费向农村偏远地区倾斜,进行额外的拨款补偿;统一城乡教师编制标准,建立师资流动机制,定期组织区域教学研讨交流。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水平,创造有利于教师工作和发展的环境及条件。除此之外,还应加大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如增加实验室,加大教育研发投入。

从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角度出发,一是营造良好的乡村学习氛围,有利于带动农村群众学习的积极性,扩大农村受教育群体,提高农村群众受教育程度。比如有针对性地组织一系列“书香文化活动”等。二是树立农民基本素质准则,改变农民陈旧的教育观念,为乡村振兴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走农村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双赢之路。例如,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社会团体,可以有计划的针对农村地区受教育群体的综合素质进行调查了解,并定期组织部分农村群众前往城市学校培训,感受不一样的教育模式。

四、小结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实现乡村振兴与农村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为新时代的农业发展输送大批高素质、强能力的农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笔者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提出了乡村振兴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作用相比于农村教育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更大的观点。也试图为推动乡村振兴实施和农村教育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措施。但是,理论要转变为实践,还需要遵循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积累经验,不断修正错误。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潘苏子2018《夯实乡村振兴的教育根基》,《杭州》(周刊)第12期。

刘静雅2018《补齐农村教育短板  为乡村振兴注活力》,《乡村科技》第6期。

高俊梅、李  峰2018《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当代职业教育》第4期。

周洪宇2005《农村与农村教育》,《当代教育论坛》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1585631.html,7月30日。

童  洁、李宏伟、屈锡华2018《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一般发展指数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5期。

张颖丽2010《欠发达地区吸纳科技人才机理及保障机制研究》,《吉林大学学位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文菁2009《农村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位论文》。

张志勇2017《中国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教师报》第11期。

(通信地址:410000  长郡滨江中学)

作者:刘琳芝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教育论文 篇3:

农村教育发展的困境及出路探析

摘要:面对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 农村教育面临教育观念落后,教育功能单一,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农村社会经济建设需要,师资队伍质量不高,教育教学质量偏低等现实困境。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其发展规律性,兼顾育人与服务的教育目标,拓展农村教育功能,突出课程教材的农村地域性,培养本土型与全能型的农村教师等方面寻求破解出路。

关键词:农村教育;发展困境;出路

收稿日期:2012-05-06

作者简介:吴涛(1961-),男,山东莱州人,副研究员,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乡村教育是立国之大本”。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1]。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教育为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截至2008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农民技能培训得到加强[2]。面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农村教育却面临着来自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及落后观念等的影响,再次陷入了发展困境。

一、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农村教育主要是指在农村经济社区环境里,对农村居民(或农民)及其子女进行的教育[3]。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出路是农村教育,新农村的全面建设要依赖经过系统农村教育的劳动者,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者素质远不能满足农业转型和农村经济结构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传统观念影响,离农教育和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

“离农”教育就是以离开农村为教育目的,以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而不是回归乡土为目标的教育[4]。这种观念在农村有很广泛的市场,得到了来自农村学校、教师、家长等各类群体的认同,认为送孩子上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升学跳出“农门”,离开农村。认为只有升学才是成才,升学率的高低是判断教育教学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无望升学,达不到“离农”的目标,许多农村家长宁愿选择不送孩子上学,认为离不开农村,读书就是无用的。

2农村教育功能单一,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不够

新农村建设需要合格的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升级转化与培养适应新农村全面发展需要的人是农村教育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但是,目前农村教育不论在定位上,还是在教学模式上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

中学教育定位和结构基本上仍然是单一的普通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素质教育、创业教育很难实施,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都不尽如人意;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教育中仍然是薄弱环节,不受重视,面临诸多困难。

3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农村发展需要

目前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无视城乡和地域的差异,严重脱离农村现实。在新课程倡导的多样化的教材中,竟然没有一套是为农村教育教学编写的,大多数新教材没有反映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课程内容缺少与农村实际相符的话语表达及同农村现实相对应的内容,甚至农村与城市使用着同样的教材[5]。

在教学中片面、机械地传授基础知识,以升学为目标,以灌输为手段,千校一面,忽视学生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劳动观念、动手能力、创新与创业能力的培养;学校很少开设劳动技能等课程,即使开设,也是形同虚设,教育知识的城市化取向严重排斥了农村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淳朴的生活经验和智慧。其结果只能是为城市输送了少数精英,而对筛选下来的绝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基础教育并没有传授给他们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初中生回家务农的生存能力并不比小学毕业生强多少。同时,基础教育也没有为他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移就业提供知识支撑,去城市就业机会也非常有限[6]。

4师资队伍质量不高,教育教学质量偏低

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存在着队伍结构不合理、骨干教师流失严重、教师待遇低、教师缺乏培训条件和机会等诸多问题。

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在量的增长之后面临质的提高。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学校撤点合并,在许多人口大省农村学校还普遍存在学生上学难、“超级大班”等问题。城乡和农村校际义务教育均衡化还远远没有达到,农村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高中阶段入学率较低,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等还非常薄弱。

二、农村教育如何走出困境

农村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既有其共性的规律,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实现农村教育的现代化,不能完全按照城市教育的发展模式去办,而应该有自己的路子。

要着力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等等,都需要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遵循其发展规律,契合农村经济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

1教育目标要兼顾育人与社会服务

当前,我国农村正经历着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区向多样化的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农村经济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重要特征[3]。因此,农村教育也要围绕新农村和新型农业建设的目标来构建其内涵。

农村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经济富裕起促进作用,而且也应该追寻受教育者个体的发展及自身价值的意义。农村的义务教育,既不能仅仅以单一的“离农”为目标,因为这种价值取向实质是为城市服务的,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和使农村的地位更加边缘化;同时,农村教育也不能单纯地以服务农业、服务农村的工具性的“为农”为唯一目标,农村教育首先应培养和发展人的素质,从办大教育入手,在此基础上服务于新农村和新型农业的发展,发挥好育人和服务的双重功能。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服务,即为城乡共同发展服务应成为当前阶段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 [3]。农村教育的发展目标应定位于不断提高现代化水平,最终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因此,培养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新型农民,使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综合性人才是农村教育的新的内涵。

2拓展农村教育功能,引领农村社区文化

随着近年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被城市“抽走”,农村社区和农村文化的“空心化”正困扰着衰败的农村。在此形势下的农村教育应承担起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及农村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农村教育的根本是文化培育。近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中小学不能与城市一样作为单一的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必须重新审视农村中小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农村教育应作为主体被关注,而不应将其以城市为模板进行改造。

一是根据农村教育的实际、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拓展农村中小学、教学点的功能,将其建设成为乡村文化传播中心、资料信息中心、文娱活动中心、扫盲教育中心等多功能合一的农民学习、服务、休闲中心,把农村学校建设成为农村文化社区的核心,使所有村民都能接受文化熏陶,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是把城市化教育思想和理念与农村教育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提升农村学校的文化品格。注重农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借鉴城市教育资源,农村学校依托自身特有的教育资源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优势,形成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农村教育特色,走特色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切实提升农村教育的价值与内驱力。

三是一个县、一个乡的普教、职教、成教要“三教”统筹,“三教”结合,在办学条件、教学设施、师资、经费等方面统筹安排,以提高区域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为农村培养合格人才和输送高素质的劳动者。

3突出课程教材的农村地域性

农村学校教材和课程的城市化,必然会造成教育和生活的疏离。不同地域教育的本质差异是其文化性使然。农村教育内容选择的地域性实质是加强教育与现实生活经验的有机联系以及教育与生活智慧的融合。因此,农村教育应充分考虑农村地区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广袤性和文化的传承性,教学内容既要有基础性、统一性的科学标准,又要有地区的差异性和特色标准,做到统一性和乡土性相结合。在符合课程标准的基础上,适应一地一貌、一乡一俗,编写适合省情、县情、乡情,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物产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的乡土教材,并且有效运用农村现有优势资源,开发和建设一批具有乡村特色的校本课程,使教学内容丰富多彩,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和实际需要。另外,要适时更新教学内容,不断充实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扩大信息量和科技含量,促进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4培养本土型与全能型的农村教师

教师在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真正建立农村教师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出发,吸引和留住一批胜任的和优秀的农村教师,进一步完善教师编制制度,亟须出台农村教师流失补偿政策;创造条件,着力培养“本土型”、“全能型”的骨干教师;加大投入,改善农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立城乡教师流动机制。

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提高农村教师素质。不仅要提高农村教师学历、提升其专业化水平,而且还要培养教师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投身农村教育的使命感。在地方高水平省属师范大学试点实施免费师范生培养,为广大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扎根农村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R]国发〔2003〕19号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8/200710/27725html

[2]农村教育:中国教育改革的攻坚战[N]中国教育报,2008-11-08

[3]邬志辉,杨卫安“离农”抑或“为农”——农村教育价值选择的悖论及消解[J]教育发展研究, 2008(3-4)

[4]张济洲“离农”?“为农”——农村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

[5]罗祖兵新课程改革中农村教育边缘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4(10)

[6]周洪宇农村、农民与农村教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5(1)

〔责任编辑:孙凯〕

作者:吴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