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基于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本文从规模报酬递增和技术革新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进行了规模竞争优势分析，并针对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缺乏规模竞争优势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对策和建议。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篇1：

以扩大开放提升北京服务业发展质量

摘  要：本文立足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从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内容出发，分析试点工作三年来在业态创新、制度创新、要素供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并从三个角度给出进一步开放的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 扩大开放 国际经贸 北京

2015年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即在境内或某一行政辖区范围内，不设置人为障碍，直接以各个产业为开放对象，不断扩大不同产业的开放程度，在境内或行政辖区范围内，实行无差别的产业开放政策，这是较为理想、科学、有效率的开放模式。北京市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开展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内地与香港、澳门服务业基本自由化，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全国开放的大局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关情况

（一）对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理解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包含两个层次的内涵：服务业和开放型经济。一般认为服务业即指生产和销售服务商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集合，而从实际工作角度出发，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一般将服务业视同為第三产业。所谓开放型经济，主要由“双向投资+两类贸易”构成，双向投资即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类贸易即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服务业扩大开放，是将开放型经济和服务业嫁接在一起，在实际工作中所关注的重点为：双向投资中所涉及到的服务业投资，即对外的三产投资和对内的三产投资，以及两类贸易中的服务贸易。

（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实施内容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的主要内容，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侧重于扩大开放，确定了“6+1”的扩大开放格局，另一方面侧重于配套改革，优化了5大配套支撑体系。

1.构建“6+1”扩大开放格局

“6”主要着眼于引进来，聚焦六大领域——科学技术服务、物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在六大领域内通过向各类资本降低或取消外资股权比例的限制，部分或全部放宽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从而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首轮方案中北京市制定了11项开放措施，同时明确了多项具体任务。深化阶段在原有5个行业（航空运输业、其他建筑业、文化艺术业、银行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继续推出开放措施，同时根据北京市城市功能定位，新拓展4个行业——广播电视电影音像业、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新一轮扩大开放共推出10条放宽外资准入清单，并将其落实为10项具体任务。“1”主要着眼于走出去，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实行“备案制”等管理创新手段，帮助本土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2.以开放促改革，强化配套支撑体系

为了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任务顺利落实，《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优化5大配套支撑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改革市场监管模式、创新高端人才聚集机制、加大金融保障力度、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在深化阶段，更加重视深化改革和营商环境改善，在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金融管理制度创新、外籍高层次人才激励保障机制、监管体系和监管模式4个方面继续推出改革措施，重点在服务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管理体制改革、法治保障体系、优化服务业开放空间布局、推动京津冀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协同开放5个方面进一步拓展。深化阶段改革涉及9个方面，75项任务，占到《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深化方案》）总体任务量的88%。

总体来看，北京市三年的试点改革，《总体方案》部署141项任务，《深化方案》部署85项任务。两轮方案共涉及21项开放措施，100多项改革措施，现已基本实施完成。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认为，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形成了一批全国首创或效果最优的开放创新举措，探索出一条与自贸试验区相互补充的开放改革路径，有效发挥了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

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进展及成效

（一）有效扩大服务供给，促进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相契合的业态创新和产业聚集

通过聚焦服务业六大领域，放宽市场的准入门槛，引入国际高端多元服务供给，有效催生了一批新业态。如在着眼促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方面，取消外商投资飞机维修项目必须中方控股的限制，引入国内首家外资控股飞机维修合资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依法申请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放宽文化领域准入门槛方面，取消外商投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股比限制，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外商独资演出机构;创新开展特殊管理股试点改革，在国有企业持管理股前提下，国内首家具备对外专项出版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京运营。在着眼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更加注重政策集成，瞄准国际高精尖企业研发总部、跨国经济总部，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境外先进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落户北京。在促进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方面，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端供给，全国首例大型医院和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方式合作办医;创立全国首款居家养老失能互助保险等措施不断提升首都生活性服务业品质。2017年北京新设医院管理、健康管理、教育咨询等生活性服务业外资企业162家，同比增长52.8%。

（二）以开放促改革，加强制度供给，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活跃度

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为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安排，试点从企业的设立环节、运营环节、事中事后监管环节全周期出发，进一步加强制度供给，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努力营造高效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在企业设立环节，通过将工商部门和商务部门的系统进行整合改造，首创外资企业设立备案“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同时构建企业登记一体化的多节点服务平台，在全市建立40余个登记分中心，实行名称跨区登记、全市通办;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外贸服务领域“十五证合一”，大大减少了外资企业从市场准入到投入运营的时间;在全国率先实现工商登记的全程电子化，60%以上的业务量实现了网上办理。在企业运营环节，通过一系列举措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进出口通关时间分别压缩78.4%和66.7%;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创新关检“共线共享”跨境电商监管模式，企业通关时间由原来的1—2天变为“秒通关”;建设跨境电商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全国首创航材共享海关监管模式，以北京口岸为中心，建立全球航材共享保税支援体系，降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约25%;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全国率先推出集“入区审核、出区担保、三单付汇”于一体的“区内存储+区外展拍”文化艺术品保税交易模式。在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环节，实现“双积分”信用管理模式，会同全市9个部门推出24项守信激励措施，对企业开展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诚信经营的外资企业会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

（三）增强要素供给，优化服务业发展“软环境”，促进服务业向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加强人才供给，先后向公安部申请了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和支持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1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并设立中关村、朝阳、顺义3个外国人出入境服务大厅，将外国人出入境业务申请的受理权限下放至区级，为办理在华永久居留、长期签证和口岸签证，提供更为宽松便捷的服务。优化金融供给，开展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外汇资本集中运营管理，有效吸引跨国企业集团在京设立资金中心和结算中心;创立无形资产融资模式，允许企业使用版权、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为租赁物进行融资;在全国首批试点开展外债便利化，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外资企业有条件借入境外低成本资金。创新平台供给，推出全国首个科研免税设备共享平台，11所高校和21家科研院所共享减免税设备1000余台;建设国际经贸合作网络信息平台，同23个境外组织建立了境外合作中心;创立“政保贷”集成式出口融资平台服务模式，并放出50万美元的首单融资款，以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四）服务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形成京津冀产业协同新格局

坚持服务业扩大开放，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在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平台。创立“研产分离、注册地监管”模式，推动形成医药研发服务在北京聚集、医药生产环节向津冀等周边地区布局的联动发展格局。实现京津冀144小时过境免签，在国内率先实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跨省互联互通，境外旅客在京津购买退税商品可自由选择离境口岸并享受退税。

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首都服务业的发展， 2017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80.6%，比试点以前（2014年）提高2.7个百分点，全市实际利用外资232.6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95.4%）较2014年增长1.8倍，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三、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思路

2018年是由试点转向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承上启下之年。面对国内外新形势和十九大的新要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也踏上了新征程。

（一）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国和组织不断尝试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标对表国际通用经贸规则，对北京下一步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一是推动高水平的市场准入。紧紧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有针对性地不断缩减负面清单事项，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二是从传统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内措施拓展。影响我国下一步开放水平和质量的主要因素，除了市场准入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边境内措施问题。全球开放的主攻方向正逐渐转向“边境后”领域，北京市应主动发挥试点的平台作用，尤其是在特定领域先行先试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海关及贸易政策等横向政策，以及汽车制造业、民用航空、金融、信息和通信技术等行业政策在内的边境内措施的可行性。三是强化投资保护和争端友好仲裁制度。借鉴TPP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内外资企业矛盾，增强外资机构对中国市场体制的信任，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落户北京。

（二）以开放倒逼改革，力争在政策集成上有所突破

北京市服務业扩大开放试点工作，应该理顺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可尝试选择天竺综保区等特定区域，对标自由贸易港，探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监管制度，实施开放程度更高的货物进出境管理，打造本市对外开放新高地。自由贸易港的开放模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企业注册条件宽松;二是外资准入开放度比较高;三是贸易便利化水平高，国际贸易结算自由，资本跨境流动有保障，国际航运相对自由，通关监管高效便利，实行典型的零关税政策，自然人流动自由。北京可参考国际贸易港的相关规则，有选择地先行先试，例如开展自然人流动的改革试验，积极发展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进出口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自然人流动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探索“产业开放+园区开放” 的模式

尽管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贸试验区都是新时期我国制度开放的重要载体，但两者又有不同之处。自贸区采取物理围网式的园区开放模式，便于监管，审批相对容易。但企业只能在物理围网范围内选址布局，不利于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链的形成;采取物理围网的封闭式监管模式扩区难度较大，成本高，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受限。而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采取产业开放模式，不受地域限制，不用重新设立新的管理机构，企业可根据发展需要选择开办地点，更加符合市场规律，有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尽管北京市采取了产业开放模式，但在实际推进中，重点任务落实较集中于中关村、天竺综保区等产业园区，下一步以示范区、示范园区等示范点为依托，可以探索采取“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结合”的开放模式。结合各区或各园区特点，在特定区域特定领域先行先试，相对于完全的产业开放模式，有助于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有助于全境或全行政辖区、全产业的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来有为，陈红娜.以扩大开放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J].管理世界，2017，（5）.

[2]殷勇.扩大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J].中国金融，2018，（8）.

[3]金辉.《中国服务业改革开放40年》报告提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五点建议[N].经济参考报，2018-11-14，005版.

[4]张工.北京服务贸易发展注入强大动力[J].时代经贸，2017，（22）.

[5]邓丽姝.以扩大开放促进北京市服务业发展升级的战略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7，（21）.

[6].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6+1+5”架构图解[J].领导决策信息，2015，（38）.

[7]黄国雄.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构建具有首都特色的产业结构[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6，（1）.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代建明

作者：贾璇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篇2：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竞争优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基于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本文从规模报酬递增和技术革新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进行了规模竞争优势分析，并针对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缺乏规模竞争优势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两难困惑与规模经济两面争论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我国服务贸易收支总额在2006年达到1928.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然而，我国服务贸易收入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或资源禀赋型为主的低附加值服务行业，在全球服务贸易量较大的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行业，所占比重很低，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因此，我国服务贸易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占领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必须实现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含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从而最终实现由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的转变。但我国资本、技术等高位生产要素目前相对匮乏，处于劣势，而且这个转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由劳动力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比较优势的转变。同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占优势，如果政策处理不当，具有资源优势的行业得不到有效发展并形成规模生产，优势就会变成劣势。

我国要向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转变，需要资本技术等高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势必会提高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并导致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不足，这与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又质量不高，增加就业的要求相冲突，从而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陷于两难境地。克鲁格曼（Krugman, P.R.，2001）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其规模经济贸易学说把规模报酬递增和技术革新引入经济函数，揭示了产业内国际贸易发展和形成的新动因。由于服务贸易区别于货物贸易的一个显著特性是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相统一，所以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不仅适用于服务贸易，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新视角，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的主要结论有：（1）即使一个国家在某种资源的占有上具有相对优势，如果具有资源优势的行业没有发展起来形成规模生产，它还是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2）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规模经济就取代要素禀赋差异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3）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也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即要素禀赋和报酬递增共同决定了国际分工格局和贸易模式。

这一结论告诉我们，我国服务业可以从两个渠道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利：一是利用要素禀赋的差异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二是利用规模生产获取国际分工的利益。

二、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竞争优势分析

（一）服务贸易总体规模竞争优势分析

1.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虽然一直在不断扩大，服务贸易收支总额在不断增长，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收支总额达到了1928.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但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偏低（仅占我国GDP的7%），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服务贸易收支总额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服务业的生产规模。从总体上看，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88.34亿美元，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服务贸易总体规模相对较小，服务贸易规模竞争优势明显不足。

2．服务贸易总体规模竞争优势不足，逆差仍长期存在

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仅为-0.046[贸易竞争力指数=（某项商品的出口额—进口额）/（该项商品的出口额+进口额）]，收支总额虽然比2005年增长22%，但仍存在88.34亿美元的逆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服务业的生产规模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原因主要在于：一是我国服务业整体没有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经济规模，使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优势的传统服务行业逐渐丧失优势，并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如，我国运输、旅游服务正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二是我国在资本、技术占优势的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部门的贸易支出增长迅速而贸易收入却占很小的份额，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资本、技术等附加值高的服务贸易部门总体规模不足，个体规模较小，仍未形成规模竞争优势，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

3．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发展极度不平衡

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贸易出口部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相对落后，还没有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规模，在国际收支上表现为进口额远远大于出口额。如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在2005年出口额几乎为0，而在2006年也仅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0.2%；而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总体规模，但普遍缺乏竞争力，规模经济效应不够明显，如运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为343.69亿美元、210.15亿美元，但也存在133.54亿美元的逆差。

（二）主要服务贸易部门规模竞争优势分析

1．传统服务贸易部门

服务贸易收支总额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服务业的生产规模。作为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运输服务进出口额虽然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但2005年逆差达130亿美元，2006年逆差更达133.54亿美元，逆差有扩大趋势。这与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优势的状况极不吻合，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就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整体质量不高，没有形成规模，缺乏规模竞争优势。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是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重头戏，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有绝对比重。2006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顺差为96.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在我国服务贸易收支构成中分别占到了36.8%和24.1%，说明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竞争优势。建筑服务和其它商业服务等具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部门，在2006年对外贸易中顺差分别为7.03亿美元和84.32亿美元，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运输、旅游、建筑和其它商业服务等部门目前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较大比重，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优势，同时与我国入世后履行承诺逐步扩大开放我国服务贸易部门有关。但我国传统服务贸易部门整体竞争力不足，没有形成较强的规模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2．新兴服务贸易部门

在全球服务贸易量较大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等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贸易部门，我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除个别服务贸易部门竞争力指数为正值外，其他部门全为负值，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由于我国电信业一直属于垄断行业，自然竞争受到阻碍，通讯服务进出口额这几年在逐步稳定增长，但我国电信业竞争力还明显不足，尤其是我国在加入WTO后履行入世承诺，加大电信业对外开放力度，使我国通讯服务贸易面临巨大挑战。由于我国投融资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2006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逆差7.46亿美元，有扩大趋势。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720，说明我国资本要素仍无比较优势，劳动力整体质量不高，缺少利用资本市场发展我国经济的观念。我国保险服务业由于先天发展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后天又没形成有较强竞争力的规模，目前处于绝对劣势。2006年，保险服务进出口额分别为88.31亿美元和5.49亿美元，分别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8.7%和5.4%，逆差达82.83亿美元，成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部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等服务部门目前具有弱的比较优势，虽然他们占整个服务贸易额的比重相对较小，但却代表了未来服务贸易发展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因此要努力扩大它们的规模竞争优势。作为体现一国技术水平重要标志的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我国更是处于明显劣势，在2006年其进出口额分别占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2.17%和6.5%，逆差达64.3亿美元。2006年其贸易竞争力指数为-0.940说明该行业基本上全是进口，没有出口，几乎没有竞争力可言。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加入WTO后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一些创新不能或没有及时引进经济领域创造经济效益或达到规模生产，从而使竞争力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

三、大力发展规模经济，提升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竞争优势

（一）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突破口，提升规模竞争优势

人力资本是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也是发挥服务贸易规模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目前我国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高层次服务人才短缺，从而使我国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传统服务贸易部门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如：传统运输服务进出口额虽然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竞争力指数却为-0.241。而现代服务贸易部门因为对高等人力资本要素的需求极度不足，其发展更无规模竞争优势可言，其贸易竞争力指数基本全为负值。因此，我国要加大相关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投资力度和现有服务资源的整合，不断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我国服务贸易部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

（二）扩大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经济规模，实现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我国传统服务贸易部门与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极不协调。劳动密集型等传统服务贸易部门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总体规模，但个体规模普遍较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明显不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等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不充分，大多没有形成规模，在我国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较小。如：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在2005年出口额为 0，基本全为进口。因此，我国要从观念、政策、科技、行动上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既要发展和提升传统服务贸易部门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和规模竞争优势，同时也要加大对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度，扩大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经济规模，着力支持代表未来服务贸易发展方向、附加值高的新兴服务贸易部门，实现我国服务贸易由以传统服务贸易占优势向新兴服务贸易占主导的转变，提升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部门的规模竞争优势。

（三）引导我国服务企业逐步实现规模经营，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发展规模普遍较小，不利于资源的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更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格局，尤其体现在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部门上。如，2006年我国保险服务逆差82.83亿美元，竞争力指数为-0.883。因此，我国应该鼓励服务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竞争优势，主要措施有：（1）政府可以鼓励我国专业性外贸公司与大型服务生产企业相结合，通过整合中小型企业资源，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大型服务贸易出口集团；也可以从政策层面上，给企业施加压力，鼓励大型优势企业通过收购、控股等方式，逐步达到最佳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报酬递增。（2）推进服务部门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引致服务部门技术标准化和服务综合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绝对成本会增加，但单位成本会下降，从而实现资源的节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要创新现代企业制度，集聚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尽快培育一批大型服务业跨国公司，从而通过带动和辐射作用，引导中小型企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黄文升

扩大服务出口分析论文 篇3：

论中国服务贸易平衡之道

摘要：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外贸占比进一步提高；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服务贸易结构逐步优化；服务外包稳步发展；“一带一路”市场前景看好。但仍存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发展水平失衡、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发展失衡、服务贸易结构失衡。建议是：着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努力促进“商业存在”的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平衡；服务贸易规模；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结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6-008

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服务贸易的“不平衡”状况也有所缓解，服务贸易逆差额较上年减少了605亿美元。在货物贸易遭遇极寒天气之时，服务贸易高歌猛进，恰如寒冬的一缕暖阳，为中国外贸撑起一片天。尽管如此，我国服务贸易“不平衡”状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善，2015年的服务贸易逆差额依然超过1366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近50%。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依然较弱。为使中国服务贸易尽快走出“失衡”困局，必须在持续调整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基础上、以制造业“走出去”带动外向“商业存在”的发展。

一、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及特点

“入世”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稳步增长，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佼佼者。2015年，在世界经济低迷，市场需求不旺的情况下，中国以“稳中求进”为目标，以管理、服务和促进为核心大力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服务贸易规模稳步扩大，外贸占比进一步提高

据统计，2000—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以年均16-7%的速度增长，16年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了近11倍。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130亿美元，增长了14-6%。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2014年的11-7%上升至2015年的14-5%，提高了2-8个百分点（参见下图）。

（二）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服务贸易结构逐步优化

2015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增长迅速，出口额分别较上年增长33-2%和17%，顺差额分别为131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虽然很少，但也呈逐年上升之势，2015年的出口增幅达到57-1%（参见下表）。

（三）服务外包稳步发展

2015年我国企业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966-9亿美元，合同金额为1309-3亿美元，分别增长18-9%和22-1%。特别是随着2015年“互联网+”战略的正式实施，服务外包与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能源、卫生健康及金融等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深。

（四）“一带一路”市场前景看好

以服务外包为例，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121-5亿美元，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分别增长23-4%和42-6%。特别是承接西亚、北非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13%和61-5%，达到43-5亿美元和25-2亿美元。

（五）对外工程承包增长势头良好

201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9-5%，达到2100-7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呈多元化趋势，工程承包模式方面也向多元化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

二、失衡的中国服务贸易

尽管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较大。从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上看，我国仅为14%，低于世界平均20%的水平，更远远低于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35-4%）。从服务贸易结构上看，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是以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和咨询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以运输、旅游和建筑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占比不断下降。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虽然也在不断优化中，但传统服务业的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之比依然占据半壁江山。可见，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依然较弱，未来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发展水平失衡

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不足7%，而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占世界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12%。可见，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远远低于商品贸易，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出现严重失衡。

（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发展失衡

尽管传统服务业依然占据我国服务贸易的半壁江山，但由于在国际航运、货运保险、先进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力不强，使我国在运输服务、旅游等领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赴海外旅游人数的大幅增加，使旅游服务的逆差额持续增大。加之我国在保险服务及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领域的弱势，使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额接近2000亿美元。2015年的逆差额虽然减少600多亿美元，但依然接近1400亿美元。

（三）服务贸易结构失衡

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我国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运输、旅游、建筑等三项服务贸易额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60%。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方面的出口增长较快，但其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

按照WTO签署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AS），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而目前我们使用的国际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BOP）的统计，即对跨境服务贸易的统计。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往往不包含对通过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服务，即境外外资企业对境内居民和非居民提供的服务。事实上，每年通过“商业存在”方式实现的国际服务贸易额远远高于跨境服务贸易额，WTO甚至预估其贸易额是跨境服务的1-5倍之多。如果把通过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额会更多。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很多，诸如：服务业起步晚、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开放程度低、人才短缺，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服务业的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而使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一）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

改革开放前，由于受“重工业，轻服务”思想的影响，中国服务业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我国充分认识到服务贸易在外贸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服务业发展迅速。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之比已经超过50%，达到50-5%，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经济成功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然而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仍然有很大差距。据统计，2010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之比就超过70%。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值超过73%。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56%。可见，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滞后，仍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甚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和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所占份额较高，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技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其他服务业占比却相对较低。以2013年为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业及房地产业占当年服务业增加值之比分别为9-4%、20-4%和13-04%，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仅为3-5%、1-4%和3-1%。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也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三）服务业专门人才短缺

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咨询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专门的高端服务人才。然而，高端人才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服务产业的平衡发展。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中高端人才缺口比较严重，有统计显示，中国信息技术相关的中高级人才年需求缺口达5万人以上。尽管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但由于信息技术服务的发展比较快，人才培养远远跟不上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速度。人才的短缺制约了中国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脚步。

（四）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相对较低

尽管自入世以来，中国已经根据承诺逐步开放了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但总体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开放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服务业市场准入方面，还有很多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总之，受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不合理、高端服务人才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迟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最终导致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及不平衡，又直接导致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较弱，成为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失衡状况的重要因素。

四、中国服务贸易的平衡之道

目前，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要想真正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必须加大力气发展服务业，以服务贸易的大发展全方位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国服务贸易不平衡状况很明显，特别是贸易逆差很大，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要想改变服务贸易的不平衡现状，必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着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已经取代旅游、运输及建筑等传统服务业，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力军。而我国传统服务贸易的比重依然偏大，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近60%。传统服务业的发展前景是有限的，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无限，因此，我国应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如国家可以利用金融和财政等政策，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将其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特别是，我们应该在金融、保险、专利和特许费以及其他商业服务等领域有序推进改革，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逐步减少贸易逆差。同时，要加大对计算机信息服务、建筑及咨询服务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保持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总之，我们要努力优化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通过增加现代服务业的出口来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努力促进“商业存在”的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除了控制核心零部件外，更多的是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业来实现高额利润。中国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主要从事加工、组装及制造等中间环节的生产，而在价值链的两端，如高知识密集型的研发、设计、甚至原料采购、订单处理、物流运输、金融保险、终端零售等诸多生产性服务业的环节却基本被跨国公司所掌控，这也正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主要原因。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制造大国优势，以制造业“走出去”带动商业存在的发展。即服务业的“走出去”要依托已经或即将“走出去”的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发展所必需的产品设计、创意、运输、金融、保险、会计、通信等领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通过货物贸易把服务贸易带出去。这些“商业存在”不仅可以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同时也可以扭转我国在“商业存在”方面的巨额贸易赤字，从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倪月菊-服贸“不平衡”困局如何破[N].东方早报，2016-03-08-

[2]倪月菊-借助京交会 中国走向“服务大国”[J].经济，2012（7）-

[3]倪月菊-中国服务贸易求善解[N].国际商报，2012-09-02-

[4]王晓-中国服务贸易要破“不平衡”[N].国际商报，2012-07-09-

[5]张茉楠-服务贸易失衡是中国外贸最大短板[DB＼OL].http：//www-catis-org-cn/E_ReadNews-asp？NewsID=4972-

[6]温彬-从货物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大国转变[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10-

（编辑：韦京）

作者：倪月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