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研究论文

2022-04-24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据統计,我国网民数量占据百分之八十以上,旅游行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日益渐增,智慧旅游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但根据市场的分析以及市场的需求从智慧旅游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必要把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转型升级,并围绕经营与管理两方面进行分析改善,促使智慧旅游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提高旅游行业的经济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研究论文 篇1:

旅游研究中的三种社会心理学视角之比较

摘 要: 旅游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需要从其他学科引入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自身的成熟与发展。旅游感知、态度和行为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过去数十年间,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相对剥夺理论是一种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和疏导机制研究方面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通过对旅游研究中的既有社会心理学视角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相对剥夺的内涵和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进而比较了相对剥夺理论与既有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和互补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地相对剥夺感的表现形式、成因、疏导机制和定量测量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潜力。

关键词: 相对剥夺理论; 旅游研究; 社会心理学;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表征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旅游研究,很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积极投入到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旅游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是较早介入旅游研究的先锋学科(Jafari,1981),至20世纪80年代末,将旅游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增至15个(Jafari,1988)。90年代以来,旅游研究的多学科属性进一步加强,参与旅游研究的学科累计多达26个(Cheng,et al.,2009)。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旅游态度、行为和满意度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纳入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致力于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能为旅游活动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问题的研究提供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被成功应用于解释和分析旅游发展中的社会心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旅游研究的理论水平。然而,旅游引发的社会心理现象十分复杂,旅游态度、行为和满意度方面的研究需要借助于更加多样化的理论分析工具。相对剥夺理论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已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旅游研究方面的应用还十分薄弱。本文在阐述旅游研究中既有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相对剥夺理论在研究旅游社会心理问题方面理论视角的独特性、新颖性及其与既有社会心理学视角的互补性,以期为相关旅游问题的研究寻求更多的理论支撑。

1 旅游研究的既有社会心理学视角

1.1 社会交换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社会学家Homans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后来,Blau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社会心理学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或明或暗的、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因而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归结为一种交换行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只能是一种交换关系(吕萍,1996)。现实生活中社会交换行为十分常见,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如送礼物、婚姻及亲戚关系、组织行为与管理、市场、参与休闲活动及捐赠行为等。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一个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总是力图做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多的报酬(李有根,等,1997)。对交换的利弊权衡以及交换结果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态度和心理感受。一般来说,当交换结果利大于弊时,人们会形成积极的态度,而当弊大于利时,人们就会对这种交换行为产生消极的态度。

社会交换理论产生后,在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中获得较为广泛的应用。早在1967年,Sutton就指出“交换是旅游过程中主客交往的基本特征”(Ap,1992)。20世纪80年代初,Bryant和Napier较早地应用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了户外游憩设施的满意度问题(Bryant,Napier,1981)。后来,Perdue等(1987)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指导,研究了美国科罗拉多5个乡村社区参与户外游憩活动对当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Ap的工作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交换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他指出,关于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问题的有限的解释性研究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缺乏理论支撑,进而提出了一个社会交换过程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Ap,1992)。随后,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旅游感知和态度问题时将社会交换理论作为分析的视角。例如,Lee和Back(2003)研究了韩国一些地区发展博彩业前后居民感知的动态变化;Jurowski和Gursoy(2004)研究了距离因素在社区居民旅游态度形成中的影响;Andereck等(2005)研究了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问题。

我国旅游学者对社会交换理论的关注和应用始于90年代中后期。李有根等(1997)首先将社会交换理论引入中国旅游学界,并阐述了该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价值。随后,刘赵平(1998)以河北涞水野三坡为例,应用社会交换理论对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交换理论比阶段理论和涵化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近年来,社会交换理论已成为我国旅游学界分析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的主要依托理论,不少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将其作为分析居民态度形成的理论依据(章锦河,2003;宣国富,等,2002)。一般而言,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旅游主体对交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收益的比较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对旅游业的态度。换言之,对旅游者而言,如果从旅游活动中获得的体验质量超过了其付出的代价,他对旅游地及相关的经营管理服务者的态度将是积极的,否则就是负面的;对当地居民来说,如果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的利益超过了其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成本,那么他们对旅游业的发展将会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反之则会持消极抵制的态度(Ap,1992;章锦河,2003)。

1.2 社会表征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主体主义倾向的泛滥,北美社会心理学研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人们强调实验室研究,忽视了自然情境下的真实问题,忽略和遗忘了人类思想中社会的、集体意义的特性,许多学者意识到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应整合“社会”的成分(张敏,聂长久,2007;管健,乐国安,2007)。针对这些问题,法国社会学家Moscovici在Durkheim集体表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理论,他认为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只能在历史的、文化的宏观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和研究。Moscovici把“社会表征”定义为“拥有自身的文化含义并且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而持续存在的各种预想、形象和价值所组成的知识体系”。简言之,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或系统(管健,乐国安,2007)。社会表征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出版物和电子媒体、社会互动以及直接经验(Pearce,et al.,1996),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态度。

社会表征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相对晚于社会交换理论。Pearce是较早将社会表征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的学者,1991年他开始尝试从社会表征的视角分析旅游影响和社区感知问题。1996年他与Moscardo和Ross合作完成《Tourism Community Relationships》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社会表征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特征,剖析了社会交换理论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了社会表征形成的概念模型(Pearce,et al.,1996)。近年来,相继有学者应用社会表征理论来分析旅游感知和态度问题。例如,Yuksel等(2002)对土耳其Pamukkale利益相关者访谈和旅游规划的研究;Fredline和Faulkner(2000)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社区居民对事件影响的反应问题的研究;Ateljevic和Doorne(2002)对新西兰的旅游形象和意识形态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学术界对于社会表征理论的应用研究还很薄弱,在旅游领域的应用屈指可数。2004年,应天煜撰文向国内同行初步介绍了社会表征理论的基本内涵,指出社会表征理论在分析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方面的独特视角,并详细阐述了旅游研究中应用社会表征理论的步骤(应天煜,2004)。2009年,张朝枝等应用社会表征理论实证研究了开平碉楼和村落世界遗产申报与社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问题(张朝枝,游旺,2009)。

2 相对剥夺理论及其缘起

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相对剥夺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指人们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其他群体或自己过去的经历进行比较后而产生的不公平感(罗桂芬,1990)。“相对剥夺”这一名词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Stouffer于1949年在其《美国士兵》一书中提出的。他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士兵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他们就会有“相对剥夺感”。然而,Stouffer并未对相对剥夺进行严格的界定。后来,Merton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并提出了“参照群体”的概念。他认为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源于人们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在比较中,人们选定与自己某一社会属性相近的其他个人或群体作为参照物(即参照群体),并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参照物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就会产生剥夺感。由于这种剥夺是相对比较后产生的,因此称为“相对剥夺感”(肖雪莲,2006)。Davis(1959)指出,人们选择的参照群体可以是自己所在的人群,也可是本群体以外其他的人群,两种比较均可能导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Runciman(1966)认为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至少应具备4个条件,即(1)某人没有某物X;(2)他发现别人(或自己以前)拥有某物X;(3)他希望得到某物X;(4)他觉得自己应该而且可以得到某物X。Davies(1969)明确指出,除了参照群体外,人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也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另一根源。有的学者提出将人们与其他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后形成的相对剥夺称为横向相对剥夺,而与自己过去的经历相比较而形成的相对剥夺称为纵向相对剥夺(王宁,2007)。

20世纪70年代,Gurr进一步发展了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行动者对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不一致的认知是相对剥夺感产生的深层原因。根据价值能力和价值期待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差异,Gurr将相对剥夺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即下降的剥夺、渐进的剥夺和渴望的剥夺(Gurr,1971)。下降的剥夺是指人们在价值期待保持相对均衡而价值能力却在下降时感到的相对剥夺(图1);渴望的剥夺是指人们在价值能力相对静止而价值期待却在增长或加强时感到的相对剥夺(图2);渐进的剥夺是指人们在价值期待增长与价值能力下降同时发生时感到的相对剥夺(图3)。一般而言,在稳定的社会中最可能出现下降的剥夺,而渴望的剥夺和渐进的剥夺则多出现在正在经历剧烈社会经济变迁的社会中(李俊,2005)。

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转型变化较为剧烈的地区和时期,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多,经济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重组,相对剥夺现象较为普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剧烈,城乡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滋生蔓延,弱势社会群体的相对剥夺问题十分尖锐。通常而言,相对剥夺感一旦产生后,人们会对造成这一现象的个人或群体乃至与之比较的参照群体或个人采取不满甚至敌视的态度。实践表明,如果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得不到及时疏导和消除,会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社会变革较为剧烈的地区,如何应用相对剥夺理论建立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机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外,相对剥夺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Stewart,2006)。在旅游研究领域,尽管有的学者零星地提到了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但真正以相对剥夺理论为分析工具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Seaton(1997)是第一位应用相对剥夺理论研究旅游问题的学者,他以古巴为例研究了由于旅游者的示范效应在当地居民中引发的三种相对剥夺现象。我国学术界关于相对剥夺理论的讨论始于80年代末,一些学者应用相对剥夺理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疏导机制(肖雪莲,2006;邓东蕙,黄菡,1999;李强,2004;李俊,2004),也有的学者将其应用于公司企业员工和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分析(郭星华,2001;李汉林,李路路,2000),但在旅游领域的应用研究未见报道。

3 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

一个地区旅游开发后,旅游业的发展不但会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会加速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人们的收入渠道更加多样化、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公问题加剧,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行新的调整。那些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甚至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弱势群体常常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严重时甚至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旅游业的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尤其在那些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地区,旅游发展引发的相对剥夺问题更为突出。

根据主体的差异,旅游引发的相对剥夺现象主要两种情况。一是当地居民的相对剥夺。我国的旅游发展通常是由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主导,当地居民通常处于弱势地位而缺失话语权,在旅游发展中大多被边缘化,其相对剥夺问题也最为突出。由于旅游开发征地、景区移民安置、旅游参与机会受限等多种原因,旅游地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而且通常是多种相对剥夺感交织并存。二是旅游者的相对剥夺。旅游者外出旅游,面对旅游服务不满或与旅游经营管理者发生纠纷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旅游者相对剥夺感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方面,他们在旅游过程中倾向于将自己所消费的旅游产品和以往的旅游经历相比较,如果觉得自己支付同样甚至更多的费用而没有得到相称的旅游产品,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和同行的其他旅游者相比较,如果感觉遭到了不平等待遇,也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4 三种理论视角的比较

社会交换理论被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后,为旅游感知和态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对于那些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来说,旅游业带来的利益得失评价对其态度的形成有着明显影响,社会交换理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交换理论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Pearce等(1996)指出,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目的地居民的态度问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社会交换理论将人类过于简单地假设为计算得失的信息处理器;第二,人们的许多知识是从社会中间接获取的,而不仅是来自于直接经验;第三,人们的感知和态度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在孤立的实验室中形成的。简言之,社会交换理论的不足在于将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社会交换关系过度泛化了,并将人们在交换中的利益得失作为态度和行为解释的唯一依据。实际上,除了对交换得与失的评价外,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形成中起着作用。实践表明,居民关于旅游业的一般知识与他们对旅游业的支持与否相关。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从旅游中获益的居民对旅游业的评价可能是负面的,而从旅游业发展中利益受损的居民对旅游业的评价却可能是正面的,这种现象是社会交换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此外,社会交换理论对那些受旅游业直接影响的人来说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对那些没有参与旅游业或没有受旅游发展影响的人来说,其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形成问题也是社会交换理论所难以解释的。

相比较而言,社会表征理论重视将人的感知和态度的形成放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来进行考察,强调社会共享的常识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影响,较之社会交换理论更符合实际情况。社会表征理论认为个人的直接经验、各种出版物和电子媒体以及社会互动是社会表征形成的三个重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表征理论比社会交换理论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因为各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种种交换行为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旅游业的直接经验,但社会交换理论将这些直接经验看作利益主体们感知和态度形成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社会表征理论认为个体将参与旅游的直接经验和从各种媒体上获得的旅游认识综合,并通过社会互动后形成的对旅游现象的一般认识才是个体感知和态度形成的重要依据,因而社会表征理论比社会交换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可以解释那些没有卷入旅游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的旅游感知和态度问题。

相比之下,相对剥夺理论的引入可以为旅游感知和态度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在分析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和态度形成时,是从自身的社会交换行为和社会共识出发的,而相对剥夺理论则是从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角度为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提供了一种补充性的分析视角(表1)。尤其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社会转型剧烈的地区,对于那些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和权益受损的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问题,相对剥夺理论具有很好的针对性和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是多维的,不仅可用于分析旅游感知、态度和行为倾向等问题,还可用于旅游满意度评价;不仅可用于分析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问题,还可用于研究旅游者、旅游从业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相对剥夺问题。

5 结论与讨论

旅游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需要借鉴和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已逐渐成为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是两种较早引入的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本文在分析两者的概要、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讨论了相对剥夺理论的概要、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及其与既有社会心理学视角相比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分析表明,社会交换理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将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社会交换行为作为分析人们感知和态度形成的唯一依据。社会表征理论除了考虑人们通过社会交换而获得直接经验外,还重视通过媒体和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共识在解释人们感知和态度形成中的重要性,因而较之社会交换理论有更好的解释力。相对剥夺理论则强调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人们的态度问题,尤其适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倾向研究。本文的目的并非要强调这些社会心理学视角孰优孰劣,事实上,每一种理论分析视角都有自己的长处和解释范围。同一个问题若能从多维的角度去分析和审视,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展开研究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总体来说,社会交换理论在国内外旅游领域的应用研究已经比较多见,社会表征理论在国外旅游学界的讨论并不鲜见,但在我国还十分薄弱。尽管相对剥夺理论在提高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旅游者的满意度、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以及目的地的经营管理水平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潜力,但就已有的文献来看,相对剥夺理论在国内外旅游领域的应用研究还很少见,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旅游研究社会心理学视角。鉴于旅游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那些旅游发展迅速、社会转型剧烈的地区,相对剥夺现象的普遍性及其对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性,有必要加强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领域的应用研究,为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相应的对策。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对相对剥夺理论作了粗浅的分析,在旅游地相对剥夺感的表现形式、成因、疏导机制以及程度测量等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实证研究,以深化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问题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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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建 王剑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研究论文 篇2:

浅谈基于智慧旅游视角下的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转型升级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据統计,我国网民数量占据百分之八十以上,旅游行业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日益渐增,智慧旅游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但根据市场的分析以及市场的需求从智慧旅游的角度考虑,我们有必要把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转型升级,并围绕经营与管理两方面进行分析改善,促使智慧旅游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提高旅游行业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智慧旅游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 转型升级

一、智慧旅游时代

智慧旅游时代,属于旅游业一个全新的时代。智慧旅游主要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把大量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分类,然后为不同需求的游客量身定做,并提供游客所需的景区特产。同时借助便捷的终端互联网设备,主动了解旅游的相关信息,并及时的进行安排和调整旅游的计划,有效的为游客提供高质量服务。互联网成立至今我国的旅游行业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有了很大的提升,也在逐渐的进行转型升级,还有一些旅游的散客增加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智慧旅游的发展。

二、智慧旅游时代的市场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信息技术逐渐普及,游客在旅游中对网络信息也是越来越依赖,一些旅游方案策略的软件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旅游景区都是旅游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要能够吸引游客满足游客的需求,还是要在传统的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上加以完善升级为智慧旅游。其主要特点在几个方面尤为体现:

(一)散客、自主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随着经济的提升,人们的水平也越来越好。在旅游方面,已经不限于只是参加旅行社报团旅游的方式,几人组团自驾游或是驴友背包客的模式也逐渐增多。因互联网时代的便捷,人们可以借助很多途牛等旅行软件,自主计划出行路线,对于吃、住、行等方面都可以在网上进行选择制定,既不用考虑他人的因素,还可以随意的进行时间的搭配,优化旅游的体验。

(二)智慧旅游的构成要素

智慧旅游,就是以网络服务为基础条件,通过互联网、云计算、高速无线通信技术、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组合支撑构成。其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转型为几个关键要点的升级:加强景区的监管安保工作,针对游客在监管系统中突然消失下的主动报警救助,或是地震、火灾等突发状况下的安保救助,对于大型的景区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增加景区的互动体验质量,采用更高级的信息化服务为旅客获得满意的状态,提升旅游互动体验质量;改变旅游产业格局,利用智慧旅游的优势,成为现代服务业与科技结合的典范,对改善管理平台、增强竞争优势,满足旅游者需求上都有很大影响。因此,智慧旅游的构成要素简单来说可以分为智慧服务、智慧商务、智慧管理、智慧政务四个主要方面。

三、智慧旅游视角下传统旅游景区经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从智慧旅游的角度出发,结合智慧旅游构成的四个关键要素,对几个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一,多头管理,多重目标。目前为止,我国对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上相对比较混乱。比如,自然文化遗产的体制明显特征表现在多重目标性管理和企业化不同程度的经营管理模式上,多重目标与企业化经营管理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容易出现矛盾。第二,秩序混乱,服务较差。近年来,经常听说旅游景区出现安全事故,导致旅游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内部管理机制的不科学、不合理性,管理人员思维混乱,各个景区管理之间秩序混乱,管理人员各司其职,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第三,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近年来,各个景区为了扩大旅客量,在景区内部大肆修建建筑,而有些景区内部建设较为城市化,不仅破坏了景区原有的自然资源,还会使原有的环境遭到退化,保护措施不到位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景区卫生管理不及时,反而流失了旅客量。

四、智慧旅游视角下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转型升级的途径

结合智慧旅游的构成要素,从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外部经营与内部制度管理两方面考虑分析,在传统旅游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完善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的智慧化转型升级。

(一)外部经营模式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化体制,与旅游专业网站、手机电脑等新媒体旅游策略客户端合作,利用淘宝、美团等大型平台进行旅行计划拟定,准确的对景区信息进行详细介绍。根据旅游不同的路线制定吃、住、行等一系列游玩项目,满足旅游者们的需求。搭建景点特色产品销售平台满足消费者们旅游消费的心理,从而提高景区经营管理的效率。

(二)内部制度管理

首先,在景区的网络设备上进行通信设施的基础转化升级管理,保障游客们在景区能够享受全网覆盖的终端配置系统,更好地提供信息管理化服务,直接利用电子导游为游客们实行地图定位与电子导航等项目,减轻工作者们的劳动力度的同时,还能有效地提高工作的效率,实现管理决策的更合理化。也可以利用信息的有效传播,介绍一下当地的特色文化,传统风俗等;对各个景区施行网络管理系统,每个游客进入景点要通过系统确认,运用智能监测、人员定位等技术设施对当天的游客量进行控制分析,及时的告知景区内部交通情况以及引导客流走向,保证每个景点的设备交通等都能起到有效的作用。

其次,对景区内部的安全管理方面更要加强,通过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及时地对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进行自动报警,就近的工作人员及时地做出应对措施,卫生服务、医疗移动服务等都要设置相应的位置,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的同时也要对景区进行实时保障。

五、结论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旅游行业,但智慧旅游快速的到来,我国传统旅游行业还没有完全的转换过来,所以想要提高旅游业的经济发展,还是应该对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转型升级,达到人们的需求,优化景区传统的配置,提高景区的服务质量等,让我国的旅游行业在智慧旅游的推动下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产业之一,从而实现全国经济上的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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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小曼.旅游体验视角下清明上河园智慧景区建设研究[D].河南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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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乌日娜

旅游景区经营管理研究论文 篇3:

再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的变动与重构

[摘要]文章在梳理总结现有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以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为基础,运用位序一规模律对空间结构的变动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发现,三峡旅游地总体上已经从空间极化阶段向均衡阶段转变,旅游产品变化、旅游交通完善和政府主导的跨区旅游企业整合等是影响空间重构的主要因素,并还将持续发挥影响。目前三峡旅游地已经形成了以万州和宜昌(夷陵—秭归)为组织核心,东段以三峡大坝—巫山—奉节为主要旅游吸引物,长江主航道、沪蓉、沪渝高速为主要轴线的旅游空间结构,但西段旅游组团的核心由丰都转为武隆,更多地表现为重庆都市圈旅游的特点,旅游空间结构的“东西分化”趋势明显;并有沿大宁河、神农溪等跨区旅游合作轴线向神农架和恩施州南北扩张的趋势。

[关键词]三峡;空间结构;旅游流;位序一规模律;齐夫系数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长江三峡是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是多种类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极度富集的地区,也是研究水利旅游、跨区域旅游合作、游船业旅游、旅游扶贫、移民旅游就业,乃至旅游业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用的典型区域,一直以来就是国内旅游研究的热点。

2003年由国家6部委牵头,北京大学承担编制了《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并于2004年在《旅游学刊》发表了《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的变动与重构》,文章对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预测,认为三峡大坝这一世界级的旅游景观,水位上升引起的旅游资源变化和空间可达性的变化,以及区域空间的分化作用都会导致旅游地空间结构的重构,并认为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变动与重构将会呈现出“一轴”模式转变为“双核”(重庆、宜昌)模式、水陆分化模式、空间掠夺与“边缘回头”模式、空间拓展模式,随后的研究中又进一步完善了“两极、三轴、三区、四带”的空间结构骨架。

2009年,由于蓄水达到了预期的175/145米水位,三峡库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住建部、重庆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组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等4家单位共同编制了《三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其中,北京大学再次承担旅游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机会对2004年发表的三峡旅游空间结构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验证,并结合近年来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趋势,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 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2.1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新趋势

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旅游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1990年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旅游市场发育的不断完善,空间结构研究转向以不发达国家为对象的案例研究,而发达国家的旅游结构研究开始转向游客分布的市场结构、旅游地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旅游管理的组织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源于游客行为模式及客流影响因素的探讨,其后量化模拟和预测客流的研究成为主流,近年来研究也转向了客流的季节性与气候变化、资金流等更为广阔的方面。

国内的旅游研究中,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仍然是当前热点,大多通过借鉴区域空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等),基于旅游资源和景区分析,从空间竞争、空间合作、社会网络、游客行为等方面进行旅游地空间结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理论推导,对旅游目的地增长极或核心区域的识别,以及边缘区域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等各个方面与核心区域的联系;主要研究方法是位序一规模率(zipf结构)、空间拓扑以及邻近距离、通达度、回路等距离测算指标、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论主要是判断旅游地发展的阶段(极化或是均衡),以及在该阶段旅游产品、旅游设施、游线设计等方面的应对措施。

近年来,基于旅游流的旅游空间结构研究成为了新趋势,其研究内容不仅仅包括客流,也还包括信息流、物流、资本流、能流等,研究内容包括全国旅游流空间结构,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省等区域、省域客流结构,以及西安、杭州等著名旅游城市周边各旅游景区景点间的客流结构。

总的来说,目前区域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呈现出理论推导和案例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态势,并日益注重模型化、定量化的研究方法,游客数量仍然是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要素,城镇、交通、旅游公司的组织架构、投资流向等对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也日益深入。

2.2三峡旅游目的地空间研究评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三峡“告别游”和大坝旅游的高峰引发了大量的三峡旅游研究,其中,旅游地空间研究成为重要领域,研究包括三峡旅游发展历程与三峡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演化进程的机制研究,三峡旅游空间合作研究等,但最广泛的研究是三峡旅游地的空间结构识别。

现有研究主要从“大三峡”和“核心区”两个层次进行空间结构研究,其中,“大三峡”不仅包括由宜昌、万州、重庆三个增长极辐射形成的环坝旅游层、环峡旅游层、重庆都市旅游层,还沿清江流域、乌江流域、赤水流域以及209国道、渝怀铁路辐射,构成“一江(长江三峡)两山(武当山、神农架)”、清江流域、乌江流域、赤水河流域四大扩展层(环库层),东部与武汉、北部与西安、西部与成都、南部与贵阳、东南部与长沙联动,构成大三峡旅游圈的关联层,而“核心区”则主要是以宜昌和万州为核心而形成的旅游区;在空间发展中应实施“点一轴—圈—网”的空间布局结构,以重庆、宜昌、万州为主要核心,以奉节、巫溪、巫山、兴山、巴东、秭归、三峡大坝、神农架等为次中心,以长江主航道为增长轴的空间结构,并将形成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筑为支撑的三峡东部旅游产品集聚区,以奉节为中心的三峡腹地旅游产品密集区,大宁河沿岸旅游产品密集区,以石宝寨(湖)、石柱黄水自然保护区、丰都“鬼城”为支撑的三峡库区中部旅游产品集聚带,和以乌江沿线为主体的旅游产品群共同构成的密集旅游区结构体系。蓄水后随着旅游资源分布改变和交通条件改善,三峡旅游地也会东西向宜昌和万县收缩,南北纵深拓展,三峡旅游的腹地化发展趋势开始显现,旅游活动的范围开始扩张。

但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定性的分析,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重要的旅游区域,三峡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还较为落后。

3 研究框架

本文以“假设一验证一演绎”为逻辑框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景区、城镇交通和产业组织3个方面建立假设,并引入旅游流分析,以游客流和收入流为分析对象,运用位序一规模律对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进行量化研究,进而检验假设,重新归纳三峡旅游的核心城市和“点一轴一体系”空间结构,以及各城镇的旅游职能结构。

位序一规模律最早是由奥尔巴赫(Auerbach)在1913年提出的,其表达式为:PiRi=K,即城市人口(Pi)与位序(Ri)之积为常数(K),其后齐夫(G.K.Zipf)将其改进为Pr=P1×r-9,取对数即为lnPr=lnP1-qlnr,其增加的参数q即为齐夫(Zipf)系数,g=1时,区域呈现Pareto均衡分布模式,q越小证明规模等级结构的差异越小,中间位序的区域单元数越多。位序一规模律同样也是自组织理论、分形理论在城镇体系中的重要表述。将式中的人口数替换为旅游流的标度(游客数、旅游收入数等)可判定旅游城镇体系是否符合位序一规模律。

在研究区域的界定上,狭义的“三峡”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大体上是自奉节白帝城一夔门至宜昌南津关共193千米的长江主航道及两侧山体范围。但三峡旅游地的概念则经历了重庆一武汉、重庆一宜昌、万州一宜昌等多个范围概念。三峡工程蓄水后,一般认为三峡旅游核心区就是湖北省和重庆市划定的三峡重点库区的范围,并沿乌江、清江、神农溪等主要支流向贵州、鄂西北、湘西等地辐射。本文研究对象三峡旅游地主要采用了三峡重点库区的范围,包括重庆市万州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武隆县、石柱县和湖北省宜昌市的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恩施州巴东县共15个区县。

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这次研究没有纳入重庆市主城区和宜昌市(夷陵区除外),这主要是因为三峡旅游和重庆都市旅游已经完全分异,宜昌旅游也开始超越三峡而成为鄂西圈的旅游枢纽。2003年以来,重庆市域旅游人数基本在三峡旅游地15区县旅游人数(叠加或有重复)的5~6倍,2009年重庆市全域接待国内游客数超过1.2亿人次,其中主城区估算达到7500万人次(叠加或有重复),远超过万州的703万人次和15区县累加(也存在重复计算)的不到3000万人次;夷陵区旅游基本可以认定为三峡旅游的一部分,但宜昌市的旅游组织范围不断扩大,已经涵盖了神农架、恩施州及清江旅游等,2008年宜昌全市的国内游客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是夷陵区的6倍和5倍。

4 基于游客数和旅游收入的齐夫(Zipf)流检验

三峡旅游地范围内各景点的统计数据很不完善,因此,本文以各区县的旅游统计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数据来源于《三峡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调研期间获得的各年度相关区县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旅游业发展报告等。鉴于三峡入境旅游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远小于国内旅游,本文主要对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量和国内旅游收入进行分析,分别对其取双对数作图如下(见图2、图3)。

由于位序一规模律的分析对象是各年份从高到低的排序数据,因此,各城市的相对位置是不断变动的。就三峡旅游地而言,2003~2009年15区县的客流体系变动趋势为:万州一直为区内首位城市;涪陵、忠县、石柱、云阳等沿江资源较为缺乏的区县和开县、巫溪、兴山等纵深区县排名一直靠后;主要的变动在第二梯队,即武隆、奉节、巫山全面超越夷陵、秭归、丰都三区县,巴东略有提升。收入流体系的变动趋势表现为:第一梯队中夷陵、秭归掉落,万州兴起后又被武隆赶超;巫山、奉节、丰都一直位居第二梯队,涪陵快速掉落,巴东迅速上升;忠县、石柱、云阳、开县、巫溪、兴山等区县处于靠后位置。

受限于样本量,上图并不能很好地观测出三峡旅游地的游客流和收入流规律,仅可以粗略地发现两者均有较为明显的折点。因此,本文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并在整体回归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拟合的分段回归,将不同区间进行分段标度研究。

对表2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国内旅游流体系不分标度的回归均可以通过95%以上的置信检验,但相关系数均只有0.8左右(收人流2006年前甚至不到0.8),首位城市的实际值远小于理论值。一般来说,基于位序一规模律的城镇体系分析几乎都能通过置信度检验,相关系数较低已经说明了在这一研究时段内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是—种向位序规模体系发育的中间阶段。在这一研究时段内,三峡旅游地的旅游组织正在转型,新的中心城市万州短期内受限于交通条件、接待设施等制约,尚未发育成熟,而研究区域未纳入的重庆主城区和宜昌全市仍发挥了相当的作用,这也导致了首位城市的理论规模和实际规模相差较大。

(2)不分标度的客流齐夫系数在2006年经历了从快速极化过程向缓慢再均衡过程的转折,这可能是受到当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万开高速通车等重要事件的影响。在此之前,一线串珠式的沿江旅游使得游客和旅游收益高度集中于旅游组织者,尤其是重庆宜昌两地的游船公司、旅行社,且极化现象不断加剧;在此之后,由于区域性基础设施普遍趋于完善,区内旅游的自组织性增强,区域旅游空间开始向均衡演化。不分标度的收人流齐夫系数普遍远大于客流齐夫系数,但2004年以来下降很快,与客流齐夫系数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说明区内旅游收益分配极度不均的状况得到缓解。这部分原因是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消解了极化进程;部分原因是2004年湖北、重庆两省市签订了《加强三峡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的“1+3”一揽子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后,两省市加强了对区内景区和设施的资本整合,统一的资本市场开始形成,并带动了地方旅游的发展。

(3)在分标度的研究中,同一标度组中的旅游城镇间更具有自组织的特性,即成为一个旅游体系。在游客流分析中,标度一的涵盖范围由2003年的9个标度退化为5~6个标度,到2009年又拓展到10个标度,而收入流分析中标度一的涵盖范围在2004年以前主要包括前5~6个标度,2005年后的可标度范围则基本上覆盖了第2、第3个节点到第13、第14个节点。笔者认为其原因是:2004~2008年是三峡旅游地空间的转型关键时期。2003年以前,三峡旅游地还属于由重庆和宜昌支配的一线串珠式沿江游览,沿江区县(11个)为一个旅游体系,纵深区县则未纳入旅游开发;2004年以后由于局部的基础设施开始完善,以重庆和宜昌为起点的短途游,如重庆一武隆、重庆一丰都、宜昌一奉节一宜昌等旅游线路出现,旅游地空间开始分化为若干核心旅游区县(万州、夷陵、武隆、丰都、秭归、奉节、巫山等)和边缘旅游区县;近年来由于沿江交通基本贯通,但纵深交通还远未完善,因此旅游空间体系再次恢复到沿江区县和纵深区县的两个体系,与2003年之前的区别在于沿江旅游的自组织性增强,是一种内生的再均衡。而旅游收入流2005年后分标度的覆盖范围较广,主要是因为自2004年两省市签署了《协议》后,三峡主要景区(主要是沿干流景区)均被纳入重庆交旅集团和湖北鄂西圈投(以下简称两大公司)的控股,收入流结构体现了资本结构,未纳入标度的是位于前端和后端的城市,前者经济体量较大,两大公司的投资还不能完全影响当地旅游经济,后者则还未得到两大公司的投资。

(4)区内客流体系的首位城市万州无疑是三峡旅游地空间组织的核心,但实际游客值远落后于理论游客最大值,且在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4年中首位城市游客量处于无标度区间;收入流分析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2004年以前夷陵的实际收入仅为不分标度回归理论收入值的1/3,2005年以后首位城市(主要是万州)的收人流也处于无标度区间,实际收入约为理论收入值的1/2。其中主要原因是以万州为代表的首位城市还并未完全发育成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中真正的首位城市(即重庆、宜昌还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近年来收入流标度范围保持稳定,且不分标度的齐夫系数逐渐减小,收入流实际值与理论值的差距也在变小,这表示三峡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开始提升。

5 三峡旅游地空间变动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三峡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变动,是多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齐夫系数的分析量化描述了近年来三峡旅游空间变动的趋势,并检验了部分假设,但还不能完全解释三峡旅游地自2003年以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旅游空间的深远影响。

5.1根本性的旅游产品变动导致景区空间结构变动

现有的研究认为,三峡工程竣工及蓄水造成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变动导致了景区空间结构变动:一是旅游地东端新增了一处世界级现代工程景观三峡大坝,二是当蓄水量达到175米水位时会导致区内从“激流险滩”向“高峡平湖”转变。目前三峡旅游地已经有39处重要旅游景观(占原三峡旅游景观的13%)全淹和半淹,激流险滩向支流上游延伸,库区形成了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千米的11个湖泊群、14个岛屿及半岛构成的高峡平湖景观,但这些新形成的资源尚未形成旅游产品。

从目前来看,如下两方面旅游产品的根本性变化才是导致三峡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变动的原因:一是重庆直辖以来迅速发展,已经成为远超过三峡旅游组织的,集商务、会展、观光、度假等功能的重要都会旅游目的地;二是武隆喀斯特地貌等高等级资源(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和开发,使之从乌江次轴上的旅游节点转变为独立于三峡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在此影响下,传统的“重庆一宜昌”三峡旅游向“万州一宜昌”转变,万州成为三峡旅游组织的中心城市,狭义的三峡旅游时空间范围也向东压缩,奉节一巫山成为东段旅游组团的中心,而西段旅游组团中心由丰都转为了武隆,传统的三峡西段游向重庆都市圈旅游转变,三峡旅游地空间“东西压缩”的趋势转变为了“东西分化”。从齐夫系数上看,2004~2008年是主要的转型期,2009年后结构性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武隆、奉节、巫山、巴东等县在旅游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预示着三峡旅游地和神农架、恩施州等区外旅游产品组团的跨区合作开始萌芽。

5.2旅游交通网络成型推动旅游空间体系趋于均衡

蓄水后,三峡旅游地沿江陆上交通的高速公路覆盖率达到80%,主要景区均有省道以上道路连接;水上航道也因蓄水而升级1760多千米,其中,等级航道增长25.6%,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港口码头体系和机场群体系,三峡旅游地交通体系基本成型。这是区域旅游空间体系从极化趋于均衡,客流齐夫系数在从增大转为平缓的最重要原因,并从根本上促成了区内旅游从旅行社、游船公司主导的发展向自组织发展转变。随着交通设施从沿江向纵深地区建设完善,三峡旅游地空间体系将很可能广泛地趋向均衡。

旅游交通的完善也推动了旅游城镇职能体系的分化。其中,万州是沪蓉、沪渝高速的交汇点,拥有机场和枢纽港口,是三峡旅游地的交通枢纽,但自身旅游资源品质不高,商务、休闲等都市旅游产品又尚未成型,因此游客量大而旅游收入较低,是三峡旅游空间的组织者;夷陵所在的宜昌是湖北省次中心城市,是通往恩施、神农架的门户,夷陵区与秭归共用港口,共同构成了三峡旅游地东段的组织者;武隆主要因为其顶级的旅游资源(世界自然遗产)和大为改善的交通条件而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游客人数虽不如万州、夷陵一秭归,但2009年的旅游收入已经跃居区内第一;奉节一巫山等城镇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和自身的优质资源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巴东日益成为三峡旅游和神农架、恩施州旅游的中转枢纽。从旅游轴线上来看,长江黄金水道虽然仍在加强,但沪渝、沪蓉等高速的轴线组织能力增长更快,大宁河(巫山—巫溪)、神农溪(巴东—神农架)等支流也将成为跨区旅游合作的重要轴线。

旅游交通完善也推动了具有较好区内交通条件,相似历史文化渊源,相似或互补旅游资源的次区域合作。除了早已达成协议的“巫山一奉节一巫溪”旅游合作金三角以外,2007年9月,万州、开县、云阳也签订《万开云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进区域旅游合作。

5.3旅游资本跨区整合是否加剧“空间掠夺”尚待观察

旅游收入流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三峡旅游地的收入结构趋向均衡,是得益于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协议》后的资本整合。目前重庆交旅集团控股、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景区就包括白鹤梁、丰都名山、石宝寨、张飞庙、青龙瀑布、白帝城、天坑地缝、小三峡神女溪、红池坝和宁厂古镇,几乎囊括了传统三峡旅游重庆段的所有重要景点。

但这一资本跨区整合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空间掠夺”尚没有数据和分析的支撑。地方政府和支持者认为,这种整合有助于重点景区的高品质建设,进而有助于做大旅游蛋糕,带动周边中小景区和服务企业的发展,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现有齐夫(Zipf)系数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所谓“高品质”的旅游建设对旅游服务质量不高的当地企业和旅游服务技能较低的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剧了淘汰,而且在我国当前的税收体制下,这些景区收益的绝大部分将流向少数中心城市,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掠夺。

6 结论与展望

三峡旅游地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经历了“末日促销”和三峡大坝建设带来的旅游资源巨变,目前已经趋向于平稳发展,其空间结构变动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蓄水前研究的预计。本文以2003~2009年三峡旅游地15区县的国内游客数和国内旅游收入数据为依据,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定性检验和量化研究了三峡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变动,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三峡旅游地的空间体系总体上已经从极化趋向均衡,并向位序规模体系演进,这其中的主要动力是旅游交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旅游城镇体系职能分化;(2)目前三峡旅游地还处于转型时期,重庆和宜昌的影响仍在,以万州和夷陵一秭归为组织核心,三峡大坝一巫山一奉节为主要旅游吸引物,长江水道、沪渝、沪蓉高速为轴线的旅游空间结构也已经开始成形。但西部旅游组团的核心由丰都转为武隆,且已经区别于三峡旅游而成为重庆都市圈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3)奉节一巫山、巴东等区县的旅游发展十分迅速,预示着三峡旅游与神农架、恩施州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大宁河、神农溪将成为未来区域旅游“南北扩张”的重要轴线;(4)隐藏在空间结构变迁之下的是资本结构的整合,目前区内核心旅游资源已经被两大公司控制,并带动了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了相对均衡的产业空间结构,但未来的发展趋势还难以预测。

受限于研究区域统计数据,本文在方法的应用和拓展上,以及进一步分析区内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演化规律中都受到一定的局限,从而难以对未来发展做出进一步预测。此外,不同于资源、交通等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近年来出现的跨区资本运作将间接但更加深刻地影响区域旅游空间重构,这也是今后三峡旅游业进一步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作者:黄斌 吕斌 李磊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