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型纪录片评析

第一篇：犯罪型纪录片评析

任务驱动型作文评析：中国农村问题作文

审视农村问题，展情怀显担当

【原题再现】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你认为对于当今的中国农村，下列关键词所体现出的问题，哪两个是最可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请从中选择两个关键词，阐述你的看法，能体现所选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联。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问题关键词：贫穷

愚昧

儿童教育

老人安养

村庄消失 【命意解析】

作文类型：集话题作文、材料作文、任务驱动型作文于一体的综合性作文题目。

明显地，模仿2017年全国卷1作文，从关键词出发，引导考生关注社会生活、对接“立德树人”的高考命意、立足核心素养、材料具有开放性、命题具有思辨性„„当然，我觉得，这个作文的出题更有现实意义，引导学生关注的是在诸多中国骄傲背后被忽视的农村，引导学生思考的是越来越多被城镇化大潮冲击后的农村将何去何从，的确，当今国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文化自信，有越来越多的在世界前列的让国人引以为豪的骄傲，但，中国农村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中国作为昔日的农业大国不得不提的重要的一块，无疑，这个作文的命题似乎更切中当今社会焦点，国家痛点。

于全国卷1而言，此篇作文题目通篇都是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农村最落后的最突出的问题，目的就是引导学生认真思索，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显示有情怀的担当,如果天真的学生、愤青的孩子可能就会把笔触伸向农村一块又一块的带血带痛的地方，直触痛点，满篇怨气，那这些考生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让考生明白，考场常识性观点必须记住：即使是不好的方面，也不应该在作文中体现为批评和抱怨，而应该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避负面，让阅卷者看到的是任重道远和责任担当。

学生应以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审视现实国情，理性正确认识中国农村，从所知所学所感出发，感性述说、理性思辨，展示考生的理想信念、责任意识、精神状态和综合素质等。

【审题解析】

材料给出的5组关键词，是近年来中国农村给大部分考生的印象，大部分考生对这5组关键词不会陌生，可以说，5组关键词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给学生更多的写作和思考空间。涉及中国农村多个领域问题，每个关键词都是中国农村缩影和表征，它们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张力和层叠的思辨空间。关键词较多有利于考生自由选择搭配组合，给考生提供多元选择角度和广阔的立意空间。

形式要求是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明确文体，即要求考生可以多种文体，可议论，可叙述，较自由，打破了侧重议论的的命题方式。

学生在行文中，需完成题目中的几个指令：

这五组关键词指向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围绕的中心话题必须是中国农村的问题，切记，是当今而不是古代或旧中国，选择两个关键词，两个关键词必须具备的元素是：最可怕最急需解决，而且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要在行文建构起内在关联。

考生在作文中必须体现：你为什么认为这两个是最可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怎样的联系。中国农村最可怕最急需解决问题，可怕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解决的，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后果，、、、、、。其实，暗含作文论证的思路：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贫穷

愚昧

儿童教育

老人安养

村庄消失

选择两个关键词”，并不是随机的、凌乱的，应有机联系，运用辩证思维，全面、联系与发展地看问题，可以运用批判思维，以高度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来体现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精神。

如因贫穷缺失教育，导致更愚昧，愚昧反过来加速贫穷。

因为愚昧，导致农村儿童教育的缺失，下一代人又进入愚昧的状态，进入死循环、、、、、

...... 在一个大背景下考量中国农村问题的同时，应痛定思痛，思考出路，提供解决思路，才显示出考生的担当与责任。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还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我们考生能在考场上略述一二，也难得可贵。如以下

片段1: (村庄消失)如果城镇化是“摊大饼”式的盲目占用自然村，既不能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又使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目前，失地农民往往得不到公平的社会资源和生活保障，会产生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民生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具有历史特色的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而消亡，会使得宝贵的历史或非常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得不到传承和发扬。

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年传统的古村落被侵害得很严重。而古村落对于保持农村社会形态的完整性，保持中国农村传统文化连续性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和社会要加大对这些区域的人为保护，通过人为干预把它们保护起来。比如帮助这样的区域发展一些产业，把人留在那个地方。尤其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但是环境很好，又有地域性文化承载的地方，就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旅游业，使它们不因现代化的大潮而消失掉。

片段2(儿童教育)农村产生一个特殊的未成年的群体-----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教育是当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而且将是一个时期内长期存在且无法回避的问题。留守教育中,缺失的家庭教育，错位的隔代教育，不到位的学校教育，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令我们痛心疾首......

【存在问题】

考生作文中存在问题：不根据题目指令要求作文。主要有以下表现: 1.一些考生选择角度与材料内容及含意涉及的范围无关或选择角度与材料内容及含意涉及的范围只是沾边，完成第一个任务时发生了严重偏差，通篇采用话题作文的方式进行写作，只是重点论述该主题词的意义，如只选择一个关键词“儿童教育”，通篇论述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而缺少论证农村儿童教育”可怕”现状与原因分析，没有体现考生对中国农村儿童教育的认识。

2.对所选关键词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致使对问题的再现停留于肤浅，不能言人所不能言。

3.两个关键词之间缺少内在联系，或联系生硬，或联系不密切，写作内容结合松散，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缺少任务驱动的意识。

4.没有完成题目要求的指定性的任务，----为什么是-最可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没有阐述清楚。

5.呈现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当下”的，含几个要素：是中国，而不是外国的;是农村的，而不是城市的;是当下的中国，而不是古代的;不是特殊的个例，应该是普遍性的群体意识的。学生在举例子时，偏离这些限定要素，随意性强,,就无法完成指令。 【作文启示】 作文给学生的启示：

1.变换任务指令训练写作。教师在指导学生训练作文时一定要让学生明确材料中有几个任务指令，要变换任务指令训练作文，不让学生固守任务指令。 2.引领学生关注时政和社会生活。作文时代感强，这种时代感意识还会延续，教师要引领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等时事。

3.少模式多应变。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写作基本能力的训练，改变传统的作文教学方式，在方式方法上不要固守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可利用网络开展写作教学，要多训练学生临场应变的能力，少套作、宿构。

4.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训练材料的取舍上，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引领学生阅读思想健康、育人功能强、传递正能量、传播好声音的作品;多聚焦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优秀品德情操、时代精神感强的作品，是落实立德树人，凸显价值引领的高考命的指导思想。

第二篇：王怀忠受贿案件的犯罪学评析

【摘要】被告人王怀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2002年9月28日被罢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地委书记、中共阜阳市委书记。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号3栋102室。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现在押。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2003年12月29日作出(2003)济刑二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怀忠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王怀忠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以(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本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王怀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币275万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7.1万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怀忠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王怀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贿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更为恶劣的是，王怀忠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关部门查处其涉嫌经济犯罪期间，仍继续向他人索贿，且将索取的巨额贿赂用于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受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法院审理期间，王怀忠检举他人犯罪，经有关部门查证，其检举或者无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不具备立案查证条件，或者所涉人员在王怀忠检举之前已经被举报、查处，或者不构成犯罪，王怀忠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关于立功的规定，不具有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在一审期间，王怀忠拒不认罪;二审期间，王怀忠对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认，但对有确凿证据证明的其他犯罪事实仍予以否认，不足以从轻处罚。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鲁刑二终字第6号维持一审对被告人王怀忠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2004年2月12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王怀忠被执行注射死刑。

【关键词】：王怀忠，贪污受贿，安徽省副省长，拒不认罪，死刑 【王怀忠的犯罪事实]】：

经复核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1994年9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的职务便利，指使原阜阳市长王汉卿等人，为涉嫌偷税犯罪的阜阳飞龙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杨晓明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同年12月，王怀忠收受杨晓明人民币6万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怀忠先后利用担任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行署、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国

银阜阳国际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在阜阳市开发的国际工业园、银海花园等项目，解决建设用地、减免银海花园二期工程城市建设配套费等。1997年7月底，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相坤1万澳元(折合人民币6.1万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多次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安徽省阜阳汇鑫发展有限公司解决阜阳商贸城和敬贤山庄的开发用地、拆迁、安置等问题，先后4次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姜旭、余永强、王忠人民币共计40万元。

1998年10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解决安徽省阜阳市龙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公司)在开发静馨山庄过程中所遇到的拆迁问题，收受龙腾公司董事长马萍、总经理卢强(马萍之夫)人民币30万元;1999年1月，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要求阜阳市公安机关不追究龙腾大酒店员工砸坏白金汉宫大酒店玻璃橱窗及车辆的责任，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40万元;同年2月，王怀忠在龙腾公司《关于建设龙腾购物中心的报告》上签署要求阜阳市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的意见，事后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同年5月，王怀忠给阜阳市颍州区有关领导打招呼，为龙腾公司办理龙腾加油站的土地使用证手续，收受马萍、卢强人民币20万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先后7次在阜阳市东方宾馆董事长周伟关于买断东方宾馆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报告上签署意见，帮助周伟买断东方宾馆和协调解决贷款人民币1496.3万元，先后4次收受周伟人民币共计50万元。

1997年4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要求对安徽省天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汽运大厦的城市建设配套费、土地出让金以及汽运税收等予以减免。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王新华人民币10万元。

1996年下半年至1999年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主持召开阜阳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为阜阳市白金汉宫大酒店有限公司解决扩建白金汉宫大酒店过程中遇到的拆迁问题，并先后两次要求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阜阳办事处为白金汉宫大酒店解决建设资金共计人民币320万元。1999年8月，王怀忠收受该公司董事长刘士强人民币20万元。

1996年2月至1998年11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召开协调会、签批文件等方式，为倪超所在的阜阳市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减免土地出让金、城市建设配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9.29万元。2000年5月，王怀忠在天津市开会期间，向倪超索要人民币5万元。

1996年7月至1999年，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中共阜阳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通过签批文件、召开协调会等方式，为李洲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阳国贸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国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徽亚杰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87.448万元。2000年12月，已升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的王怀忠得知有关部门正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向李洲索要人民币200万元，并将其中的12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交给侯万清(化名“陈思宇”，已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企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另80万元让杨应宇代为保管。

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被告人王怀忠利用担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向拟在安徽亳州建农业基地的安徽牛王皮业服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静索要人民币20万元，向正在筹建常青镇农业高科技园项目的安徽云鹏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双梅、于旦生夫妇索要人民币50万元，并安排于旦生将其中的30万元交给北京新

世纪四环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余永强，20万元交给个体户苏辉满，用于寻找关系,试图阻止有关部门对其涉嫌经济犯罪问题的查处。

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押、冻结了被告人王怀忠的财产。除受贿犯罪所得和合法收入外，王怀忠对价值人民币480.581103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上述事实，有一审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证实，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遂作出一审判决。

【王怀忠案件的犯罪特点】：

(一)从王怀忠问题的性质看，这是一起高级领导干部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于一体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案件。

(二)王怀忠不仅经济上贪得无厌，而且政治上蜕化变质，工作中滥用职权，作风上专横霸道，生活上腐化堕落。

(三)王怀忠表面上谦和、仗义，但骨子里却霸道专横、阴险狡诈。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评价王怀忠“老谋深算，善于搬弄权术，玩弄手腕，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

(四)在组织人事方面，王怀忠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他经常把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找来，当场口授干部任职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的意见提交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职务安排意见，让组织部长将此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于有不同意见或考察中明显不合格的干部，王怀忠仍强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怀忠不顾他人反对意见，强行将口碑极差的原蒙城县委书记王保民、阜阳市公安局长付洪杰作为副市长人选上报省委组织部。二人在选举中落选后，王怀忠仍不罢休，又安排第二次选举，终使二人成为阜阳市副市长。王怀忠还违反政策，擅自决定增加编制，乱设机构。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阜阳市委正副秘书长最多时配到23人。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直机关超编46.5%，事业单位超编27.8%。2001年安徽省对全省超编干部的统计结果显示，阜阳一市超编干部人数占全省总数的一半。

(五)在土地批租方面，王怀忠违反法律和规定，越过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直接插手干预出让事务。他长时间将阜阳城区一些黄金地段出让的决定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拒绝实行招标拍卖，并打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采取多种违规手段把个人意见上升为市委市政府意见;不经评估，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建设配套费;擅自以经济适用房政策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惠;随意决定出让土地位置和用途，为不法开发商谋取巨额利益，自己从中收受贿赂。如，不法开发商丁佩琦看中了地处黄金地段的阜阳少年宫的土地。王怀忠收取丁的巨额贿赂后，不顾市委常委会议的多次反对，擅自决定将少年宫土地交给丁佩琦开发，并授意丁佩琦宴请有关单位领导吃饭，还亲自到场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会议纪要”，称少年宫开发问题已由王怀忠在某酒店主持召开协调会进行了研究，决定在土地出让金收取、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给予优惠。王怀忠竟签批了此“纪要”并以阜阳市委、市政府的名义下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执行。由于王怀忠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3676.04万元。

(六)在国有企业改制、大型项目建设过程中，王怀忠丧失原则，以“支持个私企业发展”为由，大搞权钱交易。如私营业主杨晓明想买阜阳肉联厂，王怀忠在收取其6万元的贿赂后，在杨晓明连资信证明都无法提供的情况下，就责令有关人员数次接受杨提出的苛刻条件，将肉联厂保留国有企业性质交给杨经营。22个月之后，杨将肉联厂甩包袱交给了市政府。经审计，杨接手时该厂资产为4800万元，杨退出时该厂资产为负2656万元，一进一出，国家损失数千万元。

(七)在作风上，王怀忠好大喜功，为追求个人“政绩”，捞取政治资本，不惜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他直接干预并盲目制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95年，

阜阳地区在制定“九五”规划时，王怀忠对市计委提出GDP要增长13%的目标十分不满，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市计委无奈调到1596，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只好第三次调整，即从15%提到18%，却再次遭到王怀忠的否决。在王怀忠的主持下，最后制定了“九五”期间阜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96的规划，而到2001年阜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实际执行情况年均增长仅为4%。为了达到这不切实际的“目标”，王怀忠逐级分解指标，层层加码;各级政府采取财税“空转”的办法凑数，有的还虚构纳税人。于是在蒙城县出现了秦始皇、叶利钦、克林顿等古今中外名人交税的闹剧。

(八)在生活上，王怀忠道德败坏，大搞权色交易。从1995年至2000年，王怀忠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并为其中的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其情妇马某原是一名护士，因与王的特殊关系，先是由王安排到阜阳市土地局做会计，不久又安排进某区公安分局，一天班没上就派到公安大学学习，回阜阳后不安心工作，王又将她安排到国贸大酒店任副总经理。王还将马某的弟弟由一名复转军人安排为派出所所长。

综上所述，王怀忠就是这样一个集政治流氓、地痞无赖和高级干部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腐败蜕变的典型;是一个政治野心膨胀、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败坏、作风专横跋扈的典型;是一个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是一个“一把手”缺乏自律又缺乏外部监督而导致全方位腐败的典型。当地老百姓愤恨地称其为“王三亿”、“王坏种”。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认识】：

从此案造成的后果看，这是一起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给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造成严重危害的腐败案件。

王怀忠的所作所为，给整个阜阳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一是带坏了领导班子。在王怀忠的影响下，阜阳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收礼受贿成风，买官卖官盛行，一批人落入法网。阜阳市原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长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汉卿，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原市人大副主任孙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长孙克杰、李兴民等，均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在此案的查办过程中，专案组查处并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共计47件，涉及厅级干部11人，涉案金额1285.97万元;处级干部12人，处以下干部10人，私营企业主等其他人员14人。涉案总金额3.55亿元。二是涣散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在王怀忠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干扰下，阜阳市党政干部一时间思想混乱，正不压邪。1999年春节，因向领导干部送礼的人太多，造成阜阳市领导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经交警疏导几小时方才散开。当地一个老干部说，在王怀忠的影响下，有人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要想当官就要花钱，当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要当更大的宫。有的基层领导干部浮夸成风，争相搞“形象工程”作为升迁的资本，久而久之，形成“谁不造假谁吃亏”的怪象。三是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王怀忠身为阜阳市主要领导，肩负党的重托，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却不听党的召唤，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百姓上访、社会问题被曝光，这些他都不关心。王怀忠最热衷的是傍“大款”。王怀忠在一些私营企业主开的大酒店、大宾馆设有专用房间，夫妇二人常以此为家，一住就是数月，用这些“大款”们的钱吃喝玩乐，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游戏的名称)。王怀忠的种种恶行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遭到严重破坏，阜阳市的对外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四是搞垮了经济。王怀忠为追求个人政绩，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劳民伤财，使阜阳市的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资料显示，阜阳的“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间，阜阳市财政债务总计折合人民币11.1亿元，至2002年尚有债务余额7.8亿元。截止1999年底，阜阳市各县(市、区)财政累计欠发工资近4亿元。巨额债务负担和预算扣

款，使阜阳市财政支出矛盾更加突出，使原本经济并不发达的阜阳雪上加霜。所以阜阳人说，王怀忠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腐败，更严重的是他带坏了一个地区的风气，给阜阳带来了全方位的灾难，使阜阳坐失了发展良机，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王怀忠案件的社会意义】：

从案件查办的社会政治效果上看，这是一起震动大、反响好、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案件。

王怀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王怀忠案件的查处，在阜阳、安徽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充分肯定。王怀忠在阜阳经营多年，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专案组一到阜阳，当地就传出民谣：“红旗飘飘利剑扬，中央纪委到阜阳”、“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许多百姓得知王怀忠被中央纪委审查后，自发地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并纷纷向专案组提供有关情况及案件线索。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收到群众来信和举报电话700余件次，接待群众来访100余人次，还有50人主动交待了问题。阜阳市一副市长交出违纪违法所得170余万元;一名重要涉案人主动从外省躲藏地赶回阜阳投案自首。王怀忠案件的查办，对净化阜阳的社会环境、扭转阜阳的不良风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地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惩治腐败、震慑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弘扬正气的作用，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王怀忠被开除党籍和被执行死刑的消息经媒体播发之后，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司法机关的判决。认为中央纪委对王怀忠案件的彻查再次显示了我们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决心。司法机关依法判处其死刑，罪当其诛。中央纪委发出了《关于王怀忠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这对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具有深远意义。

【王怀忠腐败案件的主要原因及教训】：

(一)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导致了王怀忠的人格扭曲、私欲膨胀。

分析王怀忠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长期放弃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政治信仰的颓废，是其私欲膨胀、自毁前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人格畸变、不可救药的主观根源。王怀忠父母早亡，是乡亲们把他拉扯大，是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从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理应为官清廉、奋发敬业，以报答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和培养他的党组织。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把“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个人主义名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造就了他野心勃勃、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的狂妄心态，进而导致其人格的严重扭曲。如，当他得知群众称其为“王坏种”、而称自己的亲信王汉卿为“王汉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对王汉卿说：“老百姓叫你‘王汉奸’那是敌我矛盾，叫我‘王坏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平日里，他常把“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句话挂在口头上，以表白自己对党感情的深厚，但其所作所为却证明，这只是他哗众取宠的一种滑稽表演而已。审查期间，良心稍有发现的片刻，王怀忠讲过这样一段话：“随着职务升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至，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我行我素;作风上独断专行，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小团体;经济上行贿受贿，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接受贿赂达到惊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乐，由一名党员蜕变为严重的腐败分子。”这段话不仅是王怀忠的自画像，也描绘出其思想变质、意志蜕化、直至背弃共产主义信仰、背离党的宗旨、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轨迹。前车之覆，不可不鉴。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坚定信仰，牢记宗旨，不断加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总实践行“三个代表”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二)监督管理上的失控，滋长了王怀忠的狂妄自大、为所欲为。

反思王怀忠这个重大案件的发生，可以说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措施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解决好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问题。首先，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是监督的重要前提。王怀忠就是被监督者拒绝监督的极端典型。他的狂妄心态使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党组织的一员、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枭雄、千万人之上的封建君主。他曾吹嘘“阜阳是他王家的天下”，按阜阳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总统”;他把有人为讨好而送他的“颖(阜阳)亳两州一圣王”的对联视为珍品收藏。可以说，他就是从拒绝监督开始，迈出了走向灭亡的不归路!第二，对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监督至为关键。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一旦失控，就会营造出一手遮天的“一把手天下”。王怀忠之所以能够颐指气使、作恶多端，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一个地方党委主要领导，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设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上，常常由他个人说了算，把正常的不同意见视为“杂音”，甚至孤立、打击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他利用阜阳市主要领导的高位重权，耍人弄术，以牺牲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为代价，通过为他人谋利、谋职、谋官等方式，网罗了一批亲信，编织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关系网，这些人成为臭味相投、利益共生的腐败分子，把好端端的阜阳搞得乌烟瘴气，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第三，党组织的监督工作必须有为有威。王怀忠的胡作非为早就引起了阜阳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些干部和群众不断向上级组织反映王怀忠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怀忠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提拔重，用，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使他忘乎所以。他曾多次在一些会议上叫嚣“感谢纪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一个腐败分子敢于如此亵渎党组织的监督工作，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条教训。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前不久，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制度建设，强调从党的高层领导做起，强调把"一把手"作为监督重点，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明确了不同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突出党内、党外监督相结合，意义深远，操作性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纪守法，切实增强接受监督的意识，做自觉接受监督的表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各级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要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健全工作制度，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广大党员要行使好监督权利，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各级纪检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作用，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我们坚信，象王怀忠这种因缺乏监督管理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会越来越少。

(三)干部考察和政绩考核的失真，助长了王怀忠的弄虚作假、虚报浮夸。

搞清王怀忠的底细我们可以回答许多人提出的一个疑问，王怀忠凭什么在仕途上一路青云直上?好大喜功、搞花架子、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是他惯用的伎俩。他以工作出政绩为招牌，不惜一切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大肆借债，留下了巨额债务;夸大产值和有关数字，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并提拔重用虚报者。他经常讲“数字报大一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他一方面利用评比手段，以轿车、现金、提高工资、出国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级别等作为奖励条件，重奖那些所谓完成任务好、实为虚报浮夸的人;而对实事求是、无法完成指标的人横加指责，有时居然在会场上责令这样的基层干部站着开会。1995年9月，为迎接在阜阳召开的全国农区发展畜牧业座谈会，“安排好”到蒙城等地的参观，王怀忠指示蒙城县领导干部，在参观者途经的10个村庄路边，要求所有农户都要建造统一样式的牛棚，每个牛棚约花费400元;牛的存栏数不够，就让去附近村借用。有媒体报导，王怀忠在阜阳搞的“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王怀忠案件不仅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做表面文章、搞虚假政绩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及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严重危

害，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改进和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体系、防止干部考察工作失真失实的重要性。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把重实干、求实效作为实现政绩的重要途径，把党和人民的要求作为评价政绩的重要尺度。有关部门应研究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使考核结果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使勤政为民、真抓实干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干部“带病上岗”。

(四)对党纪国法的藐视，加速了王怀忠的自弃、自毁、自绝。

剖析王怀忠自弃、自毁、最终自绝的过程我们更加坚信，党纪国法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党组织对严重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是运用纪律手段教育党员干部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挽救犯错误党员干部的有力措施。违纪党员干部正确对待并积极配合党组织的调查，是悔过自新的良好开端，只有对党忠诚老实、主动交待问题，以积极行动改正错误、挽回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才可能在组织的帮助挽救下弃旧从新、再立新功。反之，则法纪无情，无视法纪神圣的恶行必将受到严惩。然而，王怀忠却自作聪明，对其后路作了所谓的三种设想：一是被开除党籍、不被判刑，可以凭借一些社会关系做生意赚钱;二是被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弄个保外就医也就出来了;三是被判无期徒刑，最坏的结果是被判死缓，将来再减刑。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党纪国法，以为只要自己咬住牙关，法纪就奈何不了;他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法律对其应有的制裁;他始终把组织上对他的挽救当作是与他“过招”，横下一条心，使尽全身解数，誓与党纪国法对抗到底，誓与党组织和司法机关较量到底。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丧失了接受党组织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可以说，王怀忠与党纪国法的顽劣对抗，使他滑向了罪恶的深渊。王怀忠的结局告诫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党组织，相信和依靠党组织，珍惜党组织对自己帮助、教育和挽救的机会，千万不可心存侥幸，藐视党纪国法的威严。

【防止类似案件发生的对策与建议】

王怀忠现象说明了什么?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他的一切，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下，赫然出现了众多贪得无厌的社会蛀虫，胡长清、成克杰尚未远去，王怀忠就敢顶风作案! 实事求是，知易行难!

仔细审视王怀忠，我们不难发现，王怀忠式的干部所崇信的是驭人和观天。所谓驭人者，就是在种种动听的传统和现代词汇掩盖下实质上和内心里把老百姓当驾驭的对象，他们通过能够威慑、压制等手段处理社会矛盾从而实现表面上的平稳安定，通过高压手段和玩能政治手腕管理下属干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干部间像拜把子、认干亲成为发展势力的必须手段。所谓观天者，其实观察揣摩上级主要的领导的心理和喜好，敢于主动大胆地在形式迎合一个时期的政策和方针，从而为自己赢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为自己寻找靠山。

他们彻底的抛弃了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传统，重拾大跃进浮夸风，将一座座的空中楼阁做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将所有的苦果糟粕全部转嫁给人民!

所以，在面对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依然易发多发这一态势，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必须有效预防腐败。要立足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强纪律观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健全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要强化监督，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使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要逐步建立健全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全国还有多少王怀忠!我们无法知道，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近三十年来的落马贪官污吏，给我们敲响了一次有一次的警钟。现象存在既有缘由，我想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过分的悲哀、感慨，我们国家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约，脚踏实地的政府机关，人民大众的有效监督。当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一定可以将未来的王怀忠扼杀在萌芽状态!还中国政坛一个郎朗乾坤!

第三篇：干货!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认定

民事执行案件中的7项重要法规和8个操作要点

民商事纠纷通过审判程序确认的诉讼结果，最终需要通过执行真正得以实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现实中，诉讼中特别是债权人一方往往会遭遇“执行难”，即赢了官司却无法真正获得应有的财产和权益。造成执行难的原因很多，作为债权人的代理律师应避免消极无为被动等待法官，而是积极主动，通过充分掌握并娴熟地运用相关法律规定，对被执行人和执行标的信息了然于心，从而能较好配合并推动执行法官做好执行，使得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从判决书上真正落地。

需要掌握的民商事执行工作的主要法律法规包括：

1. 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有关执行的相关规定(简称《民诉法执行相关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2008年修订(简称《执行工作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文的规定(简称《查冻扣财产的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简称《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2月4日开始施行的法释〔2015〕5号(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2015年2月4日开始施行(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16〕6号(简称《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法院的批复》)

一、哪些法律文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

执行工作直接处分的是公民和组织的财产权和非财产权，关系重大，非法律法规授权和确认不可为。因此，执行必须有执行依据。《执行工作的规定》第二条详细列举了法院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即执行依据包括如下：

(一)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

(二)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有哪些:税务处罚相关决定)

(三)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和调解书;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有关规定作出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裁定;

(四)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关于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

(五)经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

二、执行过程中代理律师需熟知有关法条，在执行的关键环节中积极把握时机并推动落实，协助法官工作以尽量减少执行程序瑕疵或其他导致执行久拖不决的主客观因素

(一)执行中法院应当出具的重要裁定和公示

1.《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后十日内发出执行通知。执行通知中除应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外，还应通知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的义务。比如我们承办的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向被执行人即债务人发出了《限期履行通知书》，通知书上除了载明债务金额外，还限定1个月内履行义务，否则将拍卖抵押房产。

延伸关注：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如何计算?

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具体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公式为：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

2.依据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时，出具的法律文书有： (1)执行裁定根据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在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这是执行中非常重要的文书，是律师实地了解抵押质押物情况、搜集财产线索时告知被执行人利害关系各方、争取相关部门配合和支持的书面依据和工具，虽然实践中有法官在执行开始阶段不发出执行裁定而是等到执结，我们仍然建议律师在执行开始时就争取主动拿到它。

3.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时，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

(1)根据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法院执行人员应当制作笔录并具体对笔录包括哪些内容作了规定。执行实践中，执行法官会让执行双方前往法院做笔录，这是执行程序真正开始的标志，是法官对义务履行的告知、执行相关的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和送达方式的确认、执行财产现状的查明以及其他可能产生妨碍的事项的查明或明确。此时律师可协助法官及时查问抵押人出租抵押房屋的相关协议和入住证据等，为以后的程序做好准备。因此，正式进入执行后律师应当主动询问法官何时做笔录，以推动执行进程。

延伸关注：

(1)不得超额查扣财产。根据规定第二十一条，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额足以清偿债权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显超标的额查冻扣。否则，作为被查封方的代理律师可以特别留意并据此提出异议。

(2)已经被依法查扣的财产被非法占用的话可以申请排除妨害清场以利拍卖。根据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法院准许占有被查扣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

4.评估和评估报告

执行程序初期，律师可以配合法官尽快查明被查扣财产比如房产的情况以尽快进入评估程序。法院启动评估程序后即随机摇出评估机构。律师应争取主动、配合评估公司尽快实地查看以出具评估报告。《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后，应当在五日内将评估报告发送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评估报告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我们办理的案件中，出现过被执行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终因程序并无瑕疵反而是异议人伪造签名被我方律师识破并通知法院予以了制止。另外要注意及时跟进评估报告的送达，保证在第一时间送达各方，尽快进入下面的拍卖程序。

5.拍卖和拍卖公告

(1)进入拍卖程序后，拍卖前必须公告。《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拍卖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前公告。

(2)此外，规定还要求拍卖前应当通知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否则程序上有瑕疵。根据规定的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五日前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在我们办理的另外一起案件中，在已经确定了拍卖时间和地点后，因拍卖行没有通知到第二抵押权人而被被执行人异议，导致中止拍卖。最后在拍卖行发函通知第二抵押权人后才得以重新启动拍卖。

6.变卖和抵债

三次拍卖均流拍后将进入变卖和抵债程序，变卖应当出具变卖公告。根据《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于第二次拍卖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法院可以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抵债不成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第三次拍卖流拍且抵债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拍卖程序终结。

(二)涉及到查冻扣不同类型的财产，采取不同的执行手段

1.对动产，《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八条规定：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控制该项财产。查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应当在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查封、扣押的适当方式。比如对汽车直接扣押、对其他动产采取贴封条的方式。 2.对不动产，《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执行实践中可以将执行裁定或公告张贴在所在建筑物大楼的入口处，也可以直接贴在被执行不动产处。

三、关于司法查封和轮候查封

(一)首先查封(也称首封)的为司法查封，后面的轮候查封相当于为实现司法查封而排队登记。司法查封失效后，按登记顺序的轮候查封自动生效为正式司法查封。具体见《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

(二)查封、扣押、冻结效力消灭的情形。按照《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当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被查扣的财产已经被拍卖变卖抵债，以及因第三十一条规定解除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四、查封期间

(一)查封期限延长根据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由此可见，比照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新法对查封期限作了延长，比如冻结存款的期限最长从不得超过六个月延长为一年，查扣动产期限最长从原来的一年延长为二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如股权的期限最长从原来的两年延长为三年。

(二)续封期限放宽上述条款的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期限。没有了原来“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的限制。

延伸关注：关于股权冻结适用哪个期限?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从我们经办的案例看，在《民诉法司法解释》出台前的股权冻结期限裁定上记载的为2年，因此股权冻结实际上对应适用的是上述条款中的“冻结其他财产”，即现在股权冻结的期限不得超过3年。

五、执行中抵押权等担保物权和租赁权的处理原则

(一)依照2015年5月颁布的《执行异议复议规定》，查封成为法院认定与处分租赁合同的分水岭。查封以后抵押人自行出租的法院明确不予认可，而查封前将抵押物出租的则不同，法院会根据租赁合同和占有使用的证据来判别真伪作认定或处理。具体依据见该规定的第三十一条：承租人请求在租赁期内阻止向受让人移交占有被执行的不动产，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租赁合同并占有使用该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在上述法释未颁布前，法官对租赁合同的认定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依据抵押合同对合同签订后出租不予认可，有的即便对查封后被出租的占用也不做涤除。以往的做法缘于《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规的“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具体见《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但是，对于什么情况下是条款所称会“影响”担保物权实现的情况呢?这需要法官根据事实加以判断，对确实会影响甚至阻却拍卖清偿应当及时对租赁占用予以及时涤除。否则仅靠担保物权人及律师一方的力量自行排除妨害，只会姑息恶意占有而拖延执行。

六、被执行人唯一一套住房的执行问题

(一)根据老的法规，比如2004年《查冻扣财产的规定》，如果执行标的系被执行人本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可以豁免执行，也就是一套住房不执行之说。该规定的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虽然第七条还规定，如果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超出了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的范围，人民法院可以执行。但因第七条规定得模糊，法官也不愿激化矛盾，故在执行中难以贯彻落实。

(二)后来颁布的《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规定》通过对唯一一套房的认定和处理方式的明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僵局，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对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的情形，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具体情形包括： 1.对被执行人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2.执行依据生效后，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屋的;

3.申请执行人已经按照当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

七、首封和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对查封财产的处置

(一)以往各地法院的处理规范和实践不一，直到2016年4月最高法颁布了《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法院的批复》，对这两种债权执行法院的处理原则和程序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从第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两层含义，第一，原则上首先由查封法院负责处分，但规定为了保证该债权上有担保物权等优先权利的实现做了程序和实体安排的平衡，故有了第二层规定，首封法院超过一定时间仍然未处分的，优先债权法院可以“要求移送执行”，属于强制性规定，以避免首封法院久拖不执。具体如下：

第一条：执行过程中，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以下简称查封)法院负责处分查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执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60日，且首先查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财产移送执行。

八、其他

(一)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单位《执行工作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

延伸关注：案例，某一审法院查封了被告某公司的股权，后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二审法院迟迟未下判决。目前股权查封即将到期，续封应由哪个法院办理?按照这款规定，该案应当由二审法院的审判庭负责办理续封。而另一已经进入执行的案件，在房产被保全查封后，续封解封申请应当直接向执行机构的法官提出。

(二)执行中的一般授权代理和特别授权代理执行中为委托人申请执行款如何操作?依据《执行工作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委托代理的，应当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的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因此，在律师已经有一般代理的情况下，在申请划转执行款等重要事项时，法院往往要求律师另外提交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申请书。有关代理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九条。

第四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调研报告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到国家、集体、个人等多重利益，我们把他称为涉众型经济犯罪。所谓“涉众，”是指涉及众多的受害人，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近几年来，此类犯罪在一些地区频繁发生，涉及人员多、时间跨度大、地域广，不仅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因而是一类最容

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最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最容易引起群情上访;最容易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在近年来的经侦工作中，虽然我们始终把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作为工作重点，但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抬头甚至扩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公安经侦职能部门要始终把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作为工作重点，防止蔓延坐大，应当采取有效对策防之蔓延。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分析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体制改革后的民营公司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当地农村百姓和下岗职工提供了再就业的重要场所。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有极少部分的公司企业披着“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经济犯罪活动，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择手段筹措资金，疯狂在民间以高额利息诱骗群众投资，极大刺激群众现投现收益的愿望。但目前国家实行的是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银行存款利率低;收益少，民间投资市场活跃、投资需求望盛，相对狭窄的投资渠道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在客观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条件。

(二)伪装逼真，识别投资陷阱难度大。有部分公司在建立之初，为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意夸大自已资金充足、实力雄厚，并拿出一套具有尖端科技性、效益性的虚假开发项目资料作为宣传攻势，骗取政府和社会群众的信任，从而导致公司在不具备开发物质和条件的情况下，却顺利取得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相关手续，为造大影响面和吸引力，邀请地方拥有‘权’和‘钱’一手统的各部门领导及社会各界同仁志士奠基同贺，采取这种极其诱惑性的伎俩，致使三种不同性格、不同工种的群众上当受骗，一种是下岗职工;二种是城镇无职无业人员及农村部分农民;三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前两种受害群众防范意识薄弱，主要是缺乏对不法分子公司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渠道，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位置，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识别不到投资的陷阱，主观上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不法分子在运作之初就采取“折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拿后来投资者的钱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在这种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盲目从众、跟风上当。而第三种受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财迷心窍、贪图心切、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有的不仅把自已的积蓄搭进去，甚至到银行借贷也投了进去，除了因为不法分子的奸狡巨猾以外，是因为极个别国家工作人员贪婪，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主观上更是为不法分子助长了胆大狂为的野心。

(三)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频繁发生、愈演愈烈，犯罪花样不断翻新，手段更加狡猾。因此，要加强监管，监管是源头的关键，是防范经济犯罪的根本。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不是公安一家的职责，涉及经济、宣传、工商、税务、检、法、银行、处非和统计等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长效机制，协调配合、形成合力。针对这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要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 。近来我们在侦办此类案件中发现，投资群众往往把这类案件诉讼到法院寄予解决，法院立为“经济纠分”受理，此类案件涉众多、地域广，一拖半年一年，个别受害者半年一年没有等到法院的明确答复又才跑来公安报案，几经周旋才立案侦办，待去找犯罪嫌疑人时，人离搂空、早已逃之夭夭。这充分暴露了我们相关部门之间协作机制的不完善。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

(一)花样不断翻新，手段更加狡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在十多年前，经管部门倡导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每个乡镇设一个点，夫妻俩经营，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入股等活动，用间单的手段攫取钱财。后来又以造林、种植、养殖等比较单一的手段骗取资金。现在逐渐转变发展项目为投资入股、投资销售、投资加工等五花八门的招牌，最终未见一种项目品牌问世，所玩这些花招，实为想套取国家资金，可见欺骗性更强、手段更复杂，且单一手段和复杂手段并存。

(二)诡计多端、欺骗性强。不法分子在注册成立公司后，为了诱骗更多的群众上当，又相应成立了多家关联公司或分公司，以“合法”掩盖“非法。”为显示所谓“实力，”购买豪华气派小骄车;造建富丽堂皇时髦雅致别墅;设置规范内部组织机构;从董事长到总经理至财务总监、出纳、会计及副手，基本上由一家子或直系亲属及好友担任，把一家子安排到各科室

高管位子，是为掌握和动用公司资金的“制控”权。因此，对公司资金流进流出设置2套帐本，一套是收入“油水”帐;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自家人保管掌握;另一套是收支“流水”帐;不能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是应付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检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有问题让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因此，公司员工想要掌握或了解公司资金盈亏的底细，也只能是知其

然而不知所以然。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防范对策

1.建立长效机制。在市场经济转型的条件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众型经济犯罪不会被一次或几次查处就可遏制的，有可能抬头甚至扩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公安机关要积极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情况，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政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相关监督管理职能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建立长效机制最为重要。合理分工、相互配合、相互沟通、互通信息、达成共织、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打击效率。

2.加强宣传攻势。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墙报等形式宣传国家和政府对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设置专门咨询宣传点，帮助群众怎样识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疑难点问题，教育群众远离非法集资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的诱惑，增强群众的法律、政策意识和识别能力，提高群众自我保护意识，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以案说法、以案警人，营造打击防范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氛围。

3.牢固树立情报导侦意识，掌握侦查工作主动权。面对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频繁发生的形势，以情报为主导的侦查方法，才能尽早制控、尽早出击。因此，在布控工作中要考虑周密，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建立控制阵地，着力提高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动发现和主动进攻能力，把情报信息贯穿于侦查破案工作的整个过程，同时利用隐秘力量提供的情报来追逃追赃和抓获犯嫌疑人。要强化对涉众型经济犯罪信息的收集，切实掌握此类犯罪的规律特点和发展趋势，积极实践情报研判、情报导侦的侦控方法，做到及时发现快速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

4.严厉打击、维稳一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是打击多种多样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专业队伍，要着力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办案技能和执法水平，才能胜任担当此项工作。因此，严厉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要制订具体周密的侦查措施，积极开展探索和研究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作案手法、特点及规律，积极寻求更强有力的工作方法、手段和工作措施，要不断加大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破力度，坚决打掉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起主要骨干的人员，在实战中提高侦破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效率和质量，做到侦之能拘、拘之能捕、捕之能判的办案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第五篇：公安部公布涉众型经济犯罪９个典型案例

1、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公司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间，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下属企业东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发展养殖蚂蚁为名，承诺35%—60%不等的高额回报，通过在辽宁13个市(县、区)设立的分公司和代办处，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近30亿元人民币，除用于偿还部分本金及高额利息近22亿元外，有近8亿元被用于挥霍性投资项目、广告宣传、企业庆典、赞助、偿还个人贷款、借给个人或单位使用等。基本作案手法为：先以高额回报诱使群众投资所谓的“养殖蚂蚁”，并由设在当地的分公司向投资者提供一个指定的银行账户，投资者将投资款存入该指定账户后，与该分公司签订《蚂蚁购销合同代办授权委托书》，约定由该分公司代表投资者与东华养殖公司签订《蚂蚁购销合同书》及《奖励蚁种投养人补充协议》。该合同期限为一年，约定由东华养殖公司向投资者出售一定数量的蚁种，经养殖后东华公司于一年内回收蚁干，并以奖金的形式付给养殖户35%至60%的利息。自投资者购买蚁种之日起，每37天为一个周期，由东华养殖公司向投资者返还十分之一的本金及利息，全年为10个周期。

2004年12月后，东华集团资金链断裂，陆续停止向养殖户返款付息，各地养殖户纷纷围堵各分公司索要本息，并到公安机关报案。2005年12月，营口市公安局对此案侦查终结。2006年5月，营口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将该案起诉至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

2、上海“必得利”公司集资诈骗、非法经营案 2004年3月，潘某、韩某通过中介公司，在美国成立必得利财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必得利”公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以西安现代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现代新农业”)即将在海外上市为名，向公众非法出售现代新农业股票。2004年5月，必得利公司与王某任股东的陕西唐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帮助其在海外上市，并代理注册境外控股公司及融资。6月，潘、韩二人通过中介公司，以王某等人名义在美国成立“王氏国际控股公司”(下简称“王氏公司”)，并印制王氏公司股票1000张，采用拨打电话等方式，以每股0.6美元的价格对外出售。7月至10月，潘、韩成立上海晔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炯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设立销售点，以销售1万股提成1.5万元的经营方式，对外销售王氏公司股票。9月，唐宇药业终止了与必得利公司的合作，但潘、韩二人通过私刻王氏公司印章并伪造王某签名等手段，继续制作王氏公司股票并对外销售。在销售王氏公司股票过程中，潘、韩等人故意隐瞒王氏公司、唐宇药业、必得利公司的真实状况，通过制作“投资价值分析报告”、“战略投资人说明书”等虚假宣传材料，夸大公司经营规模和业绩，并以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和承诺回购等为诱饵，诱骗投资者上当。此外，潘、韩二人还诱骗部分投资人将原先购买的现代新农业股票转为王氏公司股票。截至案发，共骗取252人购买王氏公司股票430余万股，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2000余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潘、韩二人占有和挥霍。

2006年8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该案被告人作出了判决。

3、深圳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案

2004年5月，福建、广东、四川和重庆等地公安机关侦破深圳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镖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案。经查，飞镖公司于1997年12月12日在深圳市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800万元人民币。2000年至2004年间，该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番禺市、佛山市、东莞市、惠州市，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等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以“购机返租”的方式向群众销售飞镖机，即客户通过签订合同以每台3.6万元人民币(后提高到每台3.9万元)的价格，向群众销售飞镖机7400余台，涉案金额约2.6亿元人民币。基本作案手法：飞镖公司通过在各地设立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向广大群众承诺，投资者购买飞镖机后，返租给公司并由公司向酒吧等娱乐场所投放经营，每月可以获得1200元回报，4年期满后机器作废，投资者最终可得5.76万元，净赚1.86万元，年收益率达到11.92%。为达到蒙蔽客户的目的，飞镖公司每销售一台飞镖机都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投保。

2005年11月2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成某等10名犯罪分子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4、河南安阳“8•12”集资诈骗案

2006年8月，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侦破一起涉案金额8000余万元的特大集资诈骗案。2005年11月以来，河南省幸福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晋诚在传销失败并被工商部门查处的情况下，为进一步敛聚资金，指使手下以开设专卖店、发展股民入股、定期高额返还红利或提成等方式，骗取群众资金。截至2006年7月，幸福公司非法集资数额高达8000余万元，加盟店166个，受骗群众达2万余人，遍及全国5个省、1个直辖市及河南省内11个省辖市。

5、福建巨额假保单诈骗案 2006年4月以来，福建省福州、泉州等地相继发生利用假保单进行诈骗的案件。犯罪嫌疑人以伪造的保险公司保单、发票及印章，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骗取“保险金”。其中，福州陈某合同诈骗案以及泉州林某、杨某合同诈骗案的涉案金额高达838万余元。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利用任福建某保险代理公司福州地区经理之便，以伪造的保单和印章，先后与13名投保人签订了15份“团体年金保险”合同，涉案金额达38万元。犯罪嫌疑人林某、杨某利用任某保险公司泉州鲤城支公司业务员之便，以伪造的保单、发票和印章，与投保人签订了38份保险合同，收取19名投保人的800余万元保险金后携款潜逃。

6、西安重阳生物科技公司集资诈骗案

2005年7月，广东省公安机关侦破了西安重阳生物科技公司集资诈骗案。该案犯罪嫌疑人称自己拥有西安重阳公司450万股名为“重阳生物”的股权，招聘一批专门从事传销活动的人员，以传销的手法，骗取广州地区群众认购并不真实存在的股权。被骗对象多为离退休老年人，人数达900多人，涉案金额1500万元。基本作案手法为：一是让业务员到群众聚集较多的地方派发宣传资料，邀请群众到公司办事处收看西安重阳公司的宣传光碟;二是召集群众开免费茶话会，在会上吹嘘公司的实力和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免费组织投资超过3万股的投资人到西安重阳公司考察旅游;三是负责销售股权的副总经理积极发展下线业务经理，业务经理再发展下线业务员，他们的销售报酬收入主要是上线从下线的营销业绩中提取，提取率为22%—50%，并在公司办事处的当天销售收入里当场瓜分提成款;四是对早期认购了股权的群众采取分红送股的手段为诱饵，鼓动群众加大投资金额，并且教唆他们介绍新的投资人购买股权，而分红送股的费用是利用后期投资人所购股权交付的部分费用支付;五是对投资群众宣称，该股权很快可以在国内和美国上市，回报丰厚，诱使群众相互介绍购买股权，扩大销售网络。

7、海南锦绣大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案

2006年3月，海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了锦绣大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涉嫌经济犯罪案。1999年底，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在海南省建立了约600亩的仙人掌种苗栽培基地，并于2000年4月注册成立“海南锦绣大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此后，该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虚假宣传，欺骗群众与之签订仙人掌种植和收购合同，承诺群众在购买其仙人掌种苗并种植成熟后，由该公司负责高价收购。但在收取种植户的种苗款后，却拒不履行收购义务，致使2866户种植户受害，涉案金额高达5800余万元，造成44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无法挽回。为诱使更多的群众上当，该公司采取了多种欺骗手段。一是先部分履行合同，制造如实履约的假相;二是在实际出资只有700万元的情况下，变更公司登记，虚增公司注册资本至1000万元;三是巧取、编造一些荣誉称号，骗取群众信任。

8、美中融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

根据有关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近日，天津公安机关对美中融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及其负责人代某涉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犯罪进行了立案侦查。经查，代某等人未经国家批准，非法销售西安金园汽车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涉案金额122万元，涉及受害人36名。

9、吉林亨源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网络炒汇案

近日，吉林省公安机关侦破吉林亨源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网络炒汇案。自2005年1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以香港亨达投资公司和新西兰亨达投资公司国内东北地区代理名义招揽客户，帮助或代表客户进行网络炒汇，并将总计3170万元人民币客户资金汇往境外关联公司炒汇。

公安部揭露经济犯罪新手法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11月23日上午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投资需求，编制各种名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资金，其手法多样，不断翻新：

一是以养殖、种植、合作造林等名目进行“联营入股返利”、租养、代养、托管、代管。如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下属企业东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发展养殖蚂蚁为名，承诺35-60%不等的高额回报，通过在辽宁13个市设立的分公司和代办处，面向公众非法集资近30亿元。

二是以投资展位、铺位、公寓式酒店经营权等为名的“购后返租。如深圳恩飞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案中，犯罪嫌疑人承诺投资者以每台3.6万元的价格购买飞镖机，返租给公司经营4年，最终可得5.76万元，净赚1.86万元，年收益率达11.92%。

三是以促销为名的“消费返利”教育储备金办学、造林投资“绿色银行”等名目的集资。如济南南洋学校在招生过程中，采取按年收费和一次性交纳教育保证金两种缴费方式，向部分学生家长一次性收取15万元至32万元不等的教育保证金，承诺学习期满还款，共收取教育储备金1.12亿元。

四是以名为专卖、代理，实则进行拉人头搞传销，甚至利用互联网为中介进行的“网络传销”。如贵州红跃药业集团公司2005年10月以来，通过互联网在山东、河南等6地传销其药品，销售金额1.26亿元，涉及传销人数达10万余人;珠海中都阿星贸易有限公司以电子商务为幌子，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进行传销，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涉及23省的4436名会员。

五是以即将在国内或海外上市，届时可获得成倍投资收益为名非法公开销售“原始股”。如在上海“必得利”公司集资诈骗、非法经营案中，犯罪嫌疑人采取随机拨打电话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推销未上市公司股票，共骗得252人购买股票430余万股，诈骗金额达2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颜某等人，利用注册的西安重阳生物科技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传销的手段骗取900多名离退休老年人认购股权的资金1500多万元。

六是以互联网炒汇平台，大肆实施非法外汇买卖活动。如在吉林亨源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网络炒汇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以香港亨达投资公司和新西兰亨达投资公司国内东北地区代理名义招揽客户，帮助或代表客户进行网络炒汇，并将总计3170万元人民币客户资金汇往境外关联公司炒汇。

警方提示：涉众型经济犯罪有四特点 受害人数多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11月23日的发布会上向社会通报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和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有关情况。他介绍说，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犯罪活动。另外，在证券犯罪、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农村经济犯罪活动中，也有类似涉众因素存在。它具有如下四方面的特点：

(一)金额巨大，涉及面广。涉众型经济犯罪涉案金额巨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为例，今年1月至10月，共立案1210起，涉案金额175.1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部经济犯罪涉案金额的22.2%。如，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公司以发展养殖蚂蚁为名，非法面向公众集资，至案发时，共非法集资近30亿元。同时，涉众型经济犯罪犯罪的涉及范围不断扩大。从行业看，涉及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从人员看，涉及下岗职工、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和学历较高的城市“白领”;从地域看，从东北、华东、华北地区扩展到中西部地区。如，山东公安机关侦破的“蝶贝蕾”传销案，共涉及全国16个省、市的50余万名群众。

(二)手法多样，不断翻新。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投资需求，编织各种名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资金，其手法多样，不断翻新。其中包括：以养殖、种植、合作造林等为名目的“联营入股返利”、租养、代养、托管、代管;以投资展位、铺位、公寓式酒店经营权等为名目的“购后返租”;以促销为名的“消费返利”，以教育储备金办学、造林投资“绿色银行”等为名目的集资;以专卖、代理为名进行的传销，以及利用互联网为中介进行的“网络传销”;以即将在国内或海外上市、届时可获得成倍投资收益为名的非法公开销售“原始股”;以互联网为炒汇平台，大肆实施的非法外汇买卖活动等等。

(三)虚假许诺，高利回报。不法分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有些回报率甚至高达120%。如，湖南株洲发生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犯罪嫌疑人黄某等利用设立的8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对存款者除支付正常利息外再当场给付5%—12%的现金回报等方式，非法吸存1.5亿元。在吉林纳士塔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该公司以开发新型建材为名，以120%的年回报率，吸收资金1.25多亿元。

警方提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处理法律依据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办储蓄业务;

2、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违反国家利率规定，擅自变动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

3、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给付回报、实物等方式变相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

4、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发行股金等方式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存款;以兴办实业为名，承诺回报，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5、以返租、代管、代养等形式销售商品、收取保证金等，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6、以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产业、民间资金造林等方面采取的鼓励政策为幌子，许诺高额回报，进行非法集资;

7、以预售、合作经营、投资入股或加盟等为名，承诺回报，收取订金、股金、加盟费等，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8、组织“抬会”、“合会”、“标会”等活动，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9、不依托于商品买卖，而是通过发展会员、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维系运作，进行“拉人头”传销;

10、利用公司的合法外衣和品牌产品，通过开展所谓的直销业务或者宣传所谓的先进营销理念，以专卖、代理、加盟连锁等方式进行传销;

11、以电子商务、网上购物、销售互联网学习网址等为幌子，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吸纳会员，实施变相传销活动;

12、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宣传“消费储值”的经营模式，通过收取商家和消费者加盟费的方式，实施变相传销活动;

13、称公司将要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或称发行股票已获政府部门批准，诱使或骗取投资者购买其股票;

14、以“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产权经纪公司”等为名，未经批准便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

15、以给境内企业提供境外上市服务为名，一些所谓的外国资本公司或投资公司驻中国办事处未经批准便向社会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

16、一些公司声称与境外公司有合作关系，或是境外公司中国代表处，收取客户保证金和手续费后，提供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外汇买卖活动。

二、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

1、《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法释 [2001] 11号)：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发布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

(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5、《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