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pp的发展之路

第一篇：中国ppp的发展之路

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识局政策】国内已出台PPP指导文件一览

时间:2015-08-05

PPP在我国并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纪末就已出现通过PPP项目。截至目前，我国采用PPP模式运作的项目累计超过1000个，涉及交通、通信、能源、水资源等领域，总投资超过9000亿元。我国PPP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开创性阶段：20世纪末至2003年

典型案例：我国最早采用引入国内民营资本的BOT方式建设的路桥项目——刺桐大桥。 项目结构：泉州市政府和准刺桐大桥开发总公司按60：40的出资比例成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刺桐大桥经营期限为30年，建设期为3年。项目采用以刺桐大桥经营权质押贷款，固定贷款和流动贷款相结合，并在国内首次采取按揭式还本付息方式偿还银行贷款。

经验及意义：刺桐大桥1997年通车以来，车流量迅速上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刺桐大桥的建设，实现了以较小量国有资金引导较大量民营企业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成为国内首例以内地民营资本为主的BOT投资模式案例。

项目不足：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桥项目虽有SPV的构架，却并未形成本应与之相匹配的规范的契约文本，在实际运行当中出现了种种问题。项目前期未考虑排他性条款，当项目收益较好时，政府投资建设了并行的新桥，形成竞争状态，投资方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政府领导层强势施加的“建设增项”，使业主方增加了大量利益让渡负担;过桥收费标准无法形成调整机制等。

以弥补基建投资资金缺口为主要目的，使PPP项目启动伊始就注定会遇到各种困境。由于PPP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环境，此期间PPP试点项目无论成功与否，都没能真正起到由点及面的示范效应。PPP模式在中国的第一轮发展浪潮逐渐归于平息。

2、现代意义发展阶段:2003年至2013年

2004年，建设部颁布并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6号)，将特许经营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业，并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及燃气供应等领域发起大规模的项目实践。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以126号令为模板，先后出台了大量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用于引导和规范特许经营项目开发。中国式PPP进入第二轮发展浪潮。 此阶段， PPP项目仍然缺乏顶层设计，一切以地方政府短期实用目的优先，各种问题依然延续。但成功的PPP经验经过复制与改良，促进了PPP理论发展。实践与理论共识初步成型，政策法规框架、项目结构与合同范式在此阶段得到逐步确立。

3、新一轮热潮：2013年以后

近年，我国PPP模式的制度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逐步推进，我国有望形成由法律法规、管理机构、操作指引、标准化工具和专业培训构成的相对完整的PPP政策框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2014年5月，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设立。

特许经营立法工作重新启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15年1月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在2014年12月批准成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并下发了首批30个PPP合作示范项目名单和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同期下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通用合同指南。

当前各地PPP项目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地方PPP投资金额较大。2014年9月以来，福建、重庆、青海、湖南、黑龙江等十个省级行政单位和南昌、昆明两个省会城市已完成了首批项目筛选，开始进行项目推介，合计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2万亿元，除重庆、四川公开报道了其中部分项目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外，多数仍处于推介和洽谈期。

二是PPP推荐试点项目的重点领域以交通和以污水处理行业为主。江苏、湖南、福建、黑龙江、河南和安徽等六省计划PPP总投资金额4343亿元，项目总数143个。其中总投资金额最高的为交通领域，计划总投资额3128亿元，金额占比达到72%，而基础设施类项目总数为77个，项目数占比为54%。

三是PPP项目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对大规模低成本长期限资金有大量需求，但此类资金供给并不乐观。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近期中央和各部委也在积极推进各项安排。首先，国务院鼓励创新投融资机制。其次，央行正在就新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未来相关PPP项目利用项目收益权质押融资可能会更加便利。 再次，对项目付费支持将通过合同约定，更加规范化。在未来的PPP模式中，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给予支持，但支持仅限于注资、补贴等合同约定的责任，而非直接替项目公司偿还债务。2014年12月发改委发文指出“如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支持，应明确具体方式及必要条件”。未来PPP项目无论是获得补助、注资，还是担保、贴息等政府支持措施，都可以根据合同进行分析，有利于判断和分析项目运营后期现金流。

当前决策层大力推广PPP，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融资工具和稳增长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才能推出真正适销对路的PPP，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PPP中国模式的几大特征

公私合作模式(PPP)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根据社会资本参与程度、承担风险，PPP主要分为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三类：

外包类：私人部门仅承担项目的建设、维护等过程中的一项或几项，政府为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付费，项目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完全由公共部门承担。

特许经营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私人部门涉及项目的投资或运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需要共担风险。参与项目的公共部门需要协调私人部门的收益性和项目整体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项目资产在特许经营期限之后需要移交公共部门。

私有化类：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也承担全部的风险，项目所有权永久归私人所有。私人部门在定价和服务质量等方面需要接受政府的监管。

综合最近一两年，有关官员讲话和政策文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PPP模式的结构上的几大特点：

一是合作形式以特许经营类为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推广PPP：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一文中指出，“广义PPP是指政府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主要包括BOT、BOO、PFI等模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43号文”)指出，“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财政部在113号文中提到的项目运作主要方式是特许经营类，也包含了外包类中的委托运营和管理合同。 从目前的政策动向看，在PPP项目经营中，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链比较长，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且项目最终要交还政府。因此，可以预计，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形式主要是特许经营类。外包和私有化类，都不是PPP的主要模式。

二是以特殊目的公司为载体。国务院43号文提出“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财政部解答43号文中提到，“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要积极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

据此推断，国内PPP项目将主要以特殊目的公司(SPV)为载体来实现。SPV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组成的一个特殊目的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全过程合作，期满后移交给政府。

三是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分工明确。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招投标和质量监管、特许经营权授予、价格监督、部分政府付费(含补贴)、融资支持基金(包括股权、债权、担保等形式的支持)。社会资本则需承担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维护、融资的大部分职能，项目公司可以按商业化原则举借债务，但政府不承担项目公司的偿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规范文件并没有将合作方定义为私人部门，而是定义为“社会资本”，而我国很多商业化的企业是国有控股的，因此我国的PPP模式并没有排除国有企业这一参与主体。

在传统公私合作模式下，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一般只各自负责项目链的部分板块，而不是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到运营的完整链条，双方都缺乏对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和质量的全盘考虑。单一部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易导致设施建成后不能发挥应有功效，甚至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目前财政部推广的PPP基本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和风险适当原则，合作期限更长，并且项目整体生命过程中合作较为密切，有利于保证项目质量。

PPP模式的本质

公私合作具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中东欧及中南美洲国家在PPP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意义。概言之，PPP模式实现了公共项目两个方面的革命。

1、从传统融资进入项目融资模式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方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 通过成立SPV，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同时，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

因此， PPP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控制了隐性债务风险。

2、实现了私人资本对公共财政领域的合理参与

PPP模式以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公共部门通过特许权安排掌握项目主动权，并有效借助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同时实现向私人资本的风险分散;私人部门对项目评估、决策、投融资、建设和运营全程参与，其获益途径可以来自于项目运营和特许权，也可以是其它附带收益，如税收优惠、沿线优先开发权、其他业务牌照等等。

因此，PPP模式有效解决了财政直接投资效率方面先天劣势，同时在公、私两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系，规避私人部门道德风险。

PPP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之策

目前，PPP模式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各级政府对PPP热情高涨，但社会资本则显得相对冷静，据悉截至目前各级政府推出的项目中，与社会资本达成初步意愿的仅占十分之一左右。

1、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不清。目前社会对PPP模式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论是社会资本、专家学者，还是一部分政府部门等，都把PPP单纯地诠释为一种新的城乡基建融资模式。特别是在4月份宏观数据显示经济持续回落势头未有效扭转时，PPP模式更被误导为了一种投资刺激工具和政策安排。鉴于当前正在经历前期刺激消化和阵痛期，加之上一轮刺激计划中许多投资项目缺乏严格的可行性研究而仓促上马，这加重了社会资本对PPP项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疑虑。

把PPP模式理解为一种新的融资安排是典型的认知扭曲，尽管PPP模式客观上带有向社会融资的效应，但PPP的本质是更高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更有效地利用好政府财政资源，以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型。

当前推广PPP模式，本质上是推动一场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变革。过去，看似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投入许多资源，但许多公共资源实际变成了钢筋水泥组成的形象工程，未有效形成公共服务和产品，更谈不上最大化政府公共财政效用。通过PPP模式，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可走出政府自产自供的格局。这一方式的转变不仅极大地避免公共财政资源沉淀，而且提高了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这个角度上讲，PPP模式可视作一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革命。

当然，这要求对公共性和公益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义。除了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自然垄断领域，那些可以市场化的领域，应该通过市场定价来解决，避免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错位。如果政府拥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一旦政府失信违约，给项目带来直接损害的同时，也不利于后期项目开展。尽管PPP项目合作双方有合同约束，但在具体项目运作及投资过程中政府依然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政府失信违约对投资人的融资成本、项目收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不利于其他项目的开展。

2、为PPP模式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避免基于政策推动的不稳定性。当前PPP项目的投资周期大多跨越一任官员任期，这意味着用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规范PPP市场秩序，要比单纯基于政策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对政策“朝令夕改”的担忧。

在立法机关立法制定PPP市场秩序时，应明确规定PPP模式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与社会资本基于权责对称行驶各自职责，尽可能避免在规则制定上把政府放置在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如若政府在发起的各种特定PPP项目公司(SPC)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本更多为项目配资，那么PPP将被社会资本误解为单纯的政府融资工具，进而削弱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不利于PPP的健康发展。

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甚至即便在设立有助于破产隔离的SPV中，依然置入政府主导项目的条款，将很容易混淆参与各方的权责，使SPV无法有效隔离风险，导致政府等事实上承担了隐性或无限的风险连带责任，并给政府等带来不必要的声誉风险。

3、创新PPP产品的实现形式和交易模式，提高PPP项目的市场深度。当前的PPP项目投资规模都较大，投资周期也较长，且多是非标准化和非证券化项目，这导致PPP资产转让市场很难活跃，投资者风险不易转移。

为此，一方面可在PPP产品设计上按照《合伙企业法》确定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的合伙人机制，抑或借鉴众筹模式中的领投人与跟投人机制，并根据项目的特殊性制定特定损益分配条款，确定政府及相关实体参与特定PPP项目的身份和角色，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自的权责。另一方面，PPP产品设计可以实行分级证券化基金模式，把参与PPP项目的各方权责与损益分配机制，内嵌到PPP产品设计中，使PPP具有硬约束。同时，不论是合伙人制、领投/跟投的众筹模式，还是分级基金模式等，都旨在对PPP产品的证券化、标准化处理，使其能在股权和金融交易所交易，为PPP创造动态优化投资者结构和动态优化运营机制的环境。 总之，当前中央决策层大力推广PPP，并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政府融资工具和稳增长的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因此，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立足改革创新政府行政理念，那么据此推出的PPP才能真正适销对路，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作者苏亮瑜为广州越秀金控副总经理，罗剑为越秀金控集团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二篇：论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论中国歌剧之发展

论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

摘要：中国歌剧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萌芽和发展起来的。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歌剧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其艺术魅力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人。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文艺形式不断涌现，人们开始选择多元化的精神生活，歌剧也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甚至一步步跌入低谷。进入21世纪后中国歌剧应该如何发展?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歌剧 民族歌剧 多元化 复兴

引言

歌剧是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等结合的综合艺术，是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歌剧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大型艺术体裁，具有巨大的审美魅力，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歌剧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歌剧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发展之路，同欧洲歌剧艺术发展已有400多年的历程相比，中国的歌剧事业还很年轻。中国歌剧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萌芽探索期，四十年代的诞生时期,

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歌剧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歌剧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也经历了许

1 多曲折与坎坷，甚至跌入了让发展的低谷。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歌剧正面临种种困惑，怎样去把握发展机遇和迎接挑战，让中国歌剧重新走向繁荣，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沿着中国歌剧的发展轨迹，认真反思和总结，去探寻中国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

一、中国歌剧的发展概况

(一)中国歌剧的萌芽和探索时期(20世纪二

十、三十年代) 在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探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各种文化事业的兴办，各式各样新的文化学术社团的建立以及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新文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黎锦晖(1891—1967)的儿童歌舞剧，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儿童歌舞剧往往采用童话或者神话做题材编成剧本，有故事情节、有人物，以歌唱为主(用音乐贯穿全剧)，并有表演和舞蹈，还有小型乐队伴奏。这种歌舞剧洋溢着“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采用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情节适合儿童理解，符合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特点，故而在当时深受欢迎。如1921年创作演出了《麻雀与小孩》，1928年创作演出了《小小画家》等等。黎锦晖先生一共创作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在创作中经过不断地探索，终于在《小小画家》中，成功地用音乐刻画了剧中人物的不同性格。并赋予音乐以一定的戏剧性。这些因素都是歌剧所必备的，在当时的儿童歌舞剧中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却向人们展示了借鉴西方歌剧的可能性，创造了一种与我国传统音乐艺术大相径庭的新音乐

2 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形式称为中国歌剧的雏形或者中国歌剧的萌芽。3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专业音乐队伍的不断发展，一些作曲家进一步对歌剧的创作进行了可贵的探索。1935年演出了陈弘辛创作的歌剧《西施》。1938年向隅等人集体创作了歌剧《农村曲》;冼星海创作了歌剧《军民进行曲》，1939年陈田鹤创作了歌剧《桃花源》;1939年张昊创作并演出了歌剧《上海之歌》;1940年钱仁康创作并演出了歌剧《大地之歌》等等。虽然这些歌剧创作进行了一系列可贵的探索，而且也适应了当时反帝斗争的时代需要，或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艺术上也进行了非常有益和大胆的尝试，遗憾的是在当时未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第一部中国歌剧的诞生(20世纪四十年代)

中国歌剧在经历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萌芽期和三十年代的探索期之后，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到了四十年代，特别是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有更加深入工农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使歌剧这种艺术体裁同我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同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的民族音乐相结合;和群众的欣赏习惯相结合，才能得以正确发展。音乐家们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理想，深入群众生活，采集改编民间音乐，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贺敬之编剧,马可作曲)，并于1945年首演于延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白毛女》以歌剧的形式描述了农村姑娘喜儿被地主肆意压迫，污辱后逃入深山，从而变成满头白发的“白毛女”;后在新社会对获

3 得了新生的传奇故事。此剧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白毛女》作为一部歌剧，在音乐创作上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的经验，一方面采用了各种民间音调作为歌剧音乐的基础，成功地解决了在大型歌剧中，用音乐刻画剧中人物的问题，几乎每个人物都具有个性鲜明的音乐形象;成功地借鉴了西洋歌剧中的主导主题的技法，以及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管弦乐配器等技术，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戏曲中唱、白相间的形式，赋予新歌剧以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白毛女》是我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歌剧，对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歌剧发展的高峰时期(20世纪五

十、六十年代) 新中国建立后的

五、六十年代，是我国民族歌剧创作的高峰时期，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成立了十多个歌剧演出团体。拥有整齐强大的演出阵容。中央戏剧学院也以培养高水平歌剧人才为目标成立了歌剧系。艺术家们怀着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喜悦之情，创作了《王贵与李香香》(1950年，梁寒光曲，根据李季同名长诗改编剧本)、《小二黑结婚》(1953年，马可、齐谷、贺飞、张佩衡曲，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剧本，田川、杨兰春执笔)、《刘胡兰》(1954年，陈紫、茅三元、葛光锐曲，于村、海啸、卢肃等编剧)、《草原之歌》(1955年，罗宗贤作曲、任萍编剧)、《红霞》(1957年，张锐曲，石汉编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张敬安、欧阳谦叔曲，梅少山等编剧)、《江姐》

4 (1964年，羊鸣、姜春阳、金砂曲、阎肃编剧)、《刘三姐》(1960年，由柳州市《刘三姐》剧本创作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会演大会改编)等等，其中这几部歌剧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歌剧中的经典唱段，不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旋律，也是音乐会和声乐比赛中经常选用的经典曲目。这些歌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歌剧本身的艺术范畴，深入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生动的艺术感染力和渗透力，极大的鼓舞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在中国歌剧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光辉灿烂的一页，使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新时期的歌剧创作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摧毁了中国歌剧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在这十年**中，歌剧团被解散，人员被下放，创作处于完全停止状态，中国歌剧遭受了重创。“四人帮”被粉碎后，虽然恢复了生机，但随着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文化需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同层次的观众的审美情趣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电影、电视的蓬勃发展以及港台流行音乐的涌入，向歌剧艺术的继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通过“实践是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又一次促进了全党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我国的歌剧工作者也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针对歌剧艺术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破了某些歌剧观念的约束，对不

5 同的歌剧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因而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歌剧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新歌剧。这些歌剧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完全向西洋歌剧学习并按照西洋歌剧的模式进行创作，如《伤逝》、《原野》、《马可.波罗》、《仰天长啸》等，这种严肃歌剧，使歌剧的综合美感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体现，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第二类：以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为参照系，用轻歌剧、喜歌剧、音乐剧的形式，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如《我们现代的年轻人》、《芳草心》、《风流年华》等，由于这类歌剧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城市群体，在音乐创作上又追求时尚化，成熟的作品不多，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作品很少。第三类：继续沿用民族歌剧的形式，在音乐创作上有了更大发展的新民族歌剧。如《沂蒙儿女》、《火把节》、《深宫欲海》、《党的女儿》等，其中以《党的女儿》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该剧基本继承了《白毛女》的优良传统，大胆吸收传统戏曲和民间音乐,选用板腔体和歌谣体相结合的音乐构成方式,将江西民歌和山西蒲剧完美结合,使歌剧产生委婉细腻与气势恢弘的双重效果,彰显了我国民族歌剧的艺术特色。

总之，新时期的中国歌剧呈现了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走的是一条探索发展之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面临商品经济社会的生存压力和众多艺术门类的竞争，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这一时期的歌剧发展群龙无首，缺少力作，远离老百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歌剧向何处去?成为困扰在人们心头的最大问题。

二、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反思

中国歌剧事业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歌剧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歌剧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辟了中国现代歌剧发展之先河，使歌剧这种新的文艺形式，在借鉴欧洲歌剧经验和结合中国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的基础上，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在创作和演出的近二百部歌剧中，有一部分歌剧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

二、造就了两代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郭兰英、王玉珍、王昆、胡松华、李光羲等。他们主要活跃在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歌剧舞台上。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彭丽媛、万山红、金曼 、魏松、戴玉强、袁晨野 、廖昌咏等。他们主要活跃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歌剧舞台上，这些艺术家们精湛的演唱和塑造的歌剧人物形象，为中国歌剧增光添彩，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剧在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中，加强了对外交流，中国的歌剧团体多次组织出国巡演和代表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歌剧艺术。同时也排练上演了一大批世界著名歌剧，如《图兰朵》、《茶花女》、《卡门》、《阿依达》、《塞维利亚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艺术家生涯》等，展示了我国歌剧表演的整体实力。中国歌剧走出国门，对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歌剧的发展由于时间比较短，经历的曲折比较多，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剧本创作

7 质量有待提高。歌剧虽然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瓦格纳语)。在歌剧中，剧情和人物的矛盾冲突依然是歌剧的核心内容。现在很多歌剧剧本，人物的描写缺乏个性，矛盾的冲突缺乏逻辑，剧情的发展毫无悬念，人们看了开头就能猜到是怎样的结局。一些作曲家缺乏对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准确把握，写出的音乐不能给剧情的发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反而取得让观众昏昏欲睡之功效。

二、中国歌剧缺少如歌旋律。咏叹调是一部歌剧中最出彩，最富于美感，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人们欣赏歌剧的核心部分。很多时候，人们是先喜欢上了某部歌剧的咏叹调，才产生去观看某部歌剧的内在驱动力。现在的作曲家大多数毕业于音乐院校，他们对作曲理论的理解和对作曲技术的运用应该不成问题，不像过去时代的某些歌剧多是“旋律加伴奏”;但也普遍暴露出一个致命弱点即写不好咏叹调，写不出动听的歌唱旋律，创作出的作品缺乏特点和个性。作曲家们普遍患上了“如歌旋律失语症”。当人们来到剧场竟然听不到几句如歌的旋律和优美的歌唱，而到处“咏叹”着、“抒情”着的竟是一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过立马就忘掉的唱段时，观众怎么会对这样的歌剧音乐产生兴趣呢?从中国人欣赏音乐的习惯来分析，旋律不但是中国音乐的灵魂，而且也是中国歌剧的灵魂。歌剧如果抛弃了旋律的歌唱性，就等于失去可生命，必然会被观众所抛弃。

三、作曲家主体地位不明确。世界上著名的歌剧作品，都是以作曲家为中心，使其艺术才华、创作能力和审美观念在歌剧创作中不受拘束，充分得以展现。中国歌剧之所以缺失优秀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作曲家的尊重不够。在中国歌剧的创作中，

8 作曲家仅仅被当做技术人员使用，甚至被理解为旋律配和声、写伴奏的“匠人”。在这种思维定式下，作曲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限制，社会责任感受到削弱，创作热情受到影响，必然写不出好的作品。所以，尊重作曲家在歌剧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是未来中国歌剧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歌剧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平衡。中国歌剧和外国歌剧相比较，最突出的一大特征就是思想性偏重于艺术性。这固然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斗争使歌剧原本就偏重艺术性和人性的特点，被人为的淡化了。这样就使得本来不够成熟的中国歌剧形式在思想与艺术性上出现了严重失衡。中国的歌剧往往为了突出政治思想而无暇尊重歌剧的基本规律。如今，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尊重人性和歌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应当重新成为歌剧创作的主要原则。

三、 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展望

纵观中国歌剧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民族歌剧的生命力都是最强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中国的歌剧事业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走民族歌剧的发展之路。中国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发展，具有三大优势：第一，发展民族歌剧有光荣的历史和成功的经验，四十年代《白毛女》创作和演出的巨大成功，开辟了民族歌剧发展之先河。到了

五、六十年代，一批优秀的民族歌剧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使我国民族歌剧的创作和演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到了

八、九十年代，虽然创作和上演了一百多部各种风格的歌剧，但影

9 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要数由总政歌剧团创作和演出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第二，发展民族歌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族歌剧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它的音乐素材取自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我国的民间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戏曲音乐从宋代诞生至今也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这些音乐伴随着我们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音乐之魂。以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歌剧音乐，人们听着亲切，会由内心产生出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加上戏剧化的情节跌宕起伏，歌剧中的人物鲜活真实(如喜儿、韩英、江姐等)人们对民族歌剧产生了喜爱之情也不足为奇了。相反，我们照搬欧洲歌剧模式创作的一些歌剧在音乐创作上抛弃了传统音乐风格，追求“西洋化”，在唱腔上也推崇“美声化”这类歌剧虽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它远离了广大群众的审美情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长久发展下去，必定会走向衰败。另一类通俗化了的轻歌剧，则显得不土不洋，不伦不类，成为了一种商品化了的城市音乐剧，无论在创作质量上还是艺术表现上都还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文艺品种。第

三、发展民族歌剧才能形成中国独特的歌剧优势，事实证明，一味模仿，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走，中国歌剧要走向复兴，只有走发展民族歌剧这条特色之路，才能做到人无我有，才能在世界歌剧的大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发展民族歌剧也是对世界歌剧的丰富和发展。有朝一日，当世界各国都在竞相演出中国的民族歌剧，那才是中国歌剧节的自豪之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民族歌剧既要走多元化道路，也要百花齐放，不要拘泥于以某种民族歌剧为样板去进行效仿

10 和重复。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流传悠久的动人音乐，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民族歌剧的创作应该借鉴各民族的艺术表演形式，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风俗与国际歌剧艺术有机结合，一定可以创作出风格迥异的新民族歌剧。中国歌剧只有深深地扎根于民族音乐这块沃土，才能不断开出绚丽的奇葩!

在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今天，民族歌剧要得到好的发展，一方面还要有赖于政府对高雅音乐文化的宏扬和重视，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能给民族歌剧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还要多利用网络、电影、电视等传媒手段来推广、宣传民族歌剧，使民族歌剧能重新走进千家万户，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这对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弘扬主旋律将产生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歌剧界人士也要自强不息，自己培育市场，要继承民族歌剧创编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写出好的剧本，好的音乐，创作出雅俗共赏，人民群众爱看爱听的新民族歌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我们达成共识，共同努力，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复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居其宏.20世纪中国音乐[M].青岛出版社 2003年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年

[3]李凌、朱亚荣.中国戏曲唱腔[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 [4]李乡状.歌剧艺术与欣赏[M].吉林文史出版社

[5]黄奇石 歌剧的反思[J]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年第10期

[6]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三篇：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发展之路

1. 如何理解《快递规划》的重要意义、核心实质;

2. 如何实现做大行业、做强企业、做优品牌的发展目标; 3. 如何实现快递产业转型升级;

4. 如何解决快递服务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5. 如何缩短快递服务全程时限;

6. 如何提高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水平;

7. 如何推动快递和电子商务、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

8. 如何改善旺季服务;

9. 如何围绕本部门、本单位和本职工作，提出规划贯彻实施主要思路、具体做法、取得的成效、今后的设想等。

回顾我国快递业发展的33年,国内快递市场逐步呈现三大主体：国有快递企业、民营快递企业和外资快递企业。随着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和国内快递业的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我国民营快递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纵观我国快递业的发展史，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发展之路可以区分为七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1980年～1992年，基础期。

1980年世界邮政联合创办的EMS，即Express Mail Service，邮政特快专递服务,由于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因此在各国均享有航空和进出关的优先权。1984年我国邮政又开创了中国国内快递的先河，自此迈出了中国国内快递业的第一步，这标志着中国国内快递业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起航了。这在中国快递业的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为中国快递业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还为中国快递业的发展积累了无可估量的宝贵经验。

第二阶段：1993年～2003年，发展期。

1993年随着民营快递公司顺丰快递、申通快递(原创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的崛起，从此中国快递业打破国有制的传统，也因此拉开了中国民营快递业的发展浪潮。1994年宅急送快递成立，1999年韵达快递成立，2000年圆通快递成立，2002年中通快递成立，2003年汇通快递成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的相继成立，推动了我国快递业空前绝后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带动了数目众多的快递公司蜂拥而起，牵引了中国快递业发展的第三阶段迅速到来。

第三阶段：2004年～2010年，扩张期。

快递业是依托于网络的发展，换句话说，网络是快递业发展的生命线，没有网络就无法开展快递服务。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这些市场需求的加剧，给快递业带来了时代机遇。2010年我国登记备案的注册快递公司5000余家，未登记注册的为数不少，在数目众多的快递公司火拼的同时，市场压力巨增，一些规模相对较小，实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为了维持和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的竞争趋势，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市场覆盖率的迅速竞争。网络覆盖率的提升和网络规模的爆炸式扩张，导致了竞争更加激烈，此种情况之下，中低端服务产品市场的一些中小企业为了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占有率，不惜一切代价大打价格战，从而导致国内快递价格偏低的尴尬局面。

第四阶段：2011年～2012年，整合期。

随着我国《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快递服务标准》、《快递业务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国快递协会企业自律公约》等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进一步缓和了国内快递市场的运营秩序，促进我国快递业渐渐走向稳定、健康的发展道路，为我国快递业的良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快递业迅速做出反应，进行了合理的资源整合之战略调整，也因此形成了突破重点城市，大面积覆盖乡、镇、县，此举有效保证了我国快递业在国际大环境严重缩水的环境下，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同时乡、镇、县、市的一体化网络为网络优化保驾护航，并且为快递企业自身的市场覆盖率的提升、管理能力的提高、制度的完善、体制的改革积累了很多经验。

第五阶段：2013年～2015年，标准化建设期。

什么是标准化?标准化就是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称为标准化，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标准化的意义是，改进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促进协作。标准化建设具体如下：

1、服务标准化：

① 门到门标准、多次派送服务标准、自取服务标准; ② 服务时间标准：收件服务时间标准和派件服务时间标准，节假日收派服务标准;

③ 理赔标准：遗失件理赔标准、损坏件的理赔标准。

统一服务标准，提高服务水平，向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是快递业的必由之路。

2、收费标准化：

① 同城件、当天件(含同城当天件、跨省当天件、航空当天件)、跨省件和航空件(次晨达、次日达、隔日达)的收费标准的统一; ② 代收货款、到付、第三方付款、保价快件、入仓件(保税仓库入仓需要收取入仓费)、报关件(含国际件)等快件的基础价格收费标准的统一，

③ 快件产品的续重价格收费标准的统

一、体积重量计算标准的统一。 收费标准必须形成行业标准，这样更加有利于市场竞争和维持合法竞争的秩序，为我国快递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3、服务时效标准化：

① 收件时效：从获取客户发件信息到收取完成快件花费的时间必须实现标准化的区间值;

② 派件时效：从派件员接收到需要派送的快件到派送完成所花费的时间; ③ 快件时效：从收取快件到客户接到快件所花费的时间总和，即是快件时效。为了规范行业时效服务标准，给客户创造一个公平、健康的快递服务环境，因此根据快递类型，必须形成行业统一时效标准，这也快递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4、规模标准化：

① 网络规模：网络覆盖率、市场占有率; ② 设备规模：网络车辆、生产工具; ③ 用工规模：投入劳动力的多少。

根据企业现有规模，严格区分企业类型，以便于更好的实施相关管理和为企业升级处理做好充分准备和依据。

5、管理标准化：管理是决策、计划、组织、执行、控制的过程，管理的目的是效率和效益，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实质是聚合企业的各类资源，充分运用管理的功能，以最优的投入获得最佳的回报，以实现企业既定目标。具体管理标准化的内容有：

① 计划管理：通过预测、规划、预算、决策等手段，把企业的经济活动有效地围绕总目标的要求组织起来。计划管理体现了目标管理; ② 组织管理：建立组织结构，规定职务或职位，明确责权关系，以使组织中的成员互相协作配合、共同劳动，有效实现组织目标; ③ 物资管理：对企业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进行有计划的组织采购、供应、保管、节约使用和综合利用等;

④ 质量管理：对企业的生产成果进行监督、考查和检验;

⑤ 成本管理：围绕企业所有费用的发生和产品成本的形成进行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成本考核等; ⑥ 财务管理：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包括固定资金、流动资金、专用基金、盈利等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进行管理;

⑦ 劳动人事管理：对企业经济活动中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劳动和人事进行全面计划、统一组织、系统控制、灵活调节; ⑧ 营销管理：是企业对产品的定价、促销和分销的管理;

⑨ 团队管理：指在一个组织中，依成员工作性质、能力组成各种部门，参与组织各项决定和解决问题等事务，以提高组织生产力和达成组织目标;

⑩ 企业文化管理：是指企业文化的梳理、凝练、深植、提升，是在企业文化的引领下，匹配公司战略、人力资源、生产、经营、营销等等管理条线、管理模块。

尽管我国快递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在根本上还没有达到国际快递行业标准化的要求，因此行业标准化建设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并且标准化建设将会为我国快递业的突破性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六阶段：2016年～2020年，规范化建设期。

规范化的定义：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制度等)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规范化的要求：系统化、常态化、流程化、标准化、专业化、数据化、表单化、信息化。规范化的关键点：效率、效益。

第七阶段：2021年～2025年，制度化建设期。

什么是制度化?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作业规律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作业规律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 我国快递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面对世界经济大环境乍暖还寒的气候，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网络时代，在“十二·五规划”的正确指引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全面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我们的信心十分坚定，方向更加清晰，然而未来的发展之路依然会存在诸多风险和隐患，而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积极主动地吸收外界优秀的技术、经验，来提高自身的运营能力、管理能力和对内对外的竞争能力，才是我们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

第四篇：财新网—从中国PPP发展历程看未来

2014-08-04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在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着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广使用PPP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操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变革。

当前，PPP成为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希望能对吸收PPP适于中国国情的经验，并推动PPP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至今，PPP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迈入第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中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出现有两个背景：第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地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为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建设-运营-转让)模式，然后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中国。

当时，中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也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并获得首肯后执行。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模式的案例，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并已在15年特许经营期满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由于时间较早，该项目的文件较简单，只有几页纸。项目的外商是广东华侨，其在商业因素外还有回报家乡的考虑，这也是在合同简单的条件下项目能顺利执行的原因。当然，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投资商是按照特许经营期限设计项目的，很多设施在移交给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入报告，后

期大岳咨询公司做的BOT项目中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一致，没有招标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推进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中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试点阶段。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有组织地推动的，这与探索阶段不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当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有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博拓就是英文BOT的音译。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当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以外资为主。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无论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还是内资参与的项目，也是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终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计委成立课题研究BOT，本人有幸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经费有限、专家缺乏、资料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

有启发和参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的顾问，当时正值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的接触中，做课题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

除了国家的试点项目，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严格地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性质的，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这本书成为后期各地运作BOT项目的指南。

当时国家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执行，有的在运作或执行时失败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中国PPP文件形成的脉络基本是：来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渡。这些本土化项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参考，起到了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尽管该项目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在中国BOT发展史上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使汪市长强烈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汪光焘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尚未实施时，汪光焘调任建设部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使BOT从2003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推广阶段。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大背景。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SARS，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一批PPP项目。从大岳咨询公司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3个左右超过了10个。

在推广阶段，PPP项目最多的是污水处理项目。当时正值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高峰，此外，也有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来看，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官方称PPP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此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外企、民企、国企同台竞争;第二，项目竞标过程公开透明，竞争达到白热化;第三，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也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的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场化改革并提出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都变得非常敏感。

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大岳咨询被聘为

顾问。业内个别同志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改革终止。尽管没有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严重违约的记录，而且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很显著，但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水务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相比较，市政公用行业在此期间的改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任何其他行业的改革都规范：业内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在运作时都会聘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

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现在回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调至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

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中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年底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后来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的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全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为了放贷甚至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36条”(《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而2009年以来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银行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也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期，国企尤其是央企拿到大量银行授信，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贷。渐渐地，地方政府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在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或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一些竞争性的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垃圾处理费每吨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其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尽管没有政策禁止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但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36条”的细则，客观地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PPP市场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很多，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也视同为社会投资人(Private一方)。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不被外界了解。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不少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一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中国PPP发展进入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期待，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叫作普及阶段，希望PPP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2013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还专门成立了PPP中心。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发展有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超过20万亿元，还在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快速减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对解决当前问题有益。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变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岳咨询的PPP项目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个。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咨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热潮的影响。相信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的情况会增加。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的大发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中国不

仅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反而还迈上了新的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短期内，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投资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在严格监管社会主体的同时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新36条”落实的种种障碍。从PPP近30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远，切忌一厢情愿。

第五篇：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而能源与经济以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可能将为逐步迈向生态文明走出一条新路，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戒除嗜好!面向低碳经济”的环境日主题提示人们，“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早在2007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本着对人类、对未来的高度负责态度，对事关中国人民、亚太地区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的大事，郑重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令世人瞩目。

他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一共说了4回“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 胡锦涛主席并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中国而言，是压力，也是挑战。

挑战之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小康

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挑战之二：“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对环境的威胁，不可忽视。

挑战之三：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工业行业，2005年能源消费量占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4。4%。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是一个重大课题。

挑战之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额投入，显然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中国的沉重负担。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已成为全球共识，节能环保产业将成为撬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杠杆。虽然低碳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存在着种种挑战，但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也有着自己广阔的前景，在政府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一定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如何做到全面、统筹、可持续发展呢?一是倡导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发展。

在绿色经济的框架下，推动包括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合理消费等在内各领域的发展。把低碳经济的概念落在节能减排、环保、能源效率提高上，落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上，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

二是低碳技术要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发展。

我们应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际社会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适用技术的层次体系，做到各种技术之间互相协调。不仅要加大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也要着力加强新能源技术、清洁煤技术、节能降耗等战略性技术的研发和储备。

三是通过低碳技术和产业政策，扬长避短，改造提升传统工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动低碳经济技术发展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关系到国际的科技竞争和市场竞争。低碳经济必须“魂要附体”，而传统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正是这个“体”之所在。

四是充分考虑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反制措施。

一方面，我们要自主实现节能减排，服务我们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应

充分考虑对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反制措施，在全球变化经济博弈中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另外，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低碳经济政策推动。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有的处于空白，有的亟待完善。下文从教育、经济、管理、技术、投入5个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低碳教育政策

第一，明确政府在低碳教育中的主体责任。政府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低碳教育内容，不断完善低碳教材体系，加大低碳教育的师资培训。第二，筹建专门的低碳博物馆。博物馆是向公民宣传普及各种科技知识的场所，应将低碳博物馆的建立健全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填补我国博物馆的这一空白。

第三，设立全国低碳日或世界低碳日。全国性的主题日作为普及相关主题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二)低碳经济政策

第一，推行基于配额交易的碳排放权交易。目前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交易由于主体交易市场尚不具备而进展缓慢。我国应积极筹建基于配额交易的碳交易所，完善碳交易所的相关法规，加快二氧化碳排放权衍生产品的金融创新工作。

第二，开征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碳税，也称碳税，是为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从长远来看，实施碳税是势在必行的。研究表明，近期在中国征收低税率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用明显。

第三，建立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影响的各项行为活动，如各类矿产资源的开采、能源开采(包括煤炭开采和石油开采)、森林砍伐、草原的过度使用、地下水资源的过量开采、地表水资源的开发、土地开发等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根据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目的，可采用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等多种方式。

(三)低碳管理政策

第一，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制定《低碳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加速《低碳经济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加快低碳经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健全比较科学的计量手段和自动监测系统，实现低碳经济工作的规范化、定量化和系统化。

第二，建立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低碳考核制度。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是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推行“低碳GDP”考核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将现行的GDP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消耗、生态环境退化的损失;三是将实施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纳入地方的经济核算体系和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第三，制定和实施低碳认证制度。低碳标志是一种产品的证明性商标。低碳认证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促进低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业低碳意识。应积极推动低碳认证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健全低碳标志标准，向企业宣传低碳标志的意义，鼓励企业进行认证。

第四，建立押金退款政策。建议先行在伐木特许权的所有者中实行押金退款制度。

(四)低碳技术政策

第一，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推行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低碳产品开发人员的技术入股、专利入股、管理要素入股、成果入股和持股经营政策，采取期权、期股等各种分配激励方式，以奖励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使他们的薪酬水平与人才市场接轨。放宽低碳技术入股的比例限制，加大奖励力度，使低碳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以及经济效益紧密挂钩。

第二，实施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采购政策。政府“低碳”采购，是指政府购买和使用符合低碳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保护、激励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

第三，发展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政府部门应给予优惠政策，扶持建立一批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由这些机构承担低碳技术成果研究、开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若低碳技术开发应用成功，投资机构可从企业生产新产品所得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风险投资的回报。

(五)低碳投入政策

第一，增列低碳经济发展支出预算项目。政府预算支出是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的根本保证。要确保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的稳定，把低碳经济发展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的支出范畴，把低碳经济发展资金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为财政履行发展低碳经济职能提供制度保证。

第二，完善调动企业、个人等主体投资低碳经济积极性的政策。引导市场力量自觉防范、减排、治理污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可采用下述措施调动企业、个人等主体投资低碳经济的积极性：对企业低碳经济投资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对企业投资于防污设备给予投资抵免、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多种形式的支持;对低碳经济融资给予税收优惠;对低碳产业和有明显污染削减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贴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在北京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各级部门决策者的共识。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既是救治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性方案，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 在低碳经济问题上，人们需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低碳不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高增长;第二，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高能耗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只要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领先，就符合低碳经济发展需求;第三，低碳经济不一定成本很高，温室气体减排甚至会帮助节省成本，并且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需要克服一些政策上的障碍;第四，低碳经济并不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而是应从现在做起;第五，发展低碳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和地区，关乎每一个人。

当前，中国正处于把握经济增长机遇和进行低碳转型的两难选择之中。我们必须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还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找一条协调长期与短期利益、权衡各类政策目标、谋求双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武断，在出台政策过程中要多一些审慎，少一些莽撞，唯有如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才会真正迈入科学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