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后现代文学论文

沈永赋先生的《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美文学论稿》是一部见解新颖，学术上颇有建树的论著，反映出作者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厚积薄发，持之以恒的精神，读后令人击节赞赏，兴奋不已。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欧美后现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欧美后现代文学论文 篇1：

当代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特点及对其研究的现实价值

摘 要：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一种新型文学类型，其对欧美文学创作研究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具备后现代主义的固有特征，这就使得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修辞手法与传统修辞手法不同。对此本文在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的基础上对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修辞手法的特点进行研究分析，并说明该研究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学 修辞手法 特点 现实价值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文艺思想流派，起源于20世纪中叶对以后的欧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引起了众多文学研究学者的关注。修辞手法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创造方法与方式，其在提高文学作品质量、丰富作品内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可以帮助文学创作者提高自身写作水平，推动文学写作的发展。

1 后现代主义文学浅析

后现代主义文学发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随后迅速风靡欧美等地区，极大的影响了西方文学。虽然当前西方社会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褒贬不一，但是它是在现代主义文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理论，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后现代文学虽然衍生于现代主义文学，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具有一些独特性，给西方文学界带来巨大影响。首先，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西方传统文学的桎梏，为西方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其次，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网络文学的联系密切，并且随着信息网络科技水平的提高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快捷性和娱乐性越来越明显。最后，对传统出版行业产生巨大冲击，推动了印刷行业的快速发展。

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主要有：不确定性、多元化以及大胆尝试未用过的文学语言。由此造成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范围更加广泛、作品形式更加多元化以及创作尺度更大。然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特点会不可避免的对其作品修辞手法产生影响。

2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特点分析

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修辞手法有多种，囿于文章篇幅我们难以逐一讨论，因此，本文针对集中常见修辞手法进行分析。

第一，戏仿手法。这是后现代文学创作所采用的代表性手法之一，又可以称为讽仿，该手法通过模仿传统严肃文学作品的形式与风格，表达出幽默的效果，这充分体现的后现代文学作品的多元性。这一手法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利用嘲讽的手段表现出对传统的颠覆与反思。

美国作家巴塞尔姆的后现代主义作品《白雪公主》就是利用戏仿手法的典型代表。小说借鉴了西方传统童话《白雪公主》与《青蛙王子》的内容，将白雪公主的故事放到现代大城市中。小说将白雪公主描绘成为七个男人服务的女仆，在沉重的工作中等待着王子的出现，而小说中的王子只是一个眼高手低、自命不凡的落魄失业者。同时，小说也抛弃了童话中华丽梦幻的场景，将场景转移到现代城市生活中以至于整部小说充斥着商业、吸毒等与童话毫无关系的因素。另外，在小说的结局中，七个“小矮人”获得成功，而公主与王子却没有好下场。作者通过这样的修辞手法颠覆了人们对童话的认识，揭露了现代社会的不堪与人们的堕落，极具讽刺意味。

第二，矛盾手法。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作者的自我否定，导致作品前后含义相悖，这就是矛盾手法。矛盾手法会使读者感觉文章内容混混乱、含糊不清，这正体现了后现代文学作品的不确定性。

例如：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作品《V》，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明确的指出“V”代表什么，它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台机器，这使得小说读起来朴素迷离。然而，文中“V”的含义的不确定以及主人公对“V”的含义的探索正表现了西方工业社会中人们内心的迷茫与混乱，表现出人们在追求精神升华未果的绝望。

第三，非连贯性的手法。非连贯性是指后现代主义作家采用一种随意的叙事方式，破坏小说叙事连贯性的写作手法，这是在现代主义作家支离破碎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升华，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不確定、混乱以及大胆尝试的特点。

英国作家B·S·约翰逊的作品《不幸的人们》正是应用非连贯性手法的典型代表。该小说并没有明确连贯的页码，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排序随意阅读，不同的阅读顺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样的手法会极大的提高作者阅读的兴趣，充分展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性。

3 研究后现代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特点的意义

第一，研究后现代修辞手法特点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阅读后现代主义作品，加深读者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促进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在社会中的普及与应用。

第二，研究后现代修辞手法可以帮助后现代主义作家更好的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后现代主义作家通过对修辞手法特点的分析会对后现代主义写作理论有更深的了解，因此在写作时便能灵活运用这些手法，提高作品质量，推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第三，研究后现代修辞手法可以加深我们对当前社会的理解。当前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无不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作品将我们的社会看作是无理性的、混乱的，并且充满了愤世嫉俗与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人梦醒的作用。

4 结语

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成为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派别，对世界文学创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修辞手法作为文学写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对其的研究应该引起重视。对此，我们需要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特点，认清对它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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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小枫.斐德若的后现代修辞—— 柏拉图《会饮》中斐德若颂扬爱神的论证[J].求是学刊，2012（2）：12-16.

[3] 邓志勇.伯克修辞学之戏剧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及其重要启示[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12-118，168.

[4] 杨劲松.从《出口》看后现代文本修辞偏离表征及其理据[J].长春大学学报，2010（11）：57-59.

作者：赵松

欧美后现代文学论文 篇2：

《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美文学论稿》序

沈永赋先生的《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美文学论稿》是一部见解新颖，学术上颇有建树的论著，反映出作者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厚积薄发，持之以恒的精神，读后令人击节赞赏，兴奋不已。

论著既精且专，所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世界文学史上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欧美国家特别是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书中既有对于大的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的理论探讨，又有对于重要作家笛福、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莫里哀、莫里亚克、萨特等人作品的分析，有史有论，含英咀华，多姿多彩，是近年来欧美文学研究也是整个世界文学研究中一部既扎实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弥足珍贵的是，作者显示了感悟艺术作品美学品味的能力与思辨能力的有机结合。书中所提出与探讨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当代学术研究都是有创新意义的，作者都能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消解”与“解构”、后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特性等。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长期教学与研究实践中所具有的努力探索，注重创新的学术品质。

世界文学研究的学科在中国历史并不太长，但却是一个充满争议而又在争议中迅速发展的学科。

仅从这个学科的命名来看，就可谓变化多端。起初有称为“欧美文学”或是“西方文学”的，以后把东方文学纳入，称之为“外国文学”，稍后，又变成了“世界文学”。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教育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这尚且不算在外文系开设的各语种的文学研究，如英国语言文学、法国语言文学、德国语言文学、俄国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等，这些学科虽然与中文系的欧美文学等不同，但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中，又具体划分了欧美文学或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等不同专业方向。这就使得这个学科的规范变得相当宽泛，也因此招人物议。

古人尝言：“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正其名也”。世界文学的名称多变正反映出这个学科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初期，外国文学与文艺思想大量涌人中国，兴起了早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其中欧美文学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受到前苏联文学的较大影响，俄国人的“外国文学”教学思想进入中国，俄苏文学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兴起，与世界文学合流，逐渐形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规范。

第一阶段(1900-1949年)的发展表现出世纪之初中国的文学研究随着社会变革所经历的巨大转折，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这个时期起步的。1900年原东吴大学成立，教席黄摩西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中，已经有对于欧美文学的比较，但这种比较是简单的、初步的。此后到1949年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开设了欧美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北京大学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课程与其教材《欧洲文学史》(1918年)、梁实秋的英文学课程、吴宓的比较文学课程与相关教材都对于这个学科的学科建设有重要影响。

未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是荜路椎轮，开启山林，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执教者大多是留学欧美、才华出众的学者，但学科教学与研究还只是早期的水平，以对于外国文学名著与杰出作家的介绍为主，没有系统的文学史理论体系，作家作品研究方面也没有系统理论。这都与当时的中国高等院校实际有关，作品翻译与理论研究的落后是主要原因。另外，对于东方文学如印度、波斯、阿拉伯国家等的研究也相对缺乏。值得一提的是，在延安等地有一些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进行了俄罗斯与苏联文学的研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作了准备。

第二阶段(1950~1978)是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虽然这个时期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世界文学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学科之一，但它仍然发展起来。

首先是俄苏文学的迅速崛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俄苏文学成了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苏联学者编写的各种论著，如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苏联科学院高尔基研究所主编的《英国文学史》等著作对于中国影响很大，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这一阶段对于中国的世界文学发展可以说是复杂的，俄苏文学占有过大比重的问题逐渐得到调整，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俄苏文学虽然对于中国文学有过特殊的影响，但是俄罗斯文学仍应作为欧美文学的一个部分，这是无可怀疑的。这一合流也加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力量。

从整体上来说，世界文学成为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文学研究的总体文学研究，它奠定了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外国文学史”这一课程成为一门基础课程的地位，在大多数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大学中，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成为文学系列课程的主体，这——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另外，理论化与体系化成为世界文学学科的最重要贡献，这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直接联系，苏联学者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念如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关系，作家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关系，文学思潮与流派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批评的标准等重要理论问题都在这——时期提出，这些问题经过多次的讨论，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

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学科可以说是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特别是冯至的《德国文学简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等论著与教材，在各高校教学与研究中得到普遍采用，提高了教学与研究水平。

第三阶段(1978年之后)中，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繁荣昌盛，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主要是思想观念的解放，使得世界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甚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最具活跃的学科。现当代西方各种文学与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介绍极为迅速，大有超前之势。如后现代主义文化等问题早就由弗里德里奇·詹姆逊等人介绍到中国，其代表作在中国出版之早是远在其它国家之前的。笔者在美国大学里讲课时曾经引用过的拉康等人的理论，同系的美国教授与学生都大感新奇，“忽闻海外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其实并非美国没有人研究，而是关注外国新理论的程度远不如中国。

当然，对于世界文学学科产生最大影响是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比较文学虽然在中国早就有吴宓等人的提倡，但毕竟没有能在多数院校成为主要课程。八十年代之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再度兴盛，各校纷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而且多数是与世界文学一同开设的。九十年代中期，教育部决定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为一个专业。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

世界文学研究中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东方文学的兴起，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课程系列中独立成为一门课程。高校世界文学史教学中一般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与东方文学两大部分，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笔者所感叹的是，世界文学的研究仍是任重道远。二十世纪是西方文学理论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史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族裔文学等思潮都对于文学史编写有直接影响。笔者认为，以新观念新材料来编写新的世界文学史，重新评价文学事实、阐释文学思想是一个重要任务。

新的文学史编写中，推陈出新是最主要的宗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于文学原著的分析与批评理论的介绍。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Nothrop Frye)曾经有一句名言：作品无言，而批评有声。所以他主张把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而把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材料，从而建立起一门系统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研究文学吏各种现象时，不妨将这种系统现念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在这方面，像沈永赋先生这种既有理论观念又有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欧关文学论稿》，沈永赋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9月版，18．60元)

作者：方汉文

欧美后现代文学论文 篇3：

女性主文诗学研究的新创获

女性主义诗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肇始于欧美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和理论形态。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伸。它以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以女性的视点来检视一切文学文本，并努力建构属于自己性别的诗学体系)，决绝的反叛姿态(彻底颠覆和打破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权统治和话语暴力)，超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吸纳各种现代和后现代思想资源，并孕生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纷繁复杂的女性主义批评分支)而备受西方文论界的瞩目和青睐。在当代欧美文坛，女性主义诗学已俨然发展成为一支极为重要和成熟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流派。

女性主义诗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介至中国，在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中期的两次翻译、介绍和研究的高潮之后，它已深入人心，既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写作形成深刻影响，同时也被学术界广泛认同和接纳，成为文学研究者们从事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本土获得广泛流布、传播和长足发展的背后，是一大批学者和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内的长期辛勤耕耘和倾力奉献，如孟悦、戴锦华以及林树明等人在女性主义诗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而在近几年中，杨莉馨博士先后在其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工作报告基础上相继推出的两部专著《西方女性主義文论研究》(2002)和《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以下简称《异域性与本土化》)则彰显出新一代学人在女性主义诗学研究领域的可贵探索，尤其是《异域性与本土化》更是体现出作者对国内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纵深推进。

在此之前，国内学界对于女性主义诗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欧美女性主义诗学，而对于在本土发展已有20余年的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则相对关注较少，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专门研究者则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异域性与本土化》的选题视角本身即体现出一种突破性和创新意识。作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专著，《异域性与本土化》的贡献与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作者以开阔纵横的视野、恢宏阔大的气势和结构对中国女性主义诗学进行了全景式的观照和考量，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建构起了本土女性主义诗学的立体图景。作者考察了女性主义诗学在进入中国之时的文化背景——本土妇女运动资源的状况和表征，当时国内社会文化氛围和接受语境所导致的女性主义诗学双重落差的命运，梳理了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本土20余年的嬗变流脉，在中西比照之中分析了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本土化”特征，并对女性主义诗学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写作的影响进行了审视和评述。这样，作者通过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清理，以大量的篇幅和详尽的陈述论证构建起了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生、发展的全景图，从而使读者对女性主义诗学这一异域舶来品在中国的生存样态和变异过程有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明晰清楚的认知。因此，相对于此前国内零星、零散的研究，《异域性与本土化》无疑是对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研究的一次有力推进和大力突破，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一次积极支持和呼应，以此而言，其学科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小觑的。

第二，为避免研究失之空疏、浮泛和流于平面化，著者在宏观勾勒之外，还对每一个分论题形成的微切面进行了深入开掘与考索，而其学术创新则往往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呈示。如第三章对于女性主义诗学初入中国时的命运的分析便是作者独立、深入探究的结果。作者在史实、数据的对照分析基础上，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遭遇双重落差命运的结论：即欧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繁荣与中国内地滞后15年之久的沉寂状态，构成了第一重鲜明的落差；在80年代林林总总的“新方法”热中，人们对女性主义的盲视甚至有意漠视，与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背景下的众声喧哗构成了第二重鲜明的落差。同时，作者还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揭示上，而是继续深挖产生这一现象的文化学根源。通过旁征博引以及严密细致的论证，作者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个性特征、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环境以及知识界普遍的择取心理、西方女性主义诗学本身包含的后现代因素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错位等等，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诗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初入国门时复杂而特殊的语境，制约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对它的主动接纳与本土化的积极实践，从而导致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接受陷入双重落差的尴尬境地。

本书的另一个学术创新点是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的研究。虽则此前国内已不乏对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的研究，其成果亦甚为可观，但像杨著这样系统、深入、细致地梳理和描画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发展脉络和轨迹的论著的确尚付阙如。作者以占全书三分之一多(约100页)的篇幅述评了女性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历程，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其论述不可谓不详；同时该部分所论涉和引证的有关女性主义诗学的论文和著作也异常丰萑卜一几乎搜罗和论列了所有相关的中外重要文献，其资料的丰富性是其它同类著述所难以企及的。仅此而言，该著在中国女性主义诗学史的研究上就具有很重要的资料参照意义和较高的史料价值。但该章也并非是简单的资料堆积和罗列，而是在充分占有和尊重资料、事实的基础之上，对材料和文本进行细致、缜密的分析，从而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人云亦云，由此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学术独立性和独创性，而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作者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国内有关女性主义的文献资料的艰苦搜集与归纳整理，得出了与前人不尽相同的发展分期划分形态，将女性主义诗学自新时期初年进人国内以来的20余年，划分为1981—1985(初期引介)、1986—1989(第一次浪潮)、1990—1995(第二次浪潮)、1996—2000(纵深发展)四个明晰而合理的阶段，其结论都是建立在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并经过作者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

《异域性与本土化》中的其它学术闪光点还包括作者对“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个人化写作”等文学现象所作的精深与独到的论评，对标榜女性主义价值立场与姿态但实际并未祛除男权中心意识传统的批评文本的发现、指认与揭露等等。例如，作者在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文坛对有关女性文学写作的概念的界定与特征的总结作了详尽、综合的考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学界在女性文学写作命名上的严重学理缺陷与问题所在：“此时的论者尚未形成自觉的女性文化视点，没有注意到生理性别的差异所导致的创作主体观察、感受与表现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以及在价值判断、审美感受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论者对菲勒斯中心的意识形态渗透其中的文学观念、价值评估和思维方式并没有提出质疑或者表示警惕，相反采取了完全认同的态度。女性依然潜在地

被看成是第二等性别，而男性则代表了更为普遍的人类特征，其艺术创造也因而具有了更为宏大、深刻与普泛的意义；在对女性及其文学创造的评估中，学者们更为一致认同其在作为与表现‘人’方面的共性价值，而这一共性价值的衡量标准，无疑又是由男性来制定与代表的。纯粹的女性题材与主题因琐屑、微末和狭隘而成为被居高临下地屈尊俯视的对象。”(第161页)作者的这一评论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它充分透显出著者独到深入的思考与犀利的学术眼光。而从学术意义上讲，它对于当代学界思考女性文学写作的相关问题以及建设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具有重要的启发和镜鉴意义；同时，该书中类似学术亮点的普泛存在，也大大提升了该著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品位。

第三，《异域性与本土化》不仅推进了国内女性主义诗学研究，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亦有着重要的理论参照和借鉴意义。当代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要改变或改善这种令人尴尬的文论“失语”现状，或者说要重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有着中国文化血脉和气韵的当代中国文论，就必须努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必须大力实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必须切实推进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就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这种文论转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目标都大致认同，但对于转化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却普遍感到迷惘和困惑：当前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工作正遭遇严重的方法论瓶颈。而笔者认为，杨著可为这一棘手的理论转换提供有益的启迪与参照，并可以在此基础上尝试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因为《异域性与本土化》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展呈了一个具体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文论支脉从文化异域横移到中国本土并发生文化变异或曰“本土化”的完整流变历程。虽然《异域性与本土化》并不是一部直接探讨如何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著作，而主要是力图客观冷静地书写西方女性主义诗学在异域文化语境中演进递变的历史流脉；“西方文论中国化”则是“以我为主”、“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改造西方文论话语资源，将其转化成为中国文论话语，并最终达到重建中国文论的目的——它突出了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和主动的文化、价值诉求，充分反映出文论建设主体根据自身民族文化所需而主动采取的、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择取和文化改良行为，但是，“西方文论中国化”这一学理实践仍可从该著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和规律、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方法论的启迪，并主动用之于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改造实践或异质文论之间的嫁接改良工作，从而重建中国文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界在思考和探索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具体方法和规律时，可將该著作为一个参照样本和借鉴案例。

第四，该著贯穿并凸现着强烈而执着的问题意识，并形成该著的一大鲜明特色。问题意识对于一本学术专著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从某种层面上讲，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对各个学科领域内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或解答，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学术推进和学科发展，而人类文化也因此获得进步。如果一部学术著作具有清醒自觉的问题意识，即能发现或提出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分析问题，并能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或至少能对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发和思考，则该著勿庸置疑是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而《异域性与本土化》无疑就是这类具有自觉而强烈问题意识的专著。首先，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并揭晓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研究中“亟待解决而又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研究的问题”(第16页)，如：女性主义诗学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氛围下被译介进来的?中国特定的文学与文化土壤使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形?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基本差异在何处?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困境又在哪里?关于“女性文学”乃至“女性”身份的阐释，关于“女性写作”或者说“身体写作”的价值、意义何在?然后，全书以主要篇幅围绕这一系列难点、热点问题展开分析、论证、阐释和解答，并导出自己的结论——这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叙述模式便形成该书书写和言说的基本范型以及结构的基本框架。虽然并不是每个问题最终都获得了圆满、明确的解答——著者的有些见解和结论还值得商榷，有些问题因其本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答案并不具有唯一性，某些问题则由于自身的复杂性而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其解决的机遇尚不成熟，因而暂时不可能具有确定的答案——但是作者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深入、系统研究和探索与尝试，本身已经体现出一种学术开拓、学术推进和文化创新，而这正是学术研究最为重要和最为宝贵的品质；与此同时，著者充满现实关怀的品格和知难而进、勇于直面和挑战学术难题的可贵求知求是精神也从中透射、漫溢了出来。

作者：曾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