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的保险投资论文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海外投资风险的日益加大，中国要学会跨国投资的风险管理。中国海外投资逆势而上自2000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风险管理的保险投资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风险管理的保险投资论文 篇1：

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

摘要：泰国是中国企业在东盟的重要投资对象国，然而由于泰国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廉政建设不容乐观，区域性恐怖事件多发而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中资企业在泰确保投资安全，需要在政府层面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尽快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和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并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企业层面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平台，重视投资前评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速实施本土化战略。

关键词：投资泰国政治风险中资企业

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提出后，中国不断加强同沿线国家的交往合作，深化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旨在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打造成为一条以投资贸易为纽带的合作经济带。东盟地区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蓝图中的关键一环，泰国作为东盟中实力较强的经济体，自然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但目前看来，中国对泰国投资较日本等国家而言体量还较小，其投资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政治风险是中资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中资企业在泰投资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政治因素引起的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往往是跨国企业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应对的。持续的动荡与恶化的社会秩序使这些跨国企业赖以经营的一些社会条件不复存在，财产与员工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企业运转陷入停滞状态，使企业利益受损。

（一）政权更迭过于频繁

泰国是世界上政权更迭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从泰皇普密蓬登基到他信上台组阁之前，泰国共发生政变19次，其中13次成功，20位总理相继组建了48届政府内阁。他信于2001年国会选举成功当选总理，2005年再次当选，也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唯一一个任期满4年的总理。2006年军方再次发动政变，他信政权终结，此后泰国政坛又陆续更换了6位首脑，直到2014年军方接管政府。泰国政府执政周期过短，致使历届政府政策延续性受到考验，后继政府修改乃至推翻前任政府政策的情况也时而有之。每当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对外资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或拒绝继续合作，由此造成外资企业无法继续按照原合同或协议继续进行相关投资，使企业的正常经营被迫中断，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

（二）廉政建设不容乐观

泰国的民主政治发端已久，一向被看作是东南亚地区的“民主标杆”，民主选举、政党交替执政一直是被视为防治腐败的有效措施。泰国的反腐机制建立起步较早也相对完善，但泰国的廉政建设总体成效却不容乐观。泰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各种措施试图解决腐败问题，但都收效甚微。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6年清廉指数排名，泰国从2015年的38分下降至35分，与菲律宾、东帝汶、秘鲁等国并列第101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2017年泰国清廉指数排名依然只排在第96位。腐败问题降低了泰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导致一些外来投资者因投资成本过高而犹豫不决或者放弃注资。尤其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考虑到附加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最终望而却步。泰国也因此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不愿光顾的地区，而缺少外来资金的支持，泰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放缓。

（三）南部三府恐怖主义

泰国南部三府北大年府、也拉府和那拉提瓦府并称为“泰南三府”，三府与马来西亚接壤，是泰国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泰国最为动乱与不安全的地区。从2004年1月开始，泰南三府常年发生恐怖活动，主要是以偷袭式、非自杀式的炸弹、持枪袭击为主。恐怖分子多为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北大年府成为恐怖分子最为活跃的中心地带。恐怖袭击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军队、警察和国家重要的设施、设备，平民在恐怖袭击中受到巨大牵连。爆炸和枪击使许多人受伤，一些商店也在爆炸中损毁或被抢掠一空。由于华人与当地人在经济上的贫富差异，华人企业也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受害者，当地企业纷纷选择撤资退出，到泰国的其他地区投资。不安定的地区局势和差强人意的治安使众多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政策变动风险

东道国有关外国投资的政策立法对国际投资者影响巨大，而政策法规的变动调整也是导致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来源。一般而言，东道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帮助本国企业健康发展，或者是为了实现保护本国企业或产业的目的，有时会改变原有政策甚至是修改法律，从而对外资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风险往往难以规避，一旦发生造成损失只能由外资企业自己承担。2007年军政府上台清查他信售股案，态度坚决的修改了《外国人经商法》。这次修改法律主要针对外资企业股权分配，大约有1300家外资企业需要因此调整股份结构，许多中资企业也因此蒙受损失，不得不调整管理结构，减少持股比例，并将股份转让给泰方投资人。但泰国本土有能力收购股份的人并不多，一些企业因此而不得不撤资离开泰国。

二、中资企业在泰国投资政治风险管理与应对

（一）政府层面的政治风险管理与对策

1推动建立政治风险研究评估机制。政治风险发生的根源极其复杂，涉及到企业、投资国、东道国等多方因素，对其进行评估所需要的信息来源之广、消息之可靠、及时，都对评估主体提出了较高的实力要求，单凭对外投资企业来进行政治风险评估，显然从财力、物力、人力上来说都是不现实的。由政府作为政治风险的评估主体为跨国企业提供评估服务，可以弥补我国跨国公司在评估风险上的不足。政府在建立政治风险研究评估机制時，可以邀请研究机构、高校和跨国企业来共同参与，并借鉴国外比较有实力的评估机构经验，建立起相应的信息平台，确立评估指标，如对政治稳定性、政府有效性、与我国外交关系、宗教矛盾、恐怖主义等因素进行评估，为我国各方投资主体提供完善的评估服务。政府不仅应对泰国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的诱因进行分析，更应对其提出规避方案以供参考，并且建立泰国政治风险信息平台，定期出版相关的政治风险分析报告，使中国的海外投资主体能够在信息平台中了解与共享最前沿的信息，紧跟变化，从容应对。

2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我国目前对于海外投资方面的法律主要侧重于引进外资，对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只有部委规章以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各项规定，如1985年对外经贸部制定的《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198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200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2009年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还没有统一的对外投资法律。现行的一些规章间缺乏政策的连续性，甚至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况，严重制约了对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并且这些规章大多是针对大型国企制定的，对于民营和私营小企业关注不够。政府应尽快出台能够与国际上通行的投资法律对接的相关法律，将现行的规章制度纳入法律轨道，用以规范和管理我国的对外投资。

3与泰国签订较为完善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近年来，中泰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规模不断扩大，贸易总额稳步攀升，中国一度成为泰国最大的投资贸易伙伴国。两国于1985年签订用以处理两国间投资贸易领域问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后，并未继续签订较为完善的双边投资协议。时至今日，国际投资环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原有协议中的内容已经无法全面涵盖当前遇到的问题，我国应积极与泰国沟通，并重启两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针对之前协定中的不足，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进行补充：一是适当给予双方国民待遇，当时签订条约时的中泰两国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维护经济主权成为两国在签订条约时最为看重的部分，一些限制性条款、准入性规定对之后两国的投资往来产生了较为不利的影响，给予对方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为了与国内企业公平竞争，营造较为健康积极的经商环境，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两国投资渐趋频繁，摩擦不可避免，但现有协议中并未对两国投资争端如何解决进行规定，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尤为必要。

4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企业在投资过程中遭遇到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战争风险、以及政府违约风险等政治风险时提供保险服务。中国的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设的起步和发展都相对滞后，自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颁布的《关于建立境外投资重点项目风险保障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来，并未再颁布专门性的法规和规章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加以完善，致使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规范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律。目前的海外投资保险是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的海外投资保险，并无法律依据，在合格投资者、东道国以及保险费率等关键问题上并未有明确规定，完全是根据经验视情况而定，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外投资企业的投保信心。为切实保护海外投资者的权益，我国应当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使这一制度与中国与外方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相配合。

（二）企业层面

1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泰国在与我国通过各种形式推进双边贸易与投资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颇具规模的合作平台，比如每年举行的中泰经济论坛、各类对外展销会和贸易投资洽谈会、泰国BOI牵头组织的招商活动以及两国共建的一些工业园区等。中国驻泰王国经商参赞处也会定期公布泰国的投资信息和相关法律，泰国中华总商会也会组织华商商业交流活动，借此加强与当地华侨华人的沟通，对中资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来说可以获得很多资源帮助，特别是泰国投资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许多投资不能够按正常渠道进行，能够得到熟悉游戏规则的当地华人的帮助，可以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

2投资前进行科学评估。企业在进入泰国投资后，首先应对泰国的政治环境、投资政策进行系统的考察和评估，进行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经过对特定行业的宏微观层面的风险识别和评估分析，对政治风险较大的领域行业选择回避。选择泰国作为投资对象国后，要对风土人情、政策法规、政治环境进行充分的考察。泰国把全国分为三个投资区域，每一区域的优惠政策、优惠力度、经济发展程度与基础设施差别较大，要根据所从事行业进行恰当选择。根据泰国最新修改的法律，外资企业必须与当地人合伙开办，而且外方股权占比不超过50%，这就要求中资企业在泰投资时需要选择在所在行业具有一定号召力、信誉度较高、经验较丰富的合伙人，同时在签订条款时要十分慎重，以便当与合伙人出现利益纠纷时可以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

3实施本土化战略，承担社会责任。中资企业在进入泰国后，需要许多通晓泰文且熟悉泰国法律、社会经济状况的人才。雇佣当地人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人力成本，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人对环境的熟悉、人际关系网络较丰富等优势，加强与当地社会的融入。对于当地劳动力素质较低的情况，企业可以适当进行技能培训，并雇佣泰国人担任管理职位。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的采购、加工、销售尽量以泰国为对象，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泰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而且将利益与当地的企业挂钩捆绑，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中资企业在泰国不仅应该诚信经营，遵守泰国的相关法律，还应该积极在保护环境、维护员工权益等方面发挥作用，支持当地修建道路、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这有助于维护企业在当地的良好形象，树立良好口碑，更能使企业在遭遇危机时帮助企业顺利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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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威，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周威

风险管理的保险投资论文 篇2：

海外投资亟须重视风险管理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被视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海外投资风险的日益加大，中国要学会跨国投资的风险管理。

中国海外投资逆势而上

自2000年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第十一个年头。中国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大国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更是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变为了对外直接投资额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2～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52％。“十一五”期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增长35％，增速是“十五”时期的4倍。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世界投资报告》预计，我国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根据商务部数据，2004-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量比头五年上升6倍，流量上升20倍，而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中国海外投资增长势头十分强劲。

一是从规模上看，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占全球当年资本流量(1.1万亿美元)的5.1％、年末存量(18.98万亿美元)的1.3％，海外投资仅次于美国(2480.1亿美元)、法国(1471.6亿美元)、日本(747亿美元)、德国(627.1亿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居首位，居全球第五。仅2008～2009年两年间，中国企业赴海外并购金额高达433.9亿美元，超过了本世纪前八年总和。

二是从区域上看，无论在流量还是存量上，亚洲地区都一直占有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份额。但近几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在迅速增长，2008年的投资流量已超过亚洲跃居第一，主要原因在于当年对南非的投资比上年猛增10倍之多，占整个对非投资流量的87.6％，这也使得南非成为2008年我国海外投资流量最大的国家。随着对矿产、资源等需求的急剧增长，中国对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在近年来也有快速发展。目前，以单个国家，地区论，澳大利亚是接受我国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而受产业取向、准人难易程度以及投资保护等影响，对欧美的投资量较低。

三是分行业看，过去五年的海外投资总计2159亿美元，这其中能源和电力业占据了将近一半(1022亿美元，占总额的47％)，其次是采矿业(28％)以及金融和房地产业(18％)。这些行业总计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93％。另外，大型工程和建造项目集中在能源和电力业(47％)以及交通运输业(38％)。特别是2010年，由于资源需求瓶颈以及国内资源储备的巨大压力，中国企业在能源矿产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等诸多领域完成了数百宗高达几百亿美元的跨国并购，呈现出持续强劲的发展态势。

四是分主体看，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超1.5万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8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1万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约有100多家央企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子企业或管理机构，境外业务正成为央企重要的利润来源。截至2009年底，央企境外资产已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当年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的资料显示，2010年，三大公司大规模的并购行动金额超过300亿美元，约合近200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占同期全球上游并购的20％。而如果加上国有银行的投资与并购规模，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几乎占到中国当年海外投资总规模的80％以上。相比之下，真正来自民间、民营的以及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还非常少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与新挑战

然而，海外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资产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意味着可预知以及不可预知的风险越来越大。国际知名金融数据Dealogie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对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内外风险还缺乏有效控制。

投资保护主义风险在中国海外经济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会以直接设卡或间接制造麻烦破坏投资环境来阻挠中国从海外获取资源和能源。中国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就证明了这几点。

近几年，发达国家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资产并购频频受阻。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历年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是美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这其中，美国很多领域并非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深处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深感不安，近期欧盟有意效仿美国在1975年成立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希望设立一个新机构负责对外国企业投资和收购本国企业、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加以阻止。

而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意挥舞投资保护大旗。2009年2月，印度政府修订并限制外国企业在国防、通讯、航空等领域参与的程度。

2010年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

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法律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中国海外投资遇到阻碍。与制止关税战相比，遏制投资保护主义的难度要大得多。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裁断全球贸易争端。但全球还没有一个与WTO相等同的机构来解决投资争端，这种风险更难驾驭。

海外投资成本上升风险当前，中国的海外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但是，未来海外投资的成本可能被大幅抬升。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资源，根据上海有色网的统计，目前，我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锌精矿占中国当年锌精矿进口总量的35％，排第一；铝土矿约占24％，排中国铝土矿进口量的第二位；铅精矿以13％的占比仅次于秘鲁、美国，排在第三位。然而，近期，继欧盟率先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日前宣布，计划在2012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碳排放税，三年后还将引进碳交易排放机制，以降低澳大利亚碳排放。目前公布的受控于碳价的企业名单包括，国际电力、TRU能源等电力企业，布鲁斯科等钢铁公司以及力拓、必和必拓和伍德赛德等矿产资源和石油巨头。将被征收碳税的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到了澳大利亚总排放量的60％以上。由于铝、煤炭和矿石领域正是中国企业最近几年希望在澳大利

亚投资开拓的主要产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今后对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进行直接投资，其投资成本上升的不确定性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海外投资战略缺失风险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在全球128个参与排名的国家中，2003-200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指数(0ND)为1.139，全球排名第67位，而该指数2007年以后再次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

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下降，需求不旺，大宗产品国际价格低迷，企业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相比之下，手中相对充足的现金激发了不少中国企业手中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强烈的“抄底”心态。但总体看来，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收购整合的理解，似乎一直停留在买设备、买厂房、买技术的阶段，而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规划。主要表现在：一，只考虑价格和易得性，而不考虑投资目标与企业整体发展目标是否相符；二，没有制定长远的商业计划，对收购目标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确；三，对投资目标的事前评估不充分，决策失败。

对于海外投资的战略缺乏，今年明，国资委就对央企海外投资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国企“走出去”的三大任务：一是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二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三是打造跨国企业集团。这说明海外投资战略的缺失已经成为掣肘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

海外资产汇兑风险中国海外投资还面临资产汇兑风险。海外投资必然涉及到外币资产，由汇率不确定的变化带来的汇兑风险不可避免。由于美元的强势地位，传统上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售以美元计价，成本支出以所在国的货币计价，而在国内的融资又主要依靠从国家政策银行取得人民币贷款。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特别是美元贬值的趋势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汇兑风险越来越突出。特别是2008年以来，传统的对冲工具等套期保值手段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中国海外企业屡屡蒙受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国家政局动荡等不可抗力风险海外投资活动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中国企业在投资意愿高涨、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必须重视日益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从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项目看，80％以上分布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其中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近期，一些原本被视为局势较稳定的国家，也陆续出现了政治动荡，发生风险的可能性急剧增加，风险指数明显升高。而今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也让在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拥有大量投资、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利比亚事件中，中国承包的大型项目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高达188亿美元，动荡局势和突然停工让中方公司损失严重。其中，仅中国铁建、葛洲坝、中国中冶和中国建筑四家大型上市央企在利比亚被迫停工的大型建设项目，合同总金额就达到了410.35亿元。

因此，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和速度，而要考虑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开展海外投资时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也要对所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及市场情况加强风险评估与管理，积极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加快建立海外保险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从而提高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和速度，而要考虑如何利用全球的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开展海外投资时必然选择。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编辑　吴小夫

作者：张茉楠

风险管理的保险投资论文 篇3：

新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自2000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迅速，在保增长、稳外需、调结构和促进我国商务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相对于不断深入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适应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谋划企业“走出去”的新方略，将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要任务。

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就显著

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企业国际化成效显著。在拉动外贸出口、利用外部资源、推动互利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各项业务持续快速发展

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投资跳跃式增长，对外工程承包发展迅速，对外劳务合作稳步推进。

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从2000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0亿美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59亿美元，2009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33亿美元，增长6.5％，是同期少有实现正增长的外经贸业务。

截至2009年底，我国约9000家各类所有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近180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约13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2200亿美元；形成境外资产总额约11000亿美元。

除了绿地投资以外，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工业园、境外经贸合作区以及BOT等投资模式都得到较快发展。2008跨国并购占全年投资总额的50.7％，2009年占全年投资总额的40.4％，并购金额达175亿美元。

对外工程承包持续快速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自2002年营业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之后，先后于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突破200亿美元、300亿美元、400亿美元、500亿美元和700亿美元，2009年的营业额达到777亿美元。

参与公开竞标、EPC总承包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路径和方式。在我国制造装备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除了传统的公路、房建和电力项目以外，我国企业在冶金、石化、电信、轨道交通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在我国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下，对外工程承包成为为数不多的贸易顺差产业。

对外劳务合作稳步推进过去十年来，对外劳务合作稳步推进，2009年完成营业额近90亿美元。我国劳务人员遍及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制造业、建筑业、海运业、IT业、农业、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广泛的领域，都活跃着中国劳务的身影。

企业国际化成效显著

伴随对外投资合作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迅速提升了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十年来，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逐年增多，2000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仅有9家，而2010年7月公布的2009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内地企业43家上榜，其中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3家企业跻身前十名，座次再破历史纪录。十年前排名第59位的中石化如今位居第七。

拉动对外贸易稳定外需

对外投资合作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稳定外需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带动直接(含资本货物、半成品及原材料)出口3美元。根据我国现阶段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至少可以带动相当于投资额150％的出口。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还可以直接带动合同额20％左右的出口。2008年和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逆势增长，其所带动的出口无疑对稳定外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扩大利用外部资源

对外投资合作在自然资源开发、智力技术资源利用方面功不可没。多年来，矿产资源开发占据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部分。截至2008年末，我国企业在境外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投资累计达到230多亿美元，促进了我国与东道国的资源合作，弥补了国内部分矿产资源不足的缺口。同时，我国企业还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科技园，在开发利用国际智力资源方面业取得了一定成效。

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对拉动东道国(地)经济发展、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外贸出口、促进产业升级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8年，我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纳税达到93.4亿美元，雇佣当地员工30余万人次，为所在国就业和税收做出了贡献。虽然曾遭遇西方的质疑和指责，但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开始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2009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题为《搭建桥梁：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中不断增长的作用》报告称，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极大改善了非洲的基础设施状况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非洲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外投资合作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外投资合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经受严峻的挑战。

外部机遇和挑战

从国际形势分析，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依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遭受危机冲击较大，产业调整势在必行，对国外和国内部分产业的投资减少，给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机遇。

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金融体系逐渐恢复，新兴经济体经济回升，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温，部分国家发生的主权信用危机尚在继续，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加大。

国内需求和动力

从国内形势分析，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但经济和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稳定外需的任务依然很重。在新的形势下解决这些突出的矛盾，越来越多地需要参与经济全球化，需要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然而，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存量和流量当中，对制造业的投资仅占5％左右，远远不能承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重任。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对对外投资合作的支持力度远远低于外贸和外资，加之企业自身实力有限，导致地方企业总体上在推动当地经济外向国际化中作用不大。

“走出去”的物质基础更雄厚

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部分地区更高，已经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发展时期；外汇储备充裕，超过2万亿美元；我国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为对外投资合作提

供了资金来源；人民币坚挺，有助于以较少的出资获得更多的利益。

外向国际化与“走出去”战略设想

党的十七大把我国经济的国际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相提并论，足以说明中央对经济全球化的准确判断和高度重视。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历程是打开国门迎接世界，那么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特征将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这个过程就是我国经济从内向国际化，走向外向国际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开放型经济的两个轮子。“引进来”是内向国际化，是开放市场；而“走出去”是外向国际化，是在更大范围整合资源的主动力。因此，外向国际化，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基本特征。

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进展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构成是国家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全球化。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就是要实现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的全球化。

经济国际化发展评估关于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水平评估，迄今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世界经济论坛与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使用的衡量一个经济体国际化程度的主要指标有：(A)保护主义倾向；(B)出口商品与服务；(c)进口商品与服务；(D)出口年均增长率；(E)进口年均增长率；(F)贸易差额；(G)吸引海外直接投资；(H)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保护程度；(I)企业进入国际市场；(J)与外国公司的关系等。

与上述指标相对应，国内学者认为能够反映经济国际化深度的指标包括：(1)贸易依存度：进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2)贸易结构水平：出口结构，世界进口结构；(3)资本依存度：长期资本流动总额／国内生产总值；(4)投资结构水平：投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额／长期资本流动总额；(5)生产依存度：本国企业境外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6)实际关税总水平：关税收入总额，进口贸易总额。

本人认为，衡量经济国际化深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不同时期一个国家GDP与GNP的关系；当GDP>GNP时，则处于内向国际化阶段；当GDP

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阶段一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是：从商品国际化→生产国际化→会融国际化。从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中国处于贸易国际化发展鼎盛时期，同时与内向的生产国际化并存，2009年外商投资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的6.2％，占外贸出口的50％，属于经济国际化的中期阶段，但我国GDP远远高于GNP，低于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平均水平，和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不相称。所以，下一阶段我国应该把经济外向国际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整合更多的世界资源，提高经济竞争力，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我国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取向

经济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客观历史性，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

外部环境特征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强；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得到深入发展；市场全球化进一步融合；以服务外包为核心的生产全球化体系发生深刻变革；金融的全球化趋势取得革命性发展。

内部动力特征加工生产能力继续增大，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继续增加。资源瓶颈更加严峻，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加大。人民币继续坚挺；外汇储备继续增加，金融改革迫在眉睫；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社会游资急于寻求境外投资机会。现行的对国际投资的保护政策抑制经济发展。企业竞争压力增大，需要更大市场空间，迫切需要进行国际化战略调整，从以出口拓展国际市场到以投资和并购参与国际竞争。

战略取向　面对经济全球化新的发展态势，中国应适时调整战略方向。中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思考应当由“面对”转为“应战”，由“适应”转为全面“参与”，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由“市场换技术”向“市场互换”战略转变，主动调整战略架构，积极实施新的战略转型，在更高层面上参与国际商品转移、国际技术转移、国际产业转移、国际资本转移、国际人才转移，建立新的经济国际化战略体系。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国策，建立内外联动、安全高效、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实现由商品国际化向全要素国际化的战略转变，重点是实现外向的生产国际化和内向金融国际化。

推动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营造更加有力的经济国际化外部环境。争取多边谈判取得新的进展；加快自贸区战略实施，扩大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金砖成员、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经贸关系。

推进国内经济运行体制、制度的国际化。在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是在国内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同样需要以国际化的标准、国际化的方式、国际化的行动来规范。否则，我们就会遭遇不适应症，就会出现“文化休克”，就会屡屡犯规。

强化技术创新，继续打造世界级加工制造业基地，重点是提高“中国制造”在技术标准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以服务业为核心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推动服务业国际化。2007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2500亿美元，其中出口1216.5亿美元。从贸易依存度角度，服务所占比重远远低于世界服务贸易前10位的平均水平。

积极开展国际产业合作，重点推动金融、教育、IT等领域的资源整合与监管合作。

重新定位国际化的主导力量，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跨国公司控制全球生产的地位不断增强情势下，中国经济国际化必须以中国的跨国公司为载体。

新时期“走出去”的战略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调整，包括汽车产业、石油化工产业在内的加工工业和低端服务业正在向新兴市场转移，我国面临良好的产业升级机遇。富余产能对外转移、落后产能强化发展，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外向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产业重点外向的生产国际化：“走出去”产业战略的轻型结构与重型结构。从过去的轻工、家电向农业、资源、重化工业转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步伐，如银行、保险、物流、电信等。

双向的金融国际化：强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新布局上海、北京、深圳和重庆作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创造条件；加大对国内金融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力度，为其他产业国际化提供支撑；深入研究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增大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话语权。

双向的教育国际化：开放教育市场的同时，支持中国教育机构与海外联合办学，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重点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和”字当先的思想理念。

区域市场重点周边国家依然是首要；发展中国家继续是基础；避税地和自由港的地位应该更加突出。

要抓住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中国一新西兰、中国一智利等自贸区建设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自贸区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方面达成的协议成果，扩大对这些重要市场的投资合作。

落实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深化与上合组织成员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投资合作。

紧紧抓住非洲国家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大好时机，继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合作，在非洲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更大、更加深远的作用。

加大对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市场的开拓力度，深化能源、农业合作，探索机械、电子、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合作，让遥远的拉美成为我国经济外向国际化的新兴市场，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新的增长点。

重点战略路径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要求，我国经济的外向国际化需要开辟新的战略路径。

国际化的发展阶段。企业国际化的阶段性特征是：国际贸易从单纯的商品国际化向商品和服务国际化并举发展；生产国际化从内向国际化到外向国际化，即从引进来在国内开展加工生产向在海外布局加工生产体系；在整体发展阶段上，从生产国际化向金融国际化推进。

“走出去”的发展区域。多数企业国际化的重点区域从国别市场向区域性市场推进；率先实现在区域性市场跨国经营，加快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

“走出去”的业务内涵。从单纯的直接投资向直接和间接投资并举过渡；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并重，以金融资本给产业资本铺路。

发展模式创新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外投资合作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根据新的市场机遇和我国企业的能力，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创新发展模式，实现新的跨越。

政府明确导向和职能定位。在企业的跨国经营愿望和能力都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外向国际化阶段要承担新的使命，即将工作重点放在营造外部环境上，放在协调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上，建立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保障和服务体系，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以实现整体利益均衡。

明确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模式。明确中国特色的企业国际化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尽快走出对英美跨国公司发展模式的认识误区，既要借鉴早期英、美模式，也要学习日韩综合商社模式，在企业国际化中，我国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建立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支持性政策体系。

对民营企业取消准入限制。近年来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实践证明，在资源、金融等领域，民营企业获得商机更加便利，遇到的政策阻力更少。

各类企业携手“走出去”。国企和民企、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内地企业与港澳台企业，要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内部资源，携手并肩推进国际化，共同提高国际竞争力。

加大制造业企业在产业链两端的投资，带动制造业整体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制造业企业要科学评估自身在国际同行业中的位置，通过战略联盟、跨国并购或技术合作等模式，加大对研发和分销服务环节的对外投资，合理布局国内外产业流程，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走和谐共赢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与以往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经济的外向国际化选择了和谐共赢的发展模式，即海外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风俗、实现属地化管理，以一个合作者的姿态融入当地社会，关注民生，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实现共同发展。

风险防范体系　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必然潜藏新的风险隐患，加之与经济内向国际化阶段不同，无论我国政府还是企业在外向国际化中有诸多因素难以掌控，所以，风险防范成为我国经济外向国际化中的重要任务。

组织体系。建立由外交部、商务部、驻外使馆、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及相关企业共同参加的对外投资合作风险防范的组织体系，各方分工负责。

工作机制。建立协同一致的对外投资合作风险防范工作机制，协调对外政策，协商内部风险管理。加强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专业性风险防范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融资、项目评估等关键环节的作用，重点监测敏感国家的投资合作风险。

信息平台。提高对外投资合作公共信息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加对高风险国家投资合作环境的提示，及时发布风险预警，降低企业决策风险。

作者：邢厚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