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村民自治分析论文

摘要：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中部地区村民自治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分析论文 篇1：

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

摘要：202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域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县域支柱产业。可以看出，在新发展阶段，縣域成为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主战场。通过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城乡融合视域下优化河南堵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策。

关键词：城乡融合;县域产业;协调发展;河南

一、概述

对于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现状，2022年1月河南省政府印发的《河南省“十四五”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到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基本形成城乡发展新格局。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产业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环节。多数人口生活在县域，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连接着城市和乡村[1]。因此，促进县域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是现阶段继续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举措。可以说，县域经济产业发展影响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民的收入和就业。

二、城乡融合与县域产业的互动关系

城乡融合可以推动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加快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县域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2]。

（一）县域产业是推动城乡融合的重要手段

目前，河南省城镇化率是54.2%，虽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但是与国内东中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县域面积占据了河南省总面积的80%以上，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73%，可以说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城乡融合的必要手段，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根基，发挥产业聚集作用，通过产业为载体带动企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消费升级等，以县域产业升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城乡融合可以带动县域产业的发展

城乡融合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也是“三农”工作的主要方向，对县域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3]，为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蓝图，从政策制度上给予县域产业发展一定的倾斜和保障，为县域企业营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为县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城乡融合和县域产业的互动关系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也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的转变，实质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实现城市和乡村一体化发展，使城市的功能能够自然地融入乡村，将城市的教育、医疗、人才、基础设施以及先进的管理思想融进农村，同时农村的生态资源、土地以及农副产品也能够有利于城市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优势互补，进而协调发展，最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三、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发展现状

（一）河南县域产业综合实力稳步提高

当前县域经济进入3.0时代，也就是在政府主导的大力推动下城乡快速融合发展[4]，城乡差距在不断缩小。2020年，河南县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到31 920.8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56.3% ，2015—2020年年均增幅达11.3%。2021年，河南共有7个县市入围了全国百强县，依次是巩义市、新郑市、济源市、永城市、新密市、荥阳市、汝州市，分别位列45位、49位、58位、64位、68位、74 位、93位。这7个县市2020年GDP分别是1335.57亿元、826.57 亿元、706.29 亿元、703.16 亿元、637.04 亿元、546.03亿元、485.50亿元，有6个县市均超过500亿元。2020年，河南省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75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108元[5]，城乡收入差距由2015年的2.35：1缩小为2.1：1。在河南省一百余个县域中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进一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河南县域产业内驱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期间，河南县域加快经济建设，形成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发展后劲增强。产业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目前河南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产业聚集区，比如长垣起重、民权制冷、新密纺织、鄢陵花木等，已经成为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品牌。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建立了聚集人口、资源和工业的城市平台，城镇化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五”期间河南县域城镇化发展迅速，2020年河南城镇常住人口5507.86万人，城镇化率55.43%，跟2015年相比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

（三）河南县域产业协调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城乡融合发展，也激发了乡村的内在活力，乡村居住环境以及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倡导和实施下，农村的各项基本建设有了很大改善，农村的医疗、民生等事业也达到全面覆盖，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乡村地区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整治以及污染防治工作。截至目前，乡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在全省大部分的县（市、区）得以开展，强调生态文明，注重文化保护，形成各地具有特色村落面貌。2020年，河南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4万公里，农村出行条件得到改善，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也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四）河南县域产业与地方特色深度融合不断推进

为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河南省政府于2020年4月出台了《关于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县域经济要借助相互之间的资源优势，取长补短，彰显特点，各地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河南省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排名前30的县（市）特色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占GDP的45%和工业增加值的50%。例如，固始、新安、扶沟、桐柏、西峡等县域依托特色农业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推动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借助互联网的优势，着力开展农村电商、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发挥1+1>2的特色农业产业优势。栾川、嵩县、南召、商城、新县等县域整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集中规划，融合发展，共建全域旅游带，形成了一条中原区域特色旅游线路。

四、城乡融合视域下河南县域产业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失衡、城市和乡村发展失衡的情况。从空间分布来看，2020年，郑州地区巩义市（县级市）生产总值是826.5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是103 574元，安阳县地区生产总值仅为98.8亿元，唯一一个低于百亿的县，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7 692元。巩义市生产总值是安阳县的8.4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则为安阳县的5.8倍，可见两县的经济实力差距较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靠前的县（市）集中在郑州、许昌和洛阳等中部地区，而信阳、安阳、濮阳等地区明显落后，存在“中间强、南北弱”的情况。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县（市）城镇收入都是高于农村收入的，但是经济发达的县域之间差距要小，相反有的之间差距很大，县（市）社会经济二元结构显著。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是县域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原因之一。

（二）县域产业科技投入不足

河南省整体农业发展水平有限，还是以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生产为主，县域在产业分布上，农村地区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城市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虽然科学技术研发经费快速增长，但投入强度还较低（见表1），河南主要地区的科技研发经费与其他地区相比总体较低，排名落后，还存在着差距（见表2）。可见河南县域产业多是采取简单的生产模式，农产品附加值低，供应链方式简单，产品多是以传统的初级加工形式对外输出，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应不高。因此，农村城乡三产业融合与城市相比还比较低，科技投入、生产技术、产品供应链等层次都还不高。

（三）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河南省县域经济结构特征是农业基础浓厚，农业经济特色突出;工业发展创新不足，能力较弱;服务业近些年发展快速，但起步晚，还未形成规模和规范，相对滞后。特别是河南省县域经济很多仍然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随着生态文明的推进，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得以大力发展，2020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9.7%。农业产品进一步开发加工不足、层次不够，农业缺乏专业化和公司化管理体系，农业产业链还未建立，知名度不够，农产品品牌少，缺乏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河南县域工业企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比较少，传统工业比重大，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技术不够先进，产品更新换代慢，再加上很多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城市，城乡二元体制并未真正消除，生产要素在城市和乡村的流通仍存在障礙，导致全省县域企业发展潜力欠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48.6%，河南县域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比如具有特色的中原自然风光和乡村文化，但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完善，相关产业发展滞后，品牌优势还不显著。

（四）县域产业特色不够明显

近年来，河南县域经济取得显著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对地方经济贡献有所增长。但对于河南的大多数县域来说，工业集聚对区域辐射的影响并不强，现有产业聚集中有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集聚规模不够，供应链环节短，层次较低，聚集主体多是中小甚至小微企业并非龙头企业，缺乏品牌认识、经营方式粗放，大多经济主体进入市场主要凭借价格优势，缺乏核心竞争力，代表性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慢，没有相关的配套设置，经济辐射能力弱。河南土特产资源丰富，原阳大米、信阳毛尖、新郑大枣、杞县大蒜、灵宝苹果、民权葡萄酒、温县四大怀药等传统特色产品不胜枚举，在省内家喻户晓，但由于没有实力企业和现实产业支撑，以致省外市场认同度不高，土特产品牌内涵缺失，难以推动区域特色经济振兴。

五、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一）优化产业结构体系，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要想切实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河南省各县域因地制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是可重点发展县域的工业企业，特别是特色农产品加工和资源优势产业，在中心城市和大型企业周边可以继续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和劳动力聚集产业，从而发展具有特色和技术含量的新型工业企业，例如产品精细加工等，从而壮大县乡工业。二是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一协调城乡经济的发展，以农村经济建设为基本，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不断调整农业结构比例，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积极引导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6]，建立多条有利于农产品生产的工业带，打造一批不仅在省内家喻户晓的农产品品牌，同时在国内外市场也能享有名气的知名产品。三是继续坚持开放共享的态度，各县域应该采取有力的政策支持，吸引外资激活内部经济，加大对外交流的范围和力度，借助当地优势资源整合重点项目，动用多方资源做到县县有项目，乡乡有项目。

（二）创新县域发展制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在城乡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县域经济实力的提升也是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第一，创新就业体制，促进公平就业。县域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打破以户籍管理为代表性的就业制度，鼓励中青年劳动者返回县乡就业和创业，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不仅大城市要降低人才引进落户的要求，县域地区也要给愿意返乡创业的人员一定的财政补贴。第二，改革教育体制，推动城乡教育自由公平分配。河南省是一个具备人口优势的农业大省，但人口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县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提升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中加大职业教育的分量，加强对农民工现代化技能的培训，为农业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实用型人才。第三，推进乡村治理制度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城乡融合协调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也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参与，充分利用村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提高新时期乡村治理服务水平。

（三）实施生态保护措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现阶段，要不断促进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经济水平得到提高和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建设也要同步进行，只有这样，县域的经济转型和发展才能实现质和量的统一。第一，政府要贯彻实施节能减排的方针，企业对流通的各环节进行提质改造，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不断降低废弃物的排放。第二，加快河南县域生态产业的发展，发展绿色农业，建立全国最重要的食品、生产及出口基地。第三，加大对低碳、环保理念的宣传，使当地村民能够真正意识到绿色环保的意义，树立人人心中有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思维，真正认识到绿色发展与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进而成为绿色环保发展的主要践行者。

（四）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发展智慧农业

当前，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成果，通过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VR技术等手段，发挥信息化手段的重要作用[7]，通过农业数字化建设，实现信息数据的共享，加强对农产品的全程监控，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积极迈向智慧农业时代。第一，河南省在进行县域产业结构调整时，在科学组织农业生产、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一些现实问题中，要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范围。第二，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助农活动，继续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使信息技术人才、科技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农村，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第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管理、可视化管理以及智能化决策，在智慧农业领域也可以积极探索更多新的模式，加快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观光、采摘体验、民俗展演、健康养生、红色旅游等，形成“农业+多产业”的产业融合新模式，从而为农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五）实施政府优惠，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

河南南部和东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在科技水平、能源消费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相对落后，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要加快整体的协调发展，缩短与中部北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这就需要有财政支持。第一，在目前的經济能力水平上，省财政给予东南部地区的政策支持是可行的，2020年9月印发的《加快河南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2020年工作要点》中就提到打造“河南样本”的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涉及到我省东南部22个县区。第二，政府政策还要重视农村地区交通，电力、网络等方面的建设，加大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倾斜。第三，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经济落后的县域，实施教育振兴的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教师、志愿者到落后地区实施教育帮扶、科技帮扶等。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期推进农业农村建设，实现全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以县域为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

[1]谢传会，奚雷.新发展阶段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21，38（09）：52-56.

[2]孙路.统筹城乡视角下的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

[3]范根平.习近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三重论域[J].西藏发展论坛，2022（01）：46-52.

[4]孙悦，项松林.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与路径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16（03）：64-70.

[5]河南省统计局.河南2021统计年鉴[EB/OL].（2022-02-09）[2022-02-15].http：//oss.henan.gov.cn/sbgt-wztipt/attachment/hntjj/hntj/lib/tjnj/20- 21nj7zkZindexch.htm.

[6]李颖，林小浩.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石家庄县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J].南方农业，2021，15（18）：129-131.

[7]安晓明.河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路径[J].开放导报，2019（04）：108-112.

作者：于瑜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分析论文 篇2：

村民自治的运行难题与重构路径

摘要：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对最近一项全国性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村民总体上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不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民主选举中的拉票和买票等行为表示反感；对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评价较低；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环节，村民不仅认知不足，其在实践上也多有缺位。导致村民自治运行难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难以应对急速变迁的乡村治理生态。因此，近期现实的思路，应是从治理重构的高度检视各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并努力寻求符合各地村情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从而提高村民自治的运行绩效。

关键词：村民自治；运行绩效；结构失衡；治理重构；乡村治理

文献标识码：A

1986年，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始试行村民自治。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从此拥有了法律保障。对中央政府而言，村民自治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一直强调促进村民自治，规范村民选举，优化乡村治理。但从一开始，村民自治作为民主创新和治理转型的重大举措，其在全国各地的实践状况就千差万别。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草创，到90年代的繁荣，再到本世纪以来的日渐平静和萧条，村民自治本身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所有这些，都吸引了海内外不同学科学者的极大兴趣。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过专门的调查研究。并作了较高的评价和期许。但是，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的村民自治实践，却呈现出越来越难以令人满意的乱象和困局，相关的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多。即使是全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示范县——山东莱西市（县），有学者通过调研也发现，其村民自治同样面临着村委会选举贿选泛滥、“富人争权”、村“两委”交叉任职、党政职责不清、村务公开流于形式、“村账镇管”监督主体模糊、“村企合一”加剧农村社会矛盾等新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学者用“村庄‘政治’的塌陷”①来形容村民自治所遭遇的困境。但就全国范围而言，村民自治近年来遭遇的难题究竟如何，需要更为广泛的调查研究。

一、村民自治运行难题：一个需要深化的讨论

围绕我国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已有的代表性研究即已显示出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关键是，对村民自治运行状况的剖析，既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实践，也不能只看到其中一两个层面的问题。

李连江曾探究过投票行为是否影响村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投票能够加强村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李连江的问卷调查针对的是江西省20个村的400位村民，调查时间是全国推进村民自治比较积极的1999年。这显然是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即村民自治能够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问题是，中国农村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发生了剧烈变化，不仅国家的涉农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自身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洪流中也发生着巨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短时间内大量村落衰败直至解体的事实。这些情况显然会作为治理背景和社会基础，深刻地影响村民自治的具体运行。因此，需要我们及时跟进对村民自治运行质量的评估。

陈捷的研究则基于在江苏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农村居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评价高于对选举出来的村领导的评价。村民的主观倾向，比如对村领导的政策执行状况的评价、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和外部的政治效能感，型塑他们对于自治制度和选举出来的村领导的态度。将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干部的评价区分开来。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新意，也值得进一步讨论。问题是，对普通村民来说，一方面，他们并未时时对这两个方面作严格而清晰的区分：另一方面，村民对村干部普遍的消极印象，也会连带着影响他们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评价，并对该制度在农村的实践表示出无奈和悲观。而且，陈捷研究的区域是江苏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其农村状况毕竟与内地普通农村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很难就其研究结论简单推论全国农民对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

仅从村委会干部候选人的产生这一维度看，国内学者孙永芬的调查发现，20.6%的农民认为村委会干部候选人的产生是不公正、不规范的；63.4%的农民在这个问题上表示“说不清”，两项合计高达84%。这显然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发现，表明村民对作为村民自治运行关键环节的村干部候选人产生过程的评价并不高。美国政治学者欧博文也认为，中国乡村选举的程序已经取得了极大进步，但是农村“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并没有能够跟上“权力获取方式”的变化，在许多村庄，乡镇政权、村党支部以及一些社会力量仍然阻碍着基层民主的运作。近期国内学者聚焦于村民自治运行的实证研究。也多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和无奈，但遗憾的是，其调查区域主要是河北这样的北方地区。看来，村民自治实际运行中遭遇的诸多难题是广泛存在的，但这一难题需要研究者作更为广泛的调查和更为深入的思考。

二、实地调查及访谈材料说明

为及时了解近年来我国基层政治与治理的状况，自2010年1月至2012年7月期间，笔者分别组织了五次中度规模的村民访谈。访谈基于农民本位的立场，力图呈现他们对我国乡村政治诸制度的观察、感受和评价，其中就涉及到到农民对村民自治的评价。从农民的相关评价中。可以更真实地呈现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在众多访谈员提交各自的访谈材料之后，笔者剔除了其中十余份没有多大分析价值的材料，保留了进入本次分析的访谈材料共计216份。其中，受访农民所在地域涵盖了东北、西北、西部、西南、东南、东部和中部。地理状况涵盖了平原、丘陵和山区。有偏远的农村，也有城郊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农村。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更多的则是比较落后和发展一般的普通农村。受访的农民以男性居多，但也有不少女性。受访的农民以中老年为主，这主要是考虑到本研究要求被访者经历比较多乡村政策和治理的变迁，但也有少量的年轻打工者成为了访谈对象。受访者的身份以普通农民居多，但也涵盖了为数不少的党员、村干部和乡村教师等乡村精英。受访者的文化水平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其中以小学和初中居多，这也比较符合中国农民文化水平的现状。受访者的经济状况从贫穷到富裕，但经济状况一般者居多。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依据这一范围更广、对象更为全面的实证调查，可以更为可靠地总结出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运行的总体状况。进一步讲，虽然访谈材料使我们难以从事精确的相关性分析，但却可以从中发现村民自治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难题。

三、农民对村民自治运行的评价——对访谈材料的初步总结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我国各地村民自治运行的状况并不一样，村民自治在不同时期的实践也存在着差异。所以。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对村民自治的评价应该存在差别。但从总体上看，我们这次的访谈材料却显示，与从中央到地方推进村民自治的高调相比，普通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评价看起来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样高。统计发现，超过3/4的受访者对村民自治的评价不高，受访者对村民自治表现出比较消极的态度。村民自治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方面，受访者不仅对民主选举中的诸多乱象深表厌恶，对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的评价不佳，也对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作出了较低评价。下面笔者将从访谈材料中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话语，从中可以看到受访村民对村民自治运行各个环节的实际评价。

1 大量受访者对村民选举中的拉票、买票现象深表厌恶

在访谈中，让笔者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即是村民每当谈及村民自治运行的负面现象时，多聚焦在选举过程中的拉票、买票上，并对此类行为表示出深深的厌恶。只要谈到基层选举（主要是村干部选举），他们要么批评选举其实是由乡镇干部指定的或上级要求的，所以是虚假的“走形式”，要么就批评选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拉票、买票和派性争斗等问题。就像一位任村副主任的受访者高度概括的：“选举村干部也是有人情网的，而且除了人情网拉关系以外，上面还有人来插手。”（访谈编号：20110833）

针对选举并未做到真正由村民投票决定。而只是流于粗糙的形式。部分受访者说得很直接：

“横直发几张纸，就是个形式。比如我们这三个是村班子，你是村书记，我是管财务的，他是妇女主任，横直选来选去都是这几个。镇里都定好了的。我们这里山区不好聚，没有公开唱票。都是把票发到屋子里。镇里派人，两个人一组，提个箱子，到屋里让我们投，往箱子里一扔，他们再回去唱票，晓得看了票没有啊。”（访谈编号：20100237）

“现在选举叫什么选举啊？上面不知道的，找两三个人，提着个箱子，挨户地跑一下。到家里，如果是有人在家呢，就看你家有几口人，该几张选票。那就填一填，划一划，往里面一放，也不开什么选举会，也不管谁是谁，也不知道有谁在选，就划着放进去。或者怎么办呢？做到一定份上，那就在现场，村长或者候选人给在场的人发点烟，就自己坐下来填上，然后对上面说自己是通过选举的。”（访谈编号：20110269）诸如此类选举程序上的不规范，在不少农村地区都存在。

而且，村民选举常被说成一个必须完成的形式：“比以前是更民主了，最起码在表面上是。你看现在村干部都是选举，但是上级实际上都是知道这事儿，实际上就是那一个人啊。你再怎么着，这个选举它也就这个事儿。表面的形式是不做不行的。真正的民主可能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访谈编号：20110840）

即使是曾经担任过村支书和村主任的一位受访者，也向我们坦言：“现在不是选的，选鬼啊选，还是上面说了算。”（访谈编号：20110201）

更多的不满则集中在村民选举中的拉票、买票（贿选）和派性等问题上：

“现在的村民自治就是拉帮派，实力大、人多就能选到你。选举前，晚上就会有人到你家来串门，给你递烟啊什么的，要你投他，说别人坏话，多的是。有的还要威胁你，你反对他，他说你只要多提意见就搞死你。”（访谈编号：20100234）

“村里竞选15元一张票，公开买票，花了几万元当上的官还能真心实意给大家办事吗？肯定是想着法儿捞回去的。上次选举两个人都给我们送钱了，搞得我都不知道选谁好，心里想不收吧，别人就会说你对他不满，不想选他，心里记仇；选吧，又不是自己的本意，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访谈编号：20100231）

“选举好是好。但是，现在还不是真正看谁帮老百姓做事就选谁。现在是抢票、拉票、攀关系。就像换届，有钱的送烟、请客。他就是不做事，他有钱，都可以买得到。现在农村不是民主选票，是民主买票！”（访谈编号：20110809）

甚至有受访者断言：“村长还不是选之前在下面笼络人心，让亲戚们都选自己，找面子上的关系啊！现在没有真正由农民选出的村长，现在缺少一个正义的干部。”（访谈编号：20110210）

对选举中拉票行为和拉帮结派的厌恶，甚至让某些受访者提出由上级指定的改革办法。这是对村民自治运行近30年的一个不小讽刺。“上级指定，无帮无派，才能无私。指定的就算他跟上级拉关系，跟村里人也联系不大，他到这也没有帮派，没什么关系。”（访谈编号：20100226）

2 受访者对村民自治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评价都不高

选举虽然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因为它关系到选择合适“领头人”的问题，但一旦选举结束，村民自治就步入常规的决策和管理阶段。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上的真正表现，才是村民自治更为核心的环节。因为，只有使村民自治真正步入常规的民主治理过程，才能真正有益于村民利益的实现和村庄共同体的发展。但是，在相关的访谈材料中，受访者同样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普遍作出了消极的评价。

“村民自治实行得不怎样，以前还能说说，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不能说了，现在开会书记压你‘有啥事下来说’。村干部有啥事自己说了算。”（访谈编号：20120705）

“现在搞的是村民自治，但还是乡政府说了算。”（访谈编号：20100234）

“民主是做不到的。村民自治是一句空话，没落实。会几年都不开几次。大队里的人拿国家工资，在搞么事？天天打麻将，看不到人。”（访谈编号：20110213）

“村民自治这个问题在我这里来说，是一种体制的名称。在现实社会，没有起什么作用。常年都没有开村民会，也没有学习。另外，占三分之二的人在外面打工，三分之一的老人在屋里种田。其实，现在这个机构是为了上传下达，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并不有么事讨论。加上我们这个村又没有企业，又没有其他的经济联合体，等于个人只种个人的田地，打工的人也常年不在家……”（访谈编号：20120201）

“联产承包之后，你自己种地自己张罗，不像过去生产队开会。现在开会也是爱去不去了，村里没什么凝聚力。凭农民的习惯和素质，实现不了民主。都没人关心，都过自己的日子。”（访谈编号：20100227）

可以看出，一是因为乡镇政府的干预，二是因为村干部的不民主和不作为，加上普通村民不再热衷于日常性的参与，共同导致村民自治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上难有得到村民认可的表现。

3 受访者很少提及村民自治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

从应然要求看，缺乏民主监督，村民自治的常规治理功能就难以发挥。即使民主选举产生了相应的村庄“领头人”，村民委员会也能坚持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程序，但如果普通村民和村民自治监督机构不能发挥日常监督功能，村民自治最终的绩效肯定也要大打折扣。在访谈材料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一般的受访者在谈及村民自治的话题时，他们最愿意发言的内容都集中在选举上，其次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相关问题，真正能明确关注到民主监督的受访者并不多。这一方面自然可以理解为村民民主监督意识不足，另一方面至少也说明村民自治在民主监督环节上的运转并不充分以至于难以给村民留下印象。即使是少有的几位能够谈及民主监督话题的，也发现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作用极度匮乏，村民难以对村干部展开有效的日常性监督。

“村民自治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大的框架是好的，中央的方针政策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就不是很好了。碰到问题，如果事情不是闹得很大，闹得上面的领导都知道，就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村里面的人就会敷衍了事，就算是闹到镇里面也没有用，因为镇里面的人也怕麻烦，所以很多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访谈编号：20110802）显然，如果村民自治能够及时发挥民主监督的功能，也就不至于经常出现这一情况。

而且。村民也没有主动监督的太大动力：“这就是个形式，现在就是只要老百姓不闹事，就是那个样。现在我们老百姓比较听话，哎呀，管他谁个（当），都是一回事。只要这一个新选的比上一个强就行，不管你谁当官。”（访谈编号：20120214）

在所有的访谈材料中，只有两位受访者肯定了村民选举的民主监督作用。其中一位受访者在谈及村民自治带来的变化时提到：“唯一要说有变化的是，现在找村干部办事不要求爷爷喊奶奶了，这点还是有些变化了。毕竟这些干部还是选出来的，如果有做得太过的事，可以到县政府上访，这些底下当干部的还是有些怕的人和事的。”（访谈编号：20110233）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位受访者所说的变化，即村干部不能做太过的事，主要原因还是现在的村民拥有上访这样一个“杀手锏”，而不是来自村民自治内涵的常规民主监督功能。

总之，就像一位受访者用朴素的话语表达的：“村民自治，这个事儿是好事儿，但实现不了，想实现非常难。”（访谈编号：20110221）村民自治在运行当中。也未真正实现其内涵的民主性和自治精神，村庄场域的农民对其表现也很不满意。村民自治并没有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这才是它运行的最大难题。如果我们将制度实践的评估体系主要界定为制度内容、制度实施、实施效能与制度目标的吻合度以及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上面所总结的三大问题以及节选的部分村民访谈，无疑可以充分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村民自治的制度内容与制度实施吻合度并不高，村民自治的运行效能也不理想，离党和政府当初设计这一制度的目标还很有距离。不夸张地说，这些难题，直接影响到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中的可持续性推进。

四、村民自治运行遭遇难题的深层原因

村民对村民自治的评价不高，村民自治有效运行遭遇困难，表面原因是制度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农民素质的制约以及拉票、买票等现象，但若深究下来则可以发现，正是村民自治所处的治理框架及其在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遭遇到了剧烈变化的乡村社会和治理生态，这才是近年来其运行出现系统性困局的真正原因。

其一，村民自治所处的外部框架并未改变，这构成村民自治运行的根本约束。正如有研究曾指出的，在村民自治中，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着误区。由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也就没能在制度中得到合理的界定。由此导致了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在现实运行中与制度安排不时发生冲突。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势必使乡镇基层政权介入村民自治过程，村民自治机构也难免行政化，而国家监督的经常不到场，村干部权力的制约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这些都构成了村民自治所处的基本生态。

其二，村民自治运行本身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其运行失灵。村民自治是包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一个整体。但长期以来，各地的实践只强调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两个方面，对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多有忽视；有的地方甚至只关注民主选举，连民主监督也虚化了。村民自治最终沦为形式性的选举，民主监督也因平时的无力而演变为对上访的倚重。村民自治失去了其最为内核的治理功能。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村庄内部的两个行为者——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以及二者力量的不对称，致使“四个民主”的发展呈失衡状态。在此背景下，村民选举中的诸多负面现象及其发酵，同样影响了村民的相关评价。而少数地区的村民之所以对村民自治还能予以积极评价，是因为这些地方往往经济发达，村民自治开展得比较规范，而且的确能够起到改善村庄治理的作用。但这样的地方就全国范围而言显然不是主流。

其三，村民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干群关系的记忆，构成村民自治难获普遍支持的潜在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农民负担沉重，干群关系紧张，干群冲突频发，这构成了绝大多数中老年农民的共同记忆，也影响了他们对现有乡村干部和村民自治的信心，由此形成惯性情感和惯性思维。当然，对此原因也不能过分夸大，因为农民毕竟是理性的，他们会根据村委会及其干部现在的表现来调适他们的成见。如果村民自治运行良好，他们自然会得出积极的结论。但实践中，除了少数地方解决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及其与乡镇治理的衔接，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村民自治运行质量并不佳。这无疑会延续并强化村民的原有看法。

其四，自2000年左右开始，全国各地农村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村，普遍进人全面外出打工的时代。农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流。农村成为老人、妇女和小孩的留守之地，乡村社会的基本人气和公共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在村庄主要成员都不在村的情况，村民自治的各项日常工作也就难以开展。加之，村庄对农民的重要性日渐下降，村委会对农民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也在下降，村民自治越发失去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利益关联。而村民对村庄内生价值的认同降低，也致使他们对政治参与日渐冷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从近期来看，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使村民自治遭遇诸多现实难题而陷入困境；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大量流动，使村民自治的社会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而难以为继。

其五，2006年全国各地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与乡村政权之间日渐成为“两张皮”。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另一方面中央开始大规模反哺农业和农村，并要求乡村政权努力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但吊诡的是，由于乡村政权不再能够从农民那里征收税费以维持自身的财政平衡，它们也就没有动力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去讨好农民，而普通农民也因投入外部世界而越来越无求于村级组织，乡村政权与农民的关系由此变得比较淡漠。与此同时，最新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正是因为取消农业税，乡村政权出现财政的进一步吃紧，它们不得不另辟财源，招商引资遂成为它们共同的中心工作。而招商引资通常涉及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又容易引发干群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自治的良好运转显得更为紧要，但现实却是村民自治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因为利益冲突而难以及时产出结果。

五、结论：在乡村治理转型中重构村民自治

关于村民自治运行的现有讨论，往往都是对局部地区的局部问题的揭示。本文基于近期搜集到的全国性访谈材料，发现农民对村民自治的评价普遍不高，并对当前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诸多负面现象表示出不满。这与之前村民自治的高调推进形成强烈的反差。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的运行遭遇难题的事实。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

前文分析了产生这一难题的诸多原因，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村民自治制度内涵的“四个民主”长期以来都未能得到均衡推进，民主选举单线强化却拉票、买票现象严重，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些常规的治理机制并未得到应有的开发，致使结构失衡的村民自治面对急速变迁的乡村社会时捉襟见肘。其二，村民自治制度被置于一种迥然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治理生态，乡村社会急速衰败直至解体，农民与乡村政权之间的关系趋于松散，乡村社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与治理需求。

因此，今后我们在村民自治运行的问题上。一方面，全国各地的所有村庄，应该超越单纯强调民主选举的思路，而应强化有效治理的现实思维。民主选举固然重要。也应该进一步规范化和法治化，但是我们更应开发村民自治本身内涵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功能，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社会民主治理的常态化。另一方面，应该基于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大胆探索适合各地村情和民情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既要考虑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乡村的治理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大部分处于衰败和重组之中的乡村地区的治理需要。只有这样，村民自治运行的难题才能在其自身重构的基础上，应对今后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必将出现的治理挑战。为整个国家的基层治理创造出优良的制度绩效。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刘伟

中部地区村民自治分析论文 篇3：

村民自治视野下山西中部农村政治社会化的现状分析

[摘           要]  结合汾阳市A镇的实际情况分析我国现阶段村民自治视野下山西中部农村政治社会化现状，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认知深度不足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具有较正确的政治态度，但政治参与态度消极;政治情感趋于理性化，但政治情感冷漠。

[关    键   词]  村民自治;农村政治社会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中部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对汾阳市A镇的调查发现，山西中部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法制观念等都有了长足进步，农民的思想意识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认知不足、主体意识缺乏等问题。“政治社会化是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对社会的观念和信仰融合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的过程，是社会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农村政治社会化是本文关注村民自治视野下山西中部农村现状的核心理论视角。

一、样本的选择与统计

山西省位于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建设好山西的农村地区，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的个案处于汾阳、文水、平遥三县的交界处，该镇辖有19个行政村，现有户数11050户，人口41226人，镇域面积79平方公里。为确保调查样本的有效性与代表性，在确立调查样本时，笔者在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和文化底蕴三个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将A镇的19个村以高、中、低三个层次进行划分。

第一个层次是A镇镇政府所在地J村。该村有1万多人，历史上一直是这一带的商贸中心，商业较发达。现在J村的工业小区为汾阳市“一大四小”工业园区之一，小区规划分为食品区和化工区。该村富裕与困难户分别占10%左右，每户都有村民在当地企业上班或自主经营，形成了一代“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新农民。第二个层次是唐兴庄、仁岩村等8个村。这些村的规模居中，人口规模在几千人，村里的基本社会功能设施较齐全，村民收入来源靠农业与在附近村庄打工为主，人均收入约5000元。第三个层次就是大会头等10个村。这些村人口少，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部分村民外出打工，个别村已出现空心化，这些村中村民购买日常用品常常还需去外村，适龄儿童也需要去就近的村里就读。A镇具有山西中部农村较为典型的人口、经济形态的特征，适合作为本文的个案研究对象。

笔者对A镇的19个行政村进行了多次问卷调查和实地采访。调查主要采用的是两种调查方法，即问卷调查和入户深度访谈。笔者在当地与村民一起生活，填写问卷时在现场进行监督和解释，被调查者以不记名方式填写调查内容。以期局部对象代表整个地区这样做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根据前辈的经验，通过对局部地区的详细研究进而推断整体的现实面貌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

二、村民自治视野下山西中部农村政治社会化的现状

通过对汾阳市A镇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山西中部广大农村，村民自治经过多年的推进，农民对基层组织政策的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总体是认可的，村民自治在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度和参与意识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广大农民的参与热情明显提高，农民与以前相比有较高的积极性去参与新农村建设，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该地农村政治社会化的现状还有些问题，笔者结合实地调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马克思也曾强调：“人即使不能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说人要处于一定政治生活中。其实人生下来并没有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人们要在生活的过程中认识、适应、参与社会生活，而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人们认识和参与政治生活、获得政治属性，也就是政治社会化过程。

（一）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认知深度不足

政治认知是指社会成员个体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人物、事件、活动等方面的知觉、理解、判断、比较、评价，是社会成员内化政治文化的基础。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主要是指农民对政治事务的了解程度。

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农民的政治认知有了长足进步。问卷调查中，对常识性问题的回答，比如回答“村委会干部任期是几年”的问题正确回答达79.6%。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与政治知识获取的渠道有很大关系。（调查中，对“你主要通过哪种方式获取政治信息”的状况显示如下。）

由此可见，农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政治影响与日俱增，与农村传统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相比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使政治认知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的政治认知仍然不足，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还缺乏成熟的政治认知，他们只对表面的、具体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了解相对较多，而对政治认知的深度不够，这就导致农民在对政治现象的评价和判断过程中难免产生偏激的认识。比如在A镇访谈中，问到村民自治这种制度有哪些缺点与不足，应该怎样改进时，绝大多数农民都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

（二）农民具有较正确的政治态度，但政治参与态度消极

农民的政治态度主要是指农民对当代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势，对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及对其措施的理解、认同、情绪和行为的取向。现代农民法制意识普遍增强，因而有较正确的政治态度。农民的法制意识是衡量农村政治发展水平标志之一。随着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加之我国普法宣传教育，农民的法治意识得到了較大提高。根据调查，约66%的农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比较了解。农民都赞同公开透明的政治规则，并把是否违法放在自己处事原则的首要位置。在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农民、对政治体系的规则有一定的了解并认可其权威性，从而使政治体系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农民比较尊重政治体系的权威，愿意遵守其制定的法律，当地农民法制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形成较正确的政治态度。

尽管如此，农民的政治态度仍比较消极，尚存一些问题。问卷调查中，对村委会应该由谁来监督的问题，只有12.6%的农民认为应该由农民监督，认为应该由“镇政府及上级机关”和“村党支部”监督的达59.5%;“对于你村实行的村务公开的内容，你是否关心”的回答，选“知道有公开栏，但内容不了解”“没兴趣，看了也没有用”“如果账目清楚也没必要增加这种工作量”合计达63.8%。

（三）政治情感趋于理性化，但政治情感消极

政治情感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现象、政治活动产生的内心体验与感受。政治情感表现在认知基础上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现象的爱憎、好恶和信疑等反映。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情感由盲目性转向为理性。农民的政治情感渐趋平稳、乐观，积极进取和理性探索的成分越来越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逐渐增强。调查显示，在对“您怎么看待当前我国在农村地区普遍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问题上，大多数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持高度拥护和赞成的态度。

我们在看到这些积极的、正面的政治情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民消极的政治情感问题的存在。如农民对政治的输入与输出过程有疏离感。农民对政治输入持有消极服从心态，热情远远低于对政治输出的热情;但对政治输出中政府的工作效率、村干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信任。对A镇的调查显示，30%的农民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满意，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满意的农民只有28%。

（四）具备现代意识，但农民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消极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迅猛发展，农民原有的意识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平等、竞争与自主意识已扎根于农民心理，以往自足、安于现状、保守的观念已被开拓进取、勤劳致富、自主创业和团结协作的观念所取代，同时农民对外开放、全球意识在农民的心理已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个社会深刻变革的转型中农民的现代意识也随之确立。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和观念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大部分农民基本上认同主导政治价值观，但個别农民中出现了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影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感。如过分强调个人的政治价值和利益，而忽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有的农民表现出“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对事物的衡量标准以及只重视个人利益的价值偏好。

三、结语

通过对汾阳市A镇的实地调研，该地农村政治社会化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内化层面，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认知深度不足;农民具有较正确的政治态度，但政治态度消极;政治情感趋于理性化，但政治情感冷漠;农民具备现代意识，但农民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消极影响。外化层面，政治参与热情高低并存，政治参与主动性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参与有所进步，但还处于较低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政治生态建设尤为关键，农村政治社会化的现状需要客观面对并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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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李凡.2005年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编辑 武生智

作者：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