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审计模型分析论文

2022-07-03

IS审计模型分析论文 篇1:

外部治理环境对能源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

摘 要:以中国1万5 992家能源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层线性模型重点分析了外部环境对能源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2.1%的企业资本结构差异可由外部环境差异解释;外部环境的改善与企业资本结构存在正相关关系;外部环境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还通过影响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例等企业特征因素间接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有助于改善中小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少经营风险,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关 键 词:外部环境;资本结构;能源企业;资本使用效率

DOI:10.16315/j.stm.2019.03.014

文献标志码: A

能源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排头兵,为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动力保障。能源产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能源投资的资金大、周期长,保持良好的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是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影响能源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制度环境差异不但存在于国家之间,亦存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地区政策的不同,各地區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以及法治水平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1]。区域制度环境不同使处于各地区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差异[2]。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日益加强。宏观环境对企业影响作用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经济分析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宏观环境层和微观企业层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传统的线性模型,例如:方差分析(ANOVA)或回归分析,只能对涉及同一层面数据的问题进行分析,但对于分析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这类涉及两层或多层数据进行分析会导致估计误差,造成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多层线性模型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统计方法[3]。

多层线性模型系统地解决了生态谬误问题,减少OLS方法造成的误差,避免由人为选择分析单位可能出现的错误。受研究方法限制以往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主要集中在公司特征因素上,缺乏宏观背景分析。本文基于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宏观外部环境对微观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试图找出外部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机理,以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及企业自身的财务决策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1 文献综述

资本结构理论是财务学中最具有争议的课题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MM定理、权衡理论(tradeoff)、啄序理论(pecking order)、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以及基于行为金融学的市场时机(market timing)理论。企业资本结构受诸多因素影响,现有研究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因素、行业格局和企业特征因素3个层面。

1.1 制度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

对制度环境的研究一般分为静态和动态2种角度。静态研究主要考察各种制度因素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动态研究主要对比不同国家(地区)企业的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过程。本文是以静态的角度考察制度因素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法律政策、GDP增速、市场环境等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显著。近年来,企业外部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备受关注。LLSV最早研究发现法律制度以及产权保护等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这些差异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显著影响[4-5]。在我国,夏立军等[6]研究发现,处于经济转轨期的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并且金融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等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7-8]。任曙明等[9]支出金融深化会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收敛目标。

1.2 行业特征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

企业的负债能力受经营状况制约,而其经营状况受行业竞争格局和运营模式影响。一般而言,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容易享受持续的垄断利润,可以提高财务杠杆;竞争激烈的行业难以持续获得超额利润,使得企业更倾向于权益融资,以规避负债可能引致的财务风险。在传统制造企业中,有形资产占比较高,可能更倾向于负债融资;在技术型企业中,无形资产占比较高,借债的信用风险较大,限制了其负债能力。Harris等[10]指出美国各个行业的资本结构不同,其中医药、电子、食品行业负债率相对较低,而造纸、纺织、钢铁、航空等行业负债率相对较高。陆正飞等[11]的研究指出不同行业的资本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应该尽量控制行业因素。

1.3 企业特征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

关于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主要从企业自身特征角度出发,研究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自由现金流量等对资本结构的影响[12-13];Titman等[13]研究发现,盈利能力与负债/权益市场价值负相关;企业规模与短期负债负相关;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比例负相关;非债务税盾、收入波动性、成长性等指标对资本结构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Chang等[14]采用MIMC模型进行了改进,研究发现成长性是影响资本结构的最主要因素,影响能力有大到小依次是成长性、盈利能力、抵押价值、波动性、非债务税盾、独特性。Harris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成长性、固定资产占比、非债务税盾与负债水平正相关,而收入波动性、广告费用、研发费用、盈利能力和产品专用性与负债水平负相关。Rajan等[15]采用极大似然法研究发现:有形资产占比与负债水平在各国均呈正相关;成长性与负债水平在各国均呈负相关。陆正飞等认为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影响显著,在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中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负相关。沈根祥等[16]指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资产担保价值与负债水平正相关,成长性、非负债税盾与负债水平负相关。刘贯春等[17]指出企业金融资产持有份额上升有助于降低企业负债比率。李家晟等[18]发现所有权结构与企业资本结构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吴育辉等[19]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王营等[20]认为董事网络会对企业债务融资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分析及变量选取

LLSV最早研究发现法律制度以及产权保护等外部制度环境因素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这些差异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樊纲等、夏立军等研究发现,处于经济转轨期的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并且金融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等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分别选取政府干预程度(GOV)、金融发展水平(FIN)、法治水平(LAW)、市场发育程度(MAR)方面对外部环境进行考查。

企业规模:大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的正相关结论。Fama等[21]认为规模较大的公司信息不对称较低,债务融资成本较小。Frank等[22]也发现规模与负债水平正相关。伍中信等[23]的研究利用中国的数据,尽管采用的方法不同,但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公司资本结构与其企业规模正相关。

资产结构:Myers等[24]指出,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形式会影响其资本结构,因为只有有形资产可以作为发行债券的抵押品,从而降低债务融资的成本。有较多有形资产的企业也有更多的抵押价值,可以承受较高的负债水平。

盈利能力:陈晓等[2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尽管股权融资成本低于负债融资成本,但财务杠杆的提高仍然能降低總融资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流动比率:一般而言,流动资本充足的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较小,支付长期负债费用的能力较强。由此可知流动比率与资本结构、短期债务水平负相关,与长期债务水平正相关。

产品独特性:产品独特性是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环境的,Titman[26]认为产品独特性高的企业应该降低负债水平,以避免破产事件给各利益相关方造成较大损失。本文使用销售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衡量。

具体变量的定义及表示方式,如表1所示。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国内外很多已有研究使用了此数据库,具有较强的可信度。陈林[27]发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2010年数据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存在恶意编造的可能性。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并未选取2010年至2013年的数据。同时,本文采用聂辉华等[28]提供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删除职工人数少于8、销售额低于500万元、职工人数缺失、总资产缺失、销售额缺失、固定资产净值缺失的样本。由于不同行业企业的资本结构有较大差别,本文仅对能源生产行业数据进行分析,选取了火力发电、水利发电、核力发电、其他能源发电、热力生产与供应燃气生产与供应行业的公司作为样本。最终获得包含1万5 992家企业,共计5万4 478个观测样本。根据前文所述,资本结构变量选取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代理变量。外部环境变量选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变量作为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法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变量分地区的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上海的资本结构较低为0.43,而黑龙江能源企业的平均资本结构最高为0.75。企业平均资本结构为0.58。说明不同地区企业的资本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研究立足于探究地区间资本结构差异的原因,找到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

对样本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外部环境变量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而企业特征变量间不具备完美的相关性。由于外部环境变量存在相关性,如果将外部环境变量全部加入一个模型进行回归,将导致多重共线性。因而选择在模型构建时分别加入外部环境变量,分别考察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2.3 多层线性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宏观外部环境对微观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数据具有多层嵌套结构,其中宏观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即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影响企业自身其他因素间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传统上,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主要有2种方法:其一,基于高层数据进行分析,将低层次数据进行集合,形成组内均值或其他形式数据(例如,将企业层的数据集合成高层数据,得到地区经济的数据等),仅仅考虑高层次的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集合的作用,但却放弃了对个体差异的解释,且损失了很多有用且宝贵的信息,是一种资源浪费。其二,基于低层次(个体)数据的分析,即直接把来自不同组群的高层次数据与低层数据进行合并,然后使用主要适用于单一层次数据结构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具有多层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将高层(如地区)数据当作低层(如个体、企业)数据来处理,从而获得对低层单位整体状况的了解。这样的分析放弃了对不同组群(如地区)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得很多原本由宏观变量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

为了直观的比较多层线性模型与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的差别,本文首先将宏观数据合并到微观企业,给出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

由于样本数据具有分层结构,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进行分析,会将区域宏观因素与微观企业特征相混淆,“以全概偏”产生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问题。生态谬误与简化论都是由于分析单位不明确或分析层次混乱照成的,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可以解决生态谬误问题[29]。假设去掉其它影响因素,只研究企业规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选取河北和四川2个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如图1所示。回归直线分别代表四川地区和河北地区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与公司资本结构的回归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2个地区的回归结果有着不同的斜率和截距。结果表明由于外部环境不同,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水平亦不同;因此,当研究像这样具有层级结构的数据样本时,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可能无法观测到高层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作用。为了将宏观环境变量更准确的加入到企业资本结构影响模型中,本文建立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

根据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步骤首先建立空模型(M0)。空模型主要有3个用途:是否需要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的大小;宏观环境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并为多层线性模型的建立提供参照。模型如下: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步骤,建立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并进行估计,M0和M1的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M0的组内方差为0.12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间的差异可以解释企业资本结构差异的12.1%,证明能源类企业资本结构地区间差异明显,提示应使用多层线性模型以拟合有用的外部环境特征。由于不存在第1层或第2层变量,零模型中只有1项固定效应(即γ00)被估计,其估计值为0.581,可被解释为所有研究对象因变量的平均值,所以平均言,企业的资本结构大约为0.581。模型的AIC和BIC统计量,分别为8 006.9和8 033.6,虽然在空模型中这2个统计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他作为1个始点,为以后的模型提供比较依据。

模型M1地区层面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表明,政府干预的降低、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法制水平的提高均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促使企业提高企业的财务杠杆,符合理论预期。当加入政府干预程度指标时,ICC由空模型的0.121减小到0.083,说明加入外部环境变量可以部分解释地区间的差异,AIC和BIC分别降到了7 651.6和7 687.2,与模型M0相比有所降低,说明加入了政府干预程度指标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其余的外部环境指标与政府干预程度类似,均降低了组间相关系数,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

模型M2的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M2回归结果显示,加入企业层面变量,表明企业特征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显著的。与模型M1相比,地区间误差σ2u0,和个体误差σ2r均有明显较减小,说明企业特征变了解释了一部分地区内企业资本结构差异,就加入政府干预程度宏观变量的模型而言,AIC和BIC检验分别由M1模型的7 651.6和7 687.2降低到-3 591.9和-3 511.8,模型的拟合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层面的变量是合理的,即企业的资本结构取决于企业所处区域经济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差异。通过加入企业层面解释变量的拟合系数可以发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与企业资本结构正相关,资产结构、流动比率、产品独特性与企业资本结构负相关。企业规模大,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容易获得和使用债务融资。企业的有形资产比例,流动比率的上升,产品独特性的降低会显著的降低企业的资本结构。

在加入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和企业特征变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解释作用后,个体误差σ2r仍然较大,因而考虑继续加入企业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的随机作用,建立模型M3。M3回归结果显示,与模型M2相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略有变化,但影响方向均未变化。以检验政府干预程度的M3模型为例,AIC和BIC由模型M2的-3 591.9和-3 511.8降低到-5 835.9和-5 711.2,拟合度进一步提升。验证了模型中加入企业特征因素随机变量的正确性。由于企业特征变量在地区层面存在随机性,说明企业特征变量对其资本结构影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本文在模型M4中加入跨层交互变量,建立随机截距与随机斜率模型,以此验证企业层面解释变量和地区层面解释变量之间跨层交互作用对企业资本结构更为复杂的影响关系。具体的在M4的全部模型中都加入了企业规模及资产结构与外部环境变量交互作用的变量。特别的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顯著的影响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间接的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所以在M4的金融发展水平模型中加入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盈利能力的跨层交互项。

模型M4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结果显示外部环境变量不仅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截距效应),同时也存在显著的层级间交互作用。加入跨层交互作用后,企业特征因变量的回归系数有了较大变化,但影响方向未变化。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能力减弱。主要是因为外部环境和企业特征的交互作用解释了外部环境变量的大部分。加入金融发展水平的M4模型比较特殊,在加入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特征的交互作用后,截距效应不再显著,说明金融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而是通过影响企业特征变量间接对资本结构影响造成影响。外部环境和企业规模的交互作用为负,说明了外部环境变量与企业规模共同降低了企业的资本结构,说明企业规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随外部环境的改善而降低,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改善中小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其资本结构。而外部环境变量与资产结构的交互作用则提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说明资产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随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升高,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使有形资产比例较高的企业愿意提高财务杠杆,以提高盈利能力。加入交互作用的企业特征变量拟合系数有所提高,主要源于环境变量与企业特征变了的交互作用解释了企业特征变量随外部环境变化的部分。模型的拟合效果进一步提升,以加入政府干预程度的M4模型为例,AIC和BIC的值由原来的-5 835.9和-5 711.2分别降低到-5 967.5和-5 825.0。

为了验证多层线性模型的稳健性使用OLS方法对M4模型进行回归,包含了M4模型的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及交互作用的变量,如表8所示。比较结果发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其系数符号与模型M4的结果一致,但是OLS回归对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变量回归系数存在不同程度的高估或低估。比如OLS模型普遍高估了企业规模和地区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低估其它变量的影响。应用多层模型使用其特有的拟合效果检验可以更加准确的度量企业层面和地区层面因素对个体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3.2 稳健性测试

本文研究数据的时间窗口是1999—2009年,数据的时效性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倚。同时,已经有文献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提供数据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择我国沪深A股能源类上市公司1999—2018年的数据进行了重新检验和分析。经过回归后发现,论文的研究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4 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能源类企业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外部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描绘区域外部环境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3个主要结论:第一,外部环境与能源类企业资本结构存在正相关关系,每提高一个单位政府干预程度、市场化水平或法制水平会企业资本结构分别提高1.2%、1.2%和1%。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企业融资约束会得到缓解,企业更容易取得贷款;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较好时企业同时愿意提高其财务杠杆,来获取更多的盈利;第二,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不仅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影响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例等企业特征因素间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外部环境提高,能提高企业的资本结构。外部环境与企业特征的交互作用降低了企业特征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第三,外部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改善中小型企业的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会提高有形资产比例较高企业的融资愿意。地区间的差异可以解释企业资本结构差异的12.1%,剩余的87.9%由企业特征及区域宏观变量与企业特征交互作用解释,说明了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重要影响。因此要使能源类企业健康稳定发展,要着力改善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推进市场化进程,降低政府干预,增加金融市场活力,提到法制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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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费 婷]

作者:李延喜 吴国通 马壮 王云

IS审计模型分析论文 篇2: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在挤出效应分析

内容提要:我国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存在传统IS-LM模型分析的直接挤出效应,也存在由我国独有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国民消费倾向、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泛挤出效应”,因此,应对的关键不仅在于以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改善民生促进国内消费,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消费、投资充分发挥乘数效应。

关键词:IS-LM模型; 财政政策; 挤出效应; 乘数效应

当前,中央政府为应对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及时将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推出了总值达4万亿人民币的拉动内需政府投资计划,这其中还不包括各地方政府适时推出的地方投资计划。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实施这样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必将刺激社会的私人投资、私人消费,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在短期内回到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而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政府支出与私人投资、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挤出部分私人投资和消费,从而不能起到预期应有的效果。那么,这次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投资扩张能否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能否恢复到危机前的高涨状态,国民经济能否保证8%以上的增长速度?短期看,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财政政策效果紧密关联,而财政政策效果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货币政策配合优化的程度及其挤出效应的大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我国现阶段积极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性,并结合现阶段特殊的经济形势和具体国情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

1.挤出效应的作用机理

我们抛开两个学派的理论之争,从大家熟知的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出发,推导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基本过程,以理解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为了分析的简便,不妨设想一个线性的IS-LM模型。

在简单的IS-LM模型中,IS曲线由一个消费函数、一个投资函数以及一个收入支出等式组成。在三部门经济中,当商品市场均衡,即收入等于计划支出时,如果政府同时征收定量税与比例税时,则IS可写成:

y=11-β+βt(a+e+g-βT0+βTR)-d1-β+βtr

令 T0=0,TR=0,有y=11-β+βt(a+e+g)-d1-β+βtr(1)

现在转向货币市场,LM曲线由货币的真实需求和货币供给均衡推导得到。真实的货币余额需求随着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与利率的降低而增加,即L=LT(Y)+Ls(r)=kY-hr。根据货币市场均衡条件,即货币供给等于真实货币余额需求,推导得到LM曲线:

r=khY-mh(2)

将方程(2)代入(1)式,得:

y=h(a+e)h(1-β+βt)+dk+hgh(1-β+βt)+dk

+dmh(1-β+βt)+dk(3)

上式实际上就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国民收入表达式。

对方程(1)的G求一阶导数,得财政政策乘数为:

dYdG=11-β(1-t)(4)

(4)式是不考虑财政政策对货币市场的影响时,财政支出扩张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这是高估了财政政策的效果,因为它没有考虑财政政策实施后货币市场的变化会反作用于国民收入;对方程(3)求G的一阶导数得,财政政策乘数:

dYdG=hh(1-β+βt)+dk(5)

这是考虑了货币市场反应后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4)、(5)两式的差即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货币市场的货币需求量增加,利率因而提高,高利率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从而使国民收入增长幅度减少。挤出效应的幅度大小取决于(5)式中四个参数值的大小,其中最主要取决于h,k,即货币真实余额需求对收入和利率的敏感程度。

显然,给定β,t,d,k时,h值越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越敏感,kh越小,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的效果就越大,反之亦然;另外,k越大,kh越大,LM曲线越陡,财政政策乘数越小,政策效果越小,反之亦然。正常情况下,LM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正斜率曲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必然有一部分被挤出效应所抵消,这是一种常态的情况也是分析的关键。

2.当前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可能性

经济学界对于我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学者倾向认为,在我国由于经济运行体制和环境与西方经济学分析的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而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和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是支持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的主要依据。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显著,更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依据。

但是,考虑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不可相提并论,加之政府投资效益的低下(存在盲目投资、重复投资、权力寻租等问题),中国民间投资的困境,利率市场化倾向,汇率制度的逐渐放开等因素,我国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确实存在传统IS-LM模型分析的直接挤出效应,更可能由于我国独有的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国民消费倾向、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制度等特殊性,存在间接挤占民间投资机会的“泛挤出效应”可能性,表现在:

2.1 利率市场化趋向将引起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日益明显

虽然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基准利率主要由中央银行制定和管制,但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有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革、各股份制银行纷纷发展壮大、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市场业务、国家对于民间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和合理引导,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到目前为止,在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已经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发行的国债规模及利率水平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民间投资规模。同时,相对于1997年之后的企业融资状况,目前企业的融资手段往往更加分散,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贷款,尤其是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大大拓宽至银行贷款之外,如金融租赁、典当融资、票据贴现融资等,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私募基金,这些融资手段具有更加敏感的投资回报率的变动性,一旦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经济形势出现扭转趋势,各证券市场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就会水涨船高,当然企业融资方式的利率将以更大的幅度增加(通常除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手段,由于出借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索要的回报率也会更加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尤其是对于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

2.2 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滑落,边际消费倾向有滑落趋势,进一步阻碍了财政政策发挥乘数效应

边际消费倾向越小,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就越小。政府支出的扩大,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很难充分达到拉动消费者增加消费的预期。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从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都呈下降趋势,见表1。

表1 2007.9-2008.10消费者预期指数、满意指数、信心指数

日期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

2007.0999.6 92.9 96.9 2007.1099.2 92.4 96.5

2007.1198.7 92.0 96.0 2007.1299.5 93.1 96.9

2008.0198.6 91.2 95.6 2008.0296.8 90.5 94.3

2008.0397.1 90.7 94.5 2008.0496.6 90.1 94.0

2008.0597.0 90.2 94.3 2008.0696.5 90.6 94.1

2008.0796.9 90.8 94.5 2008.0896.0 90.2 93.7

2008.0995.6 90.0 93.4 2008.1094.2 89.8 92.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显然,在这样的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大环境下,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在短期迅速刺激私人消费,拉动国民收入提高方面的收效可能不会很明显。同时,市场经济改革推进到目前的阶段,医疗体制改革、养老体制改革迟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子女的教育经费又在逐年增加,这些现实都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消费的预期上升,决策的结果是减少现期的消费,边际消费倾向由此下降,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2.3 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在投资机会方面的挤出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增强,尤其在现阶段的经济危机期,银行更加关注资金的安全性,此时,面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出于安全的考虑,银行更愿意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而非贷款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将由于银行的惜贷而更加缺乏投资资金。其次在现阶段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决策时间较短,尤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投资项目有限或者说是准备不足,这很可能造成地方政府抢项目的状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私人资本准备投资的项目。

2.4 政府投资的低效率

政府投资先天低效,大量的政府支出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中央政府,还包括省、地市、县级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造成财政支出权责不统一,投资项目审查不力,仓促上马建设,甚至边建边审。同时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还会引发不可避免的寻租行为以及责任主体缺位。另外目前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较长,投资回报率也较低,对于复苏国民经济作用时间较长。

2.5 企业供给方面的制约,使财政政策的结果有可能是价格上涨而不是产出的增加

由于我国的企业还大多处于发展的阶段,企业和企业家潜力和活力不足,很多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在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需求上升,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面对超额的需求,厂商试图扩大产量来满足需求,但最终由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最后只能以价格上升而告终,一直等到超额需求消失价格上涨才会停止。

3.应对挤出效应的措施建议

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传统意义的挤出效应还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的“泛挤出效应”,都可能降低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如不考虑货币市场,只考虑开放的产品市场,则财政支出乘数为KG=dYdG=11-β+y。从2000—2006年的宏观数据看,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一直在下滑,见表2。

表2 我国宏观经济乘数理论数值

年份β 值γ 值乘数值20000.52 0.19 1.49 20010.33 0.18 1.17

20020.30 0.20 1.10 20030.27 0.25 1.02 20040.29 0.29 1.00

20050.26 0.29 0.97 20060.27 0.29 0.99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宏观经济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上表中,GDP数值为支出法计算的数值;边际进口倾向受国家政策和汇率变化等因素影响而变化非常剧烈,故在计算乘数值时γ值取平均进口倾向。具体计算方法为:边际消费倾向=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增量/同期GDP 的增量;边际进口倾向=当年进口的增量/同期GDP的增量;平均进口倾向=当年进口总额/同期GDP的总额。

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得这种下滑趋势更加严峻。因为边际消费倾向β的降低会使乘数效应减小,而全球金融危机只可能使得我国的边际进口倾向增大,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使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幅度降低,从而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受到“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减小”的双重减弱,如何化解这种潜在的冲击应该是各项财政政策努力的方向。

第一,重视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要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降低名义利率应对挤出,尤其在当前通货膨胀使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下,更要适时地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控制利率上涨。央行应及时根据货币市场供求情况调整利率,从长期看,尊重利率的内生性,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第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政策引导使其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同时放宽对民营企业投资的限制,逐步开放对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减少企业间的制度性歧视。同时,增加对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性支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面对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时能够及时增加产出。配合适当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充分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第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要进一步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范围。中央政府要逐步从那些已经基本能够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投资领域退出,集中资金用于必须由中央政府承担的投资任务。即使在基础设施领域,也要尽量引进市场机制,吸引各类社会投资者参与。同时加强对政府投资资金的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审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注重财政投资的量化分析,实现财政资金的精细化,化解财政风险,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第四,尽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养老体制,减轻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增加其当期消费的欲望,使国内市场的需求尽快被发掘出来。同时继续配合教育体制、住房体制等关系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要使4万亿扩大内需的计划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挥最大的作用,关键之处在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利率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使企业和私人的投资成本逐步降低,同时,也采取改善民生、促进国内消费的措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消费、投资两大经济拉动器,推进国民经济尽快走出经济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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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辑(196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贸易及企业管理。

[收稿日期]2009-04-23(责编:林月;校对:黄晓梅)

作者:张 辑

IS审计模型分析论文 篇3:

基于诺兰模型的会计信息化发展趋势分析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相关利益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以及竞争的需要,人们提出会计信息化逐渐代替会计电算化的设想,但目前在我国对会计信息化的认识不一致。本文探讨了会计信息化内涵和外延,基于诺兰模型分析了我国会计信息化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趋势,以期为会计信息化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会计信息化、会计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发展阶段

一、引言

2009年4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推进会计信息化的意义、目的、任务、措施和要求。针对该意见,2009年6月《会计研究》刊出刘玉廷《论我国会计信息化发展战略》一文,论文对我国会计信息化战略的时代背景、行动计划、组织实施进行详细介绍和重点部署,对我国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但是目前我国关于会计信息化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主要争议:第一,研究论题多样化。随着IT发展以及其在会计中应用的深化,人们认识水平、研究方法和视角变化,研究论题呈现出多样化,与会计信息化研究主题有关的论题主要包括“会计电算化”、 “电算化会计”、“会计信息系统”、“会计信息化”、“信息化会计”、“网络会计”、“网络财务”、 “电子商务会计”等。第二,会计信息化观点多元化。在我国,人们对会计信息化认识是从会计电算化开始的,但随着IT在会计中的深入应用,会计电算化概念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1998年陈丽娜在《财经科学》发表的《实现会计信息化的思考》为起点,人们逐渐把研究的视角从会计电算化转换到会计信息化,关于会计信息化的观点也呈现出多样化,比较典型的代表为谢诗芬教授和杨周南教授。谢教授(2000)强调会计信息化的本质是一个过程,利用的手段是现代信息技术,其目标是建立现代会计信息系统,作用是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杨周南(2003)认为“会计电算化”应该改称为“会计管理信息化”,简称“会计信息化”较为确切,提出了会计管理信息化的ISCA(Information Systems,Control and auditing)模型。第三,阶段划分多重化、矛盾化。笔者对1979年以来中国期刊网关于会计信息和会计电算化的400论文进行总结,对会计信息化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存在会计信息化阶段划分多重化等问题。主要观点包括:从会计信息系统的角度分析会计信息化的发展阶段;从信息化的过程角度进行划分;从企业信息化的角度进行划分,并把ERP划分为会计信息化的阶段。针对会计电算化和会计信息化,比较典型的观念就有两种:一种认为是会计电算化是会计信息化的发展阶段(萝莉,2001),另一观点认为会计信息化是会计电算化的更高级发展阶段(杨周南,2003)。因此会计信息化的划分的多重性、矛盾性,使得在教学过程和科研过程中难以把握。论题和观点的多样化对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同时使用这些概念,容易照成教学概念模糊,会计信息化进程定位不准等一系列问题,统一概念、界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会计信息化的发展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点对我国会计信息化的发展、研究和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基于诺兰模型的会计信息化发展演变

(一)会计信息化的内涵和外延 根据《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所谓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从汉语词语的角度解释,“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面,以构成动词,表示使成为,使变成的意思。因此笔者认为信息化一词,主要表示四个方面的内容:信息化的过程;信息化的水平;在信息化过程中信息的地位和作用;信息化的目的。《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2009)指出会计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认为会计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会计融合的过程,而AIS(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则代表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目的在于利用会计信息、提高会计信息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有用性。谢诗芬教授(2000)发表《会计信息化审计研究》一文认为 “会计信息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等),对传统会计模式进行重构,并在重构的现代会计模式上通过深化开发和广泛利用会计信息资源,建立技术与会计高度融合的、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AIS),以提高会计信息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有用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会计信息化是国民经济信息化和企业信息化的基础和组成部分”。会计信息化的外延可从AIS的要素进行分析,AIS主要包括三大要素:IT、M、O。IT指信息和技术,信息主要指会计信息资源;技术指以会计信息处理依赖的技术基础,简称信息加工处理器,基于计算机AIS的技术主要指计算机系统及其网络通讯系统,其中最为核心的为会计软件;M指和会计有关的相关管理制度和法律,包括会计准则、会计法、内部控制和审计等。O指会计利益相关者。因此会计信息化外延:包括计算机系统、网络通讯系统、特别是会计软件发展过程,其反映了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传输、利用、共享的手段和方法的变革过程;包括构建以IT为基础的会计准则、法规、审计手段和内控改革过程;包括复合型AIS开发、维护、使用人才培养的深化过程以及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过程。

(二)诺兰模型 诺兰模型是美国管理信息系统专家诺兰(NOLAN)于1973-1980年间,通过对200多个公司、部门发展信息系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的MIS发展的阶段模型,如(图1)所示。其反映以计算机为基础的IT技术在MIS的应用深度(管理层次)和广度(应用职能范围)的发展过程。随着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的变化,企业信息化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此把企业的信息系统的发展分为初装、蔓延、控制、整合、数据管理和成熟六个阶段。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分析和探析,认为在此过程中,企业信息化程度、流程变革、信息利用等内容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第一,企业信息化程度。IT技术在MIS的应用范围包括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应用深度和广度的变化存在局部应用、内部集成应用、经营网络重组和经营范围重组的变化规律,如(图2)。第二,流程变革。随着IT在组织当中应用的深化,流程变革越来越剧烈,主要表现为自动化、合理化、流程重组和立足点变革四种方式(杨周南,2003),同时带来的回报和风险越来越大,如(图3)所示。第三,信息利用。随着IT技术在组织当中应用深化,信息在组织中的作用越来重要,信息的利用主要表现为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加工处理、信息提供、信息利用和信息战略五个阶段,如(图4)所示。因此该模型对制定MIS规划和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基于诺兰模型的会计信息化发展阶段 谢诗芬(2000)指出会计信息化就是建立技术与会计高度融合的、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AIS)。AIS作为MIS的子系统,其发展亦存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IT在AIS中应用存在应用深度和应用广度深化过程,存在组织变革以及信息利用变化的发展规律。基于诺兰模型,笔者在前人划分的基础上把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分成以下几个阶段:萌芽阶段(1981-1983年)、缓慢发展阶段(1983-1989年)、有计划有组织发展阶段(1989-1999年)、企业一体化阶段(1999年-?)、内外一体化阶段、成熟阶段等六阶段。根据我国会计软件的发展,笔者认为前三个阶段有以下共同特点:IT在AIS中应用范围在深度上主要表现业务处理层,该层AIS在功能主要进行完成大量的核算任务以及信息的提供而非信息的利用,会计核算方法简单、有固定程序,属于结构化决策,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周期性、历史性、详细性、客观性、来源内部化、表现货币化、形式结构化、高精确度等特点;在应用职能广度上由会计局部的信息化到会计一体化发展;在流程变革有强调流程自动化向流程合理化方向发展,所谓合理化指为适应自动化发展的要求而对会计流程的变革,主要从资金流的角度探讨会计流程变革,目的是根据计算机的特点,简化会计标准操作过程、删减不必要的环节以及消除明显的瓶颈(填写记账凭证,生成会计账簿等),构建基于IT的会计流程,使自动化操作过程更加高效。缺点是组织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存在着物流、资金流、控制流、审计流、信息流,组织是其有机整体,物流是资金流的基础,业务系统是AIS的基础,控制流是保证资金流和物流的正常运作、信息和系统操作安全的重要保障,审计流是对内控流程的检验。前三阶段强调资金流及其信息流的关系,从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合理性进行AIS的开发,人为的割断了物流、资金流、控制流和审计流的关系,因此信息的收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形成了业务信息系统和AIS系统之间的部门级信息孤岛。鉴于以上特点本人把以上三个阶段归结为会计核算信息化过程,简称会计电算化,因此笔者认为会计电算化属于会计信息化的初级阶段,而非会计信息化是会计电算化的高级阶段。

三、会计信息化发展现状及其分析

(一)会计信息化发展现状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会计信息化处于第四阶段即企业一体化阶段,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对企业的物流、资金流、控制流、信息流等进行整体规划和流程梳理,进行企业整体信息化建设阶段,该阶段的AIS作为企业系统的一部分。AIS职能主要是利用核算层提供的周期性、可比性、来源内部、表现货币和非货币化、形式结构化的会计信息,对组织当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经营状况进行初步反映和控制,是会计管理职能的初步实现、会计信息的初步利用。该阶段可以归结为会计管理信息化初步阶段,简称会计管理信息化初级阶段。当前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属于企业级会计信息化发展阶段,即以组织为整体的信息化环境下开展会计信息化工作。

(二)会计信息化发展的优势分析 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化发展阶段存在如下优势:第一,企业内部集成变革。传统的会计软件核算模式使得会计流程远离业务流程,控制流远离资金流流程和业务流程,因此一则降低了业务系统和会计系统的协调性;二则降低了系统的安全控制性。但组织的价值活动和控制活动并不是独立的集合,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流程应是相互协调的,本阶段将以组织战略目标为依据设计MIS的IT战略目标,AIS的设计以符合组织整体管理和决策的需要为目的,全面改造组织的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控制流,实现组织业务流程、会计流程、信息流程以及控制流程的集成和重组,从而实现组织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控制流为一体,对组织各部门之间的经营网络重组,AIS逐渐融入到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当中,促进企业内部信息技术应用的集成变革。第二,数据存储优化。该阶段随着流程重组和内部应用集成变革,系统数据的存储也进行了重组,业务系统和会计系统之间中存在的数据存储方式逐渐完善,比较典型的数据存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遵循数据源原则,业务和会计数据分别在各子系统保存,因此会计子系统使用的很多原始单据数据保存在业务子系统当中,公用数据单独保存,通过控制流程的授权可以有条件访问和二次加工原始数据,无源数据修改权限;另一种方式遵循数据共享原则,系统中有一个大型的数据库,对整个组织各个子系统数据和公用的信息进行保存,在控制流程授权的情况有限的进行访问、使用信息和二次加工数据。因此实现数据的直接传递和访问,并且随着业务的发生,AIS能够实现会计信息采集的自动化和实时性。第三,AIS的内部控制由AIS局部控制向企业为整体的内部控制发展。随着会计信息化的发展,AIS的IT内部控制逐渐呈现出其局限性,基于IT的内部控制由AIS的局部控制趋于以组织为整体的集中管理,即AIS的规划、设计、实施同企业的整体战略整合在一起,构建战略一体化的IS,战略性的信息系统突破单纯的AIS扩展到经营活动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使用IS对业务流程的控制和实施跟踪,因此不再区分会计、业务和管理控制,会计、业务和管理控制已经嵌入MIS中;随着AIS的与企业MIS的集中的整体化,使得原来基于权利制约和岗位分置的内部控制逐步发展为以信息流、业务流、控制流等为基础的控制,控制内容上增加了信息系统的控制、风险控制、信息安全访问控制和数据资源控制、信息初始化控制以及软硬件资源控制、组织控制、、应用控制等等。第四,AIS功能由提供会计信息为主向利用会计信息为主发展。随着会计信息化发展,核算层AIS功能更加完善,提供的会计信息突破了历史的、滞后的、货币计量等限制,还提供实时的、对内的、非货币、相关度高的会计信息,AIS能够完成对相关的会计信息进行汇总、统计、分析、对比,进一步深入透视组织的经营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因此AIS对会计信息的利用深度由提供信息为主向利用信息为主发展。AIS的主要功能也以核算为向管理为主发展,其以财务会计为中心,在完成基本财务核算的基础上,辅助企业进行管理分析,包括完成资金管理、成本价格管理、收入利润管理、项目管理、投资分析等管理型财务工作。

(三)会计信息化发展的劣势分析 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化发展阶段存在如下劣势:第一,组织内外信息孤岛。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了价值链概念,波特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存在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外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AIS实现了企业内部价值链的信息化构建,但组织内外之间的价值链的信息化仍处于断裂状态。因此当前的AIS只能提供若干财务指标初步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无法自动获取、提供高度相关的同行业、上下游企业、国内外经营环境等数据综合全面反映AIS管理功能。即企业当中各种业务数据的来源根点不是销售和采购部门而是上下游企业、同行业竞争者、银行等,企业数据的终点(信息的利用者)不仅仅指内部管理人员、员工以及会计人员,还包括为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而组织内外信息孤岛的存在使的企业产生了内外价值链信息化的断裂带。企业内部和外部上下游、第三方物流和银行之间的支付单据、政务主管之间相关信息的传递仍然采用打印、二次录入、磁盘导入方式,存在内外数据的信息孤岛、数据冗余、数据接口不一致、信息滞后等问题。当前AIS无法自动获取高度相关的内外信息以及通过标准化的模式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使其进一步参与企业的管理和控制受到限制。第二,会计管理的职能局部实现。同时当前会计软件的管理职能主要是利用核算层提供的周期性、可比性、来源内部、表现货币和非货币化、形式结构化的会计信息对组织当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经营状况进行初步的反映和控制。仅仅是会计管理职能的初步实现和会计信息的初步利用。因为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仅仅通过若干财务指标无法全面反映,还需要同行业数据、上下游企业、国内外经营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该种分析方法没有固定程序、既定结果,属于半结构化决策,实现信息化较为困难,当前会计软件无法通过建模、仿真、模糊数据等方法对比、分析同行业之间的竞争状况、经营状况,无法反映企业在同行业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无法对企业的发展进行预测和决策,无法实现会计信息深层次利用的信息化,因此当前AIS仅仅是管理职能的初步实现。第三,内部控制问题突出。一方面,当前AIS的内部控制管理薄弱。业务和会计流程的一体化以及经营范围的重组,各部分之间的协调机制的建立直接依赖于组织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化,容易造成权力与义务边界模糊、管理责任难以界定、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现象,例如会计凭证的编制,在传统时期如果记账后出现错误一般由会计部门采用蓝字补充登记或者红字冲账等方法进行修改,而现在随着业务、会计一体化的发展,凭证生成主要由业务数据根据凭证触发器自动生成,存在数据源点原则,凭证的错误主要由凭证触发器或者业务的正确与否确定。同时企业原有的业务流程被改造,信息系统在组织内的范围和重要性增加,知识和信息成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资源,企业的运行管理、战略制定、授权和控制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系统,增加了信息资产和信息系统相关的审计风险和控制风险,信息安全性受到威胁,对信息依赖性越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风险越大。另一方面,会计流程、控制流程以及审计流程存在“多张皮”现象。企业一体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职能部分分割,改变了原有的业务流程和会计流程,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多企业仅仅将计算机AIS作为自动化会计业务处理的工具,加之大型企业内部控制流程和关键控制纷繁复杂、体系庞大,对于IT内部控制认识不足,对AIS的内部控制功能以及审计功能较为忽视,因此出现书面内部控制和IT内部控制分离,审计流程、内部控制流程、会计流程以及业务流程“多张皮”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业务流程风险和组织风险,如果不尽快建立信息的、有效的内控和审计流程,必然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和审计。现阶段我国AIS未能很好地实现将内部控制流程、审计流程、会计流程以及业务流程等固化在信息系统中,对各单位业务线索、业务变更等进行连续监控和连续审计比较薄弱,无法根据业务线索、业务变更等形成自我评价报告。

四、会计信息化发展趋势分析

(一)构造内外一体化的AIS 所谓内外一体化的AIS主要应用价值链管理理论,重构组组织内外会计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流程,通过信息流实现内外协同运作,构建企业战略联盟,实现整个价值链增值的内外一体化模式。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组织和上下游组织、商业伙伴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数据处理和管理变成多个主体共同的职责,因此要求组织AIS的构建不再局限于本组织的范围之内。(1)AIS立足点转移。立足点转移是企业业务流程变革的最高级阶段,是一种更为激进的组织变革方式,它包括对企业性质及自身性质的重新思考。随着企业内外一体化的发展,我们将重新考虑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笔者认为会计信息化首先作为企业信息化的一部分应该真正实现融入到企业信息系统当中,随着内外价值链信息化的构架的建设,AIS的立足点逐渐发生转移,AIS的目标由为本企业会计主体服务变为提高所有各联盟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决策的能力服务;由从本企业价值最大化出发变为从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价值管理出发,以提升整个价值链会计管理工作、监管、分析、决策的能力为目标;AIS的建设由考虑企业战略目标出发转为提升整个价值链的企业联盟的整体和长远战略和策略发展的需求,实现组织间信息和过程利益最大化集成为目标。(2)企业内部控制转为价值链上企业之间的风险控制。随着价值链内外一体化的流程重组,组织内控的边界逐渐模糊。虽然企业之间价值链信息化的初衷是实现链中企业的共同利益需求,提高整个价值链的优势,但是由于企业之间的结盟本身是建立在不完全契约形式上的一种竞争、协作关系,企业之间价值链的结构是松散结构,因此从其建立之初本身的稳定性、持续性就隐含巨大的风险:一是结构风险:比如价值链解体的风险,价值链之间的解体风险必然使链条上其他企业的商业秘密受到泄密风险;价值链之间缺乏统一风险协调管理机制,同时风险分析和财务管理的概念不统一带来的价值链风险;二是价值链内部风险:比如价值链上企业间文化不一致、发展不平衡、彼此之间的过度依赖、组织变革、人力资源等风险。因此企业要想实现价值链目标,将影响到企业现有的控制策略,因此风险的存在使得控制由企业内部控制为主转向企业间的风险控制为主。未来的AIS:一是对内部会计业务流程实现连续监控和审计。业务过程、控制和审计过程在信息化环境下拥有了新的内涵,控制过程、审计过程与业务过程的整合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现实要求,因此未来的AIS能够实现会计流程、业务流程、控制流程和审计流程的一体化,实现对企业业务流程和会计流程的连续监控和审计;二是能够实现内外企业战略联盟关系的支持下内外数据在一定授权基础上的共享;三是建立企业间价值链风险管理控制系统,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明确价值链上各企业的各种行为边界,对各种超越边界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四是对企业间的业务风险进行实时监控,根据企业之间的业务流程设置控制点和关键点,并针对关键点和控制点设立预警系统,起到风险预警作用。以上即是未来我国会计信息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也是未来我国AIS的发展趋势。

(二)突出AIS辅助决策职能 随着内外一体化的发展,AIS的收集、加工、传递、报告变得越来越简单,即AIS会计核算功能和提供信息的功能越来越完善。会计报告提供的标准化建设逐渐趋于成熟,对内不仅能提供内部业务和财务信息,还能提供同行业数据、上下游组织、国内外经营环境等综合数据,将提高所有各联盟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和决策能力。信息的利用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AIS更加突出辅助决策能力,当然AIS的决策能力主要是辅助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而不是代替其进行决策。AIS能够通过建模、仿真、模糊数学等对比、分析同行业之间的竞争状况,反映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进行预测和决策,因此IT技术在会计中的应用范围不仅是在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的应用,还包括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

(三)AIS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的国界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国家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跨国公司和集团型企业,希望AIS能实现集团企业的统一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提供和利用,也希望AIS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会计准则、法律、制度。AIS应该具有支持多语言、多国会计准则、法律、制度、报告形式的要求,同时也将促进各国之间会计准则、制度、法律、报告形式国际化趋同。

参考文献:

[1]萝莉:《我国会计信息化道路探索》,《经济问题探索》2001年第3期。

[2]杨周南:《论会计管理信息化的ISCA》,《会计研究》2003年第10期。

[3]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2009年4月24日。

[4]郭东强:《现代管理信息系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何日胜:《会计电算化系统应用操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编辑 虹 云)

作者:侯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