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形态分析论文

2022-04-19

摘要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如何评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始终是一个难题,本文尝试引入行政执法评分制度,并分析其对于促进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化、合理化的意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行政执法形态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执法形态分析论文 篇1:

试论西部行政执法体制建设

摘要:“西部开发”给西部带来了机遇同时也使西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政系统的高效、公正、文明的执法是这项大业成功与否的一项关键性因素。现实中的西部执法行为却存在着种种问题,从行政执法系统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原因,最终立足于行政执法体制建设角度对西部行政执法问题解决策略进行了浅显的论述。

关键词:西部;行政执法;体制

行政执法活动作为最直接、广泛的法治活动环节,它的活动情况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质量。目前如何在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实现西部官员高效、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是实现中国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一环。但现实中,由于行政执法活动的特殊性亦使得行政执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成为西部大开发壮丽画卷上的一处败笔。

腐败是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公职人员与他人合谋,违反法律和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私人和私人小圈子谋取私利或为某一单位、某一行业谋取特殊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及其他公民个人利益的行为[1]。那么行政执法中的这些腐败现象的共性归纳起来无非为以下表现:(1)执法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目的迷失。(2)执法过程中,对自身行为责任的轻视。(3)执法过程中,对自身职位权力的主观膨胀。(4)执法过程中,对当事人权益的漠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客观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依存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行政执法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当然也不例外。从法制的角度讲,行政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治”观念是行政执法腐败的根源。长期以来,人们将行政等同于管理。中国古书中所谓“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国家政务管理[2]。而作为现代行政学中行政的概念,则来源于美国的威尔逊和古德诺。二者把行政从一般意义上的政务活动中分离出来,认为一般意义的政务活动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职能: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3]。而“行政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4]。

但执行并不等于执法。执法在执行中的比重决定行政的性质。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但数量无疑很少,而且古代一般没有由人民选举产生、反映人民意志的专门立法机关。因此,古代官僚机构的行政主要是执行最高统治者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而不是执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点的执法因素,也完全不能影响古代行政的整体性质。古代行政整体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

中国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性质上的根本转变)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要开始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5] 此后,国家立法明显加快了步伐,1984—1990年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规达几百件之多。中国的行政在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由“管理型”到“执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转变,“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成了“行政执法”。

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由于传统行政管理“人治”思维的惯性、立法的缺陷、执法人员自身认识的缺陷等因素,使得目前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的“人治”观念始终存在,也正是行政执法腐败现象发生的根源。

其次,行政执法体制的缺陷是滋生行政执法腐败的温床。行政执法体制是指行政执法机关的组织制度,主要包括行政执法机关的结构体系、职能配置、权限划分和行政政权的运作方式等。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 行政执法体制的不建全使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行为发生成为可能。中国现有的执法体制建设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横向职能划分不清,职能协调不畅,导致部门、地区之间以权执法、利益争夺和部门、地区之间保护主义严重,互相推诿扯皮,抵消行政执法合力。(2)纵向权力分配不清,监察督导不利,导致部门、地区违法“立法”。(3)内外接口不畅,民主参与不足,导致非法执法主体不绝。直接损害公民利益。(4)对外界限划分不清,职能转变意识贫弱,导致政企不分,官商合一。

第三,公民参与制度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行政执法腐败的产生。如果关于公民权利的观念尚未成熟,如果关于公民权利的诸多制度安排依然短缺,那么,结果必然是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二者关系的失衡[7]。因此,公民参与制度的发展,构成了政府规范行政的重要前提。行政执法行为的有效实施,除了执法主体(行政机关)对执法行为的理性认知和客观制度环境的制约之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行政执法的相对人(又可以被视为执法行为的另一主体,此属于哲学问题,这里不作讨论)对行政执法行为过程的有效互动。这其间将会有大量的信息的摄取和整合,显然普通公民并没有这样的信息储备和信息处理的能力。此时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在行政执法行为过程中设定特定的制度强化引导,使其在具体涉及其自身执法行为过程中按照特定的方式、渠道去获取必要、规范的信息,借此左右自己的行为按照公正、高效、规范的原则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这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所说的。这三句话道出了政府依法行政的本质所在[8]。“因为公共机关不能在职权范围以外行事,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此即所谓的“越权无效说”[9]。其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不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和滥用权力之害。然而,“政策分配利益,满足一部分利益群体的合理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利益群体能否按照政府的规定目标,获得应有的利益。”[10]

下面具体从组织体制角度展开论述。关于如何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这方面亦有了许多重大举措,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探讨,综合之下我们认为至少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要进一步转变政府部门职能,实现“两个分开”。目前,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行政机关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职责不清、执法不规范的问题相当严重;与此同时,行政执法体制中还存在着政策制定职能与监督处罚职能不分、监督处罚职能与技术检验职能不分等现象。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清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和政府机关各部门之间、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两个分开”,即要改变政府部门既管审批又管监督的体制,将制定政策、审查审批等职能与监督检查、实施处罚等职能分开,改变行政执法机构既管查处又管检验的体制,将监督处罚职能与技术监督职能分开。

2.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综合执法体制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解决多重执法、多头执法为主要目的,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为核心内容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在各地先后展开。目前,以城市管理为代表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已经由少数城市扩展到全国70多个城市,并从城市管理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亮点,也是中国西部建设过程中,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3.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是有效实施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营造良好的政府行政执法环境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目的,就是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实现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权责一致、赏罚分明,从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以便消除行政执法领域中的腐败现象。

4.完善行政执法的救济机制 。要为实施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营造良好的政府行政执法环境,还必须切实做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行为的救济渠道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为了使违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同时也为了使那些受到违法行政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切实可靠的救济,各国都建立了相应的一整套行政执法行为的救济制度。中国近年来也先后建立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救济制度。具体说来,就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5.行政执法方式公开化——积极建设公民参与机制。任何一种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依法行政也不例外[11]。而实现公民的有效参与,行政方式的公开化是基础,也只有实现了行政执法方式的公开化,才使得公民参与、监督执法行为成为可能。行政执法方式的公开化是20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和过渡的反映。其直接的表现是当时迅速发展和推广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美国1962年制定的《阳光中的政府法》。

总之,为了治理西部大开发中公权腐败行政执法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不仅涉及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行政的范围、国家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关系,进而涉及到行政的目标、宗旨,是机制的整体转换。是需要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和奋斗的长期过程。

参考文献:

[1]于风政 .论“腐败”的定义[J].新视野,2003,(5).

[2]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

[3][美]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2.

[4]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3.

[5][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5.

[6]吕恒立.依法行政的制度基础:第23卷[J].河北学刊,2003,(2):88.

[7]王比学,丁曼丽,施娟.法治政府新理念——代表委员谈依法行政:[N].人民日报,2004-03-14(05).

[8]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1.

[9]陈庆云.公共政策概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6.

[10]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28.

[11]赵肖药.张建康.行政权的定位与政府机构改革[J].中国法学,1999,(2).[责任编辑 王晓艳]

作者:陈 华

行政执法形态分析论文 篇2:

再论行政合理性原则

摘 要 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如何评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始终是一个难题,本文尝试引入行政执法评分制度,并分析其对于促进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化、合理化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权力 行政合理性 行政执法评分

一、行政合理性原则概论

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

10086中国移动人工服务台,在每次为用户提供服务之后,都会请客户为其评价打分,在客服与客户交流的过程中,会有录音记录,客户的对客服人员的评价结果将作为评定客服人员的重要参考。我国行政执法机关也可以引入类似的评价制度,也就是“行政执法评分制度”。

行政法合理性原则理论博大精深,不同的国家关于该项原则都有各自的解释,以德国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中的比例原则 ,英国法中的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 ,美国法中的实质性证据规则 ,这些理论是各国法律学家在长期的法律研究得到的智慧结晶。

大陆法系的理论研究强调逻辑上缜密性、理论概念的极端抽象性,而英美法系中的理论则较多的来源于实践,应用性相对较强。笔者认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理论研究应当注意,在实践中判断该理论是否合理,并对理论的不合理方面加以修改。“更审慎的态度或许是,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深入研究宪政理论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各种形态,另一方面关注和跟进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在二者之间寻找恰当的连接,以此作为公法理论的基点”。

行政执法评分制度,如果合理的应到现实中,将会对促进行政执法行为合理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适用,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行政执法评分制度的积极意义

督促行政执法人员改变工作作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很常见的情况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执法对象轻则威吓、重则打骂,这使得行政执法机关在群众眼中的形象较差。引入行政执法评分制度之后,行政执法人员会清楚,他们是否能发奖金、能否能顺利升迁,群众的评价将会直接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将很大程度上促进其改变转变工作思维,改进工作作风。

行政执法的结果将更加合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的现象突出,随意罚款、罚款“不开票”的现象比比皆是。引入行政执法评分制度之后,将督促行政执法人员本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态度执法,他们会把执法标准向执法对象公示,做到形式合法,这有有助于合理行政的实现。

三、行政执法评分制度的消极影响

行政执法人员被胁迫。引入行政执法评分制度之后,执法对象可能会以“低分评价”为由,胁迫行政执法人员,迫使其“少做”行政处罚甚至“不处罚”。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在引入行政执法评分之后,再制定相关的配套规则,对这种行政胁迫行为加以规制。例如,可以允许行政执法人员在与执法对象交流的时候携带录音笔进行录音,当然,在录音之前必须向执法对象加以说明“录音”行为。使用“录音”手段,一方面能够有效的遏制行政执法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能对行政执法人员给予适当的保护,防止他们被胁迫。

加大行政执法难度,降低行政工作效率。行政执法人员本身就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在行政执法上如果加入“行政执法评分制度”,这不仅会大大增加行政执法工作难度,同时也可能降低行政工作效率。

四、行政执法评分制度总结和展望

采用行政执法评分制度,不仅具有巨大的可行性,同时在理论价值方面也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中的比例原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手段的妥当性,必然性和法益相称性原则。实行行政执法评分制度,能够更有效的督促行政执法人员适用妥当的手段完成行政执法行为,同时从行政执法对象的角度,既能够达到行政执法的目的,又能够有效的减少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最终实现法益相称的理想效果。

当前,行政权力在由于缺少足够的制度性约束,在众多的行政执法领域经常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我们应当合理引入一些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当前,在不断努力实现司法独立和强化司法力量的同时,首先应该在行政权力内部制定一个自我约束的方法,这种方法或许不能够彻底规制行政权力滥用的行为,至少能够减缓行政权力对普通人民造成巨大伤害。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让这批脱缰的野马立刻停下来,但是至少让它跑的慢一些。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注释:

余凌云 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法学家》 2002年第2期 第31页.

谭冰霖 行政裁量行为司法审查标准之选择——德国比例原则与英国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比较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1期.

③张千帆 司法审查的标准与方法——以美国行政法为视角 《法学家》 2006年第6期 第36页.

沈岿 由行政自由裁量权看行政合法性与合理性——读《美国行政法的重构》 北大公法網 2006-01-13.

作者:郑军 蔡丹

行政执法形态分析论文 篇3:

食药类案件中行政执法证据转化问题探究

摘 要:《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和刑事证据衔接适用规范。司法实践中,在审查食药类案件的行政证据时,办案人员都比较重视证据的证明力,关注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问题,而程度不同地忽略了证据的证据能力,即法律资格问题。食药类案件亟需建立一套完整的证据转化体系,明确证据转化规则,限缩证据转化范围,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被架空。

关键词:食药类犯罪;行刑衔接;证据转化;证据能力

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国家打击和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下文简称食药类案件)的力度也因此不断加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国家不仅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修改,而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针对刑法条文的具体适用颁布了多部司法解释。但由于目前我国对食药类案件办理的二元立法机制,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分别由行政法律体系和刑事法律体系进行规制,同类型行为仅以程度区分一般违法与刑事违法。而食药类案件本质上就是一个由行政展开走向刑事含涉行政的过程,一般最先介入处理的是食药监管机关,食药监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后才会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食药机关由于不是专门的侦查机关,在进行案件初步调查时,囿于技术、执法人员素质等原因,可能存在证据收集不全面、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导致移送的证据最终因为程序上、手段上的瑕疵而无法使用。对于食药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能否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及如何使用,即为食药类案件中证据资格转化问题。

一、食药类案件中行政证据可转化为刑事证据的法理依据

(一)调整对象的重叠性

行政执法证据又称行政证据或行政程序证据,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收集、调查和运用的证据,本文中提到的行政证据即狭义的行政证据的定义。无论是行政证据还是刑事证据,均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我国刑事犯罪与普通违法之间存在行为类型的交叉性,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行为程度而非行为类型。[1]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从证明对象上看有着天然的联系,难以一刀两断。两者在规制食药安全环节保护的法益的内容相同,调整对象因此也具有重叠性。正是由于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表现的相似特点,为两者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转化提供了可行性。

(二)行政程序的先行性

我国刑事司法的实践情况表明,很多刑事案件都是由行政案件转化而来的,行政执法程序在时间上往往先于刑事诉讼程序,两者经常具有前后相连的关系。食药类案件往往发破案的线索是由食药监管机关介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犯罪,一般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因此,可以说食药案件的初步取证环节是由行政机关完成的,因此《食药处罚程序》第二十九条第二款[2]规定,食药行政部门可以依法对易腐烂、变质品先行处理。检察机关发现,一部分的食药案件进入逮捕和起诉环节后,仍然有取证不规范、甚至未取证的情况存在,公安机关由于介入时间晚,很多证据由于丧失取证条件已经不具备取证条件,因此,允许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才有助于刑事追诉的成功。

(三)程序运行的合法性

之所以允许侦查机关直接使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行政机关对证据的收集方式,与侦查机关的收集方式并无实质的区别,都需遵循法定程序。只要严格遵守行政执法程序,就不会造成侵犯个人法益的后果,因此对这些证据的采纳不会纵容行政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3]只要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合法、合规,就可进入到刑事证据中使用,但是如何采纳作为定案证据,就涉及到刑法与行政法的证据转化规则问题。

二、食药类案件中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现实障碍

(一)食药类案件取证主体特殊,导致取证不规范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原本分属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两个领域,从刑事诉讼理念角度出发,刑事诉讼中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是具有侦查权的主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收集和调取,刑诉法规定的取证主体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而行政执法机关并非法定的刑事侦查主体。行政执法证据如果不经转化就用作刑事证据,不仅从规范意义上突破了法律的规定,而且从法理上也突破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界,因此非法定侦查机关收集、调取的证据不能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刑事诉讼对案件证据的要求是最高的,任何程序上不合法或是有严重瑕疵的证据都不能用来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而行政機关工作人员收集的案件证据就很难达到刑事诉讼的要求。例如在食药类案件中最为关键的证据就是被扣押的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实践中取得这些物证除了常规性侦查措施外,还需采取许多隐秘性技术侦查措施手段,但是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技术侦查作出了严格的限定,只有对于四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才可采取技侦手段侦查。再如,《食品药品处罚程序规定》中对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取证时制作的笔录只要求2人执法并签字按捺,并未像刑诉法中设置见证人制度,如果允许这类证据直接转化为刑事合法证据,则可能引发行政机关违法取证现象层出不穷。

(二)允许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的范围不定,导致证据灭失

为顺畅证据衔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及刑诉法解释第65条都将可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限定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四类,《高检规则》第64条则增加了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规定的范围更大,还增加了检验报告。上述法规及部门规章对证据转化的范围有扩大化倾向,这也造成了司法审查中证据转化的难度。由于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食药类案件时无法像侦查机关的司法人员那样全面、严格的收集和保全证据,可能会遗漏与立案定罪相关的重要证据。实践中经常会出现,食药类案件行政机关在向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查还需补充调查相关证据,但由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认识问题,可能因未及时保全或保存造成证据灭失。

(三)证据转化规则缺失,导致非法证据“漂白”为合法证据

原则上,任何一个证据,要转化为法院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都必须同时具备双重证据资格:一是证明力,也就是在经验上和逻辑上发挥证明作用的能力;二是证据能力,也就是在法律上能够为法院所接纳的资格和条件。[4]在某种程度上,法庭对单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主要是围绕着证明力和证据能力问题而进行的。行政执法证据只有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才可能转化为刑事诉讼中的定案依据。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任何证据材料在庭审程序中都没有预定的法律效力,行政执法证据也不例外。关于对需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采取何种审查方式和程序,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完整的证据法,证据规则散见于多个法律法規、司法解释。在行刑衔接转化中,很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形是,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能仅符合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但是并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定。实践中很可能通过证据转化来“漂白”行政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5],这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能被架空。

三、食药类案件行政证据转化的规范化路径

(一)完善证据转化规则

证据“转化”规则,是指侦查机关采取一定方式,将形式上(取证主体、取证手段、以及证据种类)不符合法定要求因而无证据证明能力的证据转化为合法证据的规则。[6]食药案件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需就证据形式、证据来源,明确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侦查证据的程序和要求,即公安机关必须将食药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通过再核实、重新收集的方式进行转化,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检察院、法院在审查食药案件时,应把握好证据转化的规则,在大规则之下再审查各类证据的转化就方便很多。首先,需审查公安机关的使用的证据是否属于可转化的证据范围。这个范围包括两点:一是审查其来源是否属于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即来源合法规范;而是证据是否属于可以直接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证据种类不允许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

其次,如果属于行政执法过程中可转化的证据种类,还需审查证据能力。着重审查证据的取证主体是否规范,取证程序是否合法,上述两点满足后审查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否存在瑕疵。贯穿整个证据转化时均需遵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采用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手段得来的行政证据予以排除,不允许转化;对于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给予行政执法人员予以补证或作出合理解释的机会,不能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明确食药类案件证据转化的范围

首先,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不能直接作为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尤其是言词证据的取得理应贯彻最严格的程序法定原则。根据2017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证据种类包括八类,分别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基于证据类型的分析,行政证据中当事人陈述及现场笔录两种证据是行政执法中特有的证据种类,并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尤其是现场笔录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不仅意味着取证主体法定主义的突破,更意味着对证据种类法定主义的挑战。在食药类案件中,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这类言辞证据极具不稳定性,而该类案件中实物证据却客观性强、稳定性强,如生产现场或销售现场的勘验检查笔录;有毒、有害食品、非食品原料的原物及清单和照片;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现场、设备的照片、有毒、有害食品的说明书、广告、检验证、合格证等。如果允许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直接进入刑事诉讼,可能会使证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处于被非法取证的巨大风险之中。总之,正如前述已经指出的,证据“转化”规则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对证据转化规则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进行适当的限缩,尤为体现在采用秘密侦查的方式所收集的现场笔录等证据,实在不宜采用证据转化规则来进行证据的“漂白”处理。

其次,行政机关出具的鉴定意见及检验报告、勘验笔录等专业性强的言辞证据,可以作为证据进入刑事诉讼。对鉴定意见、现场勘验笔录都是法定机关、法定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及专门性问题的客观看法、记录,本质上属于言辞证据,而不是实物证据,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一般司法机关可以进行证据转化。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鉴定结果是否存有异议,则刑事司法机关必须进行重新调取后再行使用。鉴定意见倘若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也应当排除:第一,鉴定人、鉴定机构不具有合法的资质;第二,鉴定的操作规则违法;第三鉴定人超过鉴定范围出具鉴定意见;第四,送检检材存在来源不明、受污染等情况,尤其是食品、药品在提取、保存、移送的过程中极易变质和腐烂,一旦发现该种情况,送检检材即不符合鉴定条件。

(三)建立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制度

第一,建立食药类案件实物证据的鉴真[7]制度,又叫证据保管链条的完整性。尽管我国法律对刑事证据的要求强于行政证据,但是在保证行政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的情况下,行政证据就可转化为刑事证据。因此就必须完善证据的保全和移送制度,保证行政证据在采集、提取、保存、移送的过程中不被破坏。如何保证证据的原始状态不因先期相关行政执法行为而破坏,就必然要求双方就此进行协作,比如电子证据的备份处理,出事证据痕迹恢复保留软件系统的开发等。如果实物证据在行政机关整个执法过程中,经过提取、收集、保全、移送等若干环节后,外观、形态、数量仍然保证同一性,证据的真实性便得以保证,为案件移交后证据的转化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查处的食药类案件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司法程序的食药类案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于行政执法部门未能将一些涉及经济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不少地方还存在“以罚代刑”的情况,因犯罪行为未能因侦查及时遏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引发了重大的社会事件。因此,要推动案件移送的顺利进行,必须在食药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认定涉嫌食药犯罪案件的判断问题上确立明确移送标准,并对据以认定的证据标准进行明晰化。在行政、公安、检查机关之间建立案件移送备案审查和查询制度,以此推动食药类案件的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对食药安全犯罪问题进行相互咨询和培训,提高彼此的办案技能。

参考文献:

[1]李洁.《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48.

[2]《食药处罚程序》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直接先行处理的,或者当事人同意先行处理的,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管负责人批准,在采取相关措施留存证据后可以先行处理。”

[3]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07.

[4]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2):95.

[5]黄世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证据转化问题初探》[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5):92.

[6]刘仁琦,舒洪水,姚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程序精要与证据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73.

[7]陈瑞华.《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J].《法学研究》,2011(5):127.

作者简介:

沐莉敏(1986~ ),女,江苏江阴人,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二部科员。

许新学(1975~ ),男,江苏江阴人,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二部副主任。

作者:沐莉敏 许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