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问题思考论文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是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相当于县级建制的港口工业区，面积394平方公里，人口16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城市化进程问题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城市化进程问题思考论文 篇1：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考

【摘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用，由于在失地农民补偿、就业、保障等方面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失地农民面临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 失地农民 问题 建议和对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征用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数量急剧上升。有资料显示，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超过4000万，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余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由于在赔偿、就业、保障等方面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各级政府应尽快加以解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一、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1、补偿标准偏低且形式单一

目前各地采用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产值倍数法”来计算的，即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到十倍，安置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到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偿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征地补偿多数以货币补偿的方式一次性发放。土地这种稀缺生产资料的增值效益与失地农民无关，其补偿标准不仅偏低，还会出现政府“暗箱操作”、“寻租”等政府与民争利行为，导致补偿款被层层截留。据有关专家估计，农民土地征用流失的财富，比建国后三十年的工农产品剪刀差金额（6000～8000亿元）还要多两倍以上。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土地因用途转变而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获25%~30%，农民只得到5%~10%。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为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之后，不仅没有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反而成为“无班可上、无地可种、无保障可靠”的三无游民。

单一的货币化安置方式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失地农民也往往从眼前考虑，较易接受。但事实上,土地补偿金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长期稳定的生活出路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缺乏长远打算，在短期内就“坐吃山空”，由此陷入生活无着的困境。这种“短平快”的安置补助办法不利于失地农民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再就业能力差，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

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劳动素质和技能处于低水平层次上，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有限，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限制了失地农民就业的机会。这是由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的二元分割的就业体制造成的。

另外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一些传统落后的产业关、停、并、转，特别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对低素质农村劳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加之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量相应减少，使城镇就业岗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失地农民就业的渠道也越来越窄。据调查，失地农民中，只有3.6%的劳动力被有关部门安置就业。在自谋职业的劳动力中，有40.9%找不到工作，目前基本赋闲在家。在已就业的劳动力中，就业结构为：31%外出务工，33%在本地从事农业，36%在本地从事第二、三产业。

3、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

现在国内实施的依照土地年产值倍数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实际上只考虑到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功能的效用价值，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并没有得到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面向城市居民，农民只有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也就是说，农民的土地承担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成为农民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家庭保障的经济基础。当土地被征用后，相应的保障措施跟不上，导致农民生活风险系数增大。

二、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1、建立公正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关键

（1）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土地的价值包括其经济性、生态性和社会性，耕地的保障功能则体现在更多的方面，价值更大，其价值无法估量。征用土地，特别是耕地，补偿过低不足以补偿农民的生计。从实际来看，随着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行为不只是政府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做出的政府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非公共利益”的赢利行为。而这部分“非公共利益”的行为却是以“公共利益”名义实施的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政府行为。即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也应该由财政进行补贴，而不应该让农民吃亏。因此，土地征用补偿要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

（2）尽快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土地是生产要素，其价格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定，这是进行土地补偿的科学依据。让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像国有土地一样直接进入土地市场，使供需双方在公开、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完成交易。

2、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力度，实施促进就业的政策

就业是失地农民通过自我保障提高生活水平最可靠的出路。当前促进就业，最重要的是提高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首先要强化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各级政府部门应努力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化职业培训机构，通过劳动力市场摸清当地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然后制定培训方案，确定培训内容，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劳动力供求的匹配度。其次要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积极引导失地农民再就业观念的转变。再者是鼓励失地农民进城创业。对有一定经营头脑和经济实力的人员进行创业培训，传授给他们经济、法律、经营等有关方面的知识，鼓励他们办厂、开店。有关部门应参照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支持政策，提供创业和就业优惠政策。

3、建立与城镇居民保障体系接轨的失地农民保障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从根本上建立起针对广大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征地后农民的安置及其长远的生活出路问题。目前在无法实现完全市场化补偿的前提下，要把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地转用的前置条件来处理，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失地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

各类农地转用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无论是通过行政征收还是市场交易取得，均应在土地补偿款中单独设置一项保障基金，由政府组织专户机构管理，用来为失地农民办理社会保障，使他们在失去土地后仍然“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具体可根据不同年龄段保障对象的特征和要求,实行差异性保障。（1）对征地时已处于男60岁、女55岁年龄段以上的人员，参照当地城镇退休职工平均工资标准，直接实行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2）征地时未达到劳动年龄段人员,可按征地补偿规定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偿费并享受教育优惠政策。当他们到达就业年龄后，即可作为城镇新劳动力，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障。（3）对征地时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员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按当地测算标准按年龄分档为其缴纳保障费用，为其个人账户筹资。个人专户由集体和个人共同出资缴纳，如有特殊困难的由政府财政补贴。 （4）当失地农民尚未就业，并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畴。

失地农民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各级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研究制定出一套公平合理的补偿、安置、保障措施，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共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兴洲、王有玉：保障我国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政策性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3）.

[2] 王翠英、王小鱼：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对策研究[J].理论导刊，2007（17）.

[3] 陈小英：失地农民就业出路问题的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5）.

[4] 严虹霞、张宏：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模式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7（5）.

（责任编辑：周 欣）

作者：杨长富

城市化进程问题思考论文 篇2：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思考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是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一个相当于县级建制的港口工业区，面积394平方公里，人口16万。铁山港区一直都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基础教育上，所以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97年率先通过了“两基”省级验收，2007年通过了国家级的“两基”工作评估验收，2007年被自治区教育厅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规范管理十佳县，连续多年中考成绩为北海市第一。由于行政区域和区域经济的战略调整，铁山港区被推到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带来很多变数，提出了挑战。铁山港区的基础教育如何发展，已成为城市进程中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思考和研究我区基础教育的发展问题，必定会为全国城市化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1、激进式而不是渐进式的城市化进程将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

1992年，北海市对辖区布局进行了重新调整，由原来的两区一县调整为三区一县，从合浦县划出几个镇归人铁山港区和银海区，把具有港口优势的铁山港单独设区并规划建设为北海的重工业港口新城区，重点建设石油、化工、造船等重工业。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铁山港区的建设进行了重点的规划和布局。在城市空间布局建设方面，北海市是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区继南宁后的二级城镇建设布局中的城市，铁山港区列入北海市城市功能区统筹建设区，2020年城市人口发展到100至120万，城区建设用地达140平方公里，铁山港区作为北海市的一个重点城市功能区，与北海市统筹安排建设。十年后，铁山港区的开发建设真正启动，自治区根据《规划》大力投入铁山港基础设施建设，纵横交错的高等级城市道路初具规模，淡水工程、高速公路、进港铁路等城市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居民聚居区建设项目不断地规划建设，城市特征呼之欲出。在这个激进式的进程中，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都有很多比较特殊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处理，对教育来说，更是一个全面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教育者及受教育者思想观念上的不适应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2、第一产业的迅速萎缩及第二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将对教育的结构和内容产生广泛的影响。

从工业布局方面看，《规划》设计铁山港工业区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三大重化工业集中区之一，近期规划建设面积20平方公里，主要发展能源、化工、林浆纸、集装箱制造、港口、机械、海洋产业及其他配套或关联产业。同时，铁山港(含玉林的龙潭镇)组团又是整个经济区——南宁、钦(州)防(城)、北海、铁山港(含龙潭)、东兴(凭祥)五功能组团之一，充分发挥深水岸线和紧靠广东的区位优势，重点建设铁山港大能力泊位和深水航道，承接产业转移，发展临港型产业。目前，大吨位航道和泊位正在加快建设，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中石化项目等近十个亿元以上的项目征地和建设工作热火朝天，原来在全区GDP中占绝对比重农业迅速退出，从2006年开始，工业已占居了绝对比重。产业的调整必然会影响教育的内容和对象，甚至是教育管理的体制和手段。首先是职业教育的成果为社会经济发展所急需，但由于起步晚，设施少，师资力量不足，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还不能引起学生的向往，2015年之前，职业教育的现状还不会有大改变，铁山港开放开发所需的大量技术工人主要还是通过市中心区的职业院校提供。另外，由于铁山港区的功能定位为重工业港区城区，筹建高等院校既没有基础又没有政策支持，所以，铁山港区的教育结构还是以普通基础教育为主，在5至10年以后职业教育有可能迅速崛起。

3、人口急剧变动将会对学校的布局调整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城市化的进程必须会带来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方面，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外来人口；另一方面，由于项目建设和土地开发的需要，大量的农民搬离原住地，聚居于预先规划的地区。《规划》指出北海在2020年城市人口达到120万，铁山港区达到40万。铁山港区的三个镇布局也有所不同，兴港镇主要是港口仓储和重工业基地，营盘镇主要是物流和渔港，南康镇主要是商贸经济文化教育居住区，2010年规划人口20万。由此，生源数量也会有很大变化，南康、营盘两镇生源增加明显，学校数量和规模都必须根据生源状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及其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城市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过程，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即城市文明，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其他物质的发展过程。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意识要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教育的责任就是要尽其所能，缩短这个过程，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1、外来人群与原住人群思想观念不同造成的冲突。

由于远道而来，有作客甚至是寄人篱下的思想，想迅速融入本土人群又怕被拒绝。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和稳固的外来人群。外来人群思想比较开放，敢作敢为、敢闯敢干。而农村原住民对外来人有一种抵抗情绪，认为外来人口占领了自己的祖居地，抢夺各种生活资源。而且外来人口往往比原住民富得快，这种不接受外来人口的思想给基础教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学校必须很好地协调好外来人口子女与原住民子女之间的关系，要选择统筹兼顾的教育手段和内容，不断调适二者，使之共同发展。

2、原住人群思想观念与城市化所要求的思想观念的冲突。

原住民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中老年人喜欢闲散的生活，容易满足，不求上进，对城市文明那种紧张有序、不断更新的生活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年轻人虽然心有所往，但只追求一些皮毛的东西，比如标新立异的服饰、喝酒唱歌的夜生活、泡网吧玩电子游戏等。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如何去更新原住民的思想观念，使之适应城市化的需要。

3、农村传统教育理念与城市先进教育理念的冲突。

农村人口对知识的渴求使得应试教育具有广阔而持久的市场。虽然经过课程改革的洗礼，对应试教育的追求依然故我。首先是社会对教育评价的唯分数论迫使教师不得不把知识的传授摆在第一位，从而漠视受教育者思想道德、情感体验、个性追求、能力培养等重要素质。与北海市的一县三区及市直辖学校比，铁山港区的中考成绩多年排在第一，而铁山港区的教育影响力却没有相应的地位。改变教育观念与人才培养模式，真正推进全面的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三、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建设规划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1、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必然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学校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向农民收费。实施免费教育后，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中央和省级政府。由于开放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市、区等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2008年。铁山港区财政收入2.1亿元，区本级财政总收入1.2亿元，区本级一般预算支出8095万元，仅教育支出就达2294万元，占了当年区本级一般预算支出的28.34％，如果再加上占财政供养人员三分之二的教师的工资总额，教育的支出占区本级财政总收入的70％以上。地方政府财政拮据，对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校公用经费和校舍维修建设经费几乎全面来自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

2、规划建设中，对学校的布局考虑不周全。

一是农村人口不支持学校的布局调整。人口的变动必须有学校布局的变更与之相适应，一些学校由于人口大量流出、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生源急剧减少，办学规模急剧萎缩，必须撤并，但实际操作却非常困难。其原因之一是群众以孩子上学路途较远不安全为由。其实是他们不愿花时间接送小孩；之二是村干部以群众不同意为由，其实是不愿在自己的任期内撤销学校，说这样将成为历史罪人。与此同时，有些学校由于人口流人多，生源扩张，学校规模必须扩张，但由于经费、土地等制约难以扩展。

二是新建居民区没有考虑新设学校。除非是整体搬迁的范围内有学校，为了节省土地和搬迁费用，新建居民区都没有考虑到新学校的建设以方便搬迁户子女的就读。北海市的海城区和银海区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三是项目建设规划中没有考虑基础教育的扩张。投资数以十亿百亿计的大项目，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口，给当地基础教育造成较大的压力，但项目的规模建设中几乎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投入。

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对基础教育发展的统筹考虑

1、转变教育管理理念，坚持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观。

必须以师生文化素养为培养目标，为城市化进程提供思想意识上的精神加速器。转变教育评价观念，不能以教学成绩特别是升学率为唯一指标评价学校和老师。在政府层面对教师提出新的要求，通过管理与激励，强化学校与教师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培育。

2、理顺教育管理体制，激发教育更大的活力。

必须打破教师编制管理传统，教师编制只定到镇而不是学校，在镇内学校间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灵活安排教育教学岗位。明确各级各部门对教育的职责，特别是教育投入的责任，地市一级对县区教育的投入不能缺位，乡镇、村对办学的责任，比如提供土地、确保治安、“控辍保学”等要纳入主要领导政绩考核范畴。要采取切实措施鼓励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投入，给个人以捐赠、基金会等各种形式投入教育给予更多的支持与政策优惠。

3、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合理调整学校布局。

一是城市建设调整布局要考虑学校的新设。项目建设要把基础教育的需求纳入总体规划。新建居民聚集区要根据人口比例状况配置学校。

二是有序撤并学校。主要依靠村镇干部做好群众工作，逐步撤并规模小、效益低的学校。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充分利用国家和各级政府，集中力量在城镇举办优质寄宿制学校。

三是做好学校基本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并狠抓实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做好学校布局调整总体规划工作，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促进。编制各学校的基本建设发展规划，建立各学校基本建设项目库。根据资源整合、分步实施的原则，对区域内各学校的建设进行安排。

(责编　马超勤)

作者：范先铭

城市化进程问题思考论文 篇3：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失地农民是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发展非农业项目和城市的外延拓展而失去耕种土地，但仍然保持着农民户籍身份，并未在制度层面真正转变为城市市民的农民。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征用逐年增加，失地农民明显增多。高度重视并积极有效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要高度关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我国现行的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建立得较晚，而且呈现出“先城市、后农村”的序时特色。近年来，虽然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正在逐步建立，但总体上“城乡分野、二元结构”的大格局还没有被打破。而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社会保障问题就像他们的身份、职业和户籍一样，游动于城乡之间，在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挤出”土地后，并没有真正被以城镇户籍为标志的城市所“接纳”，也没有真正被以土地为基础生产资料的农村所“容留”。据了解，目前我国失地农民大约有5000多力，而且以每年至少400万的速度在增加。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还将产生7000万到8000万的失地农民。尽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失地后得到的补偿也比较高。但有关调查显示，56％的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群体，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注)。作为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其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要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小康社会建设的总体进程。总体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土地的保障功能被可估量的财富价值替代后，使“失地不离乡”的农民处于“坐吃山空”的境地。

首先，农民失地完全处于被动。上地是否被征用，其主动权完全不在农民手里。在保留土地或是获得补偿的问题上，农民的话语权很少，只能被动接受。无论是工业项目或是城市的扩张，对于农民来说，都是一个城市或某些得益集川，以“国家的名义”或“更高的利益”对其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征用。其次，收益高低的双重判断。依据《土地管理法》“产值倍数法”计算，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得到相当于被征用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10～16倍的补偿费和安置费，从绝对值和收益倍数上看并不算低，农民只要交出土地就可以得到接近于土地总承包期一半时长的平均收益，这对于尚处于“看天吃饭”的农民来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而事实上，农民得到的“两项费用”与土地工业化或城市化运营的收益相比明显是不成比例的。再次，有限收益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多数农民在拿到数以万计的现金补偿后，一无创业本领，二无理财能力，或是被在短时间内消费掉，或是被长时间地储蓄在银行获得利息，补偿安置金的保值增值无从谈起，几乎不可能起到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农民就是在“无奈”和“诱惑”的双重作用下，半推半就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七地，而实实在在地失去的却是农耕状态下的基本生活保障。

一部分失地农民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成为“入城不入籍”的城市居民，他们虽然离开了农业生产，却往往会被排挤于“工业化”的大门之外。

拿了“两项费用”告别了土地农民的另一个选择就是进城务工。他们“进城闯灭下”的决心比起那些尚没有失地的“候鸟式”打工者来说，更坚定、更持久。他们在失去了与农村最本质的土地联系之后，往往是举家迁入城镇，成为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而此时，他们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不是如何获取城市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而是如何找到一份稳定的、能够维持家庭日常开销的实际工作。但由于本身劳动技能的缺失，缺少适应城市化、工业化的应有培训，加之城镇新增劳动力的竞争，使这些失地农民虽然身居城市，却不同程度地游离于工业化之外，在种田技能与生存本领错位的尴尬状态下靠出卖体力、做零工维持着低水平的城市生活。他们由农村到城市的社会生活空间的改变没有必然地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也不能真正实现农民变市民的二元分化消解。

离开土地的农民，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同时也体会了在城市中“高成本、低收入、无保障”生存状态下的无奈。

进城务工的农民最初感受到的是城市生活的丰富与新鲜，也体会到了从“年薪”到“月薪”的直接与灵活。但与真正的城里人相比，他们在住房、医疗、孩子入学等刚性支出方面都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他们的灵活却不稳定的工作往往是低收入的代名词，其工资往往达不到所在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这些人在没有失去土地的农民眼中，不仅实现了“一夜暴富”梦想，还“了无牵挂”地成为了城里人；而在城市人的眼中，他们是城市中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是城乡结合部廉价房屋的承租者，他们是城市人群中真正的低收入者。即便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加入“新农合”，获得“新农保”，甚至参加所在城市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一方面农利社会保险对大量进城农民来讲鞭长莫及且水平较低，另一方面虽然城镇职工保险“待遇权利”优厚，他们却难以支付昂贵的“缴费义务”；子女教育即便是享受了城市孩子的“国民待遇”，但如遇“中考”或是“高考”还必须要做一回“返乡考试移民”。养老、失业、生育保险就更难以保障，一部分小企业往往以“无法接续”为由，把本应企业缴纳的全部或部分保费，以“薪酬”的方式付给这些农民工。而由于政策不清楚、居留时间不确定、家庭收支难以平衡等因素，使进城农民工缺乏以“个体身份”参加城市企业职工保险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在城市生活中被许多偶然性困扰，其中最恐惧的三件事便是：家庭遇大灾、家人得大病和孩子上大学。

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必须树立的几个观念

这么大规模的农民失去土地，不仅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且因其地域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而表现出显著的中国特色。国外没有现成的做法可以借鉴，国内尚没有成熟完善的经验可以推广。如何解决好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需要对问题本身的准确认识、把握，更需要观念上的不断更新和创造，才可能推动方法、手段和实践上的不断进步。

必须坚持以城市保障的思维解决失地农民社保问题。

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城市化无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流动，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要素将重新优化配置，利益格局将重新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农民生活方式也将随之改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工

业化的关键阶段，城市化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必须把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置于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放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来把握，当做一项关系数以亿计人口的重大改革来对待。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不至于大量积累失地农民保障的社会问题。从方向上看，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无外乎三条路可走，一是回归农村社会保障。这显然走不通，首先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尚处初创阶段，虽然投入成本少，但保障水平低，保障能力弱，如果没有土地的收益作基础，根本无法维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二是探索构建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城市虽然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但都因统筹层次低、大数效应不明显、个性化问题突出等问题，缺少推广的价值。虽然有些地方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但总体上看只能是作为“农保”向“城保”的一种过渡性尝试。三是把失地农民有条件地推向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从实践层面来看，这既符合城市化的总体要求，又能够高层次统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实现这种保障必须要满足相关的条件，首先是打破户籍的限制，其次属地政府或相关土地受益方对失地农民参与城市保障必须要给予稳定必要的资金支撑。

必须树立失地农民是重要资源的观念，发挥好他们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进城打工的不都是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却是最彻底地离开土地的农民。整体上看，他们的文化层次虽然不高，但却足以应付以手工为主的简单劳动。他们数以千万计，来源充足，薪酬水平低，足以起到平抑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将长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资源就要合理配置，就要有序开发，而配置开发劳动力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

必须树立政府主导观念，在统筹兼顾的同时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要积极推行先保障后征地的做法，在合理补偿土地征用费用和安置费用之后，必须把土地的保障功能以另外一种保障方式予以体现。而在这一过程中，不要期望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彻底解决，政府必须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既是后发式现代化过程的通则，也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诸如要通过改革户籍政策，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保障时有合法的身份；要通过充足的资金预留和农民自主缴费，来保证他们在参与高层次的保障中尽到缴费义务；要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新岗位的技术能力和业务素质，以获得足以支撑高水平保障的工资性收入。社保经办部门要为失地农民参与城保尽可能地降低门槛，为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参与大社保创造条件，等等。

必须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推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有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农民丧失生产资料是长期的，在制度设计上也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应及时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重点解决好征地补偿与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的衔接问题，使之与现实情况相适应，增强可操作性。要鼓励地方政府出台适应本地经济社会水平的地方性法规，重点不应该是为这部分人构建一整套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是构建好失地农民“宜农则农、宜城则城”的社会保障过渡通道，做到既要保障基本，又不超前保障。

积极探索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长效机制

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采取综合性措施，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在政策制定上，要着力构建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机制。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对失地农民给予合理的补偿，进一步完善补偿方式，扩人农民按需求自主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完善土地征用补偿的方式方法。尽快修订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征用制度的规定，坚持适时适度提高补偿标准，使失地农民能够在合理变化的动态中分享到土地快速增值带来的收益。规范各级政府行为，约束公共权力，坚持依法行政，确保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可靠的基本保障。要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序顺畅的转换机制。失地农民大多生活在城市近郊或市区，所以，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一致。今后征用土地，应逐步实现对失地农民实行城乡统一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养老保险向城乡统一养老保险过渡阶段，对保留农村户籍且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应该有权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减轻他们的投保压力，为将来城乡养老保险接轨做准备。抓紧研究农民工在城镇参保与“新农保”之间的具体衔接转移办法，有效保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制度，通过向征用方额外提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补充养老保险提高标准资金不足，以及解决历史遗留等问题。要建立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大力推进村务公开制度，把村级集体土地征用作为村务公开的必要内容，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交易全过程，加强对交易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处置权等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利益得到有效保障。

在促进就业上，要着力拓宽增加失地农民收益的安置渠道。采取积极的保障方式，加大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力度。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开展劳务输出，实现转移就业；加强就业培训，扶助自谋职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自主创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地就近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扩大社区安置就业。

在深化改革上，要着力落实促进失地农民身份转换的各项措施。面对‘些失地农民已成为怀揣“身份证”走天下“流民”，给社会控制和管理增加难度的实际，必须抓紧解决好他们的身份转换问题。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障碍，使失地农民在子女入学、就医、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市民相同的待遇；要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促进土地流转，使失去部分土地的农民早日离开无法保障生存的土地，离村离农进城务工；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社会管理，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掌握思想动向，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使广大失地农民时时处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失地农民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其“生计代价”为小康社会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同时，因为这个群体如此庞大，分布如此广泛，所处的经济社会条件如此不同，所以，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都应该也必须是一个开放式的时论，其目的就是力求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尽快形成共识、有所作为。特别是在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群众对政府给予了太多的理解，政府必须对失地农民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实惠。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更伟火也更深刻的变革，那么，需要的不仅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智慧，更需要社会全体成员同舟共济的勇气。

作者：张金荣 姜治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