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专科高等教育论文

2022-04-16

摘要：在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界曾尝试过多种不同的高等学校系统模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民国时期专科高等教育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民国时期专科高等教育论文篇1：

图书馆馆藏印章佐证武汉音乐学院多源汇流的校史

摘要：作为图书馆的图书印章，不仅是馆藏图书的文化符号，更具有法定的职权凭据。一所高校图书馆图书馆藏印章的变化，能够立体呈现学校的校史变迁。在武汉音乐学院发展历程中，图书馆几乎囊括了我国中南地区由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的全部音乐书谱及音乐音响资料，包括特别珍贵的是部分老唱片及音乐古籍文献。文章以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图书印章的半个多世纪的汇聚，映证武汉音乐学院多源汇流、不断壮大的办学历程。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藏图书印章；办学历程

执笔者简介：孙晓辉（1968～），女，文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8-22

图书印章是机构或个人的藏书标志。作为图书馆的图书印章，不仅是馆藏图书的文化符号，更具有法定的职权凭据。一个高校图书馆图书馆藏印章的变化，能够立体呈现学校的校史变迁。在学院发展的历史中，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几乎囊括了我国中南地区由建国前遗留下来的及建国初期的全部音乐书谱及音乐音响资料，包括特别珍贵的是部分老唱片及音乐古籍文献。本文即以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图书印章的半个多世纪的汇聚，说明这一所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享有盛誉的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多源汇流、不断壮大的办学历程。

一、民国时期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图书存留

1920年4月成立的“武昌美术学校”，校舍在武昌芝麻岭（今武昌解放路中段）。1923年8月，更改校名为“武昌美术专门学校”，迁址水陆街旧提学使署。20年代末改名为“武昌美术专科学校”。1930年1月，改称校名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并向湖北省教育厅办理重行立案手续。学校设艺术教育科与艺术师范科，此二科内皆设有图画音乐组。1938年学校惨遭日军狂炸后，校长唐义精先生带师生及教学设备、图书辗转从水路西迁至四川江津县德威坝艰苦办学。1938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武昌艺专申请复员迁回武汉，在汉口市郊赵家条复课办学。1949年5月，因无力办校，被中原大学中南文艺学院接管，师生70多人入中原大学文训班并筹建中原大学文艺学院。

1949年5月下旬，中原大学文研室和文工团南下，正式进驻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体专校址），接管了武昌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和武昌私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原大学军管会代表穆毅等在汉口赵家条接受了武昌私立艺专的图书和档案。据王惠华老师编写的《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史》（未刊稿）载：“1949年7月，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接收武昌艺专图书馆移交图书4858册，国立体专图书馆移交图书2520册。”

图1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私立武汉艺术专科学校图书印章之一

图2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私立武汉艺术专科学校图书印章之二

二、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暨中南文艺学院的馆藏

1949年6月奉命成立中原大学文艺学，崔嵬任院长，俞林任副院长。下设音乐、戏剧（舞蹈组）、美术三个系及创作组、文工团，7月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8月创建图书馆。据王惠华老师编写的《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史》（未刊稿）载：“1949年8月，（中原大学）调本院文工团员计琨、职琴琪二同志在老大礼堂楼上（原国立体专图书馆馆舍）创建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图书馆。”

1951年9月，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正式脱离中原大学，改名为中南文艺学院，直属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领导。

图3-6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系列图书印章

图7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中南文艺学院图书印章

1950年5月4日，湖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乐器专修科合并来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由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系主任林路前去长沙迎接湖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其前身为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乘船来汉，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部分师生前到武昌江边码头迎接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老师学生加入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据王惠华老师编写的《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史》（未刊稿）载：“1950年5月，湖南音专并来本院，接收湖南音专图书馆移交图书3095册。”

图8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印章

图9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印章

（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曾一度合编入湖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

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创建于1947年，是民国后期华南音乐教育中心之一。1946年8月，湖南省主席王东原邀胡然回湘筹建音乐专科学校。1947年3月，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正式呈准南京教育部备案。6月，胡然聘定不少国内外音乐专家及知名人士任教，购置大量器材，校址选设在水陆洲木枒槎。1949年8月长沙解放，10月5日，湖南省军管会决定将湖南音专合并到湖南大学文艺学院，成立湖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1950年3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湖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乐器专修科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合并。全系大部分师生员工及所有教学器材全部迁移武汉。所示湖南大学音乐系汇入中原大学教学人员、器材和图书、唱片清单选：

图10 湖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学系（前身为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及音乐专修科合并

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情形（武汉音乐学院档案号1-1950-xz11-001）

三、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藏

195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院系调整。1953年6月，在中南局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中南文教委员会、中南文化局直接领导，成立“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建校委员会”。中南文艺学院委派穆毅等前去广州迎接广州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师生以及随行的器材图书。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的器材和图书随火车北上武昌，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学生黄容赞、梁、杨大德3人随车押运。同时，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师生也乘火车前来武汉，参与创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9月10日至10月2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广西艺专两校师生百余来汉，集中于中南文艺学院校园内。任命校长为程云。1953年11月19日，中南音专成立举办开学典礼，中南地区音乐教育精英力量大结集，正式成立中南地区唯一的音乐高等教育机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在整合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和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图书之后，原中南文艺学院图书馆正式改名为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

据王惠华老师编写的《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史》（未刊稿）载：“（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广西艺专、华南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三校合并分别建立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接收广西艺专合并来的图书567册，华南文艺学院图书6037册，中南文艺学院音乐系资料室图书3095册，中南文艺学院图书馆图书37022册，总计46721册。”随后，“将广西艺专、华南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三校合并的图书分配给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23024册，中南美术专科学校20357册，中南文化局3340册。”

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由三部分音乐力量整合而成：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以及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香港中华音乐学院的部分进步教师。1949年10月底11月初，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由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接管。1950年1月24日，由叶剑英、赖传珠署名的广州军管会命令：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组为华南人民文艺学院，院长欧阳山，隶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教厅，校址设在广州市光孝寺内。原香港中华音乐院除少数人员北上去北京，其余的大部分人员参加接管，并到华南人民文艺学院音乐部工作。

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肇始于1940年的广东省艺术馆（韶关市郊塘湾），年底，广东省艺术馆更名为省立广东艺术院。1942年，广东省立广东艺术院更名为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址越秀山。

图11-12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广东省立艺术院图书印章

图13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图书印章

广西艺术专科学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38年桂林师资训练班，内分音乐、美术两组。1940年8月，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改名为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1946年2月，艺师班与私立桂林榕门美专合并，正式成立了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满谦子。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学校的美术科、音乐科分别并入“中南美专”与“中南音专”。

图14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广西艺术省立艺专图书印章

图15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印章

图16 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和湖南大学图书印章的重叠

四、湖北艺术学院时期的图书馆藏

1956年5月，由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与湖北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合并组成武汉艺术师范学院。1958年湖北省委决定建立湖北艺术学院，8月，“湖北艺术学院建校委员会”成立，同年10月11日，原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与武汉艺术师范学院合并组建为湖北艺术学院。

据王惠华老师编写的《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史》（未刊稿）载：“接收、整编武汉艺师合并来图书9492册，中南音专课余小学交来图书39册。”1958年，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汇入我校，成立湖北艺术学院。

图17 华中师范学院音乐系移交图书清单

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在1903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1871年创办的文华书院，1924年改名为私立武昌华中大学）、1912年创办的私立中华大学、1949年创办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1951年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华中大学音乐科并入华中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并由原湖北省教育学院音乐科、私立华中大学教育系音乐组及海南师专音乐科合并而成。系主任陆华柏，系址选在武昌昙华林城外。1958年该院音乐系与中南音专合并扩建湖北艺术学院。

图18-19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私立武昌华中大学音乐组、华中大学音乐组图书印章

图20-21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华中大学图书印章

1956年合并组成的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的另一之音乐力量是湖北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1949年10月，在原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基础上筹建的湖北省教育学院（湖北大学的前身）正式成立，设有音乐科，江定仙、喻宜萱等在此执教。1953年，1956年前后改名为湖北师范专科学校、武汉师范专科学校。1956年将湖北师专的音乐、美术两个短训班分出，与华中师院的图画、音乐两系合并，组建成立武汉艺术师范学院。

图22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湖北省立武昌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图书印章

（1949年，湖北省立武昌师范学校与第一、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改组为湖北省教育学院附属师范部）

图23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

（1956年5月由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与湖北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合并组成）图书印章之一

图24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之武汉艺术师范学院图书馆印章之二

图25-27 湖北艺术学院图书馆印章和音乐系资料室印章

五、武汉音乐学院时期的图书馆藏

1984年11月15日，湖北艺术学院向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湖北艺术学院音乐部分与美术分部独立建院的报告》和《关于将湖北艺术学院分成“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的情况说明》。1985年5月13日，湖北省政府经研究，“同意将湖北艺术学院音乐部分、美术分部分开，成立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两院的专业设置、学制暂维持现状。”至此，学院正式定名为武汉音乐学院，是中南地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办学特色突出的高等音乐学府。

图28 武汉音乐学院学院图书馆藏书印章

除图书馆目录常用的“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印章外，图书馆还特邀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赵德义教授为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镌刻两方印章“武汉音乐学院受赠书谱之印”和“武汉音乐学院古籍特藏之印”。这两方印章质地为方形青田石，石质细腻、温润，印体厚重，印体上方为镂空衔珠雕龙，皆4厘米见方。其落笔从容，线条凝练，一阴刻一阳刻小篆，一方刻为“武汉音乐学院受赠书谱之印”，另一方刻为“武汉音乐学院古籍特藏之印”，落款为“兔年春日，德义”。其布局章法显示了雕刻家匠心独运。两枚印章文如铁石，势若飞动，阴阳互济，形神兼备、神气敦朴，可谓珠联璧合。

在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这座富藏之中，除了集结中南地区近现代音乐教育实体——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湖南音乐专科学校、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广西艺术专科学校、武汉艺术师范学校及其各自的前身，所存留积攒的纸质书谱、老唱片及音乐古籍文献外，不同时期几代图书馆人继续辛勤地耕耘和掇采，使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作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不断地蓬勃地生长着：1953年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为52848册；1958年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为58084册；湖北艺术学院1979年藏书为99622册；截止2013年6月，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拥有馆藏中外文图书及音像资料27.98万册，其中包含音乐专业理论书籍和外文书、谱共12万余册；其它图书9万余册；音响资料近5万张（盒）；期刊（合订本）8000余册（中文6000余册、外文1000余册），还订购国内全部音乐期刊、文艺理论研究有关的纸质期刊共40余种（类），社科类 120余种（类），外文音乐期刊17种，此外，如同数字“云”的风起涌动，图书馆还增添了数据库系列：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联合目录、中国知网（CNKI）、超星读秀、国际音乐期刊（IIMP）、格罗夫音乐在线（Grove Music Online）、KUKE音乐视频图书馆等10余种电子资料，并且正在尝试远程文献传递服务、特色数据库制作、手机移动阅读、剧院在线等新型的服务模式。

图29 “武汉音乐学院受赠书谱之印”和“武汉音乐学院古籍特藏之印”

印章拍摄/ 刘夜

责任编辑：田可文

The Library Collections Seals Evidence the History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Being Convergence of Multi-Source

SUN Xiao-hui

作者：孙晓辉

民国时期专科高等教育论文篇2：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的历史变迁

摘要：在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的历史变迁中，教育界曾尝试过多种不同的高等学校系统模式。民国初期颁行的“壬子癸丑学制”保留了清末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并立的高等学校系统，然而民国中期“壬戌学制”的出台导致了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逐渐与大学相混同，直至民国后期“戊辰学制”颁行后专科学校取代专门学校和师范学院的出现，才使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避免了消失的命运。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的历史进程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应当独立设置，而不是与高等普通教育混合设置。考察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供当代中国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作为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历史变迁

所谓学校系统，基本内涵就是一个国家内各级各类学校之间如何进行组织衔接。学校系统的建构能够指导和规范一个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占据着系统顶端的高等学校部分尤为引人注目。作为我国高等学校系统建构历史变迁中的关键阶段，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是一个较为纷繁复杂的过程，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本文试图考察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的历史变迁问题，为学界深入研究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其他相关问题提供帮助。

一、民国初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

晚清新政時颁行的“壬寅癸卯学制”，建构了一个与中国传统书院体系不同的新式高等学校系统。这个系统将高等学校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了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性质的大学堂豫备科（高等学堂）、分科大学堂、通儒院、仕学馆、进士馆和译学馆，第二类包括了师范教育（Normal Education）性质的优级师范学堂、师范馆和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三类则包括了职业教育（Occupational Education）性质的大学堂实科和高等实业学堂[1]。民国成立以后，如何改革清末遗留的高等学校系统成了教育界的重要议题。1912年7月，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关于学校系统的相关决议内容为基础，教育部于1912年9月公布了新的学校系统[2]87-88。新的学校系统公布以后，教育部又陆续于1912年至1913年间补充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和学校规程，“与前项系统各有出入，综合起来又成一个系统”[3]。由于1912年为农历壬子年，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因此，这个综合的学校系统依旧例称之为“壬子癸丑学制”。按照“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高等学校系统包括了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三类，各有不同的职能[4]。

大学承担着高等学校系统中的普通教育职能，可以分为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层级。作为高等普通教育的最低层级，大学预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5]34。大学预科生修满三年学业后，“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升入本科”[5]34。大学本科是高等普通教育的中间层级，“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各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学科设置“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5]34。由于其时主政教育的蔡元培认为“文理学也”“法商农医工术也”“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6]452，因此，要求“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5]34。另外，“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5]34。大学院生不设固定的修业年限，“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5]34。由于“大学院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7]19，因此，分为哲学院、史学院、植物学院等，“各以其所研究至专门学名之”[7]19，属于高等普通教育中的最高层级。

高等师范学校承担着高等学校系统中的师范教育职能，“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8]，分为预科、本科和研究科三个层级，另设有程度略低于本科的专修科和选科两种。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修业年限一年，入学资格范围定为“在师范学校毕业，或与有同等学力者”，主要学习“伦理学、国文、英语、数学、论理学、图画、乐歌、体操”[9]137-139。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毕业后，可升入修业年限为三年的本科。高等师范学校本科对照中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教学内容，“分为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9]137。而与大学院从事高深科目研究不同，招收本科毕业生的高等师范学校研究科只是“就本科各部择二、三科目研究之”[9]137，修业年限为一年或两年。同时，高等师范学校还可以在“师范学校及中学校某科教员缺乏时”[9]138设立专修科，其入学资格与预科相同，修业年限为两年或三年。另外，高等师范学校还得为“愿充师范学校及中学校教员者”[9]138设立选科，修业年限为两年以上、三年以下。

专门学校承担着高等学校系统中的职业教育职能，“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0]50，也分为预科、本科和研究科三个层级，另附设有程度略低于本科的专修科。专门学校依据不同的性质，可分为“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美术专门学校、音乐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10]50。按照“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专门学校除本科外还设有预科和研究科。专门学校预科入学资格与大学预科同，专为本科输送生源;研究科招收本科毕业者，主要任务是对本科相关科目实施进一步研究。另外，教育部为推进专门学校之发展，曾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召开过一次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会上，福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所建议的《专门以上学校附设专修科案》得到大家认可[11]，因此，教育部于1919年4月又决定在“各专门以上学校附设专修科”[12]。

“壬子癸丑学制”出台以后，高等学校系统进行了重新建构。清末兴办的高等学堂和大学豫备科过渡为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中的经学科大学被取消，文学科大学、格致科大学、政法科大学、商科大学、医科大学、农科大学和工科大学分别过渡为大学本科中的文、理、法、商、医、农、工各科;通儒院过渡为大学院;优级师范学堂过渡为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堂实科和高等实业学堂过渡为专门学校;其余的仕学馆、师范馆、进士馆、译学馆和实业教员讲习所，或已随时代变迁而消失，或已改制为大学或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初期的高等学校系统虽然将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的地位从相当于大学预科程度提升为大致相当于大学本科的程度，但其基本架构仍然实行预科——本科——大学院（研究科）三段制，与清末的高等学校系统相比变化不大[13]212。

二、民国中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

“壬子癸丑学制”颁行以后，教育界以其多有弊端而屡次动议改革学制。该学制出台后不久，就有学者认为大学和专门学校性质相近，两者区别不过在于科目多寡而已，“则所谓专门学校者，固分大学之一科以成之”[14]。这种认为大学与专门学校区别不大的想法，与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不谋而合。1917年1月，蔡元培在教育部召开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15]25，因此，“农、工、医等专门学校，均当为改组大学之准备”[15]26。蔡元培的意见“得校务讨论会全体之赞同”[6]452，教育部为此在同年9月以《修正大学令》对此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仍设文、理、法、商、医、农、工各科，“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16]。该项规定的出台，使得高等学校系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

1921年10月，当时在国内有着巨大影响的民间教育团体——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召开了专门研究学校系统问题的第七次年会。在这次年会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学制系统草案》，并通告各省区教育会和各高等教育机关征询意见。由于当时广州地区政权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学制系统草案》并没有送交北京的教育部。1922年9月，教育部又自行召开学制会议并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同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了第八次年会。此次年会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年会《学制系统草案》和学制会议《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学校系统案》。《学校系统案》送交教育部后稍作文字修改，即由大总统黎元洪于11月1日以《学校系统改革案》名义公布。因该年为农历壬戌年，学界据旧例称之为“壬戌学制”。与“壬子癸丑学制”不同，“壬戌学制”中的高等学校系统只分为大学和专门学校两个类别[17]1。

在高等学校系统中同时承担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职能的大学分为大学校（本科）和大学院两个层级，另附设程度略低于本科的专修科。大学校为本科，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在四至六年之间，“各科得按其性质之繁简，于此限度内斟酌定之”[17]3。其中，“医科大学校及法科大学校修业年限至少五年”“师范大学校修业年限四年”[17]3。大学校“设数科或一科均可，其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校，如医科大学校、法科大学校之类”[17]3。大学院则“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无定”[17]4。另外，大学校“得附设专修科，修业年限不等，凡志愿修习某种学术或职业而有相当程度者入之”[17]4。特别是“为补充初级中学教员之不足，得设二年之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校教育科或师范大学校”“亦得设于师范学校或高级中学，收受师范学校及高级中学毕业生”[17]4。同时，“壬戌学制”还规定，“因学科及地方特别情形得设专门学校”[17]4。在高等学校系统中承担职业教育职能的专门学校只有本科一个层级，另附设程度略低于本科的专修科。专门学校的本科由“高级中学毕业生入之，修业年限三年以上，年限与大学校同者待遇亦同”[17]4，附设专修科的程度则与大学校专修科相同。

与民国初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相比，民国中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有很大的变化：

就层级方面而言，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最大变化就是预科的废止。清末民初新式高等学校系统初建之时，高等学校难以马上招收到符合要求的学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高等学校招不到合格学生的情况已得到改变。“壬戌学制”为此废止了所有高等学校的预科，高等学校不再承担中等教育的任务，从而减轻了高等教育的负担。这与当时世界各国“提高中学程度”“不设大学预科”[18]的潮流也是相吻合的。在预科废止的同时，原有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的研究科也被取消，其本科后教育统一由大学院承担，高等学校系统由原有的预科——本科——大学院（研究科）的完整三段制变为了另外附设专修科的本科——大学院的变相三段制。

就类别方面而言，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允许单科大学的存在，使得大学与其他类别高等学校出现趋同倾向。原先在高等学校系统中承担师范教育职能的高等师范学校已经在“壬戌学制”中消失，“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17]4，使得高等师范教育完全纳入了大学系统中。而“依旧制设立之专门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17]4，进一步模糊了1917年《修正大学令》以来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差异。正因如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高师改大”和“高专改大”的风潮，“各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多升格改为大學或师范大学”[19]，致使高等师范学校全部消失，专门学校的数量亦大幅度减少。

三、民国后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学校系统进行改革的意图一直存在。1928年5月，蔡元培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20]93-96。该整理案仍然以“壬戌学制”为基础，但在技术上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改进。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作为深化《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的指导。1929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和《专科学校规程》。1931年3月，教育部又重新公布了《修正专科学校规程》。1931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根据这一系列法令，高等学校系统分为了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两类。依据这一系列法令建构的学校系统，依照旧例称为“戊辰学制”。

根据《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规定，在高等学校系统中承担普通教育职能的大学分为本科和研究院（所）两个层级，并附设程度略低于本科的专修科。大学本科“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21]为宗旨，“入学资格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22]84，修业年限为四至五年。大学“分为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22]84。同时，“大学为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起见，得依大学组织法第八条之规定，设研究院”“独立学院得准照本规程各条之规定设置研究所”[23]6。大学研究院分设文科、理科、法科、教育、农科、工科、商科和医科研究所，“凡具备三研究所以上，始得称研究院”[23]6。另外，“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得分别附设师范、体育、市政、家政、美术、新闻学、图书馆学、医学、药学及公共卫生等专修科”，“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合格者”，“修业年限为二年或三年，但医学专修科于三年课目修业后须再实习一年”[22]90。

依据《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的规定，在高等学校系统中承担职业教育职能的专科学校不区分层级。专科学校“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24]116-117为宗旨，“入学资格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经入学试验合格者”，“修业年限为二年或三年”[24]117。专科学校分为甲、乙、丙、丁四类：甲类包括有矿冶、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河海工程、建筑、测量、纺织、染色、造纸、制革、陶业、造船、飞机和其他关于工业之专科学校，其中设两种以上专科者可以称为工业专科学校;乙类包括有农艺、森林、兽医、园艺、蚕桑、畜牧、水产和其他关于农业之专科学校，其中设两种以上专科者可以称为农业专科学校;丙类包括有银行、保险、会计、统计、交通管理、国际贸易、税务、盐务和其他关于商业之专科学校，其中设两种以上专科者可以称为商业专科学校;丁类包括有医科、药学、艺术、音乐、体育、图书馆、商船和其他不属于甲、乙、丙三类之专科学校[25]。

尽管直到1936年仍然有北平师范大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存在[13]229，但独立的师范大学已经从《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颁布伊始就在政策体系中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只有“为补充初级中学教员之不足，得设二年之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教育学院，收受高级中学及师范学校毕业生”[20]93。大学和独立学院中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不直接以培养中等学校教师为目的，其政策导向并不利于独立性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从而影响了这一时期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抨击[26]。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教育部先后于1938年8月和1942年8月公布了《师范学院规程》和《修正师范学院规程》，使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系统又重新增加了专门的师范学院类别。

按照《师范学院规程》的规定，在高等学校系统中承担师范教育职能的师范学院分为专修科、本科两个层级，并另附设师范研究所。“以遵照中華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养成中等学校之健全师资为目的”的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之得分男女两部并得筹设女子师范学院”，“入学资格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生经入学试验及格者”[27]10。师范学院专修科“修业年限三年期满考试及格并经教育部覆核无异者由院校授予毕业证书”[27]10，本科“修业年限五年期满考试及格并经教育部覆核无异者由院校授予学士学位”[27]10。同时，师范学院“得附设师范研究所招收师范学院毕业具有研究兴趣或大学其他院系毕业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之中等学校教员，研究期限二年，期满经硕士学位考试及格者授予教育硕士学位”[27]11。

为了扩大中小学师资数量，师范学院还开辟其他途径进入本科和专修科作为补充途径：首先，师范学院“得设第二部，招收大学其他学院性质相同学系毕业生，授以一年之专业训练期满考试及格经教育部覆核无异者由院校授予毕业证书”[27]11，其程度与本科相等;其次，师范学院“得设职业师资科，招收专科学校毕业生授以一年之专业训练期满考试及格经教育部覆核无异者由院校授予毕业证书”[27]11，其程度与专修科相等;再次，师范学院“得附设初级部，招收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生，予以三年之学科及专业训练期满考试及格经教育部覆核无异者由院校授予毕业证书”[27]11，其程度也与专修科相等。另外，师范学院还可以开设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和小学教员进修班，供在职教员进修学习，发给进修证明书[27]11-12。

民国后期各种相关组织法和规程的出台，弥补了民国中期高等学校系统的不足之处。经过调整后，专科学校代替了有意向大学转型的专门学校，独立的师范教育也重新出现在高等学校系统中。为了改变民国中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不尽合理的情况，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重新建构了一个包括大学、专科学校和师范学院的高等学校系统。尽管后来国民政府和教育部曾数次修改相关法规，但这个高等学校系统基本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四、余论

自“壬子癸丑学制”的颁行开始，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就处在不断更迭的过程当中。学校系统的建构是高等教育实施的基础，对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明确了高等学校的类型、层次和学习年限，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层面的规范和保证。正是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使得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根据1948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当时有国立大学32所（其中师范大学1所）、私立大学27所，涉及京、平、穗、镐、沪、浙、皖、赣、湘、鄂、渝、川、津、胶、豫、晋、甘、闽、桂、贵、滇、沈、台、吉、鲁、苏等26地;国立独立学院22所（其中师范学院9所），省立独立学院26所（其中师范学院5所），私立独立学院31所，遍及湘、鄂、桂、贵、滇、甘、渝、吉、苏、沪、赣、沈、川、冀、镐、陕、平、皖、鄂、津、闽、穗、台、新、鲁、浙、京、豫、粤、港等30地;国立专科学校22所（其中师范专科学校4所），省立专科学校36所（其中师范专科学校7所），私立专科学校22所，遍布京、平、浙、沪、闽、渝、川、甘、康、鄂、津、辽、苏、赣、湘、晋、镐、桂、穗、粤、滇、豫、皖、沈、台、宁、陕等27地[28]。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不仅直接为国家和行业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人才，更间接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也存在某些问题。虽然教育界试图通过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给高等教育带来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显然难与此相匹配。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与高等普通教育混合设置的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在中国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现象，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更能够适应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实际需要。“壬子癸丑学制”没有明确区分大学和专门学校培养目标，使得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壬戌学制”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允许单科性大学的存在，由此引致高等师范学校的消失和专门学校数量的迅速减少。好在“戊辰学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修正，专科学校代替专门学校和师范学院的出现解决了高等学校系统建构不合理的状况。总而言之，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系统在制度设计上依然有待继续改进。

我们今天在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如何建构一个合理的高等学校系统值得深入探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希望在高等教育领域能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不断进行高等学校系统建构的理论思考并付诸实践。在民国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过程中，既有许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也有许多不应重蹈覆辙的教训。当代中国高等学校系统建构时所面临的问题与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时所面临的问题有相似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与专业院校、师范院校并立的高等学校系统随着高校合并风潮已经被打破，专业院校和师范院校纷纷合并成综合性大学。借鉴民国时期高等学校系统建构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高等学校系统的建构会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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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蒋致远.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M].台北：宗青图书公司，1980：519-527.

Key w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istorical changes

（責任编辑：杨波钟昭会）

作者：梁尔铭

民国时期专科高等教育论文篇3：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历史考察及波动原因分析

摘要：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1912年到2005年，其教育质量出现了三次大的波动，分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扩招时期，波动幅度最大的是1949年—1980年间，教育质量一波三折，在1970年左右跌入最低谷。解放前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解放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政策、高校扩招和教育经费不足。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波动；原因

作者简介：张燕（197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农业大学科技师范学院2005级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高等职业教育。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历史考察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般有两种分期方式：一是直接按历史的分期,分为民国时期（1911年—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年—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年—1958年）、“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改革时期（1976年—1998年、1999年—至今）；二是按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阶段来分期，分为中国近代专科教育制度的肇始（1860年—1900年），民国时期专科教育的拓展（1910年—1940年）、新中国专科教育的嬗变（1949年—1998年）、扩招时期（1998年—2006年）。

本研究参照第一种分期方法，分三个阶段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波动，其间的社会动荡时期，则是通过分析高等教育发展来体现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波动。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高等专科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专科教育制度形成于《壬寅—癸卯学制》颁布之后，如高等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和医学堂等。这时期的专科学校制度借鉴日本经验，基本适合当时的国情，专科特点突出，“课程门类齐全，注意吸收近代科学的新知识和新学科，而且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1912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13年8月，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临时国民政府公布《实业学校令》11条和《实业学校规程》七章60条，当年的学制把高等实业学校改为专门学校，程度与大学齐，内容开始强调“学术”。因当时的北洋军阀否定资产阶级新教育，实施封建复古主义教育，故1912年—1916年间，全国的专门学校由111所减至76所，专科生由39633人减至15795人，所占全部大学生的比率由98.8%减至83.9%。

1917年《修正大学令》的发布，中国大地第一次刮起了“升格风”，专科学校数量在1931年减至30所，在校生7034人，改为大学的专门学校多数质量较高，如由北京高等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合并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至今仍是大家所称道的好大学。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专科学校组织法》，1931年公布《专科学校规程》，对专科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高等学校肆意摧残，很多学校遭到严重破坏，为保存我国文化遗产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学校也纷纷往大后方迁址。当时108所专科以上的学校有94所被迫迁移或停顿，有些学校一迁再迁，颠沛流离，办学条件十分艰苦。高等学校数、教师数和学生数大幅度减少，但是，专门学校因其实用性、应急性的特点，很适合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故没有停办，且在保证其学生质量上下了不少功夫。

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迁后方的高校以恢复调整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日本锐气顿挫，后方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广大青年学生涌向后方，强烈要求学习，许多爱国志士和教育界进步人士也不遗余力呼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不得不扩大招生，并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建筑校舍暂行规则》20条。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高校以巩固和发展为主。当时条件仍然十分艰苦，但广大师生实行因陋就简的原则，坚持办学。1945年专科以上学校数为141所，教员和学生比1937年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国民党为巩固自己的政权，笼络知识分子，防止学生闹事，教育经费绝对数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加，但这种增长相对于当时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国民政府实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克扣和贪污教育经费。就连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表面数字虽增加极大，而实际拮据更甚于前。”学生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身体素质急剧下降，为了考试精疲力竭，形锁骨立，自由学习的学风受到严重压抑，根本谈不上学习质量。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遵照“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实施“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联系、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相配合、教育内容与战争生活相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工作方式”的原则，教育质量有所好转。

（二）1949年—1980年以来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采取“维持现状，立即开学”、“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比较顺利地接手了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

1950年的《学校暂行规程》和《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1951年的《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对旧中国的专科学校进行了整改。1952年《教育部工作计划要点》指出，采取短期速成与长期培养相结合，大量举办专修科，迅速为国家培养人才；积极进行院系大调整，很多专科学校被拆或并入本科院校或降为中专，各地普遍存在贪多图快，盲目冒进，忽视质量的倾向。

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一五”计划。《1953年度教育事业计划》中指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缺乏计划性，盲目性很大，而且各级学校比例不合理的现象也未能基本改造过来，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高级中学发展过少，主观力量太弱（指教育行政干部少，师资力量差，校舍设备简陋），偏重于追求数量，对于提高质量重视不够，使教育事业极不巩固，教学质量有下降的趋势。

《1954年教育事业规划》强调大力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和综合大学理科，依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更合理地调整系科和设置专业，努力提高质量。

1956年教育事业经过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后，中央提出教育落后于经济的状况必须改变，教育部因此提出了1956年的教育方针：“加快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但由于对师资和经费可能提供的条件考虑少，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可能提供的条件，致使财务、基建、劳动计划与事业计划不适应，造成了师资量少质低、校舍拥挤、设备简陋，全面紧张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教育质量。1957年针对1956年出现的问题，国务院的教育事业计划提出要“适当收缩、保证重点”，切实注意质量。

1958年，刚刚开始的“二五”计划在以钢铁产量高指标为先导的工农业“大跃进”运动中被推翻，导致教育事业的“大跃进”。“新办高等学校800所，在校学生增长2/3，大量举办了红专大学、红专学校；许多省初步建成了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决定在15年内普及大学教育。”

鉴于1958年“大跃进”的严重问题，1959年5月，中央书记会议转发教育部党组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教育事业采取了“巩固、调整和提高”的方针。可这一指示并不切合当时的要求，“大跃进”也未得以根本纠正，还推行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方针，大搞革命教育，以最快速度，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教育事业等一些错误作法，导致教育事业出现盲目冒进的混乱，浮夸之风盛行，教育质量普遍下降。

1960年提前完成了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但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高校工作陷入困境。1960年，专科学校数达360多所，因急于求成和“左”的思想，许多学校在建立和运作上都缺乏科学论证，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都极不符合要求，教育质量难以有保障。

1960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在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央文教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的《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中指出要将高等教育质量摆在第一位。

1961年在“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提高质量”政策影响下，国家开始对专科教育进行裁减，短时间内300多所专科学校下马，“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批判为‘智育第一’、‘师道尊严’；把实行严格的考试称为‘分数挂帅’；把择优选拔考试制度、提高升学率当作“、‘高考红旗’砍掉。”，教育革命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

1965年，对教育的调整精简基本结束，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教育事业重新走上有计划、稳步发展的轨道。1960年—1965年，高等教育质量出现了缓慢回升。“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建国以来质量较好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相继瘫痪，教育工作基本停顿，高校也停止了招生。1969年9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被撤销。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197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指标过高，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很快出现新矛盾和新问题。

1971年4月新成立的国务院科教组将全国417所高校调整、撤销、合并为309所，学校管理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下，以“块块为主”。1974年5月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1974年教育事业计划（草案）的通知》，指出要加强和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厂办“七·二一”大学，积极开展工农特别是上山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教育部，撤销国务院科教组。

第三、四个五年计划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谬论的流毒造成教育质量惊人下降，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大量裁减、搬迁、停止招生达5年之久，是教育的一次毁灭性灾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教育部根据修订后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要求编制了“五·五”教育事业计划（草案），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种种罪行”的教育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也提出“要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

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深入开展了拨乱反正，清理了“左”的错误思想，果断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我国经济发展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同年，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下达了1978年扩大招生计划，共计扩大招生10.7万人。1978年一年间，恢复和新建专科学校98所，当年的在校专科生达379586人，创历史最高，但其科类结构设置却不尽合理，专科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与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存在很大的鸿沟。从1965年到1980年间，高等专科教育因前些年的起起落落，加之经费投入低，没有稳定的生存环境，整个高教系统的质量在大起大落中降低。

（三）1980年—2005年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２０世纪80年代初，社会有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职业大学开始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它的办学特点突出了地方性和职业性，反映出高等教育在专科层次上新的客观需要。但我国当时的职业教育在办学层次、学制、培养人才的规格等方面都缺乏多样性，既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又因规模过小，质量和效益都难以提高。

“六五”计划中要求调整高校科类结构、专业布局和专业内容，提高大学专科比重，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

1983年《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指出：“要在发展中逐步调整好高等教育内部的比例关系，多办一些专科。”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1986年、1988年、1992年、1994年，在校专科生的数量先后突破60万、70万、110万和120万。1998年，全国普通专科学校数为428所，比1978年增加300所。

高职教育发展初期，“轻视教育公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把学校场地占用了，把好教师调走了，连教育经费也挪作他用。”1987年受19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高校纪律松弛，因师资、经费、设备、校舍等的不适应，有很多高校是硬拔、硬竖起来，有名无实。有些则是中专戴帽的“四无”学校（无校舍、无正副教授、无设备、无图书资料），计算机搞“无机教学”，严重影响着教育质量。

为改变这种状况，从1991年—1998年间，国家在很多文件上都将高职的发展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1991发布《关于加强普通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4年发布《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三改一补”（改革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高职班作为补充）、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工作方针，办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探索培养能扎根于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实用型和应用性高层次人才的新路子。

1996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明确提出，发展高职教育是调整教育结构的重要任务，要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面向基层、办出特色、积极试点、逐步规划”的方针。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决定在1997年-2000年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补助专款中划出3200万元，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不少于2∶1的配套资金重点支持15所高等职业学校的建设。1998年，教育部又提出“三多一改”（多渠道、多规格、多模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使其真正办出特色），并增拨11万个招生指标，在20个省市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大学的毛入学率由1978年的1.4%，1990年的3.7%，1998年提高到9.07%，基本理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思路。这一时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高职院校，很多地方学校办起了高职、许多县市职业学校通过合办、挂靠等形式举办了高职班，许多中专升格为高职，民办高校也在积极探索高职发展之路，出现了“高职热”。

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为使高职健康发展，决定把高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三教统筹，简称高职（高专）教育。同年，教育部投入2500万元启动了“21世纪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和建设计划”。

2000年初开始实施“新世纪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计划”，研究了高职高专的地位、作用、性质、培养目标，规范了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管理等许多方面。2001年，各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社区学院，加之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高职发展迅速。但因缺乏配套的政策保证和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收费又过高，使高职高专报考生少、报到率低，学校专业设置不能满足考生需要，教学质量令人担扰。

2002年颁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根据“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进行人才培养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重大突破。2004年颁发的《2003年-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以促进就业为目标，进一步转变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实行多样、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结合起来，加强实践教学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2004年，高职招生数已占高等教育总体的52.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2005年我国高职（专科）院校达1091所，2006年增至1147所，这样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独立学院和分校点）本科、高职（专科）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提高到8148人。

当中国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花十年、甚至几十年才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时，人们都在感叹这是个奇迹，但其内在的质量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思和争议。

2004年底，扩招后教育质量“有升有降”在研究界取得共识。2005年11月10日到12月8日, 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搜狐网站在搜狐网的教育频道上进行了一次教育满意度问卷调查。公众对“大学教育质量”的满意度仅为40.96分，68.9%的公众表示对当前大学的教育质量很不满意、不太满意。其中大学生的满意度分值（37.5分）要低于平均值。

数据来源：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全国历年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教师数、学校数，第463—46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官方网页。

（四）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波动情况总体分析

通过疏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结合相关数据（见图1），总的来说，从1912年到2005年，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出现了三次大的波动（见图2），分别是1912年—1949年间、1949年—1980年间和1980年—2005年间。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是1949年—1980年间，教育质量一波三折，在1970年左右跌入最低谷。解放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因战争原因发展不稳定，解放初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教育发展速度时缓时急，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和“反右倾”运动，使教育质量一直徘徊在低谷；２０世纪80年代的职业教育因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的调整期，以外延扩张为主，进入２０世纪90年代，逐步转化为以内涵发展为主，教育质量有所上升；接下来的高等教育扩招，高等职业教育又出现了质量下降的问题。

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波动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对教育质量波动的分析可知，解放前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本研究对此不作特别分析，对于解放后的原因分析基本上可归结为：教育政策、高校扩招和教育经费不足。

（一）教育政策的不稳定，导致高职学校发展不稳定

任何一个系统，最大的危机可能来自内部，我国的教育系统从教育政策到教材教法都存在种种弊病，但最首要的是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和首尾一贯的方向，但教育政策的摇摆不定，使得教育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无所适从。教育质量波动的波峰与波谷的出现总伴随着重大决策的出台。

1950年—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期，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教育发展有些操之过急。1953年到1965年，教育指导方针调整频繁。教育质量也跟着出现了一个小波动（见图2）。

1966年—1978年间，“三五”计划还未正式形成，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教育事业也随之陷入混乱状态，加上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教育质量直线下降。

1979年—1998年期间，国家越来越重视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中也频繁出现发展高职的字眼。1999年后，高等教育开始全面扩招，还颁布了《关于1999年新增10万高职生使用高职高专教材的通知》，然而国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又力不从心，生均教育资源连年下降，高职高专越像压缩本科，教育质量再次出现滑坡。

（二）扩招成为近几年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教育的外部关系及规律决定了教育发展速度要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但1998年以前落后于经济的发展，而在1999年之后又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发展。扩招在短时期内满足了学生与家长的需求，推迟了就业，对于拉动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也有效地促进了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但同时出现的生均教育资源不足，高校内部分工不明，“一些高校质量滑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2000年的统计，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一部分教师事实上主要从事行政、科研、办班、创收，有些高校的生师比达30：1，仪器设备套数不够，教室与实验室数不够已是全国高校的普遍问题。高等职业教育数量的大发展也随着扩招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人才培养目标模糊、办学和教学特色不明显、高职教育质量定位不准确，甚至出现学术偏移，严重影响着教育质量。

（三）教育投入不够，教育质量难以有保障

资金投入不足，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世界性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

建国初期，财政不统一，收支机关之间管理脱节；1950年—1953年实行中央统一财政，三级管理体制，专科以上的国立学校由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大行政区开支者，暂列入大行政预算内；1954年—1979年底，实行“条块”结合，“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1980年后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高等学校的教育事业经费改为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各自切块安排，分级负责。

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我国财政性经费投入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从98.3%下降到57.5%，学杂费收入所占比例却从1.7%猛增到20.7%，虽说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增加，但人民的教育费用负担却越来越重。我国的教育投资，年年宣传增加了绝对数字，如1979年为70.11亿，1981年为101亿，1982年为114亿，但实际情况是，1982年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是9.75%，1988年的相应数字是9.6%，比1981年的10.2%还下降了。1986年我国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曾经达到过3.43%，但２０世纪90年代后，却呈下降趋势，1995年跌至仅占2.41%的谷底，1999年回升到占GDP的2.79%，还是达不到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认为，校园校舍仪器设备尽管赶不上扩招速度，但问题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经费投入和师资队伍。这几年高教经费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从原来的占整个教育经费的18%上升到29%，但生均教育经费却逐年下降，还不包括物价指数问题。（如图３所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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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4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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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06-05）[2007-01-03]，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info204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