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吃的文章

2022-07-19

第一篇:汪曾祺写吃的文章

汪曾祺

论汪曾祺笔下小人物的伦理悲剧

摘要: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他的小说取材于民间,主要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他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愿望,反映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借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人生的悲凉,展示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

关键字:汪曾祺小说 小人物 伦理悲剧

引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都是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的,虽然也有悲哀,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只是让人读后感到伤感。汪曾祺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通过描写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伦理悲剧,来批判那些反人性的甚至毁灭人性的,造成心灵创伤和精神悲剧的伦理道德观念。

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的伦理道德秩序正在一步步的走向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经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的地扎根于民众的内心深处。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也追求爱情,因为对爱情的渴望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爱情能给人类的最大的精神慰藉。然而在苦难中生存的人,由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爱情对于他们总是缺失的,慢慢地脱离了正常的伦理轨道,最后只落得失败和幻灭的命运。

一、悲剧形象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因为家贫而被迫卖身,忍受着大德生米厂王老板和他的傻儿子大呆鹅的蹂躏,但自己钟情的却是王老板的小儿子,没想到她的爱意却遭到了拒绝,就连她求性的欲望也破灭了。她没有固守中国社会一向讲究的“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化思维模式,大胆地追求爱情,向阴暗死寂的生活表示质疑和抗议。但是,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中,辜家女儿岂会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在这千疮百孔的爱情中苦苦挣扎,到最后却被现实打击得粉碎,留下更为悲惨的生活。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小姐身为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在未婚夫的影响下,她也自觉地接受了一些新文化观念。不幸的是新婚不久丈夫病逝,尽管丈夫留下了不要守节的遗言,但改嫁的念头一刻也没有在孙小姐的脑海中出现过,孙小姐默默地在独自等待中死去。“珠子灯”本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在这里却成了孙小姐灵魂的枷锁,那种巨大的反讽刺意味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忧郁症》中的龚家媳妇裴云锦,因为过度的操劳家室导致一直怀不上孩子,却认为自己对不起婆家,意思整天地不说话,只是坐在家门前木然地看着日影或雨滴,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这种精神上的压迫比单纯的物质压迫更加可怕,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残忍,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还有一类小人物近乎乱伦性质的悲剧。这类小人物的形象更为尖锐、更为深刻,更具人性的深度,从而也更具悲剧的意义。这主要通过一种畸形的性爱表现出来,其中包含的不再是作者的悲悯和同情,更是质疑和批判。《钓鱼巷》中少爷和嫂子、女佣之间的性关系;《窥浴》中女老师和男学生的性关系,这些都是违背道德、不正当的,作者写出来是为了引起我们的反思。其中最具深度的是《小娘娘》,讲述了一个性与道德的主题,展示了灵与肉的冲突。明知道姑侄通奸是乱伦,是作孽,是一条不归路,但是耐不住举目无亲,世事冷漠带来的巨大寂寞、空虚与荒凉,姑侄俩为了得到片刻的温暖与慰藉铤而走险,最终带给他们的是更大的沉沦。

二、悲剧成因

1、作者的经历

汪曾祺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江苏高邮。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19岁后,汪曾祺开始踏入了残酷的社会。他19岁离开家乡去昆明考大学,开始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在西南联大虽然受到名师的谆谆教诲,学到丰富的知识,但物质上的贫困和战争年代的兵荒马乱使他逐渐发现现实生活不是诗意与美好的交织,而是充满了荆棘和崎岖。大学毕业后,他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认识,体味出人生的寂寞和悲凉。1946年秋,他离开昆明去了上海,找工作遇到了很多挫折,碰了几个钉子之后依然没有着落,这导致他的情绪很坏,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些感同身受的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在憧憬生活诗意的间隙,滋生出一种对人生,对世界的忧患意识,对问题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深刻起来。1958年,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这是因为这次经历,使他对社会下层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真切感受到了社会下层小人物艰苦的生活和人生的无奈痛苦。因此汪曾祺在小说中淡淡的叙述,冷静地表达着自己对于平凡苦难生活的体味和对平凡善良人们的悲悯。深刻的悲哀之感表明了他对这些小人物的深切的悲悯与同情。汪曾祺在小说中,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基点,把真挚的目光投向生活的的各个阴暗角落,开掘人性的虚伪、丑陋与鄙陋,使作品流溢出冷峻的色彩。面对一个个被扭曲的心灵,汪曾祺以清醒的头脑关注人性,把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从中折射出人类的生存现状,引起读者对生活的审视和反思。

2、社会背景

造成这些小人物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虽然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旧有的中国伦理道德秩序在一部部走向灭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深深地扎根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是极具影响力和破坏力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而在女性的生存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在汪曾祺描写小人物伦理的悲剧上,他更多的是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性爱--比如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向往。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同时“性”上了王家父子俩,而她真正喜欢的却是王家的另一兄弟。在《受戒》中,众所周知,小姑娘偏偏爱上了一个小和尚。这些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但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向更深层探索,可以发现,她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结语: 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汪曾祺的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但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但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让读者感到最可悲,最无奈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昆明:漓江出版社,1987.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 [3]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 [4]郭红欣.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洛阳大学学报,2007(3)

[5]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杨剑龙.恋乡的歌者——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之比较.小说评论,1996(2). [8]孟庆澍.仁爱与抒情——汪曾祺气质论,小说评论.1998(5). [9]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3).

第二篇:汪曾祺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金岳霖

整体把握:金岳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作者对老师充满敬爱的感情,本文即是这种感情真诚流露的见证。但是作者写作本文,采取了一种轻松活泼、幽默滑稽的笔法,让世人看到一个极其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金岳霖。

作者笔下的金岳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章行将结束时有这样一句话:“谁也不会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可以视做对老年金岳霖的特点的概括,也可以视做对他的一生特点的概括。

在本文中,关于金岳霖的行事大约有:

1、奇特的外貌。讲课时戴帽,帽檐压得很低;戴一副一白片一黑片的眼镜;穿一件其他教员很少穿的夹克。

2、奇特的行为举止。患眼疾,微仰着头;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在学生面前抓自己身上跳蚤;养一只大斗鸡,同一桌吃饭;搜罗大梨、大石榴,与小孩比赛。

3、独特的教学风格。有时一上课就宣布穿红毛衣的女生回答问题,致使女生们紧张而兴奋;面对学生们提的各种问题,他都回答;开选修课,师生平等对话,上课时与王浩探讨问题,旁若无人。

4、对专业理论的独特理解。学生觉得逻辑枯燥,但他觉得“很好玩”;沈从文给他出“小说和哲学”的讲题,他却得出结论说二者没有关系,可见他对专业理解的严格,又缺乏变通,不给学术沙龙东道主的面子。

5、对友情独特的珍惜。对学生很爱护,林国达死了,他在课堂上表现出悲哀;林徽因死后,别人都忘记她了,可他还记得林的生日。

6、对生活独特的热爱。喜欢与孩子相处,做孩子的游戏;老年时,坐在平板三轮上逛王府井大街,以示接触社会,观察生活。

总的说来,金岳霖具有特殊的性格、特殊的外貌、特殊的言行,他的性格较为复杂,在学术上聪明过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谙世故,头脑单纯;他待人真诚、坦荡,但学生觉得他很可笑。他一心只想学问之事,以致对社会人事的感受理解与众不同,于是从内心到外表都特立独行,没有想到要从众从俗,也正是这种孤独精神和单纯心理,才使他静心做学问,成就了他的学问品格。

另外,本文语言也很有特色。汪曾祺是当代著名作家,其散文别具一格,经历了一辈子的写作训练,培养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平实而有韵味。这种韵味有点像巴金的《小狗包弟》,自然而然,少造作。本文的语句都很短,描叙性和议论性的语言都很精粹,辞达而已,不事夸张,但都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本来面目,表达了作者的本意。这样的语言粗看不见精彩,须细味才见功力,如描写金岳霖对学生讲《红楼梦》里的哲学时有一插曲:“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事件、情境本身就很有趣味性,作者只是照直说来,并没有过多的精雕细琢,但留有阅读品味的余地。又如描写金岳霖与朋友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这些语句中间没有可有可无的文字,也许老作家行文至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具有感染力的简洁而畅达的文风已经凝聚在字里行间了。

问题探究 1 作者为了使文章生动活泼,写人时用了什么笔法?

作者对金岳霖的描写是漫画式的。漫画笔法,可以是讽刺的,也可以是亲切热情的。本文表现为后一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幅夸张了的人物漫画,其实并不是作者想有意地或人为地夸张,而是人物本身就具有夸张性的特点,作者只要照直写来就自然生动活泼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只写直观印象,并不像平时见到的写名人的文章那样郑重其事,非写出人物的深刻性、崇高性不可;作者写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印象、感性、趣味的特点非常突出。

2 文章在剪裁布局方面有什么特点?

为了使文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了使表达生动活泼,本文在剪裁布局上似乎有一番认真思考。作者先写金岳霖的外貌,后写其行为;同时又先写课堂上的金岳霖,后写生活中的金岳霖。作者把最深的印象写在前面,把一般的印象写在后面;把最重要的材料放在前面,把次重要的材料放在后面。文章还隐约按时间安排材料,由远及近地描写人物,先写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后写解放后的金岳霖,体现一种历史的纵深与跨度。

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西南联大怎样的校风、学风?

(1)宽容个性。教师们充分地保留了各自的个性,金岳霖只是“很多有趣的教授”当中的一个,他外貌、言行奇特,无人干预。

(2)思想自由。闻一多可以在公开场合大骂蒋介石。

(3)学术气氛很浓。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战事频仍,纷扰不断,但西南联大教学秩序井然,师生们致力于学问、学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后来许多联大毕业生学有成就,都应归功于联大的办学方针和校园学习风气。

4 如何看待文中出现的“闲笔”?

文章在描写金岳霖的穿着之后,展开联想,写到了闻一多和朱自清的穿着,以及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的情景;再往后,写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展开联想,写到王浩“现在成了洋人”,与作者仍有来往。这两处描写,都是由“本事”言及“他事”,与金岳霖不甚相关,但又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按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法则来说,这种“闲笔”是犯忌的,但汪曾祺写散文常有这种“闲笔”,并无人提出批评,倒是显示写作的个性,表现了老作家特有的文风。

5 本文的当代阅读价值何在?

金岳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学术界不少人都写文章称赞他的学术思想,肯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汪曾祺则把生活形象、师表形象留给广大读者,留给历史,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再有,金岳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凭借老作家汪曾祺的写作才华,写出来自成一篇有特色有趣味的散文佳作,供后人长久阅读,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另外,文章涉及西南联大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也有史料价值。

有关资料

一、关于金岳霖(周礼全)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

二、

四、

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论道》和《知识论》

第三篇:汪曾祺评论

汪曾祺

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随意漫谈

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第四篇:汪曾祺论文抒情特征论文:试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特征

汪曾祺论文抒情特征论文:试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特征 摘 要:汪曾祺的小说具有“诗化”、“散文化”的显著特征,在这些“形散而神不散”的小说中,作者所抒之“情”便成为小说的内在“线索”。叙事之中有抒情,用抒情的笔调来叙事是他一贯的追求。通读汪曾祺的小说,便会发现作者的抒情是借助了多种手法来实现的,正是这些手法的运用使他的小说独具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抒情特征

汪曾祺是一位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以短篇见长,文体上同时兼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小说淡化故事情节,常运用散文、随笔的笔调,向读者述说优美动人的故事。因此,抒情成为他的小说的一大鲜明特征,他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大都带有一点抒情色彩”,称自己“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他的现实主义为“抒情现实主义”。①

汪曾祺生活在一个极富艺术气息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受到慈爱的祖父和多才多艺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他无形中养成一种“名士气”。他从小便有了一颗善于发现美、领悟美的敏感心灵,使得他对生活更多的怀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汪曾祺曾被划为“右派”,境遇颇为不顺,但他用“随遇而安”来解释自己能够支撑过来的原因,并且还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②

这种生活经历以及因此而养成的人生态度,使他在创作时自然而然的运用了抒情的笔调去发现生活的美,诗意的人生。他要让他的小说“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③从这种创作态度出发,作者或抒发对自然、人性的赞美之情,或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但他总是在“情”与“景”与“境”的融合中去抒情,使感情显得含蓄而温婉。

针对汪曾祺在小说中散发出的这些抒情色彩,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归纳和论述其小说创作中的抒情特征:

一、“童年视角”下的情感注入

“文章淡淡忆儿时”,汪曾祺文学的创作大部分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他甚至说“一切文学达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④从这种创作观出发,他的小说常常采用了“童年视角”的叙事立场,使文章蕴含的感情显得含蓄而凝练,隽永而意味深长。

所谓“童年视角”就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借助于儿童眼光,用儿童独特和好奇的感受去表现我们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这种叙事手法的好处在于“保证作品既不失客观真实色调,又能揭示事物的本质面貌” 。⑤

在“童年视角”的运用中,《受戒》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里,作者的叙事采用了童年视角,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也都表现出了天真、纯洁的儿童眼光。

《受戒》中,作者是以小明子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角

度完成对全篇的结构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是以小明子的角度来叙事的。作者通过他描写了在去“菩提庵”的路上所看到的景象,与小英子的初次相遇的情形以及菩提庵中的和尚们的世俗生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又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将善因寺的里里外外和明子受戒的过程展现出来的。在小明子和小英子的眼中,菩提庵不过是一个童年游玩的好去处,那里面没有禁忌,没有约束,人性在此间得到了自由伸展。正是因为汪曾祺运用了童年视角,他才能将一个人生之梦写得如此温暖纯净,如此让人心醉。

当然,汪曾祺并不是一味地专注于桃花源般的诗意描写,同样是采用童年视角的小说,《黄油烙饼》和《虐猫》就比《受戒》和《大淖记事》多了一份沉重感,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在“文革”题材的《虐猫》中,作者将当时的社会大事件只作为背景,以童年视角讲述了几个儿童童年时期的荒唐闹剧。小说篇幅很短,主要是描写他们怎样“虐猫”,只在开头和结尾加入了李小斌爸爸的遭遇和结局。猫之于这几个儿童犹如李小斌父亲之于那个疯狂的社会。汪曾祺以童年视角来审视那个特殊历史年代,他把那个特殊时代的场景嵌入到孩子的眼睛中,以孩子天真的眼光和幼稚的心理与那个特定年代历史场景之间形成巨大落差。这类小说因为童年视角的采用,作品题材即使压抑,仍能让人感觉出行文的轻松随

意,但掩卷之后,我们不禁体会到作者难言的悲痛和控诉。

总之,汪曾祺通过“回忆”,以一位过来人的角度把现实生活通过儿童简单、朴素、纯真的心灵加以反映,使小说似乎只是将事物表面的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但读者通过阅读,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发掘这种隐藏在表面现象中的真实,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能更真切地体会事情的本质,作者所寄予的感情也在这种表面的平静下激荡着汹涌的暗潮。

可以说,汪曾祺作品中寄予的感情在“童年视角”的运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二、“风俗画描写”中的情感表达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情、景是合而为一的,写景既是写人,写人也是抒情。当他擎着《受戒》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一方面是小说中那种久违的“别一种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另一方面,他的那种清新隽永、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不禁让人们惊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可以说,汪曾祺在创作中常常是把感情的抒发融入到对故乡风俗画的展示,对故乡自然景色的描写中的。汪曾祺从小就喜欢东走西看,放学回家一路上的景象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他爱看风俗画、喜欢读讲风俗的书,还爱读竹枝词,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并说“小说里有些风俗画的成分,“是很自然的”。

⑥

可以说,作者对故乡苏北地区的风土人情是烂熟于心的,当重返文坛后压抑已久的创作激情涌入笔底时,他不经意间就将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融进了故事、人物,一切都显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于是,对于风俗的描写与展示就成了作者抒情的另一手段。

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淖记事》,小说开篇以地名入手,先写“淖”字的由来,接着叙说其周边人事,有对“鸡鸭炕房”、浆坊的描写,有对锡匠们的生活的表现。特别是对轮船公司东头那群挑夫的生活尤其是婚俗,作者更是不惜笔墨:

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作者在此以这种风俗的展示是要说明什么呢?在文中,他还写到正因为这种风俗,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但他又跟了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我们不妨再看他的另一篇小说《薛大娘》,作品描写了

一位以给青年男女拉关系为“副业”的薛大娘,她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并且把自己也“介绍了出去”。她的行为让人瞠目结舌,但她仍旧毫不在乎。文章结尾,作者加了一段议论性的结尾:“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由此,再联系《大淖记事》中的风俗,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人性健康的向往、对合乎自然的感情的讴歌!

汪曾祺正是通过这种“直奔故乡”的手法,将他对人物的感情、生活的感悟放在了“故乡”这一大背景下来展开,通过对故乡的自然景色、乡风民俗的展示,表达对人情人事的追忆与怀念,抒发对故乡的挚爱与眷恋。

三、情感“和谐”的美学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是抒情的,但是他所抒发的这种情感是含蓄而隽永的,是“节制”的,这与他的“和谐”的审美理想是分不开的。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种和谐是人际关系的和谐、风土民情的和谐、生活状态的和谐。在作者眼里,“和谐”是一种审美观,一种文化观,但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心境,一种在对世事体认基础上形成的生活心态。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作者的感情在抒发之前往往经过了净化。

作品中无论题材是“悲剧性”的还是充满“欢乐”因子

的,汪曾祺处理得当,“悲”“喜”交织,“苦”“乐”交融,在含蓄而节制的叙述中显露出作者的爱憎。他笔下的人物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于是,民间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笔下充满了趣味,俨然成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小说《受戒》,是反映旧社会的,但相比于其他诸如“五四”时期乡土小说描写旧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汪曾祺则认为“旧社会也不是没有快乐的”。他自己说《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⑦它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

在一些即使是过于悲伤、阴暗的作品中,他也会用他特有的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自有一番坐观云起的达观。例如在《故里三陈陈泥鳅》里,他主要讲的是陈泥鳅的扶危济困和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情谊,而将小人物生活的艰难隐藏于这种感情之下,通过阅读,读者更多的感受到的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间的温暖。

在《岁寒三友》中,作者更是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描写到了极致。朋友之间的和衷共济才是作者要表现的主题。“那浓厚温馨的人情美、人性美,足以使冷中生暖,暗中闪光,平中出奇,给人以生的信心、活的愿望”。⑧

“可能源于对小说风土人情的关注与热爱,力图审美而

不是审丑,成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主要观察点。„„他总是在极力回避,即使对丑恶的鞭挞也不是尖利的,明确的,而带着浓厚的‘温柔敦厚’气息,很好的继承了沈从文行文含蓄冲淡的风格。”⑩

总之,受到“和谐”的创作观的影响,汪曾祺在小说中的抒情是含蓄的、冲和而平淡的。

四、结语

汪曾祺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爱人”思想,表现了其重人情、对“人”的关心、尊重和欣赏的朴素的人道主义。他以一颗仁爱之心来体察这个世界,以平等的态度关注小人物的欢乐与苦痛,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渗入了他自己真真切切的人生感悟与情感,使文章融情于景、于境,使得抒情别具风格,这或许也正是他的小说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注释:

①③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40;240. ②汪曾祺.随遇而安[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155. ④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国风文存总序(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34. ⑤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73.

⑥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04. ⑦汪曾祺.关于《受戒》[a].汪曾祺自述[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201. ⑧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161. 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8.

第五篇:汪曾祺散文精选

汪曾祺写了很多散文,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下文关于汪曾祺散文精选,欢迎借鉴!

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台。而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我对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级的官员,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就会受到这种处分,但总是很严厉的处分,和一般的贬谪不同。然而据龚定庵说,发往军台效力的官员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人去代为效力。我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这只是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并无很深的感触。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这一带人都把马铃薯叫作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

铺了稻草,暄腾腾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会有憧憬,会有好奇,远方是怎样的概念?是像乌镇那样宁静,还是丽江古城那般热闹?生活好似细水长流,一点点一点点的,慢慢让它积成一汪清泉,然后沉淀,只留下最触动心弦的那些……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升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独石口厅。龚定庵说他北行不过独石口,在他看来,这是很北的地方了。这地方冬天很冷。经常到口外揽工的人说:冷不过独石口。据说去年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墙,这城墙也实在太矮了点,像我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墙顶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人多高的雪,真够大的。

这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遛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墼围了高高的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见的。每到夏秋之际,总是开出很多浅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姗姗可爱。我原以为这种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长,没想到它在这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也活下来了。当然,花小了,更单薄了,叶子稀疏了,它,伶仃萧瑟了。虽则是伶仃萧瑟,它还是竭力地放出浅紫浅紫的花来,为这座绝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颜色,一点生气。谢谢你,波斯菊!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铜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坐了牛车到研究站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好在我没有什么急事,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

我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过几十种不同样的马铃薯。据我的品评,以男爵为最大,大的一个可达两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种马铃薯可当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个鸡蛋大不了多少。夜雨初晴,草原发亮,空气闷闷的,这是出蘑菇的时候。我们去采蘑菇。一两个小时,可以采一网兜。回来,用线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马上就得晾,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鲜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经采到一个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盖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则菌盖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贵的,不易遇到。年底探亲,我把这只亲手采的白蘑带到北京,一个白蘑做了一碗汤,孩子们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

沽源盛产莜麦。那一年在这里开全国性的马铃薯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从一个叫四家子的地方买来坝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还细,还白;请来几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妇来做。做出了十几种花样,除了搓窝窝、搓鱼鱼、猫耳朵,还有最常见的压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汤汁也极精彩,羊肉口蘑潲(这个字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写)子。这一顿莜面吃得我终生难忘。

一天,一个干部骑马来办事,他把马拴在办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过去看看这匹马,是一匹枣红马,膘头很好,鞍鞯很整齐。我忽然意动,把马解下来,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来,没想到这平平的细沙地上骑马是那样舒服,于是一抖缰绳,让马快跑起来。这马很稳,我原来难免的一点畏怯消失了,只觉得非常痛快。我十几岁时在昆明骑过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举,是可一记。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马。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我快步往回走。刚到研究站,大雨下来了,还夹有雹子。雨住了,却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阳光灿烂。草原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

天凉了,我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剩下一些没有来得及画的薯块,是带回沙岭子完成的。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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