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的财政税收论文

2010中国经济前景预测2009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初步效果,避免了“大萧条”式衰退的发生,而在2010年,预计中国全年GDP增幅将达到9.3%。经历了2009年的艰难险境之后,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缓和,世界各国经济都开始反弹,宏观环境将有所好转。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出口贸易的财政税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出口贸易的财政税收论文 篇1：

基于市场经济发展受财政税收影响的探索

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市场经济与财政税收之间的关系，然后对财政税收的主要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充分了解税收的无偿性、固定性、强制性。最后围绕着市场资源合理分配、强化社会设施建设、科学调节市场需求、合理调整经济結构、解决市场就业问题、增强市场出口贸易六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市场经济发展受财政税收的具体影响，以此逐渐展现出财政税收的重要性，为相关人员提供充分参考。

关键词：市场经济;财政税收;经济结构

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猛，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我国财政税收体系也不断完善。通过对税收与市场的有效分析，以此明确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促使我国不断加强财政税收，提出合理的税收政策。继而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起到较大的作用，逐渐增加市场的发展速度，合理利用市场资源，从而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全面提升。

一、市场经济与财政税收之间的关联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资源发挥着较大的优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该背景下，逐渐出现财政税收政策，能够有效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并可对我国收入进行适当的调整，充分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有助于我国社会项目的有序开展。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税收也可起到较大的作用，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下，可有效为税收机制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逐渐完善财政税收内容，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在税收的前提下，可有效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充分满足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标准。并且，在开展税收工作中，还应当确保市场价格在规定的范围内，保证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此，市场经济与财政税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通过逐渐发挥两者的自身价值，可有效为社会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财政税收的主要特征

（一）无偿性

财政税收是我国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开展财政税收工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特征，无偿性就是其特征之一。我国在进行税收工作时，通常会将收取的税款上交到国家，由国家对税款进行合理分配。同时，在税收的过程中，具有无偿性特征，纳税人在缴纳税款后，无相应的报酬。并且，在税收工作中，通常不需进行偿还，而是将其看做对公共服务的补偿，以此充分展现出税收工作的相对属性，有助于财政部门达到良好的税收效果。

（二）固定性

在财政税收工作中还具有固定性特征，在税收过程中，我国通常会制定详细的税收政策，对各个环节均提出具体的要求，以此财政部门需按照具体的标准开展税收工作，有效提高税收工作的质量。同时，在税收的过程中，通常会为特定的对象进行征税。并且，充分明确征收的比例，由于对象的不同，税款征收的数额也不相同，均按照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税收，继而能够充分保证我国财政税收的规范性，避免出现重复征收的现象，极易造成市场经济的混乱。因此，财政税收的固定性，可有效对税收工作进行有效约束，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对税收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满足我国当前的发展需求，继而体现出我国税收工作的合理性以及稳定性，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强制性

在开展税收工作中，经常会出现部分企业逃税、漏税的现象，造成税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以此针对该情况，制定相应的税收制度，充分展现出财政税收的强制性，纳税人应当不断履行自身的职责，定期上缴相应的税款。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加大对税收工作的控制力度，结合税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明确具体的税收内容。针对出现违法的现象，加大对违规人员以及企业的处罚。在强制性的规定下，可有效促进我国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不断将其应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的长远发展，增加市场的经济效益，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

三、市场经济发展受财政税收的具体影响

（一）市场资源合理分配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税收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开展税收工作，可有效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市场经济的整体水平，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的良好发展。在我国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均根据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市场的整体发展需求，以此对其进行适当的调节。由于我国经济的日益增长，致使市场运行中经常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为此，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可通过对税收工作的调节，以解决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对我国税收工作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可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并对其进行科学分配。同时，通过对我国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查研究，以此可采用相应的对策，对市场进行有效调整，利用财政税收，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并逐渐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不断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在开展税收工作的过程中，还需对市场经济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目前市场的具体情况，从而设定合理的价格，避免产生较大的财富差距。并且，在税收工作的开展下，还可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分配，确保我国市场经济能够达到平衡的效果，在财政税收的影响下，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扩大市场发展规模，以此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二）强化社会设施建设

在开展财政税收工作中，还会充分影响我国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税款征收后，财政部门通常会将其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中，继而推动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展现出良好的社会风貌。为此，在财政税收自身特征的作用下，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采用税收方式，收集大量资金，以此对其进行有效运用，不断建设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其中，征收的税款也经常会应用在民生中，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保障。当前，财政税收逐渐深入到人们的工作以及生活中，人们对税收政策也有着较深的了解，从而积极配合我国税收政策，定期缴纳指定的税款，有效增加我国的税收收入。同时，在市场发展期间，财政税收也能够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在市场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均能体现税收的内容，通过利用税收的强制性，可有效促使公共服务得到良好的建设，社会市场发展体系逐渐完善，从而可达到良好的发展效果，提高整体的发展水平，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且，在税收工作的进行下，可充分解决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降低市场发展难度，有效保证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达到公平公正的状态，以此提高社会的发展质量以及效率，加快社会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实现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目标。

（三）科学调节市场需求

财政税收在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市场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税收工作，不断利用税收方式对市场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其各方达到平衡的状态，对市场需求进行科学调节，防止出现失衡的情况，影响市场的发展效果。以此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当出现需求过剩时，财政部门需积极开展税收工作，制定紧缩性的策略，完善货币政策内容，结合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逐渐提高当前税率。并对税收的比例做出适当的调整，由此能够确保市场需求达到良好的调节效果，对市场需求进行的充分抑制，避免降低市场经济的发展质量。同理，当市场需求出现不足时，财政部门也需利用税收的方式，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整，采取扩张性策略，降低税率，并针对相关项目采取减免税款的政策。同时，还可根据当前社会的发展现状，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相应的税收标准，完善财政税收机制，对减免税款的项目进行明确规划。由此可充分带动人们的消费，增加企业的实际收入，为市场发展提供较大的动力，使其在运行过程中更加活跃，以此使供求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平稳状态，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稳步提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优异条件。

（四）合理调整经济结构

当前，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仍然采用传统的经济结构方式，致使市场经济发展不断落后，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其发展效率逐渐低下。因此，我国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应当明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了解当前市场的运行现状。通过对其市场的整体分析，以此得到准确的结论，财政部门采取税收的方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由于财政税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继而在调节经济结构时，可不断完善税收政策内容，并对税收工作进行逐渐优化。针对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财政部门可制定相对应的优惠政策，从而可使企业的资金得到充分流动。并且，在资金的运用下，可有效为企业发展提供较大的支持，使其不断进行改革，转变当前的发展战略，充分提高企业的发展效率。同时，在税收政策应用下，能够有效控制产品的价格，避免产生较大的利润差距，从而不断丰富市场中各类产品，增加产品的种类，并对其进行不断拓展。由此可有效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解决市场就业问题

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大，包含的内容也相对较多，对市场的各个方面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在市场就业方面，财政税收对其起到较大的作用，在我国市场运行过程中，就业是市场发展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因此，市场就业率逐渐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在税收政策下，能够充分促使各个行业得到良好发展，以此能够及时解决当前市场中的就业问题。通过对市场就业率的充分分析，逐渐了解就业问题的具体原因，继而相关部门不断利用财政税收的方式，对其进行有效调整，加快问题的处理速度，改善当前市场就业趋势，逐渐提高市场就业率，从而能够保证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在对税收进行调节的过程中，可有效增强市场就业，如，当对税收进行减少征收时，可促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加。由此使其发展规模逐渐扩大，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以及前景，继而对人员的需求也开始上升，此时企业会招收大量的专业人员，满足企业的生产要求，提高企业的发展效率，从而能够轻松解决市场就业问题，进一步提高就业率，充分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六）增强市场出口贸易

现阶段，我国出口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影响我国经济的提升的关键要点。由此，我国加强对出口贸易的关注，实时了解我国当前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分析，以此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时，在出口贸易中，还可利用财政税收的作用，对出口贸易进行充分调整，当降低税收时，则会使出口税逐渐下降，企业可少交相应的税款，增加企业的出口贸易利益。并且，在对财政税收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还可有效增强企业参与出口贸易的积极性，从而充分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促使市场经济逐渐活跃，提高市场经济水平，增强我国经济实力，促使我国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为此，在财政税收的支持下，可有效发展我国出口贸易，提高出口贸易额，增强我国的经济效益，有助于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合理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此能够达到良好的发展效果，推动我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提升。通过财政收税，可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继而促进市场的整体发展，有效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在国际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市场经济占据重要地位，通過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可有效提高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因此，相关部门加大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视，其中，通过对财政税收的调节，可对市场经济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而，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发挥税收的优势，完善市场各个领域，不断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解决市场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继而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陈秋芬.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点[J].中国中小企业，2020（08）：172-173.

[2]钟文富.简述新形势下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2020（17）：237-238.

[3]刘茜.浅谈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影响[J].知识经济，2020（13）：31+33.

作者：王世云

出口贸易的财政税收论文 篇2：

布局2010

2010中国经济前景预测

2009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初步效果,避免了“大萧条”式衰退的发生,而在2010年,预计中国全年GDP增幅将达到9.3%。

经历了2009年的艰难险境之后,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向好,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缓和,世界各国经济都开始反弹,宏观环境将有所好转。2009年7月,美国失业率十五个月以来首次下降;2009年二季度,欧洲经济已基本走出衰退;日本、韩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中国政府则通过强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使得在2009年二季度经济开始回升,而2010年将延续这一趋势。

但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可持续,“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效用正在逐渐减弱,所以2010年中国经济反弹速度可能放缓。2009年六七月份银行新增贷款速度已经大幅下降,这显示货币政策正在进行微调,而“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投资项目已基本全部开始,未来新开工项目数量可能下降。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形成新的资产泡沫,通胀压力越来越大,这将是2010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另一方面,国内消费仍难见起色,这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难题。虽然200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可观,但居民消费并不乐观。政府强力推动的“家电下乡”、“减汽车购置税”、“以旧换新”等政策虽有力促进了居民消费,但政策效力也在逐步递减。2010年政府刺激消费政策效力将减弱,居民消费增幅难以继续提高。预计2010年,消费增幅约为14.3%,拉动GDP增长3.2%。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中国出口将重拾升轨,由于2009年基数较低,所以2010年增幅将较为可观。但由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中国进口也将大幅增加,因此贸易顺差增长有限。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大幅上升,贸易顺差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得到改善,中国的贸易盈余很难再像危机前一样快速增长。加上原油、原材料价格有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这也将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2010年预计全年出口增长18%,进口增长19%,顺差增长13.4%,拉动经济增长1.1%。

除此之外,国内通胀压力正逐步显现,这也将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大量新增信贷将从金融体系逐步流入实体经济,推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并逐步向终端消费市场传导。目前中国的水、电、能源价格都面临上涨压力,农产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涨价压力最终将向消费品、工资传导。加之世界各国救市、刺激经济投入的数万亿美元也将从金融部门流向实体经济,形成全球性通胀压力,预计2010年全年CPI增幅可能达到3.2%。

在投资方面,公共投资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可望反弹,投资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四万亿”刺激计划落实,政府主导的公共财政投资增幅放缓。房地产投资则由于周期较长,受2009年楼市回暖影响刺激,在2010年可望大幅增长。由于房地产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左右,并对钢铁、建材、装修等行业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因此2010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将有力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预计2010年投资可望增长27.3%,拉动GDP增长5.0%。

总体来说,201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攀升,但下半年可能因通胀压力而进行政策调整,经济增长小幅回调。在这一年中,投资仍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期对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2010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9.3%左右,其中净出口贡献率将在1.1%左右,投资有望拉动5.0%,消费拉动3.2%左右。

2010年四大经济难点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全球的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尚不明朗。根据相关机构的分析,不排除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中国经济也将面临四大难点。

国进民退

2009年以来,国企来势汹汹,在资源、钢铁、航空、公路等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行业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在原本民营资本较为活跃的食品、轻纺、房地产等行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进民退”现象。

除去部分民企在经营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国进民退”更多的是由于国企与私营企业处于不同的起跑线,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直接给予国企优惠。与此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和其实际操作还往往不一致,有时会在实际操作中对民营企业设置障碍。

国企以其垄断地位和国家扶持,近年来发展壮大,但国家对国企的全力支持尽管是出于对国家财政收入安全的考虑,却无疑损害了占就业人口70%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国企长期存在的管理混乱、产权不明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及对资源的垄断而形成的市场强势很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长期来看,“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小企业和民营公司才是产业革新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私营企业的发展还可以为与之相关的居民带来资产上的收入,从而带来新的内需增长,与国有企业能凭借其在资本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比,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上的创新和发明才是私营企业的生存之本。

房地产泡沫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房地产行业总体价格的攀升,这一点同西方国家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此轮房地产复苏的主要原因,为了保增长,政府大力扶植房地产。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为购房者解决当地户口、提供购房补贴、以及允许开发商缓交土地出让金等政策直接刺激房市;中央政府放松对投资性购房的监管,直接导致降低购房首付、商业贷款利率折扣等优惠条件的出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适度宽松”的信贷政策也起到间接推高房地产价格的影响,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中,流入房地产领域的信贷资金就超过8000亿元。

政府在高房价事实上目前已骑虎难下:一方面高房价收入比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内需拉动的瓶颈;另一方面,房价如果大幅下跌必然造成大量银行资本的呆坏账,诱发金融风险。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还进一步拉大了本已处于高位的贫富差距,而普通居民由于购房压力上涨,以及部分出现的土地交易中涉及的腐败问题,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出口低迷

2009年中国外贸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急跌,出口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高度依赖的欧、美、以及日本市场经济严重下滑,对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近1/2,出口低迷不利于保经济增长、调经济结构。

出口的低迷还影响到制造业的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增长。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货币增发拉动出口投资实行的,这就使得已经严重依赖投资的中国经济结构更为扭曲,而持续不振则使得中国积极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很难获得退出的空间。

针对出口不振,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支持外贸出口,从2008年8月起,中国连续7次大规模上调出口产品的退税率。政府希望通过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缓解双边交往中结算手段的不足以及规避交易中的汇率风险,扩大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加快与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考虑到2010年世界实体经济恶化势头将得到遏制,中国的出口形势也将有所好转。

通胀卷土重来

中国采取了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非对企业和个人减税的方法,这一点同欧美国家的财政政策区别明显。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2009年中国实施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只是通过政府投资弥补外需下滑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消费不足的局面。

由于消费能力的制约,如果2010年外部需求仍未能逐步恢复,大量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流动性过剩造成的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问题将抵消经济增长的效果。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对上大项目有着难以抑制的冲动,有时甚至会在金融和土地政策上给予相关企业支持,从而造成盲目投资。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同时也对当地就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样往往在落后产能的淘汰上会因为遇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而无法得以顺利实现。

针对上述经济难点,2010年宏观政策的调整方向如下:

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对宽松货币政策适当收紧。调整方向之一是对流入股市和房地产的资金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收缩,防止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导致的金融危机,同时防止资金错配导致的对实体经济中其他行业和国内消费的挤压。调整方向之二是信贷向中小企业进行政策性倾斜,防止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

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将采取有保有压的发展策略。对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如水泥、煤炭、钢铁,以及最近全国上马的新能源行业进行政策指导和信贷控制,防止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国企主导的兼并重组会进一步深入,“国进民退”现象会进一步发展。房地产行业将以维持目前高房价下的稳定为主,政府不会采取强力打压的方式挤出泡沫。

财政税收政策:在保财政增长和保民生二者的抉择中,预计前者更优先,并在以下政策方面得到体现。大国企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政府宏观政策执行的主要载体,对大国企的政策支持上仍要远远优于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方面,减税的可能性很小,中高收入阶层将逐步成为纳税的主体;众所关注的物业税由于对房地产行业会产生强烈打压,在目前经济尚不稳定的情况下推出的可能性不大;但考虑到泡沫过度膨胀的危害,预期会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对行业过热产生预警。

2010年中国大企业新动向

历次经济危机都会孕育出一批带动复苏的新产业和领袖型大企业。现在正值经济回暖之际,中国的大企业在做什么样的努力和准备,未来发展会有什么举措呢?

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跌宕起伏,现在中国正再次走上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回归之路,许多中国企业正在不懈努力,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2010年,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级的领袖企业。

企业运营三趋势

首先,央企巨无霸将激进地开展多元化经营。央企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分散风险、破除为公众所诟病的垄断利润形象。最近一些央企已经开始了多元化的努力,国家电网公司下属的31个子公司出资组建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抢攻上海市场。因为电网建设投资期限长、收益稳定、风险低的特点与保险资金的特征基本吻合,通过组建保险公司可以为电网建设筹集长期发展资金,同时又可拓展保险资金投资渠道,而国家电网更可借道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广的便利进入更多投资领域。

这不仅一石三鸟,还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而这又是市场发展的大趋势,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0%已成功地实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而国内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国资巨擘也都已将目光投向金融领域。

其次,产业价值链纵深化发展加快。科技的快速发展将导致行业的激烈变革,只有积极应对才能把握主动甚至可借机上位赢得未来产业的霸主地位。中国移动正在做着这样的努力,随着3G、Wi-Fi、WiMAX等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利用移动终端所开展的多种服务应用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来到。

目前中国有三亿多传统互联网民,而移动互联网民已达到1.9亿,而且这个数字在2010年还将快速增长。中国移动如果不创新,迟早会在移动互联网的新产业链条里迷失方向。为此,中国移动联合全球其它三家著名电信运营商建立联合创新实验室,着力为手机应用开发商创建一个统一的全球性平台,这将重新构建一个10亿级用户的移动互联网市场。通过构建自己掌控的终端软件平台体系,中国移动可以打造移动互联网终端产业生态体系,并占据产业链高端。

第三,更多地参与国际产业合作重组,实现品牌与技术的跨越式升级。中国企业正凭借在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依靠自身和国家的资金支持,利用国外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契机,积极开展跨国并购与重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上汽与宝马就合作生产宝马7系展开谈判,如果合作成功将弥补上汽集团在高端品牌领域的弱势。中国作为全球汽车产业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更广泛地参与全球汽车产业重组将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

对外投资新特点

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延续历史风格的基础上,可能会呈现一些新特点:

第一,同股市一样,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点领域也呈现“板块轮动”的特点。2004~2005年,家电、PC等企业大动作投资海外;2006~2007年从体制改革中恢复元气获得新生的金融机构扎堆扬帆出海。从2008年末尾开始,石油、有色等大型资源企业又掀起了一波海外淘金热潮,目前这股热潮仍不见退烧的趋势,极有可能会延烧到2010年甚至更久。

最近中国车企海外争锋的雄心也显露出来,北汽收购萨博股权、腾中收购悍马品牌、吉利整体购买DSI,接着又是沃尔沃。但现在看来北美的车企经过痛苦的破产重组,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企业分拆暂告一段落,而欧洲企业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则疑虑重重。2010年中国车企借并购重组扬帆海外的机会可能不多。

第二,对外投资的方式更趋灵活多样。受冷战思维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拖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被当局杯葛的新闻不绝于耳。这迫使中国企业开动脑筋,在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上做文章,尽量避开容易触雷的股权收购。

这在资源型企业投资海外的活动中表现尤其明显,或以贷款换石油,或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货合同,在达到稳定原物料供应这一目的的同时,降低风险,减少摩擦,何乐而不为。长期看,灵活多样的投资安排将越来越多地被应用。

第三,加紧完善产业链。许多企业将努力改善自己所在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从而实现持久顺利的发展。向产业链上游发起进攻的有蒙牛,自从走出三氯氰胺事件的阴影后,蒙牛在推进奶源牧场化与产业进程方面一直积极努力。目前蒙牛已经合作、参股建设多座超大型牧场,今后蒙牛将持续加大推动大型牧场建设的力度。

向下游发起进攻的有比亚迪,比亚迪正在快马加鞭地改善目前与合资品牌相比尚属薄弱的销售渠道。根据比亚迪的计划,2010年其销售网络将达到1000家,超过国内不少汽车合资企业的销售网点数量。

在产业横向拓展方面有苏宁。中国家电连锁渠道经营变革的重点就是3C产品。占有3C的销售权是传统家电连锁的下一步目标。而3C销售最大的考验在于物流管理,传统大家电产品一般都是顾客在门店下订单,然后产品从物流基地配送,这样门店只需要配备足够样机就可以了。但是3C产品一般都是现场提货,门店需要准备充足的库存。另外3C产品货值普遍较低,营销手段和模式与传统家电也不相同。苏宁正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2010年将推出一系列变革措施。

2010年跨国公司新动向

2010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成为全球经济黑暗中的一抹亮色,那么跨国公司将进行哪些战略调整,在中国市场又将有哪些新动作呢?

战略五变

2009年之前,全球化、海外外包、自由贸易等战略从没受过政治正确理念的严厉挑战,而这次金融危机彻底颠覆了这种状况,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变得更加谨慎,出现了五大转变。

一、跨国公司海外纷纷撤资

金融危机使得很多跨国公司资金链日益吃紧,纷纷实行减产、停工、裁员甚至出售旗下品牌的措施以应对严峻的局面。一些近年来在全球迅速扩张、布局凶猛的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做好从海外撤资的准备,以期回笼资金,实行战略性的收缩。

中国也遭遇到了撤资的风暴,金融行业的外商为回笼资金应付燃眉之急撤资尤其明显。苏格兰皇家银行抛售中国银行股份,瑞银集团亦将所持的中国银行34亿H股全部出售,美国银行则减持了56亿股建设银行H股。

英国瑞尔以1元价格把风电项目股权甩卖给天奇股份,高盛则在减持西部矿业,中国最大的外资零售商家乐福,其董事会也正在讨论准备整体出卖中国业务。总之,外资股东撤离事件此起彼伏。

2009年中国国内还出现了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非正常撤资的现象,即外资企业在没有清算债务以及申报破产的情况下,不按合法程序而突然撤离的行为,遗留下大量的诸如劳资纠纷、建设工程以及买卖合同纠纷等问题,从而直接导致其配套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出现资金困难,并进一步引发经济社会的连锁反应。

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谨慎

跨国公司为应对危机下的资金需要而撤资,表面上似乎可以理解成短期性的丢车保帅行为,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在未来还将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挟制。金融危机引起各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谈判多年的WTO多哈回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预计全球经济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贸易保护主义状态,作为国际贸易先锋的跨国公司因此将成为众矢之的。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权衡国内日益强烈的关于实行贸易保护策略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仍然存在跨国公司追求的巨大的利润空间。

2009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轮胎特保案。轮胎特保案是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起的首例特保调查,也是案值最大的一起。这次特保案起诉方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劳工团体一直是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美国几家最大的轮胎公司的立场就很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在中国有巨大投资,为每年返销美国的二次轮胎提供了巨大利润;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其公司总部所在地俄亥俄州的选民的政治诉求,所以在轮胎特保案上不便公开大肆反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但不可否认,这个判决对美国轮胎公司今后对华投资肯定会产生深远影响。

三、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干预加大,出现“产官学研”的研发模式

各国政府为减少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纷纷加强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势日益明显。美国传统上是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发展公私分明。但这次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开始延伸到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国有化这样很“欧洲”的概念几年前在美国不可想象,现在却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比如通用汽车的国家入股。美国民众也开始改变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看法,慢慢接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占越来越大的地位,比如公众对医疗改革的探讨。

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一些新技术领域将出现和美国政府合作、类似中国“产官学研”的研发模式。在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电池技术上,美国就出现了官方和私人企业的大型战略联盟,开放技术。几年来一直流行的研发机构向亚洲新兴国家转移的现象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收缩。跨国公司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将会更加强调本土的研发实力。

四、跨国公司管理模式从依赖数学模型到注重人的转变

自从金融创新出现后,金融投资开始过度依赖数量化模型,理论假设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对未来的资本收益变化的预测也严重失真。特别是近年来,有着严格假设条件和繁杂理论结构的数理模型深受全球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评级机构的追捧,成为度量金融风险的主要工具。但如果过多地依赖这种数学模型,建立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就可能出现问题。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尽管金融机构对次贷衍生产品建立了精巧繁杂的定价和评级模型,但面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突然逆转的实际情况,模型的前提假设和市场现实风险严重偏离,导致风险定价功能失效,引发投资者的恐慌,并通过“羊群效应”传导放大风险,最后酿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企业一贯崇尚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很多大公司迷信量化管理,比如六西格玛等。但毕竟现实经济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数理模型不论多么精巧庞大,也难以涵盖所有的情况和风险特征,以若干参数来完全描述市场风险的变化,替代理性的市场投资决策,必将导致危机的发生。目前美国战略管理学术界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意见的方向开始改变,今后将借鉴亚洲企业的管理模式,更加注重人的因素,相信学术界的思想也会渗透到企业界。

五、跨国公司成节能先锋

绿色发展将是2010年跨国公司最时髦的口号。除了表明公共的因素之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趋势,将促使各大公司纷纷采取节能方法或者使用新能源开发新产品。2009年,谷歌就在奥地利林茨市附近的Kronstorf村购买75公顷房地产,原因在于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设一个服务器场的条件。这些服务器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电源,还需要保持计算机凉爽的不间断的供水,而该地区恰好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中国投资新版图

2010年,投资中国的外企可能会面对一些挑战,但更多的是不断涌现的新机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市场在外资企业心目中的重要性,很多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缩减生产规模,独独在中国加大投资力度。2010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加快,引进外资下降的局面将全面改观,也许会出现一个外资涌入的小高潮。

一、中国市场更加开放

吸引外资前景乐观的一个原因是,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不同,中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松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汽车补贴均有外资或合资品牌入围,外资的药品企业和医疗设备企业也很可能从医疗体制改革配套中受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经营的外资企业真正享受到了国民待遇,而实际获益多少取决于这些企业是否下了功夫,有没有长期计划,能不能争得过中国本土对手。现在看来,大部分经济刺激计划至少会在2010年延续,家电下乡甚至可能成为长期政策。长远看好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应该有所打算,不再龟缩在一线城市,及早布局二三级市场。

二、跨国公司二次西进

2008年开始,跨国企业西进迎来第二次热潮。

西部比东部拥有更低的人力成本,特别在IT人才方面,未来,西部将是劳动力资源的主要提供区域。西部电力资源丰富,在西部建厂能享受到更低的电力成本,同时西部土地面积广阔,土地价格也相对更低。西部消费市场也是中国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而随着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西部的出口贸易也将得到发展。现在,包括惠普、英特尔、富士康、通用电气、马士基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将工厂向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转移。

三、消费品行业潜力巨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外资机构对消费品行业的投资力度可能进一步加大。随着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国内市场的放开,外资企业不再满足于在舶来品如碳酸饮料和深加工产品如化妆品等领域的领先地位,而是沿着产业链向纵深发展。例如控股豆制品企业,倾销外国大豆;布局畜牧养殖,稳定乳制品、肉制品的上游。2010年,肉禽蛋奶、啤酒饮料、个人卫生用品、造纸行业等都有可能成为外资投资热点。

另外,医改对中国制药行业冲击很大,国家对制药行业的保护也出现松动迹象。这给国外大型制药公司提供了一些机会,外资机构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可能在2010年快速升温。

低碳经济目前在国际上成为吸引投资的热门领域,混合动力汽车、新能源等板块在政府鼓励下在国外已经有了一些产业化实践。2010年这些行业有可能成为外商投资的另一个热点。国内新能源领域已经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而整合低水平的重复投资正是某些外资机构的拿手好戏。

四、与国际接轨加速

拟议中的A股国际板,很有可能在2010年下半年推出。这是中国开放金融服务行业的一个显著进展,可以看成是中国政府由金融管制逐渐向金融管理过渡的必经步骤。在国际板上市可以给有志于在中国长远发展的外资企业诸多好处,包括较便宜的资金、长久的媒体关注、较低的沟通成本等等。对跨国公司最好的结果莫过于在中国大众心里的地位,由外来媳妇变成娘家人。

当然,中国的反垄断法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已经隐隐成为继美国和欧盟之后又一个世界性的反垄断中心。2009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兼并数量大幅下滑,反垄断法的影响并未完全显现出来。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并购业务重新增长,未来几年反垄断法对国际间并购的影响将逐渐显现。外方将重新认识到与中方合作可以合理降低成本,让自己更具竞争力,以技术换市场在2010年可能再次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流。■

作者：三星经济研究院

出口贸易的财政税收论文 篇3：

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及中国政策抉择

摘要：需求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贸易净出口结构三个方面，而需求结构会通过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中国需求结构的特点是：消费结构中，消费水平低、占GDP比重少；投资结构中，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占GDP比重大；出口结构中，贸易附加值低、集中度高，服务贸易相对滞后；三大需求比重结构中，消费比重偏低而投资比重偏高。中国宏观调控需要根据需求结构特点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高调控效果。

关键词： 需求结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需求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和贸易净出口结构三个方面。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求结构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渠道主要包括影响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中国需求结构的特点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和效果，需要选择合适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影响的理论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是指政策预期要达到的效果；政策工具是政策实施的手段和方法；政策主体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需求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三个方面的作用，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其一，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结构的不完善和存在的问题必然要求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应调整，尽可能的促进经济结构的协调；即通过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目标而影响政策制定。其二，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进而会影响政策的效果；即通过影响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来影响政策制定（见图1）。

（一）三大需求相互之间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三大需求结构是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之间的结构，主要是指三者比重的关系，包括有：消费占比高的结构、投资占比高的结构以及净出口占比高的结构。以下从三种不同的结构分析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1.消费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当一国国民经济从需求结构角度分析，存在消费占比高的情形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CPI）等，也需要考虑降低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均衡增长，调整需求结构本身成为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

其次是对政策工具的影响。财政政策方面，当一国消费比重高时，对于消费的调节能够更加显著的影响国民经济，政策工具会更多针对消费，如消费税、增加居民收入等都能够直接起效，而政府支出政策如政府采购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会较弱。货币政策方面，当一国消费比重高时，利率等针对消费的调节措施效果更加显著，能够更好的传导并影响经济增长，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的作用效果会稍弱。

2.投资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是对政策目标的影响。同样的，当一国国民经济中投资占比很高时，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在维持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必然会考虑促进投资比重的下降，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单方面过度依赖。

其次是对政策工具的影响。就财政政策工具来说，当国民经济中投资比重很高时，针对投资的税收调节效果会更加显著，其他针对投资成本变动的政策措施都会具有更好的效果。而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措施对于投资的影响较小，在这一需求结构下会较少采用。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说，若国民经济中投资比重很高，利率措施会直接影响投资的融资成本，对于投资的影响显著，进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更加突出；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并不是直接针对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工具，对于投资以及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有限。

3.净出口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净出口表示的是出口减进口之差，净出口占比高说明了两点：一是贸易顺差规模大；二是出口或进口的规模较大。净出口占比高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影响是，除了考虑基本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还要考虑扭转净出口占比高的状况，目标中多了优化需求结构的选项。

政策工具受到的影响方面。首先是财政政策，对于贸易和进出口的征税以及贸易限制和壁垒措施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较大，能够更好的起到调节经济增长的目标。而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政府支出工具对贸易进出口的影响小，政策效果有限。其次是货币政策，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都不是直接针对贸易进出口，可能政策效果有限，而能够影响到汇率的措施对贸易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显著，政策效果更佳。

（二）消费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消费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指在消费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消费产品类型的结构。整体上划分为两种类型的消费结构：基本消费品占比多的消费结构和高档消费品占比多的消费结构。

1. 基本消费品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基本消费品占比高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中会考虑提高消费的质量和层次，鼓励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财政政策更多关注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货币政策更多关注物价稳定。财政政策工具方面，对消费的税收调节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都能够起到直接的效果；而政府采购措施对于消费的影响较小，政策效果也有限；同时，如需调整消费结构，可以通过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差别征税实现，如降低高档消费品的消费税有利于提高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利率措施对于消费的作用显著，政策效果较好，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对消费的作用有限，政策效果较差。如果希望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可以通过差别消费信贷利率进行调节来实现。

2. 高档消费品占比高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当高档消费品占比高时，这种情况说明一国的消费层次较高，但也有可能是该国消费存在非理性，追求高档物品的消费。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上，除了传统的宏观调控三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外，也会考虑对消费结构的优化调节。在财政政策工具上，同样的，对消费的税收调节，以及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收入能够直接作用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调节效果更优。如果希望减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可以通过不同商品消费税率的差别制定来实现。在货币政策工具上，利率直接影响消费，因而具有更加显著的政策效果，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效果比较而言会较差。要减少对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同样可以通过差别消费税率实现。

（三）投资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结构主要包括投资的主体结构，如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结构；以及投资的行业产品结构，如哪些是重点投资行业。以下分别分析不同投资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1.投资的主体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主体结构分为政府投资占比较大和私人投资占比较大两种情形。

一是当政府投资占比较大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宏观调控的三大目标外，还会考虑调节投资结构的目标。财政政策工具上，更多使用直接作用于投资的措施，如投资税收、政府支出的变动。如果需要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可以考虑减少政府支出，或者提高政府投资的税收税率水平。货币政策工具上，利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作用有限；若要转变政府投资占比过大的局面，需要采取差别利率政策实现。

二是当私人投资占比较大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同样会增加优化投资结构的内容。政策工具上，基本与政府投资占比较大情形相似，不同的是，当需要优化私人投资占比较大的结构现状时，差别政策需要更多针对私人投资。

2.投资的行业或产品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投资的行业或产品结构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划分为例。

一是当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宏观调控三大目标外，也会根据情况考虑投资的行业和产品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工具上，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收措施和政府支出措施效果最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转移支付和针对其他产业的税收措施和政府支出措施的政策效果较差，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较小。货币政策工具上，能够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率措施起到的政策效应较大，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有限。

二是当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可能也会兼顾投资的行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上，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税收政策以及政府支出政策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而非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措施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的作用效果有限。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利率措施更能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而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是对市场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效果有限。

（四）净出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净出口的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可有顺差和逆差的不同；二是出口结构，主要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结构等；三是进口结构，同样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结构、进口产品结构、进口来源地结构等。

1.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影响

出口和进口的规模结构可分为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两种类型。

一是当一国贸易处于顺差状态时，即净出口为正。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外部经济失衡，并运用相关政策工具进行调节。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对于出口贸易的调节对经济影响程度较大，而对进口贸易的调节对经济影响程度较小。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上，财政政策方面，对于进出口税收的调整（如关税水平和进出口退税措施）能够影响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货币政策方面，顺差情况下，利率调节的作用效果还需要更多的看国内其他状况，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果也较少受到贸易顺差状况的影响，故而顺差状态较少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形成影响。

二是当一国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时，即净出口为负。对政策目标的影响上，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通常不会直接针对贸易顺差和逆差，但也会兼顾考虑贸易差额的调节。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影响上，针对进口的措施会较多的影响国民经济，因为其总量较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多。具体到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逆差的贸易结构对政策工具的直接影响较小，需要结合国内经济结构才能够影响政策工具效果。

2.出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出口结构按照不同的类型划分可有多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结构、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以及出口市场结构等。整体上，出口的结构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如果结构的失衡较为严重，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结构失衡的纠正。而出口结构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政策效果的影响并不明朗，作用渠道也较为间接。

3.进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一般可分划分为多类：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口结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结构、进口产品结构和进口来源地结构。进口结构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政策目标较少受到进口结构的影响，但在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政策工具受进口结构影响的方向不确定，也没有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的需求结构

对于中国的消费结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的消费结构

中国的消费支出整体上在逐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加快增长阶段，而从21世纪开始，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势头。2011年中国消费支出228561.3亿元，而2001年的中国消费支出仅有66933.9亿元，2001-2011年期间年均增长约24.1%。1991年中国消费为14091.9亿元，1991-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约为37.5%；而1981-199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31.9%。1961-198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1.9%（见图2）。

按照消费主体划分，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占据主体地位，其增长和变动趋势与政府消费更加趋同和一致。从时间动态变化看，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的差距在不断增加，且从1995年左右开始这一差距快速增长。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居民消费支出164945.2亿元，政府消费支出62616.1亿元，居民消费支出是政府消费支出的约3.7倍；居民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72.2%，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27.8%（见图3）。

进一步细分居民消费的结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多于农村居民消费，占据居民消费的主体地位，且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两者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以具体数据为例，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7394.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127550.6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约3.4倍，两者支出的差是90156亿元；而在199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是4683.1亿元和4767.8亿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仅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1.1倍，两者相差84.7亿元（见图4）。

按照消费产品划分，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首先分析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食品类、居住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医疗保健类支出是主要的消费支出，对各类产品的消费支出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以2011年的实际数据为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食品类消费支出37458.5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29.37%；居住类支出21596.2亿元，占居民消费总支的16.93%；交通和通信类支出14624.1亿元，占比11.5%；医疗保健类支出12590.7亿元，占比9.9%。其次分析农村居民的产品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的支出结构相似，食品类、居住类、医疗保健类以及交通和通信类是主要的消费支出产品行业；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对医疗保健类产品的支出比交通和通信类产品支出高，这与城镇居民正好相反。同时，农村居民对各类产品的消费支出随时间推移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以2011年数据为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食品消费支出13989.2亿元，占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的37.4%；居住支出5792.3亿元，占比15.5%；医疗保健支出4609.9亿元，占比12.3%；交通和通信支出3631.2亿元，占比9.7%（图5）。

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产品消费支出进行对比，发现城镇居民在每项产品上的支出都比农村居民多；农村居民在最基础性产品（如食品、医疗保健等）上的支出份额更大（见图4）。说明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

总体上，中国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消费呈现了快速增加的势头。消费主体结构上，居民消费支出远大于政府消费，且两者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进一步细分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远大于农村居民，且两者的差距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消费产品结构上，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医疗保健和交通运输等，消费的层次不高；比较而言，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层次要高于农村居民。从现实的数据比较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消费的层次不高，基本停留在基本需求消费的阶段，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另外，从发展的趋势看，中国消费的层次和结构在不断提升和优化。

（二）中国的投资结构

中国投资在不断增长，且增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资本形成类型分析的投资结构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绝对主体地位且增速较快，而存货投资增长缓慢且所占比重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间的差额在不断扩大。从分行业分析投资结构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体现了中国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

中国的投资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从1991年开始进入加速增长阶段，2001年之后的投资增速进一步提高，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投资的增速仍然在增加。从实际数据分析，1980年中国投资1599.7亿元，1990年中国投资6747亿元，1980-1990年间年均增长32.2%；2000年中国投资34842.8亿元，1990-2000年间年均增长41.6%；2011年中国投资225006.7亿元，2000-2011年间年均增长49.6%（见图6）。

从资本形成类型看中国投资的结构，固定资产投资是总投资的主体，其增长趋势与总投资高度一致，且增长速度很快；存活投资增长缓慢，基本较为稳定，占总投资的份额小且份额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减小。以2011年的投资结构数据为例，固定资产投资213043.1亿元，占总投资的94.7%；存货投资11963.5亿元，占总投资的5.3%。而在199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4827.8亿元，占总投资的71.6%（见图7）。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所占的比重约来越大，而存活投资所占比重在逐步下降。

从分行业的角度看中国投资的结构。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我们以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分行业数据分析投资的行业结构①。在分行业的投资情形下，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但信息、零售、餐饮和金融等新兴服务产业的投资增速更快。以2011年的数据为例，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70849亿元，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8.5%；房地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37294.8亿元，占比25.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3074.9亿元，占比8.9%；采矿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8139.1亿元，占比5.6%；这四类行业的新增投资占总新增投资的88.5%（见图8）。中国投资分行业结构随着时间变动也在不断变化，制造业的所占比重在增加，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中国投资在不断增长，且增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2000年以来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从资本形成类型分析的投资结构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绝对主体地位且增速较快，而存货投资增长缓慢且所占比重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之间的差额在不断扩大。从分行业分析投资结构显示，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采矿业是主要的投资领域和行业；同时，信息、零售和金融等服务型行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在逐步优化，体现了中国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

（三）中国的出口结构

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从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上，1995年之前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1995年之后加工贸易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但基本维持在略多的状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上，货物出口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且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不断扩大。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初级产品出口，两类产品出口的差也在不断增加。在货物出口的行业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且这些行业的出口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在服务出口的行业结构上，商业服务、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且它们的比重结构随时间变动也基本维持稳定。

中国出口整体上稳步增长，且增长速度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快速提升，增速与进口相比更快，贸易顺差逐年增加。从实际数据分析，1980年中国出口仅有181.2亿美元，到1990年增长到620.9亿美元，1980-1990年均增长24.3%；2000年出口2492亿美元，1990-2000年均增长30.1%；2011年出口18986亿美元，2000-2011年均增长66.2%（见图9）。

从贸易方式不同分析出口的结构。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中国加工贸易规模自从1995年超过一般贸易后，一直处于略多于一般贸易规模的状态，直到2011年一般贸易才略超过加工贸易规模。在1995年之前，中国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且一般贸易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5年左右，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一般贸易。以具体数据为例，2010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7403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7207亿美元，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多出口196亿美元；201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8354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9171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比加工贸易出口多817亿美元（见图10）。

从贸易类型分析出口的结构。可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国货物贸易的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同时中国是货物贸易大国但却是服务贸易小国；而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也远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越来越大。从具体数据看，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8983.8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1824.3亿美元，货物贸易出口额是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0.4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比的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服务贸易；但2006年之后到201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比不断下降，也即服务贸易增速开始快于货物贸易；2011年货物贸易增速又快于服务贸易（见图11）。

从最粗略的出口产品类型分析出口结构。将出口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远远大于初级产品，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快于初级产品，两者之间的差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从具体数据看，2011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1005.5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17978.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初级产品出口的17.9倍；而在2000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254.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2237.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是初级产品出口的8.8倍（见图12）。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增加也说明了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出口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尤其是从2000年之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结构上，1995年之前一般贸易规模大于加工贸易，但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一般贸易，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明显；1995年之后加工贸易规模超过一般贸易，但基本维持在略多的状态。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上，货物出口规模远大于服务贸易，且货物出口增长速度快于服务贸易，两者之间的差不断扩大。在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结构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处于绝对主体地位，且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远快于初级产品出口，两类产品出口的差也在不断增加。在货物出口的行业结构上，机器和运输设备、不同种类的制成品、原料划分的制成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且这些行业的出口随时间变化较为稳定。在服务出口的行业结构上，商业服务、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且它们的比重结构随时间变动也基本维持稳定。这些数据事实也说明了，中国的出口质量和出口产业分布的层次在逐步提高和趋于合理。

（四）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重结构

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结构中，消费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且都大于出口，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大约是出口的2倍。从三大需求增长率看，都呈现了很快的增长速度，比较而言，投资的增速最大，其次是出口，而消费的增速相对较慢。在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上，投资的贡献和拉动率最大，其次是消费，而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稍低。

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的规模上，消费规模最大，其次是投资，出口规模相对较小；随着时间变化，投资的规模已和消费相当，出口规模大约是消费和投资的一半；在三大需求的增长速度上，投资和出口增长更快，而消费增速相对较低。以三大需求占GDP比重的实际数据为例，2011年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为49.1%、投资占GDP的比为48.3%、净出口占GDP的比为2.6%、出口占GDP的比为26.5%；而在200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2.3%，投资占GDP的比为35.3%，净出口占GDP的比为2.4%，而出口占GDP的比重为20.9%（见图13）。

从三大需求（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看，消费和投资贡献相当，而净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消费和投资比较而言，消费对GDP的贡献总体上略高于投资。时间变动趋势上，消费贡献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投资贡献率有逐步上升趋势，而净出口贡献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很大下降。以2011年实际数据为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5.5%，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48.8%，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4.3%；在2000年，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5.1%，投资贡献率为22.4%，净出口贡献率为12.5%（见图14）。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动率看。投资对GDP的拉动率最高，消费其次，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较低。以2011年数据为例，消费对GDP拉动率为5.2%，投资对GDP的拉动率为4.5%，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为-0.4%；在2000年，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为5.5%，投资对GDP拉动率为1.9%，净出口对GDP拉动率为1%（见图14）。

综上所述，中国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中，消费和投资的规模相当，且都大于出口，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大约是出口的2倍。从三大需求增长率看，都呈现了很快的增长速度，比较而言，投资的增速最大，其次是出口，而消费的增速相对较慢。在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率上，投资的贡献和拉动率最大，其次是消费，而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稍低。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

针对中国需求结构层面的具体国情，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应包括：一是促进消费，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措施可以包括减税、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信贷体系建设等方面。二是适当减少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尤其是减少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中的私人投资比例。措施可以包括：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减少政府直接参与生产和投资的行为，促进私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投资。三是将出口和进口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促进贸易平衡。同时适度减少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可有的措施包括：促进进口，扩大内需，开拓更多的出口市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参照需求结构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和效果的影响，结合中国需求结构的现状，以下几点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以及需求结构的优化都具有政策启示和指导价值。

（一）加强政府的市场规制和监督，减少直接干预

我国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较多，甚至直接参与市场行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这种发展模式是有其优越性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需要逐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在宏观治理中更多加强市场规制和监督的职能，而减少直接干预的发展者职能。

（二）重视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

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宏观经济治理本身强调和突出长期增长，而不仅仅是针对眼前的问题和短期的增长。因而，在宏观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要以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为方向，努力推动长期的经济增长，政策制定和实际治理过程中要有长远目标。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和制度建设

美国具有完备的有关宏观经济治理的法律法规，能够很好的保障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执行。我国在宏观经济治理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上都较为滞后，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法制和制度，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是强化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的最根本保障。

（四）一些具体的启示

一些具体的启示主要包括：首先，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深化金融改革。同时，加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其次，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要特别重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作用。当前，一是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是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三是增加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支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四是增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注释：

①由于中国存货投资所占总投资的份额很小，固定资产投资与总投资的增长趋势和水平高度一致，能够代表和反应总投资的情况；另外，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城镇比较，也相对很小，所以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能够反映总投资的状况。在数据缺失的限制下，使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结构分析总投资行业结构是一个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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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澄秋. 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向何方[J]. 外交评论，2012（6）： 1-15.

[5] Walter， A.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fter the Crisis： The G2， the G20， and Global Imbalances [D]. Working Paper， 2012.

（编辑：许丽丽）

作者：李春顶 夏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