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本位环境法论文

提要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环境法治客观条件与话语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环境法学研究须予以适时因应。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研究方法与基本话语廓清了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格局。作为环境法学研究逻辑起点和环境法律现象认知的中介概念——核心范畴及其建构须对新时代的转型需求予以回应，从一元的权利或义务本位走向二元的“权利—义务”范畴。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生态本位环境法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生态本位环境法论文 篇1：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证成与立法回应

摘要：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是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环境权利“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正是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人类需要的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环境法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倒逼”到“未雨绸缪式”“预见”的“义务重心”立法理念匹配以及在合理配置各主体环境义务、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层面进行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以期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变革增进环境法的实效。

关键词：义务重心，环境义务，法律实效，立法回应

10085831（2016）02013907

一、环境法“义务重心”的理论诠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法已初成体系，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权利制度为路径取向”（其基本模式是：在法律上设定权利——权利主体主张权利——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救济权利）[1]的环境立法也日臻完备，但现状却是环境问题日趋恶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环境公害事件频生已经成为威胁和危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使地球上的有机界失去了平衡，这样的社会正在走向普遍的死亡”[2]。这种强烈反差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与反思：人类是否只有通过“以权利制度为路径取向”的立法途径才能获得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事实上，在“权利本位”的大力倡导与推崇下，环境权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以“权利重心创新环境法制”的论断[3]更是成为当今学界之主流。但殊不知，“环境权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不是靠‘主张’权利来实现，而是靠环境义务的履行来实现，靠义务主体的主动积极履行来实现”[4]22，倘若撇开环境义务径直谈环境权利，无异于舍本逐末、轻重倒置。更重要的是，理论界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内容及实现路径争议颇多，至今未形成统一定论，以“权利的申张来抵制环境恶化”仍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由此可见，在环境形势日趋严峻的当下，“权利本位”所衍生的“环境权论”并不是医治环境污染痼疾的“灵丹妙药”。

诚然，“以权利制度为路径取向”的立法途径（“环境权论”）并不足以承担环境保护之重任，应当理性为其祛魅，并打破“唯环境权论”的盲目崇拜。相较于环境权的空洞与泛化，环境义务展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义务性规范具有明确性、具体性、拘束性、强制性以及结果的不利性等特点，有助于提升环境法的可操作性、增进环境法的实施性，最终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正如徐祥民教授所言：“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环境权，同时也是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的唯一出路。”[4]19有鉴于此，为应对日渐严峻的环境危机，我们是否可以尝试通过“以义务制度为路径取向”来找寻出路，即以“精心设定环境义务性规范以及违反这些义务规范所要遭致的不利后果”为着力点以限制和约束各种有害于自然的人类活动，藉此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循此思路，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論”便得以提出与发展。

“义务重心”概念源于张恒山教授在《义务先定论》等文献中所提出的“义务重心说”，是指“法作为社会控制、规范的手段，主要通过义务性规范来实现自己试图达到的目的，即当法的价值目标确定之后，或者说，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意志明确之后，立法者应将侧重点、注意力放在法的义务规范以及违反这些义务规范所要遭致的不利后果的精心设定上，以便使法具有可操作性”[5]11-12。“义务重心说”是从“法的技术”层面提出的观点，有别于“法的价值”层面而言的“义务本位论”，其实践意义在于增进法律实效。在环境法中，环境义务规范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与环境权相比，学界对环境义务的论述却并不多，对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也少有涉及。诚然，国内有部分学者譬如徐祥民、周玉华[6]、田其云[7]、刘卫先[8]、王彬辉[9]、胡中华[10]1-174、刘明明[11]、范正伟[12]、田圣斌[13]等对环境义务也有论述，其中周玉华、范正伟、田圣斌等学者还明确提出了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或相近似的观点：相较于环境权而言，环境法律义务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为立法者无论如何重视环境权的规定，都应当更加重视环境权所对应的义务规定以及相应的违反义务的不利后果的规定，“否则，这就不是法律，而只是道德的权利宣告”[5]11-12。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特别强调环境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职责和环境法目的的圆满实现，十分重视行政相对人环境义务的切实履行，主张通过“精心设定环境义务性规范以及违反这些义务规范所要遭致的不利后果”来限制和约束各种有害于自然的人类活动以便达致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实际上，权利的对应面是义务，没有义务的自觉或强制履行，权利必将落空，所以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既非漠视主体的权利，也非“义务本位论”的回归，而是对权利以及对“权利本位论”“最给力”的捍卫与落实！申言之，环境法“义务重心论”并不否认环境法主体所享有的具体环境权利，相反，其恰恰侧重通过设定大量、明确、操作性强的义务性规范来确保环境秩序的相对稳定和环境权利的最终实现。

准确诠释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还需厘清其与“权利本位说”、“义务本位说”等相关概念的异同。“义务重心论”基于法律总体是社会自控工具，授权和命令规范是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法的社会自控功能主要体现于义务性规范等基本认识，认为法的重心在于义务[14]，它以法律的实效和手段性价值为基点，回答了法客观上“是什么”的问题，属于事实判断，要解决的是义务如何配置及其可操作性问题；而“本位说”则是从应然法的基点上作价值分析，是一种对法的本质进行追问而得出的结论，它回答了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属于价值判断，要解决的是法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也正如孙笑侠先生所言，从整体上看，“权利本位说”和“义务重心说”都是正确的，只是各自研究的基点与方法不同而已[15]。由此可见，法的“重心论”与“本位说”并无对错之分，二者仅仅是各自的研究视角、方法不同罢了，强调法的“义务重心”并非就排斥或否定“法的本位”（不管是“权利本位”或是“义务本位”）；相反，通过对环境法“义务重心论”的倡导，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环境义务的角度重新审视、探究环境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也将为环境立法改革提供新的理念和开辟新的路径。

准确诠释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不仅要在概念上对其作出精确辨析，也需明确其在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笔者认为，坚持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有助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逐步推进环境立法从粗放式、数量型、“宜粗不宜细”的状态向科学化、精细化、“宜细不宜粗”的方向进行历史转型，以增强环境法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坚持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有助于对中国当前如何通过“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改革增进法律实效提出应对方略，以强化各主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与责任，改变环境法多为“豆腐法”、“口号法”、“花瓶法”，“不好用、不能用、不够用”的现状[16]；坚持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用“义务重心”的环境立法改革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充分发挥环境法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保障作用，避免形成“用環境权的伸张抵制环境恶化”的路径依赖[1]。总之，主张与倡导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不仅有助于当下解决相关主体怠于履行环境义务、环境法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痼疾，也有助于我们克服在环境法学术研究中对环境权理论的路径依赖，对环境法治实践也将不无裨益。

二、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

环境法“义务重心论”的提出不仅源于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现行环境治理困境的深刻认知与反思，也源于自然规律客观性、人类需要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特殊性的“倒逼”，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一）自然规律的客观性

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上。首先，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在自然规律作用下，自然环境有一个生产有机物、降解污染物及维系生态平衡的最大承载力，这就给人类活动设置了一个极限边界

田其云把极限边界表述为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大自然如大气、江河、海洋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能力，森林、草原、水资源等最大供给能力等极限。田其云《探讨<环境保护法>的出发点》（《中国环境资源法学评论》，2007年卷9）。徐祥民认为自然的环境资源给人类划定了边界，人类只能在这个极限范围内活动。徐祥民《从全球视野看环境法的本位》（《环境资源法论丛》2003年第3卷，第20页）。，当人类活动超过了这个极限边界，自然环境也就无法发挥自身的调节功能，势必会导致环境受污染与生态被破坏的严重后果。譬如，大气、江河、海洋、湖泊、土壤具有容纳污染物的极限容量，动物、森林、草原、土地等也有最大的资源供给能力，当人类活动超过其最大承载力，就容易造成生物圈的紊乱，以致产生大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和资源短缺等环境资源问题。自然万物都有其生长规律，人类活动不仅要善于发现自然规律，更要遵循之，否则必将遭致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其次，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受自然规律的影响，部分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一般要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地壳运动和物理化学作用方可积淀而成，一旦耗尽，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面临重大威胁。此外，能源资源的充分燃烧或不充分燃烧都将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和固体废弃物，如二氧化硫、一氧化氮、粉尘、氰化物和炉渣等有害物质，这些对业已存在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诸如此类的严峻环境资源危机与生存挑战，人类唯一的自救方法就是对自身可能有害于自然的行为加以限制与约束。实际上，环境法“义务重心论”绽放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环境问题深刻认知、理解、反思以及理性选择的思想火花；环境立法以义务为重心，事实上也凝聚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高度觉醒与自觉遵循。环境容量有限性与自然资源稀缺性警示我们：人类不能挑战自然的极限边界，而应当学会自我限制。自我限制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就是义务的设定，它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服从有利于自然的总体安排，约束自己有害于自然的各种行为，它用限制性的措施规范人们放纵自己的牟利欲望，履行持续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义务。

（二）人类需要的基础性

环境法“义务重心”的客观依据还取决于人类需要的基础性，因为良好的环境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前提条件[10]19。人类的基本需要主要表现为生存、健康和发展。生存是人类基本需要的前提和基础，若生存不能保障，人类将命悬一线岌岌可危；健康是人类生存的延伸，若健康不能维系，人类将无法保持种族的繁衍和文明的延续；发展是人类基本需要的最高追求，若发展不能保障，人类则无法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迈进。人类只有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地活着，发展才有意义。正如英国学者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所言：“由于身体的存活和健康是任何文化中、任何个人行动的前提条件，所以它们构成了最基本的人类需要——这些需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行为者才能有效地参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17]所以，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生存、健康和发展是维系人类延续之必要，只有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的基本需要才有保障。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则会葬送人类健康生活的美好愿景。为保障人类的基本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应不可避免地强调义务，否则，自然体系的崩溃将是不可避免的悲剧[18]76。可见，人类的基本需要已然是环境法“义务重心”正当性的现实依据，反过来，“义务重心”的环境法也将会有效保障人类能在良好的环境中生存和健康发展。

（三）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环境问题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环境破坏的毁灭性。自然体系虽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愈合以及保持恒常状态的资质，使其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或发生危机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危害却往往具有长期性、毁灭性与不可逆性，结果常常是灾难性的。譬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致使该地方圆几十公里内至今还是“死亡禁区”。又如，任何一种动物、植物，无论多么渺小或看似无关紧要，都是一个小的生态群落，如果这个小的物种消灭，那么这个生态体系也会随之坍塌，这对生物圈的影响而言无疑是致命性的。难怪罗马俱乐部的创建人贝恰（Aurelio Peccei）博士也曾感慨，“消灭其他的生命体，是比烧毁图书馆更为严重的罪行”[18]89，因为它意味着人类永远丧失获取经验与智慧的源泉。所以，人类面对“伤不起”的环境毁灭性影响，过分强调环境权利的主张往往显得软弱无力、无可适从。为防止环境灾难重蹈覆辙，人类必须学会未雨绸缪，以义务为手段自我约束和限制。

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也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全球性。20世纪以来，以全球变暖、臭氧空洞、土地沙漠化和酸雨袭击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唤起了人们对地球整体性的觉悟。这种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挑战与反思所得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在全球环境危机面前亟需加强合作、自我约束。这种合作与约束在法律上表现为以承担为主的环境义务合理配置，而非立法者对环境权利义务的任意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可见，环境法以义务为重心客观上并不应是人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不同主体间在环境问题上的“诺亚方舟”式徐祥民用“诺亚方舟”喻指具有利益共同体的人们相互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徐祥民《从全球视野看环境法的本位》（《环境资源法论丛》2003年第3卷，第17页）。的关系所决定。

三、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理念革新

从“法的技术”角度看，法律的与时俱进，实质上可视作义务的与时俱进，即义务的与时“新增”（增加新的法律义务）或与时“旧减”（减少旧有的法律义务）。环境义务的与时“新增”或“旧减”同人类自身对基于大自然的社会关系的逐步深入认识紧密相关，这种“逐步深入认识”往往与人类在基于大自然的社会关系中所遭遇的环境危险、环境损害或环境灾难紧密相关。事实上，环境法“义务重心论”的确体现出了人们在自然规律客观性、人类需要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特殊性“倒逼”下所作出的“自我救赎”般无奈的选择，但坚持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却须摒弃当前“亡羊补牢式”“倒逼”的立法理念。换言之，“义务重心论”源于自然规律客观性、人类需要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特殊性的“倒逼”，但“倒逼”不能就此成为环境立法的常态，更不能因此作为环境立法所应坚持的基本理念。

一般而言，“倒逼”有“倒过来逼迫、迫使”、“反过来促使、推动”等意，包含了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的万般无奈，反映出被情势所逼、迫不得已的被动与尴尬，并非积极、主动的自主选择与预先作为。“倒逼”在立法中往往体现为一种“亡羊补牢式”的立法理念，对潜在的危险严重缺乏前瞻性、预见性与判断力，非要等到出了问题、事故甚至灾难以后才会去想办法补救，所以经常错失良机，贻误发展。在环境保护领域，由于环境问题本身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灾难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如果在环境立法中还仍然坚持“亡羊补牢式”的“倒逼”立法理念，非要等到出了环境问题、环境事故甚至环境灾难以后才“蓦然回首”去通过环境立法来补救，那么“环境问题日趋恶化，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环境公害事件频生已经成为威胁和危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现状将很难得到根本改观。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在环境立法中必须增强预见性并具有适当的超前意识。为回应环境法的“义务重心论”，构建完善、高效的环境法律体系，中国的环境立法还亟需实现从“亡羊补牢式”的“倒逼”到“未雨绸缪式”的“预见”的立法理念革新。没有预见性的法律，除了耗费资源外，别无作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坚持“未雨绸缪式”的“预见”立法理念往往具有敏锐的预见性，其现实的针对性强，主动性高，实效性大。

所谓“存在决定意识，思想指导行动”，环境立法理念的转变亟需以环境法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前提，而环境法“义务重心论”的证立恰好为其立法理念革新提供了契机与理论支持。环境法作为人类理性选择的建构之物，其权利义务规则必须首先符合自然生态的规律以及满足环境宜居、生态永续以及确保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终与最高目的。正如徐祥民先生所言，环境法“以权利制度为路径取向”亦或“以义务制度为路径取向”，说到底由不得人类选择，这实乃“被决定的法理”[19]。概言之，环境法的产生、发展与建构取决于自然规律客观性、人类需要基础性以及环境问题特殊性，尤其是取决于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和生态规律，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极限边界原理决定了“义务重心”是环境法的应然逻辑和路径取向，唯有以义务为手段才能实现对人类的自我限制与约束。

实际上，中国的环境治理现状依然是“年年立法，年年治污，年年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速度”[20]。环境立法所体现的实质上还是“先污染，后治理”或“亡羊补牢式”的“倒逼”理念，这种理念相对于当下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理论态势而言显然是落后的、短视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不难看出，中国环境立法理念仍在坚持“亡羊补牢式”的末端控制模式，不仅缺乏相应的“预见性”，也缺乏必要的“回馈性”，所以环境法治的现实困境促使我們不得不反思现今中国环境立法理念准备的欠缺以及倡导环境法“义务重心”立法理念革新的必要。

环境立法理念革新固然重要，但如何实现向“未雨绸缪式”的“预见”的立法理念革新的转变却非朝夕之事。环境法“义务重心论”客观上要求环境立法具有“预见性”和“回馈性”，这就促使立法者在构建环境法制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把握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合理预见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对自然生态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以防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此外，环境立法不应仅停留在“保护”环境的层面，还应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承担更积极的“给付”环境、“养护”生态和“回馈”自然的义务。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唯有人类才是理性的物种，这是大自然所赋予的“恩惠”，人类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大自然的“恩惠”，公平、合理、有效地配置环境义务和设计法律制度来承担起对大自然的主要义务，当然，这也是保障人类自身基本需要的应然之义。

四、环境立法“义务重心”的路径拓展

理论的使命在于实践，在于改变世界[21]。同理，环境法“义务重心论”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环境法的可操作性，增强环境法的实效性，更公平、更彻底、更有效地实现环境的宜居美好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双赢。

（一）合理配置各主体的环境义务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人类全部影响环境的行为，其中包括企业行为、个人消费行为，也包括社会性活动、政府决策和国家机器的运转[22]。所以，承担环境义务的主体理应包括国家、政府、公司企业和个人。从环境问题的发展看，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主体的环境义务规范配置不合理和义务履行不到位所造成的。所以，环境立法应从合理配置国家环境义务、政府环境义务、公司企业环境义务与个人环境义务入手。事实上，如何公平、合理和高效地配置环境义务是一项异常复杂、浩瀚的工程，这不仅仅是立法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牵涉人与环境间伦理、道德和正义的复杂问题。国家承担环境义务是从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环境权利义务而言的，承担环境义务的大小取决于国际环境协议、国家能力大小及国家的发展程度。因此，国家之间应当在法律、科技、环保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各国积极承担国家环境义务。政府环境义务是建构环境法义务的重中之重，政府应切实落实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的职责，诸如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和环境许可证制度等，以“人的利益保护最大化”为价值追求，承担起积极给付、回馈大自然的义务。公司企业作为市场上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的环境义务包括：有害预防义务、有害控制义务、清洁生产义务、环境信息报告义务、接受环保核查义务和环境安全注意义务[23]。个人作为市场的消费者，个人的消费方式、行为方式与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消费者环境义务主要包括适度消费、循环消费、妥善处置消费废弃物等方面的义务[24]。

（二）扩充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

受“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传统的法律制度过度地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索取，即便规定了人对自然的保护义务，也仅仅是消极的义务，而忽略了人对自然回馈的积极义务[11]。相较于传统的消极环境保护义务，环境积极义务注重对污染源头的预先控制，强调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对大自然反哺和回馈。环境积极义务的内容主要包括给付义务、养护义务和回馈义务，三者看似内容表述一致，实则有略微的差异。环境给付义务的主体是政府，作为行政资源的拥有者，政府理应承担起增进环境公益和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等最基本的环境积极义务[21，25]。例如，政府应承担退耕还林、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行政给付义务，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之需要。环境养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公司企业，其客观依据来源于环境法“污染者治理，开发者保护”的原则，公司企业作为资源的主要利用者、环境的致污者，本着公平正义的原则，应当承担起环境资源的养护义务，走循环经济之路把环境资源当作自己的“新生儿”予以精心呵护、养育。环境回馈义务的主体是全人类，它是环境保护积极义务的最高要求。它要求每个人，不论国家民族、不论富贵贫贱、不论年长年幼、不论能力大小都应自觉承担起回馈、反哺大自然的神圣义务。

（三）增加环境义务的履行方式

现行环境法所规定的义务履行方式主要有两种：自觉履行和强制履行。自觉履行有赖于环境义务主体的主观认知。殊不知，义务主体在道德素养、认知水平和自觉性等方面千差万别，再加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仅仅依靠义务主体自觉履行环境义务的美好愿望往往容易破灭。强制履行虽然行动高效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但是行政主体往往执法方式粗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极易造成环境义务主体不公平的负担。为有效地落实环境义务，除了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两种方式外，环境司法也应作为重要的手段予以保障。针对环境义务“履行不足问题”（包括拒绝履行、延迟履行、不当履行、不能履行）而导致的环境行政“执法难、执法软”以及“以罚代治、一罚了之”等现实问题，基于环境污染具有非治不可且刻不容缓的特殊性，中国应尝试大力推广运用环境义务的行政代履行制度，即在环境行政相对人未履行法定环境义务或者具体行政行为所确立的环境义务，而该义务亦可由他人代为履行时，经环境行政主体责令限期履行，在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不按要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自身不具备治理能力的情况下，环境行政主体可以确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履行该义务并由环境行政相对人承担代履行费用，充分发挥柔性间接环境执法的优势。如此，既有助于维护环境执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提高环境行政效率。

（四）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

以往环境法对环境义务性规范以及违反这些义务规范所要遭致的不利后果往往缺乏“精心设定”，对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规定要么原则、抽象、形式单一和操作性差，多沦为口号性、政策性或者宣示性[11]条款；要么对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缺乏明确规定，致使一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缺失明确的法律责任以及有效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所以环境义务的履行效果大多令人堪忧。过于简单、原则甚至法律后果规定缺失的环境立法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却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这一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也无法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强化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责任、加大义务主体的违法成本，环境立法亟需向科学化、精细化、合理化的目标转变。申言之，各义务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法律责任应当明确具体、责罚适当、易于操作，责罚方式应多样而灵活，再辅之以经济激励和社会促进等手段，从而有效促使各主体自觉履行环境义务以及主动承担法律责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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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and legislative response of

“Centre of Obligation” in environmental law

TANG Shaojun， JIANG Yunfei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 PRChina）

“Centre of Obligation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law is derived from the aspect of “Law Technology”. It is different from “Obligation Standard Theory”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aspect of “Law Value”“Centre of Obligation Theory” is neither ignorant of the subject’s right nor regression to “Obligation Standard Theory”It is the most powerful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which means to improve the legal efficacyThe objective basis of “Centre of Obligation Theory” in environmental law is actually the objectivity of natural laws， the basal property of human’s demand and specialt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egal efficacy of environmental law by reforming the legisl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according to “Centre of Obligation Theory”， China’s environmental law need to reform legal theory and expand legislation pathThe reform of legal theory has to be change from forcing by previous errors to precaution of predictable risksThe measures to expand legislation path on “Centre of Obligation Theory” in environmental law include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each subject’s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 extension of active obligation contents， addition to fulfillment methods of environment obligation， and aggravation of legal results for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 obligation

Key words： centre of obligation；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 legal efficacy； legislative response

（責任编辑胡志平）

作者：唐绍均 蒋云飞

生态本位环境法论文 篇2：

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型

提要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环境法治客观条件与话语体系发生深刻变化， 环境法学研究须予以适时因应。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研究方法与基本话语廓清了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格局。作为环境法学研究逻辑起点和环境法律现象认知的中介概念——核心范畴及其建构须对新时代的转型需求予以回应，从一元的权利或义务本位走向二元的“权利—义务”范畴。环境法治客观条件的变化凸显环境法律制度的体系化需求，这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方法须对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化予以关照，环境法学方法本身也应走向科学化与层次化。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要走出西方话语禁锢，实现话语自觉，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权，必然需要回归到中国环境法学话语的主体性特征，走向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的田野，充分理解和利用中国环境法治资源，坚持开放并蓄的话语立场。

关键词 新时代 环境法学研究 核心范畴 研究方法 基本话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客观条件、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 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也决定了环境法学须在规范性与功能性之达成动态平衡，并予以革新。故中国环境法学研究亦需型构新时代的研究格局。格者，认知范围内事物的认知程度，局者，认知范围内所行之事及事之结果。格局不同，事物之认知范围及结果亦不同。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格局型构必将面临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刻转型。

一、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格局型构需重点关注三大命题

只有正确认知当代环境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梳理与揭示环境法学发展与法治需

求、法治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深度把握环境法学发展的整体走向，才能更有的放矢地型构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格局。而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则是其中需予以重点关注的三大命题。

一）环境法学核心范畴选择

首先須厘清环境法律制度建立与运行之前的价值起点是什么，当以何种核心价值范畴来推进与展开新时代中国环境法治？由此，有必要对环境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予以系统回顾。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涉及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环境法益论、环境法权论、环境行为论等议题。上述理论及议题所集中探讨的是环境法律制度建立运行之前的价值起点问题。而若将上述环境法学讨论还原为一个传统法理命题，即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那么当前环境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是什么？如何建构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理论？这在当下不容回避。就环境法学四十年发展的进程看，大致呈现着下述不同层面的回答：

权利理论、义务理论和法权理论等。

其一，就权利理论而言，在生态危机回应过程中，权利证成与救济成为环境法正当性的来源。从环境权利价值到宪法环境权，再到环境私法权利与公法权利，环境权利理论已然描绘出一张宏伟精致的理想图景。环境法要实现从无到有的飞跃，没有比借助当代权利话语更好的途径了。其二，就义务理论而言，伴随 21 世纪后中国环境立法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应运而生”的环境义务论在法律规范层面得以进一步呈现。而在环境司法中，相应的以环境权救济为诉求的司法裁判案件亦是寥寥。“以权利话语为依托的学术理论既缺乏描述性功能，又缺乏规范性功能——不仅对法律规范缺少解释力，而且无力指导法律制度的设计。” 因此，义务论坚持只有将义务作为核心范畴，才能妥当解释环境实定法法律现象，将为环境法理论与制度建设提供建构性支撑， 其三，作为新近产生的核心范畴理论，法权说跳出“权利—义务”的本位范式，以“权利—权力”为中心解释环境法学。但法权理论难以解释环境权在实体法中缺位的客观事实，也难理清环境权力与环境权利的边界。在环境法律权利缺位的前提下，“以权利制约权力”易堕入权

利泛化的自由主义趋向中，导致环境行政权力运作低效甚至无效。

可以说，上述三种关于核心范畴的认识，在特定领域有优势解释力，是特定环境法治背景下的优势理论。而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个难题——即当三者交汇于同一时空条件时，如何协调彼此在环境法学研究认识上的差异与分歧，以避免囿于不同研究起点、不同观察路径和结论，而可能带来环境法学研究理论根基的破碎化及环境法律本质认识错等境遇。因此“须对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达成共识”。

（二）环境法学研究方法优化

当给定核心范畴与价值基础时，如何将其落实到纷繁复杂的环境法律制度实践中？

这就需要遵循一定研究方法予以展开研究。即借助类型化研究方法，围绕核心范畴来建构环境法学体系。通过环境法律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完善和转化，促进法学研究深化，继而形成具有体系性、一致性的环境法学研究体系。回顾当代环境法律制度研究成果，无论是侧重公益性的环境规制制度，还是侧重私益性的环境救济制度，抑或是公私交融的环境利益衡平制度，均是特定研究方法运用的产物。

苏力教授曾将当代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概括为：“浴火重生的政法法学，边界模糊的教义法学，部门法学的社科法学转向”。基于中国环境法学在研究方法表现、时间先后等方面所形成发展表征，可将当前环境法学研究方法归纳为——表浅化的社科法学、隐逸的法教义学与迟到的政法法学。

首先，社科法学方法在潜意识或不自觉中被大量应用，但又多仅停留于社会科学研究表层，尚未真正进入法学研究方法深层。在立法研究中多采用环境质量的定量描述以论证环境立法的必要性，同时采用管理制度借鉴展开比较法研究。而在执法研究中对执法的利益得失、执法效率进行评价，多采用传统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方法。然而上述研究

方法难称真正的“社科法学”研究。其过度强调社会科学成果的引介，而忽视“法学”的转译功能。同时若对不同类型社科法学研究成果缺乏法教义学转译，易致使不同层次研究成果间缺乏法学意义上的逻辑关联。而不同学科背景下的观察，则因理论视角差异而导致无法求得共识，更无法聚焦法律的有效解释与适用，从而陷入法律外部的价值纷争，难深入至法学应用层面。

结 语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生态文明体系的新时代，不仅为环境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场域，同时对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的三重转型预示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将摆脱先验理论的束缚，走向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治实践;标志着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将从浅层的经验描述与现象观察走向深层次、科学化的理论建构;意味着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将走出西方话语禁锢，掌握中国环境法学话语权，逐渐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治模式推向世界。

作者简介：

马佳  性别：女，籍贯：河北省邯郸市  民族：回  出生年月：1985.08，职称：讲师，学位：硕士，院校：河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作者：马佳

生态本位环境法论文 篇3：

从对峙到和谐：互助下的利益共进

环境行政部门的环境管理与企业的项目开发和污染排放均具有正当性。因此，环境行政部门与企业之间需要把握的是利益衡平问题：企业可以排污，但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经济利益发展与地方环境容量调适的度。就此角度观察，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似乎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路的引导下，环境行政部门与企业成了进行利益争夺的对峙双方。于是，长期以来，环境行政部门与企业进行零和博弈。正是在此背景下，环保总局发动了三次环保风暴，促进了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执法工作，一改环境法的软法形象。然而，兴奋之余，深层次的思考接踵而至：环保风暴真的能解决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困境吗?即便是在环保风暴的风眼之中，个别大型企业也仍然我行我素，这不能不说是对环境法的藐视与对抗。但是，一味加强环境执法能彻底解决问题吗?环保部门的橡皮图章地位通过严刑峻法能真正解决吗?这会不会导致两种正当利益之间的恶性竞争循环，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于是，对抗后的理性反思，环境行政部门与企业难道真的只能是一种利益争夺关系吗?难道真的没有其他路径解决此困境吗?是否应该从源头重新构建环境法律制度?在重构环境法律制度过程中，环境法的功能应如何变迁才能应对此困境?正是通过这种理性思考，钭晓东教授在其专著《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中，以环境法益为主线，从法哲学的视角对环境法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提出了应对环境行政部门与企业之间零和博弈困境的具体路径——从对峙到和谐：互助下的利益共进。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核心命题，该书分三个层次层层递进深刻论述了环境法功能从对峙到和谐的进化路径以及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必然发展历程。

一、环境法的倾斜保护功能

单谈环境法的保护功能，本无新意，但就倾斜保护角度，则让人耳目一新，涉及到环境法的基本定位。曾有吕忠梅等学者主张：“环境法是社会本位法，亦即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作者对此表示赞同，但却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重新解读了弱势的概念，并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正是环境利益沦为诸多利益选择中的弱势利益的反映，环境利益的‘边缘性、贫困性、脆弱性、需支持扶助性与救助性’特征已表露无疑。”

根据社会法学派的观点，社会的变动，弱势群体及弱势利益的产生，必然带来新的社会冲突，也必然要求法律之社会控制功能的积极回应。如果法律的功能发展不能适应这一需求，就会产生法律调整力的真空，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并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的失控和国家政权的倾覆。为此，“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环境法正是为了倾斜保护沦为弱势的环境利益而建构(如何加强保护当前已逐渐沦为‘弱势’的农村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保护更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更何况还有代际利益的保护问题)，我们可以说，‘倾斜保护弱势，矫正失衡利益’就是当前环境法的本位功能”。

谈到倾斜保护，《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还提出了两个颇具创意的见解：一是‘集体性’环境问题的‘最小抵抗倾向’。根据此观点，污染与破坏总是向抵抗力最弱的一方聚集，生态越敏感区污染越容易交汇，经济越不发达地区越易出现环境破坏。而且诸多事实已经证明，许多生态脆弱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恰恰对解决环境问题及保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加强倾斜保护。

二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国内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环境污染是一种公害，环境利益是一种公益，故而环境保护的责任是社会连带的。不过，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责任是共同的、连带的，但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相应的责任分配就是一种形式均等。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当前只是一项国际环境法的原则，但在国内层面，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责任分担原则也应如此；更何况，在城市及相关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及农村都作出了相应的特别牺牲，或者说，城市及相关发达地区的发展甚至是建立在欠发达地区及农村环境状况破坏基础上的，因此，城市及相关发达地区在环境保护共同行动中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二、环境法的利益共进功能：从理念到手段

学术话语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在于“于旧之处”不断拓宽思考的边界，从而不断发掘问题的边界。如果仅仅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泛泛提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就不过尔尔，毫无新意。然而，如果深入思考，从理念到手段，提炼出新的观点，丰富其内容，则其创新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提出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同质同源理念，并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进一步指出：“在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同质同源和共生互动基础上，体现利益增进功能，是环境法功能进化的更深一层内涵。”同时，以同样的理念为基础，基于效率价值的需求，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认为，环境法的利益增进功能，是社会文明演进与选择的结果。

为了避免空中楼阁式的构建，《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从促进利益共进的具体手段出发，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详尽阐释。一是污染预防、风险控制与全过程控制。以废弃物管理和污染控制为核心、命令一控制为重心的末端治理模式曾在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末端治理模式对利益保护的不经济性与欠缺战略性，使善后观点往前移至预防，从而体现了污染治理模式与理念的进步。但是，仅限于传统视角的污染预防又是不够的。在当前，风险正在代替危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需要填补风险控制理念，强化风险控制机制，实现环境法功能的进一步深化。而正是环境管理手段，从“被动善后与补救到污染预防再到污染预防与风险控制并行”的进化，进一步体现并充实了环境法的利益增进功能。在深入探讨风险控制机制过程中，《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观点：强调“挖掘风险所伴生的利益增进机遇”，认为环境风险控制机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保护人们免受或降低环境风险所带来的利益损害，还包括对环境风险之利益增进机遇的利用。然而，环境管理手段的发展并未到此止步。为了进一步促进环境与经济利益共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战略得以实施，并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中得到贯彻实现。二是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化。循环经济是通过建立多层次循环系统来替代传统粗放型产业，从而拓展污染预防与治理的环节。循环经济借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系统的建立，借助企业生产内部的小循环、产业间的中循环、社会层面的大循环的三个层面的运转，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进而促进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保产业化则是促进环境、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利益共进的又一理性选择。环保产业化的发展，有利于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提高产业的环保综合能力，促进重点、难点污染源防治问题的解决。对于经济利益来

说：从宏观上看，培植环保企业可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微观上看，我们可以借助产业化的规模效应来提高资金与资源利用效率，防止重复建设；同时，通过污染防治的代履行，一定程度上也能使某些支柱产业甩掉污染防治负担，提高资本的边际利用效率。

最后，《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一针见血地指出，利益的“多样性共生、制衡性共进、乃至循环性再生”是生态文明的要求。真正的利益增进应是多方力量互助下的多元利益的共进，是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也对环境法功能“从功能分立到功能互助”进化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建构了平台。

三、利益共进模式的社会选择——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助共赢

环境利益的公共色彩，政府对企业的环境管理一度成为主导话语，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一度成为常态。然而，无论政府抑或市场失灵，要想实现利益共进，管理用语由于与政府的单方意志联系过于紧密，显然已不太适合如此语境。在此背景下，具有合作共进内涵的治理话语进入环境法学者的研究视野，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甚至可以说，环境治理已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走出困境的钥匙。利益共进与环境的治理、善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环境治理是利益主体之间互助共赢的过程，而利益共进是这样一个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谁也离不开谁。有关环境治理的研究，已有诸多学者涉及，更何况最近几年有关治理的研究突然在学术界受到空前的关注，治理、善治等词语也已渐渐发展成为时髦的话语。因此，对本命题而言，本无新意。但是，循着利益共进的思路，反推环境治理的必需，并对环境治理进行新的诠释，对传统环境管理提出颇具新意的尖锐批判与反思，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

在将市民社会与善治的基本理论和环境治理进行很好的融合以后，《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笔锋一转，对“以政府为环境治理惟一主体”的命题进行了颇具新意的尖锐批判与反思：一是“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表而管理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其并非环境公益的惟一代表，我们必须走出“公益等于国家公益”的误区，体现环境公益维护者的多元趋向。二是政府的利益平衡能力是有限度的，利益代表也是有取向的，在利益取舍时并不具有中立性。因此，一定程度上，国家不过是其组成成员实现偏好的工具。三是政府是否是环境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能否尽力维护环境利益存在疑问。政府兼有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任务，而事实常常是，在没有优先保护的要求时，在政府的议程上，优先事项一般都是国家利益、实力和经济增长，环境事项总是次要的和从属的，环境利益常会沦为牺牲的对象。正是在此批判的基础上，《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提出利益主体互助路径之一：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原来仅作为公共利益的环境利益也由政府的一元独占向政府、市场主体、公众三元支撑趋势发展，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模式运作体系。在此体系中，每一主体将围绕环境利益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整合，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冲突与整合；而每一种利益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整合，都需要主体通过对其利益的行使和维护来实现。诸如此类的现实都决定了在社会转型中，欲实现良好的环境利益保护与平衡，必须实现环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变革，实现多元主体的互助。

对于主体的互助路径之二：环境行政机制的多元化，《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通过需求诱致型与政府强制型的比较，从全新的视角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环境行政机制多元化的运行原理就是希望能在传统的政府强制型基础上，引入需求诱致型机制。而就需求诱致型机制而言，其运行路径比政府强制型要短得多。而且，需求诱致型机制变迁的风险远比政府强制型分散，易获成功。因此，凡是能交给微观主体进行的制度创新，就应尽量给予创设条件。政府应把自己作为创新的次级行动集团，为微观主体提供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服务，把政策目标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上。鉴于中国政府不仅是正式制度的供给者，而且还掌握大量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因此，必须增强政府的能力和效率，在信息比较确定的基础性制度上，推动微观主体在新环境下实现新的制度创新，从而使环境行政机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引入非权力行政方式。

四、结 语

就法学理论支撑而言，环境法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环境法学研究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法学学术氛围。非常欣喜，这样的学术氛围正在形成，如此结论源于一批诸如《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环境法学著作的出版。该书摆脱了传统法的功能的研究路径，独辟蹊径，结合环境法治的实践，论证了环境法的功能适应社会变迁的必然进化结果——从对峙到和谐：互助下的利益共进。《论环境法功能之进化》也许有着诸多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需要各位环境法学者认真阅读后的批评指正，但绝难否认的是，其创新棱角分明，试图达致法学理论与环境法治实践融合为一体的境界，而读者在阅读时亦能感觉到作者艰辛创作的脉搏。

参考文献：

[1]吕忠梅，环境法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RichardA，Epstein，简约法律的力量[M]，刘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周振新)

作者：田红星